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第二
作者：帕特里克·奥利沙文·美国
出自————《战争地理学》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 《孙子·形篇·第四》
地图
战争中搜集情报，制订作战决心和实施作战指挥的最有效手段和图象显示途径，就是地图。从作战室到飞机坐舱，从舰只海图室到连部，地图都是用作记录和传送情报信息、筹划军队调动和指挥作战行动的工具。埃米尔·路德维格在论述拿破仑时写道：“战时，不管是长期驻扎还是短时间停留，不管是在战车上还是在军帐里，不论是在设营地还是在营火旁，地图总是紧随其身……。在他整个戎马生涯中，地图始终伴随他征战南北。图上布满彩钉，夜间则用二三十支蜡烛照明，图上还总放着一副圆规。地图是他做祷告的圣坛，是他这个无家者的真正之家。”
人们在头脑中将地表的基本特征，大致地勾画出来，运用抽象方法再现地理位置及其居民地，然后用平面图的方式转达给他人。这种技术，似乎是天生具备的。因此，儿童们十分自然地喜欢画图。在作战中，为使行动协调一致，必须对目力所及范围以外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以往人们惯用的方法是在沙子上用木棍画或者用较固定的标记将目力达不到的情况表示出来。侦察兵和间谍用这种方法来描绘不熟悉的地形和敌人的位置，而指挥员则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情况和指挥作战。
在海盗行为、贸易活动和政治交易相互交织的年代里航海图既为军事也为贸易服务。如果说英国海军部因为航海需要而绘制出各种海图，以便英国夺取制海权，那么大炮移动和射击所需要的更详细的地形情况则促使人们对大地进行精确的测绘。1533年，是麦卡托的老师弗里休向炮手和地理学者提供了两家通用的基本方法——三角测量法。所谓三角测量法就是根据两个已知点上的观测结果求出远处第三点的位置。1551年，迪奇发明了经纬仪，大大简化了测量和计算过程。从此，战场上的测绘成为一门科学。但根据十六世纪不十分准确的地形测量结果绘制出的地图，在战场间进行人员和枪炮的运动，这仍然是不严密的。英国亨利三世废除了寺院 [ 校对者注：指亨利三世将英国的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收归国有一事。 ] ，土地买卖活动活跃，因而，更加促使军队需要较准确的地图，而经纬仪则正好为绘制这样的地图提供了条件。欧洲战争多发地佛兰德斯在苏里公爵的领导下，于十六世纪就成为最早从事绘制用于军事目的的详细地形图的地区。英国本来地理知识贫乏，由于1715年和1745年雅各拜特叛乱造成惊恐，才使人们对此问题引起注意。结果，英国陆军工兵开始对苏格兰高地进行勘测，但由于1755年对法国作战这项工作又停顿下来了。1783年，英国工兵受领任务与法国人合作对英格兰东南部进行三角测量，测定格林威治与巴黎天文台之间的准确距离，以确定其子午线的位置。法国大革命使这工作中断，但也进一步推动了三角测量与绘制地图工作在全国普遍展开。英国惧怕法国入侵，这促使其在1791年成立陆地测量部，作为陆军工兵的一个部门，该测量部一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脱离陆军工兵的管辖。陆地测量部这个名称标明了绘制地图的最初目的。要对实施超视距射击的大炮进行指挥，就必须掌握有关火炮和目标位置及高度的准确数据，而大多数测量技术的发展也是为了满足这一具体的需要。随着导弹射程的增大及其杀伤破坏力的提高，测量的范围和精度也相高了。大地测量从三角测量开始演变，经历了气球观察，航空摄影，雷达测量到卫星传感器的应用。与之相对应，武器则从黑色火药和滑膛枪起始，经历了无烟线状火药、来复枪、轰炸机，一直发展到目前的导弹。
除了炮兵，其它兵种也需要详尽的地图，并要具备识图的能力，以指导其战术。正如地形详图对战争结局的重要意义需要强调一样，我们也可以把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致命失败归咎于他对地形的错误判断。他使用的地图和当地的向导都没能辨出横亘在一片开阔地当中的凹路来，拿破仑派出法国骑兵穿过该开阔地追击退却的英军，谁知一个一个地都掉进了这条人工壕沟里，骑兵马匹相互拥挤践踏，结果，法军惨败。阿登山区为人们提供了因地形判断错误和军事阅历浅而招致失败的又一个实例。本来是很容易通过的阿登山区，当时却被视为巨大的屏障，从而在防御中留下了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在同一场战争中两次为敌人提供了一道抵抗极弱的防线。看来，对这样的进攻，天然障碍物予以的阻力，不如人为的抵抗，这已成为一条规律。1940年，冯·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建议冯·龙德施泰特进攻经由阿登山区而不要重复1914年那次绕道比利时的进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几个月中，这一切割台地的通行性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协约国却把它看作是一个后盾，凭借这一后盾，通过紧靠这一台地的东西侧推进，两翼部队就可围歼大部德军于此地。然而，德军却以牺牲小股后卫部队的代价，顺利地将其大部队从阿登山区撤走了。