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司令的福兰克林·罗斯福·第三
作者：肯特·格林菲尔德·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作为1939年至1945年期间美国战时领袖的罗斯福总统，运用他个人和官方权力的程度没有人提出问题。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是他主宰局面。这一点，当时和现在都被他的朋友和敌人、崇拜者和诋毁者所承认，未来的历史家也不大可能提出异议。
下面将要研究的主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他对美国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军事方面的影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他作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按照宪法使用他的权威的问题。美国总统的这种权威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从来也不可能把它同总统的其他权力加以明显地区别。但是，本章的主题是可以明确规定的。正是罗斯福先生在决策中运用了这种权力，无论这些决策出于何种动机，它们对于决定如何使用美国的军事资源都是有明显影响的。
互相冲突的几种印象
关于罗斯福先生如何使用他的权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1948年，罗伯特·舍伍德在他所写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这本权威而宝贵的著作中提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他说：“整个战争时期，他(罗斯福先生)压制他的参谋长们这样的事不超过两次。”
英国官方二战史《大战略》多卷集中两卷的作者，明智而敏感的约翰·埃尔曼采纳了上述舍伍德的看法。他写道，马歇尔将军“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构思美国战略”。他还接受了史汀生先生1945年告别演说的结论：“他的(马歇尔的)看法自始至终指导着罗斯福先生。在美国陆军关于横渡海峡进攻的那本历史著作中，戈登·哈里逊写道：“他(罗斯福)倾向于只就充分阐明的各种方针作出重大的抉择……总统通常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战略的捍卫者的姿态出席盟国会议”。陆军关于战略计划的两卷集著作的作者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斯内尔也持同样的看法。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子爵毫不怀疑自己的结论，他在1942年6月26日“事后追记”的日记中写道：“总统没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意识到这一事实，因而依靠马歇尔，并听取马歇尔的意见。马歇尔在制止总统可能提出的任何稍为荒唐的计划这一点上，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困难。”
但是现在让我们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总统私人参谋长利希海军上将的意见。他说，他几乎每天都要见到总统。“主要战局的计划是在总统的密切合作下制定的。我们(参谋长们)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他还说：“邱吉尔和罗斯福是真正在指挥战争……我们只不过是按照各自的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概略蓝图设计战略方案的手艺匠而已。”
威廉·埃默逊教授最近写的关于总统战争权力的专著中坚持说，罗斯福先生对二战时期美国战略方针的影响被他所特有的迂回手法掩盖了，并得出结论说，他不仅坚持他自己关于战略的想法，而且在决定应以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些想法时，“毫不犹疑地否定或拒绝”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
有关罗斯福先生的评论中引用的“战略”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如果把战略理解为总目标和实现总目标计划的蓝图，那么上述陆军历史家们对罗斯福先生所起作用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而利希海军上将的说法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是，战略领域中历史家最关心的是结局，最终采取并付诸执行的行动方针及其军事后果。如果这样来理解战略，那么罗斯福先生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就突出起来了。
仅仅从现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中，就可以计算出罗斯福先生有二十多次压制了他的负责的军事参谋长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用他自己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代替他们的，或者用他自己认为形势所需要的战略思想代替他们的战略。此外，还可以加上十二个其他例子来表明(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是罗斯福主动地采取重大军事措施的。
罗斯福先生抓住缰绳驾驭军事
早在1939年7月，罗斯福先生就下达了一项军事命令，把陆海军的联合委员会(协调两军种战略计划的机构)、陆海军弹药局(控制它们采购计划的机构)同负责当时军工生产的文官办公室合并为总统的行政办公室。这是当时新成立的一个机构，也是本届政府的一条显著特征。这项命令规定作为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成员的参谋长们直接向总统负责。再没有比这更明显地表明，罗斯福先生想亲手行使军权，而不是通过陆海军的部长们行使。正如亨利·史汀生先生(陆军部长)曾告诉我们的，他在战争期间，除了起到积极的顾问和尊敬的政界元老的作用外，对战略很少起作用；诺克斯(海军)部长更是等而下之。从1939年下达这项军事命令之日起到珍珠港事件止，罗斯福所作的有关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所有重大决策，或者是在没有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参与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或者是反对了他们的意见和压制了他们的抗议之后作出的；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决定了美国将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以及将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打这场战争。
