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弹时代的战术演进·第六

 作者：韦恩·休斯·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核子弹头与长程飞弹

　　二次大战接近尾声时，德国率先使用V-1与V-2进行飞弹作战，前者可视为巡弋飞弹的原型，后者则系无导引的火箭。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间，超过25,000枚的V-1与V-Z射向伦敦与安特卫普(Antwerp)。战争即将结束时，原子弹的发明如同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预示着战争面貌将出现重大改变，此种发展令人无法想象。一枚原子弹即可分别摧毁广岛与长崎，加上美国海军的飞弹研发计画——前有狮子座飞弹(Regulus)，后有北极星飞弹(Polaris)——使得此种变化益形加剧，这两型飞弹可将核子弹头精确地投掷至远处地域。吾人将其称为「战略武器」，如同战略轰炸机般，此等武器系用来摧毁敌人的战争资产。

　　二次大战结束之际，美国系全球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飞机系投掷此等武器的唯一载具(战略轰炸机)。在这种情况下，空军与海军发生激烈的对立，空军主张应由其担任战略轰炸任务，海军则持反对意见，后者认为跨洲执行轰炸任务相当困难，空军并隐瞒了将轰炸机部署至前进基地所需的钜额成本。海军主张应将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部署于航舰，如此航舰的机动性将使部署其上的轰炸机处于有利态势。不久后(1949年)，苏联成功地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美俄两国在战略武器上的竞争日趋激烈。此外，对于美俄总体战争的战术分析方法益趋复杂，并出现了争论不休情形。

　　其后，苏联发展了用以投掷核子弹头的弹道飞弹，吓阻全面核战即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基本考量。因此，以非战争的手段来制约苏联的野心，或起码影响苏联的野心，成为非常重要的事。藉资源投入与先进科技的协助，1950年代美国海军研发并部署了携有北极星飞弹的核子动力潜舰，此型潜舰由于难以侦测并对其进行攻击，遂成为美国最安全与存活率最高的战略资产，确保了美国核子吓阻的稳定性。诸多战术研究对下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检讨：潜舰的可侦测性、下达攻击的指挥系统与防止非预期或全面性攻击的控制系统。1960年代，苏联部着了海基式战略核武系统，当美苏完成「陆基」与「海基」飞弹系统发展后，「存活」与「投掷」的战术变得更为匀称，总体战争的战术亦变得极端复杂。于是，跨洲战场的分析变得更加风格化，预想的真实战争场景如此恐怖，吓阻于是成为相关研究的基本目标。1960年代，美苏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咸认透过相互保证毁灭与渐次升级的回应，将足以维持美苏的战略核武稳定。

　　核武对于舰队战术与军舰特性的效应

　　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全面核战战术绝非海军舰队战术。然而，为维持稳固的核武吓阻，无疑会将舰队战术发展与海军作战决策涵括在内。在柯白(Corbett)所处的年代中，海权国家海军的首要任务，在保障海上贸易与航路畅通，当核子武器部署于航空母舰与弹道飞弹潜舰后，海军的功能必须扩大，例如平时与战时保护部署于海上的战略兵力即系一例。

　　核于飞弹的发展，主要效应显现在舰队战术面向。若干早期的苏联飞弹，系配备核子弹头的巡弋飞弹，其可部署于潜舰、水面舰艇与长程陆基飞机，用以打击美军水面舰艇，尤以航空母舰为然。核子武器在舰艇周围引爆时，将可轻易地摧毁该艘舰艇，即令藉由装甲、舱间分隔、损害管制等而保有动力，或是加大排水吨位承受战损，都不具太大意义。倘若核子武器设计系在被击中时引爆，那么就算防空机炮击落来袭飞弹，恐怕亦为时已晚。防空飞弹的发展，系在远距离摧毁来袭的飞弹或轰炸机，用以保障舰艇生存。擎天神(Talos)、梗犬(Terrier)与鞑靼(Tartar)等型防空飞弹，系美国海军首代采用的防空飞弹技术。

　　二次世界大战时，舰艇采用的密集防御队形不再适用，原因在于原子武器产生的强大爆炸与致命辐射，使得相距甚近的舰艇失去行动能力。吾人甚难寄望防空飞弹涵盖范围可以涵盖数舰。就二次大战期间的战术而言，本舰自卫亦能提供邻舰防御。就当前而言，防空飞弹造价昂贵，一艘军舰可携行的防空飞弹数量有限。由于此型飞弹相当准确，无须如二次世界大战般，使用20厘米或40厘米机炮在天空以数百枚炮弹形成弹幕，遂行防空作战。为了反制来袭的战机或飞弹，防空飞弹必须进行配置区分，将各舰的目标标定协调成为一个有效的系统。

　　因此，舰队的队形必须能及时地疏散，使各舰具有更大的展开空间。例如发展「干草堆」(haystack)部署构想，以保护航空母舰，此系藉商船给予的诸多雷达接触，使轰炸机无法轻易地对航空母舰定位。如此一来，舰队的主要目标将在茫茫大海消失，如稻草堆中的针般。二次大战结束与整个韩战期间，藉由疏散维持舰队存活已非战术主流思想，当时为了建立有效的空中防御，必须仰赖紧密队形与防空炮火相互支援，如此方能形成弹幕，提供舰艇必要保护。

　　战略作战思想的三项战术传承

　　现代化的美国海军将成为过时核战略思想的受害者。至今，大部分的舰艇持续战力不足，若遭到一或二枚现代化攻船飞弹(飞鱼或鱼叉飞弹)攻击，将使大部分的舰艇丧失行动能力。为了提高被攻击后的存活率，保有持续执行任务的能力，美国海军舰艇很大程度上仰赖降低舰艇易感性(susceptibility)来达成此一目的。如此，可防止舰艇为来袭的敌飞弹击中。

　　直到最近，美国海军仍仰赖防空飞弹保护在其射程范围内的各型舰艇。1970年代，点防御武器的发展初具雏型，北约的海麻雀飞弹(短程飞弹)与近迫武器系统(一种高射速的连发机炮)即系例证。但是，美国海军对于点防御系统及软杀武器(如雷达干扰丝与电子反制措施)的追求，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军那么积极。

