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特种作战观点·第三
作者：约翰·J·兹亚克 ·美国
出自————《美国战略中的特种作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约翰·J·兹亚克
早在1980年初，也就是为剪除当时的阿富汗总统阿明，苏军在“特种作战”的配合下入侵阿富汗后不久，笔者就提请人们注意苏联军事力量中一种鲜为人知的在今后十年中预期会有发展的部分，那就是主要隶属于苏联保安和情报部门的“特种任务”部队，或者叫做“特种使命”部队。从那篇文章发表至今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有机会观察了苏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苏联特种部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计划中对快速部署部队(或者称为中央战区部队)提出了种种要求，以及北约越来越担忧苏联特种作战对其后方的威胁，西方对苏军特种部队的关注就更加强烈了。因此，有必要根据苏联的军事历史经验和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西南亚及其它地方最近发生的事件的一些内幕，来回顾一下苏联特种作战问题。
历史回顾
自从苏维埃社会制度诞生那日起，特种军事、保安部队就成为它的一个普遍特征。苏共历来认为有必要保持一支政治上可靠的特种部队，如最早的拉脱维亚步兵和随后不久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战斗支队。他们担负着非常敏感的任务，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不愿委派正规军事部队担任此种任务。最初，这类特种部队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集团对政权的垄断。1921年3月，在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中，契卡特种部队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尤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在镇压这一叛乱的先头突击部队中，契卡支队占了很大的比重。契卡支队还在先头突击部队的后面配置了由机枪手组成的阻击分队，以防止先头突击部队退却或拦截可能的逃兵。国内战争期间，契卡组建的特种部队作为常备部队隶属于国家保安部门，后来成为一种固定的编制。苏联国家保安部门名称几经变化，例如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政治保安总局，国家安全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等等。早在1919年苏联就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从现有的各种特种部队中抽人组建精锐部队。当时，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成立了一种独立的契卡部队组织，称为“特种任务支队”。因此，到了二十年代后期苏共开始实现集体化和工业化的“第二次革命”时，他们已拥有若干种类型的隶属国家保安部门的特种部队，包括边防军、内卫军和政治保安总局的捷尔仁斯基师这样的特种任务部队。
布尔什维克取得内战胜利之后，对苏共统治较为严重的内部威胁消失了，因此党对这些特种部队的使用方针也逐渐有些不同于过去了。在农业集体化期间，人们很快意识到，没收富农财产是党的活动分子所不能胜任的。同样，如此高度政治敏感的行动，也不能单纯依靠苏联红军，因为红军的主要兵员来自农民。苏联人士公开承认，反对富农的那场运动是由捷尔仁斯基师这样的苏联特种部队实施的。他们充当了苏共强制推行其激进计划的尖刀。
在另一类特种作战中，政治保安总局特种部队采取反游击战的方式，镇压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巴斯马赤叛乱，这些叛军在整个二十年代一直反对苏维埃统治。苏联报刊承认，直至1931年8月，由于“局势变得复杂了”，才不得不在中亚军区组建一支特种部队，称为“霍列兹姆大队”。除了正规的陆军和航空兵部队之外，霍列兹姆大队编有政治保安总局特种骑兵和炮兵分队，以及政治保安总局捷尔仁斯基师的机械化支队。一则西方报道称，1931年6月，政治保安总局第63师参与了报复克拉斯诺沃茨克的行动，该城是在一个月前被叛乱分子占领的。实际上，这次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现代诸兵种合同作战中由精锐的特种兵支队遂行的特殊行动的一次预演。当时，一种新的作战样式正在形成。这种作战样式赋予特种部队某种优于红军的任务，尤其在党对一定地区内的控制处于危急时，更是如此。
至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苏联正规军中特种任务部队的情况，史料记载不十分清楚。在共产国际的全盛时期，尤其是在1928年第六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后，莫斯科认为，在苏联强大到足以帮助推进世界革命进程之前，它将检验受到企图将苏联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的资本主义包围的威胁。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联军事理论家开始构想一种方案，将苏联的军事行动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起义联系起来。这种与敌人后方建立联系的做法，是以俄国内战早期的经验为基础的，因此，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独创。内战时期的英雄，诸如后来当了元帅的图哈切夫斯基等，因战胜各种各样的内部敌人和所谓的“干涉主义”而洋洋自得。他们视红军为革命的输出者，有能力在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不顺从的殖民地里支援或鼓动暴乱。实际上，在工业化西方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十分重视殖民地，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和脆弱的后方。
斯大林推行狂热的工业化计划的一个主要受益者是苏联军队。苏军除了注重发展传统的战斗兵种外，还对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体制进行了雄心勃勃的试验，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空降部队。首批伞兵支队出现于1929年，到了三十年代初已在参加大规模的野战演习了。这类部队主要用于在快速装甲部队的配合下消灭深远纵深内的敌人，但是像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领导人还设想要其担任政治色彩更明显的其他任务。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不停顿”进攻理论，包含有进攻中的苏联红军在军事行动过程中与起义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内容。空降部队的主力应先于红军行动，使用经过训练的特种任务营在外国领土和外国的城市遂行特种作战。除了与暴动的工人进行联系外，他们的任务显然还包括对敌国的首脑机关和设施采取直接行动。到1938年，红军已拥有5个空降军，其中4个配置在苏联西部，1个配置在远东。每个空降军编3个空降旅和1－2个特种任务营。
在图哈切夫斯基所设想的种种作战行动中，这类独特的部队可能会得到怎样的运用？这个问题难以弄清。负责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苏联红军新作战思想和新体制研讨和发展的图哈切夫斯基和许多其他领导人，在1937年至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遭清洗了。幸存者们并不十分具备想象力和主动性这类品质。在1941年德国入侵的最初日子里，大部分空降部队和大多数特种任务营一起改为步兵参与作战，结果均遭覆灭。尽管难以断定这类特种任务营和某些当前的苏联特种部队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在理论上前者至少可看成是后者的先躯。
