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险固·天府之土—四川·第六

作者：饶胜文 ·中国

出自————《布局天下》《四角的军事地理形势·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山川形势

　　 长江、黄河分别流贯中国南方和北方。四川和关中在南、北方都据上游之势。诚如前人所论：“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

        故河北（黄河以北之地）、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 ]

　　 在几大战略要地中，论山川险固，无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国地形中东西向的山脉与南北向的山脉在这一带纵横交错，形成封闭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脉东西延绵，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横亘其北，为其北部屏障，也是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巫山分布于其东；折向西南，经大娄山而与云贵高原相接。

　　 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重山峻岭，层峦叠嶂，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四川的西、南两面地形地势险恶，在古代多属羁縻之地；东、北两面是其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方向。（见图2－4－l）

　　 四川每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境内，长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底部，东流出川。江河冲积，形成肥沃的平原，宜于农业生产。四川地区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偅，西近邛、笮马旄牛。”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常璩也曾记载过蜀地的物产，称“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犛、犀、象、毡、牦、丹黄、空青、桑、漆、麻、苎之饶。” [ 注：《华阳国志》蜀志 ] 四川地多盐井，获利丰饶。

　　 四川的开发比较早。战国时，秦蜀守李冰营都江堰，灌溉良田千里。秦汉时期，蜀地富商闻名天下。东汉初，中原饥谨，而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诸葛亮隆中对策之时，称益州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唐宋时期，益州富裕与扬州相埒，赋税为天下最。

　　 昔人常称蜀道艰难，实际上，这主要是说四川与外部之间的交通条件很差，而在四川盆地腹地成都平原，交通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谓“浮水转漕之便”主要是利用长江及其支流建立起来的江河水运系统。长江下通东南，主要支流氓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乌江、金沙江则通往盆地四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尤为盆地腹地的交通要道。涪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岷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沱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三水皆为成都与重庆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成都和重庆是这个水运系统的两大枢纽，分居其上下游。

　　 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其东、北两个方向。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两个方向的往来通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

　　 由重庆东出，经三峡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为其门户，瞿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其附近。

　　 夔州即今奉节。《读史方舆纪要》称夔州“控带二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喉吭。”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 四川四 ] 夔州扼守江关，为四川的东面门户；从东面入川，不下夔州，便无可能；一下夔州，便已过三峡之险，而夺蜀之东面门户。故王应麟称夔州为“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 [ 注：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 ]

　　 战国时，巴楚相攻，楚置捍关以拒巴。东汉初，公孙述割据益州，遣将军任满下江州（今重庆），东据捍关，后又遣田戎出江关以攻夷陵；东汉大将岑彭攻益州，先破田戎，入江关，益州东面门户遂开。三国初，刘备为收复荆州，率大军出川攻吴，在夷陵惨败之后，退屯白帝，扼守江关；刘备死后，李严屯白帝城，以备东方。西晋灭吴，王濬楼船之师自益州东下白帝，以攻吴之西陵。东晋时，恒温讨李势、朱龄石平焦纵，也都由白帝逆江西上。南朝刘宋为控御三峡一带的蛮夷，特设三巴校尉，治白帝城，以确保益州与东南联系的畅通。隋灭陈，杨素益州之师，亦由白帝而下。唐平萧铣，李靖率军自益州出夔州。五代时，王建、孟知祥先后割据四川，也都以夔州为其东面门户。北宋平蜀，刘光义由归州进克夔州，因以入川。明初，明升据蜀，傅友德从北面进攻，汤和从东面进攻，蜀军固守翟塘，汤和百计攻之，才下夔州，遂与傅友德合围成都。

　　 川东地区虽以夔州为门户，其形势之重却归于重庆。三峡上下，两岸皆崇山峻岭，长江水道在这一带犹如一个细长的瓶颈，东出宜昌，西出重庆，地势才稍稍平坦，重庆便处在这个细长瓶颈的西端。在夔州与重庆之间，长江两岸的山脉大体与长江平行，这样，从四川经三峡东出，要想绕过重庆是很困难的。重庆一带众水汇集，北面的涪江、嘉陵江、渠江会合后，在重庆汇入长江，南面还有綦江、赤水河等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在蜀道艰难的四川，江河运输是其最主要也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这样，重庆在川东地区实居枢纽地位。

