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第四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城濮之战晋军击败楚军，使晋文公得以取威定霸，继承齐桓公历史地位。但击败者仅为子玉所率领之一部分楚军，而非楚国。楚国实力并未受到太多减弱，不久即能卷土重来，所以晋楚争霸遂演变成为长期斗争，延续达数十年之久。

　　 城濮战后四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病逝，其子晋襄公继位。此时本为晋国主要同盟国之秦国竟乘机企图出兵袭击另一同盟国郑国。秦国君主穆公，与晋襄公有甥舅关系，居然受争霸野心驱使，企图扩张领土。秦军欲东出袭郑必须经过晋国崤山地区(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南三十五公里)。秦军若欲通过则应向晋国假道，否则侵犯晋国主权，势必受到晋国对抗。但若预先假道，则晋国必不同意，而且将使郑国获得情报，丧失奇袭作用。因此，秦国大臣霍叔力劝穆公放弃此种冒险行动，穆公利令智昏，不听忠告。秦军不通知晋国而东出袭郑，行至中途即为郑国商人弦高所发现，于是郑国立即获知秦军来袭并作防守准备。秦军将领孟明认为已无成功希望，决定撤军返国。

　　 秦军未假道而通过晋国领土，晋国当然迅速获知。晋国元老重臣先轸认为秦国“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殊属无礼，决定在崤山隘道拦击返国秦军。此即所谓“崤之战”，结果秦军损失惨重，几全被歼灭。此一战为中原同盟体系内部战争，但对于晋之霸主地位有增强作用，足以显示晋文不似齐桓，虽然逝世，晋国霸权仍能延续。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师围郑，郑向晋求援。郑国已被围两月后，晋始决定出兵救郑。六月底晋军进到黄河北岸，得知郑已降楚，中军主将荀林父不想渡河与楚军交战，主张暂时返回待楚军离去后，再出兵伐郑，责其降楚。不料中军佐先谷持反对意见，不待军令率其所部单独渡河求战。荀林父无可奈何，而诸将意见亦不一致，最后晋军终于全部渡河，于是晋楚之间发生第二次直接军事冲突，即所谓“邺之战”，结果晋军败退，楚军获得小胜，报了城濮之战一箭之仇。但晋国实力仍然保持，晋楚争霸继续延长。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郑国伐宋，违反中原诸侯盟约，晋以盟主身分自应制止，遂出兵伐郑。郑国即向楚国求援，于是楚共王率师救郑，晋楚双方发生第三次直接军事冲突，即所谓“鄢陵之战”。晋军在此战中再度击败楚军，前后三次会战，晋军二胜一负，对于中原争霸战具有重要意义。此后，楚国由于吴越兴起，权力开始衰颓，晋楚争霸遂接近尾声。

　　 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晋悼公卒，他是代表中原霸权的最后一位晋君。过两年，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向戌提议，请求晋楚双方及其他国家在宋国召开一次“弭兵”大会，共有十四国参加。晋国对楚国作很多让步，而楚国也表示诚意，愿与中原诸国合作，共同达到停止战争目的。

　　 此时北方狄患已渐消除，南方楚人长期受中华文化熏陶，终于改变野蛮作风，自动要求加入诸夏集团，晋楚两国都参加弭兵大会，形成城郭诸邦第一次和平大团结，尊王攘夷目的应算已经完全达到。

　　 不过到此时，霸政本身也快要功成身退。春秋时代最后阶段，霸政日渐衰微。各国开始由大夫执政，诸侯变成傀儡，形成大权旁落现象，终至于大夫篡位，组成新国。最重要事实即为三家分晋。于是长达三百余年的春秋时代终告结束，历史随之进入另一新时代，即所谓战国时代。

　　 第二节　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为从春秋时代结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之间的时段，大致约为两百多年。钱穆认为，从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12年)统一告成时，其间二百四十六年为战国时代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49页。 ] 。但一般史家则多认为战国时代应以三家分晋为起点(公元前453年)，于是战国时代长度则应为二百三十二年。如果照法律观点来看，周室正式承认韩、魏、赵三家大夫为诸侯，时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则战国时代应仅长一百八十二年。不过概括言之，以三家分晋为起点，秦始皇完成统一为终点，其间约二百年为战国时代应为史家之共识。

