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战争的性质·第五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诸位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赢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不畏艰险去赢得胜利，不管道路多么漫长和艰难还是要去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
温斯顿·丘吉尔：《一九四○年五月十三日当选首相后在下议院的演说》
温斯顿爵士这些豪言壮语，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已消逝的那个时代的回音。甚至那些仍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胜利”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从全面战争这个角度来看，韦氏大辞典对于胜利这个含糊的词所下的定义需要进行专门的解释。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定义说，全面战争是“大国之间投入全部资源的并危及一个主要交战国生存的武装冲突”。这个定义有两点不准确。第一，象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区域性大国之间的战争绝不是“全面的”。第二，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场痉挛式冲突，在全部资源投入之前就可能结束了。因此，实际上，全面战争这个词通常指美国和苏联之间一次灭绝种族的摊牌，由于广泛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可能危及整个地球的安全。在其它国家拥有类似的能力之前，这种狭义的解释将继续适用。
全面战争的效用
全面战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问题。使全球毁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这场战争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相比，所冒的风险太大了。技术竞争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战略上几乎不容许有一点错误。因此，现在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防止战争(全面战争)方面，较之进行一场战争要花费更多的脑筋。
的确，有人深信，武力已不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适当的手段了。他们反映了一九五五年签署梅瑙宣言的五十二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发表的意见：“所有国家必须决心摒弃以武力作为政策的最后手段。如果他们不准备这样做，他们将自取灭亡。”
人们可以提出各种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这个论点，但是不能使所有的人都信服。有人认为，如果发生全面战争，毁灭不一定会随之而来。宾夕法尼亚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威廉·金特纳教授于一九七○年初向国防部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他说：
认为核武器的出现结束了五千年的历史，并开创了历史“新”纪元的观点是不对的。权力斗争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但它还是同样的权力斗争。……危险越来越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如能巧妙地利用对方对这些危险的理解，它就能获得战略上的优势。所渭核僵局既没有制止武力的使用，也没有使传统的战略原理失效。相反，正如武力从来都可用来达到政治目标那样，现在使用审慎的武力升级也可达到政治目标。
但是，要慎重行事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赫尔曼·康恩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 作者注：本书第六、十一、十二和十三章大量引用了赫尔曼·康恩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许多别的作者也论述过热核战争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作者如此简练地．从如此多的角度讲清如此多的问题。 ] ：
一场热核战争，对防御一方来说，很可能是一场空前的灾难。热核战争对进攻一方和某些中立国来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空前的灾难，这要根据战争的进展情况而定。但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可能同一场“无限”的灾难大不相同。最重要的是，冷静研究的结果表明，灾难的大小似乎同准备程度以及战争开始和进行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全面战争的潜在原因
没有一位战略家能很好地解决全面战争方面的问题，除非他对各种潜在原因有深刻的理解。全面战争的潜在原因主要有如下六种：
蓄意发动；
由意外事件触发；
对情况估计错误；
对对方的行动发生误会；
第三者的催化作用；
无理性的行动。
对以上六种潜在原因有必要作简短的探讨。
一、蓄意发动
除非出于绝望挣扎或过于自信，否则大概没有一个头脑清醒、懂得全面战争含义的人会蓄意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例如，如果一位领导人认为他的国家将被无法避免的进攻所灭亡，那么他就有可能认为：先发制人对他来说将毫无所失。如果这个国家在技术上已经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例如发明了一种防止有效报复的严密的防空和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他就会认为先发制人的好处将大大超过可能冒的风险。甚至还可能制订出将暂时的自信和迫在眉睫的绝望处境结合起来的行动方案。
