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的影响·第八
作者：路易·C·佩尔蒂尔·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不能离开特定的时间范围。这门学科中的某些抽象概念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不失其价值，但是大部分是从整体环境条件，当时的技术能力和应予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体现其现实意义的。既然这样，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就要基于现实的技术能力，并随其变化而变化。
大部分技术改进的目标都包含着要消除地理障碍和地理制约。从通信技术方面的进步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地理因素是如何跟着发生变化的，只要信使仍然是骑马传递信息，则通信联络中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有没有足够的接替马匹，有没有合理间隔的驿站和有没有易行和安全的驿道。今天，地理因素影响简报文电传送的方式已完全不同了，传送距离由于有了无线电和无线电中继站而大为缩短。更快的速度使马匹和驿道成为过时的东西，然而却为窃听提供了方便。
然而，继通信技术的进步而来的必然是收、发双方都拥有先进的设备并掌握操作和维修这些设备所需的专门技术。因此，技术进步不仅仅表现在新项目上，而且意味着有关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普遍提高。因为这种技术的优势表现在缩短距离上，所以也就由新的障碍性地理因素代替了旧的障碍性地理因素。太阳黑子和电暴能干扰无线电的传输，以前从未听说的一些影响因素，如干涉、越程、电离层干扰和人为干扰等，现在都一一出台了。中继站用以取代马匹和骑手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但代之而起的是需要估计无线电路和无线电台的通达性，估计通信量，合理地制定播发时间表以及配置专用的识别频率和波长范围。
技术进步改变了军事上对地区、地点或环境评价的基础。它大大增加了对地区分析起重要作用的地理因素的数量。技术进步意味着军事活动日益复杂化，并对速度、数量和距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评价军事上重要的地理因素不再象过去那样完全囿于地形、海况和天候。
关于怎样判断多年来军事地理学方面的变化程度，以下七顶发明或重大改进有助于说明一定的问题：
1、无线电通信和有线电通信。
2、内燃机和蒸汽机。
3、汽车和轮船。
4、飞机。
5、传感器和火控系统。
6、遥测和制导系统。
7、高爆(烈性)炸药和核武器。
上述这些技术进展表明：利用它们，特别是在与它们的许多分支及细类一道来观察问题时，对重新确定军事地理学中的一些因素的意义是非常有效的。
机动性和通达性
陆地运动 军事技术进步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高速车辆和其他陆上交通手段取得的进展(见图6：战斗性能诸元中某些变化趋向示意图)。它们大大减少了部队作出反应所需的时间，并且扩大了活动半径。大约间隔一个世纪之久的两起事件反映了与陆地运动有关的这一变化。
图6 战斗性能诸元中某些变化趋向示意图
1813年8月26日，拿破仑命令其部队急速向德累斯顿运动，整个部队越野行军，72小时走了90英里路程。这次行动的平均速度是每天30英里或每小时1.2英里。一个世纪以后，1918年6月2日美国远征军在法国蒙特勒伊附近参加埃纳防御战时，曾派出一支由卡车组成的辎重队到45英里外的后方基地装运弹药。卡车来回共用了13小时，行程90英里，平均每小时6.9英里。
此后，军队运动能力不断提高的势头有增无减。1944年在德军发动的突围之役中，美国第3集团军对德国进攻迅速作出反应，以一天行程140英里(途中每小时13.8英里)的速度奔赴作战现场。从技术观点看，如果不跟整个部队运动的巨大规模相比，这些速度不足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运动速度的不断提高主要是用来说明军队的组织能力和利用技术成果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趋势 [ 注：保罗·丁·米勒少校：“步兵徒步的机动性”，刊登《军事评论》第39卷第8期58-64页，1949年11月。查尔斯·K·尼科尔斯上尉：“核战争条件下的后勤机动”，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6期11-21页。1960年9月。 ] 。这类例子与现代速度两相对照足以论证如下问题：陆上机动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基于卓有成效的军队组织和指挥。
