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制敌”部队的定性与定量·第二

作者：哈伦·厄尔曼 小詹姆士·韦德 ·美国

出自————《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我们反复强调，“迅速制敌”是一种理念，用于构建、使用和部署一种能够通过应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意志、理解力和看法的部队。“震慑与畏惧”是迫使或诱使敌人接受我们的目标或企图的手段。在《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一书中，我们描述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和概念基础。下一步的目标是：把“迅速制敌”理念转变成具体的部队和部队结构；确定产生足够的“震慑与畏惧”以影响敌人意志和思维过程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系统；以及建议把“迅速制敌”理念转向更全面的验证和试验阶段应采取的那些行动。

　　 一、“震慑与畏惧”

　　 使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的意志，有史以来就有之。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就在这种用法的最有名记述者之列。更近一些时候，大约在20年前，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写道：“看法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国家实力所引起的畏惧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柯林·鲍威尔上将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他充分领悟了应用“震慑与畏惧”影响敌人看法的意义，而且在危机中成功地应用了“震慑与畏惧”：在菲律宾，美国空军F-4“鬼怪”式战斗机只做了凌空飞行，便慑止了潜在的暴乱者；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在萨达姆投降之前，伊拉克军队被毫不夸张地“肢解”，然后被实际“宰杀”，或者至少变得不堪一击和可被“宰杀”，上述行动堪称是“震慑与畏惧”的绝好应用。

　　 “震慑与畏惧”的应用是实施影响敌人意志和看法的战略的明确的核心基础。我们说“震慑”是指以下能力：恫吓，或许是进行无所保留的恫吓；施加压倒性的恐惧、恐怖、脆弱性以及毁灭或失败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给敌人造成失能、恐慌、无助和瘫痪的感觉及投降的心理动因。一般来说，这种效果将通过极大的突然性、“迅速性”和难以预料性来取得。

　　 如果“震慑”意味着造成这种结果与效果时的突然性和“迅速性”，那么具有持续时间更长久之特征的则是“畏惧”。正如施莱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否使用“震慑”，都有可能造成“畏惧”。敌人也许仅仅因为我们的力量或能力而“畏惧”。在实际应用中，“震慑”常常能够造成和强化“畏惧”。“震慑”与“畏惧”两者分别或一起使用，都可能足以随我们所愿去影响敌人的意志。1996年公共广播公司(PBS)播放的电视系列片《伟大的战争》有大量镜头，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士兵遭受“炮弹震慑”的情景。其中的画面形象生动，令人骇然，那些受到心理打击或创伤的士兵根本照顾不了自己；更不用说进行任何形式的武装抵抗了。

　　 我们无需进一步界定“震慑”与“畏惧”的界限。两者都必须用于影响敌人的意志。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震慑与畏惧”必须根据逐个具体情况来进行界定，要考虑到敌人所在国家、集团或特殊环境的文化及其独特方面。换句话说，在施加“震慑与畏惧”以影响一个对手的意志上适用的方法，对于另外一个对手也许会产生相去甚远的效果。

　　 对于这一概念所蕴含的认知与理解之重要性，我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施加“震慑与畏惧”并了解其作用，这一要求把我们引向我们对“迅速制敌”的四个核心特性的界定。

　　 二、四个特性

　　 “迅速制敌”基于四个特性之上。首先是对自己、敌人和环境的全面认知。这一特性远远不止于达到所谓的“全面战场感知”，其本身就是“迅速制敌”理念的一个重要的子成分。“认知”必须包括对敌方领导层和普通民众的思维过程和价值体系的了解。“认知”还必须包括对“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了解，如果存在这种相互影响的话。

　　 很明显，这种了解对于采取适当的“震慑与畏惧”机制来左右和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至关重要。这种全面的了解必须包括：什么是敌方的领导层和普通百姓所思所想的，什么是他们所珍视的，以及什么是他们所不以为重的。这种了解对于我们搞清楚以下情况至关重要：在什么情况下和采取什么方法，我们能够或无法左右和影响敌人的看法和控制其意志；在什么情况下，施加“震慑与畏惧”可以造成巨大的毁伤和痛苦，但仍然不能完全实现最初使用武力时所要达成的目的和目标。评估敌人并非美国所擅长，而要对敌人形成一定程度的足够了解则需要相当多的时间、耐心和努力。事实上，“迅速制敌”的要求之一就是为认知和理解所固有的那些问题找到答案。

　　 这一认知特性意味着能够几乎在决策过程的所有层面都比对手更加思维敏捷(和更加精明)，并且能够预测到敌人的意图。这一特性还包括对敌方政治和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和机制的几乎所有层面的了解。此外，这种特性还要求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和根深蒂固的观念的了解和理解。这种全面的认知将使我们能够选择适当的目标来打击敌人，以使“震慑与畏惧”的效果最大化，从而对敌人的意志和看法施加最大的影响，进而影响敌人的抵抗手段。这种目标分析适用于战略、政治和作战层次，而且必须反映出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心理特性以及恐惧所在。

　　 有人可能会不无道理地争辩说，这种考虑到社会、战略、经济、心理因素的目标选择并非什么新鲜玩艺，这种制订作战计划的方式一直是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核心内容。但是，需要强调的不同点是，“迅速制敌”不仅仅聚焦于兵力对抗和打击军事能力型的目标选择原则。敌人的意志和看法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这种要求和重点有可能不仅仅需要兵力对抗和消耗型目标打击行动，而且还将提高我们的指挥官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和增加可供其选择的方案。

　　 举例来说，有了适当的认知，就能够打击真正的影响点。在战术层面上，以敌方领导层，从班到军或集团军群的任何必要层次的领导层为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就是一系列的影响点。1943年预先策划好的由美国飞行员除掉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同样，正如在下面环境控制一节所要论述的那样，在社会层面上，“瘫痪一个国家”则代表了一种内涵更广泛的作战计划。这些行动都离不开对敌人的全面认知。

