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行动中的逻辑·第二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序·第一》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很明显，采用一成不变的手段不会总能达成出敌不意的效果，尽管这本身无关紧要，但它却是战略逻辑在其完全处于动态形式下发生作用的一个例证。迄今为止，我们大多是从单方面着眼去考察这一逻辑的，并据此对战略逻辑有了某种理解，进而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另外，我所提到的主要是一些单一的情况和单一的决策，因此对战略逻辑的考察一直是在一系列相互孤立的静止状态下进行的。然而，在战争或和平的任一战略冲突中，都必然地存在着至少两种自觉的、相互对立的意志，其中任一行动都很少能象一场手枪决斗那样，在瞬间完成，通常情况下，双方的行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互为条件而展开。

　　 与此相反，一旦我们把战略的反常逻辑作为一种客观现象——不论参加者是否想尽力利用这种逻辑，甚至也不论参加者是否意识到它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都将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集中考察时，一旦把时间作为一个动态因素适时引入，我们就能从总体上认识到这一逻辑，看到它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汇甚至转化。这一过程不仅在企图运用反常选择达成突然性——它最终也会变得容易预测——结局里面十分明显，而且在所有的战略情况中，在所有以敌对意志之间的斗争为特征的情况中，都十分明显。换言之，假设时间是一个相关因素，战略的反常逻辑表现为动态形式，那么这种战略反常逻辑就变成了对立面的交汇甚至转化。由此可见，在战略领域里，任何一种行动过程都不会无止境地持续进行。除非参加者所处环境中发生的某些外在变化压倒战略的逻辑力量，这一行动过程势必会发展到自己的反面。除非发生了这种外在变化，战略逻辑将会引起一种自我否定式的演进，这种演进有可能达到整个转化的极端，从而使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连同它们所包含的一切不复存在。

　　 我们设想在一种典型的大陆作战背景下，一支乘胜前进的军队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经过一次或许多次战斗，一方压倒了另一方，迫使它退却。或许败军仓惶溃散，或许将被迫至一隅并遭到歼灭；战争可能因此而通过谈判或有条件投降而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正象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仍然存在着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可能，但不是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之中。然而，假如败军仍能继续战斗，即使在退却中战斗，那么一种转化的格局就会开始出现。

　　 胜利之师打出本土，越过其前线基地，挥师远征。它刚刚取得的成功是靠本土的训练营地、工业、军械库和工厂的支撑才得以实现的。而现在，它所需要的作战物资和兵力则必须靠日益延长的增援和供应线来维持。恰恰相反，败军却有可能退向自己的基地，因而使得增援和供应线相应缩短。胜利之师要巩固战果就必须做出越来越大的努力，也许不得不从作战前线调拔人力和装备来补充其后勤供应部队，或者至少要为此动用增援部队。相比之下，败军现在则能够减少其为运输所作的努力，并可以从供应部队中抽调有作战能力的兵员及装备，来加强前线兵力。

　　 胜利之师进入了原来在敌人控制之下的地域，在这块土地上可能居住着包括敌后武装游击队员在内的不友好的居民，也许还有故意留下来进行游击战的正规部队。在最好的情况下，消耗的人力和资源通过刚成立的军政府在当地征用得以补充，但也可能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假如存在着对铁道线、公路车队、物资供应站、勤务部队和后方指挥部进行的袭击和破坏的武装抵抗，胜利之师就不得不从前线部队中抽调些作战兵力，在不安全的后方充当警卫部队，安全巡逻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否则，如果胜利之师解放的是友好百姓，他们既不进行抵抗，也不为滞留下来的部队提供庇护，那么，它的发展趋势仍然是一种相对劣势：正是这个败军将来定是该地域的占领者，现在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警卫部队、巡逻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调回前线去。

　　 胜利之师气势盛，掌握着确定前进速度和方向的主动权，因此，假如能加快运动速度，便可能超过败军并切断其退路。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除非败军溃逃不止，退却中的军队在交战中都可能拥有防御方面战术上的强大优势。其后卫部队能在退却过程中为每一次停下来进行战斗选择有利地形，从隐蔽处射击暴露的敌人，甚至伏击急不可待向前挺进的敌人。

