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区战略I：军事方案与政治选择·第八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战略的层次·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战区层次上，军事实力与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受战略逻辑的制约。就像从高空鸟瞰——更确切地说如通过卫星侦察军队的部署与运动一样，可以通过视觉实际感受到这一点。当然，在较低的层次上，战略的空间因素也是存在的，但在战术层次上，起作用的只不过是地形地物的具体特征；在战役层次上，地理因素也只不过为战斗提供了一个发生的场地，战役既可以在这一具体场地上发生，也可以在另一个具体场地上发生。

　　 然而，在战区层次上，某些特殊地域成了参战双方争夺的真正目标。战区的地理范围大可以囊括整个大陆，小可以只限于一个小岛。但如果不被政治界线所限定，该战区定被重要的地理障碍或距其它战区距离遥远本身易守难攻或易攻难守等隔离开来。无论构成战区的地域是个省份，是个国家还是几个国家组成的广阔地区，该战区必须自身构成一个独立军事整体，而不是更大的军事整体的一部分。 [ 注：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五篇第二章)所说，战区的特点是，在较大规模的战争中，其范围之外的军事行动不致发生直接的影响，而只间接地起到削弱或加强对手的作用。 ]

　　 战区层次的战略逻辑虽然从空间角度制约着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但这种逻辑完全不考虑有关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伦理属性，不管该地区是物产丰饶的宝地还是人迹罕见的沙漠，它考虑的只是具体的军事特征。正因为如此，毫不奇怪，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尽管完全知道战区的战略逻辑，却又常常将它忽略。

　　 以朝鲜战争为例，鉴于北朝鲜在靠近分界线的地区集结了强大的部队和大批坦克和火炮、北朝鲜的步兵有很强的纵深穿插能力，北朝鲜以突然进攻的方式发动一场高强度战争是极为可能的。不过，由于北朝鲜的庞大炮兵部队缺乏机动能力而难以延伸火力、北朝鲜步兵会很快耗尽战斗力和补给，这场攻势不会支撑很久，也不可能向南朝鲜境内深入很远。在这种情况下，战区层次上的战略逻辑决定了如果南朝鲜采取全面防御的对策，它的防御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果南朝鲜采取部分防御的对策，它的防御必然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如果在战争之初南朝鲜在距分界线50公里以内的地区只进行机动防御，利用有利条件迟滞和伏击敌人然后有意后撤，北朝鲜继续前进就将自取灭亡。一旦充分动员起来，南朝鲜军队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以优势的力量发动反攻，一路杀回并越过分界线。由于北朝鲜的绝大多数防空武器无法机动，一旦前进和后撤中的北朝鲜军队脱离防空火力的掩护，就会遭到南朝鲜空军的重创。

　　 上述的“弹性防御”方案虽然绝对符合战区战略的逻辑，但却忽视了在此期间经两次争夺并被北朝鲜人一度占领的该地区的特点：这不是一片沙漠地区，而是一片人口稠密、一直延伸到汉城北郊的农业区。这个地区居住着800万朝鲜人，是大部分国家机关的所在地，并集中了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工业。鉴于朝鲜是个分裂的国家，两个政府都号称对整个国家拥有主权。丢失这片距分界线50公里的地区可能导致南朝鲜出现公众对政府信心的崩溃，军队士气瓦解，以至于南朝鲜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完全失去作用。因此，南朝鲜在制定战区防御政策时不顾战区层次上的战略逻辑，对整个领土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沿”)防御政策，这是不足为怪的。战略的逻辑可以不顾，但由此而造成的恶果却是明显的。这种恶果的具体表现是：不仅安全上更无保障，而且防御上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具体对南朝鲜来说，不仅部队始终要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而且还需精心构筑障碍物和前沿工事，虽然花费很大，但结果仍不能在安全上确有保障。

