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第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从战争研究观点来看我国历史，有两个时代似乎可以称为“黄金时代”：第一即为楚汉相争(秦楚之际)时代，第二则为三国鼎立时代。此两时代均有若干杰出人才出现，其表现之优异令人叹为观止，在我国历史上应为少见现象。此两时代又有一显著差异。秦楚之际人才集中在某一方面，遂终成统一之局。三国时代人才分散成为三大集团，乃导致分裂后果。虽然有如此差异，但两时代之往事又还是同样值得后世欣赏与研究。

　　 三国时代比秦楚之际较晚，史料应较丰富，研究应较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原因有二：(1)陈寿《三国志》对战争之记述尚不如《史记》简明扼要：(2)《三国志演义》为畅销数百年之历史小说，其内容家喻户晓，影响力之大难以估计。但小说描述的不仅与历史有相当差距，而且更常有错误与故意虚构。因而在社会传统认知上造成不正确印象，并对学术研究构成绊脚石。所以研究本章主题“赤壁之战”，遂似易实难。

　　 首先必须指出所谓“三国”实一模糊名词。严格言之，应至曹丕篡汉称帝时，历史始开始进入三国时代，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同时亦为魏文帝黄初元年。过一年刘备始称帝(公元221年)。至于孙权正式称帝则更迟(公元229年)。依照法理，到此时始为三国时代之正式起点。

　　 “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远在曹丕篡汉之前，实际上应仍在东汉末期。一般人都认为此战发生于三国时代实乃大错，也许可以说“赤壁之战”乃导致三国时代的前因，三国时代乃“赤壁之战”的后果。

　　 以上为对于时代的理论分析，但无论正史(《三国志》)或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又都将此－会战列入三国时代之内。反而言之，以东汉为范围之正史(《后汉书》)则并未将其列入。《后汉书·刘表传》(卷一百四十)中虽有“曹操败于赤壁”之语，但对于“赤壁之战”则完全不曾提及。

　　 实际上，若无“赤壁之战”，则我国历史也就不会有所谓三国时代，二者之间有其不可分之因果关系，所以若将此一会战视为三国时代之起点，亦未尝不合理。

　　 第二节　汉室衰亡

　　 刘邦所建立的汉帝国(公元前202年)实际上为秦帝国之延续。自高祖开始到平帝为止，共十一帝，历时二百一十一年，为王莽所篡(公元8年)。此一段时间史称西汉或前汉。王莽所建新朝仅十八年，又为汉宗室刘秀(光武帝)所推翻，并重建汉室政权。史称东汉或后汉，到献帝时终于灭亡(公元220年)。东汉共十三帝，历时一百九十六年。

　　 若将西汉与东汉作一比较，即可发现在权力兴衰过程上有颇大差异。西汉时代前期一直都相当强盛，而尤其在武帝时更是非常强盛，甚至于到中期(昭宣二帝)仍能继续强盛不衰。仅至成帝时(第九帝)始由盛而衰。反观东汉时代则完全不同。东汉自光武中兴后，仅在最初三帝(光武帝、明帝、章帝)时保持其强盛，共计仅五十四年。此后自和帝时开始，即由盛转衰，直到灭亡。钱穆认为光武复兴后不久，东汉即走上衰运。东汉只是秦汉以来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

　　 所谓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可分两部言之：王室与政府。王室又可分三部言之：王室自身、外戚和宦官。东汉诸帝多童年即位，夭折及绝嗣，绝嗣外立，又多择童年，遂多母后临朝。外戚、宦官均借以用事。

　　 最初，因母后临朝而使外戚得以专政。皇帝长大想收回政权，由于与朝臣(政府官僚体系)不易亲近，宦官遂变成皇帝企图亲政时之最亲密助手。宦官掌权当然受到外朝名士厌恶，于是遂又与外戚合作，以与宦官对抗。在此种三角权力斗争之下，国事遂日益不可为，此即东汉统一帝国日益趋衰亡之主因。