　　 从三峡入川，到重庆后，可分几个方向通往成都：循涪江北上，可至绵阳而出成都之北，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合州（今之合川）为其重要据点；从重庆溯长江、岷江而上，可出成都之南，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嘉定（今之乐山）为其重要据点；另由重庆西上，再由沱江北上而趋成都，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沪州为其重要据点。

　　 东汉岑彭讨公孙述，在江州（重庆）兵分两路，遣臧宫行内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刘备入成都，取道内水；东晋时，恒温平李势，取道外水；刘裕遣刘敬宣讨焦纵，刘敬宣先从外水进攻，不利，后刘裕再遣朱龄石攻焦纵，密赦朱龄石以疑兵从内水进攻，仍以主力从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从中水取广汉。

　　 内、外水为重庆与成都之间的主要通道，内水涪江尤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绵阳、合川分处其上、下游。绵阳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夺成都之险。合川即古合州，三江汇集，“凭高据深，屹为险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游。

　　 川北门户则无如剑阁。四川与汉中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西魏尉迟迥取梁益州，后唐郭崇韬伐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门户。

　　 在剑阁县北二十五里有剑门山，亦曰大剑山，其东三十里有小剑山。两山相连，山势绝险，飞阁通衢，谓之剑阁。大小剑山延绵两百多里，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谓之剑门关。因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名剑门。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剑门关之险绝无夸张。三国末，钟会率大军入汉中，南下阳平关，将趋剑阁；姜维从沓中疾速回兵退屯剑阁，列营守险，以拒钟会，钟会大军不能进。两晋时，巴氐人李特率关陇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见剑阁之险，感叹道：“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 李特载记 ] 后来李特之子李雄割据益州，建立成汉。南北朝时，南北双方争益州，剑门关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将邢峦攻取南朝萧梁之汉中，并南入剑阁，梁军退保涪城。邢峦上表魏主，请求增兵，乘胜取蜀，表中称：“蜀之所恃，惟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图。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梁承圣二年（553年），西魏大将尉迟迥率军攻益州，梁将杨乾运以剑阁降魏，尉迟迥遂入剑阁，占领益州。五代时，后唐军攻孟知祥于益州，前锋入剑门关，破剑州，但以大军不继，退保剑门，孟知祥闻讯，急遣军赴剑州屯守，后唐军再次来攻，败还，孟知祥遂割据益州。后周王景攻后蜀，蜀主敛兵聚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时，王全斌统兵伐后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军扼剑阁以御之，宋军不能进。后有降卒向王全斌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守之，对岸有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由此进兵，则剑阁之险不足恃也。” [ 注：《宋史》列传卷十四 王全斌传 ] 王全斌采其议，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剑门之南，夹攻剑门，才破剑门关。明初傅友德不攻剑阁而出阴平故道，亦属避实击虚，绕开剑阁之险。

　　 在剑阁南北，又有绵阳和广元夹峙剑门险要。广元为历史上的利州。自汉中由阳平关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护即为利州。由利州可西趋剑阁，也可向南迂回阆中而出剑阁之后。以受敌次序而论，实以利州为首险。守利州可以同时屏护剑阁和阆中两个方向。

　　 绵阳为历史上的涪城、绵州，为剑阁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据点。自剑阁、阴平两路趋成都，都必经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游，控守自内水趋成都之路。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蜀汉延熙四年（241年），蒋琬请自汉中徙屯涪城，说：“涪水陆四通，惟亟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 [ 注：《三国志》卷四十四 蜀书 蒋琬传 ] 北魏邢峦、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锋均已破剑门关，蜀军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峦在表请魏主增兵取蜀时说：“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故守涪城，可以应接三路；涪城不守；则成都大势已去。

　　 四川北面另有阴平道可通陇上。阴平道以地居岷山之东摩天岭之阴（北麓）而得名。由阴平（在今甘肃文县）而南，经龙安、江油至绵阳，可出成都之北。在阴平东南有桥跨白龙江上，即所谓阴平桥头。阴平道极险峻，平时惟樵猎可通。

　　 蜀汉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北伐，平定阴平、武都，谓“全蜀之防，当在阴平”，因而置戍；后因“流马”小船发明，白龙江水运频繁，因而开发成为川、陇之间的一条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钟会、邓艾伐蜀时，屯田沓中的姜维闻讯提醒后主亟遣兵守护阴平桥头，后主却未在意。姜维迅速回军扼守剑阁，扼钟会大军于剑门之外。邓艾向司马昭请示从阴平道进兵：“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趋）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钟）会可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司马昭从之。邓艾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出剑阁姜维军后，先登至江油，击破涪城、绵竹，进逼成都。刘禅震惊，自缚出降。

