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略：海上战略、空中战略和核战略·第十一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战略的层次·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我们在开始研究大战略这个层次之前，首先必须澄清单一力量“战略”——无论是海上战略、空中战略还是核战略——这个一直含混不清、令人困惑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之中，既有极力主张这些战略能够独立存在的人们的鼓噪，也有并不相信这些力量能够完全包含在战略范畴内的人们强调这些力量时的夸张。这绝非是个含义问题，因为假使存在着海上战略、空中战略或核战略，而又不能同总战略中技术、战术和战役各层次有机结合，那么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要么各个战略都应具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要么作为战区战略同一层次不同质的内容而存在，于是战区战略仅能只包括地面作战了。第一种情况显然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种情况自然是无此必要。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想首先阐明一点，在技术、战术和战役层次上，同一反常逻辑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军事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诚然，在考察上述三个层次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战区战略这个层次的讨论中，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地面作战问题，其中很少涉及空中作战， [ 注：这便是现代英语中官方术语所称之的“战术”空军，包括介入一定战区内战事的所有样式的空中力量——它是与“战略”空军相对而言，战略空军的目标是敌方本土的人口、工业设施和国家机构等等，既包括民间目标又包括军事目标。战术空军的作战样式包括：夺取“空中优势”，由战斗机和截击机进行争夺战区上空制空权的作战；“近距离支援”，由战斗机(起着战斗轰炸机的作用)、轻型轰炸机和特种装甲飞机以火力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战场遮断袭击”，由战斗机、轻型袭炸机攻击敌方战场后方毗邻战斗地带的地面部队；“遮断袭击”由较大型战斗机作为战斗轰炸机同特种高速轻型轰炸机对战区纵深敌永久性设施和部队进行攻击。 ] 对海上作战战例基本没有涉及，但我在主导上对这三种作战力量还是一视同仁的。
空间与机动
在讨论战区战略时，对空战提及不多，未能涉及海战并非出于偏见。因为反常逻辑的空间表现形式也同样存在于海战和空战之中。据此，人们可以把战区战略视为“空间”的战略。所以在研究海战和空战时，同样有前方部署与后方部署之分，前沿防御与纵深防御之分，宽大正面攻击与深远纵深突破之分——显然这些概念同样适用于大气外层空间作战。在战区战略这个层次之内，空军和海军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与地面部队完全一样。但由于海、空军在机动能力上占有技术优势，其空间问题在战区战略层次上显得远没有那么重要。由于海、空军部队能够迅速调整部署，所以它们的部署并不绝对受作战空间所制约，即或受制约其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当然，在战役和战术层次上并非如此，瞬间的空间位置会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海军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 注：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海军战略》(1911年)第6页(由菲利普·克劳尔引用，见彼得·帕勒特编的《现代战略的制定者》(1986年)一书第458页)。克劳尔指出(第456-457页)，马汉的理论源出于亨利·约米尼(1779-1869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借来，一步步地概括简化。 ] 提出的集中主力舰队的思想根本不考虑空间问题，他主张用优势的舰队控制全世界各大洋，其主力则基本上静止地集中于其自行选择的某一地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美海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均严格遵循了这一思想。由于鱼雷艇已丧失作用，又未考虑潜艇因素，所以按照马汉的思想，一旦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发生一场海战的话，能够最终打败敌方战列舰队便能够在各地持续地保持海上优势，自由地利用海上航道进行商业运输和军事运输，并阻止敌人使用这些航道，而没有必要封锁敌人的港口。
正是由于海上力量的等级结构从而保证了这样一种结局：敌人因居于劣势，不敢派战列舰队出战；战列巡洋舰也不敢出港。因此，敌巡洋舰既不能开往公海攻击运输船队，也无法支援驱逐舰队进行此类活动，因为一旦遭到截击，很容易被对方速度同样快、续航力更大、火力更强、装甲更坚的战列巡洋舰所打败。因此，优势舰队的巡洋舰能够毫无阻碍地四处游弋，而敌人的驱逐舰既不能保护其海上航道，又不能阻止对手使用这些航道，即使这些驱逐舰本身的质量恰好优于优势舰队的驱逐舰。如此一来，无论距离多远，只要在巡洋舰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一个遥远的海域集中停泊的战列舰队便能够间接地控制整个海洋。虽然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阻止一艘敌驱逐舰依托其较安全的港口截击一艘路经附近的迷航商船，但也只能仅此而已。除在有保护的情况下在沿海航行和在象波罗的海这样的封闭海域航行外，战列舰力量居劣势的一方将被逐出公海，第—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确实就是这样的。
