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军事能力与特种作战·第四
作者：罗杰·M·佩佐尔·美国
出自————《美国战略中的特种作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罗杰·M·佩佐尔
从世界范围内可以看出，造成美国目前这种防务态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日趋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所构成的威胁，苏联进行各种类型战争的能力，以及苏联人向过去人们认为它力所不能及的地区投送兵力的决心。除阿富汗以外，尽管不能说苏联及其代理人在中东和非洲直接煽动当前的动乱，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正在积极地支援、怂恿造成这些地区不安定的恐怖活动、暴乱，甚至公开的战争。中、南美洲及亚洲也发现了类似的紧张局势。这些紧张局势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
处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美国武装部队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防止战争当然是美国安全政策中压倒一切的中心目标。但是，一旦威慑失败，其首要目的是限制战争升级，或者，如果对美国的利益有重大牵连，就打赢这场战争。在这两种极端选择之间，美国指派进行特种作战的武装部队在可以预料的富有挑战性的形势下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在目前的条件下，执行这样一些任务将要承受由于国内外公众的严格监视，乃至公开批评而形成的外部压力。
定义问题
关于特种作战的性质和定义，在军事实践家和理论家中有不同的意见。不久前，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还把特种作战解释为夜间战斗或强渡江河战斗。今天，可能还有一些人把特种作战比作别动队的作战行动(过去曾作过这种规定)，以及别动队那些现行任务中的活动。还有一种解释把特种作战说成是远程侦察巡逻。
关于特种作战这一术语的定义，特种作战部队内部也有不同的解释。比如，有一个任务非常有限的特种作战联合司令部，还有一个任务非常广泛的特种作战联合支援部队。美国陆军的特种作战人员中只有很少的人认为应该把支援常规部队的传统的战术心理战归并在特种作战名下。可是，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军官却可能认为战术心理战应包括在特种作战之列。
如果美国武装部队要为遂行八十年代所担负的任务而建立完善的特种作战理论和能力，就必须在什么是特种作战行动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发的第一号出版物中经过修改的特种作战的定义表明，当前的思潮认为有必要重新为这个术语下个定义，并扩大其应用范围。
经验因素
在加强美军八十年代特种作战能力的时候，回顾一下历史是有益的。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进行特种作战所逐步积累起来的经验是相当少的。为了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充分获得裨益，同样必须对以往运用别动队和常规部队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情况重新进行总结。
总的来说，尽管美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人有过一些勇敢时表现，但运用军事力量进行特种作战，对它来说仍是一种比较新的思想。美国武装部队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特种作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不管是从特种作战部队使用的方法还是从所取得的战果来看，美国的特种作战都曾经历过高潮和低潮。别动队的战绩就是这种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的一个极好范例。
对别动队所担负的任务形式和持续时间均提出了广泛的批评，譬如说，把别动队员当普通兵使用，在别动队完成极其特殊的突击任务后，不能将其撤出战斗，等等。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使用了别动队。在这两场战争中，人们对使用别动队问题的批评从未间断过。不过，这种批评被别动队由于作战中的表现所赢得的赞誉抵消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勤务局所属的唯一的一支真正的军队——第101支队，可以说是全面使用军队进行特种作战的一个典型。第101支队执行了一项全面的非正规作战任务。这支作战部队主要由土生土长的亚洲人——克钦族人组成。组建这支部队进行战斗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当时中缅印战区司令“乖戾的乔”约瑟夫·史迪威上将并不重视非正规作战形式，他反对在他管辖的区域内使用克钦族人打仗。然而，战略勤务局的威廉·J·多诺万少将却把第101支队“硬塞进了”这一战区，这支部队最终还是在缅甸进行了成功的战斗。
加强美军特种作战能力，从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时事。这方面常常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军种内部和军种之间的斗争、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与局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个军队对此普遍缺乏了解之类的难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不让战略勤务局在他指挥的战区内组织作战行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作战最成功的一支游击队就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战区里作战。这支部队既不是战略勤务局所属的支队，也不是什么正规部队，而是由几个拒绝投降而又没有被日本人俘虏的驻菲律宾的美国陆军军官所指挥的一群士兵。他们撤往山区，在菲律宾各地组织抵抗行动。
美国陆军心理战部队和特种部队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走过了同样艰难的历程。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略勤务局或在菲律宾服过役的军官们保持了足够的决心和洞察力，克服了战后年代所受到的挫折。在朝鲜战争期间，这些富有经验的军官们还组织了必要的力量进行心理战和非正规作战，组织了无线电广播战和宣传战。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军成功地运用了特种部队。另一方面，尽管华盛顿施加了不小的影响，但特种作战部队在这次战争中运用得还是比较少的。朝鲜战争期间，大多数特种作战行动是由组建不久的中央情报局进行的。中央情报局是按照战略勤务局的模式建立的，它保留了一些军人，但其组织中没有可以遂行作战的部队。