　　 东汉末期，桓、灵二帝均为宦官所杀，足以显示宦官已成国家大患，外戚何进企图消除宦官，不幸反为宦官所杀。于是外朝名士领袖袁绍遂举兵尽诛宦官，外戚与宦官先后归于消灭，而东汉王朝不久亦随之灭亡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九章，109－113页。 ] 。

　　 第三节　军阀混战

　　 何进与袁绍合作，企图消灭宦官控制王室势力，动机无可厚非。但在密谋时由于害怕宦官势力强大，遂决定密召并州牧董卓率部队入京(洛阳)，以期能将宦官势力一网打尽。当时曹操闻知即发表意见如下：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既治其罪，当诛首恶，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 注：吴玉莲，《史传所见三国人物曹操刘备孙权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17页。 ]

　　 遂向袁绍劝告，未蒙采纳。结果董卓尚未来而密谋已泄。于是何进先被宦官所杀，袁绍迫不及待，发兵尽杀宦官。等到宦官已经杀尽，董卓始来到洛阳。

　　 董卓来后立即企图控制朝政，首先废少帝刘辩(何进之甥)，改立年仅九岁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董卓一切行为当然引起朝野上下普遍不满。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组成联军，推袁绍为盟主，共讨董卓。

　　 袁绍被推为盟主实理所当然，绍不仅有“四世三公”的家族背景，而且也是名士集团的领袖。此外在各州郡之间，其兵力也最雄厚。至于曹操在当时还只能算是小人物。不仅尚无自己的地盘，甚至于五千人兵力都是勉强拼凑组成。但曹操在同盟中又已经能够一再表现出惊人智勇，令人刮目相看。

　　 董卓看到联军势力强大，遂退出洛阳，挟持其所立之献帝西走长安，回到其关中根据地。曹操立即主张联军应向关中追击，向同盟诸领袖进言：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起兵，倚王室之重，据二关之险，东向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 注：《三国志》卷一，之魏书一武帝纪第一》。 ]

　　 但诸侯均心存观望，不愿西进。曹操遂决定单独引兵西征，不幸为董卓部将徐荣所败，返回酸枣，见诸侯领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遂责之曰：“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 注：同前注。 ]

　　 以后董卓为其亲信吕布所杀，关中乱成一片，于是关东诸侯各自散去，纷纷割据称雄，不久彼此之间即兵戎相见，互相兼并，展开大规模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初期，袁绍势力发展颇为迅速。袁绍字本初，汝南人，出身世家大族，为社会所推重。联军瓦解后，袁绍利用其地位与势力，在黄河以北夺占不少地盘，据有冀、青、并三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另一发展快速势力则为曹操，曹操身世自不能与袁绍比较，但其天才则远非袁绍以及其他军阀所能及。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任兖州牧，在济北剿平黄巾余党，收编降卒三十余万，号称“青州兵””。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又征服汝南、颍川等地，并将势力扩大到豫州一带。

　　 曹操初到兖州时，谋士毛玠向其进言：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今袁绍、刘表……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 注：《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毛玠传》。 ]

　　 曹操立即纳此良策，建安元年迎接已从长安逃回洛阳之献帝至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县)建立新都，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有利政治地位。

　　 此时全国军阀割据形势大致有如下述：黄河以北有冀州袁绍，幽州公孙瓒；南面有淮南袁术，南阳张绣，荆州刘表；东与东南面有徐州吕布，江东孙策；西面有凉州韩遂、马腾；西南有益州刘焉，另外还有无固定地盘，但颇具影响力之刘备。

　　 曹操视袁绍为最大敌人，但其势力强大，曹操自知尚不能与之对抗。另一方面，曹操本身处于内线不利地位，四周均受敌人包围。于是遂与其谋士商议，决定采取先近后远、先弱后强之攻势战略。首先解除身边威胁，累积力量，然后再与袁绍决战。基于此种战略构想，曹操遂对袁绍与凉州之韩遂、马腾，采取安抚政策：用名士孔融为专使；以献帝名义任袁绍为大将军；派钟繇都督关中，与韩遂、马腾结好。在西北两面威胁暂时缓和后，曹操遂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到四年(公元199年)之间采取各个击破作战，先后擒杀吕布，困死袁术，降服张绣，逐渐巩固、扩大其权力地位。

