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战略·第二十四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长期冲突中，技术战是一场决定性的斗争。技术战的胜利能给其它各方面造成绝对优势……参战的一方如在技术方面遥遥领先，致使对手无法赶上，它就能在技术战中获胜。失败者或许知道他已失败，甚至老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可是对此却无能为力。
斯蒂芬·波桑尼与波尔内利合著：《技术战略》
技术战不是在各类战争中都能制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甚至在美苏长期斗争中，技术战也不一定是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没有优势的科学与技术，就可能在这场战争中败北 。
利用技术革命
在整个二十世纪，科学和技术对军事战略 和战略态势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技方面的第一个高潮是，出现了军用飞机和大规模使用潜艇。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新的高潮，出现了喷气发动机、火箭、雷达和核武器。从那时起，具有战略使用价值的奇迹相继出现，包括毫微秒计算机及数据处理装置。两者都离不开信息储存、搜索和控制等工作的革命性变革。此外尚有卫星通信、轨道式航天侦察站以及携带热核弹头的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当代的技术革命具有扩散、累积与加速等特点，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能自动继续下去的。人类的任务是利用和引导科技力量，把思想转化为物质，转化的速度要足以保证国家在面对最强大威胁的情况下能享有持久的安全。这就需要才干、时间和金钱，并需全力以赴。事实上，由于这些要求很高，只有世界上最富最强的美苏两国才有能力进行全面的竞争。
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得如此复杂，以致既不能明确区分学科，也无法武断地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截然分开，这就使得最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问题更为复杂了。物理学渗入化学，两者又直接与生物学相连，然后又渗入遗传学，并延伸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行为研究学等领域。科学与技术不断相辅相成，就会引出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发现。这样，在制订预算时，有些决策人想要在深奥的探索和实用产品之间划出明显界限，就产生了麻烦。
基础研究的地位
进行纯科学研究是否有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美国有些方面的人士非常反对把纳税人的钱用于这类工作，同时提出这样的责难：这些经费被象牙塔中的科学家、大学和议员选区为个人争名夺利而白白浪费掉了。另外一些人则把抽象的科学作为防务方面不可缺少的因素。诚然，献身于这类工作的优秀人物在探索基本原理时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但这些人在测定和预见各种物质和力量的性能时所用的种种方法，给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了无法估量的知识，从而大大增加了产生许多意外的但又十分有用的战略成果的可能性。财务管理人员伤透脑筋的是，这项工作缺乏指导方向，因而注定要出现某种程度的“轮子空转”现象 [ 译者注：指白费劲的意思。 ] 。但是，从长远观点看来，自由发挥创造性能够弥补这种缺陷。赫尔曼·康恩与安东尼·威纳在其合著的《公元二千年》一书中指出：
相互影响的作用之所以日趋重要，不仅在于一个领域的进展与其它领域的进展彼此关联或相互促进，而且各个单项的进展往往会使得许多问题意外地获得解决；或者由各单项进展组合起来所构成的新的统一体比原来各个单项进展的总和还大；或者导致其它意外的发明。
科学的发展一般是渐进的，是许多持不同看法的人辛勤劳动积累的成果。即使是偶尔得出的一条真正重要的定理，弄清其全部含义也需靠多方面的解释。例如，在一九一五年就没人预见到爱因斯坦 [ 译者注：爱因斯坦，德国物理学家(1897－1955)，在物理学的许多部门中都有极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结大量实验事实而建立的“狭义相对论”。 ] 的狭义相对论在军事上有何巨大意义。马克斯韦尔 [ 译者注：马克斯韦尔，英国物理学家(183l－1879)，经典电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 关于存在电磁波的假设，以及赫兹 [ 译者注：赫兹，德国物理学家(1857－1894)，于1887年首先发表了电磁波的发生和接收的实验论文，验明了马克斯韦尔关于光是一种电磁波的理论。 ] 最终发现电磁波，不仅可应用于一个方面，而且确实可以运用于几千个方面，以致引起通信革命。
应用技术的地位
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对象是具体的目标，而基础研究则不然。应用科学与技术面临的棘手问题是：
一、有哪些需求？
二、有哪些困难？
三、计划所需的时间与投资是多少？
四、财政上能负担多少项目？
五、这些项目研究成功之后是否会过时？
六、在实战中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是否比运用现有的研究成果更为合算？
七、在军事战略和(或)军事结构方面可能会引起哪些重大的变化？
八、我们能否接受这些变化？
对技术方面的展望
要寻找正确的答案，就要对未来某个特定时期的技术进行展望。这种展望不是根据特殊的洞察力，而是根据对未来需求的现实估价以及可以达到的技术能力这两方面的考虑而作出的。这样才能得出结论，使国家领导人作出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决策。
凡从事此项工作的人都知道，这种展望工作是一门很不精确的艺术。康恩和威纳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指出：
往往只有回顾过去似乎才能看清各种关系；我们的估计和展望常常是零星的、折中的、不系统的而且是极其不完整的。因此，一九三七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不但完全没有提到计算机，而且连原子能、抗生素、雷达和喷气推进装置也没有提到。几乎所有这些东西当时只是提到了原理，一项也没有进行研制……