最初为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心理战和非正规作战部队)起草的章程只是具体地限定了战时任务。因此，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它们的活动仅限于进一步的组织工作和准备性训练。从较高的战略角度看，1953年在欧洲部署陆军特种部队，同时把它们与某些空军部队“配成对子”一事，是否属于为支援国家政策而精心筹划的特种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深入思考这一问题是饶有趣味的。五十年代毕竟是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年代，是冷战高潮的时期。当时人们认为，要击败尚未巩固的苏联卫星体系是可行的。到1956年，波兰、东德和匈牙利都出现了动乱。
在这同一时期，一些曾在朝鲜战争中打过仗的别动队建制连被解散了。后来，新建立的特种部队也被裁减了。许多曾经属于特种部队的人员“空缺”转到了所谓的“散兵坑部队”手里。这一行动反映了1956年至1957年间主要指挥官的思想，也是1973年再度出现这一思潮的前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别动队于1973年在越南战争中和中东石油危机中“重新诞生了”。这反映出了美国陆军在预算限度和人员最高限额范围内对新出现的战略战术要求的看法。在这同一过程中，特种部队又被大量地裁减了。
事实上，自1952年建立以来，进行非正规作战的部队就一直没有用于执行非正规作战任务。1959年至1962年间被派往老挝执行“白星”计划的个别特种部队分队可能不在此列。不过总的来说，情况确是这样。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队在其情况报告中，把自己吹捧成非正规作战联合特遣部队。其实，根据定义来看，它并没有在敌后进行游击战。而且，由于某种原因，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队，并没有执行战区内的全部军事性特种作战，也没有隶属的或配属的特种作战部队。陆军第5特种大队不属于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队。空军特种作战部队实际上是属于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队的，但技术上不归它管。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队从来(从1964年至1972年)就没有全面展开过非正规作战，这一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尽管这种短期任务必然会对非正规作战产生影响，但无疑是我们在越南没有进行多少特种作战的一个主要原因。站在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队的立场上来说，它所执行的任务——战略侦察以及其他尚未披露的秘密活动，是完成得很好的。司令官克里敦·W·阿伯拉姆斯认为，它的战略侦察活动是非常有效的。
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部遂行的战略侦察活动，的确可以，而且应该作为美国陆军把战略侦察任务列入未来特种作战计划的依据。这种越过国界的行动所形成的战术和技术，与协同方法和通信联络的特殊渠道一样，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队的经历也暴露出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在战区这一级，中央情报局与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与观察大队未能进行合作并作出一致的努力。这种情况是由既定的指挥关系造成的。但是，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则使得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无法全面地开展特种作战。
迄今为止，在美国武装部队所进行的所有特种作战中，数量最多而且可能也是最成功的就是空军、海军和陆军所属的特种部队在集体安全(顾问性质)行动中所进行的各种活动。自五十年代后期在老挝和越南首先进行这种集体安全行动(即：被称作反暴乱、内部防卫与发展或受援国国内防务，等等)以来，非正规作战训练和能力方面的固有技能得到了发挥。在越南，美军把组织、装备、训练和指挥当地部队作为美军整个战争努力的一部分，几乎把这方面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山地部队上了。甚至连拉塞尔·沃尔克曼准将在特种部队的最初设想和计划中提出的多少带有幻想性质的游击战组织的思想，对于组织和装备这些一般被称为越南山区土著民族的非正规山地部队也是有效的。
此外，陆军特种部队几乎完全是按照非正规作战的理论原则组建的——从国家级到地方级都是这样。特种部队整个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行动和心理战计划。另一个重大行动即民众非正规自卫队计划，是中央情报局利用陆军特种部队于1961年发起的。这一计划于1962年至1963年间作为“回师行动”移交给了军队，而且效果非常好。但是，在忽略了与山地人密切配合这一原则时，这一行动也就失去了它的效果。那些山地部族转移到平原地区去了。对他们所作的许诺也被我们抛之脑后，他们的文化信仰遭到了侵犯。因此，越南山地土著人很快就失去了热情。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军队巡回训练小组仍在进行着各种集体安全活动。这些巡回训练小组训练当地国家的正规军、民兵、后备队和安全部队，并给它们当顾问。巡回训练小组的主要工作是由美军特种部队完成的。这些部队的训练内容很广泛，从普通作战和反游击战直到构筑桥梁和反恐怖活动。利用美国的武装力量进行集体安全活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取得了最佳效果。
除了内容广泛的巡回训练小组的计划外，特种作战部队还曾经试图实施两个规模很大的营救行动——两次均未成功。这两次营救行动指的是1970年对越南北部山西俘虏营的袭击和1980年营救被伊朗扣留的美国人质。对山西俘虏营的袭击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美军俘虏在这之前就被转移走了。营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的行动，在飞往目标地域的途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此而流产了。
