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对大战略的一个实例研究·第二十九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的管理与战争》
长期的越南战争在美国人的头脑里记忆犹新，它为分析、阐明和比较美国与盟国以及美国与敌人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现成的材料。
在本实例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对战争双方的各个基本战略要素分别加以考察，着重说明每一要素对其它要素的影响，然后比较敌我双方的战略样式。如果当初美国的决策人在处理越南问题时也采用这样的方法，那么，那些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就可能在事前而不是在事后更加突出出来了。
下文主要叙述八幅条形图。这些图标明从一九五○年开始(越南于一九五○年宣布成立国家)的二十二年里，美国、南越、北越和越共的安全利益、目标、政策和战略。有关苏联和中共在印度支那的影响的确切资料仍是寥寥无几。因此，苏、中两国的作用在需要澄清事实时才予以说明，但不作深入的探讨。
前十五年压缩成每五年一格，其余七年为每年一格。虚线表示发展的起始或衰落阶段。由于越南共和国根据日内瓦协议于一九五四年才告成立，因此图内有关该国的最早材料从这一年开始。
每张图都是根据高级官员，包括国家元首及其文职幕僚和重要军事顾问在内，在当时所作的公开声明绘制的。因此，一般的事后认识在本研究中只起次要作用。
我方战略的结构
一、美国的利益
是什么利益把美国拖进了越南呢？又是什么利益使我们在那里呆下去呢？
关于这个问题，著作浩瀚，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利他主义，有的说是贪婪，还有一些十分玄妙的解释，诸如为“消灭饥饿、愚昧和疾病”所迫等等。图10提出的是较为现实的看法。
和平
普遍的和平，至少三十年来，一直是压倒一切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它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尼克松总统在第一次国情咨文里肯定了这一点，并且在他每年给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多次重申了这一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一切主动倡议，不论是单方的、双方的或多方的，也不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从一九六八年暂停轰炸，到逐步撤军，直到谋求全面停火，追根溯源，无不出自美国方面寻求和平这个夙愿。
国家安全
在五十年代，当国际共产主义日益增强的蚕食在吞噬自由世界的时候，实现和平的迫切要求具有殊特的意义。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这个进程不加以制止，美国的生存最终将岌岌可危。
在随后的十年里，我们对于威胁的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消失了。到了一九六二年，那种精心策划、紧密配合、并由克里姆林宫从中协调的所谓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阴谋集团寿终正寝了。古巴导弹危机是俄国以迫在眉睫的武装侵略威胁一个自由世界国家的最后一次行动。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表明，严重的中国战争恫吓已告结束。此后，先是由于国内的混乱，继则由于同苏联的纠纷，毛泽东就无暇他顾了。
现实和认识之间总是隔着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到一九六五年，事态的发展趋势及其基本细节，对大多数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已经清楚了。此时在越南的国家安全利益无疑是正当的，但并不是生命攸关的。
说来也怪，国家安全利益既使我们陷入越南，以后又迫使我们大大地减少我们的卷入。到一九六八年年中，直接由东南亚战争引起的国内分歧意见，把美国搞得四分五裂。因此，尼克松总统在第二年就任后，选择的余地就变得极为有限了。为了对付国内持不同意见的势力，他着手把美国参加地面战斗的范围缩小到只担负局部警戒任务。到一九七二年初，美国人死于敌对行动的数字几乎降到了零。
民主理想
民主理想，作为美国在越南的一项国家利益，是和我们关于政治自决权的传统信念交织在一起的。选择的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这个理论上、道德上和意识上的信念一开始就是明确的。我们渴望有民主的盟友、而不要独裁者，这种想法即来自民主理想。
经济利益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的物质利益常常与它在东南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当时认为那个地区的原料和农产品对自由世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自那个时期以后，就很少有人认为这是“生命攸关的”经济利益了，因为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上述资源可以在别的地方取得，或者由别的东西代替。
国家信誉
最后是国家的荣誉和威信问题。一九五五年，当美国从法国人手里接过向南越提供政治、经济、训练和道义等各方面支援的责任时，对国家信誉的影响是不大的，但随后就逐步增强了。一九六五年我们派出武装部队后，美国的信誉才真正“面临考验”。全世界都在等着看结果，它将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对外政策和结盟制度。约翰逊总统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那年夏末他说：“如果我们被赶出越南，没有一个国家再会相信美国的诺言或美国的保护。我们要在越南坚持下去。”在他执政期间，这一想法始终没有改变。
四年之后，尼克松总统对越南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说，今后在越南和其它地方，“我们将继续承担我们所继承的义务……。﹝但是，﹞为了全面地履行义务，需要把承担义务的具体形式，如兵力部署、财政支出等，与变化的情况联系起来”。因此，他不想按以往的规模去耗费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然而他又清楚地表明，他宁愿只做“一任总统”，也不愿看到“美国变成第二流国家，以及……让这个有一百九十年光荣历史的国家接受第一次失败”。
军事和地理上的利益
当我们开始在越南卷入时，美国在那里没有重大的军事利益，所以，图上没有标出任何符号。我们在那里既没有基地，也没有直接结盟的盟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只不过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议定书伙伴 [ 译者注：老挝、柬埔寨、越南不是东南亚条约的签字国，但在条约的议定书中规定，条约中关于军事、经济措施的条款也可适用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南部。 ] 。曾经有人热心地试图以地理上的利益为理由替美国的卷入辩护，其中心是强调好战的共产主义有能力封锁自由世界在南亚周围的海上航线。但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印尼封锁这一航线最为有利，而不是从越南。因此，地理上的利益决不是非考虑不可的。
二、南越的利益
我们的保护国和盟邦南越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南越的历届政府都关心和平与繁荣，但另外两项利益是压倒一切的，即生存和独立。这两项利益既不能降低标准，也没有商讨的余地。人民之所以不屈不挠，部分原因就在于此。虽然经历了死亡、蹂躏和混乱，经过十九年的颠覆、恐怖和战争，他们仍然无所畏惧。我们的利益在程度上没有哪一点可以与他们的利益相提并论，因此在双方都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双方的宗旨和政策就互不协调了。