但是，正如康恩在他的《论热核战争》一书中所说的，不论你提出什么理由，只要是蓄意挑起全面战争，你就会受到最严厉的良心上的谴责。要想在这样一场冲突中保持生存(更不用说从中受益了)，国家决策者们必须确信他们的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心理和技术问题。例如：战时的工作效能；大量放射性回降物的影响；战时的求生和战后的医治创伤；保持经济发展势头；长期的恢复元气；战后的医疗以及遗传畸变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就会抵消其余方面的成就。
因此，只要可能受害的国家保持一种可靠的威慑态势，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二、由意外事件触发
尽管有着象《费尔萨夫》和《斯特兰奇洛夫博士》这类耸人听闻的故事，但是美苏之间爆发一场偶发性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比蓄意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还要小。事实上，防止机械失灵和人为过失、以及防止未经许可任意摆弄核运载系统的安全措施，是非常可靠的。当然，如果核武器扩散到那些轻率的或不太负责任的国家，情况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三、对情况估计错误
对情况错误估计比上述两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都更加令人不安。甚至最无关紧要的令人烦恼的行动都可能由于对方判断错误或失去控制而升级到全面战争。复杂的政治－军事的“懦夫”游戏(即一个国家或联盟企图讹诈或恐吓另一个国家或联盟，被吓倒的一方即为“懦夫”)，也属此类。参与这场游戏的哪一方都不希望迎头相撞，但是如果谁也不让步，迎头相撞就不可避免。美苏在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初期曾经短暂地玩弄过“边缘政策”，但是自此以后他们就试图尽量避免以直接的军事对抗来达到期求的目的。
四、对对方的行动发生误会
误会是一种经常存在的危险，它能引起由于假警报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为了防止由于通信上的故障而使准确、清晰的电报得不到及时传递，两个超级大国采用了多种联系方式，包括用户通用电路，华盛顿－莫斯科“热线”这种专线设备，例行的外交关系以及首脑之间的会谈。此外，国家之间还时常采用战略信号来阐明意图，作为书面和口头交换意见的补充。例如，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曾派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沿苏联周围进行盘旋，这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决心。
五、第三者的催化作用
催化性冲突是由第三国或联盟蓄意挑起的冲突。这种冲突过去出现过，将来还可能出现。潜在的动机很多，其中包括野心、绝望挣扎和报复。象美国和苏联所保持的那些集体安全体系，为这种催化作用提供了机会。美国、苏联和中共之间的三角关系，会诱使其中任何一国去离间其它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坐收渔人之利。
六、无理性的行动
最后，决不能忽视通常认真负责的人们采取无理性行动的可能性。但是要预料反常行动是很困难的，因为“理性”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在十分珍视人类生命的美国人看来完全不现实的行动方式，可能完全适用于那些“鲁莽的”、“不道德的”或“不太文明的”好战分子所追求的目标。此外，正如马克斯·勒纳所指出的，不符合逻辑的分析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因和果。他说：
当人们说“无理性的行动”损害威慑作用时，他们指的是(或应该指的是)特定的无理性行动。领导人可能无理性地冲动。也可能无理性地无动于衷；他可能无法容忍忧郁不决，也可能优柔寡断。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可能难以威慑住，因为他是“无理性的”；而一个张伯伦式的人物同样是无理性的，但却特别容易威慑住。……尽管当我们碰到反常的疯狂情况时，感到很棘手，但是这个理论还是可以说清楚的。
战略抉择
全面战争的战略抉择范围反映出人们从绝望到乐观之间的各种反应。这个范围的一端是姑息主义，另一端是预防性战争。
一、对威慑的看法
威慑的目的是防止战争。它是威胁、进行威胁的能力和必要时进行威胁的意志的混合物。成功地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迫使受威慑的一方看到要取得其预期的利益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可以防止对己不利的侵略。最终达到局势的稳定。
可信性是关键。哈卡比在他的《核战争和核和平》一书中概括了下面这些“规则”：为达到威慑目的而进行的威胁必须是可信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可信的威胁都能达到威慑目的。这种威胁必须具有足够的份量。随着威胁份量的增加，威慑的作用也增大，但是只能增大到某种特定的程度。这时，实现威胁的可能性开始下降，同时可信性也开始下降。
有两个学派对于可信的威慑进行了探索，他们提出的战略概念和为实现这种概念而要保持的军事态势是迥然不同的。一派毫不含糊地确信，一场大屠杀所带来的恐怖本身就足以保证实现绝对的威慑，因而必然造成局势的稳定。另一派则不相信这一点。
“自相残杀”学派的成员认为没有打一场核战争的必要。他们只重视对居民和工业构成直接威胁的打击社会财富的武器，其明确目的是造成一种“恐怖均势”。他们认为，比较小的核武库就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任何减轻核战争引起的灾难的措施都将削弱威慑的效果。因此，类似防空、反弹道导弹或民防等可能削弱敌方摧毁能力的措施都是与这种理论背道而驰的。