试举数例即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1、1938年11月，他下令建设年产一万架作战飞机的生产能力，到1940年5月德国闪击法国期间，他又把这一指标提高到年产五万架。他这样做是压制了陆海军参谋长们的抗议的；陆海军参谋长们认为这两项命令将使他们军种的重新武装极端地不平衡。
2、1940年6月，他下令竭尽全力给予英国军事援助。陆海两军当时认为英国注定要失败。抗议说，这项政策将会使美国失去它可能被迫独立作战所需要的武器。他们提出的代替办法是，对盟国不再提供战争物资，在太平洋采取防御政策，为保卫西半球而实施动员。罗斯福先生否定了他们的抗议，如同他否定他们1941年反对对苏联和中国实行租借法案的类似抗议一样。
3、1941年7月，他反对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达克将军的意见，决定加强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保卫和增援菲律宾，尽管陆军部的所有计划都假定菲律宾是无法保卫的。
4、同年春夏，他不顾马歇尔将军和总统的高级军事顾问斯坦利·恩比克中将的意见，决定在大西洋西部驻军，并实行护航。
上述各项决策都是合法履行总统的宪法职责。如果我们假定(我认为必须这样假定)在这个时期，总统的政策不是让国家作好打一场战争的准备，而是寻求一条战争以外的出路，那么，他的做法也是合理的。他牺牲我们自己的军事装备，给予英国、中国和苏联除参战以外的全面援助，其公开宣布的目的就在于此。他所企求的，而且是急于企求的首先不是重整军备，而是显示他的决心：动员和使用美国巨大的战争潜力，以图拯救英国，威慑日本，使战争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尽管他否定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有关重整军备和立即使用它们薄弱的兵力的判断，他还是指示它们通过同英国人的秘密会谈制定各项战争计划；如果威慑失败，那么陆海军将不得不打这场战争。他研究了这些战略计划，将它们束之高阁，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尽管他后来把这些战略计划的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原则。他以显示力量进行威慑的政策，是一场代价很大的赌博。这场赌博输掉了，1941年12月7日，我们陷入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军事专家们曾经警告过罗斯福先生，我们没有做好打这样一场战争的准备。但是主要由于罗斯福先生，我们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在参加战争时有这样协调一致的战略计划。同样由于他的主动精神，陆军和海军在1941年秋就制定了战时生产计划，即所谓“胜利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使美国和英国即使在苏俄被迫退出战争的情况下也能够打垮轴心国和日本，迫使它们投降。“霓虹5”计划——1941年12月7日付诸执行的陆海军战略计划——以卓越的预见性拟定出战略计划的大纲，后来同盟国按照这一计划把战争进行到了最后胜利。而“胜利计划”则估量了将用于支持这项计划的美国工业的庞大生产能力。
战争时期
可以这么说，那些研究罗斯福先生的学者们强调他不愿意干预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指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宣战以后的时期，即珍珠港事件后的三年半。乍看起来，这个时期除了一两次明显的例外，似乎罗斯福先生不曾插手军事机器，而且肯定地说，他对制定美国战略所发挥的影响远不如邱吉尔先生对制定英国战略所发挥的影响那么大，从而对盟国战略的影响也是如此。
与邱吉尔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美国的参战，罗斯福先生似乎满足于让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遵照他的一般指导和批准，放手制定他们自己的战略计划，而他只在极少的场合才出面干预，这种场合他就作为对立观点的调停者出现。邱吉尔先生与此不同，他以著名的口才积极地为他的战略方针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为他的战术方针、武器、装备以及英国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的其它每一个方面辩护，并且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把这一切强加给他的政府同僚和战场指挥官们。
罗斯福先生的决定性干预
这样对比很容易过头，因为这种对比与记录在案的事实不尽一致。在罗斯福压制他的参谋长们的二十多次(而不是舍伍德所说的两次)事例中，有半数以上是发生在1942、1943和1944年。这一估计还不包括如下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于知道不会得到罗斯福先生的支持，因而主动放弃向他呈报某项代表他们最佳军事判断的计划。
如果说罗斯福先生比人们直接看到的更积极地控制战争的实施，那么主要是在1942年和1943年，这样说是真实的。1944年到1945年期间，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一次重要的例外，那就是1944年10月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就1944年到1945年来说，也仅仅是就这个时期来说，人们可以同意埃尔曼教授的看法：“白宫形成的美国战略，同以前五角大楼形成的美国战略如出一辙。”
1942年到1943年期间，罗斯福先生曾在四项重大决策上推翻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
1、1942年7月的“火炬”决策；
2、1943年3月，罗斯福决定把一批美国舰艇拨给英国，以支持它每年以二千七百万吨的速度从海外进口非军事物资；
3、他在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出面干预，以缩小横渡海峡进攻的规模；
4、1943年11月，他在开罗会议上决定取消“海盗”计划(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进攻)，以支持1944年的缅甸战役。
1942年7月，罗斯福先生关于“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美国当时所有的军队，包括4月以来陆军部为1943年进攻欧洲大陆而海运到英格兰去的部队，都用来进攻北非。这项决策改变了美国军事政策原定的方针，并且确定了1943年期间必须制定的美国战略的轮廓。