三、美国的目标
上述利益产生了图11所列各项目标。这些目标清楚地说明我们想干什么。
现在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观察一下变化不定的美国目标。从下图可以看出，只有一个目标是贯彻始终的。罗伯特·沙普伦在他的论文《失去控制的时间》中指出：“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点……。但如果过多地追求灵活性，如果它无助于制订一个方案或实现一个确有把握的目标，那么，结果它无异于动摇不定。”
制止共产主义侵略
抗击共产主义侵略这个目标，曾经支持过美国在“和平”和“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的利益，但这两个方面早已失去重大的意义了。可是，这一目标却有助于实现越南共和国的两项利益：生存和独立。
抗击共产主义侵略，最初是与多米诺骨牌理论 [ 译者注：指一个倒下必然引起全部倒下的理论。 ] 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理论是由艾森豪威尔所推广的，但其盛行则是在他执政前后。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后来刊登在五角大楼文件集中)曾推测，如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里不能遏制住共产主义潮流，那么，自由世界在中东的骨牌就会倒下，最终将“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以及我们“在太平洋沿岸岛屿锁链上的地位”，并将“严重危害美国在远东的安全利益”。
不管那个估计正确与否，如果我们想赢得时间，不仅在越南，而且在东南亚大陆和东南亚半岛上建设国家，我们就必须遏制共产主义侵略。几个曾经亲自到东南亚考察过的权威人士报告说：这一地区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他们新近独立的国家要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就必须有一个地理上的缓冲区。如果越南倒下去，他们将不得不对他们的政策进行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米诺骨牌理论对他们是起作用的。
不管怎样，一九六九年过后不久，制止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暴乱的必要性已经不再是美国至高无上的坚定信念了。它仍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但已不足以成为美国地面部队继续在那里承担义务的依据了。然而，镇压正规的共产主义侵略仍然是美国确定不移的目标。
维持力量均势
在面对中苏团结和赤色中国玩弄实力的情况下，维持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力量均势始终是美国的一个真正的目标。此后，我们的看法起了变化。虽然美国仍倾向于建成一个巴尔干化的东南亚，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享有霸权，但是该地区的力量均势看来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了。
建设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南越
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和有生存能力的南越，与美国的每一项利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个目标是我们全部行动的关键，它在图中所占的突出地位表明，美国的领导人对这一点一直是很清楚的，尽管有时不是很有意识的。如果在这个方面失败，我们的对手就令通过颠覆活动和阴谋手段最后占上风。除非能够完满地建立或重新整顿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除非能够根除引起革命的基本原因，除非将敌人的基础结构连根铲除，否则在自由世界取得明显的胜利后，越共仍能大规模地卷土重来。
尽管这个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但好多年来，我们的其它目标与它的配合看来是很糟糕的。此外，我们的方法也往往是成问题的。比如美国为谋求建立一个强盛的南越而作的努力，受到我们在民主理想方面的利益的不好的影响。罗伯特·汤普森正确地指出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
有人曾认为，有了选择的自由，民主机构和民主秩序就会生气勃勃地建立起来，少数人就会毫无疑问地愿意容忍多数人的统治……。现在看来，在当时情况下美国的目的太野心勃勃了。
自一九六九年以来，美国在帮助南越建设国家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前几年相比，取得了更多的成绩。但只要西贡还不能够独自稳固地站住脚跟，而且还在担心由于内部压力或近邻的入侵而垮台，就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击败革命思想
“击败革命思想”作为美国的一项目标，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的一九六一年提出来的。当时，赫鲁晓夫宣称支持“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共产主义的“神圣义务”，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正在广泛传播。三年之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在越南的对抗是一个“试验的实例”。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也赞同这个看法。
当我们在东南亚抗击共产主义的决心开始减弱时，这个目标的重要性也就缩小了。确实，这仍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已不是突出的重点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哪一个有权威的官员公开宣称美国非击败革命思想不可。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曾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失败，我国的形象在﹝远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就会受到损害。”现在已很少有人象泰勒将军那样，把我们在南越的成败同多米诺骨牌理论联系在一起了。
至今也不清楚我们当时是否真的急需击败革命思想，尽管美国政治－军事光谱中从极右到极左的宠儿们对此作了种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他们出于不同的理由都宣称：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是否确实如此还有待今后的事实来证明。如果越南战争遏制了赤色中国和苏联在世界其它地方煽动、策划和支持革命战争(不论其原因何在)，那么即使南越最终垮台了，我们确实总会有一天将击败革命思想。否则，我们的努力就会是某种程度的失败。
体面的撤退
体面的撤退这个目标既无补于、也无助于美国的其它目标。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我们确实希望建设一个自立的南越，就完全有必要减少美国的卷入和影响。而这样做确实正好与我们的大部分利益相吻合，虽然看起来好象与越南共和国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
四、南越的目标
美国同南越在目标上的分歧，播下了灾难的种子。越南共和国的所有四个目标都是毫不含糊的；从产生这些目标的基本利益来看，理应如此。由于我们对南越承担的义务越来越少，敌人就乘机大加利用由此产生的矛盾。而且，如果说我们缩减了的目标终于使我们自己得到了更大的行动自由，而我们的盟邦在这方面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五、美国的政策