苏联介入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证明它搞过特种作战的又一个例子。斯大林在意识到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起义已经发展成一场持久的内战后，立即决定以直接的军事援助和更具颠覆性的手段对其进行干涉。斯大林派遣扬·别尔津领导这一军事援助工作，在此之前扬·别尔津为苏联军事情报局局长。斯大林赋予别尔津三大任务：一、提供苏联顾问、装甲兵和航空兵保卫马德里；二、为西班牙共和国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提出建议；三、保留一批精选的苏联官兵，由别尔津直接指挥，一旦共和主义者赢得国内战争，就夺取对马德里的军事控制，将其作为苏联的一个“要点”。这最后一项任务是有预谋的临时应急措施，旨在促成西班牙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别尔津遵照斯大林要慎重、要“使其呆在火炮射程之外”的严格训诫，绝对保密地控制着这一批精选的官兵，不让其参加战斗。别尔津让国际旅及其旅长“克莱伯”将军承受了舆论的主要压力，并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任务外，别尔津还向在民族主义者后方作战的突击队和游击队提供指挥员和顾问。其中有一支游击队的顾问是康斯坦丁·K·罗科索夫斯基上校。罗科索夫斯基后来地位显赫，成为一名苏联元帅，还当上了波兰的国防部长。曾经一度担任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赴西班牙特遣队队长的亚历山大·奥洛夫强调指出，突击队和游击队的这类直接战斗行动对西班牙正规军作战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他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描述成“克格勃情报活动的第八战线”。
别尔津当然必需与奥洛夫的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遣队密切协作，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特遣队又执行特别行动，其中包括骗取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将其运往俄国，以及消灭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其它各种“敌人”。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在别尔津的随行人员中间建起了自己的情报网。至今克格勃仍在沿用这种做法，对苏联情报总局和整个军队进行渗透。1937年别尔津应召回莫斯科，此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成为那场大恐怖运动的牺牲品。而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同仁亚历山大·奥洛夫则于1938年叛逃西方，以逃避那场清洗运动。
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所作所为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突出地体现了苏联在计划和执行特种作战方面的主要原则。在这些主要原则中，首先是保安原则和指派一支精锐部队，用以在微妙的政治－军事行动期间夺占某个“要点”(这是别尔津的第三大任务)。西班牙内战还为我们提供了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情报总局)在计划和指挥特种作战中的地位及在遂行其任务时渗透到正规军队中去和参与军事援助小组等的早期例证。西班牙内战还以事实说明了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和国家保安部门(内务人民委员部)间的工作关系，它们各自的行动是独立的，但又是平行的，而且有时是重复的。它表明，在接近政治领导集团方面，国家保安部门拥有明显的优越地位。而且，它还清楚地表明，这两家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和对立情绪。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国家保安部门向军事情报部门渗透所引起的。尽管西班牙内战至今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是其中一些原则、观点和做法，在现代苏联特种作战方法中仍有体现。
前面已经指出，在1941年德国入侵的最初日子里，图哈切夫斯基的特种任务营和正规空降部队在地面战斗中已消耗殆尽。当时，曾打算重建正规的空降部队，用以进行由军事情报部门参与的特种作战，后来由于在德军后方维持这样的部队存在着种种后勤支援方面的问题而被迫放弃了。
与此相反，专门的国家保安部队(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武装部队除奸部)却扩编到了几十万人，用以确保军队的忠诚，制止“擅自”撤退，以及充任特种突击部队(甚至突击集团军)。随着战争的发展有利于莫斯科方面，又企图以这类部队充任党的“行动臂膀”，以便在收复的地区重新强制实行党的控制，以及在新吞并的地区及东欧强制推行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在德军后方开展游击战、间谍活动、破坏活动，以及暗杀行动等。所用兵力从国家保安部门、军队情报部门、反奸总局、国防人民委员部或武装部队除奸部抽调。后者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将军领导。他直接向斯大林报告。所以，这类活动实际上是由中央政治局领导所控制的。
而且，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武装部队除奸部人员全面渗透到了各游击支队中，因而保证了国家保安部门在作战行动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尽管红军作战与游击活动之间的协同要求把军事作为中心。总之，日常的游击行动受国家保安部门的帕弗尔·苏多普拉托夫少将指挥。苏多普拉托夫素有德军后方“特别支队大师”之称。
苏联人认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对正规军作战是一个极为有效的非同一般的补充，帕斯皮洛夫主编的《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一书写道：
战争期间，游击队打死、打伤和俘虏了成千上万的德军、卖国贼及占领军政府的官员。他们使18,000列火车出轨，摧毁或破坏了上万部机车及数万节车箱和油罐车。游击战打击了德军的士气，使他们始终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这类自誉之辞，尤其是那些关于德军士气的自我赞美之辞，遭到了德国人的反唇相讥，但是毫无疑问，苏联的这类特种作战确实牵制了德军正面作战所必需的人力和物资。
游击战经验对于苏联后来计划和组织特种作战，对付德国失败后新认定的敌人——美国，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国家保安部门认真地依靠曾在苏多普拉托夫“特种支队”中供职过的军官的才智，帮助建立起一支替代性的秘密机构，“开展战斗行动，以削弱欧洲美军司令部的军事基地网”。然而，这一活动的主要精力也许放在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对外行动局)的“执行行动”，或“干湿活”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头几年里与军事有关联的特种部队情况，我们不甚了解。诚然，在莫斯科地区的确重编了空降部队。但是，新组建的空降师是否包括军事情报部门隶属的或空降兵隶属的“特别使命”部队？我们尚不得而知。“直接行动”的特种作战似乎主要为绑架和暗杀叛逃者、移民及遍布欧洲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军事情报部门和军队在特种作战领域里的地位提高了。
特种作战在当代苏联军事理论和战略中的地位
由于美国战略核垄断的结束和苏联武装力量在集中发展传统的本土力量的基础上增加了向海外投放兵力的能力，六十年代初至今的苏联军事扩充战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战略均势发生偏转，造成“力量对比”中出现了有利于莫斯科的变化，结果，苏军的“对外”作用大为增强了，而苏联发言人对这一事实却含糊其辞。
在苏联政治－军事策划者们看来，在战略核保护伞已经加强的情况下，一般任务部队的用途大大增加了。这不但适用于遥远地区的行动，而且适用于对付北约的行动，不论这样的行动具有核性质还是常规性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苏联的军事理论并不严格区分战争类型，但是要求作战计划和军队编成务须建立在常规战争可能很快发展成核战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之下。因此，一般任务部队必须随时准备利用莫斯科已加强了的战略核地位所造成的政治－军事机会，必须使自己适应于在尽量不打乱原编制体制的情况下完成核条件下的作战任务。
