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第六
作者：马克斯威尔·泰勒·美国
出自————《不定的号角》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每星期三、五10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五角大楼二楼靠近河口的一套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们的负责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务的主要助手们，即所谓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们，提前半小时开会，尽量处理掉一些次要的事情，然后参加参谋长们的会议。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都 是陆海空军的三星中将，他们在各军种的参谋部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年内，他们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系统中，担负着日益重要的任务，代替参谋长处理许多次要的事务，并在参谋长们研究重大问题之前，作好初步的准备工作。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约长28英尺，宽24英尺。墙壁涂上一层令人讨厌的芥末色。这种颜色是参谋长们在雨天光线暗淡的情况下所不幸选择的。参谋长们坐在削去了两头的椭圆形桌子周围。主席、联合参谋部主任和空军代表坐在陆军和海军的对面。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坐在桌子的一头。他们的对面坐着两名负责会议记录的军事秘书。这样，参加会议的通常有12人。他们是正式的成员。但还可以邀请外人列席会议。事实上，参谋长们要求联合参谋部或其他机构的专家们参加会议，并以他们的特长帮助解决问题，是很常见的现象。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议程通常在两天前分发。议程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由三军参谋长对国防部长、联合司令部及特种司令部的职责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发展武装部队的长期计划，由于这些计划而产生的对人员和后勤的需要，新式武器系统的作用以及这些武器的装备部队，对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计划；有关海外司令部的作战问题；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国防部在裁军，限制原子试验等问题和与国防部有关的类似的国防问题上所应采取的立场。
正式开会前几小时，参谋长们都从参谋人员那里得到一份关于会议议题的简要报告。为了便于和参谋长们区别，那些提出简要报告的参谋被称为“印第安人”。他们对其上级所持的最后主张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每个参谋长都必须警惕自己变成“印第安人”俘虏的危险。“印第安人”通常是能干而又热情的年轻军官，经过训练，能在上级面前毫不畏惧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副参谋长（中将）在开会时收到了一张纸条。他笑着念了出来：“如果参谋长想要修改第四页第二行，尽一切力量反对他。米勒和毛克少校”。
我曾经是马歇尔将军手下的“印第安人”。他教导我，每个“印第安人”，不管他的军衔如何，都有权利对所有的军事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比较平静的日子里，我作为参谋长办公室内的一位新提升的少校，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第一个简要报告。报告的问题是阿拉斯加国民警卫队是否应该再增加两个连的兵力，这是震动世界的问题。我把建议交给了马歇尔将军，然后背靠在椅上，等待他作出决定。他问：“泰勒，你的意见怎样？”我几乎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因为我从未想到我还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那种错误。“印第安人”必须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要大胆地提出来。但参谋长不应为他们的意见所束缚。
参谋长们研究过的大部分文件很快得到了处理。然而，也有一些文件可能列入会议议程达数周之久。这些文件的涉及面通常很广，关系到三军的长期计划。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量很大，并且还在日益加大。从1955年10月6日到1959年3月31日，共处理了2,977份文件。一般人都认为，参谋长们意见不一致，是平常的事。但是，根据我的记录，在这些文件中，有2,954份都是一致通过的，只有23份文件意见不一致。然而，这23份却是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
应不应该允许陆军掌握中程弹道导弹？
应该储存哪些类型和当量的原子武器？
应当赋予北美防御司令部司令以什么样的职权？
太平洋司令部应怎样组织和配备参谋人员？
应否优先发展小型战术原子武器？
应该如何使用奈基导弹和鲍马克地对空导弹？
是否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可以用来输送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
应否修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以便更加强调爆发有限战争的可能性？