(他们继续说)现以“北极星”导弹系统为例。第一艘“北极星”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是一九六○年下水的。最后的第四十一艘是一九六七年试航的。在五十年代初至少在讲究实际的和熟悉科学的人们面前，几乎不可能论证清楚我们能在十年之内成功地生产这样的武器系统。这至少要具备六项技术革新或技术突破。所有这六个项目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很快地实现从而可靠地运用于六十年代初的武器系统方面。这六个项目是：(一)核动力推进系统……；(二)导弹的固体燃料；(三)(精确的)潜艇导航系统；(四)重量轻、准确可靠的弹载惯性制导系统；(五)体积小(而威力大)的核弹头……；(六)成功地设计、采购和装配上千万个零件，其中许多是复杂的而且是未经试验的。
一、对需求的展望
展望未来的需求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必须适应预计的国家安全目标以及预计的威胁，而这两者均可能出现突如其来的重大变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重大的意外收获，有时会推翻预计的设想，从而在某些新的方面提出一些从前不存在的迫切需求。三十年代的战略家谁也不会冒失地提出要制造一种破坏力超过常规高爆炸药百万倍的炸弹。曼哈顿计划 [ 译者注：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第一个工程计划。 ] 产生于铀裂变的发现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二、能力的展望
试图展望未来的能力就象展望需求一样令人苦恼。对能力的展望要求我们仔细分析技术水平的发展趋势(说来也怪，技术水平也许是人们认为最不重要的因素)，而技术水平又是和高等院校培养的学者的数质量状况、军用和民用技术相互影响的情况以及国家进行竞争的意志等因素分不开的。
一些特殊问题
一、教育方面的不满情绪
教育问题值得专门一提，因为科技方面毕业生的数量、种类和工作能力，对于未来的防务能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在这方面正在经历一个不利的时期。政治——军事方面情况的发展，特别是越南战争，使得重要的学术机构与军界疏远了，从而带来了长期的有害影响。国防技术领域内的一些重要支柱，如麻省理工学院(其高级的德雷珀实验室曾研制出“海神”导弹的制导系统)、斯坦福、威斯康星和康纳利等大学，屈服于反战压力集团，大幅度削减了国防科研项目。如果听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受“反对防务”教育熏陶的整个一代有抱负的年轻科学家就可能不愿为我国作出重要的贡献。在此情况下，我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所享有的技术优势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就会丧失殆尽。
二、工业方面的不满情绪
工业部门显然存在着类似的趋势。仅举贝尔电话公司为例，该公司二十五年来一直是承担导弹防御工程方面的关键单位，现在却拒绝进一步接受任何反导弹系统方面的合同。这种情况对美国未来战略能力的潜在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正如国防部长莱尔德在一九七一年讲话中所暗示的那样：
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我国的人力和生产潜力。但是，大家必须明白，我们不能同样在一夜之间就提高我们的技术基础。只有现在就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财富加以维护、鼓励和珍惜，才能在需要时刻得以利用。最近在技术领域方面的削弱，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保持必要的技术领先地位的能力。
三、官方的冷漠态度
然而，即使我国继续保持着科学方面的优势，这种有利条件也未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坚强意志去运用能力，能力也就毫无用处。这里，美国再次表现出令人不安的趋势，典型地表现在不愿在可能成功关键的领域中进行竞争。国会决定停止为发展超音速运输机提供资金就是一例。辩论中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问题不在于超音速运输机能不能制造或应不应该制造，而在于由谁来制造，从而获得这一技术专长。其它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例子比较一般，不在此赘述。
四、先后顺序问题
如果要避免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出现难以接受的浪费，就必须按先后顺序使现有手段与可能达到的目的相适应，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今后的需求和能力要求。乔治城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特别研究报告探讨了这一问题：
紧跟在敌人后面将敌人能获得的每一个有希望的科技理论或发明创造应用于军事方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仅局限于搞那些我们认为对潜在敌人有吸引力的项目，则会冒太大的风险。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决策人必须优先发展最重要的领域内研究周期长的项目，并要审慎地考虑到拖延与作出错误决定的危险性。同时，他必须继续建立日益扩大的技术基础，这种基础不仅能提高发展新武器系统的能力，而且当敌人武库中真地出现新武器时，还可以缩短我们作出反应的时间。他必须经常寻求将潜在敌人尚认识不到或无法继续搞下去的科技项目应用于军事方面。对于所有这些方面的投资和在新情报系统(这些新情报系统能提早发出有关对方进展情况的警报)方面的其它投资的预期收益加以权衡。
保守主义与科学
克劳斯·克诺尔和奥斯卡·摩根斯滕提出和论述了经济、习惯势力、官僚政治和理论四个方面的制约。这些制约导致了人们始终只能“从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的一系列大胆的新设想里”作出相当保守的选择。
一、经济方面的制约