　　 胜利和失败对士气和领导所产生的影响更是难以料定。所谓战斗士气不是指高兴快活，而是赴汤蹈火、冒险战斗的意志；胜利有可能促进前者而削弱后者，因为战而获胜之后，部队可能兴高彩烈，也可能感到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做得够多了(克劳塞维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懈怠”)。与此相反的是，失败往往使士气低落，常常会导致消极怠惰甚至众叛亲离。但它也可能激励战士在下一次战斗中更英勇地作战，特别是在他们感到在上一次交战中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情况更会如此。至于领导，既能由于胜利而大大加强，同样也可能因此而削弱。取得一次或者几次成功之后，那种鼓舞和驱使部队去甘冒生死之险的刺激力量可能已经枯竭。与之相比，退却败军的指挥官们可能已丧失了一切权威；但假如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失败的痛苦记忆可能会迫使他们对部队提出更多要求，并赋予他们为之奋斗的强大力量。

　　 就指挥作战的技能和程序而言，双方的可能性就没有这样均衡了。胜方军队的特点、程序编制、战术以及战法都会被不加区别地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非常高明的——包括那些本来能够作些改进的，或实际上十分有害的方面：未加论证的成功经验会把它们的害处掩盖起来。众所周知，失败是成功之母。毫无疑问，失败有可能使人变得机敏；假如提出一些补救措施来摆脱现状，这些措施受到惰性的保守主义抵制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墨守陈规的努力会由于失败而受到严重削弱。假如工业和人口仍处于动员状态，胜利之师正从中得到强大的增援力量，即使继续向前推进，也可保证它的实力不断上升——换句话说，外在的变化能抵销逻辑的影响。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上述两种过程仍然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胜利和成功的推进可能削弱胜利之师，正如失败和退却会有助于增强刚刚遭受挫折的部队的战斗力一样。

　　 顶点与转化

　　 在动态背景下，胜利和失败的交汇可能会发展到超过二者的会合点，达到完全转化的极端。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假如胜利之师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彻底征服或者迫使对方投降，即使它的力量稍有减弱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顶多是败军有开始得到加强的趋势。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败军领土的纵深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足以延长冲突的进程，那么败军将能从动态的反常发展中得到好处甚至可能反败为胜，假如此时仍处于有利态势的胜利之师硬是坚持前进，将因其超过“胜利的顶点”(这又是克劳塞维茨的语言)继续远征而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胜利必然会导致失败。但是，胜利之师除非能从军事力量的最终源泉中(从超越逻辑的外在因素中)获得压倒对方的强大的增援力量，否则，要想克服一些正在发生作用的不利因素，就必须停止其成功的进军，进行休整。只有通过休息和补充来恢复士气和领导的活力，改进其整个供应体系，为受到威胁的后方地域提供安全保障，修改那些正被敌人想方设法加以破坏的程序、作战方法，胜利之师才能够重新获得更大的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实际上是把其成功的顶点提高一步，推向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陆作战显示出了胜利和失败二者交汇或转化的每一种变化形态；由于装甲和空中力量的使用再现了拿破仑式的纵深机动，从而打破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静止的堑壕战为主的防御方式，并使这种表现方式特别富有戏剧性。德国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入侵——1940年5月10日开始，在法国要求停战之后便于6月17日结束——一鼓作气获得了成功(虽然并不是彻底的成功)。 [ 注：该战役直到1940年6月25日意大利也接受了法国的停战要求时才正式结束。但是，除了法国第二集团军群在马奇诺防线一带仍顽强抵抗至6月22日外，双方对最后一周的战斗都是三心二意，敷衍了事的。 ] 此时，领先挺进的10个德国装甲师的坦克、半履带式运输车和卡车已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其作战实力不得不靠缴获来的装备和强征民间车辆来支撑。担任德国突击部队主力的步兵师，一开始就是靠徒步行军，多数已疲惫不堪。至于德军的供应系统，则不得不依靠马拉的货车从后方供应地点向前线的战斗部队不停地运输。它的供应线实在太长，只是由于刚被征服的富饶土地上丰富的食物和饲料，才避免了远征军陷入严重的供应短缺的困境。在快速机动和短促的进攻作战中，弹药的再补给并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其中的交战只不过是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是，锐意进击的装甲师也只是因为有了沿途征用的汽油才得以维持其高速前进。 [ 注：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103个德国师中，仅有16个是完全机械化的(包括装甲师、摩托师和轻型师)。其余的87个步兵师当中，每个师均拥有942辆装甲侦察车、指挥车、火炮牵引车和卡车(可载运1/6的部队)，然而大部分的物资供应却是依靠1200辆马车进行的。1940年5月之前，因波兰道路条件差造成的损坏使卡车总数减少一半；为此又对马车作了补充。从铁路终端到各师管区的仓库之间的运输不得不由跨师的卡车团队来进行，但在各战线的整个德国陆军只有3个这样的卡车团，卡车总数仅有6600辆。见马丁·范·克里夫特著《战争中的后勤》(1977年)，第144-147页。 ]