就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考虑的问题的范围而论，指出可能得到它们考虑但却没有被考虑的一些问题，是有趣的。首先，在国防预算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规定的责任。它虽然负责草拟和向国防部长提出与编造国防预算有关的军事需要，但是作为法人，却没有参加预算的实际编造工作。然而，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将1960年的预算交给参谋长们的行动表明，国防部长已经越来越感到有让参谋长们同意他的最后预算的需要。在过去，参谋长们不完全了解全面的国防预算，因此不能提出有份量的意见。现在可以指望进行重新的考虑，以便让他们在编造预算时发挥较积极的作用。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统一安排军事需要、军事预算以及由预算所支持的各军种的计划。
参谋长们没有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拟定或执行作战计划。这些职权通常属于海外联合司令部或特种司令部的司令。就拿1958年7月黎巴嫩登陆为例，这次活动的计划和具体组织都是由霍洛威海军上将负责的。他以特遣部队司令的资格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并由后者批准他的计划和保证他获得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军队和补给品。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设在巴黎附近的欧洲司令部总司令诺斯塔德空军上将支援霍洛威海军上将并向他提供通常属于诺斯塔德司令部组成部分的特种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从美国为霍洛威海军上将派遣了部队和运送了补给品。然后，当它确信霍洛威海军上将有了正确的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手段后，就坐待他的行动，并准备在他需要帮助时，随时插手进去。今天，假如在海外任何地方发生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用实质上就和黎巴嫩登陆时的作用相同。但在发生较大的事件时，它就可能大大扩大它在国内的活动，即组织动员和使预备队作好战备，以增援负责作战的海外指挥官。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组织具有任何委员会制度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各军种的军事首脑参加这种委员会，可以使国家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广泛的经验得到利用。这样，我们最重要的军事计划就会反映出了解本军种和本军种优缺点的人员的意见。他们对国防部长的建议都是负责的，并且保证了计划的现实性。这些计划主要是由负责执行的人员制定的。
另一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解决争执时，具有任何一个委员会所具有的缺点。它们在采取行动前，必须考虑和调解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又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消除不同的看法。例如，1958年，国会授权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我们曾对联合参谋部的重要职位在三军中的分配，争论了数月之久，才达成协议。当调解失败后，就需要时间准备向国防部长提交争论的问题。我经常认为，我们在处理每天的议事日程时，过于拖拉。这大概是因为委员会很少具有一种迅速处理事物的个人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却是司令官或参谋长在处理本司令部工作时所具有的优秀的品德。此外，既然有不同意见的参谋长能长时期地阻止在一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因此，就很难强迫他们考虑不适合于一个或几个军种情况的问题。甚至当国防部长指示进行这种考虑时，他们可能说一些无聊话以资回答，使一些根本性问题模模糊糊或者不能完全解决。
过去解决分歧意见时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经历，是促成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迟疑不决的另一个因素。因为，文职首长在接到必须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的有分歧意见的文件时，往往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所以参谋长们不仅常常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寻求妥协的办法，而且还要清理一些长期积压的有争执的文件。类似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其他原子威慑部队应当保持多大的规模等棘手问题，可以而且已经被搁置了几年之久。如何正确地组织中东军事司令部，是我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一机构时就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但至今仍未解决。如果袒护参谋长们，我们就可以说，在他们上面的决策机构的微不足道的成绩使参谋长们灰心丧气，不愿直截了当地清楚说明矛盾和迫切要求对分歧作出最后的裁决。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记住，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一个咨询机构，它们不能决定这些问题。决定政策是文职领导人的责任。
既然解决意见的分歧已经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效地行使职权的主要障碍，就有必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出现分歧意见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所存在的意见分歧完全是由于各军种狭隘地维护本军种的利益所造成的。但是，仔细地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只有部分的理由。在许多情况下，意见分歧是由于远为根本的和毫无私心的原因所造成的。
