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威胁的估计问题·第二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缺乏情报等于在拳击场上被蒙上了眼睛。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戴维·M·肖普上将
国家安全的利益、目标和政策只有在与国内外各种威胁联系起来考虑，才有意义。对抗的性质往往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对威胁的识别
基本的威胁是军事威胁。这种威胁最易认别，从许多方面来说，也是最容易对付的。因为军事威胁是直接的，公开的，而且有关各方均可较好地掌握相互的情况。然而，采取纵容和强迫手段的间接形式的威胁同样有效而且较难对付。在“特洛伊木马” [ 译者注：古希腊人在攻打特洛伊城时，将精兵埋伏于大木马内，诱使特洛伊人将木马放进城，夜间伏兵跳出，里应外合，攻下此城。 ] 以前很久，历史上早就出现过使用诡计的事例。《旧约全书》充满了颠覆活动的事例，这些事例使人想起二十世纪法西斯的渗透和共产党的阴谋活动。运用政治、经济和心理战的手段如同使用武力一样，可以准确地损害敌对国家的利益和影响。
仅仅要求认清谁是最直接的敌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最好的情报机关伤透脑筋。当俄国的旧日盟友纳粹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突然向俄国西部大举进攻时，斯大林才认识到这一点。西班牙的共和派以全力对付军事威胁，但那时最大的危险实际上是以著名的“第五纵队”形式出现的颠覆活动。此外，随着情况的变化，演员扮演的角色也变了。二十五年前，美国和德国是冤家对头，今天它们都成了好朋友。而且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或假想的敌人，那它就是一个很幸运的国家。当出现来自多方面的威胁时，战略家必须确定主次，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最大的威胁。
能力、企图和弱点
对威胁进行估计时，首先必须考虑下列三个基本方面：
一、能力 敌人能采取什么行动？
二、企图 敌人将采取什么行动？
三、弱点 敌人突出的弱点是什么？
战略能力与企图不同，它是一个特定国家在平时和战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用以达成其目的或阻挠其它国家实现目的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使这个国家在不过分损害其社会经济结构或重要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其预定的行动方案。战略能力是国家力量(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心理、道德和地理等方面)与有效地使用此力量的手段相结合的统一体。
战略能力比较稳定，不易迅速改变。对这种能力可以客观地进行比较、分析并用数量表明。因此，战略能力为制订计划提供了相当可靠的依据。但必须谨慎从事。象法国在奠边府惨败那样的重大挫折、政治动荡(包括政变)等等，由于改变了现有的领导、士气或其它有关因素，可以导致战略能力发生突然变化。
企图是指一个国家实行某种计划的决心。企图通常不如能力那样好捉摸，因为企图是一种主观的思想状态，易于隐蔽而又多变。企图由利益、目标、政策、原则和义务所构成。有些企图过去从未表明过，将来也不会表明。因此，捉摸敌人企图的问题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特别是军人他们宁愿置之不理。
然而，捉摸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对于制订有意义的战略是十分必要的。单纯依赖对敌人能力的估计，或单纯依赖对敌人企图的估计，都是危险的做法。精明的战略家总是把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他们认为最说明企图的往往不是人们的言论，而是人们的行动。
弱点就是一个国家或军队经受不起对方以任何手段，采取任何行动打击的薄弱点。这一打击可能削弱这个国家或军队的战争潜力或战斗力，挫伤其斗志。根据战略家的观点，弱点必须是具体明确的，而且最好是要害处。例如，战略地区集中的国家，就有遭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袭击而立刻被消灭的危险。像以色列那样人口很少的国家，通常不能与人口众多的敌国进行持久的常规战，因为战争的消耗很快就会成为致命的因素。因内乱而造成的弱点则容易引起颠覆活动。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在对威胁进行估计的每一阶段，错误的幅度是很大的。战略家从来不可能全部掌握有关敌人的能力、企图和弱点方面的正确情况，甚至自认为正确的情况也不可能全部掌握。像拼板游戏一样在拼成图案时，有些板只是大致适合，有些需要的则又往往找不到。战略家的任务是，在承认对威胁的估计存在着局限性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手段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情报工作程序
要对有关问题作出恰当的估计，必须以察觉到的或经过合理分析的情况作为出发点。这个问题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有关敌情、时间、地点、手段和其它各种可变因素的假设情况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模糊不清。此外，由于敌我双方对情况的估计可能完全不同，双方很可能根据完全错误的看法行动。
一、对情报工作的要求