地面车辆机动性提高的一个方面是让改进后的车辆能最有效地在铺装路面，尤其是道路和铁路上行驶。日益先进的设计反过来又提高了道路网和道路建设的重要性。
由于上述各种趋势发展的结果，道路运动和越野运动的速度差已增大，地图在表示各地行车需用时间方面的作用已缩小。技术现代化的结果是以增加维修与支援费用和丧失战术灵活性为代价来换取速度和载货量的。
水上运动 水上运输工具经过改进取得的效果同陆上运输工具十分相似。速度、容量、巡航半径和武器射程都以惊人的速度改进了，不过是在忽视吃水深度和转弯半径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一进步自行减少了作战必需的前进补给基地的数目，因此加大了它们之间的距离。往日对布点很密的供煤站和干船坞设施的依赖也随着巡航半径的扩大而减少了。
这些技术上的进展还意味着许多港湾和锚地由于水浅无法再继续使用。因此，美国大西洋沿岸的许多海湾或滨海城镇已不再履行其海港的职能。这样，内河、沿海和其他浅水或受限水域的侦察和巡逻就必须使用专门的船只。在地面作战的装备日益复杂化和重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货船的吃水深度也趋向于不断加大。这一技术发展意味着为有效地实施舰至岸登陆作战也需要专门设计的舰船，过去不必区分水文条件，现在在对港湾、锚地、沿海地带和登陆滩头进行地理分析和评价时，则必须区分水文条件。
空中机动 飞机总的发展趋向也是以加大油耗、限制飞行仰角、减低滞空能力和缩小起、落场地的选择范围为代价换取速度、活动半径、火力和载重量的提高的。
现在似乎趋向于建立间隔距离更大的相互支援的基地。在大约60年的时间里，有人驾驶飞机的时速已达2000英里以上，而无人操纵的惯性制导飞行器(导弹)的性能还要好得多。由于时速为2000英里，而且仅有几分钟的在空中标定方位的时间，故这些飞行器只能针对发射(或起飞)机场有效距离内的目标。从地理角度看，这类高速飞机能迅速到达目标区上空位置，但要停在那儿或者着陆就成了难题。而且，现在从一个着陆地到附近的一个地点所需的时间，同飞越一个洲所需的时间一样长。
上述的技术进步已赋予通达性以新的含义。技术成果还在不断涌现，我们正处于实现更大技术突破的起跑线上，如目前就正致力于完善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起降飞机。当前，直升机和“丛林”式飞机的研制更加突出地显示了这些技术的应用情况。
这类众所公认的飞机，尽管在速度、承载能力、飞行成本和运用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它们能够飞抵高速喷气机无法起降的地点。
近来在技术发展项目中又增加了导弹和卫星两项。它们的地理含义目前尚难明确，但这些装备所使用的基地似会更少，基地间的距离似会更大，并且地面的天候条件会影响基地位置选择。
总之，技术进步对军事机动的实际影响在于它改善了运输系统在不断缩小的地表面的一角的作战效能。车辆、飞机和船舶设计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朝着日益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其结果是运输设备中的这种或那种设备可能受阻的地区增加了，而便于现代化运输设备进入的地区却减少了。回顾一下历史也许是合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山区作战时，用的是兽力运输工具 [ 注：中国人在北朝鲜作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和俄国人在俄罗斯南部地区以及古巴卡斯特罗的部队都采用了兽力驮运的方式。 ] 。然而到1950年，西方许多国家军队中已不再采用这种做法，而在朝鲜的山地作战中则相应地依靠装备有“A”型背架的人。所以，在军事行动中区别机动性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运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武器