1944年，同盟国明摆着又要重蹈历史覆辙，在其正面的这个方向上只设置了很薄弱的警戒，结果，在德军最后的一次反攻中，冯·曼陀菲尔就是从这个方向上发起进攻。这种对地理情况的缺乏远见在诺曼底登陆中再次暴露出来。同盟国的情报部门未能对诺曼底的灌木丛林地的可通行性作出正确的判断，结果，这种山树篱灌木丛林地使同盟国的装甲部队进攻速度减慢，似同爬行，只是待到发明了一种将这种栽成行的树篱灌木向两边推开的方法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欧洲的地形图绘制业都是以军事为基础的。在美国，尽管陆军工兵在东部所进行的测绘活动是为了协助民用导航，但在西部地区所进行的活动则是作为征服和控制的一种手段。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地质测量才带上经济目的的色彩。
从更广义上讲，战争（而不是战斗）的计划制订和组织指挥需要可靠的、资料丰富的地图，而且宜用小比例图显示较大范围的地域。德国制图学表现突出，这是与普鲁士总参谋部的组织不是没有关系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在1866年和1870年战争计划制订和组织实施中之所以生动地显示出来的优势，就是有赖于根据战术用的大比例尺地图和战略用的小比例尺地图汇集和运用了大量地理资料。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老毛奇，就曾在地理学家里特门下学习过。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作战所需的各式地图也发生了变化。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将帅们通常站在制高点上就可以纵览整个战场。在这种情况下，战术行动就不需要详细的地形图了。指挥员指着他和部下都能看清的地形，命令他们往哪儿行动，但愚蠢和自负则可能曲解这种形式的信息传递，诺兰上校就曾用讽刺的口吻，指责其为死荫的幽谷。他这种观点却被卡迪根全盘接受了，后者将其所率领的轻骑兵旅引向覆灭。然而，从原则上讲，目视检查、口头传达和打手势是十分够用了。在开阔地上，即使威灵顿之流和滑铁卢之战时的拿破仑也能直接看到大部分战场。当时，人们感到最需要的并非是大比例尺的地形图，而是小比例尺的交通网络图，以便指挥军队的诸编队向战场运动。据那时认为，地图无太大战术意义，甚至连火炮也凭目测对目标进行瞄准射击。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火炮的杀伤力和射程都提高了，因此，要求配备准确的地图。为避免给敌造成集中的目标，部队需疏开配置。这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连以上的指挥员已不再能够直接看到其整个战场了，不得不根据地图指挥作战。如今，营规模的机动要靠地图坐标指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远程间接瞄准射击火炮的使用，需要有准确地图，以便前方观察员呼唤火力，射击后方炮手所看不到的目标。
二十世纪以来，武器的射程和杀伤破坏力日益提高，因而，造成军队越来越疏开配置，而有关的地图比例尺则越来越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营连级指挥员使用1:25,000比例尺的地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标准的地图比例尺是1:50,000。在越南战争中，空中机动连队的指挥官不得不用1:250,000比例尺的地图，因为根据1:50,000的导航图，待到其确定自己的具体位置时，他们的直升机早已飞过既定空域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迫使军队疏开配置。以及现代化的机械化战争速度快，这些也都促使连一级的单位使用小比例尺的地图。
所需要的地形情报种类与作战决心的空间和时间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师以上的指挥员，正如十九世纪的将领们一样，通常关心的是交通线、通路。他们通常不进行战术范畴内的那种作战，而只负责向战场调配和运动部队，或者将部队撤出战斗。军和集团军指挥员的决心通常有时间提前量，一般要在几小时甚至几天后方能影响到战役的进程。因为，调动大规模的部队，即使是机械化的部队也需要很长时间。
师及师以下的战术决心，需要有较详细的、及时的情报、必须确定直射武器的发射阵地；必须进行掩护和伪装，防止敌方火力杀伤和侦察；必须使履带式的车辆离开公路机动；必须为直升飞机航路准备地标，并为直升飞机准备着落区。战术作战决心几分钟内就可能产生影响。而连一级的作战决心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地形的军事特性由于敌我双方部队阵地的变更而随时发生变化。炮火突击可能使乡村道路交叉口变成到处是乱石的坦克陷阱，把本来极易通过的树林瞬间变成鹿砦。一个坦克连驶过后，将地面轧压得一塌糊涂，致使其它坦克无法跟随前进。