　　 建安四年，袁绍击败盘踞幽州之公孙瓒，统一河北，于是曹袁南北对抗，争夺中原之局势终于形成，不久双方即展开最后决战。袁绍决定率领步骑精兵十余万，渡过黄河直捣许县，将曹军彻底消灭。

　　 曹操方面能战之兵不过两三万，军粮辎重亦颇不足，显然居于劣势。但谋士荀或等认为袁军内部缺点颇多，实乃外强中干，并不足惧。于是开始部署，准备迎敌。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亲率大军进逼黎阳，遣大将颜良渡黄河围攻白马。曹操用声东击西之计，解白马之围并斩颜良，接着向延津撤退，袁绍派另一大将追击，曹操又用诱敌之计，大败追兵并斩文丑。曹操赢得两次序战之后，仍继续诱敌深入，主动撤回到官渡(黄河渡口)。以后双方相持达一段时间。

　　 十月，袁绍遣将淳于琼运粮屯于鸟巢(在其大营以北四十里处)。曹操获得情报，立即亲率精锐五千人夜袭乌巢，放火烧粮。袁绍得知后，除派兵救援乌巢外，更亲率大军进攻曹操官渡大营。虽情况危急，但曹操不为所动，终将袁军乌巢屯粮全部烧毁，始回师官渡。

　　 由于屯粮尽失，生命线被切断，袁军心理大受打击，甚至于自相惊怵，不战自溃。曹军乘势全面出击，大败袁军，歼灭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之战”是我国历史中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曹操为何能以少胜多，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曾作简明评论：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简言之，曹操之所以胜，袁绍之所以败，其关键在于“人谋”，何谓“谋”？“谋”即为战略，即为智慧。此即“官渡之战”的教训。

　　 袁绍退回北方，吐血达一年多时间，终于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病死。死前袁绍将地盘分与其三子一甥：长子袁谭分得青州，次子袁熙分得幽州，三子袁尚分得冀州，外甥分得并州。但不久均全为曹操所扫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又亲率大军出卢龙塞(今喜峰口)，击败与袁绍残部勾结之乌桓部落，终于完成统一北方的工作。

　　 第四节　曹操南征

　　 曹操统一中原、扫平群雄之后，唯一硕果仅存，且被曹操认为尚有与其争天下可能之人即为刘备。在军阀混战阶段，刘备一直不得志，不仅不曾割据地盘，而且时常寄人篱下。尽管如此时运不佳，但刘备又始终保持高度社会知名度，受到群雄欢迎礼遇。

　　 刘备一度曾留在许县，曹操对其非常礼遇尊重，曾经向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由此可见曹操如何重视刘备。刘备因参加董承衣带诏反曹密谋，遂设法离去投靠袁绍。袁绍对其礼遇甚至有过于曹操。

　　 袁绍失败后，刘备奔往荆州，刘表亲自郊迎，以上宾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丸(桓)，刘备劝刘表乘机袭许，表不能用。在此同一年，刘备三顾草(茅)庐求得诸葛亮为其最重要助手。刘备到荆州投刘表为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到此时已相隔六年，诸葛亮虽提出争天下之长程计划(《隆中对》)，但显然已来不及付之实施，因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即开始大举南征，情况随之发生剧变。

　　 刘表闻曹操南下，惊惧而死，其次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刘备此时驻在樊(城)，不知曹操突然南下，曹军已到宛(城)始获知，遂率领其部队退走，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攻击刘琮，则荆州可有，刘备曰：“吾不忍也。”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刘备据之，遂释(放下)辎重，轻军进到襄阳，闻刘备已过，遂亲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之长坂追上。刘备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斜趋汉津，与关羽船舶会合，渡过沔水，再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会合(有兵万余人)，到夏口暂停 [ 注：关于刘备逃走经过，均以《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为依据，与小说《三国志演义》之描述有相当差异。 ] 。

　　 吴国鲁肃得知刘表死，即向孙权建议：

　　夫荆楚与国(吴)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 [ 注：《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

