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第三

作者：路易·C·佩尔蒂尔·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大战略一词的含意是：计划、协调和指导使用一个国家或联盟所有的资源——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以达到和保持一种政治目的的过程。它并不一定，也不完全同武装冲突的战略有关。在本书中使用此定义尤应引起注意，因为美国国防部门不使用大战略一词，同一概念归入“国家战略”一词，其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同武装部队一起，发展和运用一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 注：《美国三军军语辞典》第299页，参谋长联席会议，1962年2月颁布。 ]

　　 在论述军事地理学时，需要把国家政策的战略和军事战役的战略加以区别。前者显然包含实际遂行军事行动以外的更广泛的内容。在本书特定论述范围所使用的大战略定义，同莫里森海军少将援引魏德迈将军的定义是一致的，即：运用一国的全部资源以实现政策所规定的目标。 [ 注：美国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海军少将(退休)：“太平洋战略”，刊登《海军陆战队公报》第46卷第8期35-40页和第9期34-39页，1962年。 ] 它基本上也相同于英国的B·H·利德尔·哈特所下的定义：“……大战略(或称高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所有的资源，以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即由基本政策确定的目的”。 [ 注：B·H·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335-336页，美国(纽约)弗里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公司，1954年。 ]

　　 根据上述定义，大战略地理是与国力地理有关的。它还可能与盟国的力量以及研究个别国家在世界不同地点所能发挥力量的大小有关。简言之，大战略既涉及动员力量的潜力，又涉及在特定地点运用力量的潜力。

　　 实现大战略的方法

　　 实现大战略的目标所运用的方法可以归结为四种。令人注意的是，每一种方法都为各国竞争的国际舞台充实了每日新闻的内容，提供了大字标题和许多社论。这四种方法是：(1)友好地解决分歧；(2)间接压力；(3)其他不友好的行动；(4)战争。 [ 注：此类问题在有关国际法的许多著作中广为论述，例如，阿莫斯·S·赫尔希所著的《国际法的本质及组织》(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30年)。 ]

　　 友好地解决分歧 友好解决分歧的方法包括谈判、调解、妥协和运用调查委员会、国际仲裁及司法等手段。可供选用的方法很多，并且简便易行。这些方法被频繁采用，当争端双方不采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争端时，可以断定有一方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

　　 1964年，巴拿马共和国接受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调解，以赢得它在巴拿马运河争端中的目标。同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采用谈判和协商的方法，寻求解决双方在婆罗洲岛屿问题上的边界争端和游击战。墨西哥和美国也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它们之间沿格兰德河的埃尔帕索的边界争端。近年来诸如此类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事例层出不穷。

　　 间接压力 国际关系中的间接压力属于并非要通过外交途径而施展的策略和谋略，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巧妙地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其手法是运用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战等。运用宣传和其他心理战方法来削弱一国政府的地位或左右一次选举，无需介绍。在1948年4月的意大利选举中所掀起的通过广泛的写信运动从一国渗透另一国内部事务的事件就是这种做法的例子。 [ 注：此例指的是，有亲属在意大利的美国人被敦促给其亲属写信，说明投票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

　　 有效地运用心理战似对最近的古巴革命 [ 注：默尔·克林：“古巴：运用非常规战争成和地夺取政权的专题研究报告”刊登《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纪事》第341期42-52页，1962年5月。哈里斯·克利契·彼得森少校：“游击战”(切·格瓦拉著)，刊登《海军陆战队公报》第45卷第6期36-43页，第7期41-43页，第8期43-45页，1961年。 ]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办法是使古巴政府为难和出洋相，迷惑、离间、恐吓和引诱古巴人民。

　　 社会战 现正发展成心理战的辅助手段。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瓦解和破坏过程，它进一步表明国际政治是怎样渗透到基层群众中去的。它表明，通过促使内部分裂和对抗、破坏伦理道德标准以及瓦解家庭和团体的联系，可以削弱一国的国力。社会战手法是德国第五纵队 [ 注：路易·德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第五纵队》，修订版，译成英文，第308页，英国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56年。 ] 的活动中广泛运用的。

