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的范围·第十二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结局·大战略·第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曾把战略描绘成一幢多层大厦，作用和反作用所产生的来回冲击的波浪使每一层都处于动荡之中，那么，这最高的一层要比下面各层宽大得多，而任何实际的建筑物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这是因为在大战略层次上，各较低军事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协同和冲突，在广阔的国际政治环境范围内，对促进国与国非军事性交往中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最终的影响。非军事性的交往包括：正式的外交往来、公共宣传交流、秘密活动、 [ 注：秘密活动泛指对别国领土进行的所有敌对性侵犯行为(公然的军事进攻和明目张胆的宣传除外)，通常分为“隐蔽的政治行为”和“准军事行动”两类。第一类包括：未宣布的财政援助、欺骗宣传、使用渗透进去的特务等；第二类包括：支持本地叛乱分子和使用一切事后可以抵赖的暴力手段(如恫吓个人和进行大规模作战)。在颠覆活动中上述两类秘密行动则兼而有之。 ] 依靠官方和非官方情报所形成的对别国的看法，以及一切不是纯私人性质的经济交易。因此，在这个大得不成比例的顶层上，技术、战术、战役和战区战略各层次上的最终结果，都要出现在同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上述活动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而任何一个国家在国内的军事抉择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非军事性交往，反过来这些交往也影响着该国的军事抉择。

　　 为了更好地抓住大战略的动态性质，我们可以把军事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想象成贯通于各层次的垂直方向的水流，把国际间的相互作用想象成水平方向的水流，垂直水流构成战略的纵向，水平方向的水流构成战略的横向，它们在最高层次交汇，构成大战略。我们可以想像国际交往的河流和支流都来源于中央的一个纵向水流口，但其运动方式是双向的，违背了流体力学的规律。因为，军事上的准备和行动，一方面影响着国家的非军事活动，另一方面亦受国家非军事活动的影响。

　　 国际政治中的战略

　　 因此，大战略的范围非常广阔，但它并不包罗国际政治总体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一切关系。不论瑞典和哥斯达黎加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交往，两国既不会因担心对方向自己发起进攻，也不会因期待对方向自己提供战争援助而严重影响这些交往。因此，两国的交往并不受战略逻辑的直接制约，即便瑞典自称中立和哥斯达黎加自行裁军都没有能使其免于同对方的潜在敌人和在某种程度上结交的盟国发生千丝万缕的其它战略关系。然而这种间接联系对两国双边关系的影响甚微。大战略就是这样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但又不与国际政治的范围相一致。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衡量某一国际社会进步程度如何，惯用的一个指标是看其有多少重要的战略性关系。 [ 注：大量的地区内争端受到数量较少而规模较大的地区外对峙的压制，要不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灾难性核战争的危险，人们将可以因争端数量的减少而感到欣慰。我们姑且不管为数众多的能够使用武力的参与者(它们并不是据有领土的主权国家)，而把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当作全世界国家的数量，那么将国家的数量相乘后，可得出20000种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而其中仅有数百种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性。由于东西方对峙上升到主导地位。欧洲的很多历史争端(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争端)已成为过去。东亚的情况亦是如此。甚至在争端迭起的中东，阿以之间的对抗和目前的两伊战争不断压制着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种种争端。 ]

　　 当然，大战略也超越了国际政治的范围，因为它包括有能力相互滥用武力的各方在最高层次上的相互作用。在国内事务中，不论发生内战或不法分子胡作非为，只要国家没有完全垄断武力，同样的反常逻辑也会在大战略层次上清楚地显现出来。人们甚至可以从两名持刀歹徒的街头斗殴中看到大战略层次。他们的喧闹和尖叫，可以看作是一种外交与宣传，兼而有之的形式，斗殴的一方或另一方可能利用经济利诱的手段，提出给对方金钱以便结束斗殴；斗殴者虎视眈眈，做各种假动作迷惑对方，也可以认为是在进行情报和欺骗活动。双方的出击和躲闪，体现了斗殴的战术层次；而其技术层次则体现在刀的质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斗殴中存在着高于战术、技术层次的另一个层次。就斗殴者一边博斗，一边互相争吵、威胁、甚至讨价还价来说，连歹徒自己也是认识到各层次之间的区别的，所以，大战略层次也存在于最小规模的争斗中，参加争斗的个人充当着独立的国家，至少在警察赶到之前是这种情况。