因此，纯粹的马汉思想是建立在利用主力舰决战中战役层次上的优势这一基础之上的。建立了这种优势或认为有能力建立这种优势，便会取得统治权而不必考虑空间因素。然而，一旦将潜艇纳入这种体系中，居优势的舰队却无法再保证其自身的航行安全了。由于保持集中状态的主力舰需要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这些巡洋舰和驱逐舰就无法保护运输船只免遭潜艇攻击。如果敌人拥有强大的潜艇力量，原旨在专门用于打败敌战列舰的舰队只能陷于被动。 [ 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马汉之后的潜艇时代里这一观念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现象给予了应有的批判。见约翰·莫勒著《美国海军的集中与德国主力舰队，1900-1918》(1983年)一书第169-177页。 ] 最严重的结局是双方均无法使用海上航道；当己方对远距离补给和兵员输送的依赖程度大于敌方时，这种结局是非常糟糕的。这种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7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1942年德国潜艇战高潮中几乎已经形成。1917年，协约国的舰队阻止了德国的海上商船航运，而同盟国的潜艇也极大地妨碍了协约国的海上航运，双方海上力量几乎都不受空间因素的限制。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非作战手段，而是各方力量的机动能力：机动能力越强，该力量在任一时间所处具体位置的重要性就越小。如果地面部队能够自由地在整个战区之间机动及驰骋于各个战区之间，战区战略这个层次的重要性将随着这种运动速度和顺利程度的增大而相应下降。这正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摩托化就体现出来的优越性。摩托化的优越性较之铁路更大程度地减小了战区力量部署的重要性。由于有了卡车，部队和武器可以在“战术时间”内，即在单一战斗的过程中，从一个地区机动至另一个地区，从而减小了战前部署的重要性。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运更加强了战区范围内的机动能力，并由此而发展到战区之间的机动，至少可以远距离空运小规模轻装部队。
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特征之所以仍然存在于战区战略这个层次内，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地面摩托化受自身和道路影响机动能力有限，空中运输具有容量小、对机场依赖大的弱点，海上运输克服不了速度慢、完全依赖港口的缺陷，至于空投和两栖登陆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脆弱性。这就与战役层次有相似之处，如果在战术层次上的属性起主导作用，那么在战役层次上的重要性就微不足道了。因此。仅根据地面作战特征在战区战略层次内占有重要位置这一点就认为另外还有与战区战略对等的什么海军和空军战略，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找不出任何一种居于大战略层次之下、高于战役层次之上的仅仅适用于单一一种军事力量的战略层次。
“非战略”的内含
如果没有其他独特的特征可言，那么许多冠之以“海上战略”、“空中战略”、“核战略”以及最近又出现的“空间战略”等大作的内容又是什么呢？除马汉鼓吹海上力量决胜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外，我们发现上述文章中所论述的主要是技术、战术和战役层次上的问题，或者是主张采取某种具体政策，即通常是属于大战略层次上的政策问题。 [ 注：出于明显的原因，许多官样文章都属于此类。见最近由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的《海上战略》(1986年)上面登载的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等人的文章。大多数学术研究性著作的标题都避免使用这类容易引起误解的字眼，如赫伯特·罗辛斯基的《海军思想的发展》(1977年)和马丁的名著《现代战略中的海洋》(1977年)。埃尔韦·库托-贝加里的重要著作《海上力量：等级和海军战略》(1985年)一书的副标题中的确含有这一使人不快的术语，但他的阐述与罗辛斯基的著作(《海军战略思想》)相同。伯纳德·布罗迪的《海军战略入门》(1942年)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这本书后来更名《海军战略指南》修订再版(1965年)，但其内容基本上是技术、战术和战役方面的。 ]
以在所谓海军战略中占重要地位的力量编成问题为例，无论是过去那场关于发展战列舰还是发展航空母舰的辩论中提出的问题，还是现在主张发展潜艇的人和主张发展其它海上力量的人之间所争执的问题，显然都属于战役层次的问题，正像在实际作战中这些力量是在战役层次上(同样也在战术层次上)角逐一样。至于那些更具体的一些辩论，例如，某种舰艇以何种编队为最佳，大型航母与小型航母孰优孰劣之类意见，则更明显地属于在技术层次上分析的问题，正象在实际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技术性能和成本方面的差异一样。当然，这类看上去属技术性问题的决策可能反映出更深远的考虑，但是那是属于大战略的范畴，比如，主张发展大型航母与主张发展小型航母的人之间的辩论便属于这种情况(大型航母更适于进攻作战，小型航母适于防御性护航)。
空军亦如此，力量编成取何种选择是由技术、战术或战役层次所决定的，并只有在这些层次上做一番研究分析才能揭示一些有关的问题。例如，早期主张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及轻型轰炸机合理搭配的人和主张全力发展重型轰炸机的人之间的辩论，后来主张发展弹道导弹与主张继续发展有人驾驶的轰炸机两种人之间的辩论，以及最近的一场辩论，情况都是如此，在最近的一场辩论中，主张以遥控飞行器取代导弹的意见占了上风。