对八十年代的展望
美国及其盟国几乎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面临着苏联及其代理人的挑战。当今这个动荡不安时代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是这样。今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挑战的出现是由于有人试图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并且不冒爆发大战的风险以及在看不出苏联明显介入的情况下，实现对一个国家的控制。
在象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美国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帮助萨尔瓦多人打败游击队。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试图通过最低层的民事行动和最高层的外交压力来影响其社会变革和改良。在那些威胁不太直接或动乱只处在刚开始阶段的国家里，使用特种作战部队也是合适的。为了取得更大的安全性，如果时间允许，可将主要注意力集中放在影响各种社会团体和关键人物上。对一个国家的援助活动作出适时的决定，指的就是要在叛乱队伍发展壮大之前作出决定，而且对集体安全的承诺不应变化无常。如果某项承诺不是很坚决，那么反对势力常常会等待时机。叛乱力量对进行持久作战的条件是了解的而且是作了准备的，并且，他们在理论和战术上还接受那些支持其实现目的的人的指导。
除非各国学会如何对付恐怖活动，特别是学会如何处理公开问题和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如何满足要求，否则，各种恐怖活动就不会在世界上停止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恐怖活动进行彻底打击的能力特别重要。伊朗扣留美国人质这样不幸的事例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在这次事例中，由于伊朗政府的默许，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在有些情况下，美国作出的适当反应可能包括动用较大的武装力量，而不仅仅限于对恐怖活动进行彻底的打击。当事国及其邻国，以及各种近期和长期选择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都是在确定适当行动方案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可能需要反恐怖打击力量以外的特种作战能力(1973年的苏丹事件就是例子。在这次事件中，美国内定的驻苏丹大使以及参赞和另一名人员被扣作人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美国可能只需要派出顾问或提供物资援助，如飞机、观察仪，监视仪、武器、失能毒剂或训练等。除了这一基本任务外，反恐怖特种作战部队在战时也应担任一定的任务，这样它就可以进行与其训练相一致的敏感的作战行动了。
核威胁观点在国家安全思想中的盛行，加之苏联策动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增加，已使许多人认为非正规作战已经过时。这种观念是从热衷于短期战争的观念派生出来的。在短期战争中，没有时间来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模式组织游击队。然而，苏联在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各卫星国，对莫斯科的垄断地位都已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波兰。而且，除保加利亚以外的所有华约集团成员国都表达了要争取更大独立性的愿望。在苏军后方地域内可能出现反苏战士的情况，应引起北约的注意，特别是因为北约在人力和物力资源方面还没有作出什么努力要使这样一种力量在战时成为现实。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内部持不同政见者也可能揭竿而起，反对现政权。
今天，东欧国家的自由战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反抗力量不同，他们无须毫无限期地等待特种作战部队返回大陆，或待力量积蓄起来有了命令再行打击。有些部队现在就在这个大陆上，还有一些部队相隔仅一天的路程。除了迅速安全地全面组织战斗和后勤保障外，最大的问题是突破敌人防线，顺利地与友邻(很可能是华约集团内部的军人)取得联系。
经过非正规作战训练的特种作战部队也可能用在与苏联所选择的目标地区相邻的或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甚至可能就在该目标地区内(如阿富汗、越南和西伯利亚等)，以便牵制苏军力量。在这些地区的友军特种作战部队可发现目标，并以远程导弹、飞机、可能还有舰炮指示目标等方法，甚至用直接行动，对目标实施突击，给敌造成损失。这些部队最初可能独立作战或与数量非常有限的当地人一起行动，当条件允许时，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使作战行动多样化。这样的部队可以小的代价进行战争，在战略战术上对整个战争作出真正的贡献。
现在的关键是，绝不能因为人们普遍设想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短期的，就认为非正规战争是不现实的。与此相反，对如何利用可能迅速用于敌人后方的潜在的人力问题，应进行认真的研究、计划和准备。
意外事件的扩大
因为美国陆军军长的影响和关心地域大大增加，所以，其职责包括加强发现、确定和杀伤目标的能力。这就产生了一系列解决办法，以使军长在战场上具有更强的情报手段：增编航空兵、军属侦察部队和别动队。同时，随着核威胁的增大和对传统的非正规作战不感兴趣，想由地面部队对选定的目标实施直接行动的愿望相应地增强了。从逻辑上讲，这种地面部队指的就是陆军的特种作战部队。实际上，在非正规作战中可能产生长期良好影响的各种力量都可能被用来实现直接而短期的目的。对有长期影响的任务，要花几年的时间进行训练，而实现短期目的则只需要进行几周的训练。但是，为重建部队确定目标是必要的。真正的问题是要实现两个目的，即长期目的和短期目的。
就在二十多年前，美国采取了一种规模不大的行动，重新建立别动队并将其编入陆军特种部队各大队。把特种部队和别动队融为一体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再次确认战区指挥官广泛地需要进行直接行动、纵深侦察和非正规作战行动；二是为战区指挥官完成上述任务提供经过适当训练的人员。除了满足日趋广泛的作战需要外，这一行动为特种部队建设计划提供了一个新的兵员渠道。通过这一渠道征募的新兵经过适当的开发性训练，可以担任需要小分队领导能力、讲授能力和某种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的更加复杂的任务。即使这个合并的企图不能实现，也还可以利用另一机会来实现同样的甚至更多的目的，因为别动队已和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合为一体。