1942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打败德国，提出了把盟军部队集结于英格兰，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罗斯福先生采纳了这项计划。同年4月，英国也采纳了这项计划，并开始准备。但是，这项计划还包括一项附加计划，即“大锤”计划，对此，英国人立即表示怀疑和不安。“大锤”计划是盟军预定于1942年9月发动的一次武装袭击。这次袭击预定在出现下列两个重要条件之一的情况下实施：(1)如果俄国人行将崩溃；(2)万一德国人出现崩溃的种种迹象。英国人断定“大锤”计划是盟军经受不起的一次冒险，并且收回了对这一附加计划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因为拿去冒险的大部分部队将由英国人提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而结果是陷入僵局。7月，罗斯福先生打开了这个僵局。他派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指示他们同英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或者按“大锤”计划行动，或者按某个其它计划让美国地面部队主力于1942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他在这些指示上的署名是：“总司令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大锤”计划(英美关于战略的协议在这个计划的岩石上碰得粉碎)是美国计划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所要求的，首先是1943年春对德国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进攻。英国人毫无保留地承担了这项义务。为什么当时美国人坚持“大锤”计划是必要的呢？看来明显地是由于罗斯福先生早在1941年12月就已表明，并一再重申，他想要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而除了“大锤”计划以外，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不出可以接受的其它方案，以满足罗斯福先生的要求。“火炬”计划是英国人可以接受的方案，但不是美国战略家们所能接受的。罗斯福先生却下令采纳这项计划。不久就发现，他这样做是挖了1943年“围歼”计划和“大锤”计划的墙脚。
这是否意味着总统是半心半意地(如果不是虚情假意的话)支持美国的计划，并且从一开始就赞同邱吉尔先生的地中海战略，而不赞成1943年从英国发动进攻呢？史汀生先生是这样认识的。他写道，这(地中海战略)是总统“心爱的私生子”，而且他暗示说，是邱吉尔先生把它搁到罗斯福先生门口的。但是除了史汀生先生的说法以外，缺乏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因而没有理由认为罗斯福先生是虚情假意地表示支持“围歼”计划。他曾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利·霍普金斯于4月份到英国去说服邱吉尔接受这项计划，同时他在国内放手发挥他的权威，把在英国集结部队一事置于优先地位。
罗斯福先生公开表示的立场是：如果1942年美国地面部队主力在欧洲的进攻行动，与为在1943年发动攻势而集结部队这两个目标互相冲突，那么前者应处于优先地位。必须记住，在1942年的情况下，罗斯福先生坚持这一点是关系到美国人曾保证忠实执行的联盟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德国是头号敌人。罗斯福先生身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42年对日战争是美国公众同仇敌忾的战争。只有当美国部队在欧洲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才能指望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得到民众的强烈支持。
在五角大楼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罗斯福先生用英国人的思想来代替美国的战略方针。这一点发展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他接受了一种非决定性的包围战略，摒弃了从英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的战略。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甚至在这以后，美军参谋长们感到他们必须重新赢得总统对直接打击战略的支持，进而确保他的支持坚定不移。但是要说他曾经背离过这项战略，只有参谋长们的忧虑是唯一的证据。当1943年这一战略具备了成功的条件时，他运用其影响来支持在1944年春付诸执行。而他的军事顾问们却及时认识到了推迟执行的好处。1943年春，英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把全部家当孤注一掷。而推迟执行则有助于制定一项更加适合全球性两线作战的美国战略，后来这项战略几乎导致了对日本和德国的同时胜利。
罗斯福先生用他自己的战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战略，最著名的一例是“火炬”计划。他拒绝他们的判断，决定克服英国人的进口危机，这一点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尽人皆知，战时和平时，英国经济的生死存亡有赖于源源不断的进口。1942年时，德国潜艇把这极端重要的进口量从战前年平均五千万吨降到二千三百万吨。英国人看到自己濒于灾难的边缘，尽管他们对国内的消费和劳务实行了严格的限制。1942年11月，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为了共同作战的利益，借给足够的船只，以便在1943年把进口量提高到他们为维持生存和战斗力所必需的最低标准。他们估计这个最低标准为二千七百万吨。总统立即答应以美国船只满足他们的需要，并指示海运委员会主席兰德将军负责提供。11月30日，他向邱吉尔先生保证“不经他亲自批准”，美国船只不得挪作它用。
到1942年底，情况比英国人在11月间所预期的甚至更坏。为了支援北非战局需要更多的货船，而这些货船被潜艇击沉者超过了原先的估计。1942年最后一个季度，英国的年进口量不是二千三百万吨，而仅仅是二千万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直到12月后期才获悉总统对邱吉尔先生的承诺，而且仅仅是“非官方地、私下地”通过英国驻华盛顿参谋团得知的。他们似乎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此事。一个月后，在卡萨布兰卡的盟国会议上，他们同意英国参谋长们关于1943年的作战行动，这一行动还需要追加六百万吨货船，这批货船除非牺牲英国的进口计划才能得到。但是，英国人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认定总统的保证不会食言。