　　 既使街头斗殴与国际政治的逻辑同出一辙，逻辑所制约的现象却大相径庭。这不仅仅在于斗殴的规模微不足道，而在于街头斗殴中涉及的仅是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因此，这里没有国家行为所特有的整个制度和政治内容，从而也不存在支配政治解决的线性逻辑和支配外界冲突的反常逻辑之间的永恒矛盾。我研究战略问题时侧重于分析国与国之间的来往，并不是由于战略在国与国关系中占有天经地义的位置；恰恰相反，是由于战略大师们统治的国家可以出色地效仿街头斗殴中两个歹徒自发的战略行为：歹徒们争取互相欺骗和以算计制胜的反常逻辑行动是极为自然的事。

　　 不论我们从静态角度把大战略想像为一座头重脚轻的大厦也罢，或从动态角度想像为—个非常复杂的流水源泉也罢，大战略都是最终层次。纵向和横向中发生的一切都汇集在这一最终层次上，并在这里获得明确的意义。在技术、战术、战役或战区各层次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外交上的严重失误，在大战略这个交汇点上或仍直接表现为辉煌的成就，或表现为惨重的失败，或者无足轻重。

　　 反常逻辑机制中的线性目标

　　 当然，大战略层次上的结果是好是坏，全凭主观判断，评价结果取决于预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按照传统习惯确定的，还是根据独裁者的心血来潮、官僚机构的喜好、或民主选择程序确定的，战略的逻辑在确定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都不起作用。在大战略的层次上，某些政府首先寻求的是支配别国的权力和领土扩张；另一些政府则仅仅想保持已有的国际势力和影响，同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内事务包括使本国繁荣昌盛上；还有一些政府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它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自己在这方面取得的功绩；还有的政府只求与别国相安无事；还有的政府争取别国支持以使它们所惧怕的国家不敢对它们轻举妄动。每个政府都有它的目标，即便含蓄不露。因此，它们对结果的评价迥然不同，对同一结果，比如说保持现状不变，某一国政府可以认为是巨大的成功，而另一国政府则可以认为是惨重的失败。

　　 人们不仅对某一问题范围内的得失成败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对国内政治环境中制定的，还没有进入战略冲突领域的所有其它目标也看法各异。很明显，“国家利益”是在一个战略逻辑不起任何作用的政治程序中主观地确定的。国内政治中相互竞争的党派都谋求把本派的目标当作“国家利益”以便获得认可，因此，它们往往必须按通常的线性逻辑行事。在线性逻辑中，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收益大总比收益小好。“国家安全”事项的确定也要运用国内政治领域的线性逻辑，即多就是多，少就是少。

　　 我们没有必要列举很多事例说明这一普遍性矛盾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历史中记载的主要是人类的愚蠢行为，那么两种逻辑的差异是造成人类的愚蠢行为的主要原因。很多内政上功绩显赫的政治领导人涉足外交事务时，很多征战英雄和外交能手染指内政时都认识到这一点。在若干特定事件中，数世纪重复同一错误的悲剧终于使人们开始怀疑在冲突领域中运用线性逻辑进行筹划是否正确。假如现在确定了必须具备X个陆军师和Y枚导弹才能保证国家安全，大概不会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两倍于此的陆军师和导弹会更好一些(除了在成本方面)，至少人们可能担心组建新的陆军师和制造更多的战列舰会刺激敌方采取竞争的、乃至先发制人的手段，因此，多一些陆军师和战列舰反倒不如少一些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得到的这种启示是借助于一种过于简单的——实际上是机械式的——概念：军备竞赛是自我推动的，直接互相作用，竞赛的每一发展步骤都是盲目的；进行“军备竞赛”就象“两只踏车上的猿猴”，于是，政治野心的冲突是各类武器方面和其它很多方面进行竞争的真正原因这一重要之点被置之不顾了，正如对所有重要发明创造的作用被置之不顾一样。在踏车上也罢，不在踏车上也罢，被追赶的猿猴只能拼命往前赶，而真正的原因是只要有政治对抗，就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台阶。