对于手头掌握的情报资料所存在的空白点，不论是决策者明确指出的或是情报机关推断的，必须加以仔细研究，以确定采用何种方法最可能填补这些空白。这就要求能提出恰当的问题，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一门艺术。谢尔曼·肯特所著的《制订美国世界政策所需的战略情报》一书，可算是这方面的一部经典著作。在该书中，他强调了正确指导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
除非情报机关了解其工作的目的，工作成果的预计用途以及准备使用何种手段来采取何种行动，否则对实质性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适当方案就要受到相当的损失。
二、情报的搜集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资料——从基本背景资料到专题资料——的要求问题。
大批已编纂的原始情报资料和已加工整理的情报通常是分类归档的。事实上，情报材料的庞大数量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不利因素。对各个大国来说，要掌握大量的反映当前动向的多种多样资料，即使有计算机的帮助，也越来越感到困难。此外，要事先预料到所有的意外事件，也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公开的、隐蔽的和秘密的情报搜集机构必须不断适应当前对扩大情报范围的需要。积累有关敌人企图的情报资料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即使像詹姆斯·邦德——007号 [ 译者注：詹姆斯·邦德是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所著一系列间谍小说小的英雄人物。詹姆斯·邦德在英网谍报机关中的代号是007号，故名。 ] 那样的谍报工作老手，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谢尔曼·肯特以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为例所说的那样，他指出：
假如苏联可以接触我们极端机密的档案材料的话，他们是否会发现我们将打这场战争的文件呢？如果有这个文件的话，它无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文件。但是他们决不可能找到这个文件，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打这场战争是杜鲁门先生决定的而且是他在苏联支持的进攻发动之后，立即决定的。由此可见假如了解对方的企图要靠阅读对方的密件，并根据个人发现的情况来决定政策，那么，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足以证明这种政策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情报的处理
获取情报以后，必须对情报的适用性、准确性、有效性及其来源的可靠性进行鉴定。这些情报来源可能有各种情况，其中有的是完全可靠的，有的是不可靠或出处不明的。如果一个可靠的机关提供的情报能得到其它来源的情报资料的印证，那么计划制订者通常能有较足的信心来处理这些情报，如果计划制订者得到的情报是一些来源可疑和未经证实的零星资料，那么他们处理这些情报的信心就会不足。当然，情况也不一定完全如此。情报分析者必须经常警惕“骗局”。即使是那些直接从敌方严加保管、分发有限的档案中搞来的文件，也是可以怀疑的。下面这段文章指明了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苏联秘密情报机构中的(亚历山大)奥洛夫将军的继承者已命令窃取大量的秘密文件。但是他们把这些秘密文件弄到手后又怎么办呢？难道每一个文件的封面上都会声明：“我不是一个职位很高但反复无常的顾问所提出的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建议，我不是一份来自上级机关仅作为讨论参考的草案；我不是一份这样的决议记录，即本决议次日就会在口头上废除，或将束之高阁被人忘却，或被不赞成的执行者一点一点地否定掉。我是一份货真价实的文件，我是一份官方的站得住脚的文件，我代表已得到批准的企图而且现在仍然有效。”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弄清原始情报资料是什么意思。要得到这个答案，就要对情报资料进行判读。这是情报程序中一个关键性的步骤。情报工作程序将分析、假设和演绎推理等结合在一起进行。
要判读已鉴定过的情报资料，就要根据总的形势，己方的目标和对敌情(包括敌人的理论或过去的实践)的了解，对资料进行精选和分类。战略情报研究人员、美国陆军准将华盛顿·普拉特(已退休)把这种情报的处理方法比作积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原理表明：“把足够多的无穷小量加在一起就得到一个确定的值”。他进一步指出：表面上无关的零乱材料，尽管就每件材料本身来说并无意义，但如果恰当地把它们拼凑起来，就会成为有意义的材料。他指出：
即使用最简单的代用密码来加密，如果只有很少几个字，也不可能破译。但如果用这种密码在一整页材料上加密，就能很快地判读出来。……
很明显，反情报工作就是运用这种综合零散材料的办法。保密措施总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往往很麻烦。对于某项特定的限制措施，我们常常问道：“这么一点情况会对敌人有什么帮助？”回答是：“如果仅限于这么一点情况，是不会对敌人有什么帮助的。”但是，如上所示，这么一点几乎完全无害的情况，如果与其它许多几乎完全无害的情况综合起来，往往会对敌人有很大的帮助。