　　 从鲁肃建议原文观察，可以发现鲁肃战略思想实与诸葛亮立于平等地位，鲁肃所建议者，与诸葛亮《隆中对》似乎可谓英雄所见，大抵相同。鲁肃实在是能识大体，具有高度智慧的大战略家，绝非如小说与世俗所想象，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庸才。

　　 孙权接受鲁肃建议，即遣其往荆州，但情况变化极快，当鲁肃到夏口时已闻曹操正向荆州前进，到南郡时已知刘琮降曹，于是其原有构想完全落空，鲁肃知刘备在夏口，遂赶往与刘备会晤，并表示希望刘备与孙权协力破曹。刘备甚为欢悦。

　　 鲁肃尚未来到之前，诸葛亮已向刘备要求：“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恰好鲁肃来到，遂向诸葛亮自我介绍：“我子瑜(诸葛瑾，为亮之兄)友也。”并邀请诸葛亮与其一同前往吴国。于是刘备遂命诸葛亮为使去向孙权商讨合作 [ 注：《鲁肃传》中认为鲁肃与刘备会面地点在当阳长阪，似乎错误。当时刘备正在败逃，不可能与鲁肃会晤，而鲁肃也无赶往前线之必要。 ] 。

　　 曹操既入荆州，遂向孙权发出具有恐吓意味之招降书：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 注：《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注引《江表传》。但《三国志》本身并无记录，其可信度似不太高，世俗所谓“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之说可能是以此为来源。 ]

　　 孙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计，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为大计不如迎之！ [ 注：《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

　　 当时孙权驻在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县，为本书作者之故乡)，心存观望，难作决定。群臣之中只有鲁肃不发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问曰：“卿欲何言？”肃对曰：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 注：同前注。 ]

　　 孙权听后深受感动，叹息曰：

　　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 注：同前注。 ]

　　 从以上记述观察，当时吴国群臣几乎均一致主降，只有鲁肃一人反对。由于周瑜正受使至鄱阳，鲁肃遂劝孙权追召瑜还，共商大计，借以增强主战派声势，以免其孤掌难鸣。

　　 鲁肃从夏口与诸葛亮一同回到柴桑。诸葛亮以刘备使者身份见孙权所作说词非常重要，值得详细分析。但有一点疑问即时间之先后，鲁肃是否在力排众议，反对投降之后，始前往夏口与刘备会晤，抑或在此之前，《三国志》并无任何交代。简言之，无人知道鲁肃在何时劝孙权不可降，以及诸葛亮何时晋谒孙权。

　　 诸葛亮与孙权之间对话，《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详尽记述，现将其原文录下，并逐段加以分析。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这是诸葛亮所说第一段话，有两个重点值得注意：(1)不讳言“豫州遁逃至此”，并要求孙权量力而处，使反对孙刘合作之人不能指责刘备是想利用孙权以自救；(2)公开指出孙权“事急而不断”，正打击在其心理弱点上。凡犹豫不决的人都最怕人说他不能决断，只有此种刺激始能使其痛下决心。

　　 孙权反问：“苟如君言，刘豫州遂事之乎？”译成现代语，即为“假使像你这样说，刘豫州为何自己不降呢？”于是诸葛亮回答：

　　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一段话解释刘备为何不能降曹之理由，其目的为刺激孙权之荣誉感。诸葛亮之语暗示孙权何能与刘备相比，所以刘备不能降而孙权可以降。孙权素以英雄自命，自然不能接受如此侮辱，所以不禁勃然(大怒)曰：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孙权之语有两重意义。首先是受诸葛亮刺激而立下抗战决心(吾计决矣！)，然后再说出其内心中尚藏有疑虑：东吴素无抗曹经验，而且兵力不足，所以要对抗曹操则必须依赖刘备，但刘备新败，还有能力抗曹吗？这是孙权心中的真正疑问，到现在始坦白向诸葛亮表达。诸葛亮立即作正面回答(亮曰)：