　　 正为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战区层次上的任何战略逻辑都无法帮助我们确定另外一种主次关系。实际上，任何主次关系它也确定不了。这就如同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人人皆知，但它左右不了政治抉择一样。在一些国家可以容忍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却不能容忍高失业率，而在另一些国家，情况则正好相反。确定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经济逻辑并不能确定经济政策。同样，在朝鲜战争中，战区战略的逻辑虽已表明了弹性防御与其代价和风险的关系，但战区政策却要求非弹性防御。

　　 欧洲的中央战区

　　 从战区战略的角度纵观全局、我们可以看到西德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和丹麦向南一直延伸到奥地利和瑞士边界。它西临北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有625英里的共同边界线。顺着东部这条铃型边界线向东转向奥地利边境。一旦接到动员令，比利时、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和美国的军队将从军营和基地开到指定阵地，“中央战线”就会从原来的抽象概念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中央战线”不是一条由各国部队比肩接踵所组成的人墙，而是一个沿一定地带部署的、互相分离的人员、车辆和武器组群。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坦克、机械化和轻型装甲部队(即“掩护”部队)将开到距边境几英里的地方，而其余的部队则部署在距离这些掩护部队几英里后的地方。即使这条战线不沿边界的曲线设置，它的直线总长度也要有600英里左右。鉴于奥地利的防卫能力十分薄弱，苏联任何进攻行动均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通过，德国东部与奥地利接壤的地区也必须加以防护。

　　 到目前为止，在战略的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对反坦克导弹步兵防御方案进行了讲座，现在我们可以对这种方案下结论了。只要考虑到北大西洋联盟所防卫的是一条漫长的地带，我们就能理解只有建立起最完善的防御工程，才有可能使沿一条战线设防的导弹部队守住防线。因为我们通过简单的计算便可发现，在这样的防线上，一旦两军在战场上实际相遇，那些便宜的、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在数量上实际上有可能少于昂贵的苏联坦克和步兵战车。如果我们想象苏联进攻刚刚开始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参加进攻的苏联第一批部队向西德边境开来，这批部队共有7个“集团军”、几乎有1万辆坦克，还有很多步兵战斗车，很多火炮及各种战斗支援部队。 [ 注：目前，苏军驻东德(19个师)、捷克斯洛伐克(5个师)、匈牙利(4个师)，波兰(2个师)的30个一线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师共包括10,500辆坦克，步兵战斗车的数量则更大。见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编《军事力量对比，1985-1986》，第26页。 ] 这些苏联部队向前冲击时绝不会稀疏地散布在一条与边界线平行的南北方向的漫长战线上，而是将组成4到5个纵队，以密集方阵而不是单列纵队的阵式由东至西向前推进。如果地形允许，这些密集方阵将宽达数英里。即使这样，我们仍可以看出遭受苏军进攻的地段只占整个600英里的战线的一小部分：这些纵队与狭窄的防御地段发生冲撞有的地段个别地方只有两条车道那样宽，其它地方也不会超过10英里。因此，即使一支庞大的导弹部队和成千上万的反坦克发射架部署在边境，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方，快速冲击的装甲战车仍能很容易地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因此，通过计算消耗，我们可以得知，如果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方案必定会导致失败。在导弹发射架不得不散布在600英里宽的正面上，而苏联却可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地方集中装甲车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有其它的结果。 [ 注：人们普遍认为，东德和其它华约军队将与伪装成满员部队的苏军小部队一起，通过显示力量和佯攻的手段对苏联不想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中央战线的某些地段进行威胁；华约的诈术以后肯定会暴露无遗，但那时战斗可能已经结束了(顺便提一句，对忠诚性可疑的部队，那是一种比较保险的使用方法)。目前，在中央战线，可部署的反坦克制导武器发射架的数量为大约2100件，包括驻挪威和丹麦部队所拥有的发射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力对比》(1985-1986)，第186页)。如果将联盟现在的机动部队(装甲、机械化、装甲突击队)全部改编为携带导弹的步兵，这最多可能增加到30万前线部队和6万件发射架(因为仍需要炮兵、防空兵、工兵和勤务部队)——而这些数量的部队根据现实的战术消耗比率推算，不足以经受战斗消耗，除非这些部队构筑远比导弹发射架更费钱的障碍物和坚固工事。 ] 当然，如果具有充足的机动能力，导弹部队可以集中，而且集中的数量可以压倒苏军纵队的集中。但仅靠卡车拖着这些发射架沿战线来回移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由于德国的分裂，这些卡车所要经过的边境地区已变成了前沿地区。让大量部队等候在后方交叉路口上，以便在某段防线遭到进攻时赶去增援的方法也是行不通的，由于摩托化导弹部队无法在旷野中机动，必须走大路，因此在运动中，它极易受到来自空中的袭击，并无法抵御炮火的袭击，因为敌方的炮火可以打到离前线10英里以外的地方。也许以增援对付敌人集中兵力的问题可以通过更及时的方式解决，即以直升机运送导弹部队，或在直升机上直接装配导弹发射装置，但这样做当然是要耗废巨资的。此外，直升机的防护能力最差，容易遭受苏军装甲师的各种防空武器的袭击，还将受到苏军密集炮火的打击。