政策为我们提供了能达到目的的、有系统的、协调一致的办法，但只有在明智地运用政策、使目的与手段相适应、所得与所失相称的情况下才是如此。
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二年期间，美国颁布了为数过多的政策。图12只显示了与战略(不是战术)的形成有关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连贯性，而连贯性是有助于逐步地、决定性地达到建设一个稳定的南越这样一个最主要的目标的。“愚蠢的坚定性”也许是“庸碌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牧师们所崇拜的小人物的胡思乱想”，但是埃默森 [ 译者注：美国十九世纪中期的哲学家、散文作家和诗人。 ] 却可能第一个承认：明智的坚定性能够在这些情况下创造出奇迹来。
遏制共产主义
当美国开始卷入时，美国的主要政策是遏制。不幸的是，这样一个防御性的策略竟以军事内容为主，这对进行一场成功的反对革命的战争是不利的。但是，即使有这样的缺陷，遏制政策却又成为一个令人欣慰的政策，因为它恰巧有助于限制冲突的规模。除了受空中和海上的轰炸外，北越是不受侵犯的。它的生存从来就不成问题。一九六六年，在联合国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阿瑟·戈德堡大使对其他高级官员早先的发言作补充时，着重说明了这个政策：“我们不谋求推翻北越政府。……我们并不要求北越政府无条件投降，或者交出属于它的任何东西”。美国政府尔后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立场。
靠自己干
我们早先的“靠自己干”的政策，如果运用得当，可能已经使南越成为胜利者了。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路子基本上是对的。约翰·肯尼迪继续执行了这个善意的政策，他的办法是“把吴庭艳为打赢他自己的战争﹝所需要的﹞东西交给他”。可是，在这三届政府期间，执行机关出了毛病。
在越南轮流服役的时间短，一开始就成了严重的缺陷。除少数将官和文职人员外，在战场上的平均执勤时间为十二个月到十八个月。正如沙普伦所说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能使“任何人对那个地方和人民有足够的了解，并下功夫研究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应如何行动或美国在那里应如何行动的问题”。他把美国的“走马灯式外交思想”与英国在马来亚的活动进行了对比，对前者非常不满。在马来亚，连贯性是以若干年计算的，在某些情况下，紧急状态一下就持续一年。因此按通常习惯来计算年月就会发生错误。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常常议论说：“美国没有在越南取得二十年的经验。它在许多方面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了二十次。”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援助政策和计划由于情况了解不全面，又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因而遭到失败。当南越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时，吴庭艳曾要求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并且得到了美国的保证。但是，由于艾森豪威尔强调“通过军事手段”来加强南越抵抗革命压力的能力，这就使援助发生了不幸的偏向。所以，早在一九五四年十月，我们就没有抓住要害。罗伯特·汤普森指出：“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当时国会对非军事性的外援又施加了种种限制，以及剩余军事物资随时可以动用，结果美国的援助就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了。甚至经济援助也是为了供养一支庞大的南越军队。”
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也吸取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的经验，而这两次战争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正规战争。这样一种背景促成了完全摆错重点的做法。
从五十年代初期起，亟需解决的问题是维持地方治安，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警察部门、附属的准军事机构和统一的情报工作。可是我们却建立了一支正规的南越军队去打正规战争。当时确有必要同越共主力以及后来的北越正规军作战。但是，缺乏对基层的不间断的控制，几乎成了致命的弱点。
美国积极参战
如果美国的“靠自己干”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我们也许就根本不会被迫在投入作战部队或承认失败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了。实际情况是，我们反暴乱的努力在一九六五年就破产了。那时，主战的美国人松了一口气。经过十年消极的干预后，山姆大叔的“强硬分子们”终于能“进行战争了”。
“美国化计划”，作为权宜之计也许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个战略性的灾难。它使“军事战争”取得并保持绝对的优先地位；把我们盟国的武装部队毫不客气地撇在一边；有关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几乎无人过问；而且老百姓遭了殃，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大概再没有别的政策能象美国化计划那样肯定地妨碍我们取得成功了。
有限战争
约翰逊总统的口号是：“我们不想打规模更大的战争。”他有意识地对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等方面施加种种限制，主要是为了避免苏联或赤色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但常常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由于革命战争实质上是个政治性很强的行动，因此几乎不可能从政治上对冲突加以限制。全球范围的外交活动通常是对我们不利的。
“一切照常办理”的做法，也同样行不通。为了平息主战派的议论和过激情绪，美国领导人决定：不宣战；不动员联邦后备队、国民警卫队或工业力量；不强制实行新闻检查、日用品配给等任何特别的控制措施；在预算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继续履行美国所承担的其它防御义务；并批准大批人缓征入伍。结果，争取公众支持的一切努力都是软弱无力的，战争的重担落在“不幸的”少数人身上，有影响的宣传机构的一些人的不负责任的报导接踵而来，我们的国内收支出现了赤字，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我们在越南以外各地的安全态势遭到了破坏。
我们试图在地理范围上施加限制，同样碰到了许多困难。我们的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允许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享有庇护所(这类庇护所有些从来没有遭到过侵犯)。在整个战争中，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北越进行地面作战。但是，从政治上和心理影响上来说，我们的轰炸活动已把战区扩大到了远远超过东南亚的范围。
“逐级反应”(有时也叫做“零敲碎打”)的做法。使美国在投入军事力量时走一步、看一步。其目的是想避免使人觉得美国在对一个弱小的对手滥用武力，同时力量仍足以促使共产党相信，出路在会议桌上。但是，“逐级反应”的做法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首先，国内外公众舆论都把强大的美国看作一个暴徒，认为它在野蛮地欺侮一个勇敢而又弱小的对手。其次，“逐级反应”实际上增强了敌人的决心。北越学会了在逐步加码的惩罚下生活，犹如一个癌症病人懂得如何忍受痛苦一样。这种痛苦如果集中在一次发作起来，是会使人无法忍受的。
