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战·第五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长平之战”赵军惨败，中原六国再无任何能力抗强秦，于是秦国统一宇内之成功已不过时间迟早问题。秦王嬴政十二岁即位(公元前246年)，二十二岁时开始亲理国政，决心发动秦灭六国最后一击，完成统一大业。

　　 秦王重用李斯(他是一系列客卿中最后一位)，在其指导之下，采取硬软兼施，内外夹攻之大战略，六国遂迅速逐一崩溃。秦国首先灭韩(公元前230年)，其次灭魏(公元前225年)，然后灭楚(公元前223年)，再于次年灭赵燕两国(公元前222年)，最后灭齐，完成统一(公元前221年)。其步骤为：首先从中央突破，再向右(南)向左(北)旋转，巩固侧面，最后从两翼向中央对齐国(东)实施大包围，完成最后一击。此种战略可谓气度宏伟，计划完善，而执行叫又能按部就班，贯彻到底，诚可谓罕见杰作。

　　 就时间而言，前后不过十年即已完成，而且进度更是愈走愈快，势如破竹，诚如《孙子》所云，“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形篇》)，令人叹服。六国相继迅速灭亡，秦始皇终于建立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帝国。其进一步工作即为在李斯等群臣辅佐之下，立即采取各种新政策(措施)，以建立新制度，巩固国家安全，其目的即为使帝国万世长存，永垂不朽。

　　 秦始皇所推行之新政，概括言之，可列举如下：

　　 (1)废封建，设郡县。

　　 (2)开辟驰道，构成全国交通网(车同轨)。

　　 (3)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

　　 (4)统制思想，统一文字(书同文)。

　　 (5)北逐匈奴，修长城。

　　 从上述政策可以发现，始皇、李斯君臣对建立和巩固新帝国的工作，的确已经付出很多思考，作了很大努力。秦帝国开国规模之宏伟，实为后世任何朝代所不及。

　　 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秦始皇所建立之大帝国不但不能垂之万世，而且寿命极为短暂，前后不过十四年。其理由安在，似乎并不难解释。从历史经验观察，统治远比征服困难。尤其在古代，交通、通信速度相当迟缓，统治新成立之大帝国，当然尤其不易。离心力经常大于向心力，此即所谓“天高皇帝远”。一旦中央政权控制力减弱，分裂趋势极易形成。最重要原因为秦始皇英年早逝，死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亲自统治其所建空前大帝国，一共仅有十年。无论其本人如何雄才大略，天纵英明，在如此短暂时间内，不可能完成安内攘外伟业实乃必然。

　　 大帝国所以迅速崩溃，主要关键又为人事。始皇好大喜功，对国力消耗过度，对后事则毫无安排(当然他不会想到他那样早死)。因此在其突然病逝时，李斯遂受宦者赵高说服，同意矫诏杀始皇正在北方讨伐匈奴之长子扶苏与大将蒙恬，而拥立其次子胡亥(仅十二岁)为二世皇帝。此一政变自然断送帝国前途。

　　 赵高又杀李斯，国事遂更不可为，于是革命时机开始出现，若有人点火即可燎原。最初点燃革命火种者又往往为小人物，而且其行动又常出于偶然。此种现象几成历史通例，陈胜、吴广即为一例。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一群被征发戍边之壮丁约九百人，行宿在蕲县(今安徽省宿县)大泽中，因雨误期，依照秦律应全部斩首。于是在屯长陈胜、吴广领导之下，死里求生发动叛变。此乃纯粹偶发事件，但革命之火一触即发，不可收拾，而且延烧极为快速，全国许多地区均分别爆发抗秦复国运动。最初领导革命人物，背景非常复杂，但有一共同目标，即为推翻暴秦之统治。

　　 第二节　三户亡秦

　　 革命军来源复杂，良莠不齐。其中有由项氏家族所领导之楚军为一支比较坚强兵力。项氏世世为楚将，项梁为楚将项燕之子，项籍(羽)为梁之侄。项家叔侄所领导之八千子弟可算劲旅。项梁颇有领袖才，项羽虽不好学，但天赋颇高，才气过人，尤其力能扛鼎，武艺超群。古代会战中，主将武艺勇气为重要因素，项羽之所以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主因即在此。不过其性格与贵族传统又为重大缺点，构成其最后失败之主因。

　　 此外另有一支较小兵力也有其特点，即为刘邦之部队，其所率领亦为子弟兵，因来自沛县，故自称沛公，刘邦知人善任，萧何、曹参、樊哙从起兵时即一直追随并获张良协助。张良为韩国世家子弟，对刘邦不仅效忠而且佩服：《史记·留侯世家》有记载如下：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道从之。 [ 注：《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简言之，张良每与他人讨论兵法，人都不懂，只有刘邦一听就懂。所以认为刘邦似有天才，值得追随。刘邦为真正平民出身，不受贵族思想束缚，此亦为其胜过项羽之优点之一。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先后击败陈胜、吴广及齐魏兵力，唯遭遇南来楚军时三战三败，可证明楚军实力坚强，非其他乌合之众可比。不过当项梁进围定陶时，因骄轻敌，为章邯所击杀。章邯遂以楚不足惧，还军击赵，围张耳与赵王歇于巨鹿。