　　 周武王伐纣之前誓师于孟津，与会诸侯号称有八百之多，周既灭商，新封诸侯至少有一百三十二之数，以后诸封国互相兼并，数量日益减少，而领土则日益扩大。《春秋》上有记载之国约五十余个，加上《左传》上有记载者，共约一百七十个。到春秋末期，真正具有重要性国家已经不过十余个而已 [ 注：同前注，36页。 ] 。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有云：“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向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所谓“七”者即战国七雄：魏、赵、韩、燕、齐、楚、秦七国。不过事实上，至少在战国初期，除七雄外尚有若干小国存在，例如宋、卫、中山及泗上十二诸侯等。但这群小国在国际关系中已无任何重要性，并逐渐被大国吞食。

　　 所以，整个战国时代历史乃以七雄为主轴，诚如英国已故战史大师富勒所云，所谓“战国”(wardom)，其意义即为在此时代中战争支配所有人类其他活动。此实为研究这一时代历史之学者所不可不重视之观念 [ 注：《西洋世界军事史》(富勒著，钮先钟译，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卷一(上)，原序，5页。 ] 。

　　 为何战国时代应以三家分晋为起点？因为晋国若不分裂为三国，则七雄并立局势不可能形成。春秋时代大部分时间所谓霸权均赖晋国维持。诚如梁惠王向孟子所云，“晋国天下莫强焉”，因为有一超级强国存在，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南面阻止楚人北上，西面阻止秦人东进。在春秋时代，秦经常为晋之同盟，并能仅以“遂霸西戎”为满足。

　　 先秦历史可概分三大段，即西周、春秋、战国。用现代国际关系来表示：西周为单元(unipolar)时代、春秋为二元(bipolar)时代、战国为多元(multipolar)时代。平王东迁之前，周室为唯一权力中心，春秋时代权力核心为晋楚两国，三家分晋使晋国瓦解，而吴越兴起使楚国暂时衰颓，于是二元体系遂又转变为多元体系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227页。 ] 。

　　 自从晋国分裂为三国之后，天下形势，即所谓权力平衡，开始出现重大改变，除狄患已大致解除外，齐、楚、秦三国分别从东、南、西三方向进窥中原，企图填补晋国分裂后所留下之权力真空，而晋之继承者，韩、魏、赵三国则处于中央位置(内线)对抗三面压力。以上仅为概括之论，实际情况当然远较复杂(只有燕国地理位置偏北，在所谓七雄中比较不重要)。

　　 在长约二百年时段中，战国七雄之间权力斗争又可分四大阶段，即(1)魏齐争霸，(2)齐秦争霸，(3)赵抗强秦，(4)秦灭六国。现在分论如下。

　　 一、魏齐争霸

　　 三家分晋时，魏国所分得地区可能最佳，虽然面积比赵国小，但赵国偏向北方，有夷狄之患，而魏国所分得者则为旧晋国精华地区。至于韩国不仅面积最小，而且也最易受攻击。因此，在所谓“三晋”中，只有魏国最有资格继承晋国传统霸业。

　　 魏国开国之君为魏文侯，统治达五十年之久，其子武侯继之又统治二十六年，两代共计七十六年，励精图治，国势日强。文侯最大优点为知人善任：用李克(悝)为相，吴起为将。前者为我国首著《法经》之学者，实乃战国法家前辈，后者为与孙武齐名之大战略家。

　　 魏武侯之子自幼称王，即孟子所见之梁惠王(因迁都大梁，故魏国以后常称梁国)。惠王积极努力企图恢复晋国霸业。所采取之战略为首先统一三晋，以扩大权力基础。但当其伐赵伐韩时，每次均由于齐乘其后而功败垂成，在此阶段，魏齐之间曾发生两次著名会战，即“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与“马陵之战”(公元前342年)。齐国均获胜利，应归功于孙膑 [ 注：钮先钟，《战略家》(麦田出版，2000年)第二章，39页。 ] 。

　　 魏国称霸不成，齐国阻力最大，但秦楚亦曾趁火打劫，所以梁惠王始向孟子诉苦：“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 [ 注：《孟子》卷之一，《梁惠王上》。 ] 由此可以显示多元权力体系有一项特点，即任何国家若欲破坏现有权力平衡，则必然将受其他国家联合反对。最后，梁惠王终于采取其相同惠施建议，与齐妥协(公元前334年)，彼此“相王”(即相互承认对方王国地位)，结束长达二十七年之魏齐争霸战(依照钱穆计算)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51页。 ] ，