在所谓空中战略中一直占重要地位的确定打击目标问题； [ 注：对鼓吹独立空军的朱利奥·杜黑来说，确定打击目标实际上是“空中战略”的实质内容。见巴里·瓦茨著《美国空军理论的基础》(1984年)第6页。费鲁西奥·博蒂和维尔吉利奥·伊拉里合著的《意大利军事思想》(1985年)一书第89-139页对杜黑的思想进行了新分析。 ] 也不属于战区战略层次，而是属于大战略层次。是轰炸对方武装部队本身，还是轰炸支持武装部队的军事工业设施，或轰炸支撑着军队和军事工业的平民抑或轰炸指导战争全局的领率机关和管理机构，其后果将在大战略层次上表现出来。因此，对上述行动做出何种选择恰恰属于国家决策范畴。同样，遭到轰炸一方的反应也将是国家的反应，这又是属于大战略层次的问题。
海军的确定打击目标问题，即海军力量的使用目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使用海军来影响登陆作战的效果是要受制于战区战略。无论是海上封锁，还是像现在对海上通道的远距离控制，其行为和反应都属于大战略层次。假定控制是有效的，这种控制可能要依赖于战区战略的地理因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双方力量在战术和战役上的相互影响。当然；如果通航受阻，所造成的后果是由受影响一方的自给程度所决定的，与所使用的部队情况并无关系，这种行为和反应又是在大战略的层次上表现出来。
举例来说，不久前有人主张，针对苏联在某大陆战区战争中的陆上进攻，美国可以通过在几个不同战区的海军航空兵对苏联海军设施发动攻击和设法摧毁苏联的导弹核潜艇做出反应。 [ 注：见《海上战略》第13页(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沃特金斯海军上将的文章)，其意图很明显；就是鼓吹海军的重要性，尽管在任一主要战区内，阻止苏联利用海上通道、对苏进行两栖攻击或海军空中作战等对苏联的危害都不大。 ] 这种主张从政治上看可能可行，也可能不可行，这取决于美国对一场特定战区内所爆发的战争应作出何种反应，是试图限制战争的地理范围，还是冒着美国领土招致战祸的风险将战争扩大到苏联领土。并且，这种主张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这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反应。遭受苏军进攻的盟国可能会赞成美国所采取的任何大的行动，而其他一些盟国则会对美国转移力量去打击威胁性较小的苏联海军感到茫然不解，甚至会看成是这预示着它们将遭到美国的抛弃。同时，美国如想把战争扩大到一些地区的话，位于该地区的盟国会因怕遭到报复而反对美国的做法。
至于苏联，它可能会在美国海军对其本土发起攻击时被迫重新考虑其先前所发动的侵略行径，也可能会对美国的行动做出对等的反应。同样，打击苏联的核导弹潜艇，造成其力量对比上的劣势，可能会阻止苏联军事当局使用其核武器。但是，苏联也可能会采取反打击行动以改变其核力量对比上的不利态势。
不管有人认为此计划多么有道理，多么诱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计划所带来的结果是属于大战略层次的。从这个层次上看，是否具体由海军来发动这种攻击倒无关紧要：如果因为以其他手段来攻击苏联的设施和核武器，效果和反应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关于战略独立性的鼓噪：海上力量
要证明存在着一种仅仅包含一种单一军事力量的独立战略，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种理由只有一个，即：这种军事力量本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马汉的重要主张。按照马汉的历史观，海上力量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 注：见马汉著《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上力量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以及许多昙花一现的作品。关于有关的研究著作，见罗伯特·西格著《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977年)，最近的见克劳尔的评著第449-462页上的观点。 ]
马汉在使用海上力量这个术语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含义：一种是表示占优势的海上武装力量(这种力量“将敌人的旗帜逐出海洋，或使敌人只能在海上东躲西藏”)；另一种含义较广，表示海上力量所能保护的全部利益：商业、船运、殖民地和市场。 [ 注：实际上，马汉在使用“海上力量”这一术语时，前后是相当矛盾的，他称这一术语是他对战略思想的独创性贡献。见库托-贝加里的著作第45页和克劳尔的著作第451页。 ] 马汉的第一种海上力量是短期性决定因素，它通过海上封锁和海上突袭能够决定战争结局，即使战争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的。他的第二种海上力量是关系国家昌盛的长期性决定因素，虽然它作为第一种海上力量的后盾和为战争中的盟国提供支持也有直接而现实的作用。显然，马汉把他对英国历史的解释过分地推而广之，他把两种含义的海上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划等号时忘记了不依赖航海的大陆帝国，苏联便是当代一个突出的例子。
马汉的片面性错误
马汉甚至把大英帝国打败其大陆对手的胜利也归因于他所猜想的英国对海上力量的极端重视，他的这种片面性错误可能一般人看来不太明显，但从战略研究的观点看却比较值得注意。这种谬误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当代马汉主义者的倡议中。在这些倡议中，马汉提出的前提条件被抛到一边，特别是海上力量的第二种含义全部被第一种含义所替代了，因为他们根本不顾及海外贸易和海上商业运输状况，而只是一味鼓吹要维持一支尽可能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对大英帝国来说，第一种含义的海上力量是一种重要的工具，第二种含义的海上力量是其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的来源，这是毫无问题的。然而，构成英国海上优势的真正原因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成功地维持了—种力量均势。 [ 注：杰拉尔德·格雷厄姆著《制海策略》(1965年)。 ] 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一旦出现可能取得支配地位的迹象，英国便支持其反对力量，从而保证了欧洲国家的持续争斗。这便迫使各大陆国家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从而便无法再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诚然，要使大陆各国保持“均势”并互相残杀，两种含义的海上力量都是需要的。但是，马汉却本末倒置，把这些关系顺序完全搞颠倒了，并且极力主张当时的美国应按照他的意见去做。 [ 注：关于这两种力量的顺序，见马权《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第222-223页(根据克劳尔在其论著的第451-452页上的引述)。 ]
在英国的政策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积极的外交和向那些顺从而贫穷的盟国提供大量资金而不是维持皇家海军。通过成功地保持力量均势，较容易地取得了确立海上优势的前提条件之后，才接着适当地向海军提供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所必需的资源，并从第一种海上力量获得第二种海上力量。相反，如果英国人忽略外交斡旋，企图单纯靠舰船吨位超过所有的大陆航海对手来直接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其直接效果将是既消耗了为获得第二种海上力量所需要的资金，又损害了着眼于长远利益而维持大陆力量均势的努力。反过来，这种做法还会使大陆国家减少在陆上作战方面的消耗；一旦西欧所有航海潜力都完全发挥出来，在与西欧各国的竞争中，英国的资源便根本无法维持其海上优势。
因此，在马汉所研究的那段历史时期，英国的海上优势及其皇家海军少得可怜的经费，乃至海军经常被忽略等等现象是完全符合战略逻辑的。相形之下，如果英国仅仅靠不断增加皇家海军护卫舰的办法来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而对手在完全有自由专心致志地进行竞争的情况下却没有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这倒是完全违背战略的反常逻辑的。当时有人抱怨英国依赖于两种海上力量忽视皇家海军，海军将领们也牢骚满腹地说英国的黄金都送给了外国人，而海军的所需资金却始终不足。显然这些人有一般的常识，却没有战略头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马汉发表著作对英国这段历史大加称颂之时，大英帝国却正要放弃这项有历史意义的政策。 [ 注：早在马汉第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出版之前，1889年通过了“国防法案”，规定英国的海军力量与两个最强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的海军力量保持“均势”。马汉在英国倍受称颂，并不是因为他对英国起了指导作用，而是因为他宣传了已经确定的政策。 ] 当皇家海军终于第一次得到大量资金用来保持第一种海上力量，并直接通过建造军舰与德意志帝国直接展开建造军舰的竞赛时，那些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和公众舆论得到了满足；而武装德国对手的选择，特别是武装供给不足的俄国人的方案遭到排斥；资助盟国，使最强大的大陆国家被牵制于陆地从而维持力量均势的方案也不被采用。最后的结果是，第二种海上力量，积累起来的资本，连同众多人的生命都牺牲在尔后的战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首次付出高昂代价的大陆作战。如果英国不是那么集中力量发展第一种海上力量的话，那么即使不能避免损失，起码也可以减轻这种损失。不管英国领导人是因为迫于公众的强硬舆论，还是仅仅因为其自身缺乏敏锐的战略眼光而改变了其前任所奉行的政策(其前任会资助沙俄建造铁路和兵工厂，而不是为本国建造更多的战列舰)，毫无疑问，正是那种与马汉主义幻想吻合的政策加速了英国的急剧衰退。 [ 注：毋庸赘述，这与美国现行政策中强调海军力量有类似之处。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明显的选择从几个方面看都可能是轻率的。鉴于美国对航海的依赖性过大，把资源转入其他形式的军事力量中将肯定是有益的。 ]
关于战略独立性的鼓噪：轰炸战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上封锁的效果十分可怜，至于海上突袭行动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一次是在加利波利进行了大规模两栖进攻，且耗资巨大而又损失惨重，暴露了海军在一场现代大陆冲突中的局限性。于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单一力量战略主张。由于高度所具有的战术价值已被人们所普遍理解，重于空气的航空器第一次出现后便很快被运用于军事。到1914年，所有主要国家的军队都已使用飞机来进行战场侦察和炮火校射。而到1918年便出现了规模较大且具有真正意义的空军(至1918年欧洲停战日，皇家空军共拥有22000架飞机、293532名官兵)。海军也拥有了自己的飞机，大部分是那种舰上起飞、水上降落的不大安全的载荷较小的飞机。但到大战结束以前，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已经建成。
飞机在陆军和海军中的作用虽然只是辅助性的，但却得到了肯定。早期的一些飞行军官和军事航空论者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军种。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只是从效益观点出发，认为飞机的购置和飞行员训练不再在陆海军这两个老军种里分散进行可以避免浪费；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得很远，提出了建立在这一新兵种基础之上的单一战略。鼓吹空中力量使之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的人有三个，他们分别提出了相类似的论点，并且得到广泛的响应。一个是朱利奥·杜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空军领导人，1921年出版了《制空权》一书。第二个是威廉(比利)·米切尔，也是一位飞行军官，早在杜黑的著作被译成英文(1942年)之前便于1925年出版了代表其毕生主张的最重要的著作《有翼的防御》。第三个是休·蒙塔古·特伦查德，皇家空军创始人，他的观点得到了最为系统的传播。