　　豫州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日“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部队)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孙权听完之后非常满意(大悦)，完全接受诸葛亮建议，同意孙刘合作抗曹。诸葛亮最后一段话表现出高度战略智慧，对于后世研究战略的人提供重要启示：战略是讲理的，必须以利害分析为基础，激之以情之后，又必须服之以理，而更重要者则为动之以利。诸葛亮之研判非常客观，对成败作了合理预测，无怪乎孙权欣然接受 [ 注：诸葛亮之说词与双方之问对，《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有完整记录，足以证明其真实性，并显示陈寿对此之重视。 ] 。

　　 由于鲁肃建议，周瑜奉召由鄱阳返回柴桑，使主战派声势大振。周瑜年少气盛，对于主降派加以痛斥并力陈曹操不足惧，其言如下(瑜曰)：

　　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降)之邪？请为将军筹(计算)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险)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证)为将军破之。

　　 孙权完全采纳周瑜意见，回答如下：

　　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减，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三国志》对于周瑜之言也像对于诸葛亮之言同样完整记录，足以显示陈寿认为二者对于孙权之决策具有同等重要影响。事实上，周瑜之敌情分析与诸葛亮大致相同，不过周瑜将曹操必败之理由分为四点列举，似乎比诸葛亮之言还更精确有力。

　　 裴松之注引用《江表传》对于周瑜与孙权之故事有较多记述，简言之，可分下述三点：(1)周瑜曾指出操书所言水步八十万为谎言，操军实际不过十六万，荆州降卒亦最多七八万而已。(2)孙权认为子布(张昭)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令其失望，只有周瑜、鲁肃与其意见一致。(3)周瑜要求精兵五万，孙权则回答五万兵难卒合，只能先给三万。以上各点虽为《资治通鉴》所引用，但其可信度自然比《三国志》较低，《三国志》认为周瑜只要求三万人，而裴注则说要求五万，显然不符合。尤其是裴松之认为周瑜之言中不曾提到鲁肃先已有谋，似乎是夺占鲁肃之功(殆为攘肃之善也)，实乃完全不合理，周瑜不仅与鲁肃有深厚友谊，而且非常有雅量，如何会有贪功负友行为，可谓大错而特错 [ 注：关于周瑜之言均引自《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以及该传中之裴注。 ] 。

　　 最有疑问而值得检讨者又还是时间问题，根据《三国志》之记述，无法得知鲁肃、诸葛亮、周瑜与孙权对话之时间，更无法确定其先后，这也许是《三国志》不如《史记》及《左传》之最大缺点。鲁肃在闻刘表死时即已要求孙权派其前往荆州与刘备会晤，以后又与诸葛亮一同返回柴桑，则当孙权接到曹操招降书，延见群下问以计策时，鲁肃应尚未回柴桑，又如何能向孙权力劝其不可迎操？

　　 诸葛亮到柴桑向孙权进言，在时间上应比孙权与群臣集议较晚，但精确时间陈寿亦无记载，不过从诸葛亮说词可以确定已在曹操破荆州之后，曹操七月开始南征，破荆州在九月，所以诸葛亮可能在九月始与孙权会晤。孙权接受诸葛亮之建议，即于此时决定与刘备合作抗曹。

　　 周瑜何时应召返回柴桑对孙权进言，陈寿亦无说明，如果在诸葛亮之后，则孙权已作决定，周瑜实无再发表高论之必要。反而言之，若在诸葛亮之前，则诸葛亮也同样毋须说服孙权。总结言之，陈寿对于时间之处理真是一笔糊涂账。因此使其记述可信度受到影响。

　　 刘孙既已决定合力抗曹，而曹操又已决定继续进攻东吴，于是双方展开大战序幕。

　　 第五节　赤壁之战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必须重视的第一件事即为名词之正确界定。“赤壁之战”此一名词是否正确早已引起若干学者怀疑，所以尚未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应检讨此一名词本身。在战争研究领域中所谓“××之战”是指“会战”(battle)而言，而“××”则为会战发生之地点。譬如说“垓下之战”即为楚汉两军发生在垓下的一场会战。本书对于此一名词之使用都是以此界定为原则。