　　 希特勒的军队几乎刚好在一年之后即1941年6月22日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时候，原先一鼓作气所达到的范围，由于缴获和强迫征用的法国卡车以及机械化部队有一点小小的扩充才稍稍有所扩大。在入侵苏联前夕，有3个集团军群共142个德国师部署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其中只有23个师是装甲师、半装甲轻型师或摩托化师。在各条战线上的全部德国军队中，这时共有88个师装备的是法国车辆，即使如此，在东线还有75个步兵师不得不把卡车全部交出，用来装备集团军群的供应部队，尔后给每个师配备200辆农用马车。 [ 注：伯克哈特·米勒-希尔布兰德著《1933年-1945年的德国陆军》(1956年)，第2卷，表29，转引自范·克里夫特的《战争中的后勤》，注28，第151页。 ] 现代机械化在闪电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中发挥过如此重大的作用，实际上它却是这个样子。

　　 但是，苏联的国土远比比利时或法国纵深广阔；它的铁路因为道轨宽度不同及破坏严重，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它那为数不多的公路路面极差，致使摩托化车辆很快就得报废；况且，其顽强的抵抗也没有因连续不断的重大失败而减弱。因此在1941年的10月中旬，当德军达到了现在看来可以认为是其胜利的高潮之时，他们最前沿的突击部队距离莫斯科仍有60英里。 [ 注：1941年10月18日晨，德国第10装甲师和“帝国”党卫队师进入莫扎伊斯克，踏上开往莫斯科的大道。此时，德军在维亚兹马-布良斯克一带即将结束全歼8个苏联集团军的战斗。这将成为他们在苏联领土上取得的最后一场伟大的、完全的胜利(他们声称俘虏665000人)；见约翰·埃里克森著《通向斯大林格勒之路》(1975年)，第216-220页。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中打先锋的第二、第三装甲集群(即古德里安和霍特的部队)从1941年6月22日以来已长驱直入，按直线距离算，此时已向前推进500多英里，而且古德里安所部在转向莫斯科之前，刚刚结束了南下机动实施基辅-卢姆内大合围的作战行动。 ] 然而，在希特勒的统率下，不可能有进行休整的间隙。处于前线中段的德国军队，以莫斯科为目标，在整个11月份继续向前挺进，从南、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实现另一场大规模合围，从而一举歼灭苏军，结束战争。

　　 在此情况下，德军就超过了其成功的顶点，被迫走了下坡路。前线弹药的短缺使大炮鸦雀无声，甚至连步兵也陷入了困境，原因是仅靠马车和少量卡车运送弹药，难以解决铁路终端至前线距离太远的矛盾。另外，由于缺少苏制铁路车辆，想依靠铁路输送解决供应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由于把食物、燃料和弹药这些急需的物资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冬季服装和冬用润滑油却丢在了遥远的后方编组站。在机械化部队里，由于损耗日增而且野战维修跟不上，致使作战坦克、半履带式运输车和大炮牵引车的数量在继续减少。此时，甚至对德军装甲师来说，强迫征用的苏联农用马车也已不可缺少。