　　 在此之前，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

　　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 注：《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

　　 项梁听范增之计，立楚怀王孙心为王(仍称怀王)以为政治号召。项梁死后，怀王遂乘机命宋义(一位文人战略家)为上将军，号卿子冠军，接管军权。项羽为次将，受其指挥。同时又命沛公西略地入关，并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不幸宋义徒负虚名，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东)后即不再前进，置酒高会达四十六日之久。项羽遂怒杀宋义，夺其军，接着表现出惊人神勇，《史记·项羽本纪》有戏剧化描述：

　　项羽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此即所谓“巨鹿之战”，奠定项羽作为“西楚霸王”之心理基础。此战虽为战术杰作，但可惜未能发挥战略效果。项羽战胜后并未迅速入关，而浪费六个月时间围困章邯于棘原，以迫其投降，遂使刘邦得以首先入关，并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公元前207年10月)。秦帝国正式灭亡。

　　 刘邦能先入关对于尔后楚汉相争之成败为一重要关键。项羽迫降章邯之后始知刘邦用张良之谋，已从武关入秦。但项羽仍不紧张，以为刘邦兵力有限，必不能攻入咸阳，必须等待其大军到达，始能完成亡秦大业。不料天下事常有意外，子婴突然向刘邦投降。

　　 刘邦入咸阳后，受张良、樊哙力谏(详下节)，始封存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以待诸侯联军到达。萧何则“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此一行动对于尔后战争有重大关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由于控制重要资讯，萧何始能有效动员资源用以支持长期消耗战，遂使汉军愈战愈强，终能获胜。

　　 刘邦入关立即宣布：

　　父老苦察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 注：《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第八》。 ]

　　 刘邦又使人与秦吏同往各县邑安抚人民，秦人大悦，“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此一文告实为政治战略最佳范例，其重点有三：(1)说明刘邦为预定关中王，并向秦民宣布其合法地位；(2)尊重人民愿望，废除苛法，采用约法三章统治方式；(3)说明还军霸上理由，并声明无所侵暴，以示清白。透过此一文告，刘邦遂已与关中人民建立合法统治关系，对于尔后情势之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刘邦之所以能如此从容部署，又是出于项羽所赐。如果项羽赢得“巨鹿之战”后立即挥军西进，则刘邦根本不可能获得“吾当王关中”的机会。

　　 项羽入关后，大军进驻鸿门，与刘邦军驻地霸上相距四十里。于是双方演出“鸿门宴”高度戏剧化插曲。因为张良与项羽叔父项伯有深厚交情，同时对项羽心态有深入了解，遂终能化险为夷，平安渡过危机。

　　 项羽以征服者姿态进入咸阳，与刘邦之解放者姿态成强烈对比，使秦人立即产生恶劣印象。接着开始屠杀无辜人民，杀秦降王子婴，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熄，将宝货宫女均收归已有。最后更公然违反楚怀王约言，将关中之地分与三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此即所谓“三秦”。刘邦则被封为汉王，王巴蜀，并勉强解释：“巴蜀亦关中地也。”于是又有一段插曲：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张)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此事非常重要，刘邦若仅王巴蜀而不能获得汉中，则颇难有还定三秦，再与项羽争天下之机会。

　　 项羽又大封天下诸侯，其分配亦有欠公平：与其有关系者分得较佳地区，而六国旧人则仅分得较劣地区。项羽自封“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又尊楚怀王为“义帝”，将其徙置江南，最后将其杀死。

　　 项羽行为如此横蛮，自然天怒人怨，引起多人不满，仅因慑于其淫威，暂时敢怒而不敢言，一有机会即将反抗。项羽对于政治一无所知，如何统治大帝国从未思考，更无计划。其思想仍停留在旧时代(封建)，仅想恢复旧传统，根本不知时代已经改变。

　　 第三节　秦楚之际

　　 “秦楚之际”乃司马迁所创造之名词，其意义为从秦灭亡到汉统一之间的时段。秦亡于公元前207年，次年即为楚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垓下之战”为楚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所以，“秦楚之际”即为长达五年之战争期。

　　 楚汉元年四月，诸侯分途就国，项羽东归彭城。刘邦前往汉中，都南郑。其辖区从汉中到巴蜀，后者仍为半开发地区，所以权力中心在汉中，与关中之间有渭河、秦岭之隔。秦岭为绵长险峻之山脉，构成重大障碍。当刘邦进入汉中后，立即采取两项措施：

　　 (1)听张良劝告，烧绝(断)秦岭山间之栈道，以示无东还之意。

　　 (2)送张良归韩，实际上乃往彭城，其目的为在敌方阵营中放置一位高级情报专家(孙子所谓间)。张良到彭城后即告知项羽，“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项羽遂完全放心，不再防备。