　　 二、齐秦争霸

　　 齐国自田和篡位称侯，传两世到威王，两次击败魏国，打消其称霸企图(已见上文)。其子宣王继位，国势大振。此时秦国亦日益强盛(关于秦国成长，下文另行详论)。秦惠王使张仪离间魏楚二国与齐国关系，使齐国陷于孤立。于是齐秦两国成为霸权争夺战中新主角。

　　 双方本大致势均力敌，但齐国突犯重大战略错误：不集中全力与秦争天下，反分散资源贪图近利，北向侵燕、南向侵宋以自广(扩大领土)，于是引起国际不安与谴责。因此，燕将乐毅遂能联合燕、秦、魏、赵、韩五国之师伐齐(公元前284年)。齐湣王走死，国势一蹶不振，并使秦国坐享渔人之利。此一阶段前后共长达四十八年。此后，战国争霸战遂又进入另一新阶段。

　　 第三节　秦之兴起

　　 战国初期，秦仅为二等强国，在七雄之中，权力地位不如魏齐，其所以能后来居上，终成帝业之第一原因即为商鞅变法。商鞅原为卫国贵族少年，《史记》记述为“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因此商鞅有时亦称卫鞅 [ 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及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117页。 ] ，其所以称为商君，是因为秦封之于商之故。公孙鞅原先游仕于魏，未受重视，遂转往秦国。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开始变法，所谓变法，其意义即改变旧有制度。此种改革又自有其思想基础。在商鞅时代，群雄割据，攻战不休，旧秩序早已荡然无存，而且小可能恢复，所以必须另建新秩序，始有使天下重归太平之希望，然新秩序之建立又不可能依赖和平手段，而必须使用武力。

　　 因此，商秧不反对战争而提倡战争，不反对扩张而鼓励扩张，不反对暴力而崇尚暴力。《商君书》有云：“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又有云：“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 [ 注：《商君书》《慎法》及《错法》。《商君书》一书真伪固有疑问，但内容大致可代表商鞅思想则应无疑问。 ]

　　 既然国际新秩序之建立必须依赖武力，所以商鞅变法目标即为富国强兵，富国必须重农，强兵必须习战，于是商鞅遂以“农战”为其政策核心。《商君书》有云：“国之所与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又强调富与强之间互赖关系：“强者必富，富者必强。” [ 注：《商君书》《农战》及《立本》。 ] 因此，国家欲求富强，则必须增加农业生产。《商君书》曾作数量分析如下：

　　 简言之，国内农业人口愈多则愈富强，非农业人口愈多则愈弱。

　　 以农立国则寓兵于农，自乃理所当然。如何能富国而又强兵，其关键即为“利”，所以必须“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外内》)(以下引述《商君书》，均将篇名列后，不再列入注释。)

　　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画策》)

　　 此即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商鞅又不仅用重赏以使民好战，更用严刑以使民不敢不战。简言之：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刑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说民》)

　　 秦既以农立国，又采农兵合一制。务外战则农事废，勤耕耘则又可能无余力向外扩张。对此两难问题，商鞅所采取对策为利诱三晋之民来耕秦地，而使秦民应敌于外。于是秦人为武士阶级，晋人则为其佃户。秦人可专心追求军功，晋人既获田宅，又可三代免兵役。此种安排使双方有利，皆大欢喜。于是“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 注：唐，杜佑，《通典》卷一，《田制上》。 ] 。

　　 战国时代最为人所称道之外交活动即为“合纵连横”，韩非解释：“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此种解释事实上并不正确，因为合纵连横都不含有攻势意义。所以不如改为：“从者合众弱以抗一强也，横者分众弱以事一强也。”一强即秦，而众弱即山东诸国。

　　 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思想是在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正是魏齐相继争霸不成，秦国开始准备乘机东进之际。此时秦国军事实力尚不太强，必须以外交配合军事始能收争霸之效。“连横”即为一种最适合秦国需要之外交手段，能离间(分化)六国，使其个别与秦国建立双边友好关系。此种外交战略若能运用成功，则秦国即可同时达到争取与国、削弱敌国双重目的。