　　核子武器的第三项遗绪，使得紧密队形提供相互支援的战术为人忽视。越战期间，美国海军的编队得以加大，因为战舰能够在远距外投射武器。对其而言，施加敌人的攻击行动，相对较为安全。事实上，美国具有的海洋优势，甚少敌人胆敢在海上对美国舰艇进行攻击。美国海军在海上不受敌人阻挡地遂行兵力投射，此种作为脱离了力量对抗的海军战术典范。当然在敌境作战的海军飞行员与陆战队队员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过去五十年间，美国海军在大部分时间享有海上自由机动的优势。在此种有利情况下，美国海军舰队战术存在着一种矛盾，即原本舰队战术的主要考量，系在苏联攻击后维持远洋舰艇的存活，但我们却在黄海、日本海、台湾海峡、东京湾、东地中海与近来经常部署的波斯湾等限制水域(confined water)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中展现我们的海上打击力。其结果是，美国海军已习惯于单独运用作战舰艇，或运用强调攻势作战能力的组织松散的小型编队。

　　现在，曾被美国海军视为庇护所的海洋已经不再安全。长程陆基飞弹配合新式定位系统运用，可对在航舰艇形成严重威胁。联合滨海作战的遂行，使得舰艇必须在近岸水域作战。如此一来，舰艇必须面对陆上不同载台发射的巡弋与弹道飞弹、陆基飞机与小型水面舰艇的不同威胁，相关论点将在本书第十一章深入讨论。

　　飞弹在海军作战中的角色

　　我们不难发现攻船飞弹在世界各国海军的运用。此系对海军战术重塑最具影响力的武器。首先，我们很快地对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度运用巡弋飞弹攻击海上商船，以及其与另类武器间的关系进行概略说明。在海军史上，运用巡弋飞弹攻击油轮与商船的事件出现于波斯湾水域。1981年5月，商船于波斯湾水域首次遭到攻击，这种情形持续了七年之久。直到1988年中期，美军介入并对商船进行护航，这种情形才告完全终止。

　　两伊运用飞弹与火箭攻击商船的数据，可参见那比亚斯(Navias)与胡顿(Hooton)两人编辑的「油轮战争」(Tanker Wars)一书 [ 原注：Navias and Hooton. ] 。伊拉克运用法国军售该国的空射飞鱼飞弹，对航行商船进行攻击。两伊战争期间，波斯湾水域商船遭飞弹攻击的事件约在257次至261次之间，其中的80%系伊拉克所为。伊朗的飞弹性能不若伊拉克般精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横跨荷姆兹海峡(Straitof Hormuz)并位于波斯湾的上方，故其得以运用水雷、舰炮、舰载飞机与火箭榴弹(Rocket-Propelled Grenade)等武器，对207艘中立国家商船进行攻击。伊朗发射79枚蚕式飞弹，至少击中了两艘中立国的商船。伊朗与伊拉克对商船所作的攻击中，半数以上系以攻船飞弹进行，倘若以施加的损害做为指标，巡弋飞弹的重要性日增，因为渠等系造成商船损失的主要原因。

　　伊朗与伊拉克两国进行了两场主要、同时进行的混合战役。超过400艘的商船遭到相同形式的攻击，根据那比亚斯与胡顿的统计，共有411艘商船遭到飞弹攻击。遭到两伊攻击的商船，约有60%系油轮，其余40%则包括了货柜轮、散装货轮、通用货轮与小型的原料船。遭到攻击的船舶中仅有四分之一毁损，因为大型油轮较为坚固，大部分皆能很快地修复。

　　所谓的油轮战争系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船团的最大规模战役。在大西洋战役中，德国运用U艇击沉了同盟国2,828艘商船。此外，尚有数百艘商船遭鱼雷击中但未沉没 [ 原注：Roskill，p.447,and Valle. ] 。二次大战期间，平均一艘德国U艇击沉的盟国商船总吨位为5,000吨，相当于现代商船吨位的五分之一，对于油轮而言，这个差异相对更大。就运载量言，波斯湾水域的战役更令人感受触目惊心。根据估算，仅1986年受损而必须修理的船舶吨位总和，已超过二次大战同盟国被击沉船舶总吨位的20% [ 原注：Navias and Hooton,p.129. ] 。那比亚斯与胡顿估计，每月在波斯湾水域遭飞弹攻击的商船数量，不及航经该水域800至1,000艘商船的百分之一 [ 原注：Ibid.,p.130. ] 。这个比例与大西洋战役盟国商船的损失相当，远不及大西洋战役情况最坏时的27%损失率。如同大西洋战役般，航经波斯湾水域的商船损失逐渐增加，直到美国回应中立国要求，并对易帜的科威特油轮提供护航，这种情况始告改善。

　　油轮战争的战役观点

　　类似运用鱼雷攻击商船的直接与立即，战术飞弹如同鱼雷，其系设想并发展用以攻击战舰之用。摧毁商船并非力对力的战斗，而系单方面的、掠夺者捕食(Predator-prey)式的作战。如同潜舰追踪并以鱼雷攻击商船，伊朗与伊拉克使用飞弹或其他方式对无武装的商船进行攻击。两次不同时间进行的军舰护航存在着一个差异，但这并非决定性的，美军在波斯湾水域的护航作业旨在防范空中与水面攻击，避免在护航商船遭到敌方飞弹攻击。然而，对海军史进行回顾，在二十世纪中，护航作战最令人引以为傲的，系其保护商船在公海航行时免于遭到潜舰的掠夺攻击。

　　两伊在波湾水域对商船进行飞弹攻击，显现战术与作战已出现重叠。在滨海作战中，我们必须同时处理战术与作战的问题。就战役观点论，美国海军在西南亚的主要功能，系在维护海上交通畅通。美国海军航舰兵力无法提供航向波斯湾的油轮直接保护，仅有护航舰艇能够对抗伊朗舰队所为的攻击，后者使用的攻击载具包括了陆基飞机与小型近岸舰艇。护航舰艇必须得到空中掩护，就目前或未来言，这批战机来自美国驻泊于荷姆兹海峡外的海军航空母舰。