把零星的资料综合成合乎逻辑的格式，必然要提出各种假设。这就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是天资聪明、训练有素、富于想象力和虚心好学的人。这是一项需要高度思维的工作，即使是探索一些枯燥无味的问题，如“苏联在印度洋的目标是什么？”或“可能引起中共干涉印度支那的因素是什么？”也是如此。如果从现有的情报资料中推测出一件可怕的但人们并不了解的情况，而对于这种情况分析家用尽其知识和经验也难以得出合理的结论，那么情报的处理工作就变得十分困难。希特勒在佩内明德的关于V－1和V－2火箭的秘密武器计划，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情报工作所遇到的那样一种情况。在这个谜最后解开之前，英国的空中照相判读员曾被显示在体视镜上的这种特殊的火箭发射架迷惑了好几个月。类似这种一时难以解开的谜，今后还会继续出现。
判读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来得出各种假设。如果有情报工作的专长(再加上一点运气)，那么统计数字和事件所反映的全部意义应能看得出来。否则，依据对情报的研究结果而行事的战略家就会深深陷入困境。
对情报的判断
从经过鉴定、判读而形成情报的大量原始材料中，可以对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作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判断。有些威胁危及本国或盟国的生存；另一些威胁只侵犯次要利益。
在预报敌人的企图(这是判断情报的首要目的)方面，战略情报专家比战术情报专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因为一般来说战略情报专家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情况，得出关于敌人的能力、局限性、具体的弱点、习性及需求等方面的结论。然而，判断情报是一项冒险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具备主要通过受教育而得到的渊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有关情报工作程序方面的知识；洞察敌方领导人考虑问题的方法和他们个性的能力以及从实践中得到的智慧和成熟的判断力。不管如何努力想做到客观，每个情报判断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受到个人经历和偏见的限制。
同样应看到，情报判断者也是人，有时会感情用事。明明根据细心研究和一般常识已讲不通，有些人仍要坚持己见。例如，当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一种“比预料要大的威胁”不可能存在的时候，仍企图推销这种看法，就会使情报部门和轻信并使用这种情报的单位失去信誉。这种行为难以发观，更难用文字来说明。为了防止此种行为，通常的做法是，让几个人或几个单位都来分析同样的基本资料，尽管这种做法会产生重复劳动和耗费更多的金钱。但即使采取了这种措施，战略家还应看到，最好的情报判断者也会出差错，因此，战略家必须订出万一判断错误仍然可行的方案。
不管采取何种情报处理方法，也不管情报整理人员有多大的本事，如果研究的成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提供给急需此种情报的单位，那么整个艰苦的努力就会失去意义。因此，极其重要的材料有时必须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甚至不惜牺牲一定的质量以换取速度。幸运的是，假如使用情报的单位有点预见，而且情报判断者在这方面做了基本的准备工作，那么，这种迫不得已的做法就会减到最低限度。
反情报工作
反情报工作和情报工作一样，也制约着对威胁进行估计的过程。
首先，必须给反情报工作下个定义。通常称为“CI”的反情报工作，就是通过采取防止敌方间谍窃取己方情报的手段，来削弱敌性国家情报机关活动的效果。反情报工作削弱了敌人有效使用其力量的能力，从而减少了危险性，防备了突然性。反情报工作还要对付国内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威胁。
反情报活动一般应力求达到下列两个要求：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与保卫国家的机密。反情报活动包括下列各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措施：制订掩护和欺骗计划；采取电子反措施；限制外国人旅行；控制国内社会活动；进行政治监视；对某些机密情报资料实施特殊管理以及保卫工厂等。封闭的社会擅长于反情报活动，因其反情报机构遍布于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尤其是能手。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从中国边境所能搜集到的确实情报资料实在是微乎其微。相反，美国迷恋于公开讨论国家安全事务，不能容忍对通信采取保密限制措施，并提倡一种便于敌方特务活动的国家生活方式。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给美国带来的惩罚是，其反情报屏障比其它任何第一流强国的更易被突破。上述两种情况对制订战略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
结束语
总之，在对威胁进行估计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充满着障碍。决策者受到的经常和主要的限制在于战略情报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过是被迫分析研究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极端缺乏材料，仅有一点点线索。上述两种情况到底有多大差别，通常是很难说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