　　 于是张仪遂获秦惠王重用，并以秦相身分代表秦国政府到各国进行外交游说。张仪连横政策运用相当成功，先后说服魏、楚、韩、齐、赵、燕等国与秦国改善关系。不仅破坏六国间团结合作(合纵)，并诱致其互相攻伐，使秦乘机达到各个击破目的。不过，“连横”又仅为秦国国力尚未充沛时所应采取之手段，当主要争霸对手已开始衰颓时，即无再继续使用此种手段之必要。换言之，“连横”仅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并非持久性政策。

　　 张仪执政时期，秦国虽有其主动外交战略(连横)，但具军事战略又常未能与其配合，甚至于背道而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常不为他国所重视，强盛之后遂不免常向外用兵以彰国威，尤其秦国以奖励军功为强兵之策，若不战则又何来军功，此亦黩武主义者所必然面临之问题。从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到范雎谋用(公元前268年)，其间九十一年，秦国与魏国交战三十二次、韩国十七次、赵国十五次、楚国十三次、齐国六次、燕国二次，共计八十五次，几乎每年一次。在同一时期，全部战争次数为一百二十一次，换言之，秦国所参加战争约占总数之百分之六十六 [ 注：黄煌雄，《论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1975年)，147页。 ] 。

　　 次数如此频繁，目标如此分散，有时除炫耀武力以外，即更无其他意义。如此穷兵黩武，不仅浪费国力，而且可能产生不利反应，增强六国合纵决心。于是当秦相穰侯越韩魏而远攻齐之纲寿时，另一位客卿范雎遂向秦昭襄王提出反对意见 [ 注：穰侯姓魏名冉，为秦昭王之亲舅、范睢字叔，游说诸侯，终获秦昭襄王赏识，委以国政。分别见《史记》卷七十二，列传十二；巷七十九，列传十九。 ] 。

　　夫穰侯越魏而攻齐纲寿，非利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认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

　　 范雎于是引述齐湣王失败例证，以说明越境用兵、劳师伐远之错误，然后提出其具有远见的建议：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释近而远攻，不亦谬乎？且昔王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国可虏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

　　 秦王用其谋，范睢遂代穰侯为相，负责执行“远交近攻战略。

　　 过去，秦国在外交方面，几乎愿与所有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合作关系(连横)，但同时在军事方面，又经常攻击诸国。此种杂乱无章的行动，不仅无益而更有害。所以，范雎遂坚持“目标”原则，将山东六国分为远近两类，远者交之而近者攻之，外交军事交相为用，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动则有成。自从范雎谋用之后，秦国始有外交军事整合为一之国家战略，于是其统一大业遂迈进一大步。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书中，对此种战略之成功，曾有非常中肯之评论：

　　六国卒并于秦出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取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也。其远交也，二十年不加兵于楚，四十年不加兵于齐，其近攻也，今年伐韩，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无宁岁。韩魏折而入于秦，四国所以相继而亡也。秦取六国，谓之蚕食，盖蚕之食叶，自近及远。 [ 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 ]

　　 从统计数字上亦可获证明，从范雎谋用(公元前268年)到李斯用事(公元前237年)，其间三十一年内，秦国对外用兵共三十三次，其中对韩十一次、对魏十次、对赵十二次、对楚二次，对齐、燕则从未用兵，可见远交近攻战略曾相当彻底执行。由于远交之故，燕齐等国得以苟安，遂又导致其互相残杀，而燕齐、燕赵、齐赵之间亦均曾发生战争。故对于秦国实乃双重利益：一方面消耗对方国力，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近攻之成功。

　　 自从魏齐两国争霸相继失败之后，秦国即已获得统一天下的大好机会，其成功似乎仅为时间迟早问题而已。但幸有赵国崛起，始能对秦国产生制衡作用，使其兴起不至于一帆风顺，并延长战国时代达数十年之久。

　　 第四节　赵抗强秦

　　 当秦国兴起，东出函谷，所向无敌之际，中原六国中只有赵国尚保有相当坚强实力，足以勉强奋勇，力抗强秦，使其不能迅速实现征服天下之雄心。

　　 赵国之所以能力抗强秦，其主要原因有两项。远因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厉行军事改革；近因为赵国名将辈出，有廉颇、赵奢、李牧等人。两者综合遂使赵国国力之强盛非他国所能及。