苏联特种任务部队通常划归一般任务部队，必须在同样的前提下进行作战。鉴于苏联特种部队具有精锐部队的性质，西方分析家常常将它们看作是仅次于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第三力量，但是在整个战区内，它们的作战行动必须按典型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形式与其它部队的作战行动密切协同。特种部队还必须随时准备好在常规条件和常规一核条件下，在符合时机、指挥与控制、后勤支援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要求的情况下，遂行作战任务。由于与敏感的特种部队任务有关的保密要求非常严格，苏联军事理论性文章在谈及这方面的军事问题时一向是非常有限度的。然而，因为特种部队任务与更广泛的军事行动的政治一军事目标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必须在国家一级的指挥层次上进行周密的计划，而且无疑地要涉及到克格勃、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间的密切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在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周密计划和密切协同，在总参谋部和大本营，斯大林任最高统帅并亲自督察武装部队除奸部的工作，因此，直接参与国家保安活动和担当国家安全的责任。
在实现苏联军事理论和战略提出的要求时，特种部队所负任务可分为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三种类型。这些任务包括间谍活动、侦察、破坏、暗杀、游击战、切断交通线，以及其它秘密性质的活动，旨在削弱敌国的政治－军事能力和配合有关的或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在敌深远后方实施的战略特种任务，旨在削弱敌人进行战争的能力。这类任务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为其目的包含打击敌人的士气，制造混乱和破坏民族团结统一。担任此种任务的行动分队，可以从克格勃、空降部队、军事情报部门等分别抽调，也可由这些单位出人组成各种混编分队。战役特种任务极可能由方面军及其所属单位(集团军)指挥，行动纵深达350公里至1000公里，通常包括有空降、军事情报部门和集团军的部队，重点是进行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的情报和破坏活动。战术特种任务的纵深较小，不到100公里，规模也较小，而且支援单位的级别也较低(师级)。最后，海军特种部队通常要支援舰队和地面的战略、战役和战术规模的作战行动。
如前所述，苏联发言人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强调苏军具有更大的“对外”作用，这是一个新的现实。实际上，瓦西里·D·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第三版(1968年)《军事战略》就已暗示了这一变化，在苏联给予那些“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的政治－军事援助方面，增加了“军事援助”的内容。这些地位显赫的权威人士宣称，今后，莫斯科在苏联周边和卫星国传统疆城以外的所谓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要更积极地参与军事活动。这一理论方面的修订工作，可能在苏联具有可观的兵力投放能力之前就已进行了，但是它确实是与莫斯科企图取得与美国的战略均势和正在进行的一般任务部队扩充活动相一致的。作战能力将很快跟上理论的需要，因此，索科洛夫斯基和阿列克谢·H·叶皮谢夫将军(苏军总政治部主任)深信，不久将具备这种能力。在新的核保护伞下，苏军总参谋部能够以公开的方式部署其可投放的部队，摆脱了从前(如1962年古巴事件)的那些束缚。
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冲突中，即使动用极有限的军事能力进行干涉也可能改变这些冲突的结局，这一性质为苏联人运用特种作战获取合算的政治－军事好处，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苏联人常常流露出，在反复无常的形势下，迅速而果断的军事援助或干涉(例如1975年其代理人古巴在安哥拉搞的特种作战，苏、古、东德入侵埃塞俄比亚，苏联对塞舌尔的军事支援，等等)，能使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利于莫斯科。1979年12月，苏联特种部队在喀布尔对阿明总统和阿富汗军队采取了果断的流血的特种作战行动，这是斯大林思想在当代的一个实例。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斯大林曾指示别尔津先夺取对首都的军事控制权，将其作为一个“要点”，以进一步控制全西班牙。
这样的历史经验还预示着其它可能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坚决，因此美国军事计划人员推测：苏联特种部队所属的干涉部队有可能在美国快速部署部队的先头分队抵达之前或同时，就在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投入战斗。与新的战略现实相联系的叶皮谢夫的“对外使命”，已经对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的基本原则产生了影响。
苏联进行特种作战的能力
苏联特种作战可以使用的力量来自好几个部门，而且不仅仅限于正规军。我在特种作战的历史回顾中已经指出，这类作战中地位最高的当属情报和保安部门，而且今天仍然如此。通常，国家保安部门在苏联军事实力中地位突出，它拥有一支直属的武装力量，它通过克格勃第三局的监督渗透与谍报网遂行党指定的军事反情报任务。克格勃通过这样的手段，保持一种遂行自己的特种作战的能力，并经党的许可对军队的特种作战实行监督。因此，先从克格勃开始评论现有的特种作战部队，是合适的。
克格勃
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所拥有的武装部队比许多先进工业国的武装部队都要大。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共计约有196,000人，而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克格勃部队的数量则达25万到30余万之多。其中大部分隶属边防军局，装备有坦克、火炮、装甲输送车、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以及舰船等。据认为，边防军是一支政治上可靠的精锐部队，直接向设在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报告，不受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指挥。从历史上看，边防军除了守卫边疆和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战役以外，还被赋予政治上敏感的“特殊任务”——驱逐嫌疑分子出境，反暴乱行动，以及如约翰·巴伦指出的，在越南战争期间担任北越的顾问等。外界盛传，克格勃边防军分队在阿富汗深深卷入了某种无人知晓的特种作战。最近叛逃出来的一名阿富汗秘密警察(一名经克格勃训练过的将军)提供了一点有关克格勃边防军活动的线索。他声称，从苏军顾问那儿获悉，(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曾在塔吉克地区入侵苏联。防御这类游击队的袭击，显然是克格勃边防军的义务，肯定会授权克格勃在阿富汗境内实施反民族解放阵线游击战的行动。
实际上负有或者可能担负特种作战任务的其它克格勃单位是第七局(或叫边防局)、第三局(武装部队及情报局)和第一总局。叛逃者和移民常常报告说，边防局拥有精锐的师或团一级的兵团或部队。一位前克格勃官员彼得·杰里亚宾证实说，捷尔仁斯基师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苏联文献中捷尔仁斯基师列在内务部这一栏里，但据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镇压国内叛乱或在国外进行特种作战，该师转隶克格勃指挥。杰里亚宾还指出，鲜为人知的克格勃保安部队共计达5个师，早就归格奥尔吉·齐涅夫将军统辖。格奥尔吉·齐涅夫目前是克格勃的第一副主席。
第三局(武装部队反情报局)负责向军队进行渗透，从高级指挥机关一直到战役、战术单位。它通过一系列配属给所有武装力量单位(包括克格勃自己的部队和内务部的部队)的“特别处”来完成这一任务。该局的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武装部队除奸部，执行特别敏感的特种作战任务。第三局如今是否专门掌管特种部队，尚不清楚。但是，因为军队各部门、各单位都有自己的人，所以它肯定已被赋予至少是进行监视的特殊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之后接任领导的名列前茅的显要人物都具有在克格勃和克格勃第三局任职的背景：
——尤里·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总书记，曾任克格勃主席15年；