杜黑、米切尔和特伦查德三人的共同论点是运用飞机已使直接突入敌国本土要地成为可能，它可以超越前进缓慢的地面部队以及由地形所带来的各种障碍；大编队轰炸机能够通过摧毁敌全部军事力量所依赖的工业来影响陆上和海上作战的进程；优势的空军能够很快独自地赢得陆上作战和海上作战的胜利， [ 注：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本畅销书《空军制胜》(1942年)实际上是一些文章的汇集，并节略了杜黑、米切尔和特伦查德的论断作为其某些章节的标题，如“海上力量的曙光”、“空中力量的解放”、“制空权的组织”。 ] 并不需要进行长年的海上封锁和地面作战付出大量伤亡。
当时在几个主要国家的空军中，轰炸航空兵这一兵种尚处于萌芽时期，杜黑、特伦查德以及他们在轰炸航空兵中的追随者们还提出了与米切尔不同的观点：声称轰炸机可以根本不考虑防御问题，从而把空中力量与进攻性的空中力量混为一谈。 [ 注：关于这一分歧的简要情况，见巴里·瓦茨著《美国空军理论的基础》(1984年)一书第5-10页。 ]
正如在另一个问题中已经提到的那样，战略空军之所以失去了作用，一方面是由其自身的缺陷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因其出现所引起的反应而造成的。由于主张轰炸的激进观点于30年代就已经普遍被接受(特别是在西班牙内战和格尔尼卡的毁灭之后)，因而轰炸机在精确度、油料和弹药容量方面的缺陷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致使各国对战略轰炸作出了更为强劲有力的反应。为了对付指向各国首都的大规模空袭(据认为可能使用燃烧弹)，人们加紧研制借以有效对付轰炸机的远程侦察警戒手段。到1939年，英国、美国和德国相继研制出了远程雷达，最终推翻了杜黑、特伦查德关于轰炸机将永远通行无阻的玄说。 [ 注：米切尔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一个轰炸编队……如果遭到占很大优势的驱逐机(战斗机)部队的持续攻击，是注定要受到重大损失的。”见瓦茨著《美国空军理论的基础》一书第7页上引用的1923年以前的一段话。 ]
防空
在雷达出现之前，由于以战斗机为主的防空手段没有完全被放弃，所以一般还是采取一种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办法——以对空观察员通过报话机报告空情或以声波定位探测装置发现目标为空中拦截提供情报保障。在雷达研制出来之后，高速战斗机可以通过地面指挥控制系统有效地引导其迎击敌机，于是雷达即刻被重视起来。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轰炸机要发挥“战略性的”作用，因而要求它能携带更多的弹药去轰炸和摧毁工业设施和城市，这才生产出比当时的战斗机体积大得多、速度也慢得多、机动能力远不如战斗机的飞机。 [ 注：然而并不包括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德国空军要求轰炸机应同样能进行俯冲轰炸。轰炸机的结构强度和加速性能确实使轰炸机有某种机动性——当然这是以在航程和载弹量方面降低要求为代价的。 ] 针对这种公认的战术弱点，轰炸机鼓吹者们提出了以装备武器的轰炸机编组密集队形出击的补救办法，这种办法可以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在沿途空域可能遇到的偶尔升空的敌方战斗机。
根据经典军事原则，轰炸机主动集中出击，其长处是能在相对的交战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敌战斗机形成净数量优势。由无数架轰炸机的首，尾、顶、背部武器组成的环形立体火网，可有效地拦截来自各个方向的突防敌机，即使敌战斗机迅速改变其攻击方向，也无法通过这道绵密的火力屏障，从而抵消了战斗机在机动性能方面的优势。换言之，轰炸机以密集队形所显示的战役层次上的优势，可以克服单架轰炸机在战术层次上的劣势。
正是在这个环节上，以雷达为主要手段的地面控制系统发挥了应有作用，它可以为防御一方的战斗机导航，引导战斗机群有目的地拦截敌轰炸机，再不需要依赖效能很低的常备巡逻体系或依赖偶尔的空中遭遇行动。 [ 注：直到装备有雷达的有效的夜间战斗机于1943年前后出现以前，在夜间每一架战斗机都不得不依靠雷达站位置的相对参数单独导航，直到能看到目标为止。这便妨碍了大规模遮断袭击的进行，尽管没有雷达装置的战斗机在夜间有月光、探照灯或空袭所造成的火焰照明的时候也能编成各个飞行中队飞行。 ] 因为雷达组成了周密的警戒观察配系，使战斗机成了空中机动作战力量，从而可以根据发现的敌轰炸机数量决定派遣迎战的战斗机数量，于是空防也变成了同多年来的陆防一样。可见，轰炸机主动集中出击的优势也被削弱了，其有效行动只能局限在对方雷达探测范围之外、对敌施放各种干扰、对方因指挥障碍或失当导致贻误拦截时机等情况之内。从防御方面来看，它可能拥有在己方领域内作战的传统优势，特别是具有以高射炮、探照灯和气球拦障等组成的地面防空优势。而且，防御一方的战斗机还可以通过补充油料和弹药后，重新升空攻击同一批临空时间较长的敌方轰炸机。这样一来，在其它方面势均力敌的条件下，防空体系在战区战略层次上由空间决定的优势就可以克服轰炸机密集队形预期在战役层次上的优势。