　　 “迅速制敌”，正如美国当前制订计划时所预期的那样，当然要力争取得对作战区域和战术态势的(几近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识到，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迷雾和摩擦”仍继续存在；我们也像克劳塞维茨那样明白，在战争中，即使最简单的任务也可能变得异乎寻常地困难。从我们个人在战争和危机中取得的经验看，我们完全明白，在这些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混乱和迷惑，特别是当鲜血在眼前流淌和生命悬于一发之际。我们同样注意到人为失误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失误无法预测，然而又是存在的。

　　 有可能强有力地改变这种状况的，正是“迅速制敌”所具有的那些特性，以及为提供一套明显不同的方法而进行的基于认知的执著努力——一套与技术相结合、计划和遂行军事行动的方法。考虑到信息技术及相关系统的迅猛发展，这种以认知为先导的结合促使我们期待，“迅速制敌”部队在克服战争“迷雾和摩擦”上理应能够超过许多怀疑论者的可能预期。其目标必须是，竭人之所能且以最低限度的人为失误来达到尽可能全面的认知，从而确保部队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以清楚、简洁和可用形式提供的必要信息。

　　 第二个特性是“迅速性”。“迅速性”不仅涉及战区内部和战区之间的运动和机动，而且也指对敌方行动在最佳时间做出预先的或及时的反应。通过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上达成“迅速性”，我们或可加强“震慑”与“畏惧”的效果，或可导致两者发生。“迅速性”也意味着在攻击不同类别的目标时需保持的高度同步性，以及持续不断行动的能力。让敌人在适当的时间明确知道我们能迅速地完成我们的任务，至少可增强“震慑与畏惧”的效果。“震慑与畏惧”的效果同样可通过突袭和欺骗来加强，而突袭和欺骗本身也可通过“迅速性”来增强效果。

　　 如前所述，我们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为总统提供一支“迅速制敌”部队，这支部队具有可立即使用的特性和能力，它只受到向敌人投送力量所需的飞行时间的限制。这种“迅速性”本身就具有战略意义：理论上讲，几近于即时的反应具有潜在的威慑价值，而且能够使入侵性进攻或侵略性进犯从一开始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当这种打击能力不需要我们的部队马上抵达现场时。正是这种“迅速性”、同步性和持续性的结合，可最大限度地增强“震慑与畏惧”的效果。

　　 在战术和战役层次上，“迅速性”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意味着我们能在敌人决策的时间限度内灵活应变，而且能够比敌人更快地行动和做出反应。这种“迅速性”必须发生在各个层次，从直接参战的部队(尽管这些部队可能离其打击的目标数百英里)到后续和连续攻击波的指挥官。第二，“迅速性”与机动性有关。然而，由于远距离传感器、先进指挥与控制系统和精确弹药的使用，机动性还包括从各个方向同时、快速地使用多种火力的灵活性。

　　 关于“迅速性”的最后一点是：我们认为，或许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运输和机动领域不可能出现技术突破，航速“100节”的舰船和运载部队的火箭也不会列入部队的装备序列。因此，更快地运送某些类型部队的惟一办法，将是轻装化(即把一个作战师的重量从目前94000吨的水平向下大幅度削减)和更多地依靠预置好的武器装备。

　　 “迅速制敌”部队的第三个特性是行动中的卓越能力。几乎没有什么比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占尽优势、无法抗拒和能力高超的对手更能带来“震慑与畏惧”了。当然，任何能力都可能激起对抗性和不受欢迎的反应。敌人也许喜欢奋起应对这种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卓越能力可在战前促使敌人形成我们不可战胜的看法，在战斗期间造成我们不可战胜的现实，那么“震慑与畏惧”的效果将随之达成。落实和达到取得卓越能力的战术和战略要求，将需要相当规模的资源投入，也需要在条令、训练、编制和装备上进行重大变革。这就需要新型的战场管理计划器和模拟器，需要对作战地区的三维显示，需要交互式通信，特别还需要对单兵进入作战时所穿戴和携带的装备进行重新调整。事实上，早就该调整投资，为单兵配备更有效和高度现代化的工具和个人防护装备了。

　　 我们所追求的卓越能力，其一般水平必须要超过多国空中和地面部队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表现。当时的空战部队以及陆军第7军、第18军和陆战队第1师、第2师的部队表现都是一流水平的。然而，“沙漠风暴”的实际情况是，当时有预先配置的部队，有长时间的部队集结和在比较有利的环境里长达数月的训练这些难得的因素，而这种情况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总会出现。“迅速制敌”部队的卓越能力必须从任何部署伊始就能实际发挥出来，而且应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认识到确定和达到这一标准所面临的明显困难。

　　 最后一个特性是确保对环境控制的能力，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施加终极“震慑与畏惧”、直至并包括让对手意识到抵抗实属徒劳的能力。但是，控制绝不仅意味着摧毁敌方军事能力或有形地占领敌方领土的能力，尽管必须保持这些能力作为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控制意味着控制“以太”，即从红外、雷达、电子到视觉传感器以及通信基础设施、甚至无线电和电视所发出的所有“特征”或可探测辐射信号。如加以适当应用，控制将能够监控和调节可让敌人看到和理解的东西，以及不让敌人看到或理解的东西。

　　 在“迅速制敌”理念中，对控制的这种界定意味着能够“隐身”作战，而且既能支配白昼，也能支配夜晚。反过来，对环境的控制使我们能够利用欺骗和假信息，对我们的战斗编成进行修饰，使其呈现出我们希望敌人“看见”的样子；同时，这种控制也使我们能够侦听、干扰、欺骗敌人和以其他手段迷惑敌人。因此，这种控制类型必须得到广泛运用，从封锁与全面干扰敌人及其社会到消除敌方最小规模的部队遂行其任务和使命的能力，无所不包。