事实上有人说过，轰炸把我们自己、而不是把河内带到判桌上，准备接受某种低于我们既定目标的解决办法。
寻求外交解决
作为一项政策，寻求外交解决渊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共产党人在越南精心设置了陷阱来对付愿意谈判的反对革命的人们。敌人把我们急于召开一次会议的心情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因而延长了这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此外，它还极大地削弱了我们严阵以待的盟国(南越)的士气。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南越的生存和独立似乎是可以牺牲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可望通过谈判而实现的目标，便只有体面的撤军了，而且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是有问题的。
越南化计划
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由于重点放在军事行动上，绥靖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进展缓慢，这说明它们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只有越南化计划才适合南越和我们必须实现的目标。
这项政策已经用其它的名称实行了许多年，但收效甚微。一九六七年，威斯特摩兰将军进一步推行了这一政策，他指示他的新任副手艾布拉姆斯将军加速提高越南军队的质量。一九六九年尼克松政府组成后，越南化计划扩大了，因此越南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能够担当起更多的责任，并行使更大的职权。
这些变化表明，随着尼克松主义的推行，美国又逐渐回到了“靠自己干”的政策上来了。尼克松主义规定，我们的盟国必须 完全参与提出计划和制订规划。各盟国必须明确他们自己的安全的性质和决定自己的前进道路。……我们在收到请求时，将根据我们的条约义务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我们希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能够担负起为其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就懂得这个原则。他们答应给自己的越南伙伴出主意、给援助和“精神原子弹”，但不派援兵。毛泽东曾经说过，进行革命战争和取得革命胜利要靠本国力量。
随着越南化计划的进展，越南共和国的政策开始具有更多的独立性，而且变得不轻易采取以美国参战为基础的危险的冒险行动。(越南共和国曾多次要求向北进军，是过去那些没有头脑的建议的最好说明。)越南化也为美国从军事上脱身铺平了道路。有许多理由说明我们必须摆脱出来，但不幸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如此匆忙地催促撤军，以致西贡来不及改善它的安全态势。
不干涉主义
当美国积极参与的地面作战在一九七一年逐渐减少时，一个减少美国卷入的新政策出现了。根据尼克松主义，我们扩大了对南越的“援助”，以对抗共产党邻国的公然入侵，尽管很难设想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将重新投入地面部队。越南共和国必须主要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暴乱。
六、南越的政策
南越的政策，一般说是和美国的政策并行不悖的，但要简单一些，坚定得多。例如，他们的遏制政策反映了他们在生存和独立方面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以几乎无选择余地的明确目标为后盾的。被称为“让美国去干”的越南共和国政策，表现了任何个人或国家的天然倾向：让心甘情愿的合作者去干那些对受益者最有利的肮脏工作。
七、美国的战略
克劳塞维茨曾经总结说：
因此，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革命战争并不是人们经常臆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有限战争。它是在冲突光谱中占有自己位置的总体战的一种形式。革命战争这个词的含义是：用非法和暴力的手段去夺取政权的自觉行动，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摧毁现行的政府制度和社会结构。通常的解救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因此，美国的正规的、不统一的、而且主要是军事的反措施就很不适用(见图13)。
正规的概念
直到前不久，美国政府和军队中大多数高级官员在反对革命事务方面都是十足的外行。许多人至今仍然如此。这并不是轻视他们。他们在战争问题上的素养和经验，主要是军事方面的和正规的。他们穷于应付危机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抽不出时间去研究非正规的革命问题。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一点是可以预见到的。正如罗伯特·汤普森所说的那样：
……在作战中，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战争概念……曾多次在战场上打败越共和北越部队，给以重大的杀伤。但胜利是……不牢靠的，……因为美国人没有按照人民革命战争的概念，﹝在战略上﹞打败敌人。
总之，美国的战略家们患了德·萨克斯元帅早在二百年前就指出的一种病症。他描述这种病的症状是：“在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干自己知道的事情。”
不统一的计划和行动
在美国开始撤军以前，显然并没有一个总的美越联合计划，也迟迟没有一个适当的政治－军事机构来协调计划和行动。因此，虽然我们试验了反暴乱的战术，但是支离破碎的战略计划却成了托普赛 [ 译者注：托普赛是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一个小黑奴。她父母双亡，无人照顾。她解决生活的办法是“我希望我长大”。此处指美国没有人认真制订反暴乱计划，现有的计划不过是临时拼凑而成的，听其自生自灭，没有人管。 ] 。
早在一九六六年，沙普伦就曾透露：“当美国人谋求改进农村发展计划时，……试图改革和造福农村并给农村以一定程度安全的越南团体或机构就不下三十九个之多”。我们的组织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空战由驻夏威夷的太平洋战区总司令负责。地面战争由设在越南的美国军援司令部司令负责。外交事务则由我国驻西贡大使处理。在情报的搜集、处理和分发，军援和经援以及后勤等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由于协调不当而造成日起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无能、怠惰、重叠等现象泛滥成灾。负全责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南越总统。
组织上无政府状态的弊病，怎么说也是不能原谅的。在一场革命战争中，当支援国和被支援国的利益和目标有重大的分歧时，组织上的无政府状态更是不能容忍的。
战略上的防御
驻越美军在战术上几乎不间断地打了一连串漂亮的胜仗，但在战略上却始终处于守势。
这里再引用罗伯特·汤普森的一段话：
﹝一九六九年以前﹞从来没有人懂得，国家建设才是旨在加强政府力量和消除薄弱环节的进攻性的建设性计划，而旨在限制并从而削弱敌方军力的军事行动则是防御性的和破坏性的。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是绥靖计划……。这三项计划，就其与目标以及与战略的关系而言，在安排和重视程度上都正好颠倒了先后次序﹝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实际上，许多美国官员是懂得这些道理的，但他们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重点主要是在军事方面