事情的最后发展被消耗战的形式所左右了，德国空军在1940年对英国实施的轰炸战役中，并没有摧毁英国人的战斗意志，正像任何轰炸战役都不能打破其它任何民族的意志一样；德国轰炸机缺乏携带大量炸弹和燃烧弹迅速摧毁英国工业生产潜力的能力，正如任何袭炸战役都不能对任何其它工业大国造成巨大的破坏一样。 [ 注：以前广为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德空军领导人之间由于长期不和，实际上否决了这种主张，满足于做地面部队的附属角色。威廉森·默里在其《失败的战略》(1983年)一书第8-9页和第19-21页中令人信服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但他把话说过了头。实际情况是，战略轰炸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也不过如此。默里以四引擎的He-177型轰炸机作为德国空军战略意图的勿庸置疑的明证(该书第9页)，但这种意图并没有得到高度的优先考虑；另外，He-177型轰炸机设计极为复杂，也是出于适应俯冲轰炸的需要。而这种设计对于其战略目的来说却大可不必。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空军推翻了以前的各种预言，因为德国空军领导人在组建他们的部队过程中并没有把轰炸城市和工业作为其攻击的重点。他们取消了德国空军发展重轰炸机的计划，而极力推崇发展中、轻型轰炸机。由于这种轰炸机在设计时强调通过俯冲轰炸把小批量炸弹准确地投掷于战场，因而使其不能携带大量炸弹去攻击城市地区。鉴于德国空军轰炸机的这种实际状况，决定了德国空军对英国城市实施的轰炸，以及先前对华沙和鹿特丹的轰炸仅能是临时采取的权宜措施。从另一方面说，德国的损失远远没有充分暴露出轰炸机自身所固有的缺点，因为与鼓吹轰炸机为单一战略力量的论点相反，德国自己的轰炸机尽管体积小、机动性强，但除了用来在夜间实施波束制导轰炸外，执行轰炸任务时总是要由战斗机来护航。特别是德国空军没有英国和美国后来大量生产的那种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所以，对英国实施的那个轰炸战役的明显失败并没有使英、美轰炸机鼓吹者认识到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们反而继续鼓吹自己所热衷的武器的战略独立性。只有在他们自己的重轰炸机编队有了充分的机会对德国实施大规模空袭之后。杜黑-米切尔-特伦查德的主张才最终被放弃了——首先是被英国人放弃，然后被美国人放弃。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轰炸是一种有效的战争手段，但是显然不能仅靠这一种手段就能快速取胜。轰炸机想要防止地面作战和海军封锁这种拼消耗的长期的残酷过程发生，然而却使这种过程演变成为空中战争，在这种空中战争中，轰炸机飞行员的生存机会实际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中步兵的生存机会更小。
最后，只是由于英国电子战的技术优势和美国护航战斗机的十分出人意料的战术技术性能(实现了似乎不可能实现的远程和高度机动性的结合)，才使派去轰炸德国的轰炸机收到那么大的破坏效果，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即使如此，所获得的效果也是令人失望的：在对德国灵活性高而规模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轰炸中，尽管英、美空袭的规模很大，使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相形见绌，其效果却是缓慢累积式的，根本没有海军封锁效果来的那么快。用轰炸对付日本的规模小得多、灵活性差得多的工业生产，甚至也不能立见成效；妨碍日本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原料不足(由船舶损失而引起的)，而不是轰炸带来的影响：这就更有力地批驳了鼓吹轰炸机为单一战略力量的论点 [ 注：战后《美国战略袭炸调查》说明了这一点；轰炸实际上所取得的效果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见戴维·麦克艾萨克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1976年)等著作。 ] 事情十分简单，轰炸论者过高地估计了轰炸所造成的物质破坏，过低地估计了被轰炸一方的政治和工业的活力。
核武器的出现
当1945年原子弹在日本城市上空爆炸时，那种前不久被战争实践证明为虚妄的鼓吹轰炸机为独立战略力量的主张似乎十分出人意料地恢复了名誉。什么轰炸机的缺点——技术上的、战术上的和战区战略上的——什么被轰炸一方的活力，在这神奇的新武器面前都可忽略不计或失去作用了。
我们知道，由于技术故障原因，轰炸机并不总是能按计划起飞的；它并不总是能经受得住防空武器的攻击；它并不总是能沿正确的航向飞抵预定目标；它所投的炸弹不可能全都准确地命中目标，况且落下后也不一定能全部爆炸，正是这些“递降因数”的倍增，使空中轰炸极难取得预期的摧毁效果，即使在实际摧毁效果比预期的效果大得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随着原子弹的出现，摧毁城市和工业便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杜黑和他的同事们从他们的最大错误中被拯救了出来。 [ 注：黑伯纳德·布罗迪在《导弹时代的战略》(1959年)一书第73页中指出了这一点；瓦茨的著作第39页注释1引用了布罗迪1952年的题目为《杜黑的遗产》的备忘录。 ] 而且似乎再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拦他们预言的实现，因为一旦制造出了相当数量的裂变炸弹，航空兵或运载它们的任何工具就会成为具有主导作用的力量，使所有其他军队变成不必要的东西，并把战略范围急剧地缩小，使之仅局限于对这些炸弹的使用。
当然，不实际使用这种新武器而利用它推行遏制其他国家的外交，是最符合像美国这样的满足于现状的强国的决策者和思想家们的心意的；对美国来说，只要能阻止侵略，就能最后实现压倒对方的目的。基于裂变炸弹的巨大破坏潜力——这是一般的物理事实——基于受政治环境与文化倾向影响而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看法，美国迅速地建立起威慑这一完整的思想体系，最初是坚信这种“完美的武器”能够绝对防止各种形式的侵略和各种战争。 [ 注：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1946年)一书第76页中特别提出了一条保留意见，当时其他人忽略了这一点。在宣传威慑这个早就在流行的观点时，布罗迪把威慑说成是军事机构的首要目的，而不是唯一目的，并补充道，“它几乎可以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 如果苏联是第一个拥有这种炸弹的国家，它无疑也会看到不使用它的巨大好处，但是它的外交目标是使现状发生变化，它的思想体系强调的将是“胁迫”。 [ 注：积极劝导(胁迫)被公认为比消极劝导(威慑)更难于实行。这是托玛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1960、1980年)第195-199页中所做的众多阐述之一。 ]