　　 在后方，由于敌后游击队和迂回的正规军进行的积极抵抗已经开始，从而除屠杀和强征之外，又为德军增加了警察任务。屠杀和强征本来就拖住了一部分德军投入前线作战，再加上这一任务就使德军兵员的补充不断减少，而伤亡日益增多。最突出的是，前线德军日益受到严重的折磨，体力衰竭，士气不振。从6月22日起，他们虽不停地一英里又一英里地向前挺进，到11月份共俘获苏军约三百万，并在各次交战中消灭了成千上万的苏军，但未被征服的广阔土地仍然横在面前，众多的红军仍在顽强抵抗，何时终了，茫茫无期。

　　 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在距莫斯科近在咫尺的时候停止前进。当时，德军先头部队距红场只有20英里了，他们决定再一次做出重大努力。 [ 注：实际上，在该地区的二个集团军当中只有2个军有能力发动进攻。见埃伯特·西顿著《莫斯科会战》(1983年)，第165页。 ] 12月1日，在零下的严寒中，德军发动了年内最后的一次进攻，也是其军队溃败的开始。4天以后，在12月5日星期五的凌晨，苏联红军开始了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大反攻。身着冬日白披风的红军打退了德军，德军后退的距离是其导致惨败的推进距离的2倍。苏军的这次反攻挫败了德军的凌利攻势；在此后两年多的拉锯战中，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与反进攻，德军强大的夏季攻势在苏军日益强大的反攻面前，只能以惨重的败退而告终。然而，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重大胜利之后，因反攻速度太快，战线拉得太长，又使德军有可能在1943年3月发动了反攻。 [ 注：苏联南方集团军群在1943年2月25日-3月18日向顿涅茨河和哈尔科夫方向所进行的反攻，使弗里泽·埃里奇·冯·曼斯坦因名垂军史。集团军级的“波波夫集群”中的6个坦克军由于冒然南下，孤军深入，被包围击溃，另有二个集团军在德军重新征服哈尔科夫地区时遭到猛烈攻击。见厄尔·津柯著《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1968年)，第90-105页。另见埃里奇·冯·曼斯坦因的《失去的胜利》(1958年)，第367-442页。 ] 此时，斯大林及其将领们从这一教训中认识到：为保证军队能够避开胜利顶点，致胜的进攻与适时的休整必须交替进行。

　　 随着全面动员的深入，以及英美的大量援助(特别是得到了409,526辆吉普车和卡车 [ 注：津柯著《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501页。 ] )，苏联能将源源不断的优势军队投入战场，并在其经过战火考验的新一代指挥官的巧妙指挥下顽强作战。由于后备力量来源差距的扩大，德苏间在1942-1943年的交替进攻被苏联的节节胜利所取代，直到最后挺进柏林。但是，即使东线的德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只剩下一些疲惫困顿的老兵、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胡乱分配来的未经再训练的海空军士兵、孩子、老人以及半残军人时，苏军第一次取得胜利的进攻行动，仍都是经过谨慎运筹的，确保做到稳妥适度。斯大林经常告戒他的元帅们：力避“冒险主义”，并非“魄力不足”。 [ 注：关于对该学说的阐述见雷蒙穗·加特霍夫著《苏联军事学说》(1953年)，第18-19页。 ]