直到近七周之后的3月份，误解的迷雾才消散到足以使有关各方面看清他们是在走向冲突之路，而这时船舶危机已发展到濒于灾难的程度。2月，隆美尔突破了突尼斯的美军防御；3月，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商船数达到了新的危险高峰。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让总统在下列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眼看着经他同意正在进行的1943年的军事行动陷于停顿，要么削减英国的进口。4月10日，他们正式地向他提出他们的看法。
他们迟误了两周。3月中旬，邱吉尔先生派遣他的外务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到华盛顿去达成了一项谅解并采取行动。总统未经与军方磋商，就指示哈里·霍普金斯和军事海运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去凑集足够的船舶，以兑现他的保证。道格拉斯确信军队正在浪费它们控制的船舶吨位(同时与霍普金斯一样对军队的反英态度感到不安)，向罗斯福先生建议说，他的指示可以实现，而不致打乱军队的战略计划。事实确实如此。取得这一结果，部分地由于罗斯福先生洋洋自得的信念——人们在必要时，能够做到比他们认为可能做到的更多——得到证实；部分地由于4月间盟国反潜战的突然胜利，及时证明了罗斯福先生乐观的赌博是正当的。3月以后，船舶损失急剧下降，而新造船舶数量开始超过人们的预料。当盟国首脑于8月间在魁北克会晤时，船舶赤字已成往事。同时在5月份，罗斯福先生指示今后十个月内，每月向英国移交十五至二十艘船只，从而慷慨地实现了他对邱吉尔的保证。
这件事可以说明美国的战争努力协调得不够紧密，这正是罗斯福先生作为行政领导者的特色。但是他的保证意味着，关于使用美国军事资源的决定是由他作出的；而他不顾军事顾问们的抗议执行这一保证，表明他决心使美国的军事努力忠实地服从于我们对英国人的战略义务。
在处理“火炬”决策时，罗斯福先生的手法是一步一步地把事实摆在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面前，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他的决策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在1943年5月盟国会议(“三叉戟”)上的干预，表明他在使用另一种手法把他的战略观点加诸别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正如他们自己感到的那样，在1月份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在英国人面前“输得精光”；5月份去参加“三叉戟”会议时，他们深思熟虑地准备好迫使英国人执行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据我们所知，他们在会前向罗斯福先生作了汇报，他们一定会通知他：他们将坚持相当于“围歼”计划规模的强大进攻。他是否同他们进行过争辩，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不可能不冒同英国人破裂的危险(这种破裂肯定是他受不了的)而去支持他们，或者违背海军的意志，命令它为欧洲生产坦克登陆舰；金海军上将需要这些登陆舰，以便在1944年发动他的穿过中太平洋的攻势，并把航空兵带到可以轰炸日本的距离之内。然而罗斯福先生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他也许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更重视战时生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同战时生产局关于“可行性”辩论的结果不久前透露出来的。无论如何，他在“三叉戟”会议开幕词中所做的是宣布他的如下意见：盟国也许不得不在1943年春按“大锤”计划的规模，而不是按“围歼”计划的规模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至于什么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估计更为现实。美国人研究了英国人提出的数字(英国人带去一项甚至比美国人建议的规模更大的登陆进攻计划)后不再怀疑，除非能够提供更多的登陆舰，否则翌年春只能出动一支不大的登陆突击部队。美军参谋长们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提供他们希望英国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登陆突击所需要的各型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而他们是很不情愿做出这些保证的。罗斯福总统让他们扶着拐杖走路，而这根拐杖支持不了他们的重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从实际出发，接受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开始制定一项规模较小的突击计划，作为当时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步骤，但附加了一些条件(“围锤”ROUND HAMMER)，马歇尔将军称之为：“大于‘大锤’，小于‘围歼’的某种东西”，再加上英国的一项保证：同意1943年11月从地中海抽调七个师到英国。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取消“海盗”计划的决策。这项决策是继英美两国首脑在德黑兰同斯大林会谈以后，罗斯福先生于1943年12月5日在开罗作出的。这次行动是为把蒋介石的地面部队投入缅甸，重新打开缅甸公路的苦心经营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是抱着拯救盟国对中国的军事政策的一线希望制定出这项计划的；罗斯福先生一再把这项军事政策抓在自己手里，而不顾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坚定而坦率的劝告。英国人不喜欢这项进攻缅甸的计划，但是美军参谋长们劝他们接受它。这项计划的成功有赖于使用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蒋介石在开罗同意合作，但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答应：盟军在进攻缅甸的同时，发动一次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进攻。这就是“海盗”计划。在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讨论战略以前，在开罗与蒋介石欢谈的时刻，罗斯福先生曾对蒋介石答应了这项“海盗”计划。