地形及据其绘制出来的地图对机械化军事行动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有误的或者过时的地图极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局。像道路和建筑物区这样的文明特征在地图绘制时的情形，极可能是待到印制时已面目全非了。在战场上，桥梁消失，水坝决口，建筑物夷为平地，其速度极快，即使地图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反映出这些变化来。在越南战争中，因为战斗地带地貌在时刻变化，因此美军在地形判断时，往往使用最新的航空照片，而不用地图。
使用有错误的地图，可能带来极大的破坏性的后果。苏联的欧洲部分森林覆盖面积约为40%。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所拥有的不可靠的地图上却标着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森林。德军总参谋部关于东线的作战决心就是以连续不断的森林为依据的，这种结论是根据错误的地图得出的，而不是根据对战场本身的观测得出的。在越南战争的早期，南越军队使用法国地图，而美国空军则使用美国地图。结果是，应召的美空军袭击了错误的村庄，有时甚至打在己军头上，直到美制地图发到所有南越军队，双方使用同样的地图，局面才改观。
地形分析
关于地形，为了达到作战目的，凡可能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潜在或实际战场地表的一切情况，都应了解。概括地讲，必须了解某种地形可通行的难易程度；具体地讲，务须弄清什么地方易通行，什么地方难以通行。必须查明能进行装备、人员登陆的地段，查明可实施空降的地点。必须确定设营、设防地点及运动路线。当确定了原点和运动路线之后，与敌实际交战就集中到确定火炮阵地，设置警戒，以及根据总的地形特征，来构筑掩蔽部和交通壕等问题。尤其是，防御或突击的具体方向，部队和火炮的配置位置等，必须予以确定。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工和自然的地形。至于两岸陡峭的河道、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工挖的运河，对于一个坦克部队指挥员来说，无关紧要，不论它是怎样形成的，反正都是越野运动路上的一个障碍物。高地的反斜面，矿渣堆，或者石砌的农舍，都可为坦克规避直瞄火力提供掩护，这三种地形地物都在同样的军事地形之列。
如果说人类对地形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是相当有限的话，那么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地形研究一直都与自然地理学有关，就不足为怪了。在回答军事问题中所涉及的比例，注意细节和测量成果，同样也有助于解决地貌学家所关心的有关形成各种地形的过程和结构的各种问题。自然地理学文献中，强调某些类型的地貌、地形和自然环境，在以往的和潜在的战斗场面中表现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情况下看来，现行的一些勘测范围因为与战争同时有关而受到重视。人们对沙漠地的关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另一些情况下，有的研究项目因可能有军事意义而受到重视，但事实证明在学术上有意义，而在军事上则毫无意义。本世纪五十年代，对斜坡的大力研究，因为其可能对坦克行动有影响而得到了美国陆军提供的资金，但就这一方面而言并没获得惊人突破。军事上，对某些地形地貌表示关注，而促进了学术界重视，这是可能的。毫无疑问，自然地理学方面的大量研究是受委托而进行，为更有效的实施战争服务的。
自然地理学和作战之间相互作用方面有一个生动的实例，这就是曾为在非洲西部沙漠组建远程沙漠巡逻组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剑桥大学地理学家R·A·巴格诺尔德在一些同行的协助下，在利比亚沙漠里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他们考历了由风吹积成的沙丘，新月形沙丘、沙岩席等构成的各种沙漠地形。为了在沙漠中辩别方向，他们还发明了日晷。陪着北非战争的爆发，巴格诺尔德组织起远程沙漠巡逻组，充分利用对该区地理的了解，有效地破坏了隆美尔的内部供给线，摧毁了敌军停放在地面上的飞机。
1918年，法军就已绘制成标明何处坦克可通行的地图。参照这一先例，英国陆军工兵在北非绘制出注明各种沙漠地形对战场上轮式或履带式车辆会造成什么阻力的地图，这些地形情况图，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根据行车难易程度而得出的沙漠地表资料。人们也给安其奥登陆场绘制了这类地形图。从1945年来，英、美军的工程兵，分别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尤马周围地区为实地考察区，一直在进行沙漠地作战的研究工作。地貌学专家们也积极参与了这些工作。人们对沙漠地作战的兴趣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二是因为这里有石油资源，而且这种关注在今后“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也不可能减弱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关心得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在遇到对方抵抗的情况下，如何克服海岸障碍，顺利实施登陆。