　　 既然卡车既受道路限制又易被摧毁，既然直升机既价格昂贵又易受攻击，那么，要在敌人的炮火下保持机动能力，以对付敌人的集中兵力，仍只能选择配有良好的装甲、能在旷野上行进的地面战斗车。有了装甲和履带，这些地面战斗车当然能把导弹部队运送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战斗车还必然能够模仿现在的机械化步兵运载工具，而机械化步兵所配置的武器中包括了反坦克导弹。既然选择了装甲车、为什么不在部分装甲车上安装不必拆卸便可使用的武器？既然可以安装固定武器，既然火炮在近距离反坦克战斗中仍是最优越的武器，为什么要依靠那些既笨重又昂贵且射击间隔时间很长的导弹呢？于是恢复了坦克的地位。我们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常规的解决方案上来。这不单单是因为体制上的惰性，更重要的是因为战场的实际需要。

　　 如果有人仍坚持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激进方案，只要把地理范围看得再广一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当我们的目光扫过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片辽阔地区之后再向苏联西部地区看去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7个集团军所构成的第一攻击波之后，第二个更大规模的攻击波正随即涌来，而且苏联国内更多的军队正在集结准备开赴前线(有关苏联军队的组成情况，见附录Ⅱ和附录Ⅲ)。尽管新增援的苏军不如第一梯队的苏军那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人员齐整，但由于数量庞大，它们足以击垮筋疲力竭、消耗殆尽的北约导弹部队，即使他们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话。

　　 但是，当我们最终取消了以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进行防御的激进方案后，我们又会发现一个使人焦虑不安的事实：一旦动员起来，苏军不仅能够粉碎导弹步兵部队、而且可以粉碎现在守卫中央战线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正因为如此，联盟仍依靠核反击作为补充手段。可以设想，即使苏联一方在开始阶段享有集中兵力的主动权和利用特种部队大量发动突击、渗透和骚扰活动的有利条件，假如北约能够觉察出苏联即将发动进攻的信号，假如不被敌人的欺骗和自己的错觉所干扰而相信了苏联即将进攻的警报，假如5个有关国家的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平时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北约部队应当能够顶住苏军第一梯队的攻势。北约的部队不仅从平时的营地开向预定阵地时会受到道路堵塞、空中袭击、桥梁被破坏以及苏军敌后突击队的伏击与故意牵制的影响，而且在头几个小时的战斗中，北约部队还必须准确判断出苏军的主攻方向，并协调好北约内部不同国家军队之间的反攻行动。联盟空军不可能帮很多忙，因为他们自己也马上会因保卫机场和进攻敌机而忙得不可开交。