　　 历时11个月的西线战争——从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到德国投降——双方都不乏胜利过渡的插曲，尽管只有一方能真正从过份延伸造成的衰竭中恢复过来。当然，北非的“拉锯”战也是这样一系列的插曲：在的黎波里和亚历山大之间1200英里的狭长沙漠地带上，双方依托各自的基地，展开了往返进攻，直到蒙哥马利极端谨慎地凭借物资上的优势，在1942年10月23日发起了阿莱曼战役之后，才使英军缓慢地但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到那时，以英军特别是以隆美尔的德军所具有的那种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风格的这场战争，已充分证明了下述原则：进攻箭头遍布地图、一泻千里的胜利进军之师，到头来可能被先前败北、所剩无几、缺少车辆和油料、继而振作起来走向胜利之师所击败；后者取得的胜利同样也是脆弱的。 [ 注：由于没有铁路横贯利比亚，而且在干旱和没有饲料的沙漠无法使用马车，因此只有使用卡车队从的黎波里到前线往返运输才能维持隆美尔的部队。在1941年4月德军进入非洲时，一个载重量为6000吨的卡车队只能保证对“非洲军”最初2个师在300英里范围内的活动进行补给。因此隆美尔显然无法发起进攻。尽管如此，他还是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并以机动制胜英军(他们在先前对意大利的胜利后也同样把战线拉得过长)，英军迅速溃败。这一壮观的、独一无二的千里跃进重新征服了整个利比亚，突入埃及，但却使其先头部队困于沙漠，只能依靠缴获的物资勉强维持生存，最后只好撤退。范·克里夫特：《战争中的后勤》，第186页。 ]

　　 朝鲜战争也是这种格局：双方都在一味追求进攻，导致了走向自取失败的极端。北朝鲜军队在1950年6月25日开始迅速南进，到8月已占领了除大邱-釜山狭长地带外的整个半岛，显然已超过了它的胜利顶点。麦克阿瑟在9月15日以仁川登陆开始了反攻，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的进攻很轻率；很快便走向胜利的反面，转向失败，尽管美国和南朝鲜先头部队——到10月26日已穿越北朝鲜，打到了鸭绿江边和中国边界——撤了回来，但11月份麦克阿瑟的横贯北朝鲜东西海岸的“防线”，实际上只能在地图上才能找得到。那并不是一条有部队严密防守且在纵深配置机动部队的坚固防线，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分路挺进的实际上仅是几条山谷，山谷间的广大山地根本没有进行控制，甚至连巡逻兵也从未派遣过。部队认为仗已经打过了，并且打赢了，从而情绪懈怠，士气瓦解。

　　 中国军队使用了广阔的通道，一弹未发就渗透到朝鲜的纵深地区。当中国军队在11月26日公开发动进攻时，撤退中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不得不从埋伏和路障的包围中奋力杀出。到1951年1月底，中国军队重创了麦克阿瑟的军队，并穿过北朝鲜深入南朝鲜，越过汉城40英里。这显然太远、太快了。因此，当李奇微在1951年2、3、4月发动反攻时，中国军队的退却已无法避免。随后汉城连同南朝鲜大半河山在6个月内第二次获得解放。

　　 我们还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战争记录中引述许多这样的例子，朝鲜战争以后这一段更近的历史中也有一些事例同样引人注目。但是，过多的阐述只会使人们看不清我们将要加以说明的战略的反常逻辑这一现象的普遍性；这种逻辑的动态形式是对立面的交汇或转化——包括持久的、大规模的大陆作战中的成功与失败。过份伸展的纯机械方面，诸如距离对人力消耗和对装备损耗的明显作用，仍然只是一种更深刻现象的外在表现；它们只是在战区本身足够宽广、战争领导者不能审时夺势时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各种形式的战争中看到成功与失败之间同样的相互作用。即使过份伸展的机械方面根本不存在，只要行动的持续过程为这一动态矛盾的演化提供充分的时间，情况也是如此。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轰炸力量同德国防空力量之间长达6年的较量，虽然不存在突然延伸的空间距离超越有限的运输能力，不存在不能修理的卡车和难以歇息的马匹的疲乏劳顿，不存在使人精疲力竭的步兵远征，也没有其它诸如此类能起作用的物理过程，但最后几个月德国防空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却展示了双方命运带根本性的互相转化，直到造成对德空战中成功与失败之间转化的原因是在那一段长时间中双方行动的反作用(虽然这种反作用并不一定很及时)。