如果研究一下实际发生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意见分歧大概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有些分歧多少带有点哲学的味道。它们是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思想和“灵活反应”战略思想之间的不断冲突而引起的。因此应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文件中加以解决。
其次是由于上述分歧引起的关于未来战争的实施以及准备进行这种战争的方法与手段。这里包括这样几个问题：各种参战部队的数量，新武器系统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对各军种的作用与任务的不同解释；对核武器的依赖程度以及核武器的最适当的储存种类和当量。
最后，以上广泛的争执也引起了大量的专业性的和技术性的分歧。例如：联合司令部和特设司令部的组织与指挥，因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之间、陆军与空军之间、以及空军与海军之间的作用与任务的不明确所引起的特殊问题。此外，还包括陆军航空队的规模与性质；各军种在大陆防空中的职责；陆空联合作战的指挥关系问题；以及最近出现的空间作战问题。
从上述问题看来，这些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各军种的问题，而且还常常关系到整个武装部队。尽管如此，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和辩论中，各军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持有自己的立场。虽然我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也可能不完善，但我还是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对比说明一下过去四年来各军种在某些主要问题上的立场。下面段落的长短只能说明我在写陆军情况时比写其他军种更有把握些。
陆军的立场
陆军赞成采取全面的灵活反应的战略。这种战略是根据1953年以来世界局势的变化对美国的战略作出重新估价之后而产生的。它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首先确定战略报复部队、大陆防空部队、海外驻军、有限战争和大战中所需要的战略预备队、反潜部队以及类似的其他部队的需要程度。然后根据上述部队的需要编造国防预算。
陆军认为，一定数量的防空部队是原子威慑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攻击力量的原子运载能力以及代表防御力量的大陆防空部队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战略威慑力量。这两部分力量应该均衡发展，以保证获得最大限度的威慑效果。鉴于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的威胁，防空的重点应以比目前预计更快的速度从轰炸机防御转到对导弹的防御。同时，奈基Ⅲ型反导弹导弹应尽快地用于作战。目前，花在有人驾驶的截击机及鲍马克导弹系统方面的钱是太多了。有人驾驶的截击机已经过时。随着轰炸机威胁的减小，发展鲍马克导弹也嫌太迟了，此外，这种导弹在技术和财力上是否可行，也是值得怀疑的。
陆军反对“美国堡垒”的思想，而趋向于强调海外驻军的重要性和通过适当的军援计划加强我们主要盟国地面部队力量的必要性。陆军还赞成在海外建立前进仓库，以缩短在对付远离我们欧洲及远东驻军地区所发生的军事情况时所需要的反应时间。
在提出对“灵活反应”战略思想的需要的过程中，陆军成了要求美国增强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的主要发言人。它反对海军与海军陆战队能够代替陆军执行这项任务的想法。因为，这是一种持续的地面战斗，所以是陆军特有的任务。但有限战争的任务也不是陆军的专利品，其他军种能够也应当做出具体的贡献。为了加强在有限战争中的联合计划和联合训练工作，陆军赞成设立单一的司令部。它可能是设在美国的统一指挥部，负责使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作好战备。
陆军对迅速调动部队以应付海外有限侵略的能力颇为关心，所以极力主张建立足够的战略空运和海运力量。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就应付有限战争所需的战略运输力量的数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陆军要求根据对可能发生的有限战争的图上作业确定所需的战略运输力量。为了计划先头部队的行动，陆军主张事先指定一些空运部队。它相信这样做可以加强联合计划的工作，而不会使已经指定的空军部队停止活动。同时，也有必要逐步替换陈旧的飞机和船只，以使战略空运力量与海运力量现代化。
在其他军种的部队方面，陆军认为，空军过多、过长地依赖有人驾驶的飞机、有人驾驶的轰炸机和截击机。鉴于百万吨级的氢武器的破坏力已有巨大的增加，因此，我们现成的战略威慑部队中的运载工具——飞机和导弹——的数量已经过多。然而，它需要更迅速地以导弹代替轰炸机，以便实现现代化。其防御能力也应通过防空、预先警报及其他有关的措施加以提高。这种观点的中心思想是，一支现代化的防护良好的、均衡发展的报复部队，虽然数量较小，但其效率要比目前空军、海军和盟国的空军、航空母舰及各种导弹的结合体高得多。
至于海军，陆军认为北极星导弹潜艇的确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对于这种潜艇的服役时间表示怀疑。陆军认为，海军的航空母舰计划庞大得毫无理由。它要求海军首先注意反潜作战计划。
至于陆战队，陆军承认它们可以对于在海岸与海岸附近发生的有限战争，作出潜在的贡献，但是强烈地反对这样的看法：陆战队应当成为第二陆军，而且可以接替陆军在迅速而持续的地面战斗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陆军反对作为大规模报复思想一个组成部分的“短暂的战争”概念（即下一次战争将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结束），而且反对以这种概念来指导动员准备。鉴于未来战争的持续时间尚难预料，因此，如果不做好开战后进行动员的准备，那就会象一个悬赏拳击家一样，面对着决定胜负的战斗，但他只进行了第一个回合的练习。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立场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很迟才和陆军一起支持“灵活反应”的战略思想，反对“大规模报复”思想的鼓吹者。但对按作战职能分配财政预算并不热心，而主张按军种来分配预算。因为他们认为，海军部队不可能分割成为各个专业单位。他们指出，一艘舰只可以同时对战略轰炸、反潜作战和防空作出贡献。然而，他们也趋向于同意目前的战略报复部队按其所担负的任务来说，可能是过于庞大了，故应使其现代化，并缩小其规模。