　　 就某些不发达的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而言，强烈的初发民族主义意识和新、旧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用来制造这种分裂的基础。在拉丁美洲，随着和外界联系的加强，越来越意识到经济水准和政治现状的不相称。在所有这些地方，潜在的社会紧张状态存在于不同种族集团(蒙古人、欧洲人、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中，或也可能存在于截然不同的宗教中，特别是穆斯林和犹太人所信奉的宗教中。

　　 政治战 包括外交压力和恐吓(其中又包括断绝外交关系)、强行威胁、瓦解政治官员和政府官员、以及破坏人民及其政府的抵抗意志。近年来，这些方法经常被运用，以致人们习以为常地把国际政治战看作是一种正常事态。在柏林和柏林走廊、福摩萨 [ 译者注：指台湾 ] 海峡和朝鲜停战线沿线，威胁和挑衅等类活动是司空见惯的。颠覆和破坏抵抗意志的事例难以具体证明，但1948年2月当共产党人夺取控制权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或者再可举一个更早些的例子，即1943年7月墨索里尼倒台时，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态似应属于这种情况。

　　 经济战 经过调查之后仍然被认为是最复杂的非暴力行动。经济战的攻势似乎是坚定不移地指向强行减少可供敌人消费的财富，并强行制约其行动自由。经济战的防御性措施包括经济管制、储备、建立备用设备以及贷款。经济战的一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种攻势方式，即(1)断绝资源；(2)断绝贸易；(3)断绝资本；(4)转移劳动力。 [ 注：吴源里：《经济战》，美国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52年。 ]

　　 断绝资源 不仅拒绝供应军需品，而且拒绝供应口粮，这是回到过去封锁和围城的老办法上去了。这种策略业已发展成一种既不那么露骨又不失之粗鲁的时髦工具。拒绝供应资源可以通过抢先购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抢先在西班牙购买钨和在土耳其购买铬那样，可以加剧这种对进口资源，包括粮食、金属和特种军需品的依赖性。

　　 其办法是长期阻碍一国发展该工业产品。一个工业发展受到如此阻碍的国家是经受不起断绝贸易的打击的。

　　 断绝贸易 可选用下列若干有效做法，如抵制、禁运、特许证、许可证或定额制度，将一些特定公司纳入黑名单以及控制航运或生产等，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近些年来实行贸易限止的例子发生在1963年7月和8月，当时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停止向葡萄牙和南非运送武器。这些限制措施的目的在于着重表明联合国安理会对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政策和南非的白人霸权主义政策的立场。此外，通过改变消费者的需求和倾销产品，可以搅乱国民经济。可以按计划程序造成一国经济的依赖性，首先使其感到很容易得到某些进口货物，然后突然取消定货或供货。此类行动会构成经济压力，雇佣方式上的突然变化也能收到类似效果。

　　 断绝资本 通过撤回贷款或故意制造一种货币的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拒绝提供金融资本，也是制造经济压力的有效手段。纳赛尔在其阿斯旺水坝工程建设上为得到美国的支援所遇到的困难，促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的政治改组。其他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还有拒绝偿还债务，冻结和清算外国资产，操纵外汇市场，包括伪造和抛售货币以及通过纵容走私和黑市活动，冲击其内部价格结构。所有这些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都使用过。最近的例子是1963年7月冻结古巴在美国的资产。

　　 瓦解和转移劳动力 这一手段击中了经济的要害。其办法可以怂恿劳动力要高价而失去市场竞争力，或者引诱劳动力移居国外。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都会造成生产停滞和劳动力外流。从1946年到1950年，由于游击战和恐怖分子的活动 [ 注：塞奥多西斯·帕帕萨纳西阿泽斯上校：“匪徒在希腊的最后处境”，刊登《军事评论》第30卷11期22-31页，1951年2月。 ] ，估计有70万希腊人离乡背井，流入大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地。阿尔及利亚在其独立(1962年)前的年代里，政治上的动荡和恐怖主义促使大批有技术和受过教育的人才逃往法国和其他国家，导致该新兴国家的经济能力受到重大影响。

　　 其他不友好的行动 其他不友好的行动，这样一种方法所指的含意是：可以实施小小的“象征性惩罚”，换句话说，这种制裁行为不能算作是施加国际压力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它们是对独立事件的独立反应，包括回敬、报复、和平封锁、表示和显示力量以及武装干涉。