　　 以这种方式加以使用，环境控制可迫使或说服对手要么投降，要么接受我们的目标，而不需要施加大规模的毁灭。通过以可信的方式威胁施加或实际施加充分的“震慑与畏惧”(亦即让敌人感到完全无助、绝望和恐惧)，可导致的惟一明显结局就是敌人接受我们的条件和意志。如果“震慑与畏惧”未能迫使敌人认识到抵抗是无济于事的，而且需要更大规模的用兵才能取得成功，那么环境控制将会增强进一步作战行动的效果，可能使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小些，同时又使敌人受到的惩罚和痛苦更大些。

　　 专注于这四个特性的目的是扩大和增强“震慑与畏惧”的效果，使其足以达到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意志的水平。正如我们所要讨论的那样，威胁使用“迅速制敌”也可能造成一种威慑，而这种威慑可阻止或遏制潜在敌人采取敌对行动。

　　 在对“迅速制敌”部队进行定性和定量描述之前，指出它与当前及计划的美国军事战略所包含的基本假定之间的主要区别，将有助于更好地说明运用“迅速制敌”部队要达成的目的和目标。当前的美国军事战略是基于智能化地运用火力和机动力之上的。在这方面，美国保持着决定性、甚至或许是压倒性的能力，可打败和摧毁任何可能之敌的军事力量。“精确打击、制敌机动和制战场感知权”是其关键成分，这些成分应该能够使美军用兵时达到其战略和政治目标。

　　 事实上，虽然“沙漠风暴”行动作为评估未来能力的模型只具有部分效用，但当前的美国部队还是要在摧毁未来之敌的军事力量和保障性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达成类似的结果。因此，这主要是一种“力量对力量的对抗”型理论，它所依靠的是先进的技术、战技高超和士气昂扬的部队以及在作战中对这些部队的联合运用。衡量效果的总体标准仍然是传统的：消灭了多少敌人；摧毁了多少坦克、飞机和舰艇；以及夺取或占领了多少土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军的基本模式仍将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好地为我们发挥了作用的那种模式：即依靠由分配给海上、空中和地面部队的先进平台构成的大型编队。而且，尽管未必正确，但可以争辩说，这种传统模式应用普遍，打破它会导致战时用兵能力的大幅度削弱。

　　 我们设想，虽然我们可以探索达成军事目标的革命性新方法，但是甚至是在50年以后，布莱德雷、巴顿、艾克 [ 译者注：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 、哈尔西等过去的勇士们对未来的部队模式仍有可能产生似曾相识和舒心自在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求先不要做出最后的判断，而是要继续进行试验。假如“迅速制敌”部队投入实际应用，并且达到了施加有效程度的“震慑与畏惧”的目标，那么它在结构、编制、训练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同最初可能会让这些伟大人物感到不舒服——也就是说，直到他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作为目前正在实施的改进战略和结构的举措的一部分，国防部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在刚刚过去的夏天里集中研究了“用于取得21世纪军事优势的战术与技术”问题，并于1996年10月报告了它以小规模部队行动为对象取得的研究成果；“国防科学委员会”是一个向国防部长负责的独立的联邦咨询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国防科学委员会”的第一个结论就是：“除非美国能够提高它可非常迅速地用于海外危机的部队的有效性，否则它在21世纪影响事件、保护其利益和承担其义务的能力将会降低。”

　　 “国防科学委员会”接着主要探讨了利用“……新兴能力所蕴含的巨大但几乎尚未开发的潜力，来提供整个战区范围的态势感知、有效的远程火力和一个强有力的且互联互通的信息基础设施。”换句话说，“国防科学委员会”所设想的新型远征部队“将依靠可有效打击各种目标的远程火力”。它所设想的这些目标大多是部队以及保障性基础设施或与军事有关的目标，关键是源自小型化、远距离和分散部署的部队的集中火力。我们相信，“国防科学委员会”做出了贡献，其贡献在于进行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推动“军事革命”又前进了一步。依我们看，这一点将会清楚地显示出来。然而，我们认为，如同“决定性力量”理论一样，“国防科学委员会”所提出的运用小部队的概念仍然不如“迅速制敌”意义深远，涵盖广泛，而且“迅速制敌”将把这些导向更广泛的目的、目标和行动的有用技术和理论出发点纳入其中。“迅速制敌”与这些现行的和筹划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对于认识和理解“迅速制敌”的广泛目标和潜力十分重要。“迅速制敌”要求具备能够左右、影响和控制敌人的意志、理解力和看法，采用的方法是施加足以恫吓、制服、支配和扰乱敌人并因此达成我方目标的“震慑与畏惧”。这种能力是以分打击波次投入部队的形式应用的，而这些部队则是迅速、同时和持续不懈地投人使用的。

　　 按照其定义，“迅速制敌”旨在左右和影响敌人的思维过程和决策结构，包括在适当情况下左右和影响平民大众的思维过程，从而迫使、诱导或说服敌人接受我们的条件和意志。因此，在界定我们的理念时，我们不是以“远程火力”和“强有力的信息基础设施”之类的词语为起点。“迅速制敌”涉及以下能力和行动确定要求：最大限度地使对手意识到自己的巨大脆弱性和我们的无懈可击；使敌人确信其遭受毁灭和失败的不可避免性和“迅速性”；给敌人造成一种可加强其恐惧的绝望和无助感；以及造成足以压垮敌人反应和抵抗能力的迷茫、混乱、甚至瘫痪。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迅速制敌”理念与“决定性力量”理念的另外一个不同。“迅速制敌”基于利用私营部门所具有的美国创业精神，基于把新的能力和系统快速地投入使用，以用于加强、补充和在某些情况下替代现有的施加“震慑与畏惧”的能力。私营部门所具有的活力和朝气因美国教育体系每年培养出来的数量不断增长、受过良好教育的技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而得到促进。我们对新的或迅猛发展的技术和对私营部门的力量所给予的这一切强调意味着，除了要了解潜在敌人的强点、弱点和价值观外，我们还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脆弱性，包括美国和“迅速制敌”面对非常规对抗形式时的潜在脆弱性。

