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报复的概念·第十二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大战略》《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第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如果你捅马蜂窝的话，可要当心马蜂。

阿里斯托芬：《来西斯特拉塔》

　　 威慑只构成一种心理上的障碍。打仗要靠行动。战略能力和战略思想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起作用。

　　 它们既可使威慑具有可信性，又可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打仗上。

　　 美国第二次打击战略的基本要点

　　 一、报复的时机。

　　 美国只有在受到武装侵略之后才能实施打全面核战争的第二次打击战略。不过在时机上我们的决策者仍有两种选择：核报复行动可以在敌方核武器在我领土上爆炸之前开始，也可以在这之后开始。

　　 第一种选择方案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实施，执行了约四年时间。当时战略空军司令部首次使大量的轰炸机进入戒备状态。我们所有的报复部队都是敌人可打击的“软”目标(到一九六一年我们才把洲际弹道导弹置于地下发射井内)，看来我们极其容易遭受第一次核突袭的破坏。关于莫斯科导弹部队的规模、部署、技术性能及其日常活动，我们缺乏可靠的情报。对其有效负荷和精度方面的了解尤为模糊。如果我们等到第一批蘑菇状烟云开始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空军基地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上空升起的时候，大规模报复可能就无法实施了。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美国主张采用一种接到警报立即进行报复的战略。

　　 然而，接到警报立即进行报复，在当时有一个很可能判断错误的问题。因为美国当时的警报系统是很原始的(尚无警戒卫星)，而信息有时又含糊不清。无论是总统还是国民，都不想不必要地摧毁苏联的城市。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经过审议后，美国又重新回到了真正的第二次打击战略上来，尽管这对美国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二、多样化的力量：三位一体

　　 多样化的运载手段是提高报复力量生存能力的一种较好的办法。这会迫使敌人制订极为复杂的攻、防计划，而且可使我国不易受到敌人在技术上出乎意料的突破所造成的冲击——敌人必须在研制方面取得一系列的突破，才能对我方性能上有显著差别的多种武器系统占有第一次打击的优势。

　　 美国的战略报复力量采取了三位一体的方针，由洲际弹道导弹、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组成。如果再加上巡航导弹潜艇(这一建议目前正在辩论中)，报复力量最终将成为一支四位一体的力量。每一种武器在可靠性、射程、命中精度、突防能力、发射前后的生存能力、简单性、适应性、反应能力、控制方法、研制前景以及成本等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点。当然，每种武器各有其缺点，但是三种武器结合起来，就能很好地取长补短。

　　 洲际弹道导弹

　　 我们有五十四枚“大力神”导弹和一千枚“民兵”导弹，其中大部分一直处于戒备状态。这些导弹的长处在于反应迅速(几秒钟)，加上飞行速度快，能在决定发射后的三十分钟内击中苏联或赤色中国境内的目标。不幸的是，导弹的命中精度取决于目标测量数据的精确程度；导弹一经发出即无法收回；攻击目标之后还须进行侦察以确定弹头是否命中目标。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前的生存能力目前被认为是好的，但是苏联装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重型”导弹可能很快就会构成对我们的严重威胁。

　　 有人驾驶轰炸机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四百架B－52型轰炸机和六十架FB－111型轰炸机，是空军作战中队的基本装备 [ 作者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B－52型轰炸机在北越上空遭到的重大损失，使美国拥有的B－52型轰炸机总数减少了，但是分配给作战中队的飞机数并没有减少。 ] ，能够变换战术、高度、攻击轴线和突防路线，并能有意识地避开已证实的或可疑的敌方防御系统。只有有人驾驶轰炸机才能找到那些具体位置还不清楚的目标，判断它们是否已被摧毁，如有必要就对其实施攻击。轰炸机最大的优点在于一接到警报就能出动，因为它有一套可靠的召回程序。然而，飞机也有缺点。它们的飞行时间不是以分钟而是以小时来计算的。地面机场和尚未起飞的轰炸机都是“软”目标，特别容易遭到苏联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轰击。此外，苏联还拥有一套复杂的防空网。

