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东的战略·第十八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大战略》《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第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越南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然而，它并不是最危险的问题。中东的局势才具有这种可怕的特征。在那里，苏联和我们的政策卷入一场也许难以控制的冲突中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理查德，尼克松：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演说》

　　历史的回顾

　　 美国同欧洲的战略联系可追溯到十六世纪。自海军准将佩里 [ 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1794－1858)于1853年率领四艘军舰开入日本蒲贺湾，强迫幕府开港，从此打破了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 ] 时代以来，我们一直是一个太平洋大国。

　　 对比之下，我们卷入中东则完全是现代的事情。

　　 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法国、俄国一直在争夺中东地区。然而，在一九四六年以前，美国在中东一直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九四六年，杜鲁门总统的强硬路线迫使斯大林从伊朗北部后退。这是一段最顺利的时期。所有的争夺者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而美国却骑着白马，打着大旗，进入了中东地区，不仅受到了伊朗，而且也受到了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广泛的赞赏和尊敬。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我国在这里的主要利益有三项，这些利益在过去或现在是不是重大的，仍然是可以争论的问题。

　　 第一项利益是，我们寻求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中东。这项利益影响着其它两项利益。当时，这种愿望又与美国的下述根本国家安全目标有直接关系：通过遏制共产主义以保持力量均衡。这一目标现在仍然是高于一切的，正如尼克松总统在下述政策声明中所指出的：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在世界的利益)在于不允许世界和平的大厦在这里坍塌。……任何大国旨在谋求统治地位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会加剧当地的争端，影响欧洲的安全，并增加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不谋求这种地位；我们也不能容许别国在这里建立这种地位。

　　 第二项利益是使中东的石油不断提供给自由世界。这不仅因为中东石油是一项赚钱的买卖并是我国石油的辅助来源，而且也因为我们北约组织的盟国和日本都十分依赖中东的石油。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期间，中东的石油产量由每天的七十万桶激增至一百七十五万桶，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二十六，而所有其它地区的年增长率则不到百分之七。在其后的十五年里，中东石油工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一九六五年就超过了美国而在石油产量上占世界第一位。目前，这个地区的石油蕴藏量几乎占全球已知总蕴藏量的三分之二。

　　 第三项利益在于苏伊士运河。由于中东的绝大部分石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甚至在全部输油管安装好以后，中东石油的很大一部分还是通过该运河运输的，因此我们迫切希望运河控制在友好国家的手中。经济和军事上的其它考虑，使得这项利益更加重要了。

　　 以色列对美国战略的影响

　　 由于我国是成立以色列的发起国之一，这就使我们在中东的良好前景遭到了破坏，得罪了从马斯喀特到马拉喀什的一亿友好的阿拉伯人，还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我们的三项关键性利益和其它有关目标。我不打算评论美国的这一决定对与不对，但可以公正地说，在制订这项对外政策时，感情和道义上的义务感代替了深思熟虑的理智。这项对外政策至今还决定着我们对这个被冲突搞得四分五裂的地区的战略。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犹太民族主义领导人宣告了新以色列的成立。几分钟之内，杜鲁门总统就承认本古里安的临时政府为“事实上的政权”。三天以后，爱挑剔的克里姆林宫也仿效美国，出于多少有些不同的原因，给以色列政府以法律上的承认。英国对该地区的托管于当天午夜宣告结束。五月十五日拂晓，来自埃及、外约旦和伊拉克的正规部队就入侵了新诞生的以色列。从此以后，地中海东部诸国就不曾有过片刻的真正和平。

　　 目前的战略环境

　　 大概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区象中东那样由于经常发生代理人战争而更可能把全球引向毁灭。由于美苏之间在欧洲有一条严格划定的界线，因此美苏竞争就涌向了中东。在这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造成了一些令人十分头痛的问题。尼克松总统说得好：

　　阿以冲突使苏联和美国同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联系搞得非常密切，这就给世界和平带来各种危险。

　　阿以冲突使美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关系遭到了破坏。而这一点又使阿拉伯国家更加依赖苏联的援助了，因而也就使这些国家更易受苏联影响的伤害了。

　　 总统继续解释说，他的政府面临着一个令人沮丧的抉择。

　　我们本来可以选择不卷入的办法……其理论根据是，我们的外交干涉只会使一个已经十分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

　　我们拒绝了这种做法。我们这样做有三个理由。首先，这里所牵涉到的利害得失关系太大了，以至于我们不能消极被动。第二，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克制态度会收到什么效果，它只能使局势不断恶化直至发生公开的战争。第三，如果让我们自己对全球和平以及同苏联保持更加稳定关系的愿望从属于中东局部的(即使是严重的)敌对行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本届政府——对存在的困难或风险不抱任何幻想——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行了重大和持久的努力。

　　 我们要打的这条九头蛇 [ 译者注：九头蛇出自希腊神话，现指多源的，难以一举根绝的祸害。 ] 有一个头是“阿以冲突”；另一个头是“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分歧”，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引起的那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分歧；还有一个头是“美苏之间的对抗利益”。只有砍掉这些头，我们才能实现尼克松总统制订的目标。