别动队所采用的技术与特种作战部队在完成各种任务中所采用的技术是相同的。别动队的行动可以被列入特种作战计划之中。别动队的能力应包括能进行某些方面的反恐怖作战、为快速部署部队或中央总部实施预先作战、短期战斗、对军当面的重要目标实施野战侦察以及其他直接行动等。
需要美国武装部队具有反应能力的意外事变，其种类几乎是无限的。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些意外事变的大部分——集体安全活动、反恐怖活动、在某一地区炫耀武力、或把精心控制的作战行动作为外交措施的附加手段等，是会有所发展的。所有这些活动皆在于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冲突和防止战争爆发，它们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特种作战部队非常适合于“和平时期”防止战争的各种活动。它的较小的规模，训练素养、通常与师和军分开编组、以及其独特的人员等因素，使潜在的对手需对特种作战部队另眼看待。一次特种作战可被看成是美国所作的一种慎重的反应，一次字斟句酌的声明。运用特种作战仍然可以为开展外交活动留有余地，因为特种作战的这种用法与动用大部队从而导致不希望发生的事件或不可抗拒的卷入，还相距很远。同时，特种作战部队的高度专业技能可以保证做到：使用它们，就能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在各种战略活动中能按照“和平时期”的条条框框适当地发挥作用，特种作战部队必须与政府各部门进行有效的合作，如国务院、司法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等。为了参加政府部际会议，需要建立组织，制定计划，选派人员。长期以来，这件事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但似乎只是在发生危机时才能实现。在八十年代，各部之间在日常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是必要的。部与部之间进行积极的合作，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比起错过了防止不必要的危机升级的机会或完不成任务时所付出的代价来要小得多。
独特的要求——独特的能力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特种作战部队所花的钱都是比较少的，而且部队具有很大的多用途性。但是，尽管它具有崇高的目的和能力，要在实际上发展和保留特种作战部队仍是非常困难的。
对这些能力的来源要给予特别的考虑。人们往往认为，一个合格的步兵一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特种部队士兵。事实并非如此。应该承认这两者各自有其特殊的技术因素，但一个合格的步兵与一个合格的特种部队士兵之间的差异是心理特性上的差异，而心理特性反过来又影响遂行任务的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于在敌占区进行战斗活动，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没有炮火、直升机和战斗机支援的情况下长期与主要由当地人组成的部队一起遂行任务，也不是每个合格的步兵都能在反恐怖部队中有良好的表现。因此，这些高度特殊化而又非常敏感的作战行动必须赋予那些能够有效地执行这种任务的人。为了扩大潜在的兵员征募和最佳人选的来源，应考虑采用新的征募概念。按照可以胜任特种作战的候选人的征募条件到民间人力市场进行选拔，可能是个理想的办法。这种办法可能比目前实行的按最低要求录取的办法经济些。现行办法的缺点是受训者淘汰率高。现在正接受特种作战训练的人员是否已达到“合格步兵”的标准，仍然是个问题，因为他们连必要的经历都没有。
提高人员征募与选拔计划的规格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技术要求的需要，特别是在为执行某一作战任务而临时编组起来的部队中。对被征募人员的军事专业必须予以认真的估计，使之能反映出遂行诸如战斗、情报、武器使用、爆破和工程构筑、通信及医疗救护等非正规作战和反叛乱任务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为了确保他们具有必要的领导能力和讲授能力，具备这些技术是重要的。
现在的特种作战部队中许多有经验的人员以及许多其他军事专业人员都曾训练过和在作战中指挥过当地部队。如果没有高度娴熟的技术，许多小分队在越南、老挝和其他地方就不会取得成功。在敌后的各种战斗活动中，互相配合对完成任务是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A”分遣队和海军的海、空、陆侦察渗透小队(“海豹”小队)的组织是迄今出现的各种组织中最基本而又最健全的。它们在由于技术的发展而被取代之前，将保持原状。除非是出于特种任务的需要，否则，把这些部队改编成遂行任何其他任务的部队将是极为冒险的。
这并不是说，别动队或反恐怖小组都要编入“A”分遣队。即使建立混合特种部队大队，这些分队(别动队、反恐怖分队和其他特种分队)也应该按其能够执行各自任务的原则进行编组。
特种作战部队的士兵通常被派往困难的地方担任困难的任务。无论是秘密地潜入敌后还是撤出敌区，他凭借技术都应能完成任务。例如，为了侦察敌人，在执行搜索目标任务时，需要借助于各种工具去发现目标、主动地给目标定位、传送有关数据、指示或引导突击兵器打击目标。然而，目标的数量比特种作战部队还多。部队在敌后要靠徒步运动，所以他们的工具必须实用、轻便、不出声响，而且还要可靠——必须是技术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器材。这一思想也适用于对每一支特种作战分队的保障问题，包括空中支援、水上安装有线窃听工具等。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广泛地谈论特种作战能力，但是衡量能力和作战成功的最终尺度仍然是人。
通往成功之路上的障碍
前面指出过，在美国武装部队特种作战的发展道路上荆棘丛生。战略勤务局的经历表明，许多高级军事指挥官认为，特种作战部队所实行的“不体面”的战术，简直就不是军事理论库中的一部分。这种态度的影响今天仍然存在着。有人认为，特种作战部队吸引了各军种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员，因此，组建特种部队的工作遭到了正规部队指挥官的反对。“特种”或“非正规”这些术语似乎是与以“统一”、“正规”和“常规”为内容的军队传统背道而驰的。这些态度反映了人的本性，因此是可以理解的。和正规力量相比，特种作战部队的规模很小，每当整编部队或削减预算时，却常常因为它们规模小而遭到进一步的裁减或取消。参谋职责这样一类老问题，即：情报、作战和民事与军事行动等，引起了一些严重影响特种作战部队顺利发展和保留的问题。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军种内部在预算分配顺序的各个环节上所遇到的部分困难而已。