　　 陆基和舰载战术飞机加强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远程轰炸机的力量，尽管这些飞机严格说来并不属于三位一体的报复力量 [ 注：“战略”(对“战术”而言，武器系统包括核炸弹、弹头、运载工具、辅助设备等，专门用在全面战争中摧毁敌人的作战能力，或使这种能力削弱到足以使敌人垮台的地步。战术飞机虽非专门为此而购置的，然而被指定执行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的战水飞机，却是以苏联本土为攻占目标的。 ] 。这些飞机部署的地理位置，从受领任务到飞临目标上空的反应时间以及作战性能，都与重型轰炸机截然不同，因而明显地增加了可供选择的手段。此外，战术飞机还是攻击机动导弹，雷达以及临时目标的理想武器。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是在水下从不断改变位置的潜艇上发射的。它们是业已发明的最隐蔽的武器系统，因此最不容易遭到攻击。按目前的技术水平，这些在海上的导弹成了几乎无法准确捕捉的目标。美国当前有四十一艘核潜艇担任此项任务，每艘装备十六枚导弹(总共六百五十六枚)。其中三十一艘潜艇最终将装备“海神”导弹。“海神”导弹是代替“北极星”导弹的新一代导弹，装有多弹头。三位一体报复力量中的这一力量由于其生存能力强，近年来已变得越发重要了。但是，“北极星”导弹潜艇也是有各种弱点的。在任何时候，最多也只能有一半潜艇在阵位上。至少有四分之一阵在港内，这就很容易成为挨打的目标。其余的潜艇则在返回或驶离驻地的途中，不大可能立即作出反应。“三叉戟”导弹潜艇(以前称作水下远程导弹系统)有希望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但该种潜艇按计划要在一九七八年后才能部署。

　　 三位一体报复力量的生存能力

　　 三种武器结合在一起，使潜在的侵略者在制订计划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问题。

　　 例如，假设敌人计划用低当量的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付美国易受攻击的机场，用高当量的洲际弹道导弹攻击我国加固的导弹发射井。苏联这一代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射程在七百五十到一千七百五十哩之间，因而必须在靠近我海岸附近的地方发射。这些导弹的飞行时间大致需要六至十分钟左右。这取决于发射区到目标之间距离的远近。而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大约为半小时。

　　 如果敌人所有的导弹同时发射，我们的警报系统就会很晚才发现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以致无法拯救我们的轰炸机(在跑道上戒备的轰炸机要十五分钟后才能起飞)。但这离敌洲际弹道导弹击中目标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这样，只要战略空军司令部接到发射的信号，“民兵”和“大力砷”导弹将有充裕的时间发射。另一方面，敌人如果提前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使它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同时飞临美国的目标，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使轰炸机升空，如果警报证实是错误的，还可将轰炸机召回。

　　 不管敌人作出何种攻击计划，我“北极星－海神”导弹潜艇部队大部分将不受其影响。

　　 三、报复力量的能力

　　 自从约翰逊政府初期决定采用一种以确保摧毁为基础的打击社会财富的战略以后，美国的战略报复力量作了相应的改变，主要用以阻止而不是发动核战争。结果，我们制造的洲际弹道导弹或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都不是专门用来打击那些能承受大量核冲击波、热辐射和光辐射的“硬”目标。“大力神”Ⅱ型导弹携带的弹头大，但命中精度却不高。“民兵”导弹命中精度较高，但当量较小。“北极星”和“海神”导弹都没有足够强大的打击力。而“海神”导弹和装有多弹头的“民兵”Ⅲ型导弹一样，只不过是增加了打击目标的数量，提高了对高级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突防能力而已。

　　 尼克松总统自一九六九年就职以来，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弥补这些不足之处。最近，国防部提出了二千万美元的申请，用以支付研制当量更大、命中精度更高的核弹头的费用。这些弹头将使“民兵”和“海神”导弹具有摧毁“硬”目标的能力。这一申请虽遭否决，但人们仍在继续注意此事。

　　 政府正致力于获得一种打击在海上潜航的弹道导弹潜艇的能力。说来也怪，这种努力却从未遭到国内评论家们的许多反对。国防部正在全力研究反潜作战计划。为此，国会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已拨款约达十九亿美元。

　　 增加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对局势的稳定会产生多大影响虽然难以肯定，但至少会在下列三个方面增加美国的灵活性。

　　 减少损失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避免破坏虽是不可能的事，但如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行动，通过先发制人或第二次打击的方式削弱敌人的现有火力，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能减少损失的。赫尔曼·康恩简明地阐述了这种看法。他说：