　　 只有靠最有成效的指挥和史诗般的英勇拚搏，联盟才能抵挡住苏联7个集团军的强大攻势。而恰恰在联盟部队急需休整的时候，它却马上要迎战下一轮更大规模的苏军梯队的进攻，自己却得不到多少补充。不过此时联盟的空军应能给予较大的支援，北约在战场上的损失也可以部分地从战场得来的经验加以补偿，但很难指望，北约取得防御战的胜利。

　　 攻防力量的比率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谈及人们所持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任何进攻战斗中，从双方需要的部队数量上看，防御一方总是占便宜的。通常说法是，攻方要想取得胜利，它的部队数量应是守方部队数量的3倍。在战术层次上，这样说是对的，当一个连的防守兵力不需要前出完成任务时，可以挖战壕坚守防线，相比起来，他们杀伤暴露的进攻者比进攻者杀伤他们要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需要破坏对方的堑壕防御体系，3:1的比率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战役层次上，进攻一方完全没有必要非攻打某条防线不可，他可以采取简单的机动方式从防御一方的一侧或两翼绕过防线。如果防守部队仍守在堑壕里，那么防御则彻底失败；如果进攻部队停下来从侧翼或背后向他们发起进攻，甚至可能把防守部队消灭。另一方面，如果防守部队对敌人的侧翼包抄作出反应，就只能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或者走出堑壕去截击攻方部队，使自己同样处于运动和暴露的状态中。如果守方部队采取的是扩大防御正面的方法，虽然总数量上以少胜多的比率优势可以保持，但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段上，实力对比却可能使对方占据了优势。如果守方部队采取的是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在战斗实际发生的地段，双方的实力均势虽然可以保持，但守方部队以少胜多的比率优势却丧失了。无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攻方部队都不再需要用3个连或3个营去打败守方部队的仅1个连或1个营。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战场，防御一方在战术上所占有的比率优势在战区战略层次上也充分表现了出来。这是因为，法国的战壕防线从比利时海岸一直绵延到瑞士边境，其中没有任何中断，德国无法从翼侧绕过；当德军集中大部队向这条防线中的一小段发起进攻时，由于野战电话、卡车和火车的使用，防守的法军反击的速度比冒着炮火、穿过铁丝网、面对机枪扫射的德军的推进速度要快。因此，在战役层次上，法军同样保持了防御者在兵力对比上所占有的1:3的优势。那些在一战后支配着法军总参谋部的知识分子 [ 注：二次大战爆发时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将军就是例子。见罗伯特·杨在《法国统帅》一书中的评论(1978年)，第48-51页。 ] 的确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由于沿前线运动的火车和卡车的速度远比在炮火中徒步行走的步兵的速度要快，防御一方在集中兵力方面比进攻者要占有优势。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如何对抗进攻者首先发动进攻可能造成的有利形势了，这种有利形势无论防御者如何神机妙算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然而，要消除进攻者首先发动进攻造成的有利势态肯定还是有办法可想的，因为一条不间断的防线能够使在战壕中的防御者不被敌人从翼侧包抄，从而保持住战术上的有利地位。因此，防御者至少暂时能够以一当五或以一当十，直到增援部队赶到，正象可以无限期地以一当三一样。由此推论，只要德国人的母亲们不能比法国的母亲们多生两倍的儿子，法国人就会始终抵挡住德国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法国人自己发动徒劳的进攻削弱自己。看来胜利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但为减少代价，他们还加了一个保险系数，即在和平时期就建造好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和坚固的火力点，以代替在炮火下临时构筑的脏肮的泥土堑壕和地下掩蔽部，并精心建造好炮兵隐蔽工事，以实施炮火反准备压制敌方的炮火，使之无法打垮己方防线的步兵，同时利用这些大炮打击进攻中的敌方步兵。