——盖达尔·阿利耶夫，苏共政治局委员，在担任阿塞拜疆党的第一书记时曾在克格勃里工作了28年，尔后成为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政治局委员；
——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克格勃主席，在1982年初谢苗·茨维贡将军去世后担任克格勃的第一副主席，齐涅夫任主席。1982年12月接替费多尔丘克任克格勃主席；
——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将军，内务部部长，1982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不久，于1982年12月调到内务部，曾任乌克兰克格勃主席和克格勃第三局局长；
格奥尔吉·齐涅夫将军，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作为克格勃副主席，负责监管军事反情报工作达二十多年，负责克格勃对武装部队的弹道导弹、核武器和其它特种武器的保卫工作。
此外，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彼得·伊瓦舒京将军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阿列克谢·叶皮谢夫将军都具有克格勃第三局的背景，而且与费多尔丘克和齐涅夫都有私交。由此看来，断定克格勃参与了特种作战，不论这些行动是由克格勃实施的，还是由正规军部队实施的，这种结论是正确的。看来阿富汗事件肯定会证实这一点。
最后，克格勃内还有一个单位也深深卷入了特种作战。第一总局(对外行动局)内有一个“干湿活”部或叫“执行行动”部。几十年来它一直与暗杀、绑架、破坏及其它直接行动的活动有联系。从三十年代臭名昭著的“机动小队”，到与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暧昧关系，克格勃一直保持着一种受党严格控制的高度秘密而积极的“牵制”行动能力。多年来，叛逃者不时报告一些内容一致的情况证明，在直接行动方面，克格勃负有重要使命。它独立于军队的特种部队活动，但同时又是对后者的补充。这类行动看来更具有战略性质，包括用小分队打击非军事目标的直接行动使命，而特种部队的活动通常较明显地侧重于针对军事目标。然而，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再次表明，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
要推算出专事特种作战的克格勃人员，部队或分队的数量，实际是不可能的。如同前面指出的，克格勃部队约有25万人，特种部队可能从中抽调，也可能已包括在其中。
内务部
内务部大致指挥着26万人的内卫军，按摩步师、摩步团等序列编成。同克格勃部队一样，内卫军不隶属正规军，而是使用类似前面提到过的捷尔仁斯基师那样的部队，担任党政要员的警卫。从前的苏联公民一直认为，这类部队属于克格勃，他们忽略了内务部与克格勃之间在名称上的区别。历史上，这两大保安部门时合时分，表明它们在体制上是相近的。这一贯常现象由于最近费多尔丘克由克格勃调到内务部工作而得到进一步证明。据报道，内务部所辖部队多年来一直从事特种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最近几年对阿富汗的入侵中都是如此。确实有报道称，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维克托·S·帕普丁将军是在1979年12月的反阿富汗总统阿明的特种作战中被打死的。他在那儿是作为莫斯科的全权大使，试图控制阿明，还是奉政治局之命充任克格勃与内务部联合军事行动的现场调理人？最近叛逃的一名克格勃分子详细地叙述了喀布尔行动，但是，关于帕普丁和内务部，他一字未提。
同克格勃的情形一样，内务部部队的规模和许多部队所拥有的高雅称号，使内务部成为能够提供适合从事特种作战人员的人材库。然而，它的总任务是保卫党的安全。这表明它在使用上是有地理限制的，不超出帝国的外围地区(即东欧、阿富汗)。
军队
苏联正规军拥有若干种部队，它们或是为进行特种作战或特种任务而专门组建的，或是统帅部根据需要而可能专门指定用来担任特种作战任务的。这类特种作战任务通常包括侦察、间谍活动、暗杀、摧毁敌人的核武器仓库和攻击手段、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牵制性攻击，以及在后方制造恐怖，等等。
苏军拥有七、八个空降师，直接隶属最高统帅部，其作战指挥由总参谋部负责。最高统帅部可指定空降师全部或者部分部队担任特种作战的空降任务，攻击敌后的重要的政治、军事、指挥控制、交通、工业等目标。根据行动的敏感程度，或者由克格勃对其进行直接控制，或者由克格勃对其进行高度的监督。克格勃中担任这一任务的最可能的候选对象是第三局(武装部队反情报局)。
苏联海军的四个舰队和波兰、东德的海军都拥有海军陆战队。在特种作战中，海军陆战队通常用于夺取登陆场，或者用于突袭，其任务和所用战术与正规的特种部队相似。
最容易识别的特种编队属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据一名前苏联陆军军官称，每个方面军编有一个特种旅，下设一个司令部连和三个牵制营。(据该军官说)因为军区是平时编制，战时它就是一个方面军，因此他推断每个军区都编有一个特种旅。此外，他认为，四个舰队中每一个舰队都编有一个特种旅，隶属舰队司令部情报局。然而，一位西方分析家指出，“共有4个突击队，每个舰队一个”，它们都是海军陆战队的组成部分。该分析家没有将它们划入特种兵一类，但．是，它们的任务(远程侦察，破坏和袭击)却具有特种兵的特征。
假定苏联驻外(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蒙古)军队集群中的每个集群都相当于一个军区的架子，那么在特种兵总数上还可再加上4个特种旅。因此，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共有24个特种旅，但是，现在根本不能断定，每个不太重要的军区，尤其是内地军区，也编有一个完整的特种旅。
据认为，每个特种旅在满员的情况下拥有900到1,200人。按总共24个特种旅这一最坏的情况计算，总参谋部情报局的特种兵总兵力改为21,600到28,800名官兵(不包括预备役人员)。很难断定在阿富汗作战的军事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是否算入这一总数之内，或者它们应该隶属于其它单位。这位西方分析家还指出，除了各方面军的特种旅，还有隶属各战略区(相当于一个战区)总司令的特种远程侦察团，因此，在可能的特种兵总数上还得加上这些特种远程侦察团。
特种远程侦察团的主要任务是，以小分队在敌后进行侦察和收集情报，报告敌核袭击兵器和其它重要目标，为机降部队在敌后实施机降做准备，侦察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可能使用情况，进行破坏和袭扰活动，消灭敌人的军政要员。后一项任务由从特种旅单独划分出来的旅司令部连专门负责。
分布在敌国的间谍网协助特种兵完成上述任务。这些间谍经过训练后成为政治鼓动员、情报收集员和破坏分子。临近敌对行动爆发前，上述的各式特种单位将秘密展开，并与当地的间谍取得联系，开始在目标区行动。克格勃特务分子也将动员起来进行克格勃指挥的特种作战。当地的共产党人、左派分子，还有恐怖主义组织也可能动员起来，支援上述行动。
在苏军空降兵和特种编队的总数上，还应加上华约其它国家的类似部队。仅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就至少有20,000名这样的特种兵，可从事后方地域的特种作战。想必他们的编制和任务反映了苏联的军事理论和指导思想。实际上，波兰的一篇报道最近直言不讳地指出，各种“破坏小组和侦察力量”是“诸兵种合同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军中还有一类部队，其任务涉及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内容，而又能得到很高的奖赏，那就是对拉丁美洲、非洲、中东、西南亚和东南亚的有关集团进行军事和安全援助。苏联向苏联集团以外地区派驻了大约20,000名军事人员，不包括向阿富汗派遣的105,000名苏军。这些军事人员中的大多数是军事援助人员，由总参谋部对外军事援助总局实施统一领导。他们得到了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和克格勃的官员以及来自若干东欧国家的情报和保安人员的协助。这种现象所表现出的政治介入已不是一般的军事援助了。正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实际领导人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所指出的：“经验证明，军队所持的立场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具体的政权能否继续掌权。”
