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中的阿拉伯军队·第七

作者：岩岛久夫 ·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在六天战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以色列，在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阿拉伯方面在以色列的“赎罪节”这天发动的突然袭击，故称之为“赎罪日战争”)中，相反地却遭到了阿拉伯方面的突然袭击(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技术上和心理上的突然袭击)。在战争初期的一周时间内，以色列完全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深渊，这样讲毫不夸张。有的专家说，如果当时埃及军队在初战胜利后不停顿地一直攻占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以色列就会彻底失败。但是，由于埃及军队不想离开由各种导弹和火器构成的保障初胜的“防空保护伞”，在争夺戈兰高地的战斗结束后，以色列以勇敢战斗精神和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乘机转入反击，结果获得了最后的辉煌胜利。

　　 阿拉伯方面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对以色列发动的这次战争，在当时使东西方各国的军事专家们大为吃惊。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象以色列这样一个以第一流的情报而闻名于世的国家，为什么能被阿拉伯方面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而且使自己初战惨败，几乎陷入亡国的边缘呢？

　　 军事专家中有人认为，以色列在开战之前10小时发出了预先警报，进行了部分动员(10万人)，并且在4小时之前下达了总动员令，因此这次战争的开始不是突然袭击，而应该称之为“急袭”。但是，事实上以色列不仅未能阻止阿拉伯方面的攻击，而且在很多方面感到“突然”。战争结束之后，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专门成立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后确认是遭到了“突然袭击”。所以说，“赎罪日战争”是以“突然袭击”开始的。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在《耶路撒冷邮报周刊》上以整整4页的篇幅进行了大肆报道，大量列举了政权斗争中耸人听闻的有关消息。问题的中心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掌握了大量的情报，为什么容许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呢？该委员会在分析追究了各种战争的背景和发展之后。将其原因归结为“情报判断”错误，提议改正“情报系统”的缺陷。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其原因，质问“为什么情报判断会发生错误呢？”这样就不能单纯地归因于情报判断的错误和情报系统的缺陷了。最后，不得不追究到潜在的真正的原因，即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世界政治》杂志上刊登的《国家情报判断的错误——赎罪日战争中的情况》(阿维·施莱姆)和《马后炮与先知——突然袭击分析的理论结构》(阿布拉罕·本兹)两篇文章，从这个侧面进行了彻底的分析。

　　 有关阿拉伯方面，特别是埃及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的情报，在这之前曾多次发出警告。以色列5月份虽然下达了动员令，但却完全落空。停留在口头上的动员是很简单的，但如果作为国家的事情来考虑，那就是非同小可了，而且，尚需很多经费。因此，政府领导人和军事领导机关迟迟未能做出决断，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在特拉维夫的决策者们的心理活动中，总以为这次可能又是“假情报”，因为对“狼来了”、“狼来了”的叫喊声已经习以为常，之所以推迟决断的时间，正是由于这种心情在作怪。

　　 不仅政治上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前线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心理状态同样也是听惯了“狼来了”的叫喊声。当时正好是赎罪节。此外，也可能是由于对六天战争中体验到的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过于自信了。即使下达了部分动员令，前线也不一定能够认真领会，总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没有采取对付侵略的措施。

　　 在军事指挥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这就是关于对阿拉伯方面的作战原则和战术原则的认识问题。这准备在后面详细叙述。但以色列军队首脑机关根本没有预料到，阿拉伯特别是埃及军队的地面部队会在其“防空保护伞”的掩护下前进，而且还将大量反坦克导弹投入了战斗。因此，同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渡河部队的交战中，一下子就损失了大量飞机和坦克，使作战行动遭到了很大挫折。一般来说，军队都具有难以从旧军事原则中摆脱出来的本性，而在赎罪日战争初期，这一缺点完全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在国家情报的判断方面，制度上的混乱和对立，影响着向高层领导呈报正确的判断，妨碍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且，制度上存在的缺点，更进一步加重了人的主观上的错误。一般情况下，在情报的制作者和情报的使用者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区别。决策人和情报专家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相互间也应该完全保持着独立、自由的立场，必须充分地保证各自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和行政上的自主性。著名的沙曼·肯特先生也说：“对于情报来说，为了获得最大的指导价值，必须充分地接近于政策、计划、行动和作战。但也不能过分接近，以免丧失其客观性和判断的综合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开始之前，似乎面临着最严重的事态。这时，只有军事情报部门才享有作为直接辅助内阁的唯一机关的地位，政府首脑几乎要将其全部垄断，因为六天战争的巨大胜利提高了以色列军事当局的地位。不管怎么说，垄断的情报机构容易使决策人做出狭隘的、武断的错误结论。当时的以色列似乎正处于这种最严重事态的顶点。尽管有4个情报机关，但唯独军事情报部才能与内阁接触。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由于这些人为的和制度上存在的重要原因交织在一起，使以色列在大量情报资料面前，辨别不清“干扰”与“信号”，丧失了决断的良机，在赎罪节这天遭到了突然袭击。因此，赎罪日战争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与珍珠港事件的相同之点