海军认为，经过这种改组，北极星导弹潜艇由于具有机动性和隐蔽的特点，就应在履行进攻性的战略报复任务中起主要作用。它强烈地反对把北极星导弹部队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合并。大陆防空没有得到海军多少支持。它力图阻止在防空方面花费大量的财力，因此对于奈基Ⅲ型反导弹导弹计划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海军和陆军一样，反对“美国堡垒”的思想。它虽然承认迅速应付有限战争的必要性。但是为了避免让陆军保持庞大的部队，它反对制定大规模的有限战争的计划。它力图说明海军和陆战队结合起来，就能解决有限战争的问题。因此对陆军在战略空运及海运方面的要求，不感兴趣。
海军力图保持庞大的航空母舰部队，企图以大战及有限战争的要求来说明其舰只数量是合理的。虽然其他军种希望看到海军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反潜作战，但海军却要在三个方面同时并进，即企图扩大它在战略轰炸和有限地面战争中的作用，同时又要保持反潜作战的职责。
海军同意陆军的看法：“短暂的战争”的概念是危险的，也同意必须作好开战后进行动员的准备。
总之，海军和陆战队满足于现状，反对对各军种目前的作用和任务进行任何重大的改变。
空军的立场
空军是竭力主张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思想的军种。它认为，这是美国赖以取得安全的唯一有效的军事战略。空军发言人的论点大致如下：
大规模报复的战略思想“现实地”考虑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决不可能在保持空中优势的同时，在地面部队方面与共产党争雄。它也是我们财政收入能够支持的唯一有效的战略。它迫使苏联认识到，苏美直接参与的大战将对它们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成为一种完全不能接受的冒险。空军认为，苏联害怕大战，不仅将使美国避免大战，而且也可以避免有限战争，因为苏联人害怕任何有限战争可能发展成为致命的大战。
因此，空军认为，无需作好应付所谓有限战争威胁的特殊准备。因为在我们准备大战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它了。任何特殊的准备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它会引起对我们在危机中使用报复力量的决心的怀疑，从而削弱威慑力量的效果。这种怀疑也会助长潜在的敌人的气焰和使我们的盟国感到失望。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可能损害“大规模报复”政策的信服力的行动。
空军认为，我们主要的危险在于苏联的战略空军部队和导弹部队的日益强大。为了应付这一危险，美国必须在战略打击能力方面经常远远超过苏联。为此，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战略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并在导弹的战斗力还没有得到完全证实之前保留充分的战略轰炸机。我们虽应确保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打击力量不受敌人的突然袭击，但在战略空战中，强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此，战略空军必须比大陆防空部队和由陆军提供的要地防空部队，优先得到不断的加强。同样，我们也不应错误地以大量的财力发展反导弹导弹防御，如奈基Ⅲ型反导弹导弹。因为，它是否可以使用，还值得怀疑，此外，其造价也非常高昂。虽然研究和发展一种反导弹导弹可能是正当的，但在没有证明它的有效性以前，就不应投入生产。
空军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来源于前面所说的理论。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预算的重点就应放在进行大战的部队方面，特别是战略空军方面。海外驻军应当减少到只起绊索的作用。国内的战略机动预备队应当缩小到较小的规模。如果这些部队适当地缩小了，就不需要增加战略空运和海运部队来保证它们的运动。由于美国只需要准备应付大战，而且大战也只是短暂的，因此就没有理由在本土储存大量的动员物质。各种部队的动员基地应当减少，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现成的部队——最好是空军方面。
随着有人驾驶的飞机的重要性的降低，空军看到在各军种之间继续保持对它有利的预算，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为了保持对它有利的预算，空军一方面发动进攻，以图接管陆军的大陆防空任务，另一方面又进行防御，防止海军的北极星潜艇插足于它的战略轰炸任务。由于一些不了解的原因，空军代表至今仍反对使洲际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具有机动的能力。然而，它们对机动的北极星导弹作了重要的让步。可以预料，在以后，空军的立场可能会有变化。
上面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辩论中显示出来的关于各军种立场的相当精确的陈述。这些不同的立场说明了尚待文职当局作出决定的问题的范围和性质，同时也说明了预算对各军种意见分歧的影响。
事实是，如果大家不知道国防预算的限额，那末，军种之间的许多冲突是可以通过协调来解决的。但是，国防预算的最高限额约达四百亿美元的事实提醒了每位参谋长：各种军事计划虽然性质不同，但事实上却是在数量已经确定的美元之间进行竞争。这种考虑影响了参谋长们对兄弟军种的计划的态度，因而也就更难作出一个大公无私的判断。反之，如果不考虑财政因素，就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国防预算有一定的数量，加强了各军种间对经费的争夺，因而也成了各军种发生冲突的主要根源。这种冲突损害了全国对军事计划的信心。