有几年，我们打着两场互不相关的战争：一场是军事的，另一场是政治的。罗伯特·科默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期间，实际上是约翰逊总统手下负责越南“另一场战争”的特别助理。
请别搞错了。一九六五年，美国是被迫去保护越南的。这是使我们能够挽回局势并保障建设性的计划得以发展的唯一途径。但是，突出的问题是，我们过于片面了。我们过分依靠使用正规的军事手段，致使我们忽略了本该同时运用的美国实力中的其它的有效手段。
孙子说：“上兵伐谋。” [ 译者注：意指领导战争的上策，是在总的计谋上战胜敌人。 ] 在越南战争情况下，“谋”即指革命战略。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的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估计了我方的能力，过低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我们热衷于使用武装力量，其结果是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于是，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又一次脱节了，使我们蒙受了损害。即使我们象一些极端分子所主张的那样，“把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把越共打得无处藏身，我们可望做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不公开宣布的停战，从而可能为国家建设和绥靖赢得时间。在我们使用武装的努力处于高峰时，国家建设和绥靖几乎一点也得不到重视。在铲除敌人活动的起因和组织的同时，如不能辅以在国家建设和绥靖两个方面的活动以扩大我方的力量，我们的努力就会化为乌有。革命未受损失，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却越来越高，以致对局面完全失去了控制。
美国的“寻歼”战略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有二：第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第二，战场上的火力和消耗根本无助于我们重新取得对人民的控制和得到人民自发的支援。“清剿并据守”行动倒更合适一些。但是，我们很久之后才懂得这个基本事实。
被歪曲了的目标
由于基本目标受到忽视，我国宪法序言所列之各项美国根本利益几乎都受到了损害，更不用说图10所列举的那些具体利益了。
通向真正的进攻性战略的道路，当然是国家建设。艾森豪威尔总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政府的、独立的越南”。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对此也是一致赞同的。但是，早先的战略没有一个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一九六九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持新见解的新领导人开始对此作了通盘考虑。我们的利益、目标、政策和战略开始一致起来了。虽然晚了十四年，但是，晚一点总比没有强。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开始出现一些不显著的、然而是积极的成果。
八、南越的战略
如图13所显示的，越南共和国的战略和我们的战略相似。他们很少有选择的余地。
敌人的战略结构
关于敌人的战略结构，我们可以很快地概括出来，因为它简明扼要，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贯的。对方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们握有主动权，而且一直到前不久他们配合得都很好。
一、敌人的利益
受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等精神因素所鼓舞的北越人的利益(见图14)，如磐石一般不可动摇。因此，他们在制订战略时，从这些利益出发提出的纲领，要比缠住美国的那些含糊不清的动机所能提出的要好得多。图14所列前三项利益在北越领导人看来是极为重要的，后两项也是必需的。
一九五四年胡志明把法国人赶走以后，独立方面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此后，首要的利益一直是政权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于争夺整个印度支那的宗主权的斗争中。全世界注视着的是一场决定谁来继承殖民统治的战争。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小规模的新帝国主义。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越南南北方人民对统一的渴望以及对于湄公河粮仓和红河三角洲的物质财富合并后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强烈要求等等，都是无需更多解释的。
越共的利益从来都是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一致的。只有一个例外：自一九五七年形势激化以来，越共的行动总是直接同争取生存相关联的。
二、敌人的目标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的每一项目标(见图15)最终都有助于满足那些极为重要的利益。
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并使之共产主义化，一直是敌人压倒一切的目标。伦敦大学越南问题讲师、有名的越南问题权威，帕特里克·霍尼引证了法国人一九五二年缴获的一份越南劳动党文件，认为它“最清楚地说明”北越人的长期目标：“在整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共产党政权”。所以，在一九五四年以后，重新统一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北越和越共的目标总的方面是一致的，虽然在重新统一的迫切性上强调程度不一。一些派别主张必须统一，另一些派别则代表南方分裂主义的牢固传统。早在一九六一年，美国的一位在国外服役的军官、一位研究越共政策和实践的学者，道格拉斯·派克就看出了越共内部的三种不同态度。他说：
有些人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重新统一；有些人原则上赞成重新统一，但认为不可能实现；还有些人则表示反对，理由是重新统一意味着被北方人融化。……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分歧变得日益明显，当时解放电台的调子一直是“美国人撤走，建立一个中立国家”，而河内电台的调子则总是“美国人撤走．举行谈判和重新统一”。
但是，由河内建立的、作为民族解放阵线内坚强的“金字塔式核心力量”的人民革命党，有效地控制着那种孤立主义思想，使它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事实上，这种分裂主义并没有为我方的心理战专家和宣传家们在战略性的探讨方面提供多大的活动余地。
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发布的劳动党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决议，提出了集结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兵力并在战场上打败盟军的计划。河内负责南越事务的中央办公厅于一九六八年发布第六号决议，号召迅速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共产党的高级指挥部成员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无疑懂得，用武力来决定性地打败美国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他们把精力集中于旨在使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方面付出重大代价的行动上，并且甘愿忍受由此而带来的严重损伤。因此，和美国的较量成了一场对意志的检验，而不是对实力的考验。