　　 在牛顿的物理学说中，每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尽管对称性在战争问题上有所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任何军事或能力领域里的改进都可能导致对抗措施的产生。措施与对抗措施以及进攻与防御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现象自有了战争就开始存在。正如我们在艾阿德兰山谷一例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自大或自满地认为我们的军事系统和技术所具有的优势无可匹敌，无法抵消，甚至不可战胜，那么我们在战略上、政治上和作战上就会变得脆弱。对于当前的部队结构如此，对于任何可供选择的部队结构亦如此。

　　 在明确说明基于一次“大规模地区战争”的未来“迅速制敌”部队的数量规划之前，从定性的角度来描述“迅速制敌”部队将如何使用以及这种部队在具体情况下可能如何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提出一个假设的情节，借以说明这种部队应该拥有的一些能力类型，以及这种部队可如何用来施加“震慑与畏惧”，以达到更广泛的政治、战略和军事目的。

　　 三、定性描述

　　 首先，“迅速制敌”部队必须是“无缝隙”的。正如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上将所定义的那样，这种力量必须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地区指挥官提供一个“工具箱”，供其以最适合特定行动的方式使用。这个“工具箱”在提供力量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或其内必须没有分界线。

　　 “迅速制敌”部队是要以连续打击波次的形式极其迅速和持续不懈地用于危机和冲突中，当然要考虑到支配部队使用和部署的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最先部署的那些打击波次可通过太空和大气层马上投入使用，其中有些打击波次以光速运动，有些具有全球抵达能力的打击波次用30-40分钟可抵达目标区，还有些打击波次所用的时间则以小时或天来计算。

　　 很明显，视任务的行动特性、地理环境和其他现实情况，“迅速制敌”部队的各打击波次可通过空中、海上、太空或陆地进行部署。介入可以是强制性的(即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或者被动式的。在诸如沙特阿拉伯和朝鲜半岛这样的地区，因为有充足的前进基地和岸上预置装备，我们可在不需马上发动突击或进行强制性介入的情况下，快速空运部队。

　　 在其他情况下，通道、前进基地和预置装备无法利用或根本就不存在，部队将被编组成适合强行进入敌对环境的形式，并且要有自给的后勤保障。在这些具体情况中，每一个特定情况中，目标都是一旦接到命令，就尽可能迅速地将一支完备的“迅速制敌”部队投入使用。按照这一标准，最具有挑战性的情况将是没有可用基地或远离海洋的遥远或偏僻地区，如那些深入内陆数百英里的危机地点(伊拉克北部或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非洲内陆)。

　　 在使用根据“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来设计和装备“迅速制敌”部队的这套方法时，我们同时既关注大部队(即相当于旅、战术战斗机联队和战斗群规模的部队)的战斗序列，也关注针对特定战场装备单兵可能受到的影响。

　　 这种方法使我们得以确定几种关键性系统与技术，这些系统与技术反映出四个特性的需求，而且将有助于造就可同时和持续不懈地使用的部队。下面给出了几个具体的例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部队要能够全面(或近似全面)地了解自己、敌人和作战环境；具有“迅速性”；具有卓越才能；能够达成对环境的控制。这意味着，每个单位和分队(可能也要求每个单兵)都携带必要的“部队任务计划器”，这些计划器可提供对获得“全面认知”至关重要的多条信息。作为这一方面也许最为重要的一步，全面地整合情报和作战(即联合参谋部情报部和联合参谋部作战部)行动至关重要，其目的是尽量提前取得与潜在敌人有关的适当而具体的信息和分析，以支持认知需求。

　　 为了利用认知和美国企业的领先地位来促进“迅速制敌”的其他标准，我们需要几乎无法探测、无法干扰、完全可靠、加密且即时的多媒体通信，这种通信通过低轨道卫星、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可提供可靠、全面信息传播能力的其他地基或空基中继系统转送。我们还建议开发一种“芯片”大小的一次性监视设备，它能够在数百米之外发现“值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组合能力在解决敌我识别问题上也可取得重大进展。各单位可实时地识别友邻。此外，在小型(手提式)单兵战场管理系统上，使用者还可进行自动和快速的兵棋推演，以验证各种战术和战略方案。

　　 要提高远距离部署的“迅速性”，不可避免地在空运、后勤、运力方面出现时间同步的问题和发生冲突。有几种系统或方法可提供新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一种明显的方法是利用现有的运力——存在于战略机动部队(C-17运输机和海运部队)、航空母舰和其他大甲板舰艇以及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部队。这种利用要求更加强调“模块化”，即把诸如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光纤制导导弹的改进型设计得便于这些大型部队携载和作战使用。换而言之，规范所谓的“任务能力包”这一理念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实战作用。

　　 我们还要求研制一种新型的革命性装甲车(RAC)。它是轮式车辆，可载15人。1架C-17运输机可装运6辆此型车辆，为了装运和容纳更多的武器(包括硬杀伤和软杀伤武器) [ 译者注：所谓的硬杀伤主要是指使用以枪炮等传统弹药投掷手段对所选定的目标进行毁伤性的打击；软杀伤实际上是近年来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一种杀伤手段，是指利用电磁能量摧毁和压制敌人的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计算机系统，瘫痪社会、政府动作能力，从而形成所谓的不见血刃的毁伤，是信息时代在战争中采用的一种重要杀伤样式。 ] “综合信息系统”(C4ISR) [ 译者注：指挥、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的英文缩写。 ] 系统，我们主张发展可携载数百枚以上相对便宜、射程在50-100英里的光纤制导导弹类武器的“B-53／联合星”飞机——一种飞行型武库舰。

