合天下之全势·第十一

作者：饶胜文 ·中国

　自古兴衰更替，天下之全势必取决于中原。进取天下，中原为必争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天下统—，形势集中于中原；天下分裂，形势分散于四方。从治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治乱兴衰固然不全由地理因素决定，但在地理上体现出的轨迹却是这样的。

　　中原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处四方之中，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中原有事，必影响四方；四方有事，必波及中原。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但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天下纷乱之时，中原每成群雄逐鹿的局面。然而，逐鹿虽在中原，但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多不起于中原，而起于四角。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累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在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

　　秦、西汉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秦自商鞅变法之后，经数世的积累，到昭襄王时，已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但秦屡攻齐、楚，而获利不大。范睢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认为：“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 [ 注：《史记》卷七十九范睢传 ] 秦用范睢之谋，大大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杜牧作《罪言》，以秦得韩为“折天下脊” [ 注：《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杜牧传 ] 。西汉统一天下，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而决战在中原。唐起于河东，先入据关巾，抚定关陇之后，即出关攻王世充，争河南。李世民攻洛阳之战，一举歼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支势力，北方粗定。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以为都。然后，遣将四略，东平张步、董宪，南定秦丰、田戎，西灭隗嚣、公孙述，北扫彭宠、卢芳，统一天下。

　　西晋和隋都是以北方平定南方而统一天下，他们所凭的基业却都因袭了前代的成资。西晋灭吴而统一天下，其基业因袭了曹魏时期积累下来的成资。曹操据中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统一北方，为西晋日后统一天下打下基础。隋灭陈而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却可由北周一直追溯到西魏。西魏宇文泰在东魏高欢两攻关中不利之后，即反守为攻，出关争河南，双方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后又趁侯景叛东魏之机，夺占河南大部土地；至北周时，双方又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进取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平定江南，然后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包卷河南，直抵潼关，控制中原之后，再才北上攻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

　　进取天下之日，中原为必争之地。天下既定，控御四方，安定四方也取决于对中原的经营。我们可从历代都城的建置来看它们对于中原的重视。

　　西汉立都关中，却以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与弘农俱属司隶校尉部。司马迁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 汉文帝时，又按贾谊的策划，增强地处中原的梁和淮阳两大封国，以备东方同姓诸侯王。按贾谊之议，“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 注：《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

　　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南阳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势。
曹魏也定都洛阳，但立五都之制，以谯(今亳县)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本基，均建为陪都，与洛阳一道，号为五都。实则谯、许昌、长安和邺城分峙洛阳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营合肥、襄阳、祁山为重镇，对抗吴、蜀。魏明帝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必破之三城之下。”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二魏纪四 ]

　　隋、唐都立都关中，但都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时，还环绕中原腹地挖长堑以备御东方，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今新乡东北)，渡河，至俊仪(今开封)、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 注：《隋书》卷三炀帝纪 ] 唐代陪都之制变易颇多，大抵前期以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后期又曾以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设陪都之制。后梁以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后唐以洛阳为洛京，长安为西都，太原为北京；后晋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后汉和后周也都设两京之制，同于后晋；北宋建都前期同于后周，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时又建宋州(今商丘)为南京，宋仁宗时又建大名府为北京，号为四京。

　　明初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凤阳府为中都。迁都北京后，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中都仍不变。

　　大抵立都关中时，必资河南以控御东方；立都河南则本身就是一种“中天下而立”的气势。洛阳和开封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秦观曾经说过，“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矣。”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一 ]

　　经营中原以维系四方，控御四方，这只是一个帝国体系的经营中枢，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枢向四境的层层辐射中，对于那些潜在着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当作重点的防备。如秦、西汉立都关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隐患，秦、西汉遂致力于肃清陇西、河西，重戍河套、渔阳、上谷；立都河南，对于关陇、幽燕这些形胜之地则必严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阳，立五都之制，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置合肥、襄阳和祁山为重镇。

　　如果是分裂的潜在因素并未完全消弥，真正的统一并未完全实现，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么，中原四面受敌的隐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时，问题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于中原，但这几代政权并未完全统一天下，政权频繁更迭，很不稳定，因而先受制于山西，后受制于河北。

　　还是在唐末，割据山西的李克用便一直是朱温在北方的最大劲敌，朱温直到建立后梁政权也未能平定山西。后梁立足河南，一直为山西所扰，并最终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权所覆灭。后唐末，石敬塘又据山西起兵，并引契丹兵入援，后唐遂重蹈了后梁的覆辙，也亡于起自山西的势力。自后晋失幽云十六州之后，河北国防险要丧失，河北形势实已残破，立足中原的政权便一直受到自河北而来的塞外游牧民族的侵逼。后晋与契丹交恶，契丹铁骑南下，后晋很快灭亡。北宋时，河北受辽侵扰，关陇受西夏侵扰，西南还有大理政权，四境之患并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积贫积弱与之有很大关系。像上述的这几种情况，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颓势，而不能作根本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