在制订诺曼底登陆和大平洋逐岛争夺战的计划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判明人员和车辆如何才能随时迅速登陆，弄清海滩斜坡露出水面部分和水下部分及其地质构成的承载特性是非常关键的。为得到必要的情报资料，特别战斗执行部的贝克街特种兵收集了法国西北沿海地区的明信片和节假日快照，甚至从潜艇派人登陆采集海滩沙样和卵石样品。在剑桥大学W·W·威廉斯的指导下，一些地理学者和勘测员发明了一种根据航空照片上的海浪浪头间隔来测定海滩水下部分有多大的方法。当时，美国陆军工兵和战略情报局都设有地形情报处，这两个地形情报处根据航空照片资料，制作出登陆场和其他攻击目标的缩尺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作出种种努力，不仅要描绘出被测地区地形情况，而且要归纳出一般的地表状况来，以便根据遥感图象（航空照片或卫星信息），推断出某一地形的特点。其目的是，要能够根据按地形类别归成的某种档案资料，在已知的地形基础上，绘制出地形图来；至于地形的类别，根据航空照片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各不同类型的地域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各个类型的地形特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有一套关于世界某一个军队将遣往地区的航空照片，最好是能够通过将照片上的特征跟档案中的有关地形类别进行比较，从中推断出贴切的地表状况来。其结果通常是一种地貌图。英国陆军工程兵，土壤学家和地理学家们根据英国、北非、中东、东非和马来亚等地搜集到的各种勘测资料在温和、干旱、热带草原和热带等各种环境下，对上述设想进行试验，重点放在后勤保障方便的本土牛津周围，以及放在利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因为这两地是战略上最为重要的沙漠地战场的典范。所有这些试验的结论是：建立一个能够极为准确地推断地形条件的有效军事部门是可行的。虽然至今还没有贯彻执行，但是这样的提供地理情报的方法是能够极容易而迅速地付诸实践的。
美国和加拿大的军队并不是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角度，按地区一个一个地绘制出精细的地图来，而是对有关的地理位置进行量的测定并查明地区的地面状况。美国陆军军需兵的研究人员勘测了高地至山谷的间距，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异，平均坡度以及单位面积内坡度的变化的多寡。据发现，美国地形复杂，各种类型都有，大体上可归纳为二十五个基本类型。这二十五个类型至少反映出了主要的地形特点。
美国陆军工程兵利用亚利桑那州的试验场所，集中研究了沙漠地形，努力找出为军事目的而进行测绘的地形的最典型特点，主要是查明“通行性”，即车辆越野行驶的难易程度。根据地面几何、地质、土壤植被等许多测量值，对地形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对地形坡度，起伏、结构形式和横断面的勘测，归纳出了地形的类别、为了对这些地形用于军事的质量作出估价，不妨将有关的地形特征统统汇集到综合地图上。例如，通过重叠局部土壤承载力图和斜坡的平均坡度图，就会勾画出某地的通行程度来。加拿大军队在中纬度地形条件下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根据航空照片资料，绘制地形地貌图，测算车辆所能达到的越野速度。
从表面上看，导弹的出现摆脱了火力攻击受制于地面和海面阻力的状况。由于火箭能飞越海洋和大洲，发射毁灭性武器的最佳路线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弹道，因此，地球可看作是一个无方向性的球体。然而即使某些导弹系统也还需要地形判断。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国防部在召募制图学人才方面是首屈一指的，目的是要为沿地面飞行的巡航导弹研制制导系统，其中涉及如何克服地面地形起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除了地形判断，人们还密切注视研究各种地理环境对人员、武器、车辆和战术的影响。工程技术人员估算热带道路构筑工程的经费时，仍然参照英国军队在印度时搜集到的工程速度资料。凡习惯于温和环境的低地人觉得是异常的环境条件，都已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无论历史著作还是学术著作，都对山地、森林地、沙漠地、雪地和热带丛林地等做了研讨，为未来战争作准备。车辆、装备、武器和作战程序的设计都显然应该十分注重地理环境的特点、弱点及其所能给予的种种机会。地理学家们一直积极参与美国陆军军需兵的研究工作，研究克服严寒与酷暑、潮湿与干燥、尘土与泥泞、狂风和植被稠密等不利条件的途径。其它方面，装备的颜色必须与环境相协调，以达到最佳的伪装效果。草绿色与沙漠地可能就不大协调，而我们知道有几个可能的战区就位于沙漠地中，论述战术时还将讨论有关适应自然环境的一些细节问题。