　　 自邓艾以后，阴平遂成为取蜀之一捷径，据蜀者亦多注重对阴平道的防御。五代时，石敬塘攻两川，西川帅孟知祥一面遣军争剑阁，一面派军趋龙州（今龙安），扼守要害，以备阴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军欲从阴平道进兵，因西川兵有备，败还。明初傅友德伐蜀，扬言出金牛道，而潜引大军循邓艾阴平故道而趋成都。

　　 这是川北的几条交通孔道。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进出最为便捷，故金牛道为川北要冲，剑阁为其门户，为历代攻蜀、守蜀者所重视。阴平道则以地形偏僻险恶、易被忽视而更隐蔽，由此进袭成都往往能收出奇制胜之效。从米仓道南下巴中可趋重庆，南北对峙之际，由米仓道进军可威胁川中与东南之间的交通线。

　　 这是四川东、北两个方向交通孔道及其攻守要点的大致情况。前人有言“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 四川二 ] 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全据大巴山之险。

　　 相比较而言，汉中对于四川的意义又有过于江陵。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之间，汉中对四川拥有地理上的优势，而对关中则只是共享秦岭之险。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的归属关系到南北均势能否维持。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而越大巴山南进则相对容易。若汉中归北方，双方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故守汉中是守四川之上游。而江陵居四川之下游，自江陵入翟塘，须逆江流而上。历代攻蜀，从汉中入剑阁灭蜀者居多。所以前人有言“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 四川一 ]

　　 北守汉中，东据江陵，这种态势不但守险稳固，以进取而言，亦较积极。据江陵可以东临荆楚，守汉中可以北窥秦陇，且藉汉水东下，还可呼应两路以出中原。历史上，以公孙述全盛时期和刘备跨有荆、益、汉中之时为历代据蜀者最好态势，而以荆邯对公孙述的建议和诸葛亮的隆中对为经营四川的最好策划。

　　 二 、四川在南北分合中的地位

　　 四川据长江流域的上游，故历代经营天下者无不汲汲于四川的上游之势：以北方进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顺流长驱，直下东南；以南方对抗北方，确保四川可以屏护上游，确保江南形势的完整。

　　 在统一战争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蜀之国。巴、蜀分据两川（川东、川西）。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其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巴蜀之地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我们可一再看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之类的威胁。秦据汉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地位。西汉初，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巴蜀之地为其统一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说四川的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还是潜在的，那么，秦汉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四川地区的战略意义开始突现出来。

　　 三国后期，邓艾刚刚灭蜀，即上表建议经营蜀地为伐吴作准备：“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邓艾虽死，但后有王濬在益州经营水师，图吴上游。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后来西晋灭吴之战，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议展开。（见图2－4－2）

　　 自此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启发着以北方图江南者的战略思路。前秦苻坚伐东晋之战的进军部署即与西晋灭吴之战如出一辙。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为伐晋之战的前奏，苻坚遣军攻打襄阳，并欲亲自出征，凉州刺史梁熙谏阻苻坚出征，并陈伐晋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 晋纪二十六 ] 伐晋之战拉开序幕后，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别率军趋淮河和襄阳外，另以姚苌督益、梁二州诸军事，率蜀地之兵顺流而下；只是前秦战争准备不充分，以至淝水一败而全局崩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灭陈而告终结。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益州三个方面同时进攻：盖州方面，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上游各地之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建康与上游的联系。杨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舰，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大举之日，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杨素坐平乘大船，陈人叹为江神。杨素、杨俊将上游陈军悉数牵制在湖北境内。贺若弼、韩擒虎则率军在下游强渡长江，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军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发起进攻。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三次攻入四川，并试图由重庆、万州、夔州东下，出荆襄之上；蒙哥汗时期，蒙哥汗采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包围战略，欲以迂回南宋长江防线的后方，其进军云贵之战亦以攻略四川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军三路，倾国南下，蒙哥亲率蒙军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与其它两路会师鄂州，再顺流直下，攻取临安。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阵亡后，蒙古军北撤。到忽必烈汗时，蒙古军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但无论是攻襄阳期间还是后来东下临安期间，蒙古军都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以破坏宋军上下游之势的维系。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