　　不要忘记！安全通航必须仰赖水雷清扫。波斯湾水域的水雷清除工作，大部分系由欧洲国家负责。1980年代中期，透过多国的共同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在北约组织中，水雷清除系一个国际性的任务。当时，欧洲国家具有较美国为优的水雷清扫装备。

　　滨海环境下的飞弹作战已经模糊了一支海军与一支「舰队」的区别；前者由军舰与飞机所组成；而后者之目的是在掌控海岸地区，俾能从陆上与海上发动攻击。这种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军舰与岸上的堡垒作战是件愚不可及的事」的说法应该加以修正，因为如要影响陆上的事务，军舰必须能设法摧毁敌人从陆上基地以飞机及飞弹攻击近岸海域目标的潜力。为了影响陆上事件发展，海洋国家必须能将战争资源横越狭窄水域投射至岸上，滨海水域不仅是混乱的所在地，也是要塞的所在地。

　　舰队间的飞弹战斗记录

　　二次大战后，除了美国海军经验外，其他国家的海军战术仍系以力对力做为典范。战后发生了大量的战斗，全部出现于滨海水域，若欲明了飞弹在这些战斗中的重要性，可研读修尔特(John Schulte)上尉的相关研究 [ 原注：Schulte，pp.3-14.不像那比亚斯与胡顿般，他们编辑了数量甚多商船遭到定位攻击的资料。修尔特则搜集了许多运用攻船飞弹攻击商船的报告，并由攻击者的观点讨论决定攻船飞弹效力的各项因素。他搜集的飞弹攻击商船数据比较狭隘，年份集中于1981年至1984年。 ] 。首次使用攻船飞弹击沉舰艇的事件发生于1967年，当年的以阿战争中，担任哨戒任务的以色列驱逐舰艾拉特号(Eilat)为埃及发射的攻船飞弹击沉，艾拉特号在埃及齐射4枚俄制冥河(Styx)飞弹后受创沉没。1970年，埃及进行了一次冥河飞弹实弹射击演练，该型飞弹可对小于驱逐舰的目标进行归向攻击。在发射74枚飞弹后，成功地将以色列渔船奥利特号(Orit)击沉。」971年的印巴战争期间，印度海军发射了9枚冥河飞弹，成功地击中了巴国数艘的军舰与商船，当中有若干船舶系停泊于港口之内的。

　　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战争，系研究飞弹作战的另一最佳例证。在五场战斗中，共发射了总数101枚的冥河飞弹与加百列(Gabriel)飞弹，结果造成了叙利亚与埃及海军舰队的严重毁损，以色列却不曾受到任何损伤。1982年发生于南大西洋的英阿福克兰战争，藉由空射飞鱼飞弹的运用达成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岸射飞弹亦在福克兰战争中首次运用，此一事件较不为人知。另外，皇家海军直升机以海贼雕(Sea Skua)飞弹攻击了两艘阿根廷巡逻艇，击沉了其中一艘，并使另一艘严重毁损 [ 原注：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巡洋舰与圣大菲号(Sante Fe)潜舰遭到英国海军水下武器攻击。 ] 。1991年2月，波斯湾战争期间，2枚蚕式飞弹由科威特的地面基地发射，目标为密苏里号(USS Missouri)，该舰拥有16吋主炮，当时系在执行对伊拉克阵地的岸轰任务。由于这两枚蚕式飞弹发生故障，因此并未对密苏里号舰造成任何损伤，但值得注意的，此乃为首次亦系海战史上仅有的一次以面对空飞弹击落攻船巡弋飞弹的例子，而创下此一光荣纪录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格洛斯特(Gloucester)号军舰所发射的海镖(Sea Dart)防空飞弹。运用飞弹攻击军舰的其他例子，尚有雪特拉湾事件(1986年；6枚鱼叉飞弹)，美舰史塔克号遇袭(1987年；2枚飞鱼飞弹)，油轮战争尾声时的「祁祷膛螂」(Praying Mantis)行动(1988年；11枚鱼叉飞弹与5枚面对面模式的标准飞弹，伊朗发射的1枚鱼叉飞弹)。总体而论，修尔特记录了155枚飞弹攻击军舰实例。无论就事件多寡、造成损伤的情形如何、攻击目标的武器类型 [ 原注：吾人应谨慎地进行射击。福克兰战争期间，英国海军曾对阿根廷一艘潜舰进行了超过两百次的反潜攻击，使用的则是造价昂贵的鱼雷。1969年，美国海军驱逐舰摩顿(Morton)号，在越南战场曾发射了15,000枚炮弹，这个数字绝非最高记录。大部分的骚乱与阻绝火力，系用以对可能存在的地下碉堡进行攻击。 ] 、或弹药耗费成本等因素而论，飞弹与飞弹作战在现代海战中都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

　　在本书的第十一章中，我们将仔细地考量命中机率的问题。简单地说，飞弹对于大型无防卫能力的商船进行攻击，拥有较高的命中率，然其所造成的损害却非致命性的。由于军舰具有相当防御能力，因此飞弹对于军舰的攻击，命中机率相对较低。然而，其所造成的损害却相对地较为严重。或许令人感兴趣与心生警惕的，应系攻船飞弹曾成功地击中了防护良好的作战舰艇，英国皇家海军雪菲尔号(HMS Sheffield)遇袭即为一例，根本原因在于该舰未能有效进行自卫。

　　另一起战术失败的例子，则是大西洋运输者号(Atlantic Conveyer)在福克兰战争中遭飞鱼飞弹击中并且沉没。阿根廷的两架超级军旗(Super Etendard)战机各以一枚飞鱼飞弹射向皇家海军伏击者号(Ambuscade)军舰，当时该舰位于福克兰群岛东边水域，系皇家海军编队的屏卫舰艇之一。伏击者发现飞弹来袭后，立即施放雷达干扰片，使得来袭的两枚攻船飞弹转向，免于遭到攻击。然而，在穿过雷达干扰片形成的干扰云后，这两枚飞鱼飞弹搜索并攻击另一目标。最后，这两枚飞弹发现了大西洋运输者号，摧毁了这艘船只与其上携行的各项重要物资。伏击者号成功救了自己，但却未能有效保护编队中的其他舰艇，屏卫任务完全失败。更讽刺的是，阿根廷飞行员希望能一举击中荷姆斯号(Hermes)航舰，并摧毁该舰飞行甲板上的海猎鹰(Harrier)战机。虽然，先进的感测器与精确导引武器业已问世，廿一世纪的海军作战仍旧充斥着混乱与奇袭。 [ 原注：See Woodward,pp.293-96 and elsewhere.他的著作「福克兰战斗群指挥官的回忆录」(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一书，系海军作战指挥官对现代海军战术真实描述的最佳著作。该书对飞弹威胁加诸其身的额外重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