　　 回敬 意即报复，是指国际上的一种“针锋相对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在其征服的欧洲国家内，常常以十对一甚至更大的比例对民众团体采用这样的报复行动。

　　 和平封锁 仅能说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其意图并不在发动战争。1962年的古巴对抗期间就采用过这种做法，在这一事件中，冲突各方显然都不想煽起敌对行动。

　　 显示力量 通常至少在新闻界具有制造一种危机的作用。美国第七舰队先是在1950年，继而进一步采取的福摩萨 [ 译者注：指台湾 ] 海峡的行动，表明了美国支持台湾独立的意图。

　　 武装干涉 美国曾在同上述情况多少有点类似的情况下运用这一方法来保护有关各国政治上完整。在1958年的中东危机中，对黎巴嫩的两栖登陆充分体现了此类的行动。较近期的例子是联合国于1960年和1960年以来在刚果共和国及1964年在塞浦路斯所采取的警察行动。

　　 战争 是通过武力来寻求政治解决的行动。它一直被认为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后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由O·J·马塞伊斯·乔利斯翻译)，美国华盛顿步兵杂志出版社，1950年。 ] 也许战争确应是最后手段，但历史未必证实了这一准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各国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去寻求自己的目标。军事行动(或“热战”)只不过是国际锦囊妙计中的一计，它跟渗透、颠覆和非军事威胁等一起，应在似乎是最适宜的时机予以选用。因此，在现代发生的一系列暴乱和有限战争中，已无法证实武装冲突确实是谈判破裂的结果，并且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后手段。谈判可以在热战后和热战前一样来得容易，朝鲜冲突后紧接着的板门店无休止的会谈，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以上归纳的用于一国执行外交政策的许多方法，由其复杂性可以看出，凡是研究环境对这种政策的影响或者利用地理情报制定战略，都需要详尽和具体的地理情报资料。编制合适的地理文献的先决条件是要广泛收集某些特殊城镇、公司、协会、宗教团体、政治党派，甚至某些特定人物的情报资料。对论题要分析得细致入微，不能轻描淡写。有效地应用大战略地理同处理军事地理各个方面一样，必须以人口数量、财产价值、消费率、行市变动率、专项进口货物吨数等等的具体数目或估计数字为依据。有价值的归纳应该是这些专项详尽资料的高度概括。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

　　 政策目标

　　 在处理一国或国家集团与另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关系中，政策目标一般可归结为下列四类中的一种：(1)遏制；(2)控制；(3)获取；(4)国家灭亡。每一个国家在对另一个国家的政策背后，都存在着固有的欲望，在与他国相处时，如果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则至少要保持与他国同样的地位。任何一种意在改善对另一国地位有利的政策必然会招来猜疑。

　　 因此，遏制乃是对外政策目标中最善意的一种。

　　 遏制 包括保持现状或现有关系，或者至少是保持同样水平的力量。在执行遏制政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有组织的国家集团任何增强力量或战略态势的行动，都会遭到另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反对。这种争夺具有使国际力量对比处于均衡状态的特点，正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或再早些时候美苏之间那样。这也表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关系上。

　　 控制 包括获取特殊的影响力，其办法是一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使他国沦为殖民地、保护国、卫星国或其他依附形式。国际上的控制形式和程度多种多样，其中甚至可包括联盟中的小伙伴。苏联和波兰，法国和摩纳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表明了这类政策目标。这一点也可从上一世纪亚洲的势力范围上得到证实，特别是表现在欧洲列强对中华帝国的政策上。

　　 获取 指的是政治兼并，或以和平的方式吞并，或用武力征服的方式结成联盟。此种关系的实例包括数次把波兰的领土分割和把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版图。西半球的例子有美国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及得克萨斯共和国，并与美国结成联邦。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

　　 国家灭亡 象北非迦太基和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被摧毁那样的国家灭亡的形式，现已不再得人心。取而代之的是以分割领土手法出现的更加巧妙的国家灭亡的形式。当实施分割手法时，这种灭亡政策要消除的是那种能给其他国家带来恐怖的国家。