　　人们在仔细研究热核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时，会注意到战后确有许多应该加以区分的国家……很敏感的人和很迟钝的人应该都能区分这样两类国家。一类国家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还拥有(比如说)一亿五千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为三千亿美元：另一类国家经过战争只剩下五千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为一百亿美元。前者(仍将是个富强的国家)……能把社会适当地恢复成战前的样子；后者则将是一种劫后余生、满目凄凉的局面，找不到多少战前生活方式的痕迹。

　　 限制升级

　　 战略核武器除用于大规模全面战争而外，还可用以实施象征性的和惩戒性的攻击，攻击敌人的盟国而不攻击其本土以及实施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攻击等。在上述几种情况下，打击军事目标可能比打击城市所引起的仇恨要小些，因而看来有更大的可能控制冲突的规模。

　　 对付新兴的核国家

　　 核武器已开始在美苏以外的一些国家扩散。这种扩散是否将继续发展下去还不得而知。由此引起的多边问题与美苏双边关系引起的问题大不相同。例如，在慑止或对付象赤色中国这样的潜在侵略者方面，确保摧毁的方针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中国占优势的农村人口居住得非常分散。彻底解除这类国家武装的能力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对付核讹诈的唯一手段。

　　 四、报复力量的规模

　　 第二次打击战略是一种很费钱的战略。这种战略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去积聚足够的报复力量，使之在遭到大规模突袭后不但能生存下来，而且还能予敌以重创。关键问题是：积聚多少才够？

　　 基本考虑

　　 赞成或反对数量上的优势、均势或“充足”的各种议论，如果不从正确的角度加以观察，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甲”方与其对手相比，“甲”方的运载工具多一倍，弹头多两倍或总当量多三倍。这一事实对某一种战略来讲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对其它战略来讲则又毫无意义。

　　 由于六十年代美国一心致力于推行有限威慑战略，当时所作的一些决定使得美国洲际弹道导弹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几年来除作了微小的变动外，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水平。而我们的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还下降了。

　　 这些决定是由下列四种因素决定的：打击社会财富战略；确保摧毁政策；威胁及现有运载系统的性能。

　　 打击社会财富战略

　　 正如前一章所论述的那样，在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期间，美国报复概念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一九六五年二月以前，即他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国防态势报告前，美国全面战争战略的基点是“制止对美国及其盟国蓄意发动核攻击”。当时美国的领导人认为，美苏都拥有“相互摧毁”的能力，如果发生战争，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了以重点打击社会财富为目标的规定，从而限制了我们力量的发展。

　　 确保摧毁的政策

　　 为达成既定的威慑目标而对确保摧毁能力提出的要求，几年来一直在变动。最后，麦克纳马拉断定，能摧毁苏联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人口及其一半的工业生产能力就够了。

　　 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所需的力量应有多大规模，首先取决于对苏联境内需要攻击的目标的数量、类型和位置，以及与其有关的防御能力。人们认为，美国运载工具的数量远不如那些能分导的、合用的、准确的、可靠的弹头的数量重要。这种估量使得美国采用了使现有导弹多弹头化的办法，而不靠增加轰炸机和导弹的数目，以对付苏联日益发展的进攻能力。此外，人们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敌我双方的绝对实力，而不是相对力量。“过多”力量(超杀能力)则被认为是既不必要也不可取的。

　　 威胁

　　 我方力量的水平与对敌人的威胁的估计也有密切的关系。估计时要将对美国报复力量进行第一次突然打击的程度、分量及其大致效力等等考虑进去。这种估计从来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但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的那样，“要作出这些估计并不是办不到的。”他说：

　　参照各种乐观的和悲观的假设(在这方面往往是有很多争论的)，我们就有可能在我们的推算中进行合理的修正……例如，我们在分析中，对敌人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最大数量和最小数量都要进行估计。这样，我们就能估计出敌方在弹头当量、命中精度和可靠性方面的大致水平。

　　 运载系统

　　 对威胁而言，每个运载系统都有各自的弱点，这样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力量要求。例如，防御一方部署的陆基导弹数目与摧毁这些导弹所需的武器数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所有其它因素都相等(其实并非如此)，其比例关系将是一对一，即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对付敌人一个发射井。实际上，可能不得不用几件武器打一个目标以保证达到预期的命中率和摧毁程度；而与此相反，一件核武器发出的电磁波可以同时捕捉几个目标。一个多弹头的运载工具就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敌对双方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之间仍有一种直接关系。对在海上潜航的潜艇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生存能力并不取决于敌方核打击力量的规模大小。