　　 南北对峙时，四川对于南方的意义有过于北方。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窥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 [ 注：《亭林文集》卷六 形势论 ]

　　 三国时期，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势的形成，实赖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以共同维系长江上下游之势。孙权袭荆州后急于与刘备和好，诸葛亮主政后也设法修复孙、刘联盟，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是后，蜀汉的北伐与孙吴的北伐东西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国北伐功虽不就，但对三国鼎立局面的维系无疑还是功不可没。待魏灭蜀，控制四川上游，吴只得增戍荆州，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鄂州），以应付上游“受敌二境”的不利形势。随着名将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上游的形势极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东晋南朝时期，桓温和刘裕分别以平李势和焦纵而收复四川，使长江上游获得屏护。西晋末年，四川即为巴氐人李特所据，李氏所建成汉政权一直延续到东晋。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江夏相袁乔建议恒温伐蜀：“今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 桓温遂率军伐蜀，收复益州。

　　 苻坚伐晋之战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汉中、益州和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遣军攻取梁朝益州及荆襄之地，南方遂渐趋不利，连维系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与金对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陕－荆襄－江淮一线形成“常山蛇势”，以四川与陕西相表里，共同维系上游之势。四川既为东南上游屏障，又为甘陕前线的后盾。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与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对四川的大举进攻曾使两川残破，南宋实赖名将余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动摇。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哥意识到欲破南宋江防体系，必须从上游着手，遂亲自统兵攻四川，甚至不惜亲临合州钓鱼城下，指挥攻城，结果中炮石重伤身亡。蒙古军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继续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为一个单独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东南的压力相对还要轻一些。但是，作为长江上游的四川与作为黄河上游的关中靠得如此紧密，而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中间又隔三峡险要，联系脆弱，以至四川地区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很难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时，北魏邢峦攻取梁州后，上表请略益州，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 [ 注：《北史》卷四十三 邢峦传 ] 即是看到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在四川的不利形势。

　　 因此，尽管四川居长江上游，对于东南意义重大，但在南北双方对四川的争夺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开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

　　 三、试析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的原因

　　 在分处四角的几个区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闭，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治乱交替之际，四川总会产生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四川为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25年－36年）所割据；东汉末年，四川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后又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221年－263年）所割据；西晋末，四川又为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304年－347年）所割据；东晋末年，四川又为焦纵所割据（405年－413年）；五代时，四川先是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907年－925年）所割据，后又为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934年－965年）所割据；元未，四川又为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1362年－1371年）所割据。

　　 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不产生独立的割据政权。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么多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没有一个政权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尝试着作一些探讨，提出几个在我看来很有关联也很重要的因素，并尝试着作一些分析。

　　 首先，当与一种跟险峻的四川盆地很难说没有关系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态”有关。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

　　 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德不在险” [ 注：《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 。广义地讲，德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积极进取，险可代表其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意味着：惟有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兴盛强大。四川天府之国，山川险固，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这本是据蜀者可以凭恃的有利条件，但历代据蜀者几乎一无例外地未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

　　 公孙述据蜀，惑于图谶，帝制自为，却“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摆皇帝派头，“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他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况，以决定归汉还是归蜀，公孙述也是大摆礼仪。马援当时即对其随行者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于是归报魄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议魄嚣归附刘秀。史载公孙述“又立其两子为王。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惟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本来公孙述初起事时，“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川外那些失败的豪杰也纷纷投奔公孙述，但公孙述的这种作派搞得他外则被群雄所孤立，内则为士庶所离心，所以刘秀在削平东方群雄之后，举兵临蜀，蜀便不能幸免于灭亡的命运。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中，刘备本以匡扶汉室为号召，与汉室的关系是他的政治资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谋称汉中王，臣下相谏，不惜寻隙杀之，割据之心，隐然可见。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为号召，力图摆脱偏霸局面；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中原，但以刘禅之昏庸，姜维最后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祸。

　　 公孙述和刘备在历代据蜀者中还算是较有作为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人了。据蜀者若安于割据，不思进取，则瞿塘虽险，毕竟岑彭、刘光义、汤和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险，毕竟钟会、邓艾、邢峦、尉迟迥、郭崇韬、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险要，至于李势、焦纵据蜀，东不过垫江，故桓温、刘敬宣、朱龄石攻蜀时，入川之路畅行无阻。顾祖禹对此总结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 注：《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序 ]