战争时期，总统的所作所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伤脑筋的了。未经与美军参谋长们商量，他就对蒋介石作了保证，甚至没有直接把此事通知他们，他们是通过“小道”得知的。只有动用本来不多的、宝贵的坦克登陆舰中的十五艘才能实施“海盗”行动，而这些坦克登陆舰是执行春季“霸王”行动所必需的。一周以后，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又答应执行5月的“霸王”行动，这项计划是他们的战略的最心爱的目标。这一点使美军参谋长们在英国人面前处于难堪的地位：为了从职责上支持他们的总司令，他们不得不顽强地支持“海盗”计划，即使他们和英国人都知道这样做会使“霸王”行动在春季无法实施，也可能在1944年内任何时候都无法实施。直到最后一刻，罗斯福先生才勉强让步，如同美军参谋长们(除金上将外)所希望的那样，收回了他对蒋介石所作的保证。
但是，在处理“海盗”计划这个问题上，他是最后一次与参谋长们分道扬镳。从1944年1月起到他去世为止，除了上文提到的召回史迪威这件事以外，他不但让他们指挥这场战争，而且运用他的权威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甚至不惜同英国人作对。
美军参谋长们以沮丧的、毫无掩饰的不满心情接受的“火炬”决策，搭起了将演完美国的欧洲战略和太平洋战略这幕大戏的舞台。谁也不会怀疑这座舞台是罗斯福搭起来的。但是，人们一般认为他完成了这件事之后，就让美军参谋长们同英国人一起放手大干。从“三叉戟”会议开始，他就坚定地支持他们，只有“海盗”计划是例外。他在上述“三叉戟”会议上的行动是对这种看法的挑战。确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论断：与美军参谋长们不断为之同英国人斗争的那种战略不同，1943年期间美国战略所采取的现实主义形式是罗斯福先生一手确定的。
实际的美国战略是什么呢？
美国战略及其决定性因素
1943年1月的形势迫使英美两个盟国承担两项任务，它们毫不犹疑地为这两项任务优先分配他们的共同资源。一项是消除德国潜艇威胁，重新控制英美之间以及它们同俄国之间的交通线的战役；另一项是给俄国人以慷慨援助，让他们继续同德国人厮杀。同时美国人愿意(陆军航空队更是求之不得)派出他们的重型轰炸机到英格兰去同皇家空军一起轰炸、烧毁轴心国战争经济的要害目标，打击敌人的战斗意志。直到1944年4月，这次联合轰炸攻势才转而夺取欧洲的制空权，把它作为1944年5月1日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先决条件。这一进攻也是盟国同意的，尽管还只是原则上同意。
至于地中海，1943年1月时，盟军在突尼斯处于守势，美国人正在执行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赶出北非这一任务中他们承担的那一部分。5月，盟军完成了这项任务。美国人在卡萨布兰卡曾同意：上述任务一完成，就参加下一步必要的作战行动，诸如打通地中海通往同中东、俄国(取道波斯湾)和远东的交通线。为此目的，美国人同意7月进攻西西里。这一着震撼了意大利政府，使它开始试探投降之路。美国人为了确保使意大利投降，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可能导致快速占领意大利，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于是承担了进攻意大利本土的义务。当纳粹突然决定扼守意大利，并投入一支部队坚守他们在那里的阵地时，美军参谋长们愿意参加一场对德军的大战役。理由是这样做可以牵制并消耗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同时盟国可以集结足够的兵力于英国，以便1944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但是，他们对英国人持续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来限制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进行的其他作战，以利于在英国集结力量。
美国人同英国人一道执行这些决定，表明美国人正回到盟国原来的协议，即他们初期的战略应是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外缘形成一道包围圈，并且不断收紧，直到他们作好准备，一举击中德国人的腹腔，把它打倒。美国战略明显背离盟国原定战略的地区是太平洋。在盟国原来的战略计划中，它们同意在盟国打败轴心国以前对日本只进行箝制。但是1943年时，美国看到在1944年以前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毫无希望，甚至连可能性都成问题，于是在太平洋发动进攻，只通知英国人说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后，他们为夺取日本人在拉包尔建立的强大海空堡垒而战。在年底以前，金上将和尼米兹上将正在为穿过中太平洋的强大进攻准备部队。同时，美军参谋长们坚持(虽然是徒劳的)要在缅甸发动一次地面战役，以便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缅甸公路。
关键性的1943年中的美国战略，简要说来就是如此。这一战略除上述头三项——反潜艇战、援助俄国和轰炸机攻势以外，并不是美军参谋长们(金海军上将除外)所想要的那个战略。负责欧洲战略的美国陆军计划人员，力图实现的是对1944年春横渡海峡进攻承担压倒一切的义务。一旦地中海作为交通线被打通，他们首先将把地中海战区置于看守地位，把该地部队主力调到英格兰去。他们曾同意(虽然是有条件的)把地中海作为主要的活动场所，那时他们看到这样做有利于支援“霸王”计划。
但是，这一战略，除了上述那三项例外，也不是按照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参谋长们的愿望制定的。他们怀着焦急和怀疑的心情注视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攻势。他们表示不满，并且反对为了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而强加于地中海作战的严格限制。
盟国的战略是在1943年时通过部署它们的军事资源定下来的。如果美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或者英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那么这个战略就会面目全非了。这个战略是美军参谋长与英军参谋长之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陆，海、空三军之间，通过针对情况的变化进行的一连串现实主义的调整，从而达成妥协的结晶。但达成妥协的时机和照顾平衡是由罗斯福先生掌握的。
试举例以说明之。