　　 争论

　　 出自各种不同的原因，对美国战略报复力量的水平提出疑问的既有其制订者又有其反对者。

　　 一九六八年，麦克纳马拉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

　　我们目前在数量上对苏联的优势……既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来的计划，又超过了我们的需要。从安全的更大范围来看，我们的优势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苏联现有的力量即使遭受了美国第一次打击的全部压力，仍能有效地摧毁美国。

　　 四年后，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虽然难以立即确定要有多大的核力量才能满足威慑的需要，但关于核力量的规模至少应有一个合乎常理的最高限额……那就是值得攻击的目标数目。

　　就苏联而论，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口和百分之六十二的工业生产能力集中在二百个城市，我们用同样数量的百万吨级核弹头就可几乎全部将其摧毁。如把可投掷的弹头数目增加一倍，也只不过使其人口伤亡数增加百分之六，使工业生产能力遭受破坏的程度增加百分之十而已。

　　(对赤色中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计算。)

　　所以，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断定，只要确实保证能把二百个百万吨级的弹头分别打到苏联和中国境内各个目标上，美国就能收到或接近收到威慑战略所希望收到的最大成效……甚至在扣除了那些可能失灵的或因遭初次攻击而被摧毁的武器之后，当前美国所保持的力量也明显地比实际的最大威慑所需要的力量大许多倍。

　　 不相信确保摧毁战略的人，主张采用更加灵活的战略。美国在数量上对苏联的绝对优势已逐渐走向均势，某些方面已走向劣势。对此，他们感到痛惜。尼克松总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对于正在改变的战略均势一再表示关切。这种担心促使他在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作了认真的努力，通过谈判来取得一项为期五年的协议，禁止苏联继续增加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非常清楚的，正如美国代表团所说的：“五年内(截至一九七七年)，如果达不成一项比较全面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就有可能危及美国的最高利益”。

　　 五、统一计划：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

　　 要把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很好地变成具体的计划，把现有的力量成功地组织起来，就必须精心制订计划。

　　 一九六○年以前，美国拥有战略核能力的各大总部都是各自制订自己的报复计划，根本不考虑其它司令部拟订的目标方案。这无疑会造成时机选择上的冲突，武器分配上的不当，人力、物力上的浪费以及给友军带来不必要的危险。

　　 因此，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命令，所有全面战争的打击计划应统一制订。为完成这项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了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由于当时战略空军司令部在确定核突击目标方面最有专长，并拥有拟定战略报复计划的必要机构，因此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就和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设在一起，而且还任命战略空军司令担任战略目标计划处的当然的主任。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全面核战争计划问题上，直接与这个单一的联络机构打交道。

　　 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有自己的专业情报机构，指导情报的搜集程序以确保情报的及时性，并负责进行技术分析工作，包括确定设想的爆心投影点(见图3)。所有这些活动最终形成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即美国进行全面核战争的攻击计划，但这一计划只是在威慑失灵时才实施。

　　 来自负责武器分配的各司令部的代表，自始至终参加制订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的工作。另外，还有两个单独的研究小组予以协助。战略研究组系该计划参谋部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研究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的战术和战略问题。这个组调查研究未来的目标，新武器系统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们最合适的使用方案。另一个是科学顾问小组，由军职和文职科学家组成，致力于一些诸如核爆炸现象、武器效能、某些外国武器的特点之类的专业性问题的研究。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国务院、国防部和美国情报机关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助于制订协调一致的最后的作战计划。

　　 马克·马里斯卡写的一篇关于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的最生动的论文，现已公开发行。据他说，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需经常修改，并在多种条件下进行分析和演习。由此产生的应急计划，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审定后，可以使美国具备作出灵活和迅速反应的能力。他说：

　　从某些方面看，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就象外科手术那样精确。计划的准备工作必然是复杂而乏味的，但是执行起来却明确简单。不管该计划开始执行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它都可以给总统提供多种选择方案。

　　当然，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只适用于全面核战争条件下事先计划好的军事行动。而该计划实施后的行动实际上是无法准备的。

　　 六、积极的控制

　　 对美国战略报复力量实施积极的控制，始终是美国的官方政策。

　　 战略控制

　　 在战前局势处于危急状态时，控制问题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在遭受核攻击期间和之后，控制问题则可能是，个关键。那时，总统(或他的正式继承人)必须在巨大的压力下，于几分钟之内搞清楚谁在什么情况下干了什么事，估计破坏的程度，选定最恰当的反应方式，向有关单位下达命令，并开始采取下一步行动。