本章一开始就指出，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在23个文件上存在着分歧。考虑一下这些分歧是如何处理的以及谁的意见最后取得了胜利，可能是有趣的。
每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个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并且不可能进一步统一意见时，他们就指示联合参谋部主任起草一份报告，将分歧的意见呈送国防部长加以处理。为了便于国防部长比较，这个文件陈述了各种分歧意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这些问题上的地位与参谋长的地位多少有些不同。在一九五八年国防部改组之前，主席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的过程中没有表决权。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情况。因为参谋长们并不参加正式的投票，而当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把不同的意见提交国防部长。主席通常同样有资格可以用口头方式或以个人备忘录（附在意见分歧书后）的形式，向国防部长陈述自己的看法。雷德福海军上将使用了提交个人备忘录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一九五八年的国防部改组法中作了明文规定。这样，就给主席与其他参谋长以同等的投票权。对此，国会和公众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主席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改变。因为，即使没有正式的投票权，主席也已经取得了凌驾于任何一个参谋长或参谋长们之上的地位。
下列的记录清楚地显示了主席的首要地位。同时，也表明了国防部长就上述的23个意见分歧的文件所作出的决定。后面两项数字是指一九五五－一九五九年期间国防部长在23次意见分歧中同意和否决各军种和主席的意见的次数。
支持 否决
陆军 3 20
海军 13 10
海军陆战队（只参加11次） 4 7
空军 17 6
主席（只参加过21次） 18 3
为了了解上表中诸因素的彼此关系，还应该指出某些事实。陆军通常处于少数的地位。在23次意见分歧中仅得到主席1次支持，空军4次支持，海军10次支持。陆战队在11次意见分歧中支持陆军6次。海军和陆战队对陆军的支持，大部分发生在雷德福海军上将卸去主席职务之后。
记录表明，在所研究的时期中，主席通常支持他原来隶属的军种。雷德福海军上将在13次意见分歧中支持海军10次。特文宁上将在8次意见分歧中，8次支持空军。记录同时也说明，陆战队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等于给海军投两票的权利。在11次意见分歧中，海军陆战队有九次支持海军。
经常有人说，即使是为了减轻国防部长在作出军事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参谋长也有责任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段时期中，国防部长曾经四次否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意见。因此，显而易见，即使参谋长们取得一致的意见，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总之，研究了这些数字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可以看出，过去四年来，陆军一直处于孤立和少数的地位。实际上，这种充当巴比伦俘虏的处境在李奇微将军任参谋长职务期间就开始了。
雷德福海军上将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陆军就与主席对立，与其他参谋长也常常对立。以后，直到海军和陆战队倾向于支持“灵活反应”的战略和看到有限战争的重要性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有些好转。但是，仍有这种情况存在，即在过去四年中，要不是陆军参谋长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专门在争论中选择错的一方，便是有人对不同意见采取了堪与塔马尼大楼的优良传统相媲美的压制手段。
另一个主要的结论是，主席这一边几乎经常获胜。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主席是由国防部长亲自选择的。他和国防部长在实质上和精神上都是密切一致的。他们在五角大楼并肩工作。主席以国防部长主要军事顾问的身份陪同他出席国内外许多重要会议。他很快地和国防部长的思想一致起来，并在政府内外，成为武装部队的可靠代言人。人们常把主席的看法和参谋长们的看法混淆起来。并且，还错误地认为主席的立场就是参谋长们的立场。这种情况说明了主席的首要地位。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必然形成了他的首要地位。当然，主席保持这种首要的地位，对国防部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国防部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席来指导参谋长们的工作，使他们操劳不息，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及时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最好是那种不令人为难就能接受和同意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有些意见也会是令人讨厌和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当它们与行政当局所经常考虑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相冲突时，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时候，部长就要依赖主席来制止这种意见，并在适当的问题上促成意见一致，以便用来支持国防部的计划。如果要主席执行这个职责，部长就必须在意见分歧的问题上支持他。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四年来，部长是很少不支持主席的。