　　 刘邦到汉中后，第一大收获为获得大将之才的韩信(详见下节)。在萧何、韩信辅佐之下，刘邦开始还定三秦。四月到汉中，八月即出兵，相隔不过四五个月，行动可谓相当迅速。所作部署大致如下：

　　 (1)丞相萧何留守汉中，镇抚百姓，并收巴蜀租税，以供军食。

　　 (2)将军曹参率郎中樊哙为前锋，兵力不可考(大约三万人)。其中部分为骑兵。

　　 (3)大将军韩信统率全军约十万人为本队。汉王在本队与信同行。

　　 上述部署显示，刘邦兵力相当有限，总数可能不超过十五万人，若无卓越战略则实难取胜。

　　 还定三秦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起点。此两句成语几乎无人不知，但史书并无“明修栈道”之记载。概括言之，应为一种欺敌手段。至于“暗渡陈仓”则为史有记载之事实。

　　 汉军采取迂回路线，在陈仓(今宝鸡县)附近暗渡渭水而进袭雍城(今凤翔县南)。此后一个月内，汉军扫荡关中，势如破竹，三秦先后被攻占，关中全部收复。

　　 刘邦乘项羽东归，人心思汉，立即反攻，并善用计谋发挥奇袭之效，其成功乃理所当然。但若楚军迅速赶来，则刘邦未必能胜。因此，项羽反应迟缓实为坐令刘邦成功之最大原因。项羽为何坐视？又并非没有原因。楚汉元年八月间，田荣首先在齐国发动反楚战争，时间比刘邦进攻关中略早。项羽因受张良影响，此时无忧汉之心，遂决定发兵击齐。

　　 等到刘邦已经袭取三秦，张良又遗书项羽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项羽此时仍相信张良，遂继续攻齐而置心腹大患之刘邦于不顾。此乃送命决定，假使项羽能先解决野心最大、心计最深之刘邦，则历史即将改写 [ 注：《史记·项羽本纪》。 ] 。

　　 刘邦非常迅速果断，与项羽成强烈对比。不待关中平定，立即乘项羽攻击齐国时，领兵出关进入中原。楚汉二年三月，刘邦已定河内，渡河到洛阳新城，采纳三老董公建议，为义帝发丧，并遣使者告诸侯：

　　天下共立义帝，北面共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诸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 注：《史记·汉高祖本纪》。 ]

　　 此乃义正辞严之政治号召，不仅使伐楚之战成为“义战”，更使刘邦取得合法领袖地位。

　　 楚汉二年四月，刘邦统率诸侯兵共五十六万人(数字不可信)攻占彭城，为刘邦伐楚战争第一次大胜。但同月项羽亲率精兵三万赶回，与诸侯军战于城外，结果刘邦大败，兵力被歼者二十余万，可证明项羽善战。汉军溃不成军，诸侯纷纷叛汉附楚。刘邦情况危急，幸赖张良之谋，始渡过难关。四月下旬，刘邦率残部向荥阳撤退：

　　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问曰：“欲捐关以东弃之(譬如丢弃)，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北黥布，楚之枭将，与项王有郄(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终)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刘邦退回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后，即拟定新大战略计划(可能根据张良建议)：

　　 (1)以荥阳、成皋(今荥阳西北)为战略防线主轴，屏障河南西部确保关中安全。以关中为大后方，有效利用其人力、物力，以支持持久消耗战。

　　 (2)争取时间，利用鲸(英)布、彭越牵制楚军。此乃最迫切工作，项羽大军正穷追不舍，若不迅速加以牵制，则荥阳之线可能被突破，导致全面崩溃。

　　 (3)俟局势稍稳定后，开始用军事、外交双管齐下方式，争夺魏、赵、齐等国，以孤立楚军，完成大迂回战略态势。

　　 在此应特别指出，诚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云：“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之主要路线大部分都是政治性的……不可能对重大战略问题作纯军事研判，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求解。”即使在比较简单之古代环境中，此种原则仍然不变。刘邦所以胜，项羽所以败，其决定因素绝非纯军事性，非军事因素远比军事因素重要 [ 注：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7． ] 。

　　 楚汉二年五月，鲸布在萧何策动之下，出兵攻击楚军后方，遂使项羽不能穷追刘邦。直到楚汉三年十一月(当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鲸布始被击败，项羽始能继续进攻汉军，于是刘邦因而获得七个月喘息时间，对于楚汉相争最后成败实为重要因素。

　　 当刘邦退守荥阳，情况危急时，萧何立即动员关中老弱与未傅者(二十岁以下)，由尚在废丘围困章邯之韩信率领，赶往救援。此时楚军先头部队已达到荥阳以东地区，正拟进攻该城，立即为韩信所击退，楚军因此不能西越荥阳。汉军乘机巩固战线，奠定持久防御之基础。