        福克兰战争的教训

• 当海军进入了崭新飞弹时代之际，并非表示其他的武器业已失去了他们的能力。概略地说，英阿两国为争夺福克兰主权进行的激烈海战，我们不仅目睹到日益严重的飞弹威胁，同时见证到许多旧有的海军战术必须予以更新[注]。当战争达于顶峰时，若干观察家对双方军事行动做出了以下不甚准确的解释：
• 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遭到击沉，证明了核子潜舰令人惊讶的致命性。
• 英国军舰雪菲尔号的沉没，以及其后数天中英国水面舰艇的相继受创与损失，验证了水面舰艇在空中打击下其有的脆弱性。
• 水面舰艇是陈旧过时的，特别是大型与高价的水面舰艇。
• 致命攻击通常系在无预警情况下发生的。
• 假设核子武器运用于该次战争中，将使舰艇成为更容易打击的目标。
• 海军战斗变得越来越具致命性。

　　若对海军战史进行深入了解，可对上述事件提出较为合理的推论：
贝尔格兰诺将军号系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舰艇，该舰遭击沉再次显示进行现代化战争必须拥有现代化武器。由于英国海军远较阿根廷海军为优，特别系以英国拥有核子潜舰为然。在开阔的洋面上，一支居于劣势的战斗舰队通常会为较强的舰队击败，后者通常不会出现太大损伤。由于意识到本身处于劣势，阿根廷海军于是后退至领海内，这是相当正确的做法。如此一来，居于劣势的阿国海军不致卷入战争。潜舰系具有强大战力的舰艇，其能攻击水面任何舰艇，此并非新鲜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潜舰一共击沉了1,300艘日本船舶，其中包括1艘战斗舰，8艘航空母舰与11艘巡洋舰。核子动力强化了潜舰作战能力。

• 雪菲尔号与其他3艘英国护卫舰在执勤时受创沉没，但其圆满地达成保护航舰与运输船的任务。由于自1945年以降，美国人不曾参与过舰队作战。因此，吾人忘记了海军战斗系快节奏、具致命性与决定性的。若欲从福克兰战争中抽离出新的教训，则此一教训不在于战舰在飞弹攻击下具脆弱性，而是在于轰炸机无法与配备先进防御系统的战舰对抗。阿国空军在三天英勇与密集的攻击中击沉了6艘英舰，但本身的战力也几乎被摧毁殆尽。6艘被击沉战舰中的4艘，沉没位置系在福克兰群岛附近。当皇家海军执行一项两栖行动时，舰队为了保护滩头堡，暂时失去了机动的战术优势。因为，敌人的搜索问题获得解决，舰队处于相当脆弱状态，必须仰赖本身的主动防御以化解敌方攻击。
• 美国不允许其水面舰艇变得陈旧过时。美国仰赖商船在海上的安全航行，以及运用海洋保护其在海外利益，当情况需要时，则将进行两栖登陆作战。若无水面舰艇，则无法执行上述的任务。大型与保护良好的舰艇如主力舰甚具价值，因其可以进行攻击与持续战斗。英国于圣卡罗斯湾(San Carlos Sound)遂行两栖登陆前。英国舰队的机动性使其能在福克兰群岛以东的水域安全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来自海上的支援，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部队名副其实地与大陆隔绝，阿根廷空军由于福岛距离本土遥远，无法提供决定性的协助。
• 在现代的海军战斗中，有效的侦察系有效投射武器的关键因素。英国与阿根廷的部队，皆因侦察能力不足致使行动受阻。阿根廷的空军与唯一的一艘潜舰，皆需要良好的侦察能力以遂行追踪，甚或更重要的，对英国主要舰艇进行定位。英国则需要可靠的战术预警，用以阻止阿国对其进行攻击。虽然英国的潜舰可以做为早期预警兵力，但是至少两艘英国水面舰艇系在执行雷达哨戒(也就是侦察)任务时遭攻击，当时他们与舰队编队主体距离遥远。我们很难获得飞弹攻击的预警，现代海战中由于双方舰艇均配备有飞弹，故在武器发射前，能否有效地执行搜索与屏卫对于战局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
• 福克兰战争未给予吾人任何有关核子战争的学习课题。即令如此，我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用，将使陆上固定目标的脆弱性甚于海上舰艇，后者由于机动性高得以回避敌人攻击。
• 对参与者而言，海上战斗通常其有较高的致命性。然而，福克兰战争却证实了每艘受瘫痪的舰艇上的伤亡人数有逐渐降低的趋势，现代的陆战与海战对于武器装备具有愈来愈大的毁灭性，对人则不然。

　　海上伤亡

　　布拉得(Blood)等人汇编的数据，使吾人明确地知悉海战中人员伤亡比率有逐渐降低趋势。 [ 原注：Blood et al.,pp.124-34. ]

　　战争中的人员伤亡

　　福克兰战争期间，一共发生了23起英国军舰与辅助舰艇遭到战损事件。每次攻击事件平均造成5至8人死亡，8.3人受伤。此一数据，可与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的伤亡人数进行比较，美国海军驱逐舰(含)以上的舰艇在513次战损中，平均每次38人死亡，35人受伤；两栖舰艇与辅助舰艇在355次战损中，每次11人死亡，16人受伤。换言之，英国在福克兰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约略等于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伤亡人数的20%至25%。若将阿根廷损失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纳入计算，伤亡人数比率将会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海军战舰胡德号(Hood)遭德国战舰俾斯麦号(Bismark)击沉，全舰官兵罹难人数高达1,421人。此外，英舰光荣号(Glorious)遭德舰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与格列森瑙号(Gneisenan)火炮击沉时，死亡1,204人，此系英国海军的重大伤亡案例。