　　 正是上述这种令人深信不疑的线性逻辑使法国人建造了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的确太成功了，以至于1940为躲避可怕的路障，深沟坚垒中的步兵以及永备工事中的炮兵，德国人发动进攻时取道比利时绕过了这条防线。从战略反常逻辑的观点看，马奇诺防线之所以没有起到保护法国的作用是因为它过分坚固，防线坚固过分则使敌人甚至不敢试图对它发起进攻。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马奇诺防线不那么成功，不那么可怕，反可能对法国好些，因为那样至少有可能使德国人向这条防线发动进攻而陷于阵地战的泥潭之中。实际情况是，由于马奇诺防线在战术一级被认为是无法穿过的，结果德国人在战区战略上采取了机动的方法，穿过没有坚固工事的比利时阿登地区一路直奔诺曼底海岸。

　　 一旦失去马奇诺防线作为改变力量对比的手段，建立在铁路和卡车对徒步步兵占有速度优势这一基础之上的防守一方比进攻一方在兵力集中方面占有优势的理论就被战役层次上的闪击战行动彻底推翻了。在闪击战中，纵深突破纵队以摩托化开进速度向前推进，超过了防御一方向翼侧集中防御力量的速度。由于参加闪击战的装甲部队大部分不怕炮火截击和路障阻挡，因此使普通步兵在战线防御中不但不再占有战术上兵力对比的优势，而且甚至在数量上也总是被对方所压倒。1940年的历史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教训：应当摒弃无懈可击的马奇诺防线；貌似普通真理的一比三的比率关系其实只有在战术层次上才是适用的。但在人们的感情深处，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感情倾向，我们只能感到惊异。

　　 战场核武器

　　 既然防御一方存在着固有的优势的想法不过是个幻想，丢掉这一幻想后，西方联盟防守中央战线的现行方案只能依靠“战场”核武器作为最后扭转颓势的法宝，以便在没有其它办法可制止防线的突破和崩溃时。把这一法宝祭起。通常，核武器只起劝导作用， [ 注：这个词包括各种形式的“劝行”和“劝止”，这一问题留待第三部分讨论。 ] 不会被实际使用，我们将在更高一个层次的战略中讨论这一问题。不过现在，让我们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探讨核武器的作用问题。

　　 按照洲际核武器的标准衡量，战场核武器的爆炸威力和辐射效果是相当轻微的。 [ 注：众多的洲际核弹头或核弹的爆炸当量相当于100万吨TNT炸药(百万吨级)，而大多数战场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只相当于1000吨TNT炸药(千吨级)，或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能量的1/14，在长崎爆炸的原子弹能量的1/19。冲击波、热辐射效应和直接辐射效应都相应减小。除强辐射装置(中子弹)外，通常打击地面部队目标主要靠冲击波的效果。 ] 战场核武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如短程导弹、核炮弹、核爆破装药以及类型更广泛的机载核炸弹。战场核武器为我们提供了实施破坏性较严重的反攻行动的便利手段，它使我们能够在技术层次上对付蜂拥而至的苏联军队。联盟的现行政策是，在前沿战斗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地以非核防御对付非核进攻，但如果苏联的军队继续源源不断到来，北约的防御系统抵挡不住苏军的进攻，那就要使用战场核武器。