　　 当情势略趋缓和后，刘邦即开始执行其大战略计划第三方面。楚汉二年八月命韩信进攻西魏，韩信以少数兵力，采取逐步跃进方式，到楚汉三年十月即已顺利达成破魏、破代、破赵、下燕诸目标，一共不到三个月，可谓神速(关于韩信用兵，详见第五节)。

　　 项羽击败英布后，即于楚汉三年十一月向荥阳大举进攻，刘邦竭力防御，同时利用谋略来平衡对方军事优势。陈平为汉方仅次于张良之谋臣，遂献离间之计：

　　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捐出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 注：《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

　　 刘邦乃出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听其使用)，结果使范增愤而离楚，周殷叛变，其他楚将亦多怀异心，不效忠项羽。

　　 同年五月，项羽猛攻荥阳，刘邦使纪信伪装汉王，夜出东门扬言“城中食尽，汉王出降”，楚军欢呼，放松戒备并群往城东观看。刘邦遂乘机出西门逃往成皋。项羽又追至成皋并攻入该城，但刘邦又已逃回关中并收集兵力，准备再战。同时汉将周苛、枞公仍能坚守荥阳，使汉方战略部署不至于瓦解 [ 注：《史记·汉高祖本纪》。 ] 。

　　 从楚汉三年冬十一月到翌年秋九月，前后共计十一个月，楚汉相争焦点为荥阳成皋地区，表面上似为楚胜汉败，实际上，汉虽失成皋，但仍能坚守荥阳，严格言之，仍为相持之局。以后项羽攻入荥阳，刘邦则获英布增援，又复入保成皋。

　　 楚汉四年，项羽进兵围成皋，刘邦又逃出该城，于是荥阳、成皋两城遂均为楚军攻占。此时项羽又作一错误战略决定，不继续追击刘邦，而移师东击彭越。遂又使刘邦再获一次喘息机会。

　　 即使情势如此险恶，刘邦仍不放弃其攻势思想，早在七月间即已命令韩信发动进袭齐国作战。韩信用兵如神，齐国迅速崩溃。正当项羽进攻彭越时，韩信在齐国大捷的消息传来，项羽遂不能不分兵救齐。结果使其兵力分散，受到相当减弱。

　　 楚汉四年十月，刘邦知项羽大军东移，仅留大司马曹咎据成皋，立即乘机反攻。汉军渡河向楚军挑战，大败楚军。刘邦收复成皋，守广武(荥阳北)，利用敖仓之粟补给军食，并进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东。汉军威重振，并以荥阳、成皋、广武为三角核心，进可攻而退可守。

　　 项羽获知曹咎败亡消息，在未能彻底消灭彭越之前，又急自引兵回救钟离昧。项羽虽在会战时几乎战无不胜，但在作战时又常不能竟其全功而留下一条尾巴，此实为其终于失败之主因。刘邦闻项羽军至，急解围退守险要，两军遂又在广武形成对峙之势。

　　 从楚汉四年十月到同年八月(照现有历法应为次年八月)，双方一直在广武对峙，共历十一月之久。足以显示楚军师老兵疲，情势日益不利。最大冲击为韩信已征服齐国，并将龙且所率二十万楚军歼灭在潍水之上(详见五节)。于是双方开始和谈，终于同意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结束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第四节　汉初三杰

　　 刘邦之所以能克服万难，渡过危机，并且以后终于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其原因绝非侥幸，而且理所当然。若与项羽比较，刘邦确有较高战略天才与领导能力：一方面坚持原则而又能发挥弹性；另一方面更能知人善任，察纳雅言。尤其最重要者为能获三位第一流人杰之协助。此三人萧何、张良、韩信，即所谓“汉初三杰”。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固然颇多，但决定成败之关键人物即为此三杰。因此，刘邦所以能击败项羽，终成帝业，可用荀子之言作一总评：“非幸也，数也。” [ 注：《荀子·强国篇》。 ]

　　 三杰为何如此重要，请看刘邦得天下后亲自所作之讲评：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 注：《史记·汉高祖本纪》。 ]

　　 现在依照三杰与刘邦发生关系时间之先后，分论如下：

　　 一、萧何

　　 司马迁曰“萧相国何于秦时，碌碌未有奇节”，似乎为一平凡小吏。实际上，萧何乃大智若愚，有高度智慧与远见。对于刘邦帝业至少有四大贡献：

　　 (1)萧何初入关时即搜集秦政府之一切资讯，为长期消耗战奠定资讯基础，实为超时代智慧。

　　 (2)当刘邦不愿前往汉中，萧何极力劝阻：

　　虽王汉中恶地不犹愈于死乎？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且汉中古称天汉，周之所兴也。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 注：《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 ]

　　 刘邦遂恢复理性，同意接受汉王封，前往汉中。

　　 萧何之言有非常重要之战略含义：国家大事必须以理性为思考基础而不可诉之于感情，《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实为千古不易之真理。