自然，劝阻政策可以使已经得到好处的国家感到满足，但不能使仍要求改变世界现状的国家满足。后面一类国家的反应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即使核武器也不能避免战略领域中所有技术革新所遇到的那种反常命运：在开始时因技术革新所提供的力量增值越大，对先前的力量均势造成的影响则越大，由此所引起的反应——包括防御性的和竞争性的反应——便越大。这些反应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新武器的纯效应逐渐降低，甚至可能使之急剧降低。核武器最初是以裂变炸弹的形式出现的，不仅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制造，而且数量也很少，当时核武器有使战略学发生改变的可能。那时这种武器的可用性也非常显著：如果说广岛和长崎这些城市中心的被摧毁对本星球的其余地区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不良后果，那么同样可以用它摧毁苏联的5个或10个城市中心，并保证美国不会受到相应的报复，因为美国握着当时世界上仅有的那些核武器。所以，完全可以预料，用核攻击进行威胁——即使这种威胁并没有在美国领导人的心目中形成——能够劝止公然的侵略行为。
独立性的减弱：颠覆
然而，只有对于心满意足的国家来说，成功的终点才是休兵止步。苏联尽一切努力作出竞争性的反应，不仅发展裂变武器，而且发展聚变武器；与此同时，他们迅速作出了一种绕过军事威慑的迂回性反应。当时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在当地建立对莫斯科俯首贴耳的共产党政府确立对欧洲东半部的政治控制。可是，当地共产党政府在战后初期的大选中难以占上风，假如莫斯科试图以诉诸武力进行公开性征服。就必定会过份地激怒美国。于是莫斯科便设法绕过其实施军事征服的那道遏制之墙，采取了颠覆行动。 [ 注：即通过对领导人进行人身恐吓、行贿、渗入、秘密资助、蓄意欺骗的宣传、小规模的准军事行动等一系列手段隐蔽地操纵政治，诱使朝野政治集团采取与原来宣布的宗旨完全相反的行动。 ]
到1948年底，整个过程终于完成。美国的遏制之墙完好无损，但苏联势力采取挖地道的方式从下边渗透进去，未公开使用武力而实现了全面控制。
由此可见，所谓核武器的战略独立性最初是通过非军事的、间接的和十分隐蔽的方式减弱的。由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颠覆与反颠覆手段最初在欧洲，后来又在欧洲以外地区作出了反应，在双方核劝阻之墙的下面便打出了越来越多的隧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日，并且花样不断翻新，如组建仆从军队和秘密警察，煽动和资助暴乱，以及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等。
这样，核劝阻最初产生的并在以后长期起作用的效应便是把战争的能量转化为间接或比较隐蔽形式的冲突，这些冲突始终把美苏直接交战排除在外，但并不排除武装暴力行动。远在间接的和次要的各种形式的冲突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完全确立起来之前，核武器引起了一种毫无新奇感的防御性反应。苏联对刚出现的由美国远程轰炸机携带的裂变炸弹的反应是优先加强对空防御。苏联战争时期的防空组织体制刚刚结束，大量的高射炮仍完全可以使用；它最初使用的雷达是根据《租借法案》由美国提供的那种雷达的仿制品，后来苏联又有了第一批喷气式战斗机和导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付美国的轰炸机。
通常情况下，防御性反应能够成功地减弱新武器的纯效应，但这种反应对核武器来说却失去了作用。即使再完美的防空体系也不可能做到无懈可击，因为任何一架未被击落的轰炸机都可能给对方造成很大破坏。加之轰炸机在行动中也必然会做出保护性反应，所以防空系统也根本不能减弱这种新武器的纯效应。
独立性的消失：抑制和报复
甚至在上述报复危险出现之前，自我施加的抑制会对裂变武器的使用产生一定的限制。因为尽管它不能毁灭整个世界，但使用几枚就可以摧毁一座大城市，其巨大威力在许多方面都越过了军事目的的顶点，且完全独立于可能引起的报复之外。只有在公认的十分重要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前提下，并能对所宣战的敌人造成巨大破坏，才会在政治上被国内外人民所接受。因此，甚至在美国仍然垄断着核武器的时候，裂变炸弹的超常威力使核武器不能用于各种战争，许多战争可能仍然必须使用常规武器。当然，那些战争可能仅仅是些小型战争，无疑是些在边远地区进行、反对次要敌人、为了不重要的盟友、不过仍是值得打的一些战争，只不过是不使用原子弹罢了。据此，核武器被某些鼓吹者奉若神明的战略独立性，因其对付间接而次要的进攻行动毫无作用而被进一步削弱了。
接着所谓原子弹所具有的战略独立性受到了更严峻的挑战。在1945年以前，美国对原子弹还处于垄断地位，时至1949年就引起了相应反应，苏联试验成功了第一个裂变装置。尽管两国所拥有的轰炸机部队的数量不尽相等，一方仍然规模不大，一方尚处于萌芽之中，但是核劝阻的范围却受到了影响——就像看待将来才能到手的钱时对它的现值要打折扣一样、在形成观念方面对未来军事力量的作用却是完全可以提前加以考虑的。 [ 注：见爱德华·勒特韦克著《军事力量与美国防务政策观念》(1977年)。 ]
一旦对方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变成现实可能，制订战争计划的人在谋划裂变炸弹的使用时就不得不更加慎重，政治领导人在发出旨在劝告的威胁时也不得不更加小心。用裂变炸弹进行劝导，在迫使对方采取行动(胁迫)方面或使对方不敢妄动(威慑)方面能够取得何种成果，始终取决于另一方对实际使用核炸弹可能性的估计，而当预料到对方会以核攻击回报时，那种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减少。还有，在作出估计时，必须把人们对可能以核武器进行说服的国家领导人的品格也考虑进去：特别谨慎的领导人不象鲁莽的领导人那样动辄以核武器相恫吓。美苏两国政府一般是比较慎重的，尽管存在着因政治上不理智而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但是采取劝导行动能够取得怎样的结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国各届政府谨慎程度差异的影响。