　　 最后，也许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迅速性”必须包含即时的反应。这意味着，必须要有一种系统，能够在30-40分钟的飞行时间里完成甚远距离(洲际火力)投送任务。我们有数个选择方案，每种方案尽管在技术上都具有可行性，但必须从作战效能和成本效益两方面进行仔细的评估。其中的一种方案基于使用导弹类投送系统。根据确定导弹费用的经验估算法，每投送1磅有效载荷约需费用10000美元。另一种方案是使用远程隐形投送工具。第三种方案是使用射程极远的“全球炮”。

　　 使用洲际弹道导弹投送有效载荷已经得到充分演示，而且其地位得到确立已有数十年。但是，费用、与谈判达成的军控协议相关的政治制约以及公众的完全接受，这些因素必须得到仔细考虑。很显然，根据需要由火箭发射送入太空的可重复使用运载工具，可提供向目标投送有效载荷的快速反应能力。但是，这些由火箭发射的运载工具费用同样昂贵，携载的有效载荷可能有限，必须保持即时可用的状态，而且可能遭到针对太空进一步军事化的政治反对。目前，B-2轰炸机可充当过渡性解决方法。然而，列装的B-2轰炸机数量有限，需要长时间飞行才能抵达目标，从而提出了持续作战和维持保障的问题。但是，如果相对少量的武器能够达成战略目标，而且能够保障飞行10000英里，那么B-2轰炸机将为我们提供过渡性能力。

　　 在做出即时和洲际反应方面最有意思的一种可能方案也许是使用我们称其为“全球炮”的一种武器系统。这种“炮”能够把大的有效载荷发射到数千英里之外。这种“炮”已经开发出小比例的原型，而且经过发射试验，但未达到洲际射程。我们意识到，要使“全球炮”具有遂行这项任务的能力，两个必须仔细研究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按比例放大这些“炮”，使其具有洲际射程，同时还要取得连续不断的射击速度。

　　 确保反应“迅速性”的第二种手段是我们将称之为“全球侵入”的方法。这意味着要依靠曾归在“国家技术手段”类下的电子及其他系统。出于保密和这些系统的专利方面原因，我们不能透露我们的全部设想。

　　 作战中的卓越才能或许是最难以确定和满足的标准。这将需要在各种层次上进行广泛的训练和再训练。由于需要计算机素养和熟谙信息系统与信息处理，必须认识到士兵和军官在应征和应聘初期有必要接受大量的教育和训练。这种发生了变化的训练将扩展到各个级别的军人。很明显，“迅速制敌”的特性可互为加强。认知和理解可促进卓越才能。“迅速性”使认知和卓越才能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将卓越才能确立为战场上的一个作战标准并且然后去保持它，将需要相当大的努力。

　　 最后一个特性是环境控制。控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念，其含义不仅仅是操纵环境。至关重要的是使敌人感觉被完全控制住了。

　　 控制是没有限制的，从有形控制、电子控制到心理控制无所不包。一方面，对领土的有形占领或摧毁敌人的能力可能成为一场具体冲突的最终决定因素和控制因素。“迅速制敌”保留了这种能力。“迅速制敌”还寻求通过全面的特征管理和控制来对电磁“以太”进行控制。这意味着充分利用假信息、欺骗以及干扰。“迅速制敌”显然要设法操纵敌人的看法和意志，因此，那些能够影响心理反应的目标非常重要。

　　 另外，确保环境控制的系统还必须扩展到单兵。使用“特征管理”技术的轻型自卫和防护服将使士兵能够控制和调节自己的特征。在基层的连一级单位，部队将装备各种类型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无人驾驶地面车，来遂行从侦察到摧毁目标的各阶段作战行动。既便宜又有效的自动地面系统将被大量地部署。这些系统具有确保控制和促进认知的双重能力。“部队任务计划器”只比背包尺寸稍大点，但拥有足够的计算能力，用来协调这些众多的不同传感器——射击者能力。飞行员和水兵也将配备类似的装备，但这些装备在构造上要反映他们往往在其中度过大部分作战时间的活动空间的实际情况。

　　 基于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迅速制敌”部队可像下面情况中所设想的那样来使用。假设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发生在200X年，而不是1990年。在白宫，总统得到了卫星照片和用电子手段截获的情报。这些照片和情报证实了伊拉克部队向科威特北部边境的集结。情报机构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拉克的进攻迫在眉睫；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在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外交努力不会产生作用。鉴于此前的政治形势，包括同伊拉克正在进行的谈判和海湾国家的强烈建议，美国已经不情愿地从这一地区撤出了大部分前沿部署的部队，以作为一种表示善意的姿态。该地区剩余的美军部队不足以击退或挫败伊拉克的入侵，而让海空力量重新进人海湾并发动进攻需要花费数天时间。在听完简要报告之后，总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我们能做什么？”他的顾问们向他提供了他们的意见、一系列选择方案以及可对意志造成最大影响的实施这些方案的作战原则。

　　 总统立即决定，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迫使伊拉克撤退，而且要最低限度地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他的命令是“摧毁萨达姆的意志”。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顾问们提醒总统，“迅速制敌”部队拥有能力提供几近于即时的反应。由于战术航空部队和巡航导弹部队此前重新部署到了打击距离之外，作为第一打击波次立即做出反应的美国力量可来自两个方面。在第一种方案中，“全球炮”作为一种洲际火炮将被投入使用，而不是用弹道导弹或其他的天基技术手段。这种“火炮”或使用“轻气体”，或使用“线圈”技术。它们部署在美国，可发射1000磅重的弹头，对地球上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实施精确打击，弹头的飞行时间在30-40分钟之间。这种炮已经造好了12门，分别部署在美国东、西海岸。每门炮每小时可以发射两发炮弹。这些炮昼夜不停，一天共可发射480吨精确弹药。

　　 立即实施干预的第二种方案是使用外部电子侵入信息战系统。这些系统能毁掉或控制伊拉克的大量通信、电力和电子基础设施。这种用于控制环境的侵入能力能够施加影响，压制伊拉克对其自己的基本通信系统的控制。作为这种能力的一部分，我们可插入或塞加我们可能选择用来制造错误信息与假信息和进行欺骗的任何消息或信号，也可利用“仿形”技术。