　　 其次，在四川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四川的割据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作为一种外来势力，与四川本土势力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内部的力量。

　　 历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跟古代四川的民风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汉书》地理志载，四川“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隋书》地理志也记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风：“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 [ 注：《隋书》卷二十九 地理上 ] 《汉书》和《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至少可以代表东汉和唐朝时期对四川民风的一种总结性描述，从这些描述中似可一窥蜀人不乐仕、不热心政治的性格。

　　 当然，蜀人不乐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关。宋人郭允蹈曾论及对蜀人的这种排抑政策：“自晋永和而元温始平李氏，讫梁承圣而蜀乃尽入于周，跨历四代，咸抚而有。虽苻坚之侵陷，焦纵之盗窃，声教暂阻而旋即讨平，其职贡于江东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显者，岂果无人！当两汉之际，蜀人文章节义足以冠冕海内、柱石帝京，夫岂足用于两汉而无用于晋宋齐梁者，失在于不能招徕也。” [ 注：郭允蹈《蜀鉴》卷六 ] 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原王朝尚能奖掖蜀人外（如西晋灭蜀之后为招徕吴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东南政权为确保上游之势，对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轻于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历代据蜀者中，除割据时间很短的焦纵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据蜀者并非蜀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与四川本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每逢动荡之际，四川周围即产生大量流民，涌入在当时相对比较安定的四川，寻找生存机会。流民数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帅，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置身于异地他乡，内部也比较团结。这些流民往往就成为据蜀者的一项可以利用的资源。大量流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会与四川本地人产生矛盾，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遂成为摆在历代据蜀者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最早据蜀者为公孙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本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阳人，最初起兵汉中，又拥兵关西，先附南郡秦丰，后归公孙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丰，后归公孙述；吕鲔本是众多的“关中豪杰”中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关中豪杰”，“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公孙）述。”公孙述的重要谋士荆邯本是扶凤平陵人。川外士庶则是成家政权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荆邯建议公孙述出兵后，公孙述“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可知“山东客兵”为其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主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孙述的战略决策。公孙述本欲从荆邯之议，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虽有谋士规谏良策，却不能付诸实施，这种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当是其原因的一个方面。

　　 东汉末，四川为刘焉、刘璋父子所据。刘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黄巾起义后的纷乱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刘焉入川时，适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东州兵遂成为他在益州统治的基础。刘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杀（益州）州中豪强十余人。”于是，“士民皆怨。”刘焉统治期间，益州发生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发动的叛乱。到了刘璋统治期间，情况更糟，“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于是，“旧士颇有离怨。”此间又有中郎将赵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 [ 注：《后汉书》卷七十五 刘焉传 ] 这次叛乱波及颇大，东州人害怕被杀，于是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才击破叛军。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言“刘璋黯弱”，不能辑抚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取代刘璋据蜀的是刘备。刘备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谋士诸葛亮乃山东瑯琊人，武将关羽、张飞为河东人，赵云为常山人，马超为凉州人。刘备入川之初，在缓和主客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纳益州士人参入到蜀汉政权中来。不过，这时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随刘焉、刘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汉时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极影响较小，但也影响了诸葛亮的许多政策。

　　 西晋末，四川又为李特所据。李特本巴氐人，东汉末迁于略阳北。齐万年在关中起义时，略阳、天水等六郡百姓数万家流离迁徙，就食汉中、巴蜀。李特为其豪帅。大量流民的涌入影响了四川当地人民的生活。晋廷处置流民的政策也不尽恰当，诏令召还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并伴随着大量的谣言。李特遂利用这种情势，并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将流民组织起来，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时，既得流民拥戴，又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四 晋纪六 ] 蜀地诸坞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坞堡以就食。西晋益州刺史罗尚则设法离间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密约诸坞堡共袭流民军，杀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辅等，李特兵势大挫。后来李特之子李雄等领导流民继续战斗，终于击破罗尚，据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范长生依附李雄，李雄以范长生为丞相，此事对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影响甚大，此后，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称帝于益州，国号大成。从大成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来看，蜀人的倾向对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焦纵叛乱则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显现，但这次叛乱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的产物。前秦统一北方时，一度占领益州，前秦瓦解后，东晋收复益州。桓玄叛乱失败后，桓氏残余势力在荆襄上游不断制造事端。桓振在荆州起兵时，益州刺史毛璩发蜀兵东下以攻桓振。蜀人不乐从征，益州参军、巴西人侯晖等遂谋作乱，强胁巴西人焦纵为主起兵反晋，杀毛璩全家，据益州称成都王。