　　 美国和苏联的战略

　　 旨在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而制订的美国战略与我们对欧洲或东亚的战略迥然不同。

　　 一、美国的集体安全政策

　　 苏联一直企图把集体安全用作在中东的进攻武器。而美国的集体安全措施则完全是防御性的。

　　 在欧洲和东方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许多双边条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除了通过北约组织同土耳其有联系(服务于欧洲目的)以外，在中东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承担条约义务。

　　 在中东，我们有史以来最接近于安全保证的东西就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签署为法律并很快被称之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众议院一百一十七号联合决议。该决议宣称：

　　如果总统认为有必要，美国就准备使用武装部队援助那些请求援助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以抗击任何来自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的武装侵略，但武力的使用应符合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和)美国的宪法。

　　 为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决议里没有提到明确的区域界限或受援国家的名单。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黎巴嫩危机期间曾运用过，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实行过了。

　　 然而，众议院第一百一十七号联合决议确为三项双边行政协定奠定了基础。一项是同土耳其，一项是同伊朗，还有一项是同巴基斯坦签订的。这些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在德黑兰签订的、文字完全一样的文件，符合中央条约组织的宗旨。该组织是一个在文件上看起来比实际上好得多的软弱无力的机构。这些协定泛泛地责成美国在任何缔约国遭受侵略时“采取适当的行动”。

　　 此外，在一九五零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英、法三国发表声明以后，我国政府部门同以色列、约旦、伊朗的官员共同发表了一些政策声明。这些声明重申(有时是增补)了上述正式的书面协议。威廉·富布赖特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其它成员反对用这种办法使承担的义务“升级”。一九六七年，他们专门质问国务院：如果以色列或任何阿拉伯国家一旦受到外来侵略或国内颠覆的危害，美国政府是否真的要在军事上或经济上承担支持这些国家的义务。同年八月，即“六天战争”的两个月后，国务院所作的书面回答宣称：

　　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前三任总统已经阐明了美国对于支持近东国家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一项政策性的声明，而不是承担在特定情况下必须采取特定行动的义务。……﹝异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二、间接战略方法

　　 美国和苏联都谨慎地避免在中东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到目前为止，军事力量只用于政治的和威慑的目的。美国在阿拉伯国家或以色列都没有任何形式的驻军。我们在土耳其的三个空军设施都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全部军队只是少量特种支援部队。除了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之外，我们在中东没有别的作战部队。苏联的武装力量也主要是在海上。苏联曾一度在苏伊士运河和尼罗河之间配置过一些防空部队，主要是战斗截击机中队和“萨姆Ⅲ”型导弹发射场，但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已在一九七二年夏把他们驱逐出去了。这样，间接战略方法就成为主要方法了。

　　 萨达特关于减少苏联在埃及驻军的决定，使莫斯科的野心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克里姆林官仍继续通过当地的代理人来追求它在中东的长远目标。看来这些目标仍然是不断增加政治的、经济的，也许还有军事的影响，以达到对整个中东地区及其邻近水域的支配和控制。苏联政治局大概不会真的想消灭以色列，因为没有以色列就不会有什么使阿拉伯人听命于苏联的诱因，而将中东的紧张局势保持下去对莫斯科才是有利的。

　　 三、军事援助的影响

　　 结果出现了军备竞赛的局面。苏联首先打破了力量的平衡，美国则力图恢复平衡。我们的大多数军事援助给了以色列，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有助于我们在战略平衡中的利益的条件下，我们也有选择地援助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如一九五四年援助了伊拉克；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及一九七零年多次援助了约旦；而对沙特阿拉伯的援助则从来没有间断过(由一个常驻军事代表团来办理)；对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也给予了象征性的援助。所有运往以色列的物资，包括F－4战斗机，都是以色列购买的——以色列从来没有接受过美国的赠予性的援助。莫斯科把主要努力花在埃及身上，而供应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器数量较少，种类较少，而且质量也较差。

　　 应该从最广泛的角度来估计双方提供的军事援助所造成的影响，仅靠统计数字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由于以色列在领导水平、教育程度、组织能力和方法运用等方面都胜过阿拉伯国家，所以，以色列运用现代武器、战术和技术的能力要大得多。以色列有统一的目的、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指挥，这是阿拉伯世界无法比拟的。阿拉伯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怀有强烈的仇恨，但却未能使他们团结起来，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

　　 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影响

　　 显然，美国和苏联解决阿以僵局的战略都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他们的成败一般要取决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取决于地中海、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情况的发展。苏联在这三个地区的欺骗，英国从苏伊士以东的撤退，中国共产党人在边缘地区的颠覆活动，以及我们自己今后在这些地区的作用，都是有影响的。

　　 地中海，特别是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这条生命线，美国在推行其中东政策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能力将微乎其微。不幸的是，保障这条要道的安全，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现在却越来越成为问题了。正如汉森·鲍德温在他的有洞察力的著作《明天的战略》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