　　舰艇伤亡比率

　　对英国皇家海军而言，福克兰战争系高强度具危险性的，其派遣了36艘战舰与23艘辅助船只参与此次战役。1982年4月30日至6月16日间，布拉得等人记录了整个战役计1,723舰艇天(ship-days)，英国舰艇承受了23次战损攻击。换言之，每100舰艇天，遭到攻击的次数为1.34次。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军事行动，其受袭比率远较前者为低，其值约为每100舰艇天遭到0.32次攻击。但是，1942年至43年间的所罗门群岛战役，由于战况惨烈，美国海军受袭比例甚高。在1942年8月的瓜达康纳尔-吐拉齐(Guadalcanal-Tulagi)登陆作战中，美国海军每100舰即有6.36艘军舰遭到攻击。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冲绳战役，美国海军舰艇在日本神风特攻队攻击下损失惨重(二个月内，290艘舰艇遭到攻击)。然而，此次战役中美国海军舰艇每100舰艇天的受袭比率仅有0.44舰，揆其原因在于美国参与该次战役的舰艇数量庞大。伤亡率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不同的数据，当战斗激烈时，许多舰艇将会沉没或受损。我们可以如此推论，一支舰队的行动并非必须进行激烈战斗，除非其行动发展至必须与敌方舰队或陆上兵力作战时，方会出现前述场景。

　　形成损害的兵器数量

　　在本书第一版中，业已搜集了攻击次数与损伤程度相关的各项数据 [ 原注：资料主要来自毕尔、韩福瑞与修尔特三人。 ] 。这些数据来自二次大战期间的沉没与受创军舰，此等军舰系排水量较驱逐舰(含)为大的各式舰艇，第一版中可以看到这些数据。运用相同的资料来源，韩福瑞(Richard Humphrey)与毕尔(Thomas Beall)两人进行了不同的课题研究 [ 原注：Brzozosky与Memmesheimer,1988年6月17日。他们先后被指派至Souchard进行机密研究。 ] ，前者的研究共搜集了49起遭炸弹毁损案例；30起因炸弹沉没案例；49起因鱼雷重创案例与48起因鱼雷沉没案例。这些受损与沉没的军舰，涵括了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与美国的战舰。不似韩福瑞的研究，毕尔的研究尚将炮弹对舰艇的损伤列入考量。另一方面，他将研究重点置于舰艇失去行动能力层面之分析。他们两人采取不同途径分析这些数据，获得相似结果，足以强化对方论点。表6-1所示的，系造成不同大小舰艇损害无法行动所需的平均兵器数量。

　　毕尔计算出平均所需的炸弹或鱼雷数目，韩福瑞则以炮火对特定数量目标形成的损伤说明研究成果。为了获得最佳比较效果，本人采用韩福瑞的50%炮火杀伤率对两者结果进行比较。毕尔认为就相同的炸药量而言，炮弹齐射产生的破坏力是炸弹效力的2.5倍，此因炮弹具有较大的动能与穿透力。然而，若干数量的炮弹才能累积到与1,000磅炸弹同样的杀伤效果，后者所含炸药量为660磅。

　　韩福瑞计算出击沉军舰所需的炮弹数量 [ 原注：毕尔仅对火力杀伤感到兴趣，因为他的目的系在证明本书第一、四章提出的火力方程式。 ] ，表6-2显示的即是在80%击沉机率(Probability of sinking)时，所需炸弹或鱼雷数目。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击沉一艘军舰所需的火力远甚于使一艘军舰失去行动能力所需的火力。对表6-1与6-2比较后，可知击沉一艘军舰所需1,000磅炸弹的平均数量系使其失去动力的5倍；鱼雷则需2至3倍。二次大战结束迄今已近五十年，若换成先进的舰艇与武器将会如何？对任何特定弹药施以的攻击，当前军舰的存活性不若往昔，因为持续战力并非现代舰艇之造舰重点所在。相较于二次大战期间，战后选取做为样本的军舰吨位较小，韩福瑞编辑并分析了38起各类武器所造成的军舰受损与沉没案例。他对二次大战前后获得的各项数据进行推测，在某种程度上，他明了无法对其导出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正。他面对的一个难题是，战后遭击沉的现代舰艇吨位过小，老旧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巡洋舰排水量13,000吨，此系被击沉的最大吨位军舰；美国海军的里波里号(USS Tripoli)排水量18,000吨，此系军舰遭击中丧失行动能力最大吨位者，大部分重创或沉没的战斗舰艇吨位多在5,000吨以下。

　　同时，韩福瑞特别提及小型舰艇甚难为敌击中一事。在战时各类武器对于战舰的击中机率较高，对于小型舰艇则否。长期以来，此种情形一直困扰着攻击者，但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海军战术的不变道理已然发生改变。除了运用鱼雷与飞弹攻击无武装商船外，命中率很大程度上系与平时的训练程度一致。大型现代化商船与油轮极易被击中，但其不似小型现代化战舰或两次大战期间被击中的小吨位商船那么容易沉没。

　　另外，修尔特曾对30次成功的攻船飞弹攻击行动进行分析。他认为巡弋飞弹的动能与残余燃料的重要性，应与弹头承载不相上下。他选择下列三项尺度做分析，它们分别是弹头炸药重量(飞鱼飞弹为250磅)、飞弹总重量(1,439磅)与整个飞弹具有的动能(0.93马赫)，他得到一个符合飞弹动能的最佳函数。

　　截至目前为止，本人未提到击毁一艘军舰所需弹药总量的数值极端离散的情况，图6-1则显示出此一状况，该图系依修尔特研究所得所描绘出的概图，该图并未充分显示对于特定结果的预测功能。工程上的细部分析，可以计算出不同程度飞弹攻击造成的损害，但我们无法知悉舰艇遭到攻击时的实际部位何在。表6．1中较低的一条曲线，系使军舰失去行动能力所需的飞鱼飞弹数量，其系舰艇排水量的函数。较高的一条曲线，系击沉相同吨位军舰所需飞鱼飞弹数量的平均值，散布于区线四周的圆点与方块，代表前述不同数值，修尔特所绘曲线到60,000吨满载排水量即告停止。揆其原因，超过此等吨位的受损军舰资料相当稀少。