　　 关于此间蜀人与东晋之间的矛盾，从后来刘裕对伐蜀将领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来。刘裕遣朱龄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请从行，刘裕考虑到蜀人与毛氏之间矛盾，担心毛修之入蜀后为了报仇而多所诛杀，遂不准；朱龄石平蜀后，对于缮后事务的处理亦颇合刘裕意图，很注意缓和蜀人与晋之间的矛盾，平焦纵之后，所戮只焦纵一祖之后。此事也足见在此之前蜀人与外来势力之间积怨之深。

　　 五代时的前、后蜀和元末的夏政权也都是客籍集团所建。前蜀政权为王建所建，王建本许州舞阳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广元）刺史，以兼并西川帅陈敬宣而据蜀；后蜀政权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后唐灭前蜀后，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后来孟知样兼并东川帅董璋而据蜀；夏的建立者明玉珍本随州人（今湖北随州），为红巾起义首领徐寿辉别将，跟随倪文俊入略蜀地，因而据之。

　　 第三、四川建立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但也未尝不妨碍了自身向外面的扩展。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历代割据者中，公孙述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谋士对于蜀地经营的策划也基本上成了后来据蜀者的一种模式。我们就以公孙述所建成家政权的兴衰为例来看四川地理环境的这种双重特性。

　　 王莽代汉自立，绿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杰亦纷纷起兵。时扶风茂陵人公孙述为导江卒正（王莽时多改地名官名，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据有益州，自立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对公孙述说：“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建议公孙述称帝。公孙述遂自立为天子，并置文武百官，遣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汉中；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捍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这期间，东方群雄混战正激烈，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此前在汉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关中起兵的吕鲔都于此时投奔公孙述，公孙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以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以取荆州，但都被东汉击还。此时，东汉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

　　 东汉建武七年（31年），刘秀大致削平东方群雄，将图陇、蜀。这年，陇西隗嚣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部下荆邯见东方将平，建议公孙述说：“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公孙述同意荆邯的意见，“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但蜀人及其弟公孙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坚决反对，述遂停出兵之议。次年，隗嚣败亡，蜀中震恐。公孙述这才按荆邯的建议采取行动，遣魄嚣部将王元与领军环安引兵上陇，拒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但此时外部环境已很不利，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因而蜀军的行动没有取得荆邯所预期的效果。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刘秀遣岑彭率荆州诸军从东道由荆门西进；遣来歙率陇西诸军自陇西南下，两道钳击，会攻成都。东路岑彭军强攻荆门，经过苦战，攻拔荆门，并长驱入江关。田戎放弃三峡，退保江州（重庆）。北路汉军则因公孙述派刺客暗杀来歙而止。刘秀又陆续遣吴汉、刘尚率军增援岑彭。岑彭进至江州，留军一部围困江州，自引大军直指垫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遂重点防御东路汉军。岑彭留臧宫率军一部在垫江一带与蜀军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长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宫所部也击溃蜀军，进抵平阳（今绵竹），从北面直压成都。这时，公孙述又派刺客刺杀了岑彭。吴汉受命指挥作战。这年十一月，臧宫与吴汉会师于成都。城下一战，公孙述重伤身亡，蜀地遂平。（见图2－4－3）

　　 李熊对公孙述所建议的“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是为公孙述起兵的第一阶段的事，即完成割据，这一点公孙述做到了；至于第二阶段，“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则是要谋求向外扩张，出兵的时机是“见利”。设使公孙述能及早就北与隗嚣连衡，东面结好秦丰，那么趁东汉尚未在关中和荆州站稳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而发展到争雄天下的阶段。但公孙述大举发兵向外攻略时，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为双方所共，故公孙述所遣北上攻关中之军每为冯异等击还，东出攻荆州之军每为岑彭等击还。公孙述采用荆邯的建议充其量只能完成一种较好的防守态势。

　　 以公孙述所建成家政权为典型，历代据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环境完成割据，但要摆脱割据而谋求更大的发展，则又反过来为四川的地理环境所限制。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但又没有一个政权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四川惟有在一个整体的大棋局中，才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若仅为一种单独的割据势力所有，那么，构成其割据基础的地理因素同时便也构成了限制其向外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