　　 通过实施领土分割手法，奥匈帝国、日耳曼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与此有点类似的情况是，经过殖民地人民的动乱和暴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受到了冲击，至少已部分地崩溃瓦解。鉴于颠覆破坏活动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这一手法，因此承认国家破坏政策的特殊形式，也许是现实的。

　　 政治军事事务。政治军事事务是外交目标的精髓，是同用以实现国家意志的各种不同的政策有关的。如同在军事斗争中一样，外交的大目标就缩小到通过各种所能采取的手段包括战争，把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外国。因此，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是以实际的或含而不露的威胁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以战争相威胁。所以，没有国家现有力量作后盾的外交，毫无疑问只能是虚张声势。有效的外交行动必须以现有力量作后盾，外交的目标必须是该力量所能达到的。总之，国力和在某些特定地点运用国力的能力对外交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利害冲突

　　 大战略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国间或两个联盟间利害冲突的目标上。一种情况是边界争端中的领土问题，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克什米尔领土归属问题上的争端。另一种情况是人在发挥作用，其同情心提供了冲突的斗争对象，如在南越那样。重要的港口，如爱琴海沿岸的杰贾加赫 [ 注：现名为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希腊东北部港口。在色雷斯区马里察河口西北。历史上，希腊和保加利亚曾长期争夺此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保加利亚割让给希腊。1941年曾为保加利亚占领。1944年又归还希腊。 ] 、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 [ 译者注：今波兰的格但斯克 ] 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阜姆 [ 译者注：今南斯拉夫的里耶卡 ] ；产矿地区，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切申 [ 注：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山口北端的工业城市，长期来就是边界争端的导火线。 ] ；或者交通要道，如苏伊士运河，所有这些地点都可能成为国家战略集中注意的目标。如果利害冲突集中于任何特定的焦点上，那么该点周围的或与之相关的条件将规定和制约国家力量的运用。每逢此种情况，立即会出现若干捉摸不定的问题，如“对谁有利？”、“他们对此要做什么？”、“还有谁可能要介入？”以及“要强迫对方表态吗？”。上述任何一个或全部问题都可能是关键性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就广义的国家利益而言，大体上决定了国家力量动用的程度。国际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意鉴别和详细分析这些及其他类似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利害冲突方面的问题的鉴别和演变。但必须指出的是，应用地理学的这一方面已部分超出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和平的条件 和平的唯一基础指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即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顺应并安于现状，而且不准备改变这种现状。这种局面意味着对遏制的默认。不幸的是，这种局面也意味着世界处于停滞状态，技术经济结构、工业效能、国民财富、生产以及国力的其他诸因素都没有什么进展或变化。随之发生的情况是，任何一种可取的办法自然会导致变革，包括对权力结构的威胁，从而导致包括使用暴力行动在内的防务反应。在上述那种和平世界里，产生利害冲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人民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日本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此种变革对于对外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改变相互接受的现状的做法，都会导致国家目标的冲突，政策的冲突，国家利益的冲突，并最终导致国际强制行动。这些改变现状的情况极有可能造成把国家意志强加于人，并随之采取外交行动。因此，它们代表了一个国家应用大战略中一种或多种方法的外界条件。通过组织同盟国、卫星国和附庸国，通过获取前进基地或增强军事力量来改善战略态势，以及通过实际地和相对地改善国力结构等其他措施，都有利于实现外交目的。

　　 战争的起因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战争看作是利害冲突各方中的一方对下列问题的结论而引起的：(1)涉及的国家利益对国家最关重要；(2)它通过武力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至少和对方相等；(3)通过战争比采用其他手段更能实现其目标。战争不一定起因于外交的失败，然而它一定反映了一方确信诉诸战争是最佳的行动方案，而另一方则认为有一定的把握遏制对方取胜，或者能通过武力抵抗取得圆满的结局。定下这一决心时应该估计到盟国或“第三国”有可能提供经济援助或出兵。因此可以推论，在冲突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弱方与其作徒劳无益的抵抗，不如屈服让步。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总能作出这样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对丹麦和荷兰的进攻就是明证。