图6-1　以飞鱼飞弹击沉与瘫痪不同满载排水量的船只所需飞弹数量曲线图

　　由图6．1可知，对于小型的现代化战舰而言，击沉一艘军舰需要的弹药数量仅为使其失去动力所需弹药数量的两倍。这或许是因为，仅需飞鱼飞弹携行弹药的一部分，即足以使舰艇丧失行动能力。以埃及击沉以色列渔船奥利特号经验为例，埃及对该船发射了4枚大型的冥河飞弹，无一击中，飞弹仅与该渔船在近距离内擦身而过(近似击中)。即令如此，该艘渔船不仅失去动力尚且重创沉没。冥河飞弹系设计用以对付大型舰艇，它的弹头重达700磅，几乎是飞鱼飞弹弹头酬载的三倍。由于冥河飞弹的弹体重量高达5,000磅，飞行速率0.7马赫，因此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动能。

　　任何欲藉历史数据查明击中与损伤关系的作为，必须与「超量杀伤」(over kill)这个问题进行争战。出现于图6-1两条曲线上方的击中事件，显示击沉该艘舰艇所需的弹药数量远超过平均值。另一较小问题则是「低量杀伤」(under kill)，对舰艇丧失行动能力曲线下方的方形而言，其代表舰艇完全失去行动能力，问题是，此种状况会维持多久？

　　若将修尔特所搜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将见到与毕尔与韩福瑞相似的曲线。吾人可以推得如下结论：当我们试图预测事件结果时，可将直线做进一步切割细分。另一方面，修尔特提出的概略计算方式，可对第四章航舰作战年代相似议题进行分析，同样方式亦将运用在本书第十一章飞弹时代相关问题之探讨。

　　损害与军舰大小及装甲之关系

　　上述的分析，除了军舰的排水量外，并未反映军舰的任何其他设计考量。在此，诸多特定因素，如装甲、弹药库与其他各项特性是否必须进行考量？长期以来，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Naval Surface Warfare Center)，曾对舰艇进行了极精细的脆弱性分析。其进行的定量分析系属机密性质，得出的概括性推论是，美国战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者，在攻船飞弹攻击下其有较低的脆弱性。

　　一九八五年十月，美国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巡弋飞弹战争」(Cruise Missile Warfare)的文章(Pp.97-101.)，其系一篇非机密等级的评估报告。本篇报告由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提出，其认为飞弹击中军舰导致其失去行动能力的主要因素系军舰的长度。毕尔的推论认为，军舰的脆弱性系与排水量的立方根成正比的。由于排水量系与船长、船宽与吃水三个尺度成正比的，其立方根于是成为一维尺度。布鲁金斯的研究报告指出，一枚大型弹头的攻船飞弹可使一艘300呎长的现代战舰失去行动能力，舰艇的长度每增加100呎，则需要增加一枚相同型式的攻船飞弹，方能达成与先前相同的效果。因此，美国海军学会月刊推论如下：杀伤(而非击沉)-艘航空母舰需要七枚飞弹，击伤d艘神盾级巡洋舰需要三枚飞弹，击伤一艘巡防舰需要一或二枚飞弹，但击伤一艘巡逻艇，一枚飞弹即已绰绰有余。

　　海军水面作战中心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军舰脆弱性分析，系由模式进行，大部分的损害模式均甚难反映火灾与泛水的渐进效应。1944年5月，海军舰政署署长(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奉海军军令郡长金上将(Admiral E. J. King)指示，完成了空中攻击对于舰艇脆弱性估计的细部研究，评估的空中武器种类包括了炸弹与鱼雷。此外，并对近似命中效应进行分析。这项报告系以战略而非战术观点考量，海军军令部长仅问及需要以多少空中武器命中(或近似命中)一艘军舰，方能将之击沉。舰政署搜集的资料不若韩福瑞的数据广泛。因此，这份报告仅系理论计算与判断的形式，并以战时实际资料予以补强 [ 原注：被纳入研究的仅有美国军舰。对战斗舰艇言，4起事故肇因于鱼雷攻击，在遭受攻击后，2艘幸存，2艘沉没。7起事故肇因于空中(轰炸)攻击，事件发生筏，5艘存活，2艘沉没，后者系来自于珍珠港遭日本袭击，韩福瑞搜集了22起战斗舰艇事故，这些舰艇皆系处于损害管制备便良好的状况。 ] 。舰政署对如何计算脆弱性进行了广泛讨论。此外，弹药库的脆弱性与保护措施亦系讨论重点。穿甲弹、半穿甲弹与通用炸弹的战术选择，亦被详加讨论。虽然空射鱼雷系讨论的重点，舰政署仍将潜舰与水面舰艇的鱼雷攻击纳入，增加了取样样本的大小。因此，美国小型的13号(Mark XIII)空投鱼雷被视为与日本长予鱼雷其有相同攻击效应。舰政署将驱逐舰至主力舰的八种不同等级军舰列成表格，表中显示特定数量命中(近似命中)机率。表6-3显示的是舰政署与韩福瑞各自搜集的资料，系在命中率80%机率下计算而得，本书亦将修尔特搜集的资料纳入，由该表可知一枚飞鱼飞弹产生的效应如同一枚1,000磅的炸弹。

　　这项结果使战术家揣揣不安，因为他们描绘出的杀伤曲线系平坦的。事实上，舰政署的资料显示，击沉战斗舰或航空母舰的命中次数略多于重巡洋舰。现代的舰船设计能否有效反制巡弋飞弹与弹道飞弹攻击，确保舰艇行动能力？先前曾提及，1990年代，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曾对此一议题进行研究，推论出许多措施可以达成这个目标，惟这些做法将大幅提升舰艇的建造成本 [ 原注：Hansen and Gray. ] 。姑且不论是否如此做，美国海军主要资产系大型舰艇，此等舰艇具有强大的攻势能力，但其存活则仰赖降低易感性，此可藉战机巡逻，防空飞弹与软、硬杀等点防御系统构成多层保护。或许更重要的，美国军舰的存活仰赖向外侦察追踪敌人，此不仅具有效力，同时具有决定性。这些战术适用于舰队于开阔洋面行动，在滨海水域作战却失去其原有效能。