这样，主席已经成为一种官方的督察员。他负责把官方的方针传达给参谋长们，并期待他们以此来指导行动。但在第一任主席布莱特雷上将领导期间，情况却不是这样。他在掌握参谋长们的讨论会时，却保持谨慎的中立态度。而雷德福海军上将是一个有才干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他竭力把他的看法强加在参谋长们身上。我在他手下担任参谋长的两年期间，很少和同僚们进行严肃的争论，在争论中，主席和我通常进行激烈的争吵，彼此谁也没有说服过谁。但是，不管我如何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还是非常佩服他的坚持目标的精神和在推行“新面貌”政策时所表现的那种无可否认的效率。
特文宁上将任主席时，一贯采取多少是布莱特雷上将和雷德福海军上将两者之间的立场。同雷德福海军上将相比，他并不很支持官方的方针。但是作为一个“大规模报复”政策的长期鼓吹者，他那张起决定性作用的票总是有利于空军，而反对对战略进行彻底的审查。
研究了上述现象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已承担了过去那种令人讨厌的单一参谋长所具有的大部分权力。过去在讨论国防组织时，这样的单一的参谋长一直是为国会和某些公众所害怕的。这种权力本身没有什么坏处。但是，那种毋需对公众负责的隐晦的权力，却是很坏的。主席并没有完全享有一个合法的集权当局在迅速作出决定和加速工作的进行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尽管他最后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别人身上，但仍需遵守同参谋长们进行商讨和争辩时的程序。主席的这种虚假的地位，应在今后研究改变国防部机构和组织时，加以认真的考虑。
如果不提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会的关系，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用的讨论，就显得不够完全。和大多数议会制度国家的做法不同，美国三军的参谋长们作为军种的参谋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必须经常出席国会的各个委员会作证。此外每年至少要在两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及拨款委员会上各出席作证一次。在正常的年月里，还要就原子能、导弹、军事人员、后备力量及军事援助计划等等特殊问题出席作证。对参谋长们来说，国防预算证词听取会通常是最麻烦的，因为这些证词听取会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参谋长们对政府的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责任问题。
参谋长们出席国会委员会作证的目的是：“交代真情，揭发错误”，同时还要对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决定保持忠诚。这项道德标准执行起来，并不简单。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在国防部编造预算和研究其他任何与预算同样重要的措施时，各军种参谋长都应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当他们尽了一切力量把自己的文职首长引到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后，就必须接受本军种部长、国防部长和总统的决定，以此作为最后决定，并在国会中加以支持，不然就辞职。这种态度完全符合我们军官的传统教养。如，陆军和其他军种一样，其参谋人员一定要大胆地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指挥官定下决心。此后，他的任务就是支持这项决定，使其发生作用。
但是，在华盛顿做一个参谋长并不如此简单。在军队里，军官是不应出席军外单位讲话的，但在过去，又必须要求他在那里陈述他向指挥官提出的建议和理由。这就形成了参谋长在国会中所处的地位。他刚读完准备好的支持国防部长的声明后，便会面临一群提问者，要他说明他原来的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与国防部长及总统的最后主张作比较。这样，参谋长就会立即发现自己处于为难的地位：不是反对自己的文职长官，就是拒绝向国会提供事实。就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其他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而只好不问后果地老老实实地回答问题。
要想寻求一个应付这种任何军人都不喜欢的情况的补救办法，是困难的。一种办法是不让军官在国会作证并且把一切军事问题都交给文职部长去辩护。这是英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所采用的解决办法。但美国将来会不会接受这种办法，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国会希望听取那些一般认为没有政治动机的军人所提供的事实。
另一种办法是让参谋长向其文职首长提出的意见具有一种特权，即可以不向国会陈述这些意见。但迄今为止，行政当局认为不宜因为采取这种办法而引起一场风波。
这两种办法将使国会得不到在履行宪法规定的对武装部队的责任时所必需的军方意见。国家安全事务的复杂性和技术性正在逐年增加，但国会议员在制定关于这些事务的法律时。仍须非常谨慎。因此，议员们不依靠那些负责国防的参谋长们又依靠谁呢？不让议员知道参谋长们的意见，将会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寻求不可靠的意见，从而有害于他们采取立法行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不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会之间建立合法的关系，并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成为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总统的顾问的同时，也成为国会的军事顾问吗？这也就是在当前的实践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