　　 依照上述原则，所谓“赤壁之战”应即为发生在赤壁的一场会战。事实真相是否如此，确有检讨之必要。首先还是从原始史料入手。《三国志》不像《史记》，对于“赤壁之战”并无综合记述，“赤壁”此一名词在书中不同部分分别出现。其重要原文可照抄如下：

　　(1)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 注：《三国志·先主传》。 ]

　　(2)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 [ 注：《三国志·诸葛亮传》。 ] 。

　　(3)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 注：《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

　　(4)(程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 [ 注：《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十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

　　 从上列《三国志》原文观察即可发现，陈寿记事若与司马迁比较，实在差得太远。陈寿在三处叙述中，内容都不相同，而且彼此矛盾。在《先主传》中说，“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在《诸葛亮传》中更说，“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照这两种说法来研判，会战之地应该即为“赤壁”。孙刘联军大破曹军，而且曹操败后即返回北方。

　　 在《周瑜传》中又改说双方“遇于赤壁”以及曹军败退“引次江北”，但不曾说明江北何地。在《程普传》中始有“破曹公于乌林”一语，而且仅在此处提到“乌林”地名。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断言，“赤壁之战”此一名词实为误用。因为在赤壁既未发生会战，当然也就自无”赤壁之战”的存在。真正发生会战地点是在江北乌林，因此照理说，应改称“乌林之战”。不过“赤壁之战”此一名词已经用得太久，尤其经过小说(《三国志演义》)夸大描述，所谓“赤壁鏖兵”、“火烧赤壁”等不正确观点早已深入人心，所以从事战争研究学者虽明知其不正确，也只好继续使用。因此本章标题还是“赤壁之战”，尽管明知那是一个错误名词。

　　 因为《三国志》对于战争缺乏完整记述，所以研究者必须凭自己判断来重建当时情况。首先要确定者又是时间问题。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开始南征，九月间进占荆州(襄阳)，接着必须接管地盘，调整部署，并等候东吴对招降反应，用去一个月时间应是合理估计，所以曹操开始继续南进准备与孙刘联军交战之时间，应在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假使此种推断正确，即可获两点结论：(1)曹军的确师老兵疲，已成强弩之末。古代很少冬季作战，此乃受天候限制，中外都一样，北方部队早已归心似箭，士无斗志。(2)长江流域阴历十一月吹东风乃常有现象，所以孔明也就不必借东风(如小说所云)。

　　 其次则为地理问题。曹操从襄阳南下，渡过长江，因为荆州水军已向其投降，船舟自不成问题，至于在何处渡江，则并不重要。从史料上所能判断者为曹军渡过长江后，仍继续沿江东进。其所采取方式可能为水陆并进，北方陆军沿岸行走，荆州水军船舶则在江边随伴。至于曹军与周瑜所统一指挥之联军相遇之处，陈寿有明确记载：“遇于赤壁。”赤壁位置在长江南岸(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曹军与联军交战即被击败，陈寿对此战有简单记述(已见前文)。曹军败后即退往江北，暂驻乌林，并在该地整顿部队，准备再战。于是双方暂时形成隔江对峙之势。

　　 到此时真正的会战终于发生。陈寿有下述记叙：

　　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摹，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 注：《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

　　 此乃《三国志》对于此次会战之原始记述。非常奇怪，陈寿对于会战地点完全不曾说明。仅在《程普传》中始有“破曹公于乌林”之语。因此“乌林之战”遂在历史上失踪，只留下无中生有的“赤壁之战”千古长存。这也可说是我国战争史上一大笑话。

　　 陈寿对于此次会战记述实在相当简略，许多细节后世都无从得知，例如双方兵力数量与战斗序列。不过仅凭其记述，也还是可以提出若干评论：

　　 (1)联军在此次会战中之所以能赢得胜利，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欺敌(deception)与奇袭(surprise)。而二者之间又是先后连串，因为敌方受欺，所以才能产生奇袭效果。值得思考的是，以曹操那样具有高度战略智慧的人如何会受骗。其原因也许有两点：其一是当时东吴群臣中想降曹之人的确不少，尤其是像黄盖老一辈的人。其二是曹操此时对酒当歌，趾高气扬，多少有骄傲轻敌心理。