　　持续战力的战术考量

　　我不希望读者将上述结果视为决定性的。当然，数据搜集是负责任的，统计分析亦符科学方式。资料系历史事件的精确体现，但是损害评估却是言人人殊，某些数字对战术讨画或未来设计具有决定性。战术家的这些作为，使我联想到戴蒙·朗勇(Damon Runyon)提出的赛马赌徒哲学，赛马通常不是快速进行的，亦非所有的竞赛部是激烈的，此即赌徒之道。依此推论，若干做法无疑地将未来美国海军战舰持续战力置于赌博险局之中。

　　倘若军舰的装甲、舱间区隔或其他保护措施不足，仅需一或二枚飞弹击中该舰，即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击中一艘大型舰艇所需的弹药，远较使其失去动力为多。然而，击沉一艘舰船所需弹药数量系使其失去动力的5倍的说法，值得怀疑。根据个人判断，对小型舰艇而言，其比值应为2：1，对于大型保护良好的舰艇而言，这项比值应系4：1。先前说法部分肇因于过度杀伤的作为。在第五章中，我们目睹攻击者具有某种倾向。即对一艘明显受损的舰艇进行欲罢不能的攻击，直到此艘军舰沉没为止，却让敌人的其他舰艇有机会继续与我战斗。鱼雷与大型飞弹可在一次攻击中击沉巡逻艇与巡防舰。因其携有的弹药威力远远超过击伤该舰所需的装药数量。

　　在滨海作战中，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将吸引不成比例的注意力。就像以往配备鱼雷的驱逐舰、潜舰与鱼雷快艇，将可对主力舰与巡洋舰形成巨大威胁一样。在现代海战中，数量众多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将使大型舰艇耗费大量弹药对其进行攻击。 [ 原注：美国海军通常将鱼雷快艇视为具危险性的牛仔(dangerous cowboys)，其对美国人形成的风险甚至远远超过敌人。由于其可以隐匿方式对敌进行攻击，于是被视为对大型舰艇形成致命威胁。 ] 由于小型舰艇拥有如此强大的打击力，将会造成大型昂贵舰艇的损伤，后者自然会集中火力攻击此等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战术规则的首要考量，即系让贝威胁的敌舰船失去行动能力，其后，再从容不迫地将其逐一击沉。火力杀伤系一有效的战术作为，击沉敌舰则系一适切的战役目标。

　　据我看来，美国海军舰政署的研究报告不具太大参考价值，主要原因在其搜集的样本数目过少。但对美国海军而言，这份报告却是项好消息，因其显示，一艘舰艇若较重巡洋舰排水量大出三或四倍时，其抵抗沉没的能力仅高出重巡洋舰些许。为了保有持续战力，韩福瑞以过去战舰为例指出：如俾斯麦号、沙恩霍斯特号、大和号(Yamato)与武藏号(Musashi)等，均有自身保护设计，如此在其沉没前，方能承受较多攻击。

　　滨海作战的成效检讨

　　评估舰艇设计性能时，美国的系统分析家几乎不变地以可以投送的战斗潜能做为决策标准。在相同的总成本下，大型舰艇享有经济优势，揆其原因在于其可携行较小型舰艇为多的油料、弹药、飞机或陆战队队员。分析得出的结论，则是舰艇愈大愈好。大型舰艇的最大缺点即是必须承受「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风险。但我们观察毕尔、韩福瑞与修尔特与美海军舰政署的不同研究报告，不难发现建造大型舰艇系不经济的。假使一艘60,000吨舰艇携行的负载系3,000吨舰艇的20倍，但是敌方仅须以击中小型舰艇所需弹药的3至4倍，即可使大型舰艇失去行动能力，此种不利态势抵销了其拥有的高承载优点。

　　对舰艇筹购而言，较战斗潜力为佳的一个分析指标应是：尽可能增加舰艇战斗时的净投送战斗力。此必须对舰艇执行任务期间，舰艇失去行动能力的可能性进行考量。

　　由于舰艇的功能不同，应根据任务需求，将数艘舰艇编成一个任务支队，相互支援，俾能有效执行任务。单一型式的舰艇应配合其他型式舰艇共同行动，俾能藉由联合运用，达成协调互补目的。对作战计画言，最佳评估标准应是：在舰艇纳编任务支队期间，使其净投送战斗力达到最大程度。

　　做为一个战术因素，具大负载的大型舰艇应受到小型屏卫舰艇保护，后者的损失系可被接受的。藉防御火力与软杀作为，降低因易感性导致的敌方攻击事件，惟相关作为在滨海水域仍嫌不同。在此等水域行动，突如其来与相对短距的攻击事件频率甚高。滨海水域将成为现代化舰队竞技的场所。

　　滨海战役

　　滨海作战具有两种不同类型，且皆充斥着诸多变数。小国与陆权国家的海军，主要任务在保护该国的海岸活动并防止敌人在此水际活动。此等国家海军战略的主要考量，系排拒敌人海上入侵，或以飞弹或飞机对敌方舰艇施以打击。海岸型的海军通常使用陆基设施进行搜索与攻击，此乃为比运用大型舰艇更安全、价廉与弹性的做法。这些国家的战舰排水量小但武装强，其仰赖成功的匿踪攻击与向外搜索对敌发动奇袭。他们拥有的舰艇不具良好的适居性(habitability)，因为此等国家海军执行的系短距任务。邻国经常被视为主要敌人，至少对舰队设计与计画者而言系如此，例如：台湾与中共、南韩北韩、波罗的海国家、秘鲁与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