　　 德国空军将领们从战争一开始就坚信，自己的战斗机部队尽管只是为战场使用而训练的， [ 注：指在白天进行的与其他战斗机的空战和地面攻击。见威廉森·默里著《失败战略》(1983年)，第1-25页。 ] 但也可以同各处的高射炮一起确保德国的空防安全，实际上可以避免敌方炸弹深入德国城市。到了1940年夏天，当英国轰炸机部队开始进行夜间轰炸，尽管当时成效不大但飞机却安然无恙时，他们才发现并非如此。 [ 注：首次对德国领土上的目标——鲁尔地区——进行的轰炸发生在1940年5月15日；首次对柏林的空袭发生在1940年8月25日夜间。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直到1940年3月，英国轰炸机部队仅投下64吨炸弹，而且都不是针对德国城市，对德国城市只空投了传单。因此，戈林的大言不惭的吹嘘似乎得到了证实。但随着“虚假战争”的结束，法国被入侵、丘吉尔统率三军，1940年5月投在德国的炸弹达1668吨，6月增加到2300吨。7月降到1257吨(因失掉前进机场)，8月为1365吨，9月又达到2339吨。见查尔斯·韦伯斯特和诺布尔·弗兰克兰的《对德空中战略攻势》(1961年)，第一卷第144和152页，第四卷第455页。 ] 正当英国空军将领们深信，只要训练足够的飞行员、生产足够的轰炸机就能对德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即可保证毋需陆军或海军即可取得胜利之时，英国轰炸机部队却在1942年夏天碰到了自己早期的成功所孕育的、至今已全面展现出来的后果。由于德国装备了更多更好的预警和跟踪雷达、新的探照灯障碍物、第一批夜间战斗机中队、数量更多的高射炮而大大加强了防空力量，并开始给英国轰炸机部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 注：在1942年5月，英国轰炸机部队共出动了2702架次，损失114架，损坏256架；6月份，出动4801架次，损失199架，损坏442架；7月份，出动架次降为3914，但损失却没有成比例地减少——损失171架，损坏315架；8月份，只出动2454架次(1941年8月则为4242次)，损失142架，损坏233架。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0，第432页，另见艾尔弗雷德·普赖斯著《夜战工具》(1977)，第55-111页。 ]

　　 满足于以雷达为基础的防空所带来的持续成功，并不愿意从前线抽调十分需要的人力、飞机和大炮，德国空军对于英国的反措施毫无准备，结果使得英军在1943年整个春天的夜间轰炸急剧增加。 [ 注：英国轰炸机部队月投弹总量在1942年6月达到6845吨的高峰后，到12月降至2714吨。与此相对照，1943年1月投弹4345吨，2月投弹10959吨，此后稳步增加，到8月达到20149吨。在同一个月里，美国第8航空队共投弹3999吨。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4，第456页。 ] 德军无法对付英军夜间战斗机施放的电子干扰，使他们极为震惊的是，英国轰炸机部队布撒的金属条干扰使德国的预警雷达完全失去作用。 [ 注：原文是“Window”(窗子)。它是英国用来表示敷金属条的代号，当这种金属条制成与波长相等时，便可反射雷达波束。在美国，目前广为使用的词是“Chaff”(箔片)。 ] 英军还利用这一突然获得的优势于1943年7月24日-8月3日之间对汉堡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空袭，使人类第一次遭受了风暴性大火效应灾难，使该城毁于一旦。 [ 注：对“风暴性大火效应”的描述首次见于汉堡警察局长有名的1943年12月1日的报告。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30，第310-315页中此报告摘要，马丁·米德尔布鲁克著《汉堡之战》(1981年)，第214-240页。 ] 此时，由于深信自己的力量日趋强大，在接连不断的空袭中，每次都比上一次派出更多更好的轰炸机出航，英国轰炸机部队遂于1943年11月开始以摧毁汉堡的方式轰炸柏林，结果却发现德军针对英国上次的胜利采取了措施：德国空军采用了有效的抗干扰措施，增加了日间和夜间战斗机出动数量，而且运用了新的战术，极大地改进了“现场报导”式地面控制方法。