罗伯特·汤普森认为，即便如此，有一个次要的目标仍然是与“证明革命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次要目标就是，从一九六五年起，“单是美国败北还不够，美国必须败得声名狼藉才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的欧洲和亚洲盟友对美国不满，使他们对美国所作的安全保证的信心大大地动摇。看来派克证实了这一点。敌人的战略重点，就是综合运用武装侵略和心理战，无情地打击美国和越南共和国的决心。
三、敌人的政策
敌人的政策(见图16)显然是与其目的相一致的。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定后的日子里，看来有可能通过公民投票实现重新统一。日内瓦协议规定：最迟不超过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应举行全国选举。对于这个前景共产党是非常中意的，因为他们在操纵政治的能力方面看来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当普选时刻来临时，吴庭艳总统变了卦，因为他害怕越共在基层拥有的优势会阻挠正当的公民投票，尽管他们作出了动听的关于公平监督投票的各种保证。
当政治上的阴谋显然失败，通过武力实现重新统一就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越共对此予以默认，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多年来反复讲的公式化语言中得到证明：“这场革命只有也必须以革命行动和群众的力量打败敌人才能解决。靠条约和协定是绝对不行的。”但仍保留欺骗手段作为辅助手段。
这种暴力政策无疑有时使莫斯科感到尴尬，因为这是重复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而不是苏联人的路线，苏联人一般喜欢用较温和的手段。但是，实际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巧妙地玩弄了脚踏两只船的手法，而且颇为成功。由于苏中一直在互相竞争，而且双方在把美国赶出越南这点上都有既得利益，因此两国谁也不急于用断绝援助的办法作为影响河内态度的手段。
只要在南越存在着革命形势，这些政策对北越人就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他们的生存和独立从来没有受到威胁，而且如果压力太大，他们可以随时停止战斗。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军事形势的逆转，这将使他们从革命战争的第三阶段退到第二阶段乃至第一阶段。只有越共是处于真正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始终是一个问题。但就是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转入地下，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
四、敌人的战略
多年来，敌人的战略(见图17)有恰当的目标作为基础，并且由基本上是开明的政策来推行，因此具有我们的战略不具备的一切特点：统一性、多样化(而不是军事方面占支配地位)和富有生气。
一九五零年－一九七一年的战略样式
在五十年代，革命的谋士们取得了政治上、心理上和军事上的战略主动权，并且不打算放弃它。在所有这三个领域内，大多数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抗的时机和地点从来都是由共产党人选择的。他们通过运用多种样式的力量，享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他们在巴黎、在联合国以及在国内与美国的斗争中都显著地胜过美国。他们在一九六八年春节时获得的那种战略性奇袭的效果，是美国或南越从来都得不到的(入侵柬埔寨主要是战术性的)。共产党人还经常利用我们对革命战争的无知而得到好处。
结果，一个小国在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至少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始终能智胜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超级大国，从而创造了一个战略典范。
春节攻势是一个转折点。共产党人在美国取得了心理上的巨大胜利，但越共的基层机构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西贡的意志却加强了。次年，各项富有成果的美－越计划便纷纷出现了。
一九六九年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的优势削弱了。美国和南越与过去不一样，做对的事情较多，做错的事情较少，并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越南化计划在许多方面有了进展——军事上的进展只不过是最明显的方面而已。阮文绍总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到一九七一年底，显然“人民的战争，人民的胜利”的理论终于受到了怀疑。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的战略变化
作为对策，北越在越共极小的支援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正规攻势。这次非正统的做法至少在两个方面完全背离了革命的先例。第一，传统的理论认为，当地的居民应该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主要的力量源泉。第二，事件的进展应分阶段，各阶段应与交战双方力量的强弱情况相适应。打算在条件成熟时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势的准备工作是做了，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打算一直不停地打到对手屈膝投降为止的那种决定性的消耗战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做好。
这个“全力以赴”的企图，在时机选择上是无懈可击的：入侵时间选在一九七二年复活节期间，正好是在美国地面部队已经撤出之后，西贡的军队完全作好准备之前。但共产党的计划制订人对他们对手的脾气和形势发展的判断却完全错了。开始时成绩很大，但是很快一切都出了毛病：南越陆军溃退了，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并进行了反攻；空军力量粉碎了北越的先头部队，破坏北越的后勤供应；美国对海防港的布雷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些省会虽然乱了，但仍掌握在友军手里；在南越，许多北越的支持者觉悟过来了，抛弃了共产主义事业；而且与敌人的愿望相反，美国公众的态度坚定不变。经过这场斗争，阮文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了。越南化计划证明是正确的。
到一九七二年初秋，越南民主共和国不顾一切地投入人力和物力的结果落得一场空。北越在战场上受挫，同它的盟友苏联和中国分离了，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嘲笑，并且在国内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政治上、军事上和心理上的主动权回到了资本主义阵营手中。在有经验的观察家看来，共产党已经失败了。
在那个黑暗的时刻，河内的四巨头重新打开了一条沉寂的政治战线，从而挽救了局势。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北越在巴黎伸出了橄榄枝。
进行心理战的条件接近于完善的程度。我们过于自信，因而被打得措手不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局利用我们爱好和平和乐于谈判的倾向，提出了立即结束无休止的苦难并交换战俘的前景。尼克松及其战略顾问们急于在十一月大选前或者晚到圣诞节前赠给美国人民一件礼物。我们的主要谈判人基辛格在一项声明中表现出很高的乐观情绪。他说：