　　 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公元前299年)为赵国第六代君主，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开始“胡服骑射”。“胡服”即为北方胡人服装，赵国人一向依照中原传统，所用服装为宽袍大袖，在国王命令之下，改为胡服，即短衣紧身，束带着靴。为何必如此？其目的为便于骑射。简言之，赵武灵王采取胡人模式，编成一支强大骑兵，使其成为赵国军事组织中一种新兵种。此种决定对于赵国军事权力产生增强作用，实为重大贡献。春秋时代尚无骑兵，战国时代虽已有骑兵出现，但在战争中并无重要性。“胡服骑射”为一种重要军事改革，使赵国拥有一支精锐骑兵部队，为他国所未有，自然对各国之间权力平衡产生重大冲击。同时也促使他国起而效仿。于是遂使骑兵逐渐代替车兵成为作战主力，而车兵则终归淘汰。

　　 赵国骑兵曾发挥重要作用。周赧王九年(公元前306年)，赵略林胡、楼烦，辟地千里，建立云中郡及雁门郡。次年赵国大举进攻中山，攻占许多土地。周赧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赵国再度进攻中山，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战国后期，赵国之所以成为唯一尚能对抗强秦之国家，武灵王胡服骑射所发动之军事改革实为其远因。

　　 赵国所以能力抗强秦，又为在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公元前266年)时人才辈出，蔺相如、廉颇、赵奢均为一时之选。蔺相如为相，使赵在外交上能与秦保持平衡，廉颇、赵奢均经常战胜，使赵国军威大振。《史记》对于诸人均有相当详细描述，尤其《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一句即为“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司马迁对于赵奢如何以税吏出身，成为名将，大破秦军解关与之围，并由赵王赐号为马服君，与廉蔺同位之经过，更有戏剧化的叙述。凡此均可证明将才与国势之间关系极为密切 [ 注：《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 。

　　 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62年)，秦军进攻韩国野王城(今河南省沁阳县)，野王降秦，切断韩国本土与上党郡之间通路，有将韩国分裂为二的可能。韩王恐惧，准备将上党郡献与秦王以求和。但上党郡守冯亭不同意，认为不如将上党给与赵国，以利诱后者援助韩国，共同对抗秦国威胁。于是韩王接受冯亭建议，并命其出使赵国。

　　 此时赵惠文王已死，其子孝成王继位，立即接受韩国赠与。秦昭王获知消息自然大怒，立即下令进攻上党。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将王×率军进攻上党。驻守上党之赵军兵力有限，不足以抵抗秦军攻击，遂从上党退往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并在该地建立防线等待救援。

　　 赵王获知秦军进攻消息，立即命廉颇领军赶往长平增援，阻止秦军深入。廉颇到达长平时，发现秦军攻势猛烈，赵军阵地一再遭受突破，西翼阵地已被占据。但廉颇胸有成竹，并不恐慌，因为他对于秦军作战特点深有认识，知道应如何对抗之战术。秦军远来，利在速决，若旷日持久，则后援补给不易，将陷于进退两难困境，并终于撤退。所以，廉颇遂命令赵军坚守不出，无论秦军如何挑战均不予理会。其目的为坐待秦军师老兵疲之后再加以反击，于是即能一举而将秦军击败。

　　 廉颇坚守使秦军攻势顿挫，无法再进，但赵王天资平庸，认为廉颇畏敌，遂不断催其出兵迎战，以期早日逐退秦军，并节省战费。另一方面，秦昭王对于秦军不能速战速决，深感忧虑，遂使人在赵国散布谣言：“廉颇老矣，秦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廉颇易与，且将降秦矣。”赵王听信此种谣言，遂决定召回廉颇，改派赵括为将。《史记》对于赵括有扼要介绍：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

　　 当赵王决定用赵括时，赵奢已死，蔺相如病笃，仍力劝赵王：“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为何)？”对曰：

　　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及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史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

　　 赵王曰：“母置之(不要管)，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括若不称职，其母是否可不连坐受罚？)赵王许诺。于是赵括代廉颇为将终于定案。“长平之战”随之而展开。