在发展特种作战部队的问题上，各军种间所遇到的困难即使不比某一军种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更棘手，也和其不相上下。起先，中央情报局可能并不急切地希望陆军发展特种作战能力。空军虽然欣赏中央情报局的各种活动，但它和中央情报局都不希望陆军插手这些活动。这些斗争在国防部、各军种、在中央情报局研讨和协调指挥关系的协议及应急支援协议中又暴露出来了。这些协议对中央情报局同国防部所属的特种作战部队之间及在平时和战时的关系都有详细说明，并规定双方在训练和装备方面进行交流。这些协议对于战区内的日常合作及其由平时任务过渡到战时任务，都是重要的。
当陆军决定研制内河水下作业自给式潜水呼吸器时，军种间的其它斗争变得明显了。因为水下作业通常是由海军的“海豹”小队和水下爆破组进行的，所以海军对陆军的这一计划提出了质问。同样，陆军对海军的“海豹”小队要搞跳伞也感到奇怪。陆军航空兵的发展，特别是其运输机规模和数量的增大，使在越南的美国空军感到吃惊。陆军以蔑视的眼光看待空军对几种型号的直升机的需要。陆军的特种部队和空军的空中突击队(特种作战部队)被深深地夹在这一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中间。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不得不亲自出马来调解这一问题。但是，应该指出，在部队这一级，军队之间的这类问题很少表露出来。空军和陆军的特种作战部队在那些年里一直是互相配合的，并进行着有效的秘密空中作战训练，尽管当时在司令部这一级“正式”的工作程序正在制定之中。它们在工作上一贯是互相合作的。在高级领导层，军种之间斗争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确实是存在的。
军种之间的合作对特种作战来说，可能比大部分其他军事行动中的配合更加重要。根据其性质，特种作战几乎总是联合行动或相互配合的行动。很难设想，一项持续时间很长的陆空特种作战任务会不需要空军的支援和中央情报局及其它方面的配合。由于联合作战可能很复杂，必须搞好组织、协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最好是作为完整的联合部队的一部分而连续不断地进行。
以合作求进步
尽管各军种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必须指出，美军最近在建立和管理特种作战联合参谋部和其他组织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如果情况果真象所表明的那样，那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势头，在国家一级建立一个能进行长远规划、能进行各部门之间协调并对国家最高指挥当局的指令作出有效反应的联合特种作战组织，以便执行选定的任务。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能够担当起这一任务：如，特种作战联合司令部任务和力量有限；特种作战的联合支援部队的任务和力量也都有限，也不适合担当这个任务。一旦建立了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特种作战联合组织，美国即可开始主动地考虑制定一个完整的特种作战战略，以使特种作战对国家的安全目标作出贡献。
与此同时，由具有远见卓识、充满信念、敢做敢为的人为继续发展特种作战能力而奋斗，是至关重要的。在八十年代剩下的时间以及九十年代开始之时，特种作战部队必须具有在和平时期和各个等级的战争中进行完美无缺的联合行动的能力，不管是在他国的国内防卫(集体安全)、反恐怖作战、预先作战、非常规作战和直接行动中，还是在战略侦察中，都应具备这种能力。
讨论发言
爱德华·N·勒特韦克博士：
研究特种作战的可行定义，我认为可以把他们分成若干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包括由素质良好的正规部队组织实施的作战行动：纵深侦察——即秘密进入一国领土搜集情报的突破能力；破坏——即摧毁未设防的目标，它需要一定的工程技术，但是很少，然后就是突击，它除了需要一定的工程技术外，还需高度戒备的战斗力。
第二种类型，牵制性突破。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从那时以来以色列一直在使用。实施这种行动是极其困难的，但其效果有时相当惊人。这种行动要求一批人穿着敌人的服装，使用敌人的装备，掌握纯熟的语言技能和举止模仿能力，并且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其目的是突破敌军部署并作为一支配属部队混入其中，通常伪装成为特种部队、情报分队、或者警戒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此目的专门设有这样一个组织。很明显，这类行动需要具有特种技能，任何正规部队，无论是特种部队或是精锐部队都不具备这种技能。
第三种类型，既包括游击队组织又包括反革命战争。游击队组织包括已经有人在进行战斗，或者预先就安排有人与不得人心的政府或占领军进行战斗。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征募士兵、激发热情、实行控制和进行补给。为此目的就需要一定的组织技能，外加一些实用的战斗技能，当然不是令人吃惊的超群技艺。主要的要求是非军事性的——关于文化背景的真正知识和敏感性，还有政治技能。很清楚，正规部队是不具备这些能力的，不论他们是多么精锐。
反革命战争包括上述内容以及某些新的东西。革命战争包括一支秘密分队——即隐藏在山中或森林中的士兵，他们是游击队员，同时还有一支隐藏的部队——即他们并不隐藏起来而是生活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而事实上他们是宣传分子和恐怖主义者。
为了进行反革命战斗，很有必要以秘密方式来打这两种战争。任何精锐部队(或任何的确有能力的军事单位)应能根据其各种技术装备的质量做到这一点。可是对隐蔽的敌人，必须通过谍报与反谍报技术与之进行斗争。
在研究这些特种战争和非正规战争的历史时，对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实际能力，我得出了一个极其消极的结论。如果有人采取了全部的行动，我们可能把这种行动看作是突击行动，那么其要求是什么呢？一小股(主要在野战飞机上)训练有素的部队能在各种地形条件下机动与作战。这显然要求经过长期的基础训练，一般32周。那么，为保持这种训练水平，部队必须长期以建制单位存在着。尽管是困难的，但还是可能做到的。真正不可能办到的是，要想取得突袭行动的胜利，同一个军官必须既负责计划工作，又负责作战指挥。
现在的问题是，你要在军事部门找一个既能制定非常复杂的作战计划，又能带领部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作战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当然符合这种条件的军官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也是即将成为将军的人。反过来，就意味着一个人能拥有一支确实能够取胜的突击部队的唯一办法是，保证所有的军事部门把突击部队看作是全军的优秀中心，一个能够加速晋升的中心。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突击队需要的那类军官。