单兵武器 同运动速度的提高相适应，武器性能的改进速度也是惊人的。第一个趋向是降低了对武器技术熟练程度的要求，其次是以密集射击取代瞄准射击。这两种趋向表明，为了充分发扬火力所需进行的训练少了，但军纪则更严明。
现以英国为例来说明这些变化的趋向。大约在十七世纪，英国使用弓箭，有效射程200多码，后来使用火绳钩枪和滑膛枪，有效射程仅为50至100码。十八世纪末线膛枪的发展使射程和命中精度都有了提高。十九世纪期间，单兵武器的射程逐渐增加。据报道，约翰·布郎曾于1858年使用滑膛枪在400至500码的距离上设伏。在堪萨斯的“边界战争”中，一支100人的先遣小分队遭到4支步枪外加4个装填手的袭击，伤亡20% [ 注：H·J·布兰克：《火炮百年史》，英国(伦敦)约翰·布兰克父子出版公司，1909年。H·C·B·罗杰斯上校：《英国士兵的武器》，英国(伦敦)西利服务与出版公司，1960年。 ] 。十九世纪末，步兵的步枪的有效射程已接近或超过用肉眼瞄准小目标的最远距离。
越来越多地采用密集射击促使射速相应提高。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使用的滑膛枪的射速每分钟可达2、3发子弹。人员密集和排枪射击可以收到密集射击的效果。密集战术一直使用到精密自动武器和轻型火炮的出现，此后就不一定也没有必要实施密集战术了。 [ 注：费迪南德·奥托·米克斯切：“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刊登《军事评论》第39卷第2期3-8页，1959年5月。 ]
今天，以单兵机枪为例，苏联的杰格加寥夫12.7型轻机枪，据称射速已达每分钟575发，射程在2000码以上。
火炮 火炮的演变沿袭了单兵武器的模式。加农炮取代了投石器和弩炮，尽管这些机械装置在当时更加准确。长期以来的总趋势是以准确性为代价不断增大射程和射速。历史上有些例子反映了这种漫长的发展历程。1776年，英国有了前装炮，发射2磅重的膛线炮弹，射程可达1300码，横向偏差仅有2英尺。1854年，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人卡瓦利少校有了一门后膛炮，发射30磅重的膛线炮弹，射程逾5000码，横向偏差不足16英尺 [ 注：莫顿·博登：“恩格斯论膛线炮”，刊登《军事杂志》第21期第2部分75-77页，1957年夏季。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德国用“贝尔塔巨炮” [ 译者注：德国为炮击巴黎而特制的四门远射程巨炮。口径381毫米，射程约122公里。克虏伯公司生产，以该公司总经理的夫人名字命名。 ] 炮击巴黎，距离约37000码，但准确度不高。今天，同炮弹差不多大小的火箭，其最大射程可达1500英里。较大型的洲际导弹的射程已超过5000英里。
炮弹射速和爆炸半径的增大，增强了炮兵的火力。半径变化的总情况是，最先是十五世纪投掷直径为几英寸的石块，到十九世纪拿破仑战争的榴霰弹片，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爆炸，作用半径达到了数英里。从地理角度看，这些技术上的进展使得潜在的目标不得不广为疏开，并促使“扩大的战场”的形成。
目标捕捉和投射 已经扩大的活动范围由于目标捕捉系统和装置的改进又进一步扩大。不断改进的传感器和测高仪的工艺水平也有重大进展。一般说来，这些仪器设备的性能并不稳定，而是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功能更好一些。树冠、大气中的湿气、电暴或电磁暴共同形成了一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乎不可想象的传感效应地理学。
投射系统在某些方面有了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依然如故。一方面，作为向敌人实施人工投射的运载工具，坦克和飞机取代了马匹、骆驼和大象，爆炸装药取代了弓弩的机械力，同时炸药的威力也日益增大。另一方面，投放爆破包或爆破筒并不比吊装攻城用炸药包高明多少，而扔手榴弹或许同古人猛掷石块并无二致。
在技术不断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射程、射速、作用半径、投射方式和传感装置等因素共同形成了改进的武器系统。这些系统通常是折衷的产物。在取得实际的战斗效能方面，装甲车部分地为速度所抵销，武器装备部分地为机动性所抵销。