　　 为了研究赎罪日的突然袭击，必然要同有关的人员一起再次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典型战例，即珍珠港事件。通过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特别明显的地方有如下三点：

　　 第一、遭受突然袭击的一方都获得了对方的大量情报，这一点几乎完全相似。尽管如此，但如果情报不准确或处理错误，就会影响适时地定下决心，或者错误地发出警报。

　　 第二、未能判断出对方(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急剧变化的战略(战术)原则或者行动样式(方针)和技术革新的变化。

　　 第三、遭受突然袭击的一方都存在着同样的弱点，即麻痹大意、过于自信和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情况判断。虽然形式不向，但情报机构的状况都有同样的问题。而且在政治机关、军事机关同前线之间都未能及时疏通情况。

　　 在《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一书中介绍了罗伯塔·沃尔斯特德女士分析的情况，在此仅就其结论部分再简单地重复几点。据该女士说，美国方面招致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八点：

　　 (一)在檀香山，对虚假的警报已经习以为常，因而以悠闲的心情等待着警报。

　　 (二)华盛顿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战线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先入为主，没有看到身边迫在眉睫的真正危机。

　　 (三)密码的破译和对方情报的获取都过于容易，并且对自己的判断和评价过于自信。

　　 (四)在大量的“干扰”信号中，很难识别出“信号”的真假。

　　 (五)固执于过去的倾向和原则，不能适应现在的新形势。

　　 (六)华盛顿——檀香山——基层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

　　 (七)传达的情报、电报和警报的内容含糊不清，容易使接收的一方产生误解。

　　 (八)在政府机构和军事当局内部，缺乏统一明确的组织原则。不仅如此，两者间还存在着相互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

　　 如果把美国换成以色列，把日本换成阿拉伯(埃及)，把檀香山换成西奈前线，把华盛顿换成特拉维夫，沃尔斯特德女士的这八条主要原因完全适合于赎罪日战争。尽管掌握了阿拉伯各国进行战争准备的情报，但没有采取充分的警戒措施。以色列(包括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在内)也同样过于顽固地坚持先入为主的观念，错误地解释了美苏之间缓和的意思，误解了苏联撤走技术顾问的意思——不是作为危机的临近，而是误认为苏联脱离开罗。也就是把从政治关系和战略环境中获得的先入为主的观点，错误地用来制定军事原则和指导作战行动。

　　 此外，以色列和美国都过低地估价了阿拉伯的军事力量，将1967年6月取得绝对胜利时对阿拉伯的印象，原封不动地搬到了1973年10月。仍然认为阿拉伯军队训练不严格，没有任何加强，士气低落，对现代武器的操作不熟练，不善于展开协同作战。更没有想到埃及军队会越过苏伊士运河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另外还认为阿拉伯军队采取高效率的军事行动缺乏必要的精神上、文化上、民族和生理上的素质。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手册上，都是这样介绍阿拉伯军队的情况。因此，可以说在赎罪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一种“能力”的突然袭击。

　　 从其对能力的评价和对形势的估计方面来看，不仅以色列，就连美国也负有很大责任。美国人的慌张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造成的。对于阿拉伯方面肯定要发动战争的消息，以色列是10月6日上午4时才知道的。当天晚些时候，获得了战争开始的情报，首相断定这是“具有权威”的情报，国防部长也认为是“可以信赖”的情报。因为这份情报不是关于军队调动的情况，而是阿拉伯方面决定开战的消息。但即使如此，达扬仍未下决心进行总动员。因为过去曾发过这样的警报，但结果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还是要美国给阿拉伯做工作，让其打消发动战争的念头。于是就把阿拉伯决定开战的情报转达给了美国。

　　 首相虽然建议召回全部预备役人员，但达扬只同意进行部分动员。首相批准这一命令，用了两小时的时间，于9时零5分发布了部分动员令。但20分钟后又改为全面动员，开始的时间是上午10时。从获得真实的情报之后，实际上已经过了近6个小时，而且已经到了是战争开始前的4小时。当获得这一情报的时候，以色列领导人认定阿拉伯方面要发动进攻，时间预计在下午6时(比实际爆发战争的时间晚4小时)。所以南方部队的指挥官反应非常迟钝，调动坦克部队的指令下达得也很缓慢。结果，在战争初期，南线几乎全部遭到埃及的突然袭击；在北线，也遭到了叙利亚以同样的手段进行的突然袭击。

　　 尽管美国拥有庞大而严密的情报网，但美国情报部也犯了类似以色列的错误。早在1973年9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获得了有关阿拉伯方面的进攻图意和进攻时间的情报，但认为来源不可信，并且断定，即使出现了紧张状态，也不可能发展成为战争。10月份又一次获得了阿拉伯企图发动战争的情报，但中央情报局轻信了外交官员否定这一情报的说法。在开战的两天前，国家保密局的研究人员报告说：“战争即将来临”。但其上级完全不相信。甚至在阿拉伯发动突然袭击的当天早晨，情报委员会还断定战争没有逼近，而且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之所以这样，因为出席者当中，有的人对这种情报持否定态度。