相反地，用裂变炸弹进行说服的范围和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劝导者是否认为危及了另一方的重大利益。发出警告用以阻止苏联直接攻击美国领土时，这种警告可能是完全可信的，而发出同一种警告用以保护一个微不足道的盟国不受苏联的周边入侵，则不那么可信。于是，“感觉利益平衡”在确定核威胁能够取得何种成果方面便与技术能力的平衡会合起来，打破了现有部队的数质量与它们的说服能力之间的简单关系。如何让苏联估价在美国眼中某一地区对美国的利害关系，如何让美国估价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某一地区对苏联的利害关系，美苏双方都可以巧施计谋，故作姿态， [ 注：托马斯·谢林在其《军备与影响》(1966年）一书中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 但也有一定的限度：不是每个处于危险中的地点都能成为柏林，不是苏联的每种国际联系都能被升级为神圣的联盟。
由此可见，各方的某些利益无疑肯定能用裂变炸弹说服的方式加以保护，其他一些利益的保护如采取此种方式也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旦考虑到对方也将以同样方式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与以前比较有很多利益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保护将是无能为力的。由于只能用常规手段进行的战争形式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了所谓核武器所具有的战略独立性。的确，暴力不断扩大和升级的现实以及失败一方使用裂变武器的可能，客观上抑制了美苏两国军队间为了双方公认的次要利益而进行的直接交战行动，即使是最小规模的交战。因此，过去在边缘地区冷战对抗中可能出现的远征性冒险行动、袭击和反袭击行动都被排除在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蓄谋控制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然而，边缘地区和非重要利害地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对双方利益休戚相关的地区——为了保卫各自的重要利益，战争可能爆发，尽管存在着失败一方最终将诉诸裂变炸弹的危险。因此，那些利益必须通过在现地部署常规兵力来加以保护。1949年后美国在欧洲驻扎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以及1950年6月25日以后在朝鲜进行的战争，都标志着裂变炸弹劝阻力的减退——以及战略独立性的丧失程度。
威力过大的武器
最初的原子弹体积大、笨重，且数量不多。50年代初期由于核能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能量比头一批原子弹大50倍、甚至大500倍的聚变装置，大规模生产了小型核炸弹、核炮弹、核深水炸弹、核地雷和核弹头，使核武器的战略独立性产生了逆反效应。一方面，大型聚变核弹的摧毁潜力，加上相同手段的报复行为，大大超过了劝导效用的顶点。实际上，它的效用曲线在直线下降，以致人们能指望从那些武器中获得的东西比从破坏力仅为其若干分之一的裂变炸弹那里获得的东西要少——有些利益值得冒险打裂变核武器战争(在这种战争中，1945年轰炸(日本)的效果可能会重现，不过更加迅速得多而已)，有些利益值得不惜打可能摧毁人类文明的热核战争，后者自然要比前者少。另一方面，使核武器渗透到武装部队的各方面大大降低了非核力量不平衡的重要性。随着核武器装备到航空联队、陆军军、大型战舰和每艘潜艇，便可随时直接把即将来临的非核失败转变为核交战、使胜利者到那时所获得的成就化为泡影。
在核大国从50年代中朝开始拥有大量核武器起到现今的这段历史中，这两方面的效应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苏联一直未能阻止核武器对地面非核部队的平衡发生影响，因而在这类部队的平衡中，苏联地面非核部队的持续优势一直没有取得明确肯定的效果。另一方面，美国根据“大规模报复”政策，通过主要依赖“用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在自己选定的地方立即实施报复的巨大能力”以破坏整个非核力量平衡的打算， [ 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题为“大规模报复”演讲中的关健字眼(见1954年1月25日《国务院公报》)。 ] 也未获得成功。大规模报复如果能获得成功，当然会最充分地肯定核武器的战略独立性。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否靠核武器就可能劝阻苏联领导人，因为从未执行过单纯依靠核武器的政策：美国并没有为了使用那种“巨大的报复能力”而把它的非核部队削减到执行绊索方针所需要的那种极低水平。相反地，几十年来，通过循环进行重整军备、战争失败、裁减军备、膨胀和再次重整军备，美国的非核军事努力从整体上看一直在加强，至少在军事开支方面是如此。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核劝导的范围正在缩小。
由于自身破坏力过大所引起的这种军事效用的反常减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说明核武器同所有其他武器一样，完全受同一战略逻辑的制约。用许多大型聚变核弹头(例如，使用现有储备量的十分之一)进行的战争，肯定会同先前进行的任何战争迥然不同。在遭到毁灭这种结局中，战争经济或战争诗篇，战争宣传或战争立法，以及人们熟悉的所有其他战争附属现象，都将失去自己的地位。但是也并不存在另一种逻辑。当我们登上大战略层次时，利用上面通过战略的技术、战术、战役和战区诸层次探讨的逻辑，可以很清楚地阐明那种斗争的自我否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