　　 行动方案 在估价可能的作战方案和判断军事上取胜的机会时，对国力进行估量非常重要。在进行这种估量时，判断国力在冲突地点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关键。冲突地点不一定雷同国内的情况。应着眼于基本国力，即把形成国家力量的能力同在遥远地点和外国领土上运用该力量的能力结合起来。大战略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意估计到，由于要在遥远的地点动用力量而造成的国家实际力量的某些变化。更客观些说，就是要注意部队长途跋涉或穿越荒凉地区，对战斗力的影响。法国的拿破仑曾将其部队一直推进到莫斯科城下，但却没有在那漫长的战线上保持其部队战斗力的能力。历史上某些大灾祸，基本上都是由远征军或国家过度扩张造成的。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许多欧洲军队的过度扩张就是明显的例证。

　　 因此，大战略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设法规定过度扩张的起点和识别引起过度扩张的条件，而且，显而易见，国力的潜力会随着行动距离和范围的扩大而迅速地衰弱。所以，在某些场合下，某个当事国试图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以武力来支持其外交活动，似乎并不都是行得通的。

　　 地缘政治分析

　　 对大战略中地缘政治成分进行评价以用来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这种技术手段，是随着地缘政治分析范围扩大而产生的，业已被认为是分析国际社会相互关系的广泛基础。通过此种分析程序，政治地理关系可以实际运用于军事和政治。散见于世界各地的个别的政治行动应纳入一总的行动和目标，其结果取决于一些最强大国家中最有权威的政治家的决策。这里，军事地理学家应为力量的运用方向，调研重点和体面地撤退寻求指导方针。一张地缘政治成分的分类表，一项国家战略的调查材料及一份国家目标、利益和实力的考察报告，会使人深入理解国际事件的意义。同样地，确定现实的和潜在的利害冲突的地点，会有助于人们弄清国际背景并有可能作出一份地缘政治的估测时间表，可以据此预测国际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采取措施去认识、收集和分析对于了解国际关系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地理因素。

　　 首先，应根据其战略地位对大陆和地区的地缘政治成份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每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例如有关国家的殖民地或海外省)应区分为主要大国、卫星国或盟国、缓冲国、中立国或者权力真空部分，至于一个国家或帝国的辖区，可按其功能包括工业中心、运输网、农村腹地及具有影响力的地区等加以区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看到功能区域的地理分布特征。作为分析阶段内容的组成部分，可以绘制一条实力均势线，把敌对大国及其依附国互相区别开。这条线用来突出地区的政治结构(参见图3)。采用类似的方法，还可以看出敌对国家，尤其是敌对大国具有一条共同边界的接触地带。对这一地带应特别注意，因为它包含着利害冲突的诱发条件，即直接接触。就美、苏关系而言，这种接触地带是在白令海和北冰洋地区。

图3 一九六四年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示意图

　　 现在来集中论述有关国家似在遵循着的国家战略的目标和方法。对于可能加剧利害冲突的任何一种战略冲突的种种迹象应予高度重视。因为在这种形势下，要避免战争可能是困难的。

　　 按照适当的顺序，下一步有必要鉴别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并且尽可能对每一国家强力推行其意志的能力进行比较。其做法之一是设法估计每个国家对其每项利益或目标的重视程度。尤应特别注意对国家福利至关重要的利益，因这些利益能够导致军事冲突。这里，评估有效国力的重点应放在对一国支持和维护其政策的能力和信念上。在进行此种评估时对力量均势的估计在于指出均势的变化可能是触发战争的媒介，在此情况下，敌对双方可能认识到，他们在军事上至少是势均力敌的。对于敌对国家或联盟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速度的趋向的估计，对预测战争爆发的时间表是很有用的。可以推测，时间可能对实力地位正在改善的一方有利，而实力地位正在下降的另一方却很有可能采取主动行动。实力正在下降的国家，可能断定国际争端现在应加紧解决；而实力正在上升的国家则可能断定国际争端最好推迟解决。如上所述，由于接触地带有着潜在的敏感性，因而对这些地区潜在的实力对比的评估显得格外重要。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对很可能发生国际性利害冲突的地点作出估计。在此情况下发生的国际事件，可能会触发战争。同样，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对各国或联盟维护这些利益的能力也可作出估计，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内容用以拟制大战略方面的政策、计划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