　　 历史的惯例是不加思索地把线性逻辑越界套用到其它一切领域中，然而，每个旅行者在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所看到的现象却是一种明显的例外。例如，如今在地中海沿岸风景如画的山坡上，无数村落星罗棋布，乘车和拖拉机就可以很方便地到达那里。可是在过去数百年间，把村庄建在山坡上，远离山谷中的民田和公路真是太不方便了。现在在山谷中仍有以往不同时期村落的遗址，这说明那些体验了惨痛经历的幸存者们终于明白了在发生冲突时，好地方就是坏地方，而坏地方倒是好地方。在国泰民安的古罗马时期，人们根据常识选择方便的山谷地带安家建业；到了近代，一旦爆发战争，高地必争，人们为了方便起见，再次选择山谷地带安家。可是从古罗马时期后至近代前的战乱频繁的数百年间，住在山坡上的村民们始终禁不住受到去山谷安家落户的念头的诱惑，他们在山谷安家可以省却劳作一天后爬山归家的辛劳，有时他们会屈从这种诱惑，从而在山谷中留下了村落的遗迹。

　　 那些惶恐不安地陷入冲突中的国家也是如此。它们之间因为没有相互的共同利益而产生分歧，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又都一致认为和平是美好的，战争是邪恶的，军备开支令人厌恶，裁军才是当务之急。然而，它们却无法按这些常识之见行事，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担心单方面谋求和平和进行裁军会极大地刺激敌国，摧毁自身的防务(事实也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反常逻辑的巨大作用也不允许它们这样做。

　　 但是，如果上述可以算作是幸存者的法则，却不能算是普遍的法则。人们经常试图广泛套用线性逻辑，以便寻找合乎常理的协调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的优点对提案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希望和平，为什么不干脆和平相处呢？如果我们都认为武器又花钱又危险，为什么不解除大家的武装呢？如果在根本利益上有争执，为什么不用解决国内争端的日常方法，通过法律、仲裁、协商等程序加以解决呢？人们执着地提出种种协调解决方案丝毫也不足为奇，因为谋求和平和裁军必然合乎逻辑地走向它们的反面，而这从线性逻辑的角度看实在是荒诞不经的。

　　 与其说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人们迁居到山谷中，倒不如说这是人们急欲摆脱反常逻辑而做出的努力。反常逻辑规定：面对危险不能无所作为，而要有所作为，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可能弄巧成拙，自取失败。现代外交史中企图运用常识解决争端、用表示善意消除敌意的例子比比皆是。诚然，敌意的表现只不过是某种实质性目的冲突的一种现象，而这些例子却给人以假象，好象并非如此。其实，只有消除了产生冲突的根源，合作的外交手段和亲善的姿态才能产生结果。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国和德国在一九四五年后开展的外交活动，才成功地开创了两国在多个领域中的合作。两国之间当时举行了多次首脑会谈和有众多人数参加的国事访问，以及青年交流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夙怨。然而，只是由于新的，更广泛的东西方冲突压制了昔日的冲突，法德之间的外交活动和双方的亲善姿态才获得成功。在此条件下，法德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可以套用另一个领域的逻辑进行处理，即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共同的利益也可以是相互的。回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曾采取同样的做法，如连续不断开展正式的外交活动，召开首脑会议(其中有著名的慕尼黑会议)，举行军备控制谈判和做出种种亲善的姿态(包括举行一战的老兵友好联欢会)。但是，这种种故作姿态的行动只能带来冲突将至的不祥预感。