　　 使用“仿形”技术，包括描绘出一个“虚拟的”(虚构的)萨达姆·侯赛因，可向伊拉克军人播放我们所选定的消息，作为影响意志和看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伊拉克社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节点、运输、通信、电源以及其他电子链路或电力连线，从交通信号灯到电话系统，我们都可将其切断或对其进行干扰，以显示和表明我们阻止或抵制伊拉克向南进攻的决心，并由此开始影响伊拉克人的意志和看法。这些都是可为我们服务的重要辅助手段和能力。

　　 由于有了“全球炮”，总统还可选择是发射非杀伤性弹头还是发射杀伤性弹头。非杀伤性有效载荷其中有一种可造成我们称之为大型“声光”演出的效果，也就是一系列眩目耀眼的闪光和震耳欲聋的噪音——由以高马赫数飞临巴格达(或其他重要中心)上空而后引爆的爆炸物产生。这样的爆炸可持续数日，以传递必要的政治信号，劝阻伊拉克不要发动侵略。与此同时，我们还可采取行动，控制伊拉克的电台与电视台以及其他的通信手段。这些非杀伤性攻击的目的是左右和影响伊拉克领导层与民众的意志和看法。这种类型的攻击造成的“震慑与畏惧”可能相当强烈：至少，伊拉克易受我们的武器攻击的脆弱性变得显而易见；而且，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达到扰乱和瘫痪伊拉克社会的效果，这无疑将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足以让伊拉克撤退，那么我们将实施下一阶段的“震慑与畏惧”。

　　 总是存在这样的风险，即第一打击波次的打击未能使伊拉克做出积极的明确反应。萨达姆也许会表现得无动于衷。即使先发制人地使用非杀伤性武器，也还可能存在其他的风险。如果伊拉克随后发动了任何进攻，那么是不是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实际促成了伊拉克的这种行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特别是在一个可能引起激烈政治反应的环境中更是如此。在这种环境中，评估责任可能成为政治反对派的优先考虑事项。国内和盟国做出负面政治反应的可能性是实际存在的。此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肯定会赢得国会对抵御这种侵略的支持，特别是在没有什么机会就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与国会进行磋商和向其进行通报的情况下。1990和1991年围绕那场真正的伊拉克入侵而展开、迫使国会极不情愿地支持“沙漠风暴”行动的辩论和争论，凸显了这种政治风险。

　　 如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而伊拉克还是发动了进攻，那么“迅速制敌”可为总统提供进一步的选择方案和不同阶段的选择方案。“全球炮”可用来发射杀伤性弹头，内含先进的精确弹药。这些火力将用于打击和消耗向前推进的敌军部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和炮兵部队，而且用于瘫痪伊拉克的机场、关键的后勤基地以及基础设施。“全球炮”将不需要征得任何国家的越界飞行许可，将几乎无法阻止或对抗，并且将不会马上遭到伊拉克雷达和电子传感器的发现与跟踪。

　　 这种第一打击波次的打击目的是影响伊拉克领导层的意志和看法，以及消耗入侵的部队，造成大量伤亡。这意味着，既要打击入侵部队，也要打击其他的高价值日标，特别是那些被萨达姆视为伊拉克的“皇冠上的宝石”一类的目标。在我们看来，尽管这些火力很有效，但是单凭“全球炮”的火力不大可能击败或击退入侵。然而，“全球炮”造成的消耗可大大增加随后打击波次的“迅速制敌”部队或任何部队的应用效果。

　　 在综合使用“全球炮”和电子侵入手段发动第一波攻击之后，第二打击波次的部队将受命开始行动。如果美国部队尚未抵达指定的阵位，那么第二打击波次的打击将由B-2轰炸机来进行，其他的陆基战术空军部队和巡航导弹应尽可能紧随其后。根据任务的基本情况和飞抵目标所需的时间，这些部队将以持续不懈和同时的攻击支援“全球炮”的火力打击，以期摧垮敌人的意志。控制环境的信息战及其他侵入式系统将被用于迷惑、干扰和误导敌人。

　　 一旦基于航空母舰的攻击飞机、巡航导弹和海军战术导弹进入打击距离内，海上力量将组成第三攻击波。在这一阶段，三个攻击波将实施持续、周密和不懈的打击。为了对付海基水雷战和潜艇威胁，“迅速制敌”部队将考虑使用大量的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为侦察和监视手段。这些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较迅速地扫清所选定航道的水雷。

　　 如果需要，总统将命令第四攻击波进入战斗。这一攻击波由“可早期部署迅速制敌部队”组成。他们将被空运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除了自身携带的武器外，他们还会得到预置的装备。这支大约25000-50000人由每5000人一个编制的独立“疯子旅”组成的部队，将在2-5天内部署到位。这支部队将用来牵制和遏止敌人的进攻势头，继续消耗敌人，以及展示我们赢得胜利的决心。

　　 通常情况下，这支部队被认为是“轻型”的，而且能够以自带物品实现自给，包括防空和导弹防御。然而，预置装备，特别是装甲车和机械化部队所用车辆，使这支部队具备了遂行“重型”作战任务的潜力。这支部队自己携带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光纤制导导弹、其他防区外精确弹药以及数以千计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无人驾驶地面车。可便捷地空运的轻型装甲车、轻型直升机以及现场可得到的预置装备都可为其提供机动力。

　　 无人驾驶航空器和其他机器人系统将开始对敌人进行监视与侦察。而且如果需要，它们进行欺骗和摧毁。实兵部队 [ 译者注：指与无人驾驶或机器人系统构成的军事力量相对应的军事力量。 ] 将实实在在地拥有数以千计的智能弹药供其使用，从射程为数百千米的光纤制导导弹，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到空中和海上发射的武器，无所不包。