　　 (3)萧何最大贡献可能为“月下追韩信”，为刘邦找到一位大将。萧何推荐韩信比鲍叔推荐管仲更难能可贵。管鲍本为知交，萧韩则为萍水相逢，仅凭几次交谈，即断定韩信国士无双，并全力保荐，若非史有记载，真令人不敢相信有如此奇事。

　　 (4)整个战争期中，萧何能确保后方安定，不仅使刘邦无后顾之忧，而且还能补充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消耗。刘邦即帝位后，关内侯鄂君(千秋)论萧何之功如下：

　　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矢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令诏，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 注：《史记》卷二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

　　 《孙子》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萧何对于长期消耗战之成功实具有决定性贡献。

　　 二、张良

　　 张良是被公认为典型的“谋臣”，谋即为战略，其贡献为代谋、代交。对于刘邦，张良之重要不亚于萧何。此人是一位传奇人物，确有若干神秘。他是韩国贵族，曾在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未中。匿居下邳时，又有“圯上纳履”故事。他与项羽叔父项伯有深厚友谊，但欣赏刘邦大才而愿为其效忠。刘邦对张良极为尊重，称帝后仍称其为“子房”，而不像对萧何、韩信直呼其名。在另一方面，项羽对张良之言亦颇相信，并一再受骗，也很难解释。张良来往于汉楚之间，有似闲云野鹤，令人高深莫测。

　　 张良帮助刘邦先入关中，化解鸿门危机，为刘邦求得汉中，并献计烧绝栈道，以后又使项羽对刘邦还定三秦不立即反应。彭城大败后，张良又建议联合鲸布、彭越，并重用韩信，使局势转危为安(均已见前节)。

　　 刘邦对于张良言听计从，非常信服，因为张良的确见识高人一筹，具有高度说服力。当沛公入咸阳时欲居秦宫，樊哙劝谏不听，张良曰：

　　大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刘邦立即听从，还军霸上。此即“助桀为虐”成语之来源。目前常有人说“助纣为虐”，实乃错误。

　　 楚汉三年，郦食其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刘邦同意。张良来谒，刘邦即征询其意见，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刘邦问故，对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于是利用桌上进食的竹筷(著)作为算筹，以列举八点理由解释不可行。刘邦始省悟，立即打消此议。其中以第八点理由最重要，最具有说服力。

　　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封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其故王，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 [ 注：同前注。 ]

　　 “借箸代筹”成语即以此为来源。当时刘邦正在用餐，张良遂利用竹箸为算筹以计算有多少点理由。

　　 张良精通战略，但并无著作传世，其战略思想仅能用立功方式反映出来。已经列入《武经七书》之《黄石公三略》，相传其著者黄石公即为曾以太公兵法授与张良之圯上老人，后世遂有人认为《三略》实际上可能为张良所著，不过又只是一种推测而并无证据。

　　 汉初三杰除萧何、张良外，尚有韩信，关于韩信对刘邦之贡献，将在下节讨论。

　　 第五节　韩信用兵

　　 韩信是三杰中最后一位，虽出身贵族世家，但早已降为平民。最先投入楚军，后又随刘邦赴汉中，均不得意。幸获萧何大力推荐，始一跃而拜大将。韩信善于用兵，已成定论。宋朝曾任“武学博士”之何去非在所著《何博士备论》中有云，“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足以显示韩信几乎为孙子化身，能将孙子理论付之施行。

　　 若用现代眼光观察，韩信似乎精通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谓“间接路线”理论。李德哈特在传世之作《战略论》中曾引证若干古今名将事迹，来作为其理论依据，但可惜李氏不懂中文，对于中国历史所知有限，在其书中仅简略提及成吉思汗、速布台而已。如果李氏曾读过《史记》及《汉书》，则一定会将韩信纳入其书中，并会对其用兵如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国古史记载常嫌简略，但《史记》对于韩信用兵记述可谓例外，照一般标准而言，应可算相当详细，因此能使后世对于韩信用兵获适当了解。

　　 韩信出任大将后，第一项工作即为对当前情况作一全面评估，并提出其战略构想。此乃上台第一炮，能否获得刘邦完全信任，关键即在此。其所作评估可对后世为将者提供范例，在我国历史中仅有诸葛亮《隆中对》可以比拟，《史记》对此有相当精彩记叙：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又问)：“大王自料勇悍仁疆(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此段对话有重要意义，韩信要刘邦自己承认不如项羽，以破除其心理障碍，使其能诚意接受客观评估。

　　信再拜贺曰：“唯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印都摸坏了还舍不得给)，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韩信根据其个人追随项羽时之观察，指出项羽在性格上有两大弱点：(1)匹夫之勇，(2)妇人之仁，所以不可能成大业。于是再继续指出项羽在大战略(政策)上所已犯之错误。

　　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违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

　　 简言之，项羽共犯四大错误：(1)不居关中而都彭城，(2)不尊义帝之约，诸侯不平，(3)诸侯学项王榜样，各自王善地，不听指挥，(4)行为残暴，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结论则为其强易弱。最后，韩信遂提出其打倒项羽之大战略构想(计划)：