　　 即使在战争爆发后紧急召集的最高危机管理集团的联席会议上，除一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以色列首先发动的战争。在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科尔比中央情报局局长、施莱辛格国防部长、默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些人也同样认为是以色列方面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据说，只有艾萨顿助理国务卿一人认为是阿拉伯首先发动攻击的。这个情况在科尔比和福巴斯合著的《可尊敬的人们——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活》一书中做了详细的描写。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进一步恶化。繁杂不一的情报的泛滥，使美国国防情报局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最后达到了美苏即将针锋相对的地步，美国向其驻世界各地的部队发布命令，要求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以防备同苏联一触即发的事态发生。由于不能正确地判断情报所造成的巨大“震惊”，美国的混乱状况也似乎超过了限度。稍不谨慎，就有可能把以色列从这个世界上毁灭掉。说穿了，美国最担心的是发展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大战。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自以为是、主观武断的例子。

　　 技术上突然袭击时代的开始

　　 在赎罪日战争中，引起世界各国军事专家们特别注意的是“技术上的突然袭击”。也就是说，新的军事技术的突然出现，会招致过去没有预料到的“战场上优劣关系逆转”的现象。在赎罪日战争中，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已经变成了现实。一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弱小的阿拉伯军队，在战争初期给予实力强大的以色列军队以沉痛的打击，原因是阿拉伯军队第一次使用了新式轻型武器(新型导弹)和以最新方法使用了旧式武器。所以，以往战斗力最差的步兵，在同坦克和飞机针锋相对时，反而能处于优势地位。

　　 在埃及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进攻西奈半岛的时候，前来迎击的以色列最精锐的坦克部队虽然轻而易举地突进去了。但是，在这里却遭到了由大量反坦克导弹装备起来的埃及步兵的打击。埃及步兵使用的都是苏制盗贼式(AT-1)和烧箱式(AT-3)反坦克导弹，每两人一枚，积极地同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部队相对抗。这样，没有任何交战精神准备的以色列的一个精锐的坦克旅就在西奈半岛很快被击毁了。从武器的性能上来说，可能不如以色列，但其数量却很多。以色列方面在开战之初的一周期间，大约有200辆王牌坦克无法出动，为此，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们气急败坏。阿拉伯军队的步兵部队战胜了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部队，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同样的情况在航空兵部队里也发生了。渡过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军队，因为没有藏身之处，好似飞蛾投火，正是飞机攻击的有利目标。以色列空军飞机对踊跃渡河的军队进行了空中攻击，但反而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毁灭。埃军的渡河作战部队几乎完全在“防空保护伞”的掩护之下，从容不迫地实施行动。展开攻击的以色列飞机，不断地被击落下来。除使用了自越南战争以来人们热知的高空、中空和低空地空导弹外，还使用了第一次露面的、抗电子干扰的SA-6得利式地空导弹，所以埃及的地面军队能有效地抗击以色列的空中突击。这样一来，在战争初期的头一周内，以色列方面就损失了100多架歼击机，占其全部飞机的五分之一，结果航空部队被步兵打败了。这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这样，就产生了新的战场原则。当时的《新闻周刊》进行了如下论述：

　　 “坦克未必能够控制战场”。

　　 “地面军队也能够抵抗空中力量”。

　　 “无论是坦克还是飞机，在作战的时候，都应该同步兵配合行动”。

　　 “恶魔一样的导弹”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战争样式。

　　 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以色列恐怕很难恢复元气。由于从美国引进了小牛式空地导弹和反雷达导弹，才使以色列摆脱了困境。后来，发扬了勇敢精神，一举突破了埃军的战线，冲过苏伊士运河，并且包围了埃军，看到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但是，据说在战争初期，以色列人受到的“技术上突然袭击的冲击”，比其他任何突然袭击的冲击都大得多。

　　 赎罪日战争提供了很多与珍珠港事件相同的“突然袭击的经验教训”。关于突然袭击，且不论与最后胜利的关系如何，但它往往取决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企图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智慧和手段，想方设法攻其不备或乘虚而入，力图发生“预料不到的事件”；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科学技术能使以往“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的时代，因此，就使发动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在赎罪日战争中，除了“时间”、“地点”、“速度”、“战术”和“欺骗”等重要条件之外，还增加了技术方面的新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使人感到具有新时代突然袭击的特征。在被称为军事专家的人们中间，存在着故意降低这种新“技术”革命意义的倾向。但是，在今后的战争和国际纠纷中，这种“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将成为胜败的关键，这已是不可掩盖的事实。

　　 正如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朝鲜航空公司飞机被击落和美国侵占格林纳达等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八十年代以后发生的冠以“战争”之名称的事件中，“技术上的突然袭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与“欺骗”手段相结合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所谓的“电子欺骗”就是如此。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看不见的战争”，这时，被袭击的一方就难以对付。既老而又新的问题正在变换着样式，准备以一切手段(从有形的手段到无形的手段)投入突然袭击。这样突然袭击肯定会成功。即使在实力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对付力量强大的对手时，如果计划得当，突然袭击也会成功。所以，要获得胜利，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手段了，那怕是企图暂时获胜的一方，也必定要采取这种手段。“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

赎罪日战争中阿拉伯方面的防空配置和地面袭击部队 1973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