接近第三世界地区的掌权的或强有力的军事首脑，不仅为苏联人提供了政治势力范围，而且使他们有机会向各国的政府、运动组织或党派进行渗透，物色、收买当地群众供苏联尔后驱使，以及炮制苏联和东欧那样的情报和保安部门，从而为建立或保留所需的“革命”政治制度提供一切方便。苏联及其盟国的军事，保安人员一旦和附庸的军事——革命达成妥善安排，他们就能协助促成或支援附近国家的“革命”斗争。我们目前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见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像古巴这样的代理人在数量上增加了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特种作战能力，在地理上使他们变得更为有利，并为这些代理人矢口否认是上述特种作战能力的有用补充力量增加了一个借口。例如，据报道，1975年首批空运到安哥拉的古巴军队中就有古巴内务部派出的一个突击队。该突击队在南非人手下遭受重大伤亡后由古巴正规部队替换下来。此外，克格勃和总参情报总局都和所谓的“解放组织”和外国恐怖主义分于保持联系，并且为他们保留训练设施。从上面所述的后方地域任务来看，这种联系在战时的价值是不难想象的。
苏联进行特种作战的经验
本文在开头就指出，在苏维埃历史上最初的几十年中，许多特种作战都是与有关政治控制的问题密切相联的。随着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向东欧及其以外地区扩展，维护党在这些地区的控制已变得同在苏联本土内一样不言自明了。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个实用的定义就是，哪里一旦确立社会主义，哪里就不可能复辟。莫斯科近年来根据这一定义运用特种作战的两个很生动的例子是，1968年入侵捷克和1979年迄今对阿富汗的入侵。虽然这两次入侵事件都是由于苏联企图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发动的，但是却向我们提供了苏联对未来的目标国家采取行动时可能的做法。
1968年侵捷时，占领布拉格机场和布拉格“诸要点”的任务，是由军队的特种作战部队在克格勃的命令和指挥下完成的。这些特种部队不仅夺占“诸要点”并一直扼守到由行动较慢的地面部队所接替，而且逮捕了捷共领导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并把他作为俘虏遣送到莫斯科。他们对克格勃开列的名单上的其它“敌人”，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克格勃得到了捷共党内的间谍人员的协助。其中许多间谍人员在苏联的克格勃学校里受过情报和牵制性活动(破坏和暗杀)的训练。克格勃使用他们的方法和在西方敌对国家中的苏联特种分队利用当地间谍的方式相类似。一名任捷军上尉的间谍为克格勃占领捷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和布拉格军事司令部准备了计划，其中包括有关布拉格全城下水道系统秘密出口处的计划。还是这名间谍后来将一个克格勃突击支队带往捷共中央委员会大楼，解除了捷党卫兵的武装，并逮捕了捷共领导(比拉克和英得拉等亲苏分子未在其中)。克格勃事先曾指示捷克间谍人员，不要去触动路德维克·斯沃博达总统，因为据认为他是忠于莫斯科的。
简而言之，这次行动是大胆的，又是非常成功的。克格勃与军队(很可能是空降兵)特种分队联系，神不知鬼不觉地发起袭击，取得了完全出敌意外的效果，尽管苏联长期的政治、军事压力本来应该引起捷共领导集团的警觉。“要点”很快被攻占，当地的间谍动员起来，然后与克格勃人员混编，夺取对全国的政治控制权。其它间谍协助克格勃制造混乱，散布怀疑思想，尤其是在军队中制造混乱与怀疑，从而制止了捷共军队作出协调而有意义的反应的可能性。苏联领导事先曾认真而积极地作了应付这种可能性的准备。
非常相似的战术在1979年12月的喀布尔重演了。早在12月行动的几个月以前，空降兵派出的特种分队和总参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已经进驻该国了。他们和派往阿富汗军队的苏联军事顾问一道，制订了一系列计谋来压制或限制驻首都的阿军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据一名最近叛逃的克格勃分子说)，苏共中央攻治局决定杀掉阿富汗总统阿明，该任务交给了克格勃。在一次下毒行动失败后，一个由数百名突击队员组成的突击分队在一名克格勃小分队官员的率领下于1979年12月26日进攻阿明的官邸。据这位叛逃者说，这次突击行动的指挥员是一名叫巴耶列诺夫的上校。他早先曾领导过一所克格勃恐怖主义分子训练学校。他和其对手阿明都在这次行动中被打死了。
这一消息来源证实了先前关于克格勃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带领军队特种部队袭击总统府并击毙阿明的说法。例如，约翰·埃里克森认为，苏联人发动了一次比布拉格行动更加血腥的行动。埃里克森认定，第105空降师的一个“特种任务”旅“在克格勃的指挥下”，充任喀布尔行动的先锋。但是，最近这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情况，丝毫未提及内务部帕普丁将军的作用和围绕他在这次行动中丧生的矛盾说法。
在喧嚣一时的12月事件之后，苏联特种部队作战回复到了陈旧的模式上，使人联想起镇压二、三十年代的巴斯马赤叛乱的情景来。他们在阿富汗的卷入很快就表现出一场持久反暴乱作战的特点。西方评论家越来越期望在阿富汗早日发生与越战相类似的情况，出现武器原始但意志坚定的反叛者使一个巨大的超级大国深陷泥潭的景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都值得一一分别研究，这种令人欣慰的看法远非事实。尽管阿富汗使苏联损失巨大，但苏军认为，它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武装部队的第一个真正的作战实验场所。这样讲不仅适合于较大兵团、较大规模的“搜索与摧毁”突袭，它同样适合于特种作战.而且，正是在特种作战方面，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看到了苏军的改进和日臻完善。菲利普·雅各布森写道：
这里是正在工作的“作战实验室”，而且至少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可对其结果作证。他们在难以接近的山地深处的营地突然遭到身着黑色军装的突击队员的袭击。他们从夜暗中冲杀出来，造成了严重伤亡。列宁格勒一位退出现役的年轻医生告诉其好友，苏联特种部队长如何深入游击区，包围可疑的村庄，尔后“手持利器打了进去”。所有这一切均表明，现场(军事)领导负有前所未有的高度责任。
由上可见，在1968年的布拉格和今日的阿富汗，苏联人都获得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有过的特种作战样式和强度的试验场所。在布拉格，实施特种作战本身就已实现了苏联的战略目的。在阿富汗，这场特种作战迅速地达成了其战术企图，未能实现战略解决并不是这场特种作战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对阿富汗暴动的深刻程度理解错误所造成的。上面引用的那则报道表明，苏联特种部队已经开始总结该问题的经验教训了。
结论
在我1980年最初研讨苏联特种作战课题后，这是我第二次对其进行探讨了，我觉得没有理由改变我在那时所提出的主要结论：
莫斯科已经具备了在远离欧洲大陆的地区推进“历史进程”的军事能力，这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图哈切夫斯基也许梦想过在外国领土运用苏军，将其作为一种推进革命的力量，勃列日涅夫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在这一新军事能力的前缘是一种较陈旧的传统力量：与保安部队联结在一起的特种任务部队。
苏联在阿富汗和第三世界危机地区进行特种作战所取得的经验，使其新领导具有了在对抗中表现自己更大程度的军事行动的信心，而在前一个时代，他们是会尽力避免这样的对抗的。再不能设想，苏联在兵力投放方面仍会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在美国或其盟友的快速部署部队抵达前，已经在当地的苏联特种部队即可对当地的革命力量迅速进行补充。此外，曾经在建设和运用特种作战所需的各类部队中起过很大作用的苏联新领导现在已经出现。
对北约来说，问题仍然是尖锐的。苏联特种作战在该战区的首要任务将是，破坏北约的核武器系统，以此协助苏军达成突然性，并发挥其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次要任务是，要在北约采取有效的措施前就在其后方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既缺乏时间又缺乏作战纵深，对进攻一方来说是有利的。
讨论发言
哈里特·法斯特·斯科特夫人：
兹亚克博士提到了苏联特种部队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所起的作用。这使我想起了谢尔盖·什捷缅科将军在特种作战方面奠定的基础。1956年到1957年间，什捷缅科是总参情报总局局长。而且，我们从潘科夫斯基那里得悉，1957年什捷缅科在莫斯科附近组建了一所从事破坏活动的学校。在那儿大约有200名凶手被训练成破坏分子、间谍人员和恐怖主义分子。潘科夫斯基说，朱可夫知道此事，但未告诉赫鲁晓夫存在这样一所学校。其实，那件事的本身就是一种特种作战行动。