让我们假定一名军官从机关转到突击部队，他也许要在突击队服役4－6年的时间，因为他迫切需要学习各方面的专门知识。在此期间他的职衔可能会落在别人后面一点，但当他退出突击队时，应补偿其全部所失，应得到特别的提升。
我的悲观理由是：一个偏重于军事行政管理，官僚主义、获得主要武器系统、以及官样文章的军事部门，只能把突击队行动看作是离经叛道的。这类军官对战术领导，以及对制定作战计划很感兴趣，他们被看作是与众不同的人，根本不是将军们打算提升的那类军官。他被当作一个怪人，升到上校之后，就被一脚踢开了。
当机构严重官僚化的军事部门试图采取突击行动时，常常是“不顺利的”。(顺便提一下，在大规模作战中也很可能是不顺利的。)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山西战俘营。该行动开始于1970年5月9日所获得的情报。该情报称：美国一批战俘在洛村和山西。当这个情报一传到某个突击队(该突击队有30到40名专门搞了五、六年突击工作的军官)，他们自己的计划组就会说：“对，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用最普通的运输工具就可以把我们送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会出发进入战俘营将战俘救出。
可是，当官僚机构获得同样的情报时，却要建立一个计划委员会。在计划委员会考虑如何去和如何救出战俘时，该机构还要成立一个计划组或顾问组，随之还有一个评价组。大约六个月以后，所有有关的单位终于为作战做好了准备。这种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就如同进行一次小规模的D日行动。(“D日”是指特定军事行动开始日，或预定进攻发起日——译注。)随后他们便出发了。结果，他们当然发现那里一个战俘也没有。山西行动是计划部门一次彻底的失败。以色列对恩德培的袭击，从计划到实施只用了5天时间。
第二个例子也许是一个基本的例子——沙漠作战。这是一个应当加以详细研究的战例，因为此次作战反映出了指挥机构所有的弊病。军种之间的协调上有许多问题，在计划中暴露得非常明显，该计划的制定者对战争现实毫无了解。你们大部分人都读过《霍洛威报告》，因此，我就没必要详细说明了。
对这一报告的印象使我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实际上，如果有人认为突击行动非常重要，他就必须把突击队组织当作整个武装部队的优秀的力量来使用，当作一个可以加速提升的地方，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既能计划又能指挥的最佳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有良好的突击队组织，才能有培养武装部队指挥官的场所，因为就其本质上来看，突击战是纯粹的战争，真正的战争。换言之，一个人不能“解决”现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他必须决定制度。
在反革命战争中，由于这种战争的独特性，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人们要处理涉及两党的对抗局势，其中一方是政府。如果任务是属于游击队组织的，那么该政府即是其敌人，如果任务是属于反革命战争的，该政府即是其朋友。
双方都在进行一场政治对抗。任何一方都设法利用意识形态，恐怖和奖赏把人民拉向自己的一边。这是一种人们不能指望半心半意就可赢得的战争。在正规战争中，即使对某一种方案的把握不大或者半心半意，有时也能够取胜。但在反革命战争中，如果那个国家的人民认为我们不能全力以赴夺取胜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冒着危险站在我们支持的一方。这是利益的需要。我们期望人民站在我们一方。他们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是半心半意的，认为我们并没有下定决心坚持到胜利。最终广大民众加入了另一方，其余的人则持消极态度，我们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因为当我们最终判定我们不能取胜时，我们将撤离回国，相互赠送纪念章。而他们却还要住在那里继续受苦。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除非人们能决定体制问题。我所谈的作战问题在预算上是个小数字，但它们反映出了渗透在整个体制中的问题。顺便提一句，如有人想查看一下这些年是谁一直在指挥以色列军队，在对行政管理与后勤部门进行简单的测验之后，他便可发现以军始终是由我所讲的“突击队军官”领导的。
如要看英军，他就会注意到相当可观的一批人在特别空中勤务团服役一段时间后便可出人头地。特别空中勤务团没有自己的军官，他的军官均来自正规部队各团队。在英国军官中，能在特别空中勤务团服役被看成是军官提升的捷径。这表明他们这种制度很重视这种人，因此这种制度是成功的。
最后一点是，作为这些事情的分析者，我应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有关反革命战争行动的有趣现象。当前在中美洲正在进行着两场战争，一场是在萨尔瓦多，另一场在危地马拉。如果报界要采访一位萨尔瓦多游击队员，那么记者们可住进当地旅馆并且有一名友好的出租汽车司机带他们在城外作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可以会见游击队，给他们照相等等。如果要到危地马拉寻找游击队，那么只能在太平间见到他们。他们从来见不到一个活着的游击队员。
危地马拉战争正在取得胜利，萨尔瓦多战争却正在遭到失败。两场战争发生在世界的同一地区，文化背景也很相似。很明显，一个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危地马拉人决心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取胜的决心十分明确。第二，危地马拉人在实施作战时极其慎重。他们根据自己拥有一支三流的军队进行作战。他们不像我们在萨尔瓦多所做的那样，企图把三流的军队当作第一流的军队使用。如果有组织地采用恰当的战术和方法，即使一支低劣的军队也能打赢游击战争。当然，我们正在训练和指导萨尔瓦多军队。危地马拉人却拒绝了我们的帮助——他们正在获得胜利。
美国陆军退役少将迈克尔·D·希利：
每当讨论特种部队，特种作战以及军事纪律时，你们都要讨论完成这些任务的士兵。这种成功的行动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是因为士兵们是经过精心选拔、严格训练和正确领导的。即使上级计划的任务很不充分，正规部队的支援与协同不当，有效的训练和正确的领导还是迎来了胜利。皮泽尔上校在论文中谈到的进行特种作战的陆、海、空军的军人们的质量，是进行八十年代特种作战的关键。他们代表了大量经过最好训练的，并可以立即使用的后备力量，他们能充分利用战机进行八十年代的特种作战。