不可知论者对威慑的可靠性不那么有信心。他们认为，尽管作了很大努力，预防措施仍可能失败。他们不是以毁灭来威胁敌方，而是采取一种利用若干抑制因素的办法(恐惧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同时在万一威慑失灵时提供应付紧急事件的能力。用以解除敌人武装而不杀伤敌方居民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武器，起着突出的作用。无论其目的是速胜，还是打一场消耗战，对军事力量的要求和随之而来的预算费用都是很高的，因为优越的技术和大量可运载的核武器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纯粹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和打击社会财富战略代表着两个极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拥护上述两种战略的人们认为折衷方案不起作用，但是，现在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人认为，希望遏制全面战争的那些国家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保持一系列别的方案。
二、进行实战的方式
如果威慑被放弃或失灵，则应有多种进行实战的方式供选择。下列诸例(没有按照严格的对应关系排列)显示出实战方式的多样性。两个纵行说明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差别，但是有不少地方是重叠的。
进攻 防御
有预谋的第一次打击 遭打击前先行投降
先发制人的进攻 和解
突然袭击 获得警报后的报复性打击
发出最后通牒后的进攻 有计划的第二次打击
无情的(痉挛式)进攻 大规模报复
有控制的进攻 灵活反应
惩罚性的进攻 针锋相对的反应
战争中间的讹诈 战争中间的威慑
进攻一方和防御一方所面临的情况大不相同。挑起战争的一方几乎总是能指望占优势。战争可以在他所选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爆发。如果他想达成突然性，则他在战斗准备、扩充兵力和调整进攻部队的部署方面，甚至在疏散城市方面的能力都远远超过对方。遭受第一次打击的防御一方只能使用在协同和控制方面都遭到破坏的残存部队实施反击。他将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之中作战。这时，核效应(冲击波、热辐射和光辐射)可能严重削弱原来预计的能力。赫尔曼·康恩认为，在遭到攻击后才进行作战的全面战争环境，就象是在赤道地带进行训练，然后把这支不完整的部队开到北极地区作战。要求这样的部队立即胜任所期望于他们的任务，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全面战争的目标
如同国与国之间一切其它样式的冲突一样，全面战争的战略是根据国家安全的目标来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目标有：消除不可容忍的威胁，恢复力量均势，获得领土，取得物质财富或传播一种意识形态。波索尼和波尔内利两人都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他们说：
政治目标是决定一国政府愿意付出什么代价的因素，而这些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目标是统治全世界，那么只要侵略国的统治者们能够幸存下来并继续掌握统治权，又使所有其它国家丧失了战斗力，那么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算高。相反，如果战争的可能结果是自己的统治机构被推翻，那么不管付出的生命财产的代价多么小，这样的胜利也不值得去争取。
如果威慑失灵，那么象防止全面战争这样和平时期的首要目标就必须由其它目标所代替。毫无疑问，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限制损伤。进攻一方与防御一方所定的目标可能有明显的差别，也可能基本相同，这取决于冲突的起因和进行实战的理论。
例如，战争究竟是蓄意发动的，还是由于对对方的行动发生误会而引起的？这一点对尔后的事态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打击军事力量和打击社会财富这两个学派的目的也不同。前者力求“赢得”传统意义上的胜利，或虽未赢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但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优势”，或仅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后者由于缺乏强大的进行实战的能力，只能指望通过对敌方居民进行惩罚性打击，迫使敌方领导人要求停战，以恢复局势的稳定。
打击军事力量和打击社会财富方面的考虑
打击军事力量战略通常与进攻联系在一起，打击社会财富战略则通常与防御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老框框会引起误解。例如，第一次打击可能针对城市，以便瓦解敌人的士气，并为以后的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此外，这两种战略既可单独运用，也可结合起来运用。前战略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提出了以下几种情况：
“纯粹”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意味着摧毁敌人的全部战略部队，而不考虑由于对目标的攻击而对附近的工业或居民造成附带损伤。换言之，如果敌人的机场在城市里，那么不管会给城市带来多大的破坏，我们也要将机场摧毁。……
(纯粹的打击社会财富战略则与此相反。)
打击军事力量加避免附带损伤的战略……是企图示意敌人，我们无意伤害他的居民，希望他也不要打击我国的这类目标。在这里，由于决不攻击附近的非军事目标，由于采取一种较低的摧毁概率和以较少量或较小型武器进行攻击，由于攻击的目标离开居民中心，因此，虽然摧毁敌人核力量仍是首要目的，但破坏程度已有所减轻。……打击军事力量加附带损伤的战略与打击军事力量加避免附带损伤的战略正好相反，它认为打击军事力量时引起的对居民的杀伤，对于在战争中进行威慑或报复是理想的。
对力量的要求