几年前，我在查阅为苏联武装部队培养军官的为数众多的苏联军事院校(共有140所)时，无意中发现在北高加索的克拉斯诺达有一所军事学校。通常，苏联军事院校总是有一个表明自己性质的名称的。比如叫坦克学校，炮兵学校，或者飞行员培训学校，等等。但是，这一所学校只是称为高等军事学校，毫无表明其性质的名称。
什捷缅科死后，该军校以其名字命名。因此，回想潘科夫斯基的情况，这里也许是苏联人为特种作战培训军官的场所。我认为，这样设想是有道理的。
兹亚克博士提到的另一个人是叶皮谢夫。叶皮谢夫曾一度担任贝利亚的副手，从1962年至今一直担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有人说，赫鲁晓夫在1952年将其带到莫斯科，并在内务部为他谋到了一个副部长的职位，以便监视贝利亚。兹亚克博士指出，叶皮谢夫在其撰写的书中，论述了苏联武装部队扩大了的使命，这些修改意见在七十年代中期写进了作战条令。当时宣称，苏联武装力量的使命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保卫本国，而是扩展到世界上哪儿社会主义受到威胁，苏军就奔赴哪儿。
1982年苏联军事出版局出版一部由叶皮谢夫将军主编的书，题为《苏联共产党和军队体制》。该书最后一章的题目是：《保卫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这一章中，叶皮谢夫列举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的65年中苏联在对外行动中所取得的种种“胜利”。
第一个“胜利”是国内战争。这场内战开始时只是一场发生在列宁格勒周围的规模非常小的运动，但到最后却席卷了整个俄国。其第二个“胜利”是向中国派遣苏联顾问。其中一名顾问用了加伦将军这个假名，后来才知道是布柳赫尔元帅。最后，他在肃反运动中被杀了。但是，日本人不能确定布柳赫尔和加伦是否是同一个人。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谣传说加伦将军又在中国指挥对日作战时，日本人曾深为忧虑。
叶皮谢夫声称的下一个“胜利”是苏联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虽然按他们的标准来说那次卷入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支持的那一方失败了，但是他们是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再下一个胜利，他提到的是哈勒欣，即1939年夏在外蒙古打的那场鲜为人知的仗，当时苏军前去支援对日作战的蒙古军队。这一仗的指挥员是斯捷尔恩将军，兹亚克博士曾提到这个人。
出于好奇，我查阅了有关斯捷尔恩的材料，发现他在1941年，战争开始后的四、五个月时被枪杀了。当时，斯大林由于前线失利而开始了另一轮清洗活动。他选中了几位重要的将军先行开刀，其中大多数是西班牙内战时的老战士，里面有斯捷尔恩和苏联空军司令。
下几个“胜利”是，1940年后苏联一个接一个夺取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诸加盟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有助于苏联人“解放”了半个欧洲，并建起了他们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的志愿飞行员参加了，而且若干个苏军师也已作好准备，只要需要，随时可投入战斗。成立华沙条约集团，1956年干涉匈牙利，修建柏林墙，1962年保卫古巴等，都列为伟大“胜利”。接下来是苏联支援越南，而后是“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制止其被帝国主义势力拉过去。叶皮谢夫在谈到1979年中国入侵越南时再次提到了越南。他还说到了1979年波兰受到威胁时保卫了波兰社会主义及后来的阿富汗等。以上种种是苏联人引以为非常自豪时一些事情，也是他们自己开出的特种作战的单子。
兹亚克博士的论文中提到了安德罗波夫。我想指出，安德罗波夫曾经是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青团的第一书记。在1940年冬的苏芬战争后，苏联人共吞并了17,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其边界由列宁格勒一直延伸到北极海。但是大部分芬兰居民随撤退的芬兰军队迁走了。苏联政府号召居住在爱沙尼亚和列宁格勒两地的芬兰人，邀请他们迁居和开垦故土。索尔仁尼琴告诉我们，苏联政府要求芬兰籍人交出国内通行证，将他们装到大汽车上，运往空旷的土地上，任由他们自己供养自己。这一带地方在1958年前一直是苏维埃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尔后并入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安德罗波夫就是在这里发迹的。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回顾说，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告诫他，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分子，必须更换掉，以防止一场民众造反。该斯大林主义分子头目被撤换后，大使又向他写信说，新上任的领导同样是搞倒退的，也是不中用的。那位大使当然不是别人，正是安德罗波夫。匈牙利人按苏联人所期望的做了。他们选了纳吉当他们的领导人。但是，纳吉的主张是，退出华沙条约集团，宣告匈牙利中立。安德罗波夫很快向纳吉动了手。他在这一活动中得到了刚从莫斯科调来的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协助。他们拼凑起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另一个匈牙利政府，逮捕了纳吉，承认了卡达尔的政府。然后，特种部队进入，镇压了这一场暴乱。
最后，我要特别提一下沃尔特·拉克所说的话，以结束我的发言。那就是：苏联人会永远扩张下去，直至遇到抵抗。如果觉得没有抵抗，他们就继续扩张。我希望我们能把自己的特种部队组织起来，以便我们能在世界各地给他们一点抵抗。
小阿瑟·H·朱埃尔克先生：
兹亚克博士的论文中有几个特点，我想再强调一下。首先，苏联所拥有的这些非常令人生畏的特种部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并非单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尽管当时是苏联特种部队形成的一个时期。他们的真正传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的战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游击战的战术非常相似。而他们的控制机关是苏联情报和保安部门。苏联特种部队的任务，既有对内的，也有对外的，而且他们在战时与平时都有行动。按苏联人的标准，他们是精锐部队。而在苏联，要作为一支精锐部队，必须在政治上绝对可靠。
简单地说，好象有三种类型的苏联特种部队，与克格勃、内务部和总参情报总局有关。关于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战时破坏活动的部门——第八部，现有材料相当丰富。该部早先称为第五部。关于它的作用，1971年叛逃出来的奥列格·利亚林有过描述。他为我们了解克格勃搞破坏活动的内幕提供了极好的线索。这类活动(主要是破坏非军事目标)在战前时期通常要与克格勃其它活动相协同，而且在战时要继续进行下去。在兹亚克博士描述的庞大的内卫部队编制中就有内务部特种任务部队。这种部队由苏联人所称的“特种任务”部队组成，其中有一些是精锐的近卫军，如驻莫斯科的捷尔仁斯基第一摩托化步兵师。另外还有准备精良，人员众多的特种兵团。他们分散于苏联各地，主要用来完成苏联国内和华约内的政治保安任务。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我认为是主要的威胁集团，即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特种任务部队旅，也称为牵制旅和特种兵部队。这类部队与方面军或舰队一级，也就是苏联人所说的战略兵团相关。他们配属到各舰队、各军区和各驻外军队集群(一个集群的兵力构成战时的一个方面军)。
这一庞大的常备部队与西方的同类部队大不相同。它规模巨大，是苏联人集中容纳经过训练并且有经验的人员的场所。它使苏联人能够灵活地在苏联本土周边及更远的地区进行各种各样的特种作战。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他们在布拉格采取过行动。1979年，他们在克格勃第八部的配合下，在喀布尔采取了行动，他们颠覆了阿明的政权，为尔后苏军全面入侵阿富汗铺平了道路。而且很显然，这一支令人生畏的总参情报总局控制的部队的大部配置在北约中央地区的当面，对北约的核威慑构成持续性的威胁。