　　 德军的整个防空体系如此卓有成效，致使盟军轰炸力量为准备“D”日进攻转而对法国铁路实施瘫痪式轰炸，才掩盖了英军在“柏林之战”中无可置疑的失败，尽管此时已是1944年春天，德国已明确无疑地将输掉这场战争。英军轰炸机的损失超过了它的补充量， [ 注：英国轰炸机部队1944年1月损失飞机314架(损坏416架)，2月份损失199架(损坏264架)，3月份损失283架(损坏402架)，这种比率几乎是难以承受的，因为3月份飞机平均可用量只有974架。见《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40，第433页和附录39，第428页。 ] 但对柏林造成的损害却微不足道，而且飞行员的士气近于瓦解——只要可能，许多飞行员就把一半的载弹投入大海，以便获得一定的飞行高度和速度来对付大大增强的德国防空力量。

　　 在这些插曲中，动态的战略反常逻辑是在两种极为不同的层次上显现出来的：一个是狭隘的技术层次，另一个则是最广义的大战略层次，后者又总是受到政治因素的支配。

　　 措施与反措施

　　 新式作战装备的研制会引起更新的对抗措施，它反过来又会引起反对抗措施以及更新式装备的出现，这一“作用-反作用”过程表面看来广为人知。对用于战争的任何技术装备，只要有可能就会设计出专门对付它的新装备，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新装备开始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这一关系(这当然又是反常的)并不那么明显：任何机敏的敌人都会采取紧急措施，研制对抗设备以抵消当时危害最大的敌方装备。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那些起初最为成功的装备已被压倒、或许达到以至毫无用处的程度时，那些成效并不显著的装备却可以保持其原有的一般效用。 [ 注：在“窗子”(金属干扰)的试验过程中发现，一种较老式的英国夜间战斗机雷达(马克-4型)能够对付反措施，而最新式的也是最优良的马克-7型却不能。普赖斯：《夜战工具》，第117页。 ] 当然，最终它们也会被抵毁，但在此期间，它们的效用可能保持一段时间。在突飞猛进的技术领域里，任何一种装备至多也不过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电子战的情况就是这样。戏剧般变化的科学突破，实验室和工厂中快节奏的工作，情报部门紧张地获取敌人的装备和技术秘密：这—切都推动着电子战的急速发展。在双方互为消长的交替发展之中，同一种装备可能开始非常有效，随后根本无用，再后就变得对自己十分危险：而这整个过程发生在短短几个月之中。例如安装在英国轰炸机上用来预警逼近的战斗机的后视雷达，起初是救生符，继而受到干扰，不久就成了使用者的一个致命危险，因为一种新的装备使德国战斗机通过探测它的波束即使在夜间也能发现它们。 [ 注：1944年7月，一架德国荣-88式飞机误降在英国机场。在该机中发现一种代号为“弗伦斯堡”的装置，它能探测、分辨英国(飞机)尾装预警雷达“莫妮卡”的信号并测出其位置。同上，第214-215页。 ]