如果对气候及其效应的了解，在作战准备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的话，那么要具体的天气问题对作战时间的确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把气象学纯粹说成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不恰当的，但是为作战目的而进行必要的天气预测，则是与地理学有关的。因为，这种天气预测不但涉及预期某个时间内主要是什么天气，而且涉及具体的地点，例如：最后导致决定六月二十一日为登陆日 [ 校对者注：原文如此，似日期有误，诺曼底登陆日应为6月6日。 ] 的是气象判断，说预期此后几天里英吉利海峡天气平静，完全有时间建立登陆场。同样，强渡莱茵河的时间迟迟没定下，是因为在等待有雾的天气预报。在缅甸，机警无比的斯利姆于极可能出现暴雨时节，发起反攻，因为，在这种季节发起反攻行动最出乎人们预料，因此日军的防御也陷于十分懈怠状态。
那些在海上或空中作战的人们一直在不断努力，以提高对天气的预报能力，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或者提高舰艇、飞机对付大风大浪冲击的性能，以及研制能透过雾气和云层查明敌情的装备，减少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当然，遥感还有更广的用途，能发现地平线之外的情况。
如今已引起科学界兴趣地大多关于环境异常、观测和测量结果的研究工作，都是先从军事目的开始的。我们从一些著名的战例中可看出，战时的行动会揭示一些平常不被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启发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居住的世界。1944年轰炸日本的途中，飞行员们在夺占硫磺岛作为轰炸机提供补给的前进基地的飞行过程中，发现在纬度40度-50度之间、距海平面约3万英尺的上空有一股以每小时200英里速度移动的狭长气流。他们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是向西飞行，刚好是逆风，要消耗大量燃料，而返航时就借助这股气流。这种飞行经验使人们逐渐加深了解大气环流中有西风急流带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战争是最好的或者是唯一的获得知识途径，而是说，通过战争，迫使人们采取非常措施，丰富了人们的经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军事教育
地理学家对战争准备的最直接贡献是教育和训练军队，使军人掌握判断地形和识图的方法是他们历来的任务。一位军人对自己所处位置的判断力，如同一位球类运动员一样，是其基本技能，这种技能是自然具备的，而且是随着经验的增多而不断提高的。野战训练犹如体育比赛，可用以增强地形判断能力和预见能力。高于或超出单个范围时，从班长到总司令的指挥任务，都需要通过地图抽象地思考自己所处的空间，并要能够根据这一简化了的地理位置表现形式，判断地形，采取相应行动。这就要求人们具备冯·克劳塞维茨所称的“地理位置判断力”。
所谓地理位置判断力就是具有对某一地理位置迅速地勾画出正确的几何概念来的能力，这样就能在任何时间内判断出自己的确切位置。这里就是一种抽象思维行为。显然，这种对地理位置的理解力部分是通过肉眼直观得来的，部分是通过大脑思维得来的。思维活动运用知识和经验形成新的概念，弥补了直观的不足，将肉眼看到的零碎现象组成整体概念，但这一整体概念必须形象地呈现在思维面前，成为一幅图画、一幅由大脑勾画的地图……而这一切工作只能通过大脑机能，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抽象思维来完成。
自然，这种运用上述才能的范围应随着级别的提高而扩大，如果说担任巡逻的轻骑兵和步兵必须十分了解当地的所有公路、小路，那么，一个集团军司令员就必须全面了解一个省及至一个国家的总的地理特征：必须始终十分清楚各通路的起止，各河川的走向，以及诸高地的方位，同时，又要能够随时了解局部地区的地形特点。
地理学家在开发军人利用地形地物的卓越才能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的演变，可以从地理学这一学科在美国西点军校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中看出来。1803年，西点军校委派两名首任教官中的一名，负责教授野外测图、制图专业，因为要有地图学、测量学、地质学和工程学基本原理的帮助和补充，结果就慢慢地发展成一个地理系。由于军校对制图与工程专业大力重视，地理系又于1942年改名为军事地形测绘制图系。为适应更广泛地认识世界的需要，又增设了人文地理课和政治地理课。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美国竭尽全力试图赶上苏联，致使太空成为新的试金石。1962年，系的名称又改名为地球航天和制图科学系。其任务是教授学员如何使用计算尺，如何着手解决工程问题，以及怎样进行工程制图，这自然要发展到教授学员正确使用计算机。课程设置中最主要的发展变化是在地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因此1981年，其教学机构被命名为地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系。该系向全校二年级学员教授地形分析课，而地理学课则一直是其重点课程。该系的地理学和计算机学部门结成一体，在计算机制图实验室内，共同探讨情报信息系统管理和自动化制图问题。这种教育结构显然标志着人们已认识到未来的地理情报将通过计算机传递给各级指挥系统。
