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者：马丁·万·克列威尔德·以色列
出自————《战争与后勤》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十九世纪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称后勤为“军队运动的实际艺术”，其中还包括“确保补给纵队陆续到达”，以及“建立和保持……补给线”。将这几点综合起来，便可得出后勤的定义，即：“使军队运动和确保军队补给的实际艺术”。本书就是按此定义来运用“后勤”一词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弄懂军队运动和补给时发生的各种问题在历史上如何受到技术、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因素变化的影响，尤其要搞清楚最近几个世纪来后勤对战略的影响。
战略，如同政治一样，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但究竟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不仅决定于兵力、作战原则、情报、兵器和战术，而且首先决定于一切事实中最冷酷无情的事实，即物资器材的需要量、补给品的现有量和可望得到的数量、组织和管理、运输和交通线等等。是走，还是打？走这条路线，还是走那条路线？如何实行穿插、迂回和包抄？是打歼灭战，还是打消耗战？一个指挥官在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之前，也就是将各种冗长的战略空谈付诸实践之前，首先必须落实的是：他能否保证士兵每天得到三千卡的热量(无此热量，士兵立即不能起到士兵的作用)？有无必要的道路，使给养能适时地送到需要的地点？在路上运送时，会不会因为运输工具短缺或过多而受到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需要伟大的战略天才，而只需要平淡无奇的艰苦工作和枯燥乏味的数字计算。这种计算虽然必不可少，但又无需发挥什么想象力。后勤常被军事史家忽略，这大概是原因之一。结果，在军事历史著作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只要指挥官下了决心，军队就可以向任何方向，而且能以任何速度作任何距离的运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由于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导致失败的战役，可能比被敌人打败的战役要多得多。
据说行伍之外的军事史家特别容易忽视后勤的作用，但笔者却发现有这一过错的并不限于某一类的作者。拿破仑的战术和战略，吸引了大批的理论家、史学家和军事家，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得以证明二者都是以往军事遗产自然发展的结果，甚至是必然的结果。但拿破仑的战争活动中，有一个方面至今仍被人认为与以往一切战争根本不同，那就是后勤。这个看法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勤问题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样，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每天要前进十五英里，究竟采取了哪些办法才解决了给养供应问题，至今也没有人作过深入的研究。再举一例。在论述隆美尔的大量著作中，每一种都说他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遇到的补给困难是导致他失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没有一位作者肯下点功夫调查一下，当时隆美尔统率的非洲军团究竟有多少汽车，这些汽车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距离上能够运送多少补给品，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有的著作即使考虑到了后勤因素，其论述也常常是极为粗略的。二十世纪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对施里芬计划的批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着重批评该计划的后勤问题时，没有考虑德军的消耗量和需要量，只字未提补给系统的组织，甚至连一张详细的铁路图也没有看过。我们所读到的只是一段关于圆周大于半径之类的空话，使人不禁想起十八世纪的军事著作家们十分癖好的那种“几何学”的战略思想。而利德尔-哈特这一段话却被人们辗转相传，作为一种“证据”，用以证明：德国总参谋部大批训练有素的军官花了十多年功夫才详细制订出来的施里芬计划，从后勤的角度看竟然是行不通的！
显然，这样做是不行的。本书与此不同，它要提出的基本问题：对军队作战行动起了限制作用的是哪些后勤因素？作出了哪些安排来组织军队的运动，并使军队在运动中得到补给？这些安排怎样影响战局的进程——是怎样计划的？执行时又怎么样？如果安排失当，战局的任务还能完成吗？对于这些问题，不作含糊不清的推测，而尽可能用具体的数字和计算来回答，如第五、六、七章就是如此。即使因资料限制(这是常有的事)不可能深入到细节中去，至少也要分析哪些主要的后勤因素在起作用，并判断其对战略的影响。而且，在进行这种分析判断时，可以不受那些陈规旧套的束缚，例如所谓18世纪“受仓库制约的”战争，或拿破仑的“掠夺性”战争等等。
要对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军队的后勤及其对战略的影响作一番研究，雄心可谓非常之大。为把这样一个大题目压缩成一本小书，并避免空谈泛论，本书除用开头一章介绍17-18世纪的情况外，只能从1805至1944年间的历史中选出若干战局集中加以阐述，以展示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例如拿破仑同奥军1805年的乌尔姆战局被公认为有史以来军队“就地取给”最成功的范例，而拿破仑1812年侵俄战局则标志着运用马拉运输工具解决补给问题的一次尝试(实际上，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就算能够解决，也只能是依靠现代工业纪元所能提供的手段，其他一切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当然，1870年的普法战争，可以说是将铁路运用于军事目的的一次革命的见证。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我们可以瞥见运用铁路所能取得的成果的限度。1941年的德国侵俄战局之所以引起重视，是因为它反映了军队向完全机械化过渡时的问题，而到了1944年，同盟国军队就已经完成这种过渡了。最后，1941和1942年隆美尔的利比亚战局，某些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也是值得研究的。在本书中，我们将自终至始重视那些最实际的因素——给养、弹药、运输等，而不搞任何抽象的理论说教。至于我们做得怎样，留待读者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