　　 根据战术情况、对伊拉克继续其侵略行动的欲望的判断以及三个打击波次的连续打击的情况，我们将对具有特定价值的适当目标实施威胁或打击；以继续对伊拉克施加持续不懈的压力，迫使其投降或撤退。我们将高度控制整个作战环境，致使敌人的通信，包括媒体、电话和无线电系统，传送我们选择插入的信息，或者受到我们的彻底干扰而无法使用。我们将部署与作战目标相匹配的足量部队，而且我们将具有能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部署一整支下文所界定的“迅速制敌”部队。很显然，预置的和部署的装备与物资将根据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实际情况加以使用。

　　 在五天或者更短的时间里，“迅速制敌”部队的早期部署部队将开始对敌人遂行直接的作战行动，使用的战术类似于“国防科学委员会”在其夏天对小部队作战的研究中所设想的那些战术。利用防区外传感器和武器，这支部队将在数百千米以外的距离上攻击敌人。所有四个打击波次的打击不断地消耗敌人，而且对其意志和看法施加持续影响。这种多打击波次的打击昼夜不停地全方位进行。通过持续不懈的精确打击，也许加之烦扰和恫吓敌方前线部队、领导层和民众的声光“表演”，“迅速制敌”必然摧垮敌人的抵抗意志。

　　 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对扰乱、欺骗和假信息的利用，继续干扰、控制或破坏伊拉克的社会基础设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战斗前线，伊拉克人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希望他们看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采用口头交谈的形式作为惟一有效的交流手段。

　　 总统得到的建议是，尽管伊拉克的部队和伊拉克的集体抵抗意志受到严重消耗，美国及其盟国必须筹划发动一场解放科威特被占领土的全面反击。虽然有人提出“疯子旅”可使用重型装备发动这场反击，但是总统还是决定要尽量减少多国部队的伤亡。所以，重型和两栖部队受命进入这一地区。这些部队计有一个整军的陆军部队和一个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另外还有六个战术战斗机联队和五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为其提供支援。整个部署，即把所有必要的部队和后勤物资运送到位并使其作好发动最后攻击的准备，可能需要花费从几个周到数个月不等的时间。与此同时，原来的四个攻击波继续给敌人造成巨大损失。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可能需要不超过250000美军参战(约是当前计划需求的二分之一)。如果需要发动最后的地面攻击，那么这一攻击可在总统最初下达击退入侵的命令之后一至两个月内开始进行。我们注意到，尽管盟国的贡献依然重要，但是这样运用“迅速制敌”部队不需要像1990年与1991年那样建立大规模的联盟和确立交战的政治基础。而且，冲突持续的时间越短，战争的代价也就越低。在整个战争进行期间，我们还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恐怖行动，以阻止伊拉克的任何袭击。对于“迅速制敌”部队在上述情况下的使用，观察家和批评者可能会争辩：1990年真实发生的“沙漠盾牌”行动是不可能重现的独特情况；沙特阿拉伯当时拥有可接待这些部队的非常有利和适宜的基础设施，而且其军队所拥有的系统与美军的相似，甚至相同。此外，通常天气晴朗的沙漠环境与欧洲北部和中部常常阴云笼罩的平原、朝鲜“三八线”附近的恶劣地形以及越南和拉了美洲部分地区的茂密丛林大相径庭，因此堪称美军的理想作战环境。而且，萨达姆是一个比较顺从的敌人，使我们得到充分的不受限制的行动的自由。未来，另外一个敌人或许不会如此顺从。因此，观察家和批评者可能禁不住认为任何的比较都过多地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而不予考虑。

　　 我们接受和理解这些批评和言论。然而，我们认定，为某种形式的比较选择一个起点很有用。而且，我们感觉，与其虚构一系列假设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根本涵盖不了在朦胧的未来某一时间可能发生的事情，还不如诉诸历史，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可作为起点的事实记录。“沙漠盾牌”行动是否会重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大量的事实数据来以这种方法进行比较。

　　 四、定量描述

　　 我们充分地讨论了基于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标准“迅速制敌”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并探讨了编组部队的多种基本单位：以地面部队为例，从15万人的加强军到几百人的营级单位都曾考虑过。目前看，“相当于旅规模的”模块看起来是编组地面部队最有用的单位。这些各编有5千人的旅将根据各自在作战中的使用方式进行配置，所以会有数个变种。例如，究竟是配置成灵活、偏轻型的干预部队，还是采用偏重型的结构，可能取决于战术部署。我们把这些单位叫做“疯子旅”，它们的职能就是给敌人造成混乱，随后施加控制。

　　 “疯子旅”还配有支援性导弹部队(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光纤制导导弹)；大量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特种部队；陆基和海基隐形战斗机／轰炸机；以及大约5千人的侦察、加油、太空和其他支援部队——其中大部分是空中或航空支援部队。这样，一个基本模块共含有约3万战斗部队。这其中包括一支专门用于制造和保持混乱局面的分队。

　　 尽管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作为“初步设计”，我们使用三个这样的梯队组成一支“迅速制敌”部队。这支部队按照设计将由8.5万-10万人构成，而且拥有足够的能力在从大规模冲突到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诸多情况下成功、有效地遂行任务。就非战争军事行动而言，我们认识到，还有其他的要求得纳入组建这支部队的考虑之中。作为后备队，我们保持一支重型干预部队，含有一个军和／或一个海军陆战队远征旅 [ 译者注：原文为MEB，根据上下文疑为MEF之误。前者是Matin Expeditionary Brigade的缩写，意为“陆战队远征旅”，后者为Marine Expeditionary Fore的缩写，意为“陆战队远征部队”。 ] ，共计15万人。

　　 我们一直参照“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标准来确定轻型部队拟增加的效能，而且把这些标准用于我们的部队以达到我们的如下目标：与今天的部队相比能力增加十倍；具有在5-7天全部部署到位的能力；具有以足额的后勤保障进行无限期作战的能力；而且以5-15年为时限投入使用。