　　 全国军事指挥系统协助全国最高指挥当局 [ 作者注：按参谋长联席会议出版的《美国国防部军事与有关术语词典》的解释，全国最高指挥当局的成员有总统、国防部长、各军种参谋长及其指定的代理人。国防部第五一零零·三零号训令详细介绍了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工作程序，并说明“全国最高指挥当局只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或其正式委任的代理人或继承人”。应以后一个文件为准。当然，全国军事指挥系统在为全国最高指挥当局服务的同时，确实也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务。而且，今后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也将是这样。 ] 完成这些紧迫的任务。全国军事指挥系统最终将并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该系统将更好地为更多的机构服务。

　　 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设在五角大楼，昼夜工作，是全国军事指挥系统的核心。全国军事指挥中心与白宫情况分析室、国务院作战中心、中央情报局情况显示室、美国情报署情况显示中心、联合国军事使团、全国警报中心紧急战备办公室以及其他要害部门直接发生联系。因此，该指挥中心最能搜集、估价和分发那些处理危机或进行核战争所需的资料。然而，由于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是个“软”目标，所以另设了固定的和流动的备用指挥所，为全国最高指挥当局服务。这些指挥所有补充性的设施，但规模较小。

　　 正常的指挥系统是由最高行政长官 [ 译者注：指美国总统。 ] 到国防部长，然后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到美国本土和海外的各联合军种总部和单一军种总部的司令官。然而，对于单一完整的作战计划之类的时间性很强的作战命令，则由全国最高指挥当局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位于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直接下达给“执行司令官”。“执行司令官”并非专指哪一类司令官。如情况允许，命令可能会下达给负责控制“民兵”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战略空军司令，以及下达给负责指挥执行全面战争任务的“北极星－海神”导弹和战术飞机的大西洋总部司令和太平洋总部司令。在紧急情况下，全国最高指挥当局可与具体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弹道导弹潜艇和轰炸机基地进行联系。通信网连成一片，四通八达，如果部分通信系统为核攻击所摧毁，各种文电仍可经迂回线路传送。

　　 战术控制

　　 对指示作出误解或恶意伪造命令都可能导致一场不需要的战争。为杜绝任何这类事情的发生，我们正在继续改进对程序和技术的控制。

　　 前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尔空军上将曾解释过对战略飞机采取的某些约束措施。他说，在飞抵敌国境外的积极控制点后，

　　轰炸机如果没有接到继续飞向目标的口述密语指令，则要返回基地。只有接到总统的直接命令后才能下达这种“前进！”的口述密语指令，而且还必须由各级部队的军官以及轰炸机机组两个以上的成员对此加以证实。接到“前进！”的口述密语指令，并加以证实之后，还需要由机组的几个成员一起装载核武器。

　　 导弹系统的安全措施在早期是很简单的。当时，火箭助推器和燃料是分开存放的。准备时间很长，所以发生意外的发射或未获批准的发射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是，“大力神”Ⅱ型导弹和“民兵”导弹一瞬间就能发射出去，而且一旦升空就不能召回，只能在飞行中加以摧毁。乔尔·拉鲁斯在《核武器与共同防御》一书中描述了“民兵”导弹的预防措施。每个发射控制官及其副手，位于与地下发射井分开的控制中心，负责控制十枚导弹的发射与飞行。他们必须打开两个相距至少十呎的电门，才能完成发射前的计数程序，而一个人是无法同时转动两把钥匙的。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空军要对控制、操作或接近核武器系统的人员进行甄别、选择和鉴定，(尽可能地)不让精神病患者、容易冲动的人和其他极不可靠的不称职人员充当此任。对“大力神”导弹和“北极星－海神”导弹的发射也采取了类似的安全措施。

　　 美国报复概念的继续演变

　　 尼克松总统在向国会作的一九七二年年度报告中把战略核部队放在美国国防计划的首位。该部队必须成为能制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攻击的主要威慑力量，必须能使侵略者确信重大的挑衅行动会造成不堪忍受的升级的危险，而且必须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敌人进行恐吓或采取高压手段的机会。

　　 美国当代的战略概念是否能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仍是政府内外进行争论的主要课题。第二次打击战略、对确保摧毁战略及有关武器的强调、三位一体的报复力量以及对报复力量提出的各种要求、计划和控制程序等等，都是尖锐批评的目标。只有在决定取消“接到警报立即发射”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才比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