　　 这一著名的失策以及英德关系的恶化使历史悠久、体面可敬的绥靖政策 [ 注：绥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术语，而慕尼黑的失误使它蒙上了贬意色彩，我们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绥靖指用合作外交的手段、判明并消除冲突根源；然而当谈判对手的本性便是冲突的主要根源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 声名狼藉，并由此而产生了与通常的作法(即在冲突领域中套用线性逻辑)背道而驰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举行的军备控制谈判、召开的首脑会谈、摆出的亲善姿态和进行的外交往来都被指责为丝毫无助于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这一切都具有所谓强烈的麻痹作用，不利于战争准备。在“慕尼黑教训”的阴影下，当西方与苏联的利益冲突十分尖锐时，西方的外交活动有些过份地小心谨慎。可以说，当时，至少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很多可以使双方和解的机会。有人说过：历史提供给人们的唯一教益便是历史毫无用处，此话颇有见地。苏联历届领导人当然没有哪一位象希特勒那样执意发动战争，他们实现自己的野心当然也不象希特勒那样迫不及待。 [ 注：一个帝国政局如何，主要看它的统治地位是否坚固持久。作为对苏联的行为方式之管见，请参阅爱德华·勒特韦克：《苏联的大战略》(1983年)。 ]

　　 诚然，外交可以在任何冲突环境中达成多种目的，在战争进程中，外交尤其有效，(尽管)未必能使战争结束。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交战与直接谈判并存的情况恢复了以往的传统；而两次大战中交战国之间不直接开展外交的现象才有悖于常理。现在回想起来，人们普遍认为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摒弃外交手段的作法，是领导层对民众感情做出的让步(民众感情又是由领导层操纵的宣传活动煽动起来的)，也是所谓“民主”战争的特有残暴性的证明。

　　 军备控制问题

　　 即便在重大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也可以就明确具体的小问题开展切实的、线性逻辑的合作外交。这种外交活动把持续不断的敌意从各方认为不合适的途径中引开，从而使一方，乃至各方得到好处(很可能是宣传方面的好处)。解决领土争端时，双方承认某些国家为缓冲国，并保证不对缓冲国采取任何扩张行动，便是合作外交的最好体现，尽管双方在其它地区仍在寻求扩张。美苏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领土争端，而是一种没有战争的战争，因此，1955年规定奥地利为缓冲国的国家条约不能算美苏之间合作外交的典型；而1962年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倒称得上是合作外交的典范。核竞赛既是美苏之间斗争的一种表现，也是战争的最重要的替代形式。双方热衷于核竞赛的劲头并没有因签署条约有所减弱，但一致同意双方的竞赛活动不是在大气层内进行核爆试验，这不但对美苏双方，而且对其它国家都有好处。

　　 然而，成功带来的误解是把冲突能量的转移错误地当作冲突的部分解决，从而错误地认为只要一部分、一部分地继续达成协议，就可以最终解决冲突。因此，人们经常错把军备控制谈判说成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其实，这类谈判只能影响冲突的表面征候，即冲突导致的军事竞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谈判本身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因为军备控制本身只能改变竞争方向，却不能压抑竞争动因，所以，军备限制协议的结果究竟如何，取决于被有效地限制的具体武器系统和新发展的武器系统(由于限制了旧的武器系统，可以将资源转而投入新武器系统的研制)的特点。前者是已知的，后者是未知的。谋求军备控制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赌博，在赌博中，善于创新的一方(美苏双方中往往是美国)总处于有利地位。限制了旧武器系统的数量，会加速新武器系统的发展，使整个冲突关系中出现周期性的紧张局面。一旦研制出具有出人意料效用的新武器系统，便会打破双方既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模式，使双方关系紧张。因此，在评估军备控制谈判的安定作用时，也要考虑所谓“创新冲击”带来的影响。