　　 (2)由于小说描述，遂有“火烧连船”之说。实际上，黄盖所说是“船舰首尾相接”而不是“相连”，二者之间有微妙差异。“接”的意义可能只是接触，而不一定就是连接。许多船停泊在一起，为避免碰撞，彼此用绳索连系实乃常事，甚至于今天在大陆江河中仍有此种现象，并不足怪，至于所谓“连环计”则完全为小说虚构。

　　 (3)由于受到小说影响，许多人都以为曹军是被一把火烧垮，事实绝非如此，“火攻“只是会战之序幕而已，如果联军不随后发动突击，则曹军不会自动崩溃。陈寿对于此事又未说明，但裴注所引《江表传》有云：“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擂)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可以证明。以后《资冶通鉴》曾将《江表传》记载纳入。

　　 (4)另一疑问为刘备在会战中所扮演为何种角色？从陈寿对会战之叙述(尤其是小说)看来，这场会战好像是周瑜一个人打的，所用的都是东吴水军，刘备只是旁观而已。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如此。联军一共只有五万人，而刘备所部占其中两万，在此孤注一掷之大会战中居然不参加，岂非怪事？但由于陈寿对兵力部署完全不曾说明，所以此一疑问遂无法解答。不过陈寿曾说“备与瑜复共追”，所以至少可以断定刘备曾参加共同追击曹操败军之作战。

　　 尽管《三国志》记述既不完整而又常有矛盾，但会战结果则又无任何疑问。曹操大败结束了“乌林之战”，也就是一直都被人误称的“赤壁之战”。

　　 第六节　会战分析

　　 “赤壁(乌林)之战”曹操是输家为无可否认之事实。曹操不仅天才极高，而且也非常好学。陈寿说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据说他曾写过不少军事著作，有《孙子略解》一卷、《兵书摘要》十卷、《兵书要略》九卷、《兵法》一卷，但非常可惜，这些书都早已散失。

　　 从战略思想观点来看，曹操最大贡献为他对《孙子》所作注解。曹操是第一位注《孙子》的人，而其注解也确有重大价值。不仅能解释孙子思想重点，更能根据其本身经验，提出特殊见解。所以“曹注”备受后世尊重，并构成后世注者的基础与典型。仅凭此一贡献，即可奠定曹操在战略思想史中之不朽地位。

　　 曹操不仅精通兵法，更善于用兵。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有云：“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足以显示诸葛亮对曹操之佩服，也可以视为千古定论。

　　 于是令人不禁要问：曹操既然如此善于用兵，又为何会遭到如此惨败？对此疑问似乎可有几点解释：(1)古今中外名将几乎都曾打过败仗(也许只有亚历山大为例外)，此所谓“胜负乃兵家常事”，对于名将之为名将并无影响。(2)曹操输掉这次会战，主要原因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种条件都对其不利：①气候寒冷，又吹东风，②两军隔江水战，③降卒不亲，缺乏斗志。(3)曹操对于晚一辈人才周瑜、诸葛亮、孙权等缺乏认识，对于敌情作了过低评估。反而言之，其本人对酒当歌，已有自满轻敌心理。基于以上分析，即可明了曹操惨败并非没有理由。

　　 战争是相对现象，现在再分析周瑜为何能赢得此次会战。首先应指出，东吴诸将均明知此一战乃东吴求生存最后机会，若战败则后果即为国家灭亡。因此，有死中求活决心，战志当然极为坚定，与曹军恰好成为强烈对比。其次，这是一场“水战”，用来作战者为“水军”，周瑜方面握有绝对优势。曹操北方部队根本不习水战，所降服之荆州水军，缺乏战斗意志，而且水准远不如东吴(过去荆吴交战，荆州方面老是打败仗)。所以，周瑜之胜亦自有其理由。