总参情报总局所属各特种旅是情报部门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担负特别任务的正规空降部队，而是遂行特种作战的特种任务部队。他们与情报部门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你能想象美国特种部队完全隶属于联合军事参谋部情报科吗？苏军的这些特种部队为方面军或舰队的情报局(情报总局的下属单位)工作，因为他们的任务是“特种侦察”，大致归纳为情报收集，直接行动，以及破坏活动等。他们的活动完全统一在方面军的诸兵种合同战役之内，旨在协助达成战区目标。他们是苏军战区作战的组成部分，遂行战役中相当一部分任务，其所负的任务和攻击目标都是十分明确而且是标准化的，他们也是按照遂行这类任务和攻击这类目标的需要而进行训练的。其任务从兹亚克博士所述的战役一战略规模(行动纵深与方面军或舰队的作战纵深有关，最远达1,000公里)，到真正的战略规模(有可能是洲际的)不等。而且，他们拥有非常庞大的支援谍报网，作为他们行动的后盾，这是苏联特种部队的又一个非凡的特点。在事先没有安排好谍报支援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向敌国领土派遣特种任务部队的。由渗透进去的其他苏联谍报人员加强当地谍报网，以支援特种兵的作战行动。
苏军认为要节约使用兵力。他们不浪费武器，也不向攻击目标或敌人军队滥用弹药。但他们赞成集中使用兵力的思想。也许因为这一点，他们并不倾向具备那种由经过特别训练和挑选的个人所组成的规模不大但极其有效的特种部队作战能力，而这在西方是很诱惑人的。他们的作法是，设法将特种任务部队训练成一支在作战能力和可靠程度方面都超过正规军的力量。他们集中使用特种部队，估计战斗减员率相当高，不过对于苏联人来说，完成任务是根本的目的。
对这些部队及其在各类冲突事件中可能给西方造成的威胁进行分析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讨论得最多的是涉及到华约向北约中央方向发动进攻时使用特种部队的战区战争。他们袭击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北约的核作战能力。在这种冲突中，苏联的特种部队可能早就参与进来了。
鉴于北约的核打击能力对于阻止苏联实现取胜的企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北约部署潘兴Ⅱ型和陆基巡航导弹对苏联是个真正的威胁。因此，在战争初期，特种部队是消灭上述武器系统的最好的工具。
我也同意，我们必须从特种部队是兵力投放的一种工具(在第三世界领域尤为如此)这个角度来研讨特种部队作用的看法。这一工具使苏联早在任何一方的正规部队抵达前，就能将有限的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兵力投送进去，这一兵力很可能比任何一支当地部队都强大，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由此可见，苏联特种兵旅对我们的快速部署能力、我们的驻外部队以及我们的海外基地和设施等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能够攻击和削弱我们的指挥控制机构，我们的后勤和前进基地。
正如兹亚克博士指出的，我们还面临着来自苏联训练的第三世界代理人的特种任务部队(尤其是那些召募来的训练成具有特种兵素质的干部)的潜在威胁。他们可能对西方的政权或者战略设施采取行动，从而为苏联人否认参与其事提供似乎有理的借口。
我们可以随便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这种可能性。除了研究欧洲战区环境以外，我们为什么不该考虑一下这些部队对美国本土和阿拉斯加也构成潜在威胁呢？如果在欧洲中部地区正发动一场战争，美国的地面部队投入交战，而海军部队在海上遭到攻击，那么为什么要排除美国易受苏联特种部队攻击的可能性呢？在北美有许多非常好的攻击目标，而它们通常缺乏能力对付这些战斗力强的特种任务部队的突击。
我们务必记住，不论未来战争的情形如何，在苏联各种威胁能力之中，从低级的破坏、谍报、宣传和散布假情报，到涉及破坏活动和直接行动的特种任务部队作战，一直到使用战略核力量，总参情报总局特种兵旅将总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许多威胁能力中，克格勃的特种作战是低强度的，但却是针对关键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的。他们可能在全面的敌对行动爆发前早就开始行动了。而总参情报总局特种部队的任务则是比较传统性的，其活动大多开始于进攻发起时刻，或者之后。
总而言之，苏联在特种作战方面的进攻能力是非常令人瞩目的。这种能力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几十年中周密计划和发展的产物，而在最近十来年中它已经磨练得锋利了。我们也许将看到他们会进一步提高这种能力，以抗衡北约部署潘兴Ⅱ型和陆基巡航导弹。
也许因为苏联人强调进攻性的特种作战，所以他们也十分注意对敌特种部队的防御。内务部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部队，其主要任务是抵御外国突击队。尽管战时这类内务部部队的大部分可能会与正规军一道靠前部署，但是许多部队将留下来保护包括苏联全境的后方地域。如果西方打算以特种作战对付苏联和其它华约国家的目标，苏联的这种防御能力必须考虑进去。因为内务部的这些内卫军不是正规的地面部队，所以我们往往忽视了他们对苏联在本土和各战区作战的重要意义。
讨论情况综合
发言开始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关于苏联在特种作战方面的脆弱性和弱点问题。他指出，今天反苏情绪继续高涨，在美国少数民族中尤其如此，他们对1940年苏联对波兰军官在卡廷的大屠杀记忆犹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严惩行动”记忆犹新，当时数千名苏联战俘被强行遣返，不是遭枪毙，就是被判处服劳役。讨论中还谈到，尽管希特勒是如此之坏，但是俄国弗拉索夫将军却仍然收罗了一百万叛逃的苏联逃兵并在整个战争中帮助德军进行反苏作战。
这无疑表明，面对欧洲未来可能发生的对抗，就是苏军内部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大的脆弱性，更不用说卫星国了。依靠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更不用说依靠美国舆论了，肯定还有使这类脆弱性进一步增加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为苏联特种部队的规模和实力所吓倒。
兹亚克博士承认这些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指出卡廷大屠杀很可能是苏联国家保安部队干的。但是，说到弗拉索夫时，兹亚克认为，我们很可能被历史欺骗了。像弗拉索夫这样一个直至被俘前还是苏联战斗英雄的人，其主要的反叛动机是不满当时的政策，无论从个人还是从职业上讲都觉得反感。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弗拉索夫军团中为其战斗的普通农民普遍厌恶斯大林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残酷行为。
从那时至今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因此，兹亚克博士怀疑我们是否还能打动苏联人同样的心弦，象希特勒那样得到那些苏联人的广泛支持，尽管希特勒推行了罪恶的法西斯思想。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希特勒可能已经发掘到了的那个源泉，这个源泉是建立在1941年和1942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广泛的不满情绪上的，建立在甚至到1944年和1945年还残留在人们心中的伤感情绪上的。德国人得到的是志愿入伍的士兵，而不仅仅是一些在武力胁迫下服役的不幸者。今天我们却不太可能发掘到同样的源泉了。然而，朱埃尔克却认为，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某种看得见的潜在弱点。这需要特种部队，需要不断地接触目标，而长期以来，这件事情是被忽视的，而且要恢复也不容易。
兹亚克博士在详细叙述这一点时指出，德国人具有极好的利用自己处境的才能。当时有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各地的人民骨干。这些人不是被俄国人驱逐出来的，就是被那些新成立的加盟共和国驱逐出来的。他们了解俄国人和苏联的心理，了解苏联历史，并且知道如何使之为德国所用。他们在战役方面干得很出色。但是在战略方面，由于希特勒和其它疯子大权在握，德国人终于丧失了这一机会。
另一位发言者对衡量苏联特种作战成败的标准提出了质疑。将二十年代在中国和西班牙内战时在马德里的苏联干涉行动列为成功的范例似乎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在这两个地方苏联最终都彻底失败了。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是成功的，那是由于苏联红军在特种部队后面整装待发。苏军在阿富汗已有好些时日了，但是在山区，他们却正被几千名装备很差的游击队打得狼狈不堪。究竟怎样才真正算是成功，尚不清楚。