北越人第一次……使我们能够加快谈判的步伐。……他们放弃了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们放弃了否决现政府(越南共和国政府)人选和机构的要求。……他们第一次同意一项同时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
打下了心理攻势的基础之后，河内突然宣布说已经达成了一项协定，并且即将予以确认。全世界在听到河内下面这篇广播时深为震惊：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双方已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二日就“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和恢复和平的协议”全文，以及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卅一日正式签字的日程安排取得了一致意见。
接着他们又耍了一个巧妙的花招。在紧接着的广播中，北越使美国承担了不迟于下个星期(按共产党的条件)缔结一项条约的责任：
但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三日日，美国方面违反了自己的保证，又一次……要求继续会谈以解决新的问题。……美国方面的这一举动招致了危及签订协议的严重局势。
美国，而不是南越，一头栽进了河内的圈套。我们没有洞察这个谣言，相反却放松了一切压力，并且宣布“和平在望。……剩下要做的事情可以在另一次……不超过三、四天的谈判会议上解决”。
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到处兴高采烈。在以后的会议期间，谈判桌上充满了希望。报纸上通栏大标题写着：“总统对和平有信心”、“巴黎的乐观气氛增强”等等。被关在“河内的希尔顿” [ 译者注：希尔顿系美国著名的大旅馆，这里謔指战俘营。 ] 里的美国战俘充当了人质。
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没有达成和解，沮丧代替了快慰。基辛格激怒地解释说：“和平总是(看起来)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但当我们试图抓住它的时候，却总是被拉走了。”十二月十四日，和谈破裂。双方互相指责。四天后，大规模的轰炸又重新开始，美国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敌方善于嘲弄的才智之士又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战略打击。世界舆论再一次使美国蒙受耻辱：反战情绪在美国又抬了头，新的推动力驱使国会采取行动削减用于越战的经费，并剥夺总统的战争发动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同赤色中国和苏联的缓和好象是动摇了。
最后，我们终于重新稳定了局势，但靠的是暴力而不是计谋，基本上未求助于大战略。敌人默然同意撤出美国军事力量而留下他们自己力量的条件，于是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脆弱的停火开始了。革命战争的第三阶段十九年来第二次宣告结束，但战争仍在继续，尽管美国报纸声称“和平协定”已经签字。
哈里·里森纳在当天主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专题评论节目中，发表了对我们在越南的战略经验颇为确切的结束语：
“我们的心是好的。”
对美国战略的评价
一、战略上成功的地方
尽管有人提出批评，但在越南的卷入对美国和自由世界来说，是有战略利益的。
在南越我们帮助镇压了颠覆活动，稳定了政治局势，阻止了外来的侵略，使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得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大大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且可能确实已打破了民族解放战争在外部的大力支援下必定胜利的神话。我们为其邻国提供了整顿家园的机会(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印度尼西亚至今一直没有遭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这说明在这个方面是有成绩的。北京和莫斯科都看到，由外国控制的革命战争可能走上有时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的道路，向游击队提供给养可能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巨大的胁迫之下不惜付出可怕的付价，履行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教训，我们希望无论是我们的盟友或者我们的敌人都不要忘记。
二、战略上失败的地方
不幸，我们在战略上的支出远远地超过了收入。令人遗憾的是，如果在一九五五年我们从法国人手里接过火炬的时候制订了一个有效的战略，那么在我们四万六千名死亡人员中的大多数就不至于死亡，无数受伤人员不至于受伤，几十亿美元不至于“付诸东流”以及国内外关系也不至于搞坏。
即便这一点没有做到，如果我们对我们在东南亚的利益作一番审查，我们仍有可能使损失保持在低水平上。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向越南投入武装力量之前，任何认为南越的生存和经济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有重大关系的说法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了。但是，我们的领导人缺乏解决战略问题所需的系统的工作方法，不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开头的一阵激动和冒险精神过去之后，象和平、民主的理想、自尊心、威望等这些无形的利益，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没有市场，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美国人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这就是美国国内不和以及美国的决心软弱无力的根源所在。
这是否说美国不应当干预越南事务呢？
不一定。因为我们在越南仍有重要的利益。但这一点只是明确地向我们指出，本应更仔细地考虑美国所承担义务的性质，本应每走一步都要更审慎地权衡利害得失。
当我们介入那场危险的冲突之后，我们又继续用正规的战略去对付一个非正规的敌人，结果除了尸体数目之外，我们处处屈居第二位。有一句古老的军事格言说：“不要给败兵增援。”但是十四年来，美国大多数的决策人由于对反暴乱缺乏经验，因而不知道他们正在失败。许多军人至今仍然相信，如果不受人为的约束，单凭武力就能够“打赢”革命战争。事实上，如果没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战、经济战、社会战和心理战等的配合，军队是不能取胜的。
三、可供选择的其它战略方案
有可供选择的其它合适的战略方案吗？当然有。
制订正确原则的基础，以及美国和南越成功地进行反暴乱作战的各种因素，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存在。我们和南越至少有一些利益在当时看来是必需研究的。这些利益不尽相同，但并不相互矛盾。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确定一个明智的共同目标，把重点放在旨在根除或者缓和革命起因的国家建设计划上。请记住，那时候公开的暴乱活动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的。绥靖还不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尽管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而吴庭艳仍拒绝合作(这绝不是注定会发生的事，因为他的利益关系到生死存亡问题)，那么我们手里就会有足够的基本情报资料和充裕的时间去重新估价我们的利益、目标、政策和战略，重新研究随之而来的危险(使用本书所介绍的技术手段)，然后在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之前就改变方法或脱身出来。