　　 第五节　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七月，赵括到达长平前线接管指挥权。赵括上任之后立即改变廉颇所采取之一切部署，甚至于更换各级干部。秦昭王得知赵括已被任为将，立即阴使(秘密派遣)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则降为副将(尉裨将)，并严令保密，军中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处以死刑)。赵括开始出击，秦军立即迎战，《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有下列叙述：

　　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被)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

　　 以上为《史记》对于“长平之战”第一阶段实况所作描述，因为现代学者对于司马迁所用古文可能不易了解，所以再解释如下：

　　 当赵括出击时，秦军即诈败而退，同时用两支兵力来引诱他，所谓“奇兵”即在常规部署之外，使敌人易于受骗之意。赵军遂自以为乘胜追击，直进到秦军预设阵地之前，由于秦军阵地工事坚固，赵军遂不得入而陷于进退两难。于是秦方两支“奇兵”，一支为步兵二万五千人，断绝赵军后方交通线，另一支为骑兵一万五千人，切断赵军与其出击之前原有阵地(廉颇所设)之间交通线，赵军遂被分割为两部分，粮道也被切断。到此时，赵军因出战不利，遂暂时在已达到之位置(秦壁之前)建筑防御工事(筑壁)，坚守待援。《史记}记述可谓相当简明，唯一缺点为未曾说明此一阶段进行时间，不过根据以后之记述，似可判定为在八月间。

　　 《史记》对于赵军坚守待援后的情况所作记述原文如下(即会战第二阶段)：

　　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至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

　　 《史记》此一阶段叙述比较易于了解，简释如下：秦昭王得知赵军食道已断绝，立即亲自到河内，赏赐居民，各加爵一级，然后征发所有年在十五岁以上居民前往长平，用来阻绝赵国从大后方送往前线之援军和粮食。到九月，困在长平之赵军已绝食四十六日，以至于内部暗相残杀，吃人肉充饥。赵军攻击秦阵地想分成四队逃走，但尝试四五次均不能出。于是赵括亲率锐卒冲锋，为秦军射杀。赵军败卒四十万人遂向白起投降。

　　 《史记》对于白起受降之后所采取措施描述如下(此即为会战之结束)：

　　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史记》原文可简释如下：白起首先思考如何处置大量赵军降卒，想到过去上党居民不愿为秦人而归赵之往事，害怕赵卒若被收容，将来可能作乱。由于顾虑赵卒反复，白起遂决定将其全部杀死以绝后患。于是白起首先诈骗赵卒表示同意收容，然后全部加以坑杀(活埋)。仅将幼小者二百四十人遣回赵国。在此一战中，赵方共损失四十五万人，包括被杀、被俘都在内。对于赵人产生极大心理震撼。

　　 对于“长平之战”全部过程，《史记》已作简明扼要记述。足以使后世读者完全了解，司马迁真不愧为我国第一位文学家，其文笔令后人敬佩。“长平之战”既已结束，对于此次会战又应作如何分析？ [ 注：《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本节记述均从此传引出。 ]

　　 从战争研究观点来看，“长平之战”是一场非常平凡的会战，一点都不精彩。会战很像球赛，必须双方“棋逢敌手，将遇良才”，打得难分胜负，在场边看球的人才会感到如醉如痴，大呼过瘾。在“长平之战”中，双方球技实在差得太远，赵括根本不知如何打球(作战)，所以白起也就能够轻取胜利，一切都在其控制之中，轻松地赢得这场球赛(会战)。

　　 不过，“长平之战”对于后世指导战争的人，又能提供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教训。西方名将拿破仑曾指出：“在战争中，所有的人等于零，只有一个人等于一切。将乃必不可少，他是全军的头，全军的整体。” [ 注：Napoleon on the Art of war，selected，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ay Luvaas(The Free Press，1999)，p．61． ] 但拿破仑的话又不如我国孙子之言更合理有力。孙子在其《谋攻》篇中指出：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孙子在此同一篇中又说明如何能知胜，并列出五种知胜理由，其中有一条即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外，孙子在《九变》篇中又指出：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廉颇乃赵之良将，但无知之赵王却在后方干涉其在前方之作战，而未能遵守“将能而君不御”原则，赵王“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此即孙子所谓“縻军”，任用赵括，即“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此即孙子所谓“乱军引胜”。赵军之所以惨败，主要原因即为赵王之无知，实乃咎由自取，并非白起有何种超人能力。