　　 在1952年和1953年，当美国的战场核武器最初部署时， [ 注：由于种种矛盾的阻滞因素所造成的惰性，联盟仍保留着50年代的一种武器。这种射程为40公里的“诚实约翰”导弹首次部署于1953年，至今仍被希腊和土耳其军队所保留。见伦敦国标战略研究所：《军力对比：1985-1986》，第85-86页。 ] 它的效果迅速呈曲线上升。这些战场核武器很容易与当时的前沿防御计划结合在一起，因为在那时，盟国只在纵深很小的地域内零散地部署一些小部队就几乎构成了一条真正的战线。但这种在技术层次上对付苏联战区力量的措施很快就到了它成功的顶点，因为50年代后期，苏联军队也有了自己的战场核武器。这样，如果北约司令部试图用核武器打击苏军的入侵纵队以保卫被苏军突破冲垮的某些地段，苏军司令部也会用自己的战场核武器在盟军防线的其它地段打开缺口作为回报。我们暂且不考虑双方以后还会使用其他什么样的核武器攻击敌方地面参战部队以外的目标，只设想一旦联盟使用了战场核武器，对方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然而在这种场合下，行动和反应不是互相抵消的：一直使用了核武器，苏联军队再也不能得到这些欲占据的领土，因为这里已变成一片废墟。这样，如果联盟能令人信服地宣称在需要的时候将使用战场核武器，它就能够劝阻苏联不再发动旨在征服领土的进攻，因为如果发动进攻，除了非核性的失败或导致核战争外，不会再有其它的结果。在使用劝导政策的时候，掌握事态发展的总是对手那一方，必须使对方的领导人相信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是真的，并使他们认识到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与所要受到的惩罚相比得不偿失时，劝导政策才会生效。这种情况使得靠劝导政策得到的安全不如用实际防御能力得到的安全来得可靠。尽管如此，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仍比骑兵团甚至装甲师的威胁作用更显著，因为核武器的战术效果远比其它武器的战术效果确定，能够精确地作出预测。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劝导政策的效果要受到动机的制约：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是为了征服而是出于绝望向联盟发动进攻，他们也许根本不会顾忌在中欧地区出现一个核毁灭地带。非法的政权总是不稳固的；我们可以作这种设想：如果东欧的大暴动将波及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的边疆地区，而这场大暴动恰恰是由于西欧的自由和繁荣所引起的，这就有可能促使苏联领导人选择入侵来窒息这场大暴动，通过向人们展示一种比继续受压迫更糟糕的前景以消除不安定的动因。

　　 还有一种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那就是当苏联领导人坚信联盟对华约的进攻迫在眉睫时，苏联可能出于防御的目的对联盟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由荷兰议会、西德总理、卢森堡大公、比利时内阁以及白宫和白厅联合密谋进攻苏联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克里姆林宫中的领导人和他们所把持的政府却惯以怀疑为能事，刑讯大批持不同政见者以揭出根本不存在的阴谋这件事就是例证。在苏联历史上，1942年6月22日是人们最难以忘却的日子：就在那一天，突然爆发的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果苏联的侵略是出于自卫的动机，不管它多么不可思议，联盟的战场核武器将只能用来在苏联的非核攻势即将成功时挫败这场攻势，而不能同时起到劝止苏联进攻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战场核战争的前景能否使苏联领导人畏而却步的问题。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不容许我们深入地研究最初的核劝阻努力将会引起的交替上升的一系列威胁问题。长期以来苏联一直不厌其烦地警告西欧盟国，一旦它受到北约战场核武器的攻击，它也会使用自己的核武器打击北约敏感的目标，如空军基地，甚至欧洲的城市(即用劝导的方法使北约的战场核武器失去瓦解苏联进攻的作用)、美国则继而威胁以核武器攻击苏联境内的同样目标，包括苏联城市，以回敬苏联的上述警告(即用劝导的方法防止核战争扩大到战场以外的地区)。有行动必有反行动，这是战略领域中的必然规律，劝导政策也不例外，即使双方并没有实际的行动或反行动，而只有对威胁或潜在破坏能力的感知或错觉。这种交替发展继双方把核力量本身也当作相互打击目标，就超出了战区层次研究的范围，而要进入下一个层次，即大战略的层次了。现在让我们仍停留在战区层次，不过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联盟威胁使用战场核武器的目的原本是打消苏联取得非核战争胜利的奢望，但这一做法必然会对西方盟国，特别是西德政府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部分近程核武器将从德国领土上发射，如果苏联采取对等的反击行动，西德战场将受到核武器的攻击。同样，一旦战争爆发，波恩政府对东柏林统治下的德国领土的命运不会漠不关心，届时东德将成为敌方领土，成为北约战场核武器的重要打击目标，而对西德同胞来说，东德并不是外国领土。