　　 谋求军备控制的过程本身要受反常逻辑的制约，如果确实通过谈判达成某种限制军备竞赛有效的协议的话(装点门面的协议在战略意义上讲不是实质现象，因而可以逃脱反常逻辑的制约)。人们执着追求的军备控制与战略领域中任何其它活动一样，都将在达到某个顶点(即达成一定数量的限制协议)之后，自取失败。

　　 “核查”(即确保限制协议履行的程序和手段)的机制，恰恰是军备控制自取灭亡的手段，而不是其原因。核查是军备控制的必要条件，核查又依赖卫星观测、雷达跟踪、信号情报等手段才能进行。无法核查的武器就得不到限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武器都非常稳定和明显，使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探测和可靠的计算。而且并非所有的武器系统的性能都那么显而易见，使人们可以对其进行评估。如果所有现存武器系统的数量和性能都可以核查，共同达成的条约又能成功地限制这些现存武器系统，人们就会把研制精力和生产资源转向获得那些尚未控制的新武器系统，其中一部分新武器系统的数量很稳定可以计算，对其性能也可以遥测，但另一部分则不行。如果可以核查的那部分新武器系统又遭到禁止，人们便会进而研制更新的武器系统，其中一部分可以核查，一部分则无法核查。这样不断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是所有可以核查的武器都被有效地禁止了，一切研制生产资源都会转投到那些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核查，因而没有遭到禁止的武器系统中去。到那时，军备竞赛还会持续，而军备控制却可能结束了，它是被自己的成功断送掉的，就象完善的反坦克武器使坦克从战场上销声匿迹一样，也就象孤军深入的军队自取灭亡一样。

　　 但是，我们不能因军备控制充其量只能对特定的武器系统进行某些限制便谴责谋求军备控制的努力，因为军备控制本来的目的就在于此。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军备控制视为消除敌意的灵丹妙药和裁军的前奏，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对军备控制本身横加责备。致力于本国繁荣昌盛的民主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犯这种错误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它们的日常政务工作就是调解各方利益的冲突。

　　 线性思维制定的国内目标和国际政治冲突方面的目标不相一致的情况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国内依靠战争手段统治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线性逻辑行事的情况较少，其原因并不在于这类国家的领导人对反常逻辑有更深刻的理解 [ 注：他们未必通晓此理，虽然马克思的学说中包含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倾向与战略观点是一致的。在辩证法和本书中阐述的反常逻辑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 ] ，他们甚至可能是对此道一窍不通的大老粗。但是，他们进行国内控制时习惯用诡秘、欺诈、恫吓和武力等手段，并可以从成功与失败的模式中窥见战略逻辑的概貌，从而受到战略学的教育。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政府容易在对外政策中套用线性逻辑；而在国内政治中实行强迫控制的领导人则容易在对外事务中运用冲突的逻辑。事实上，所谓的侵略天性并不存在，国家的政体与乐于发动战争的倾向毫不相干。

　　 历史记载表明，专制国家可以与别国相安无事，而民主政府则可能黩武好战。十九世纪，随着英国民主化程度的增加，英国也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它征服了南亚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南部非洲。法国，特别是它于一八七一年建立了民主政府后，变为英国进行帝国扩张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也无法用某个时代崇尚的精神解释全部问题，直到今天，只要有机会，两国的选民仍然全心全意地支持本国政府在海外使用武力。

　　 由此可见，国民的意愿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只是在行动的有效程度上有些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政府遏制专制政府的斗争中，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民主政府致力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专制政府谋求获得霸权，处心积虑地用其国内惯用的手段处理外交事务。民主政府鼓励生产中的创造性，在科技领域中轻而易举地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运用诡秘、欺诈、恫吓和武力等手段方面，精于此道的专制政府则略胜一筹。战争可以消除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等民主国家恰恰是在使用诡秘和欺诈手段方面，明显地胜过敌人。现在回想起来；德国人和日本人在这方面真是太天真了。然而，不可否认，用线性逻辑处理和平时期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是民主政府的一个根本弱点。这一弱点会对力量的对比产生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