　　最近有两篇文章，对海岸型海军的战略与战术做了详尽地描述，一是篇名为「滨海国家之海权」(The Seapower of the Coastal State)的论文，该文刊于1994年3月出版的「战略研究期刊」(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作者系挪威籍的薄连生(Jacob Borrensen)。在这篇论文中，薄连生将海岸防御的作战目标置于整体战略环境中进行考量：一个海岸型海军的国家，无须试图击败一个海洋国家的远洋海军，她祇须具备足够能力对其施以打击即可。如此，海洋国家几经考量后可能认为不值得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较近的另一篇作品，则是标题为「美海军之滨海作战：2000年与其后」(United States Navy Operations in Littoral Waters, 20OO and Beyond)的论文，这篇文章刊于1998年春季号的「美国海军战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作者系荷兰皇家海军中校裘金生(Tim Sloth Joergensen)。道篇文章对滨海作战的战术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作者提出警告：美国海军缺乏执行滨海作战的兵力组成或实际作为，因此无法在损失甚低的情况下，击毁一支海岸型海军。这两篇文章皆暗示着，一个非属高科技的海洋防御型海军，仍能对高科技的远洋海军造成严重损害。

　　海洋强权则可执行另一形式的滨海作战。即令无法各处兼顾，美国海军的主要责任系在尽可能地维护全球海洋安全。换言之，美国海军的任务在阻断敌人的航运并防止敌人将海洋做为战争工具。当前述任务圆满达成时，后者的执行就相当容易。若忽视这两项任务，将促使其他国家建立一支远洋海军，用以填补权力真空。藉由维持数量与品质的优势，进入廿一世纪时，美国海军在公海上并未遭到其他国家挑战。最坏的情况，则是可能面对他国运用潜舰或长程飞机进行海上袭扰。当海洋得以确保安全时，美国海军才能在全球滨海水域行动，确保战时的运输畅通与沿海区域的繁荣和平。

　　国家利益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其可简单地一分为二。南美各国海军、印尼海军(必须执行13,000个岛屿的巡逻任务)、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各因战略考量不同被赋予不同的任务。对英国与阿根廷双方部队而言，福克兰战争出现了意想不到与充满困境的战斗环境。为了对战斗有所贡献，阿根廷海军必须在离岸400哩或更远处进行战斗。英国海军必须执行远洋护航，同时并重组了1945年以来的首支战斗舰队。

　　对海洋强国美国而言，其在滨海水域的主要任务，乃在传达或显示其有能力将战斗部队横越海洋送至敌人境内。远洋海军通常运用飞弹与飞机对陆地施以打击，其可在海岸外甚远距离处发起打击，藉由防御纵深保护本身安全。此外，藉防空飞弹、点防御、软杀措施、诱标及未经实战验证的新兴科技运用，后者如低观察度(low-observable)与匿踪技术，将可大幅地降低被攻击时的易感性。

　　在此同时，美国海军将在滨海水域以内活动，俾能将战争资产安全地送抵驻地国的港口或以两栖作战强行进入。此外，美国海军亦希望能摧毁敌人的近岸航运与渔船队。当远洋舰队与近岸舰队于近岸水域遭遇时，双方采取各自不同的行动与战术。更确切地说，海岸型海军的母港将成为双方海战的战场。过去诸多经验显示滨海作战系充满挑战的，这些战役发生在圣地牙哥、旅顺、加里波里、挪威、瓜达康纳尔、新几内亚、北非、琉球与仁川。这种远洋海军与近岸海军或海防要塞对抗的作战是有其巨大风险与报酬的。

　　结语

　　飞弹作战成为海军迈入崭新战术年代的一项特征，巡弋飞弹、战区弹道飞弹、防御飞弹与空对空飞弹等，构成了一个什锦盘，它的构成要素庞杂，并且将会成长得更巨大。

　　海岸区域将成为美国海军的行动场所。事实上，滨海水域充斥着友邦、敌人与中立国的海岸贸易以及渔船，钻油平台、小岛、频繁的空中交通、大型商船与复杂纠结的电磁发射。这些现象创造了一个混乱的环境，使得敌人能在我方无预警情况下，猝然发起匿踪攻击。

　　除美国海军外，飞弹时代的舰队战斗悉数发生于海岸水域。此类型战斗具有快速、猛烈与决定性等特点。飞弹的运用支配了海军战术发展，战斗行动多于夜间进行，或运用飞机进行战斗。

　　记得！次佳的武器通常会造成最大的损害。事实上，水雷即可证明此一说法，战后发生于美国海军的18起军舰受创事件，14起肇因于水雷攻击。即令如此，仍无法改变飞弹在滨海作战中的支配性地位。

　　两伊战争期间，双方大量使用攻船飞弹攻击商船，空射攻船飞弹系最具效力的武器。这场战役使得护航船团再生，战斗舰队必须提供商船必要掩护。

　　对滨海作战而言，舰队的定义可能不再是一组战舰，因为陆基系统在此类型作战中扮演着日益显著角色。舰载外的陆基感测器，被用以执行侦测、追踪与定位等任务。飞弹在陆地与海上间穿梭进行攻击，海军战斗成为一连串持续行动的致命性攻击。因此，双方接战情形甚少出现，此种情形较像战场延伸的福克兰战争，而非进行短距离激战的中途岛战役。

　　冲绳外海的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攻击，系海军作战的一个转捩点，其隐约地标示着飞弹时代的来临。在这次战役中，美国舰队名义上取得了制海权，但是遭到陆基发起的自杀攻击而损伤严重。

　　舰队的战术目标，乃在藉由摧毁敌人舰队，取得当地水域的制海权。舰队的主要任务在保障我方货物与部队的海上自由运动，同时排拒敌人获得此种利益。当预期舰队作战不会发生时，拥有海洋优势的舰队，将可运用战机与飞弹对陆攻击，直接支援陆上战斗。此际，一般用以量度舰队性能、遭摧毁的敌人舰艇与飞机的方法不再适用，较佳的量度指标系海上兵力的战斗力投射能力 [ 原注：由于战斗舰队本身无法运输诸多战力要素，一个较宽广的看法，应包括运送保护良好且有组织的战斗人员。无论如何，就实用目的而言，吾人甚难对舰队效能进行足够量度。 ] 。舰艇沉没或失去行动能力时，将无法投射任何战力。因此，舰艇或部队的攻击、防御与持续战力等，必须纳入一并进行考量。对于此点，吾人可以藉由估算舰艇或部队在战斗期间的净投射战斗力予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