1943年1月，当盟国会晤于卡萨布兰卡以决定他们当年的任务时，美军参谋长们还没有克服因“火炬”行动打乱了他们的希望和计划，而造成的失望和混乱状态，他们内部还没有就新的计划达成协议。于是罗斯福先生出面定调子。在他们看来，罗斯福总是乐意做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参谋长们想要他做的任何事情。但是，不要忽略这一事实：早在1942年11月，盟军在非洲沿海一登陆，正是罗斯福先生主动燃起邱吉尔在地中海集中兵力的美好希望，建议让盟国参谋联席会议探索“指向撒丁、西西里、意大利、希腊及其它巴尔干[请注意‘巴尔干’]地区的下一步进攻行动”的可能性，“包括为通过黑海进攻德国侧翼而谋求土耳其支持的可能性”。但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军参谋长们通知英国人说，美国必须对日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给在地中海的下一步行动的宏伟计划泼了一瓢冷水。这就偏离了一致同意的在打败德国以前，在太平洋只进行牵制的战略。英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表示抗议，但他们还是默认了。如果他们不知道罗斯福先生是赞成这种偏离的，他们很可能不会这样做。
罗斯福先生在下一次盟国会议——1943年5月的“三叉戟”会议上插手干预，把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提出的“围歼”行动规模削减到力所能及的程度，这一点上文已经叙述过了。
三个月后，即将在魁北克再次同英国人会谈时，美陆军参谋长们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竣地要求英国人毫不含糊地承诺把1944年5月1日横渡海峡的进攻，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但是，马歇尔将军也许想起了“三叉戟”会议，在开会以前，采取了预防措施，派他的主要计划制定者汉迪将军从魁北克飞往华盛顿晋见罗斯福先生。据一位官方历史家说，“当罗斯福总统第二天到达魁北克时，一项早就明朗的妥协正在酝酿中，美军参谋部接受了次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的东西”。英美两国参谋长们经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批准所做的决定是：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提出的计划，把“霸王”行动从计划阶段过渡到具体准备阶段，但是没有取消该计划原定的条件，也没有授权实施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尽管邱吉尔先生现在希望把进攻的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甚至12月间，为确定1944年的行动，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举行的摊牌会议上，罗斯福先生显然认为“霸王”计划可以而且应该在春季实施，而美军参谋长们拿不准英国人是否愿意把这项计划坚持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在斯大林表态以前，罗斯福先生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他在与斯大林和英国人会谈的全过程中，在进攻的具体时间问题上，甚至在地中海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上，抱着比他的参谋长们更为虚心和灵活的态度。
太平洋、横渡海峡进攻与罗斯福先生
1942-1943年间，罗斯福先生处理的战略问题(他处理这一问题时，对时机和平衡给予了最密切的注意)，是地中海和太平洋两战区互相矛盾的要求。1942年夏，当英国人收回对“大锤”计划的支持时，金上将就确信他们再不会支持一场强大的横渡海峡进攻，他和马歇尔将军去见罗斯福，建议美国在太平洋放手大干。罗斯福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把他们克了一通。他们必须坚持德国是头号敌人的原则；那时和以后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正当的理由来怀疑这一点，罗斯福先生同他们一样确信要打败德国，必须发动一场直接的、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在卡萨布兰卡，他让金上将通报说，美国必须对日本转入进攻，随着美国资源的更加丰富，罗斯福先生允许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太平洋。
不管这一政策使我们同英国人的关系多么紧张，也不管它使陆军部多么不安，罗斯福先生始终坚持这一政策。他从那张列举1943年战争生产“必须”完成的项目的著名清单中，删去了登陆舰艇，当时删去这个项目使金上将很高兴，因为他不希望别的任务来妨碍他的造船厂建造一支新的舰队去压倒西太平洋的日本人。1943年3月，英国人迫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建造坦克登陆舰，因为没有坦克登陆舰就不可能实施1944年的“围歼”计划。当时，他们的这项请求遭到了怀疑，金上将奉命挡驾。在“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先生允许金上将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政策写入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甚至在“象限仪”会议上，当“霸王”行动所能得到的坦克登陆舰成为紧迫问题时，尽管罗斯福先生出面强烈支持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但他并未采取明显的行动来增加坦克登陆舰的生产，或者事后改变原定的分配方案；该方案允许金上将优先得到海军造船厂从10月开始下水的坦克登陆舰。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罗斯福)放弃了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或者不再认为横渡海峡的直接进攻是必要的。他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得到加紧对日进攻的手段，但他把制动器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当金上将接着1942年6月的“火炬”决策之后，立即强烈要求加强太平洋地区时，罗斯福先生支持陆军部反对这样的要求，至少在肯定“火炬”将使1943年的“围歼”计划告吹之前是如此。1942年10月24日，他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瓜达卡纳尔，即使这样做会耽误其它许诺(包括对英国人所做的许诺)的实现，也再所不惜。这一决定使阿诺德将军感到紧张，当时，他正在为阻止把他的重型轰炸机从英格兰转移到太平洋而与海军进行斗争。他指出，这样做“可能完全改变我们对德国的战略作战计划”。但是，在这同时，罗斯福先生指示，欧洲战争所需产品的原定最优先项目，仍然继续有效。