　　 正因为核武器对威胁一方和受威胁一方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联盟的核打击政策可能会受到自我抑制。不过到目前为止，由于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西德依然坚持一旦苏联的非核进攻将要取得胜利，北约应使用战场核武器的立场，上述推论尚未变成现实。 [ 注：现行的政策从1967年开始实行，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取代更直接迅速地依赖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在肯尼迪政府之初就废止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但在西德政府和其它成员国的坚持下，该战略却仍保留为联盟的战略，直到1967年北约军事委员会才最终同意采取新的“灵活反应”战略。(正式公布是在1968年的北约文件MC14/3中)，并承诺提供保障“坚强的”非核防御所需要的额外部队。详见雷蒙德·伯勒尔所著《战略核均势与北约防御理论》(1978年)，第13页。 ] 北约成员国宁愿冒受核打击的危险，也不愿花钱加强非核武装力量，以便在自己受到非核进攻时，不乞灵于核战争就能挫败敌人的进攻。

　　 在欧洲能实现非核防御吗？

　　 联盟目前对核武器的依赖所冒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看起来似乎荒谬；实际上却颇有道理，北约加强其非核力量恰恰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许总的来说，欧洲各盟国、特别是历届西德政府拒绝对他们的非核力量做任何程度的增加不过是出于节省军费的短见。但他们这种做法在战略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又是反常的战略逻辑)。

　　 不言而喻，如果联盟有足够的非核力量抵御苏联向中央战线发动的非核进攻，也就没有必要部署战场核武器了。一旦战争爆发，从1945年保持至今的没有使用核武器这一最珍贵的记录也会继续保持下去，整个世界也将免除由战场核交火逐步升级为洲际核战争的灭顶之灾。然而，如果核武器在战争中真的绝迹，非核战争必定会不断发生。因此，说来奇怪，实际上确实是避免核灾难的结果反倒招来更大的灾难，因为核战争的灾难对全世界人民来说尽管触目惊心，但如果只动用现代的低当量的战场核武器，它所造成的破坏程度还可能不算太大。而一旦打起常规战争，尽管它不是核战争，却能给欧洲的所有居民，特别是西德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它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可能更严重。

　　 进一步说，如果苏联领导人发动战争，他们必定企图突破中央战线并侵入一定的纵深。如果联盟的非核力量强大得足以坚守防线并打退敌人的入侵，苏联领导人就可能动用他们的战场核武器。不管苏联领导人发动进攻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恐惧，一旦战争开始，苏联领导人这种侥幸或恐惧心理将会被耽心失败的更强烈的恐惧心理所代替，因为苏联的战败将给它的政权带来严重后果，实际上会危及苏联做为一个政治实体而继续存在。因此，以增强非核力量的方法避免使用核武器恰恰可能会导致苏联自己使用核武器的反常后果。

　　 最后，正由于目前联盟非核力量的数量不足以防御苏联的进攻，一旦战争爆发，苏联会相当迅速地突破中央战线，使联盟惊慌失措，这样联盟各国领导人会不顾苏联人发动更灾难性的核进攻的威胁；不顾苏联的劝阻，在惊慌之中作出使用战场核武器的决定。相反，假如联盟加强了非核力量，在战争的初期阶段，战线可能会更稳定。据此，苏联一方面可能向前线调集攻击联盟防线的所需部队，另一方面将竭尽全力以使用毁灭性的核武器相威胁，劝导欧洲各国政府放弃在任何条件下使用核武器。这样看来，中央战线的非核防御允许政治家考虑、公众辨论、舆论界报导的时间越多，美国总统就越容易失去行动自由，难以应各国政府的要求同意使用核武器，或重申美国一旦在苏联对欧洲城市实施核进攻时对其进行核报复的诺言。因此由于战略的反常逻辑在起作用，加强非核力量反而倒可能削弱了北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