　　“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强)楚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如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王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其计，部署诸将所击。

　　 韩信首先提出其战略构想总原则，即“反其道而行”。然后说明战略实行时应分三方面：(1)任用天下武勇(人才)，(2)以城邑封功臣，(3)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简言之，即多方面利用政治、经济、心理因素瓦解楚军，使其自动崩溃。以上为长程计划，接着韩信遂又分析近程计划。即还定三秦之作战。韩信认为有利因素有二：(1)三秦父老对其三王恨入骨髓，(2)汉王深得关中民心，所以结论为“三秦可传檄而定” [ 注：“韩信用兵”一节《史记》原文均引自《淮阴侯列传》。 ] 。

　　 韩信为大将由汉中入关中还定三秦，作战过程已见前文，不再重述。刘邦在彭城惨败后，诸侯多叛汉附楚。西魏王魏豹本项羽所封，遂托辞归视亲疾，重返楚军方面，渡黄河后即封锁渡口。西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县)，其辖区为今山西省西南部，古称河东之地，其地理位置在汉军左侧背，足以威胁汉军基地(荥阳)之主要交通线。

　　 刘邦企图解除此一威胁，遂于楚汉二年八月命韩信率领步将曹参、骑将灌婴，攻击西魏。兵力史无记载，大致不超过三万人。魏军兵力应占优势，但因分守各城，防御主力亦不应太多，可能与信军相当。《史记》对于作战经过有简要记叙：

　　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

　　 原文可略加解释如下：魏军集中兵力防守蒲阪、临晋及渡口。韩信在临晋西岸故布疑兵，佯作渡河姿态，同时另率伏兵从夏阳(在临晋之北，今陕西韩城县)用临时搜集之器材(木罂缻)渡河，袭击安邑。魏王大惊，仓皇迎战，遂在九月被俘。韩信结束其破魏战役，费时不过一个月。

　　 此一战役显示韩信在战略思想上有下列三特点值得注意：

　　 (1)韩信不采取从南向北而采取从西向东前进方向，并在渡河之后，再从北向南压迫，实为明智选择。因为若不如此，则魏军战败后即可逐步向北退却，并与代、赵两国兵力会合。于是战事将拖延不决，对信军极为不利。

　　 (2)韩信善用奇袭，使敌人心理丧失平衡，此所谓出奇制胜，完全符合《孙子》“以奇胜”之理念，亦即李德哈特所提倡之间接路线。

　　 (3)韩信获胜后必继之以猛烈追击，使敌无喘息机会，故能速战速决，充分发挥歼灭战威力。与项羽作战时常未能竟其全功，形成强烈对比。

　　 一、井陉之战

　　 韩信破魏后即向刘邦建议继续进攻赵国与齐国，以对楚军形成大包围态势。此乃极富雄心之战略构想，但又非一蹴可至。目前主要敌人为陈余。其地位为代王兼赵相。陈余时在赵国辅助赵王歇，而令其相夏说守代(今河北省蔚县)。当韩信破魏时，陈余已令夏说引兵南下，驻守太原南方×县，以防韩信北进。

　　 韩信获得少许增援，与张耳从魏都平阳向北进发，击斩夏说，迅速破灭代国。于是准备取道井陉(今河北省获鹿县西十里，山西省平定县东九十里)攻入赵国。井陉为太行山脉中险要隘道之一。诚如李左车所云：“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井陉东口北侧有萆山，距获鹿城仅八里。井陉之西有冶河，从南向北流。横过西端入口处。冶河东岸有一片高地，可封锁隘道西口。

　　 赵王歇，与其将成安君陈余，谋士李左车，率军二十万进驻井陉东口外，迎战韩信。李左车向陈余建议：

　　愿足下假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商垒勿与战。彼前不得进，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韩信、张耳)之头可致于戏(麾)下。

　　 陈余素以儒学自负，常称义兵，不尚诈谋。于是回答：

　　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攻之。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疲)极。如此避而不击，及有大者何以加之？诸侯将谓吾怯而轻我。

　　 遂不听李左车之计。韩信经由谍报得知敌情，大喜过望，立即引兵渡过冶河。《史记》对于韩信渡河后作战详情有下述记叙：

　　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宿营)。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汉军旗)，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营)逐我。若(你们)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

　　 韩信派出奇兵轻骑之后，接着采取下述行动：

　　令其裨将(干部)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日：“诺。”又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安营)，且使未见吾大将旗鼓，不肯击前行(前卫)，恐吾至阻险而还。”(以上为韩信对敌情之研判。)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大笑。

　　 韩信在黑夜中使万人先行渡河，在冶河东岸上构筑防御工事。此即所谓背水阵。因为赵军集中在隘道东口以外地区，所以韩信夜间行动自不受干扰。等到天亮(平旦)韩信遂开始：

　　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佯弃鼓旗(诈败)走水上军(退入水上阵地)，水上军开入之(收容退却兵力)，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追击)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改(因背水作阵已无退路)。