有些二战史家们谈到罗斯福先生迟迟才转向“波列罗”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但是，我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需要实行这种转变，或者说明他曾经放弃过1942年7月13日对哈利·霍普金斯指示中所采取的那种立场；当时，他即将派遣霍普金斯到英国去谋求1942年在欧洲采取行动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我希望‘波列罗’和‘围歼’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目标，即使中途不得不间断也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有明确日期的大举进攻还没有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将军和他的计划者们越来越感到忧虑，因为他们确信“霸王”计划所需要的弹药和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错综复杂的军事工业体系提前安排，某些特殊产品的时间提前量长达十八个月。罗斯福先生肯定知道这一点，然而，他冷静地推行他的政策，并承担风险，他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只能猜测。鉴于他只是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才开始比较明确地赞成1944年的“霸王”计划，可以看出，那时已经具备了两个条件：(1)德国潜艇已被赶出大西洋交通线；(2)现已充分动员起来的美国战争经济正源源不断地生产各类器材，其产量之丰富，超过了最乐观的期望。如果美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硬是在1943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那么盟军的战略将会把一切都押在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博上。到1943年夏，盟国跨进了一个物资丰富的时期，他们可以下大赌注而又有更大的成功把握。
罗斯福先生是个不按乐谱演奏的人。但是，可以这样认为，他对美国的战略指导所依据的思想是：美国的作用是自始至终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对胜利应做的贡献是以迅速增长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是美国的敌人望尘莫及的)同敌人相对抗，然后用这种力量去摧毁他们，同时尽可能减少人员的伤亡。罗斯福先生逐渐把行动方针转变到更坚定地支持他的军事顾问们坚持不懈地为之斗争的“霸王”计划的实施上，这可以证实上述的猜测。
早在1941年1月，当他的军事参谋人员即将同英国参谋人员举行秘密的“ABC”会谈时，他为他们规定了两条指导原则：(1)“……我们的军事方针必须是很保守的，直到我们的实力[已经]壮大为止”；(2)“……我们必须准备好用我们现有的手段行动。”只有当军事力量的优势建立起来时，才有把握制定明确的战略。直到1943年底，“许多类别的军工产品才赶上需求”。但是，到1943年夏，军工产品的丰收已经在望。当丰收实现的时候，还得谨慎地将现已生产出的弹药和装备适应战略计划。但时至今日，由于军工生产正开足马力，我们在弹药和船舶方面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决定性地用于不止一条主要战线。坚定不移地提前制定所需各型武器和装备的计划问题，仍然使美军参谋长们伤脑筋，并且继续使英国人对他们抱有一个坏印象，认为他们是“僵硬的”计划制定者。但这个问题已不是那么紧急了。罗斯福先生在1943年11月于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以前，并没有最后授权他的参谋长们把这种潜力集中用于对德作战。但是，我认为有理由相信，1943年春夏他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全力以赴地横渡海峡进攻，是因为他知道他将获得的力量足以使这次进攻收到决定性的效果，同时不影响实现其他的重要目标。如果说他对仍然十分短缺的一项补给晶——“霸王”行动所需的突击登陆舰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那么，这一点与他多次表示的信心是一致的，他确信：如果军人真正需要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能搞到手。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是对的。
迂回和一贯
这个问题，如同罗斯福其他许多行动和动机一样，还需要我们去猜测，因为他有一种独特的偏爱：用迂回的手法办事。他很少公开他的动机，而且不象邱吉尔那样同自己的顾问们研究问题。他不喜欢、并且避免同他们争论，而喜欢用极不规律的、个人的方式工作。马歇尔和金可以直接去见他，无论什么时候他感到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就把他们叫到白宫去(有时他还在床上)。但是，只有当他作抉择时，他才听取意见，而且只是偶尔为之。马歇尔将军似乎成了他不可缺少的顾问。1944年1月，他对马歇尔解释他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的决定时说：“你不在国内，我晚上睡不好觉。”但有一次在战争正紧张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告诉阿兰·布鲁克，说他已有两周未见到总统了。罗斯福先生为了建立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经常联系，采取了一项措施，即任命利希海军上将为总统参谋长，兼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就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有用的但并不完善的联系。总统的心腹好友哈利·霍普金斯的影响要大得多。此人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幕后成员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上的成员。但是，很明显，罗斯福先生对美国战略实行决定性控制的1942-1943年这一阶段的末期，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没有预见到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策。其中有些决策是消极的，正如埃默森教授所指出的，他从自己的长期政治生涯中学会了一种决定问题的方式，即无为而治。一般地说，罗斯福先生相信事物的必然逻辑胜于相信事先的周密计划。当他看到某些事情可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的时候，他有意地听其自然而不下达命令。每当专家们把一项军事目标同公开声言的手段不足的矛盾摆在他面前时，他爽快地命令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和生产负责人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他总是相信他们能够做到比他们宣布可以做到的要多。当他没有下定决心时，他是不露声色的。但是，一旦他下定了决心，那就雷打不动。利希海军上将曾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向罗斯福先生汇报了参谋长们同罗斯福先生有分歧的意见后，罗斯福先生对他说：“比尔，我是个顽固分子，这个问题我已下定了决心。我们就这样干下去，你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鉴于罗斯福先生处理问题的方式，加上没有象邱吉尔先生那样的回忆录可供查考，历史家们几乎象美军参谋长们难以预见罗斯福先生的决策同样地难以追踪他对美国战争的军事指导所给予的影响。但是，根据现有记录，肯定地不能说他因为拒绝或者不理睬他的军事专家们的建议而感到后悔，也不能同意邱吉尔先生的说法：罗斯福“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