作为这样一种折衷的结果，每种武器系统似均有其独特的作战性能地理学。在一些地区，自然现象阻碍武器系统的顺利运用；在另一些地区，季节性因素可能在一年部分时间内影响其效能；而在有些地区，则不能指望它比其他较陈旧的或不够先进的武器系统拥有任何真正的优势。先进技术的优越性因环境而异，有时差别是很明显的。
通信和控制
通信 同所有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相比，通信方面取得的技术进展归根结蒂似会对战略和战术的改变有着最大的影响，通信速度的提高和可靠性的加强意味着能有效地指挥较大规模的部队并能在较大范围内保障指挥和支援战役的实施。
通信的速度和距离在十八世纪末叶以后迅速得到提高。而在此之前，则由信使负责传送，当时的传送系统主要依靠建筑、维修和保护道路及操纵传送站来提高效率。十八世纪末叶西欧建起了供传送信号用的信号塔中转系统，那时通信才算真正有了改进。随着有线电报系统和尔后的电话的发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无线电传送系统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最初的优点是不受固定的有线台站的束缚。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发射机的功率才在传输距离和速度上超过有线电中继站。近来研制成功的卫星中继系统为在世界范围进行瞬间通信提供了可能。现在展望卫星通信的未来发展似乎很可能是改进通信的可靠性，增加能够调度利用的通信量，改进信息传输的使用方法和组织有效的指挥。
指挥和控制 改进通信技术对不断扩大军事组织和战场规模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今天任何人还试图象拿破仑那样，站在一座山头上进行作战指挥，是毫无意义的，战斗情报中心已取代了纳尔逊勋爵的小望远镜。集团军、舰队和作战的规模已逐渐超出个人所能掌握和控制的范围。大的司令部只能通过通信中心去行使指挥权。
军事组织规模的变化和军队指挥能力的逐步提高，通过在大的会战中双方参战人数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1631年的布来登菲尔德战役，双方参战人数约77000人；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会战(三帝之战)，参战人数约151000人；1866年的萨多瓦战役，参战人数约463000人；1905年的沈阳会战，参战人数约601000人；而到1945年的鲁尔战役，参战人数约800000人。
攻方投入兵力的战区范围长期来也有扩大的趋势。进攻的战线长度说明了交战范围的不断扩大。1066年的哈斯丁斯战役，正面为800码；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正面为0.7英里；1631年的布来登菲尔德战役，正面为2英里；1704年的布伦海姆战役，正面为5.5英里；1942年的阿拉曼之战，正面为40英里；而在诺曼底登陆战役，正面延伸80英里。因此，战场范围，实际上是作战范围，看来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或许可能是技术进步带来战场面积和参战兵力的增长。
后勤系统
后勤系统技术上的改进是从标志着民用工业进步的改革开始的，在这一方面显然需要对地理条件进行重新评价。这些发展情况可以用“趋势”一词来表达，在美国直到今天似乎仍方兴未艾。在这些现代的技术革新措施中，首要的趋势是动力代替劳力，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第二个明显的趋势是工业组织的发展变化，包括生产集中、工厂专业化、纵向联合和产品标准化。特别重要的是工业组织一般要与提高管理效益挂钩。这里提到的管理通常包括提高生产速度(含自动化)以及改进质量检查制度、会计核算、业务管理、包装和交货等方面的工作。
由于同上述有关的各种原因，工业部门要以快速而周密的计划推进小型、轻型、优选定型的产品生产，接着是向顾客运货，包括一个利用卡车和飞机的现货交付系统，尽量不采用让顾客向各个分散仓库提货的方式。
这样，技术上的变革便对后勤地理学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得把注意力重新转向工业布局和工业发展变化的各个方面，要更加注意标准产品的替代来源，更要特别注意交通运输。另一方面，它又要把目前的注意力从过去同军事地理学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课题，如补给仓库的分布和铁路地理等转移开。