前一章讨论了经济方面的制约，但还有一、两点需要加以详述。众所周知，革新是费钱的。负责财政的部长们是不愿把用于正在执行的、有把握的计划的经费转用于虽有发展前途但未经证实的替代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结果，淘汰过时的和重复的项目就成了痛苦的缓慢的过程。此外，至少在美国，对效费比的应用象“急刹车”一样，挫伤了有创造性的天才。因为衡量具有重大改革设想的尺度很不精确，以致作出的判断往往误差很大。
二、习惯势力方面的制约
习惯势力与经济限制紧密结合，制约着创造性的发挥。现有武器系统和有关辅助设施有国会与工业界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后台，他们主张维持现状。其后果对事业的自由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三、官僚政治方面的制约
来自官僚政治方面的障碍是以因循守旧为特征的，“因此——自然而然地——给创新带来不恰当的阻力。墨守成规保险，支持新生事物则有犯错误的危险”。在官僚政治机构内部，只有各级都一致同意才有可能进行变革。即使所要考虑的计划是很紧迫的，这种集体批准的过程也照例非常缓慢。至于非正统的或大胆的建议，则可能得不到必要的支持。
四、理论方面的制约
理论方面的制约与战略有关，正如克诺尔与摩根斯滕所指出的那样：
流行的战略总是偏爱那些与之相适应的创造发明，而抵制与其相冲突并要求修改这种战略的各种设想。人们常常以旧框框来估价新的主张。获得通过的往往不是那些可能动摇强大学术基础的设想。
无怪乎人们经常指责国家领导人是在准备再打一场二次大战式的战争——科学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意地压制了，而战略思想较之行动决定又更落后了一大步。
管理方法
即使是最宏伟的发明创造和革新，也需要得到有远见卓识、充沛精力、组织才能并与政治——军事界都有联系的人物的支持。
一九○三年十二月，赖特兄弟在奇蒂霍克证明了利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作加力飞行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美国当时无人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不得不依赖外国制造的作战飞机。戈达德博士是二十到三十年代火箭学领域里的先驱，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造性地将他的以及其他人的类似理论用之于实际试验的却不是美国人，而是德国人。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们共同努力，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但当时如果没有莱斯利·格罗夫斯这样一个会出谋划策的人，曼哈顿计划决不会这样快就获得成果。
把研究与制造结合在一起的管理专家不必是具有创造性的天才——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天才。象维尔纳·冯·布劳恩这一类人则是突出的例外。管理专家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是：理解“宏图”的能力；完成进度与费用指标的决心以及吸引、鼓励和协调高级天才以便把他们的全部力量纳入生产轨道的本领。
与威胁有关的技术竞争
在当前美国与其它大国的竞争中，科学与技术对它具有什么战略意义呢？
落后的巨大的危险在于敌人在技术上的突破，特别是在冲突光谱上端部分的技术突破(例如空间活动、核武器、崭新的动力与推进系统、生物战或细菌战、计算机方面的新成就、气象控制、激光应用等)，可能使世界力量的对比立即发生惊人的变化。敌人的另外一些虽不甚显著、但却出乎意料的技术革新也可能限制我们的力量发挥作用。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增加我们预见这些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如果先走一步，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搞出来，就能比较容易地精确预计敌人的研制活动。如果我们的敌人所能达到的技术远景完全超过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可靠的预测。
因此，许多负责的美国官员担心，我们大概不能再在技术战中取胜了。五角大楼的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署长小福斯特博士说：“一贯认为我们在防务方面占技术优势的美国人士虽然会感到惊讶，但如果听任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几年内美国就将落后于苏联……如果在三、四年内丧失这种领先地位(国防部长莱尔德承认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即使想要在一九八五年以前重新获得这种地位，我们也将面临一项极为昂贵、或许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乔治城大学的战略研究小组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指出：
一旦美国承认苏联的优势，就会使苏联得以推行一项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要求美国在许多争论已久的问题上作出让步，阻碍美国抵制共产党煽起的或利用的解放战争，分裂西方联盟，……并从不结盟的第三世界获得更大的支持……
如果苏联在战略武器系统方面确实取得了优势，那么美国威慑力量的可信性在政治、军事和心理上均将遭到削弱或者化为乌有。技术斗争的这种后果表明，如果听任当前和预期的趋势发展下去，其前景就必然是苏联的技术挑战发展成为美国最紧迫的长期为之担忧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看法的。反对上述论断的人，从表示冷淡到表示不相信的都有。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舆论，认为美国的科技优势起着破坏稳定的作用，直接助长了武器竞赛的日益加剧。持这种看法的人声称，美国如继续保持优势，将促使苏联怀疑和不信任美国，将妨碍两国间政治桥梁的架设，从而将增加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的人则主张，为了进一步增强苏美之间的感情和谅解美国应对与军事力量有关的技术发展采取单方面的限制措施。
不管哪派意见最终占上风，关键在于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我们国家的生存正处在危急之中，这样说并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