　　 因此，发明的有效寿命是决定其性能效用的制约因素。而这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讲，是最为令人不解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效用和性能是一码事。——当性能作用于无生命(或抱合作态度的)对象时，情况也确是如此。例如，发明了多种多样的电子手段用以制导轰炸机在夜间抵达目标，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也为利用这些手段具体研制设备提供了多种选择。在每一步发展中，英国和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空军都选择了最精确、最远程的方式，将其研制和生产资源用于获得最完美的有关装备，结果却发现对方的发展使之失效，而其它仅仅稍微欠佳的手段和其它较最理想水平稍差一点的装备却能继续有效地使用。最后，每一方都认识到，对新的手段和新发明装备的采用必须非常慎重周密，绝招要留待异常重要的战役再拿出来。没有这种精心运筹，每一种用于空战的新装备的寿命周期都往往如此：以试验阶段开始，在此阶段，数量少，使用者的技术很不熟练，继之以不断的成功直到顶点阶段(此时敌人正研究对抗措施)，再后，当对抗措施被广泛使用时，就是急剧的衰败。各方的领导者们通过惨痛的经历对战略逻辑的这种表现有了深刻认识，从而着手控制技术的进程，使其成功的那段时间同作战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虽然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下结论，作规定，而只是设法理解战略现象，但是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明确的：当我们不得不在互相竞争的科学方案和工程结构之间分配有限的发展资源时，仅依靠科学和工程上的判断是不明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也可能是“战略家”)的职业本身决定了他们不大可能看到在发展最理想的装备的同时将一部分资源用于发展多样化的二流装备的可取之处。但这恰恰是深谋远虑所必需的。毫无疑问，人们会说，阻止对方采取对抗也是装备性能的一个方面，对此似乎应该给以最大的重视，但无法区分实战效用与一般性能——这种论点好像很有道理，但它忽视了冲突范畴的全部含义。它完全建立在以下设想的基础上，即：赖以研制任何给定类型装备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也能准确地预见到行将出现的对抗措施，一开始就应把对付这一对抗措施的性能作为总体性能的一部分在设计时考虑进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点可能是很正确的，尤其是一般性的小发明。因为这些小发明对敌方惊动不太大，因而使敌方只是在技术发展的常规范围内采取同样一般性的反应。但是，如果新的装备非常成功地影响到总的军事力量，此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军备竞赛——可能在平时进行，当然更有可能在战时进行，一种技术发明所获得的成功越大，它所引起的反应就越强烈，越有可能探索各种科学原理从而研究出对抗措施。此外，一旦对方的创造性发挥出来，对抗措施就可能采取新战术、新方法、新军事结构甚或新的战略等形式，要成功地预见到这些形式绝不是科学或工程技术知识方面的问题。

　　 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电子战的情况看，德国为了对付英国在1943年夏天之前致盲德国空防的重大发明，非常巧妙地把探照灯信号系统和“现场报道”式地面控制结合起来，这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空战方法，不再指挥战斗机截击单个轰炸机，而是追歼敌人数以百计的整个轰炸机群。这种方法不怕雷达干扰，效果很好，使德军的无雷达昼间战斗机同时也担负夜间截击任务，从而大大增强了战斗机的实力。同时，德国人还利用了各种新技术来对付英军的雷达干扰。其中包括红外探测，这远远超出了雷达技术领域。英国的雷达专家在设计雷达和以雷达原理为基础的各种对抗措施方面表现出了如此卓越的才能，而且在预测德国雷达的发展和对抗措施方面又是如此成功，却未能预见到德国对英国在1943年夏天的最大胜利可能采取的与雷达原理毫不相关的重大措施。

　　 在此情况下，就象经常发生的那样，实战效用和性能并不是一码事，因为后者仅仅包括对已知的和可预见的反措施的阻抗，无法预见到一种重大发明在一个仍具有抵抗的手段和意志、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敌人那里所能引起的全部反应。战略领域的特征之一正是永远存在着这种现象，它限制着人们去追求最佳状态。要设计一座跨越河流的桥，需要做大量工作：必须检测土壤、确定其负荷值；必须计算出该桥所能承受的动态力量，必须运用一些可靠定理。然而，一旦这些工作结束，这座桥就能安全施工了。诚然，河流有时会冲决堤岸，甚至改道。但自然界的任一河流都不会故意侵蚀桥的结构，也不会因为故意回避这座桥而改道。然而，当重大的发明出现之后，军事技术的目标却正是要有意识地使这种发明失去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追求使敌人摸不清我们意图的差强人意但能较快地解决问题的方案(造一座低负载的预制桥，突然架在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上），寻找差强人意但本身具有较大弹性的解决办法(比如造价较高，甚至负载更低的舟桥，它没有河流可以侵蚀的固定结构，而且可以完全机动)。科学家对完善方案的本能追求和工程人员对理想化的不懈探索在战略的反常领域中经常招致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