　　 此后会战即进入最高潮：

　　信所出(遣)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倾巢而出)，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已得(俘)赵王将矣。兵遂乱，道走(溃散)，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军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陈余)泜水上，禽赵王歇。

　　 以上即为太史公对于“井陉之战”所作描述，可谓十分精粹。韩信获胜后，诸将皆向韩信道贺并问获胜理由。

　　因问信曰：“兵法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不过)诸君不察(注意)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并非能保持内部团结)，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若留生路)皆走(都会逃走)，尚可得而用之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井陉大捷后，韩信又立即猛烈追击，不让敌人有重整机会，到十月即已连续击破魏、代、赵三国，费时尚不足三个月。韩信以劣势兵力而能大获全胜，完全由于战略高超，算无遗策。其本人对于背水作战成功之解释，显然为引述《孙子》，只是词句颠倒而已。

　　 二、潍水之战

　　 韩信以三个月不到之时间，连续攻下魏、代、赵国，并又已招降燕国，使汉对楚之战略态势获得颇大改进。楚汉三年七月，刘邦认为应开辟另一新战场以进一步突破困境，遂决定拜韩信为相国，率曹参、灌婴，发赵兵之未发者(尚未征召者)击齐。

　　 楚汉四年十月，韩信开始向齐国进兵。刘邦又同时另派说客郦食其去劝说齐王田广投降。田广同意并撤退守军。韩信中途获知齐已投降，遂准备还师。于是又有一位说客范阳人蒯通向韩信进言：“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无行也？”(汉王既未通知而派人说齐，又未命令韩信停止前进，韩信实无不继续前进理由。)韩信接受蒯通意见，继续进军，齐国君臣在无备之下受到奇袭，全面崩溃。

　　 在韩信穷迫之下，齐王不得已向楚求救。项羽遂派其大将龙且、亚将周兰与留公，领军救齐。韩信闻楚军来，立即准备迎敌，于是双方在楚汉四年十一月展开“潍水之战”。

　　 两军态势大致有如下述：(1)楚齐联军号称二十万，驻潍水东岸(今山东高密县以南)。楚军含有楼烦(北方部落)骑兵，相当精锐，机动力颇强。(2)韩信所部不过数万，加上破齐后收编之降卒，总数仍不可能超过十万，而且必须留下若干兵力据守历下、临淄等城，所以能集中在潍水西岸上之兵力自然更少。

　　 龙且拟定作战计划时，有人劝告：

　　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改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

　　 龙且不听并反驳说：

　　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容易应付)，且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

　　 遂决定在潍水东岸上列阵待敌。韩信又如何行动，《史记》记叙如下：

　　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沙囊满盛沙，壅(塞)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假)不胜还走(退回西岸)。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已渡河在西岸。)。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败)至城阳，皆虏楚卒。

　　 《史记》原文可简释如下：韩信首先乘黑夜用万余沙袋壅塞潍水上流，使下流水位降低。次日引军涉水渡河进攻龙且阵地。然后诈败涉水退回西岸，龙且立即追击。等到其兵力有一部分涉水进到西岸，韩信令人掘开沙袋放水，大水奔腾而下，把尚在水中的楚军淹死一部分，同时将楚军切断在东西两岸上。韩信立即击杀已渡河之龙且，全部楚军也随之崩溃。

　　 “潍水之战”是韩信所获得的一次大胜，使楚军实力和士气都受到严重打击。尤其重要者为汉军战略颓势开始扭转，于是楚汉之间的持久僵局也随之打开。

　　 第六节　垓下之战

　　 楚汉相争始于楚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以后连续三年中汉始终居于劣势，直到楚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局势始有变化。首先是刘邦乘项羽东击彭越之机会发动反攻，大败在成皋留守的楚军，其王将曹咎、司马欣均自杀。接着又有韩信的潍水大捷，使楚军受到严重损失，尤其对项羽构成了极大心理打击。

　　 在如此情况发展之下，双方遂终于开始和谈，到次年八月(公元前202年，照当时历法计算仍为楚汉四年)终于达成和议，约定以鸿沟(在荥阳东二十里)为界平分天下，于是双方之间结束战争状态。和约签订后，项羽即引军东归，刘邦也同样想西归。此时，张良、陈平进言曰：

　　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 [ 注：《史记·项羽本纪》。 ]

　　 刘邦遂立即决定背弃和约，率军追击项羽，同时遣使至齐魏约韩信、彭越会师击楚。

　　 楚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十余万人追至阳夏南(今太康县)暂停，等待韩信、彭越部队会合。项羽已闻刘邦违约追来，立即率其部队约十万人在此地区中止军以待。刘邦再进到固陵(今淮阳县西北)，信、越军仍未至。于是项羽挥军反击，大败追兵，迫使刘邦只好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刘邦问张良：“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对曰；

　　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应该)。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可败也。 [ 注：同前注。 ]

　　 刘邦立即听从，遣使往封信、越。后者立即回报：“请今进兵。”