　　 当然，这种“初步设计”的部队只经过最基本的探讨。还需要大量的进一步研究、模拟、试验和严格的验证，才能使任何“迅速制敌”部队得以组成，更不用说将其投入使用了。我们提出的六种“图纸上”的系统代表着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段。

　　 在每个基本梯队中(即30000人的单位)，旅规模的组成部分围绕这种部队编成，该部队或者可使用预置装备部署到冲突区，或者将强行进入。为了取得这样一系列的能力，今天的地面部队，特别是陆军的重型部队、陆军较轻型的第18军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其当前的作战原则和能力应互为促进。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这些部队之间的传统区别，而是要消除障碍和界限，因为决定使用什么工具的将是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战术地缘战略形势。这就赋予互通性以全新的含义，陆军轻型与重型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必须能够更容易地接受各自的作战原则和作战程序。

　　 那些拥有5000人的旅，或许可重新命名为师梯队，将采取以25个连规模的单位特混编组的形式，每个连规模的单位约拥有200人。这种单位是“疯子旅”的基本单位和标准模块。

　　 每个“连”将接受“迅速制敌”的基本作战训练，将能够完成探测、定位、监视、瞄准和毁伤敌方部队与力量等关键任务。在这方面，“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足以说明如何能够完成这些职能。

　　 然而，连将要实行与旅的职能相匹配的专业化分工。例如，在25个连中，10个可能属“通用”型。5个可能要担负具体的“火力”任务，虽然这些火力许多或大部分是远程火力。5个连可能被赋予包括后勤保障在内的“支援”任务。然而，每个连将拥有自己的“综合信息系统”(C4ISR)能力，而且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其余的5个连拥有针对战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区域防御”任务。很明显，空中和海上资源将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

　　 温和介入的部队和强行进入的部队之间的重大区别是装备。强行进入部队更像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其大部分装备自行携带。这涉及到一艘经过重大改进的改型LHD-1两栖攻击舰或两艘LPD-17船坞型两栖运输舰，及其搭载的高速滩头登陆艇、V-22“鱼鹰”倾转旋翼机和AV-8B攻击机／联合攻击战斗机。

　　 两个战术空军联队将得到其他陆基航空和支援部队的支持。例如，在战术责任区内驻扎B-2(或B-52)轰炸机将没有必要，甚至不可取。这些飞机可根据情况从其他基地展开部署。战术战斗机联队将用于夺取制空权，为直接支援与敌人正面接触的部队和实施较远距离的空中遮断而进行打击，提供“综合信息系统”(C4ISR)能力，以及协调通信与信息的流动。

　　 每个联队将拥有5个中队，每个中队将拥有15架飞机。其中的两个中队将配置夺取空中优势和遂行打击任务的能力。一个中队将拥有支援性C4I [ 译者注：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的英文缩写。 ] 以及进攻／防御性信息战平台(B-53／“联合星”飞机、“铆钉”电子侦察机的改进型)。一个中队将承担支援、加油和后勤任务。还有一个中队将拥有特殊的平台，包括F-117战斗机、联合攻击战斗机和其他直接为交战部队提供支援的部队。

　　 海上战斗群的配置将包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下一代航空母舰、1—2艘武库舰或者是取而代之的SC-21舰艇 [ 译者注：美国海军提出的“21世纪水面战斗舰艇计划”中规定的水面舰艇包括：新型巡洋舰、驱逐舰等作战舰艇，实际上是一个舰艇族。 ] 、两艘“宙斯盾”巡洋舰、两艘“宙斯盾”驱逐舰、4艘核动力潜艇以及相关的机动后勤支援大队和扫雷部队。核动力航空母舰上将配备10-15架F-117N战斗机／全向隐形战斗轰炸机。

　　 三个这样的梯队 [ 译者注：指上文所说的30000人规模的单位。 ] 将组成一支完整的“迅速制敌”部队。我们期望，一支(或者可能两支)这样的部队将能够应付一场未来的大规模冲突。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另外一场“沙漠风暴”行动根据目前的估算需要投入50万部队，那么我们的目标是用一支“迅速制敌”部队来进行并打赢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这支部队能够在一周内部署完毕。

　　 最后，我们再次提醒，这种设计仍然只是一个“初步设计”，其意图只在于说明而不在于规定未来的“迅速制敌”部队。这只是一个长期试验过程的第一步。

　　 原文尾注：

　　 验证“震慑与畏惧”和“迅速制敌”之应用的一种方法是对过去的战争和冲突进行历史回顾。诚然，必要的技术和理论或许还没有诞生。然而，在以后的某个试验阶段，我们希望这种方法能够得到应用。有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1945年初，美国发动了一场两栖攻击，以夺取硫磺岛。这是一座小小的火山岛，由20000多名日军部队把守，他们凭借堑壕等坚固防御工事准备抵抗到底。在许多方面，硫磺岛战役的象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对我们历史上最残酷和代价最昂贵的战役的普遍记忆。说它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役，是因为双方都血流成河，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逐寸争夺阵地的肉搏战。“迅速制敌”能改变这一状况吗？

　　 我们在这里无需过多地讨论这个重要问题，但值得指出的是，从“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来看，美国本来或许能够以更少的伤亡——当然是我方的——来取得更大的战果。首先，我们当时对许多至关重要的情况所知相当有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清楚，日本人制订了防御战役计划，准备依托防御阵地实施作战，而这些防御阵地由庞大的地下通道网和互连的散兵掩蔽坑连在一起。其次，我们并不了解岛上的火山灰——特别是折钵山上的火山灰——的坚硬度，这些火山灰令人举步维艰。

　　 结果，登陆前的大规模轰炸并未收到什么效果，而且上岸后的陆战队员刚开始并没有准备打一场没有“前线”、日本人几乎不发动反攻或自杀性进攻的战役。认知、“迅速性”、卓越才能和控制能改变这一状况吗？我们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