　　在东地中海，苏联的主要优势是它在毗邻诸国中日益增强的地位。

　　俄国人的军舰，在许多主要港口是受欢迎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对俄国军舰的定期来访表示欢迎，并对苏联外交政策上的许多(虽非全部)行动予以协助和支持。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意大利和希腊两个国家可以保证美国第六舰队进行比较平静的访问……。渐渐地，这个区域的港口都对美国军舰关上了大门……。

　　俄国人经营管理看亚历山大港的一个船坞，苏联海军舰只经常在亚历山大港和塞得港进行大修和加油。

　　 土耳其长期以来是我们最坚定的盟国之一，也是控制着苏联舰只从黑海驶往地中海的出口的两个重要海峡的守卫者。但近年来，它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变得又爱又恨了。结果，土耳其同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同美国的关系却日趋疏远了。这决不是说，土耳其人会沦入苏联之手，但是，一旦阿以危机爆发，他们同我国的合作关系就不再可靠了。

　　 当前，英国人正在撤出这一地区，因此，波斯湾局势的动荡就为苏联提供了在这一重要地区加强活动的机会。俄国人一直在努力对整个印度洋进行渗透，并特别注意亚丁、南也门和索马里，因为这些国家有可能为俄国人提供理想的基地，他们可以从这些基地控制从欧洲经苏伊士运河到南亚和东亚的一切活动。苏联人正企图利用亚丁和也门人民共和国作为跳板，颠覆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小规模的竞争。他们还在前麦什哈特阿曼地区各国寻求立足点，这些国家已组成一个联邦，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难怪许多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看出，苏联正在搞一个大包围圈，如果这个企图得以实现，最终将会把整个中东圈进去。汉森·鲍德温在他的著作中反映了这种见解。他写道：

　　简言之，苏联对沙特阿拉伯半岛的共产主义渗透是利用当地的冲突进行的。但它的计划是长期的、明确的和深思熟虑的。正如一位外交官所说的：“俄国人在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推行的是积极的扩张主义政策，而英国人正在撤出该地区，美国人则无所作为。”

　　 不说别的，仅仅考虑下面这些原因，继续关闭苏伊士运河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从军事上看，关闭运河对我们有利，因为苏联海军在印度洋面临着严重的支援问题。自由出入地中海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通过在沿东非和南亚边缘地区建立起前进基地，克里姆林宫总是可以在今后几年里弥补这些缺陷的，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作出外交上的安排和进行大量的建设工程。

　　 从经济上看，关闭运河似乎对苏联有利。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自由世界已相当好地适应了运河停运这种情况，但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由世界国家希望有一条较近的航线，不仅用以运输石油，而且还用以运输干货。

　　 从政治上看，关闭运河对达成可能导致全面解决阿以问题的外交协议是个重要的障碍。如果开放这条水道，最终将能促成一项公正的最后解决办法。这样做尽管在战略上对美国不利，但对美国安全利益可能大有好处。

　　 寻求和平

　　 尼克松总统扼要地阐述了美国为稳定一九七○年的中东局势所作的努力，当时“﹝阿以﹞冲突……已到达十分危急的地步”。沿苏伊士运河两岸的炮战成了家常便饭；以色列空军的袭击深入到埃及的内地；阿拉伯突击队员的袭击激起了以色列人更加大胆的报复；而莫斯科一直在火上加油。总统说，“显然，中东局势将再次陷入无法控制的局面。”他还说：

　　因此，美国于﹝同年﹞六月十九日提出一项倡议以促进双方：

　　——恢复停火。

　　——在阿以停火线两侧双方同意的地区内停止一切军事活动。

　　——就若干原则达成谅解，以此作为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冈纳·雅林大使主持下进行阿以谈判的基本起点。

　　 美国的建议是为了使双方停火并开始谈判，它体现了美国对中东的大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即谈判。我们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人或他们的阿拉伯盟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合作。虽然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公开宣布：“任何一方都不得利用停火期间加强其军事地位”，苏联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却轻蔑地无视这项规定。他们先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集结了大规模的防空部队，然后才同意执行规定。虽然一场武装冲突是避免了，但中东的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

　　 随后埃及同苏联关系的疏远——但决不是彻底破裂——使中东的局势多少得以改善，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莫斯科在阿拉伯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中的信誉动摇了。克里姆林宫对中东的军事战略的一根支柱倾斜了。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直接摊牌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在一九七三年萨达特开始再次发怒之前，虽然中东或许没有比过去离和平更近一些，但离公开的战争似乎更远了。

　　 一些不担任公职的空想战略家们说，最后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抛弃以色列，我们的困难就会消失。有一种论点说，不管怎样，在情况表明我们在越南呆下去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时，我们终究还是从越南撤出来了，而美国在越南的利益要比在以色列的利益大得多。

　　 这些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显然不会采取任何这样的方针。厄尔·惠勒上将在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对政府的立场作了极好的说明，他说：

　　我向你们保证，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会将不动产、人口和石油储量加起来的……这种通过计算来放弃以色列的做法是不证自明的。但美国的战略从来就不是一道纯粹的算术题。

　　 他的这段话是符合美国的战略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