兹亚克博士解释说，他举西班牙内战这个例子不是想要说明，苏联人是否在马德里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重要的是要考虑，斯大林所制定的关于通过小股特务在其军事援助使团的其它公开人员的秘密掩护下进行活动，推行其政治、军事目标的理论指导原则。如果情况表明共和主义者会取胜，那么这批苏联官兵就要按指示夺取马德里，作为一个“要点”。可见，苏联所用的伎俩是后来一再重复使用的这类手法中的一种，其中最突出和最近的例子要数1968年布拉格事件和1979年喀布尔事件了。
谁也没有坚持认为，苏联人在阿富汗正大获全胜。另一方面，苏联人也许并不指望立即取胜。他们来到阿富汗有长远的打算，在前面谈到镇压巴斯马赤叛乱时，兹亚克博士指出了这一点。苏联人跟巴斯马赤打了十多年，发动了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持久战对付巴斯马赤分子，根本未考虑节约兵力的问题。他们使许多人丧生，其中不仅有正规军部队的和保安部门特种任务部队的，而且有当地穆斯林中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一块与世界舆论隔绝的地方。在那个年代里，很少有人关注苏联中亚地区。这与阿富汗事件的相似之处，应予以重视。兹亚克博士认为，苏联人只要需要，很可能在阿富汗长期呆下去。
苏联人用不着考虑美国必须考虑的那类国内政治因素，他们不必马上拿出引人注目的成果来。他们将运用他们迄今所拥有的那些种特种部队，使用逐渐消耗对方的方法，辅之以非常坚定的政治计划，在他们认为适合于阿富汗的政权类型方面，他们可能要经历数次变更。当然，要做到这点的先决条件是，没有反对他们的世界舆论，以及外界没有对当地穆斯林反叛分子进行援助的坚定计划。
斯科特夫人插话说，苏联采取这类举动的主要目的是保卫自己的领土。他们派兵去西班牙，目的是将德军引向那个方向。1939年和1940年他们向中国派遣飞行员，是为了打击日军并将其从西伯利亚边境引开，试图使之折转南下。他们的歼击机飞行员在那个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出色。
因此，他们的主要企图(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只部分得逞)是把眼前指向苏联的进攻引入歧途，使之改变方向。其目的始终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对此，有人提出疑虑说，如此关注苏联在历史上的活动，我们可能忽视了尼加拉瓜、古巴和安哥拉问题，苏联人正在这些国家反对我们，而且干得很有效果。对此，与会发言的人都承认是事实，但是告诫说，这并不是一个凭公开资料就能轻易研究清楚的问题。历史学家必须使用现有的资料。在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研究的具体课题是苏联的特种部队，而不是苏联对第三世界的颠覆活动和战略的全貌。大家一致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问题既必要又有益。
有一位发言者请求进一步说明苏联特种部队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起的与军事作用相对应的政治作用问题。兹亚克博士解释说，在西班牙，苏联的目的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别尔津的任务是要夺取对马德里主要“要点”的控制，以抵抗在政府一边战斗的非共产党或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部队。它很可能成为内战中的内战。该计划是绝对保密的。而且，攻击目标不只是限于“诸要点”，它们还可能包括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本身内的非共产党、非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的关键性政治人物。
别尔津也许会与奥洛夫联合遂行此项任务。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苏联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远离苏联本土的地方使用特种部队担任此类任务的最早的重大事例之一。兹亚克博士在将其与布拉格事例进行比较后指出，指挥这次行动的克格勃官员随首批空降部队先期到达，比地面部队到达布拉格的时间早。他们带有各种计划，布拉格市的地图，市内捷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平面图，以及地下管道系统的布局图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原打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利用地下管道作为脱险路线。
苏联人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抢占了大部分要点。由于捷共方面使用了某种计谋，使他们遇到一些麻烦，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利用受克格勃控制的捷克保安部门中的内部间谍，终于顺利地完成了类似于三十年代末斯大林赋予别尔津的任务。
然后，讨论转入如何利用据悉存在于总参情报总局和克格勃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克格勃和总参情报总局间勾心斗角。但朱埃尔克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承认，这两大部门在情报收集方面肯定存在着竞争。但是，他指出，克格勃的职能是十分之九对内，十分之一搞间谍活动。而总参情报总局则侧重于搞情报收集，但明显地负有支援作战部队的任务。它跟克格勃不是一个体系，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这两个单位看来配合得非常好，而且目前它们继续在这样作。这两家之间也许存在着官僚派别之争，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探索，以弄清是否有值得利用的弱点。一种办法也许是发展我们自己的针对苏联的特种任务能力，以一项公众认可的美国政策，即认定战时预计会有这样的活动作为依据。
兹亚克博士倾向认为弱点也许存在，而且可能加以利用，但他又觉得克格勃和总参情报总局之间在作法上的分歧可能比实质上的分歧更加明显。他特别提醒大家最好不要接受约翰·巴伦的提法，认为总参情报总局是个完全听命于克格勃的附属物。军事情报总局实际上是总参的一个有自主权的局，直接向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报告，所负任务与克格勃略为不同。
另一方面，在今后的日子里领导集团方面可能要有一番紧张的明争暗斗。在苏维埃历史上(也许斯大林时期中有几年除外)，第一次在最高领导层中出现一群显赫的克格勃人物，苏共党内有，克格勃、内务部和情报总局内也有。目前情报总局局长是一名原克格勃官员，他曾担任第三局即武装部队渗透局的局长。许多这类领导人物都可利用他们在国家安全部门的经验。这个部门是苏联社会制度中最严酷的镇压机构。此外，正如加里·奥登在最近一期《环球季刊》上指出的，许多这类人物在军事反情报部门有长期的工作经历。他们知道如何控制军界并与其共事，而且他们了解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任务，因为他们都曾亲身参与执行这类任务。
斯科特夫人强调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在战役一级进行合作的观点。她引用潘科夫斯基的话来证明，苏共中央的行政机关部是执掌此类事务和保证克格勃与情报总局实际上确实进行合作的机构。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还指导内务部和司法部门的工作。该部目前由一个名叫萨普尔金的人领导。因此，对这个官僚机器是严加控制的，这样做使党的总书记能够清除一切由小的争斗造成的后果，并确保大家为一个目标而奋斗。
有一位与会者在发言结束前提到了苏联特种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作用，他认为那次行动至少在一个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那就是取走了西班牙的黄金。兹亚克博士赞同这一说法，并且指出，西班牙的国家黄金储备是被亚历山大·奥洛夫骗走的。在这一活动中奥洛夫得到了共和国政府内的二三名间谍的协助，他们都是奥洛夫的人。这些黄金至今尚未归还。这是目前西班牙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争端之一。后来，奥洛夫本人也觉得那样干下去有危险，于是逃之夭夭。与西班牙这段历史有牵连的重要人物回苏后大多被清洗了。只有罗科索夫斯基幸免于这次清洗。
这次讨论的内容难以很快得出共同的结论。与会者对兹亚克博士论文的意义及其关于苏联通过特种作战手段投放兵力的令人生畏能力的描述，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苏联投放兵力的规模是目前美国及其盟国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