罗斯福先生作为美国战时领袖所遵循的原则和他坚持这些原则的决心，是他早就明确表示过的。如果说美军参谋长们难以预见他将责成他们如何实际运用，那么，他们对于下面这一点是不会怀疑的，那就是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或措施，只要罗斯福认为是同这些原则相冲突的，就会遭到他的拒绝。这些原则可以归纳如下：
1、英美联盟的团结必须维护，这既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也是因为美国的利益要求大不列颠的存在和它在战后享有作为大国的行动自由。
2、纳粹德国是头号敌人，必须尽早将它打败和消灭。
3、必须给予苏俄以慷慨的援助，使它打到底。
4、必须强迫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
5、必须使中国继续打下去，以便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战后世界。
6、战后世界中美国的利益需要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这个组织要站得住，首先必须得到胜利的盟国——美国、大不列颠和英联邦、苏联和中国坚强的指导。
这些既是政治目标，也是军事目标。把罗斯福先生作为总司令来研究，重要的是他为达到这些目标所作出的决定具有军事意义，只有中国是明显的例外。在中国问题上，罗斯福先生总是用他自己的判断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和英国人的判断。他为那个战区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以惨败而告终。
他所制定的美国和盟国在欧洲打败轴心国，在太平洋打败日本的战略则是成功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同意美国的主要力量必须首先用于打败德国，这一点必须完成。但是，如何完成呢？没有证据可以怀疑，1942年春当陆军部提出“波列罗-围歼”计划时，罗斯福先生是半信半疑地表示支持，或者在“火炬”行动之后，他才被争取过来，认识到有必要用一支诸军种合成部队从英国对德国实施致命的打击。实际上，重要的问题是打击的时机和最大限度地、积极地利用当时我们所拥有的手段，直到我们聚积起足够的力量去实施致命的一击。这个问题，罗斯福先生比他的军事顾问们认识得更早、更清楚。1943年期间，当我们终于快要拥有这种力量时，罗斯福先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赞成1944年春实施的这次打击。他推迟这一打击的时间，保持了我们同英国人的一致，打通了地中海的交通线，推翻了墨索里尼，迫使意大利投降，迫使德国转入防御，开始打烂了他们的空军和战争工业，并且使我们有了一支经过锻炼的部队和指挥官。与此同时，这样做也使罗斯福先生得以让海军和麦克阿瑟将军放手打败日本人，而盟军也增强了实力，保证“霸王”行动具有成功的把握。总之，主要由于罗斯福先生发挥了他的军事权威，美国才制定了适合于全球范围的两线作战的战略，这一战略导致日本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当我们还没有重新部署我们的部队时，就被迫投降。
本章附录
(一)罗斯福不顾其军事顾问的劝告或抗议所作的决策：
1938-1941年
1938年11月，下令两年之内生产一万架飞机，并建立年产一万架飞机的生产能力，后来又把这个指标提高到年产五万架。
1940年6月，下令给予英国除参战以外的各种援助，包括提供弹药、装备和补给品；陆海军认为这些物资是美国重整军备所必需的。
1940年6月，下令把B-17型飞机调到英国。
1940年6月，命令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威慑日本人。
1941年5月，下令对中国实行租借法案。
1941年5-6月，下令在大西洋西部驻军。
1941年7月，下令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1941年7-8月，任命麦克阿瑟(为远东陆军司令)，并下令加强菲律宾防务。
1941年11月，批准赫尔对日十点最后通牒。
1942年
3月，指示全面执行对苏租借法案，并谈判第二个议定书。
5月，不顾马歇尔将军的反对，(实际上)向莫洛托夫保证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6月，拒绝了马歇尔和金上将在太平洋放手大干的建议。
7月，决策执行“火炬”计划。
8月，压制马歇尔及其参谋部关于在高加索建立一支航空队的建议。
12月，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改变了自己对“海盗”计划的态度，并且压制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
1944年
10月，在从中国召回史迪威的问题上，拒绝了陆军部和利希海军上将的判断。
(二)显然是总统主动作出的战略决策：
1941年
1月，就英美参谋人员秘密会谈(ABC会谈)中应遵循的原则，向陆海军参谋人员下达指示。
7月，指示陆军部和海军部提出为打败轴心国和日本所需的生产量。
1942年
1月，杜利特尔于4月间执行的对东京的轰炸，是罗斯福建议的吗？
3月，划分美英战略责任地区。
4月，命令海军派出别动队到印度洋去支援锡兰(现名斯里兰卡)，派“华盛顿”号和“瓦斯普”号开往斯卡帕湾。
8月，命令陆军航空队提出为取得对轴心国和日本的全面空中优势所需飞机数字的估计。
11月，答应向邱吉尔提供美国船舶，以保证1943年英国进口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
11月，向邱吉尔建议，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突尼斯取得胜利后，拟定在地中海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1943年
1月，建议由他和邱吉尔谋求斯大林明确同意参加对日战争。
1月，宣布以无条件投降为同盟国战争目标。
3月，命令给麦克阿瑟更多的飞机，以支援他打到拉包尔。
8月，把他关于在地中海的下一步作战计划交给马歇尔，要求他提出具体落实方案，而不是提出评论。
10-11月，指示陆军部，并要求邱吉尔加强阿萨姆的空运，同时(11月10日)亲自出面要求邱吉尔和蒋介石以“马特霍恩”(从中国境内基地起飞的B-29轰炸机)予以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