　　 韩信令曹参留守齐国，亲率将军孔熙、费将军陈贺，领兵数万(史无明文)南下，以灌婴之骑兵为前锋。首先击破彭城(项羽都城)，然后从苏北直趋豫东达到项羽军背面。于是韩信与刘邦发动前后夹击，项羽军死伤约万人，向垓下败退。齐汉两军遂在颐乡(鹿邑县南)会师。

　　 此时已十一月，彭越、英布等兵力均已先后到达，汉方诸侯大军共约三十万人。刘邦遂命令韩信统一指挥，对项羽继续追击，追到垓下(在睢水南岸，距离固陵已在二百公里之外)。项羽止军集中其残余兵力约九万人准备迎战，于是惊天动地的大会战展开序幕。

　　 《史记》对于“垓下之战”所作记叙相当简单，但仍能使后世了解此一会战的过程与结果。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周勃)、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军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 [ 注：《史记·汉高祖本纪》。 ] 。

　　 《史记》原文可用现代汉语分析如下。司马迁首先说明会战双方的对手、时间、地点，并指出此乃决胜之战。关于时间只说明为五年，至于为何月，因为在他处已有说明，自可不再述、但在何日则完全不曾说明。因此后世无法得知。

　　 其次，对于双方兵力数量，司马迁曾说明：汉方三十万，楚方可十万，照理推估，楚军从固陵退到垓下，已有相当耗损，似乎应已不足十万，可能为九万。因此，汉方实享有三比一的数量优势。

　　 司马迁对于汉方战斗序列(兵力部署)曾作简要说明：韩信位在中央指挥全军，左右两翼分别由孔、费两将指挥。此为第一线，至于其他兵力则由刘邦亲自指挥，位在第一线后方。两线兵力如何分配未有说明。对于楚方兵力部署则完全不提。照理推测，应集中在中央由项羽亲自指挥。

　　 会战过程共分三阶段：(1)韩信从中央位置首先向楚军进攻(合)，不利向后退却，于是汉方阵线呈现凹入形状，楚军立即随后追击；(2)汉方两翼兵力同时向已突入之楚军后方实施包围(纵)；(3)韩信同时也向已突入之楚军发动反击(复乘之)，于是在前后包围之下，楚军大败，结束了这场会战。至于韩信是否先诈败退却以诱项羽追击，司马迁未有说明。

图5　楚汉垓下决战态势图

　　 会战结束，楚军大败之后，情况又如何发展？《史记》记述如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突)围南出驰走。 [ 注：《史记·项羽本纪》。 ]

　　 项羽战败后，即在垓下构筑工事(壁)暂时不动，汉军及诸侯兵将其重重包围。突然夜间四面楚歌，使其心理上产生极大震撼，为何如此？可以解释如下：在当时战争中，每占一地即征发当地人民作为兵力补充。如果征的不是楚人，当然不会唱楚歌，现在既然四面楚歌，即可证明楚地已全部丧失，所以，自然使项羽大惊，并感到一切都完了。于是始决定乘黑夜逃走，以后即为乌江自刎，结束其生命，也结束楚汉战争(有人认为四面楚歌之计为张良所献，但史书并无记载)。

　　 从《史记》记述可以发现，垓下之战与西方罗马时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所指挥之坎尼会战(The Battle of Cannae)属于同一模式。不过，汉尼拔虽赢得一次会战，并歼灭其敌军，但并未赢得战争，而最后也未能使迦太基免于灭亡的命运。因此，“坎尼会战”并非决定性会战。

　　 反而言之，韩信所指挥之垓下会战，无论从狭义或广义观点来看，都具有决定性。就军事层面而论，汉方赢得此一战，即结束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从此恢复太平，不再有任何战争(no more war)。就历史层面而论，其意义更重大，假使项羽赢得此次会战，则统一中国的人将是项羽而非刘邦，历史也就要改写了。

　　 刘邦统一中国之后，其所建立之新帝国大致可算秦帝国的延续，所采用之统治政策实属同一典型。因此，秦虽亡，但大一统帝国的形式与精神仍继续发扬光大。此一号称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两朝代，全长达四百年之久(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归根溯源，实乃垓下会战所赐。因此垓下之战不仅具有军事决定性，而更具有重大历史决定性。

　　 第七节　结论

　　 刘邦为何得天下，项羽为何失天下？其根本原因何在？《史记》有一段文章可以提供启示。

　　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为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 注：同前注。 ]

　　 斗智不斗力即为得失成败之关键。刘邦与韩信均知如何凭借智慧以求胜，项羽则仅知用力求胜。其最后结果即为：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在战略领域中，智慧远重于勇力。孙子在其书第一篇(《计篇》)即明确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显示孙子在评估将才时，其所列标准，智居于首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尤其战略层面愈高，则智之重要性愈大。此为研究战史者所必须了解之事实。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资讯时代已早存在，知识远比物质重要，智慧将为未来求生存之凭借。斗智不斗力将决定未来历史演进趋势。此可能即为本章之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