打全面战争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呢？有些专家估计战争在几小时或几天内就可见分晓。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专为打核战争而建立的现役部队上面。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有可能打持久战。他们强调建立一支包括常规陆、海、空军在内的有多种作战能力的军队，以便保护既得利益或击退入侵者。
然而，有一点是没有争论的。那就是必须具备在核战争中能保存下来的、从国家最高一级起直到各级政治——军事机构的一整套有效的指挥与控制系统。这就需要在安全地区建立起精心配置、互相衔接的预备司令部系统，并要有充足的通信器材。一旦上级机关不再存在或不能按既定方式进行工作，某些个人或机关就应按标准程序自动出来担任指挥工作。
对于力量在数量上的要求，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部分人极力主张在数量上保持优势。另一部分人认为数量相等就够了。还有一部分人却主张保持“充足的”力量。事实上，建立一支可信的威慑力量或打一场核战争，究竟需要多大的力量是不清楚的。在某些情况下，在运载系统、弹头或当量总数上占优势，可能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对等就可满足要求了。有时候甚至劣势也够了。
有一点必须说明，如果进攻一方或防御一方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达不到优势(或甚至表面上的优势)就可能破坏威慑力量的可信性。同样，总数量也可能影响盟国和非盟国的信心。因此，归根到底，在确定全面战争对力量的数量要求时，对政治和心理上的考虑至少应象对物质方面的要求同样重视。
全面战争计划的制订
无论是为了实施威慑还是为了进行实战而制订的全面战争计划，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必须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赫尔曼，康恩再一次指出：
以前，作战计划参谋人员没有必要在事先就考虑到战争的许多步骤，因为战争进展缓慢，他们完全可以在问题出现时临时处置。今天，这种做法再也行不通了。现代战争之所以会有巨大的破坏性，其理由之一就是由于战争进展迅猛，除非战前就为对情况的估计、谈判和作战灵活性作好准备，否则无法靠掌握战争的实际进程来改进对作战的指挥。……今天，这些可能性必须事先考虑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力求考虑到战争的全过程。
战争的结束问题
全面核战争可能突然爆发并自动地平息下来。但是托姆·谢林认为，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可能要比停止这场战争容易得多。他说：
通过讨价还价必将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或暂时停火，进而逐步达到停战。这种讨价还价起初主要以行动示意，而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但迟早必须明确提出。……此外，战争的结束阶段也许必须尽快开始，很可能在第一批核弹头到达目标之前就开始。
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无疑是与有权威的、有能力的和愿意采取适当行动的敌方代表保持联系。这样才能很好地促使双方避免对对方的首都和政府预备所在地进行破坏，从而保证掌权的人不仅活着，而且仍能使用为结束战争进行对话所必需的有效通信手段。这样还可以有理由说服双方避免摧毁其它人口中心，以防止由于情绪过分激动而采取惩罚性的报复行动。
谢林认为以下六点是讨价还价的内容：战争的实施；停火或停战；与敌方当局哪些人谈判；“附带问题”或全面战争范围内的地区性冲突；长期裁军协定以及最后的政治解决。
在对结束全面战争的办法进行谈判时，有两种严重的危险：
一种危险是敌人可能进行了欺骗而未被察觉；另一种危险是敌人可能没有进行欺骗，但看起来象是在进行欺骗，以致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督而使谈判破裂。设想一下，如果停战刚实现了一小时有若干枚核武器射向我国，那么敌人是恢复战争了呢(几分钟后我们就会弄明白)，还是在试探我们，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重新开战呢？是偷偷发射几颗核弹进行报复呢，还是试图削弱我们战后的军事能力呢？是一艘潜艇或几架轰炸机没有得到停战命令呢，还是对指示领会错了呢？……还是由主要敌人的一个没有包括在停战范围内的盟国或卫星国干的呢？敌人是否知道停战后还有些武器击中了我们呢？如果我们发射少量武器作为报复以便使敌人老实些，他是否会认为我们又在采取新的行动恢复战争呢？……
如果能够回答这类问题，那是因为这些问题事先已经提出和考虑过，在实行停火或达成协议时已注意到，甚至在设计武器和制订战争计划时就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
趋势
随着新的概念的演变，全面战争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全面核交锋的前景虽然正在消逝，但是，情况却越来越复杂。核扩散很可能抑制不住。如果真是这样，情况将更加复杂。局势的稳定将不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报复力量和居民能否经得住第一次打击将成为更可怕的问题，对于采用第二次打击战略的美国来说，尤其是这样。
铁幕两边的军政官员、民间合同机构以及科研单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武器试验、各种演习、理论研究和分析，为判断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某些手段，但是仍存在着大量不能肯定的问题。实战经验毕竟仅限于在不会有报复的条件下使用的两颗原子弹。本书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将着重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以加深对问题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