通过对越南战争的反映，以及似乎是八十年代的特种作战类型的列举，我对八十年代特种作战运用的评论部分地持观察态度。特种作战的任务只有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才能胜利完成。这是每个人所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做法是保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在越南的某些高级指挥员也是如此。任务、计划、方法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极严格地限制在必须知情的范围之内为基础的。这样就在正规部队野战司令部中引起了严重的不满，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不协调、不合作和不信任。对于八十年代，必须在特种作战部队的内部和外部进行一种教育，要保证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发生意外障碍。
关于态度，我知道参加行动的人中没有人对任务的道德性和法律性提出疑问。就担任这些任务的官兵而言，他们只是一心要夺取胜利。尽管有些小的损失，他们还是完成了任务。有时，有些人遇上了麻烦，这倒并不是因为犹豫或迟钝，恰恰相反是由于过分热忱的行动听致，有时则是因为理解有误。我们的特种部队在陆军内部常常受到严厉批评，大多数批评来自不学无术或知之甚少的人和带有嫉妒之心的事后批评者。对于消息灵通的观察者来说，基本了解和公道地说明我们大家在干什么将会平息大多数批评。在越南，特种部队犯了一些错误，多半归咎于错误地派遣这些优秀的士兵去进行应该由战术分队完成的低级情报作战任务。因为没有别人可用，所以不得不让特种部队干这种事。
另一方面，他们在越南控制了多达69,000名山民和其它少数民族，因而从外表上看，中央政府控制了这些人群。记得在我们到达时，北越人已经开始改变做法，并把遥远地区的山民列入他们的后勤线路，沿“胡志明小道”运送弹药并支援南方。北越人强迫这些少数民族服役的做法是相当先进的。他们对越南共和国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我们年轻的特种部队的士兵们，最初是在训练有素而又博学的军官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成功地使少数民族参加了反入侵的斗争。后来他们承担了初期的联络和征召新兵的全部工作。不管情况如何，军官们总是不断进行援助的。在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后，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在顶峰时期，美国特种部队中大约2,300名技术熟练的士兵控制并领导着大约69,000名土生土长的战士。这些人绝对不会被敌人利用。同时，还要预防控制权落在对力手里而可能发生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如果这些人支持敌人，那么除了进行反后勤战，主要是通过空中战役同这些人作斗争，此外没有别的选择。而这件事本身就是成功的特种作战——控制和不让边远地区的人民倒向对立面。
敌人知道我们的兵营基地在什么地方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有目的地把他们部署在敌人交通线两旁。起初，除控制人口外还负责搜集情报。后果，当它得到发展时，我们便能用建制武器的火力和机动来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当我们有可能时，就用很大的精力来诱使他们以有生力量成密集队形向我们进攻。一旦他们的位置固定，我们即呼唤空中突击，使用包括B－52型轰炸机在内的空中力量对其进行反复轰炸。从派往南越的许多北越军队的突击部队所遭受的打击，可以看出我们的成绩。他们有些部队在无线电联络中消失了，并且再没出现。有时，当我们通过各种欺骗的方法使对方相信我们的增援部队并没有来营救我们时，他们很快就形成了向我们突击的队形，成为我们打击的目标。我们以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最大火力向他们开火。这种成功的特种作战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产生的。这种慎重而又最佳的实施办法是由10－12名美军特种部队的士兵与数百名少数民族部队承担，一名在越南的美国步兵上等兵的费用每天超过100美元。
我简直难以相信，在我们的政府和我们国家中根本没有人理解苏联人承担义务的这一基本前提。早在1976年勃列日涅夫先生就说过：“尽管战争应受整个未来人类活动的谴责，但人们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向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进行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对扶植、加强和支持那种“不可避免性”的许诺是一种公开的政策。我们必须设法使美国人民，尤其是制定政策的人相信，我们要与敌人斗争，并将其击败。否则，只会促使不幸的事件继续发生并且最终可能陷入代价昂贵、牺牲巨大的另一种战场上。特种作战战场上的斗争是参加人员最少，痛苦最小的一种较量，而它只会使敌方局势更加恶化。
未来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既得利益观点和形成爱国感和紧迫感，特别是在全国的青年人当中。这件事不能只由政府部门的人去做。莫里斯·贾威茨在他的《爱国主义复兴》一书中指出，为了让我们的人民和领导懂得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步就是必须在美国复兴爱国主义。这不仅是为了了解特种作战，而且是为了了解八十年代及其以后全部行动的需要。该书对那些准备参加未来特种作战的战斗人员来说是必读书。
我还要请你们读一读西奥多·沙克利的《第三选择》。该书是最好的小册子之一，书中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必须分析和应付我们所面临的诸如萨尔瓦多这样的局面。《第三选择》确定了特种作战计划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干部问题；二、作战初期问题；三、作战中的问题。书中列出了在每种情况下应采取的对策。考虑到各种选择，我认为在某些争夺地区我们应当确实考虑好我们应该支持那一方。也许我们不但要参与研究对策问题，而且在适当的时机，还要为那些争取自由的人民找错地方而寻求支援之前，就提出特种作战倡议去支援他们。不管现行政府把他们当作朋友还是敌人，不论我们自己找到哪种方式，协调、联合和协同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要求，即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目的。在军种之间和各机构之间不允许出现不休的争吵。
关于通过特种作战保护我们的利益、国家的意志或能力的问题，最近我读了年轻的哈里·G·萨默里斯上校写的《论战略：对越南战争的评析》一书，书中有另一个极好的评价。在该书第一页他引用了前陆军参谋长韦安德将军的一段话：