总的趋势
战斗性能 以先进技术作后盾的战争，从广义上来说，是朝着提高运动速度和提高运动路线选择能力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优选的方向上，沿着优选的路线运动或者优选的时间采取行动，那么反应速度、运动半径和运动速度等都会迅速提高。而在其他不太理想的条件下运动或行动，则可能收效甚微。
提高运动的速度和扩大运动的半径将会提高侦察和袭击能力。但是这种倾向未必意味着具有持续的作战能力。因此可以在远离机场的地方发起空袭，而且在不实施登陆的情况下对荒凉的海滨进行炮击。
现在，战斗范围已远远超出步兵武器的射程，从容易遭到陆基和舰基炮兵攻击或空中轰炸的情况看，事实上已不存在什么后方地域，甚至也不存在所谓大后方了。这种易遭攻击的弱点，加上破坏半径扩大(单门或多门火炮炮击都如此)便产生既要进行战略疏开又要在战术上疏开配置兵力的趋向。这样的疏开配置的趋向和机动性不断提高相结合，就导致战场面积或战役行动范围的迅速扩大。
炮兵攻击火力向后方延伸，对民防的需要增大，以及短期或长期的动员水准的提高共同导致平民和军人之间差别日益缩小。平民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多地卷入战争。
地理要素的意义 技术引起的各种问题有待地理学作出回答，同样的地理观察结果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海湾，一度是海盗的藏身之地，现在对于吃水深的海军舰只已用处不大。广袤荒芜的沙漠，曾是流窜匪帮的隐蔽所，现在已很难避开飞机的侦察。对摩托化部队和空军部队来说，铁路枢纽和编组场可能不大重要，但空降地域、机场和铺装公路对它们却极为重要。技术进步推动民用部门紧密地同部队联系。这种联系促使军方人员更加关心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现代技术扩大和重新确定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重点，进一步密切了地理同军事之间的关系。
由于技术对作战实施起关键作用的要素的影响，决定某些地点被选定为目标的因素通常要随着改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约克敦进行的两次战斗(1781年和1861年)是出于两种显然不同的原因。在第一次约克敦围城战中 [ 译者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 ，英国的康沃奥利斯将军选择了一块靠水的高地，因为建在那儿的防御工事能保持部队互相支援，或可由其海上船队接应。在第二次约克敦之战 [ 译者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 中，约克敦处于门罗堡和威廉斯堡之间通道的要冲，通道并未被河谷拦腰切断。双方交战时，南部同盟军重新占领了北部联邦军的土木工事，但把它们改成相反的方向。威胁和虏掠不再被看作是体面的军事目标。居民点只能是一项义务，运输设施只能是一种历史遗物。地形可能不能提供想象的或期望的保护作用。预期的优势可能会因对方使用一种独特适用的武器而丧失。
障碍物和威慑力量也是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对付骑兵的尖桩用来对付坦克就无济于事；防坦克的障碍物——龙牙——显然对飞机没有什么作用，而使飞机无法起飞的暴风，对步兵行进的影响则不大。这些例子反映出在军事科学中绝对的东西是不多见的，判释地理要素亦很少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不管发明的成果怎么样，目前作为障碍物存在的一些地方将永远是障碍物。今天要提出迦太基、尼尼微、吴哥窟或奇琴伊察很可能成为重要军事目标的论据，肯定是困难的。
新的技术进展要求更重视内地和后方地域，并在军事科学中更广泛地考虑民事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新的研究方向上，已经把人文地理学的大部分内容纳入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并要求人文地理学家更重视军事地理学的发展。
战争的规模影响着军事地理学所要提出研究的各类问题。从暴乱到核浩劫的一系列问题均应精心研究，并应寻求在每一种可能条件下利用地理学科的最好方法。那时人们也许可以祈祷这些可怕的事情一件也不要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