如果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削弱越共的基层机构并支持南越在生存和独立方面的利益，也许在北越部队向南进军之前，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这些身在“外国”土地上的北越部队只得到不太强大的越共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他们就可能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美国如在必要时进行武装反击，将会得到自由世界各国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北越的参战并不是全国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就会有更有利的机会，利用我们的长处——半正规战，以合算的代价把北越部队打败。这样做对我们较为有利，北越人就会被迫玩一场战略主动权操在我们手中的美国式游戏。
全局观点
到目前为止，这个实例研究只是把越南冲突作为一种地区现象来考察的。要领会它的全部意义，我们还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卷入问题。
作战原则是评价战略行为的方便手段。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如下：
一、目的
由于美国对越南采取了无利可得的战略，结果使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至少暂时丧失了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目的感。
二、主动权
保守的美国战略把主动权让给了敌人，并给美国公众提供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的前景。结果削弱了我们的信心和民族意志，从而影响了我们外交政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三、灵活性
由于对美国的全球义务缺乏认识而对预算横加限制，破坏了我国武装力量的灵活反应能力，但越南地区除外。
四、集中
美国领导人由于专心致志于越南问题而不能高瞻远瞩。我们国家安全问题的优先次序被搞乱了，以致在应该集中精力的关键地区，如欧洲和中东，我们却未能集中精力。
五、经济
由于在越南把重点错放在军事上而带来的可怕的财政负担，使得美国在国内计划上过分节约，从而带来了长期的损害。
六、策略
在巴黎、联合国以及美国国内，美国在政治上、心理上总是败于对方的谋略。因此，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行动自由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七、突然性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要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总是困难的。美国高级官员和报界人士之间在越南问题上的那场大吵大闹中互相影响，竟成为一种不幸的习惯，这就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
八、利用机会
在越南的痛苦经历减弱了我们在国际上进行竞争的推动力，抑制了政府利用世界上各种情况以满足真正的美国安全利益的努力。
九、安全
关于对新闻报导不进行检查或者不作其它规定的决定对美国的安全是有害的。恶意歪曲的新闻报导妨碍了我们的行动方针，破坏了盟国对我们的信任，疏远了我们与那些未承担义务的国家的关系，帮助了敌人并给敌人以快慰，而且还促使一位美国总统下台。
十、简明
关于越南冲突，从来没有用简单明了和直率易懂的语言向美国人民作过解释。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信用差距，这对外交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十一、团结
美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象我们在越南的战略错误那样的事，把这个国家搞得如此四分五裂。我们的总统、国会里的强大派系以及有影响的社会集团公开地分道扬镳这样一种场面，使敌人增强了勇气，使朋友失去了信心。
十二、士气
美国国内低落的士气——典型地表现在和平主义的活动、喧嚣的意见分歧、群众性的抗议示威、暴力行为和通敌勾当等——降低了美国在国际安全事务领域内的信誉。
结束语
越南，对未来的战略家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那里有美国合法的利益和目的。我们在那里也付出了生命和金钱的合法代价。不幸的是，使我们卷入这场战争的设计师们从未使我们做到得失相当。这不是因为他们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缺乏锐利的工具。坚持基本原则不一定是一种万应灵药，但它本可使我们能采用一种更合理的办法而又不致打乱国家目标的先后次序。
借用克劳塞维茨的一句格言来说，运用本实例研究所介绍的方法，可能是简单的，但未必是容易的。理查德·史迪威中将在审阅本章的初稿时说得好：
任何解决战略问题的方法本身都有一个难办的地方，这就是认识问题。认识是主观的估量，而这种主观估量往往是凭手头上有限的情报作出的，并且需要通过变化不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才能成为政策。战略计划，象我们社会里的其它主要政策一样，并不是那些计划专家们的产物，他们为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按照常理来确定应采取哪些行动。战略计划是利益不同、观点相异的集团之间争论、磋商和讨价还价的产物。这种过程充满着可变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因而，我觉得，恐怕很难说是一个合乎常理的、正常的过程，也不易于对之进行确能使人接受的、有根有据的分析。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理由和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这个过程才值得认真研究﹝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应当重视基本原则。许多关心国家事务的公民感到，同诸如“利益”、“目标”、“政策”、“原则”等枯燥的抽象概念打交道的缺乏感情的战略家们，对于他们深思熟虑过的想法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痛苦是完全无动于衷的。这些提出批评指责的人声称，制订战略这项工作，不管从精神上说还是从地理上说，都已同战争造成的成堆的腐尸、残废的幸存者以及灾难和废墟大大脱离了。
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从长远来看，用感情代替理智、或者仅仅“胡乱应付过去”的大战略家杀死的人，比他们拯救的人要多得多。国家利益，从定义上来看，是为人民的要求和希望服务的。谨慎考虑过的目标、政策和战略是通向不断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我国的领导人无疑是完全了解这一点的。但是，如果没有能使他们把这种认识明确起来的方法，即便是最内行的专家有时也下免陷入恶习。有这么一个故事，在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散会后，与会的官员们匆匆忙忙地向自己的小轿车奔去。基辛格把大笔记本往腋下一夹。从大厅走了出来。“有点事情使他感到烦恼，”讲这件事的人说，“只见他半对自己嘟嘟嚷嚷地说：‘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提到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