越南战争再一次反映了美国军队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从这支军队属于美国人民的意义上讲，美国军队确实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人民对这支军队卷入越南战争的关心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军队投入作战之时就是美国人民参战之日。如果美国人民不参加战争，只想让军队投入战斗那是没有用的。
说到底，正规的军事机构不完全象是美国人民的财富一样，它是执法部门的一支武装。因此，决不能象下棋一样，随便将军队投入作战。无论是特种作战还是正规作战，也不论任务列举出何种目标，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决不应再次被投入一个没有取胜希望的战场上去打仗了。就我们的非正规部队来说，取胜的问题不需加以明确的限制，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及适当强度条件下，只要参战，他们就可以得到胜利，无需过分地控制、夸耀或欺骗。即便是在参战之后，选择也应是自由的和不受约束的。你可以留下，也可以悄悄地把你的帐篷折叠起来离开——不管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必须成功地进行特种作战，这是没有疑问的。我再次重申，完成这些必要的、关键的任务需要在我们武装部队中经过最慎重选拔，最严格训练和组织。领导得最好的男女军人。作为题外话，我也许要说，提升并不能使那些人玩命地干，他们的热情要由更高的号召加以激发，他们是特殊的人。他们是我们的随时可用的且十分有价值的后备人才。各军种必须为他们创造条件，给他们以各种机会，防止滥用他们，并充分合作，以便给美国提供进行八十年代及其以后的作战所需要的最佳的特种作战部队。
讨论情况综合
在总结他的论文中提出的主要论点之后，皮泽尔上校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近几年来美国面临恐怖主义者和其他针对其公民的敌对行动的威胁，但是缺少有效反应的能力。不过，联系到作为适于进行各类特种行动的大规模精锐部队的一部分的突击队员，他从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和心理作战能力缓慢地发展中，看到了鼓舞人心的形势。在以最少的兵力作为外交辅助工具方面，对美国来说眼下正处于一种比较有利的态势。由于把突击队员合并起来了，特种作战部队现在具有多方面的作用。现在无需从常规步兵中发掘人力就能得到许多专门人才。反过来说，无需削弱我们的非正规作战能力便可采取直接行动，我们的非正规作战能力是花大量经费才训练发展起来的。因而美国特种作战的所有技能均得到了重大发展。传统的特种部队的作用，如战略侦察、目标搜索、非正规作战以及内部防卫等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同时，现在还增加了实际的直接行动能力，一旦需要即可部署。
在八十年代，正如皮泽尔上校所认为的那样，这些能力日益成熟，而他们的运用机会将大大增加。对美国的方法进行较大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在对作用的解释方面，而且在网罗适合担负这种任务的特殊人才方面也一样。此外，如果美国想应付八十年代的挑战，在高级军事机构中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常设联合组织。该组织必须看到特种作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为其制定计划并做好准备，照应有关人员，同时应改进传统的处理危机的方法，要根据每日的情况，对国家政策作出系统的反映。最后，皮泽尔上校极力主张找出停止内部对抗的办法和克服目前公开对非正规作战的冷淡，甚至敌对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为满足国家的需要而进行的共同努力是一种障碍。
亚布罗将军就提升是否是吸引军事人员加入特种部队的一个重要因素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勒特韦克博士阐明了他原先的论点，强调经验的连续性问题是个重要因素，而不是提升。我们必须把特种作战看作是重要的而不是平凡的职业，同时应该允许优秀的官兵从事此项职业。因此，提升应或多或少按正常情况办理，作为完整的服役期应根据经历而变化。正如八十年代初预见的那样，如果发生更大的和更加频繁的特种作战，这种作法将是确定无疑的。
接着，一位发言人请求亚布罗将军和勒特韦克博士就将突击队并入特种部队的问题发表看法。亚布罗将军承认他对突击队和特种部队在同一司令部领导下作战没有异议，只要清楚地了解他们的任务有着根本的区别就行。勒特韦克博士同意将军的意见，并且进一步解释道，鉴于突击队员和特种，部队的任务不同，所以双方对人员的条件也有不同的要求。如果二者在同一个司令部领导下作战的话，必须极其慎重地避免职能和术语上的混乱。
然后讨论题转到了许多高级军事领导人明显地不了解特种作战能力的问题上。对此很多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意见，强调了对特种作战组织的共同看法，都认为不应当把它单独地看成是陆军的任务。由于特种部队要编入联合司令部，各军种的作战能力应有效地结合起来。当然，联合部队的概念并不是新产生的，但值得怀疑的是在五角大楼它是否已经成为现实。
当时，有几个发言人不同意勒特韦克博士关于山西突击行动的失败是由于计划和准备阶段时间过长的说法。上述发言人中有几个是山西作战中起过关键作用的退役军官。尖锐的意见又转到情报是否准确和执行系统本身。最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后来讨论就转到特种作战中的高级综合能力的需要问题、为总统及时提供选择问题和联合司令部的指挥问题。美国解决这类问题的传统的特别方法，加上常常与之相共存的顽固性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另一发言人提出了美国特种作战组织——特种部队、突击队员、“海豹”小队以及其他组织在明显增加的问题。皮泽尔上校承认已有不少组织，还可能出现许多组织。不过，他们是特种技术，专门知识，以及在广大作战范围内的经验和实际需要的必然产物。此外，他补充道，在解释这种概念和编写管理那些组织的条令中我们获得了进步。当然在联合组织早日管理这些活动之前还有一定差距，在合并他们的时候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工作，不能采取我们现在奉行的无助于团结的方法。
讨论结束时，一位英国特别空中勤务团的前指挥官就该团发表了评论。他强调了特别空中勤务团(SAS)的成功，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对抗期间在婆罗洲的成功，主要靠准确的情报和培养当地人民的善良意志。他还指出，在对抗前做好准备工作是应付全球许多地区突发事件的绝对必备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