　　 现在再讨论另一有趣味问题。《三国志演义》全书共为一百二十回，其中约有七十回都是以诸葛亮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很不幸，对于诸葛亮最大优点很少触及，而对其所短者则作许多夸大不实描述，甚至于完全虚构，结果遂使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变成神仙或妖道。依照小说描述，诸葛亮对于这场会战有极大贡献，因为若非他“借”东风，则“铜雀春深锁二乔”也许已成事实。诸葛亮真有如此神通？对于此一会战究竟有何贡献？实在是应该检讨的问题。根据正史记载，诸葛亮最大贡献应为在战前说服孙权使其决心一战。至于在会战中，诸葛亮既不曾借东风，又不曾草船借箭。而文人也不能参加战斗，所以总括言之，诸葛亮对于会战本身并无任何直接贡献。

　　 “乌林之战”即所谓“赤壁之战”是否可算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此一问题当然又还是必须从广义与狭义两层观点来作答。

　　 首先从狭义观点来立论：此一会战并不具有军事决定性。曹操虽战败退出荆州，逃回中原，但其权力基础并未因此而发生动摇。曹操之军事力量仍然超过孙权与刘备。以后曹操曾再度征伐吴国(公元213年)，足以显示，南北之间军事平衡并未由于此一会战之胜负而受到决定性影响。因此，可以断言“赤壁之战”并不具有军事决定性。

　　 再从广义观点来立论。此一会战是否具有历史决定性？正确答案是“是”。先从反面说起，假使曹操赢得“赤壁之战”，即可迅速顺利统一中国而无任何障碍。于是军阀割据情况完全结束，曹操将成为继东汉之后的另一帝国建立者，并使长达四百年之第一帝国(秦汉帝国)继续延长。

　　 但事实并非如此，曹操输掉这场会战，其后果诚如诸葛亮在说服孙权时所预料：“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从此曹操已再无统一中国的机会，于是长达四百年的第一帝国终于结束，在我国历史中取而代之者即为“三国时代”。三国时代又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接着中国走向长期分裂道路，直到四百余年后始再有第二帝国出现。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断言“赤壁之战”虽是一个错误名词，但其具有历史决定性又毫无疑义。

　　 第七节　结论

　　 “赤壁之战”此一名词究竟由何人或何书首先使用？本书作者对此一问题曾努力查考，但始终未获答案(如果本书读者有人能将正确答案告知，将非常感谢)。不过可以确定者是陈寿之记述实为此一名词受到使用的主要原因。陈寿不仅多次提到“赤壁”这个地名，而且还明白说“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假使陈寿之言正确无误，则“赤壁之战”自然毫无疑问。但不幸，陈寿此一记述完全错误。

图6　赤壁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其次，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是使“赤壁之战”观念广泛流行的最大功臣。

　　 《三国志演义》为我国历史小说中流行最广之一种，社会一般人士对于三国时代历史所具有的知识，很多都以其为来源。但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所指出：

　　凡衍义之书如《列国志》……《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 [ 注：章学诚，《丙辰札记》。 ]

　　 历史所要求者为“真实”。假使内容有三分虚构之小说居然被大家视为真实，则所造成伤害的确是太可怕。又因为诸葛亮是小说所塑造第一座“军师”偶像，所以“赤壁之战”之历史研究，也就受到此一因素非常严重的影响。

　　 举例言之，小说一方面说周瑜一再想杀害诸葛亮，另一方面又说“孔明三气周公瑾”。大敌当前，双方必须通诚合作，如何能这样彼此斗争，实在岂有此理，而小说居然这样写，真令人啼笑皆非。

　　 《三国志演义》对于会战描述中有下列等语：

　　(1)旗上大书“先锋黄盖”。盖乘一天顺风，望赤壁进发……

　　(2)火须兵应，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曹军著枪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计其数。

　　(3)后人有诗曰：“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初张照云海，周郎曾此破曹公”。 [ 注：《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九回及第五十回。 ]

　　 看小说的人当然会以为会战之地是赤壁，火烧之曹军船舶也是在赤壁。于是既有《三国志》的错误记述，再加上《三国志演义》的夸大描写，“赤壁之战”遂自然弄假成真，正式变成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