随着对自动化情报的日益重视，人们对运用地形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也愈加深了。武器系统的命中精度极大提高，出现了首发命中概率的提法，因此人们极度重视隐藏问题。1945年，一辆坦克要发射十三发炮弹才可能命中一英里射程内的固定目标；而到了1975年，首发命中概率已达50%。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赎罪日战争充分证明武器命中概率极大提高了。从战略上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发觉自己面临的前景是，有可能与数量上占优势、武器装备不断改善的华沙条约组织打一场常规战争。据认为，要克服这些不利条件，其中有一个办法是，充分利用地形。
美军当前的作战原则体现在它的野战条令FM100-5上，该条令指出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有关地形判断任务的指示放在下面一系列的条令中：FM30-5、FM30-10供负责地理情报的情报官员使用；FM71-2供坦克和机械化特遣营指挥官使用；FM71-1供连级指挥官使用；FM7-7供坦克和机械化排使用。条令规定应查明的关于地形主要内容是：
观察点
射界
掩护和隐蔽
障碍物
重要地形
接近地、通路
由上可见，有关地形分析的任务是规定得相当清楚的。专家们已详细阐明了实现最佳部署的系统程序，阐明了在进攻或防御中充分利用地形的战术有利条件。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的是：在地图一样、敌军也一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确保不同的军队却能实现同样最佳的部署。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地形判断和识图能力。除了要使军队具有依据实际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找到相应位置的基本技能以外，还需要对他们进行训练，使他们能够根据对地图的观测结果，在头脑中形成连贯的地形图象。
假情报和宣传
地图和地形情报可以利用来支援作战任务，同样，它们也可以用来迷惑敌人，或者用来获取民众的支援，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当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学派就擅长把那些第三帝国想征服的国家反画成是对帝国的威胁，一个个进攻箭头表示德国处在受合围的威胁之中。边界线上充满了侵略的味道。1934年出版的地图显示出大部分德国领土都处在由布满捷克边境机场起飞的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画波希米亚要塞地区的地形时，故意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画成一个巨大障碍，其海拔与阿尔卑斯山一样，从而夸大了波希米亚要塞的威胁。发表在《地缘政治学杂志》上的这些地图主要是供记者、教师和外国舆论界头面人物看的，而且，这种杂志上的文章通俗易懂，以一般读者为对象，以尽量低的成本出版，并且放到报亭上出售，以便广泛发行。纳粹当权后，即任命《地缘政治学杂志》出版者库尔特·伏温克尔为德国出版家协会的头目，控制第三帝国的出版发行。正如地缘政治学理论家罗伯特·冯·舒玛赫所称，“每一幅政治地图都是一大武器”。早在1933年以前，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就已经渗透到学校的地理学之中了。随着希特勒的上台，“爱国地理学”、“防务地理学”等等成了口头禅。地图集中含有日耳曼精神的地图，波及俄国腹地，并用矛头来描绘这种政治上的扩张。当然，当今的《时代》周刊杂志在制图方面，为了强调某种政治观点，也未能摆脱有意识的偏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驻开罗的英国陆军工程兵测绘人员绘制了拥有潜在机动能力的地面状况图，创了运用制图学计谋的范例。他们伪造了这些地图的版本，并有意让德军的非洲军团获得。这种诱骗至少成功了一次，致使一支大规模的德军坦克兵团陷入绝境。1944年，英国人还玩了类似的花招，在公布德国火箭着陆点时，故意将弹着点的位置向东移，结果，德国人瞄准的平均弹着点每星期向东挪动二英里，离开伦敦市心，顺泰晤士河流而下，一直延伸到农村埃西克斯。可见，地理假情报是可以成为有效的防御工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