　　 当赵王一再催促廉颇进攻秦军时，廉颇始终不听王命坚守不动，表示他完全遵守《孙子·九变》篇指示，即“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廉颇被无知之君撤换，应问心无愧，并不有损于其作为良将的评价。

　　 东方诸国中本来只有赵国尚有能力可以勉强对抗秦国，六国合纵也常以赵为盟主，秦赵之间对抗大约长达二十九年，“长平之战”即为其终点，这也是整个战国时代牺牲最为惨重的一战。从此赵国已再无力抗强秦的可能，于是战国时代接近尾声，秦国遂无敌于天下。

　　 长平战后，秦国统一天下趋势可谓已成定局，其最后成功仅为时间迟早而已。孔子六世孙子顺曾在长平战后一年(公元前259年)，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三十八年，预言：

　　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 [ 注：《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 ]

　　 子顺所预言之时间虽然比实际时间较短，但秦国之所以多拖了十多年始完成统一，主要是由于内部问题，而非由于外力阻碍。赢得“长平之战”后，白起不久即因受猜忌而自杀。继秦昭王之后，两位君主(孝文王、庄襄王)均享国日浅。秦王政(始皇)冲龄践祚时，政权又暂时落入母后及相国(吕不韦)之手，所以有一段时间遂不能向外扩张，否则也许完成统一之期将比子顺所预测者还较提早。

　　 “长平之战”虽为战国时代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是双方伤亡均极惨重之一战，但是否具有决定性会战地位，仍然值得讨论。所谓决定性有广狭二义(已见前述)：狭义者为军事决定性，广义者为历史决定性。从狭义观点来看，“长平之战”似乎并不具有决定性。因为秦国与六国之间的战争是一种长期斗争，其最后成败并非一次会战所能决定。长平战后不久，魏无忌(信陵君)即曾率领五国兵力击退围攻赵国都城邯郸的秦军，史称信陵君救赵，也是战国时代最后一次成功的合纵(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廉颇死后，赵国尚有李牧仍能对抗秦军，并一再击败强敌。简言之，秦国与六国之间的战争在“长平之战”以后仍继续发展，足以显示此一会战并不具有军事决定性。

　　 从广义观点来看，此一会战对于未来世局的演进趋势确有重要影响。假使在“长平之战”中，赵军始终由廉颇指挥，并能彻底执行其坐待秦军师老兵疲再作反击之战略，则秦军将输掉此次会战，于是秦国在顿兵挫锐之后，必然将暂停其扩张行动，甚至于改变其战略。而在六国方面，由于受到赵军抗秦成功的鼓励，可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秦之侵略。果能如此，则秦国也许将难以实现其统一宇内之梦想。

　　 但事实上，由于赵王无知，赵括无能，遂使赵军在此次会战中遭受惨败，其所导致之后果，则为已经再无任何力量足以阻止秦国扩张，于是秦国统一宇内已成必然趋势，问题最多不过是时间迟早而已。

　　 简言之，从因果关系来立论，则此一会战之胜负为因，秦国能否统一中国为果。事实真相则为白起赢得“长平之战”，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也随之翻一新页。

　　 长近八百年由周公所建立之封建制度，长近两百年的战国时代，同时结束，取而代之者为郡县制的大一统帝国。虽然秦帝国的寿命非常短，但其所建立之郡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存在。秦亡之后由汉继承，大一统帝国的形式与精神仍继续发展，从秦朝开始到汉朝结束，在东亚大陆上统治中国的大帝国，可以称为第一帝国，全长达四百年之久(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若无“长平之战”，若秦不能赢得此战，则此后四百余年的历史即可能要改写。所以此一会战具有历史决定性实乃毫无疑义。

　　 第七节　结论

　　 从“长平之战”的研究中，又可以获得何种了解，何种教训？第一点值得注意的事实，即为秦之所以终能完成统一，主要原因是有其真正总体性大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都在内。此种大战略又是长期性的，虽然常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换言之，其基本目标永远不变。

　　 此种“长程斗争”(Protracted Conflict)大战略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开始，到始皇统一中国时，前后经过六代君主，所以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以时间而论，从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到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自称皇帝，相距一百四十年，足以证明必须有足够长久时间，大战略始能运作成功。此种经验乃对后世第一项教训。

　　 秦国统一天下大战略又是一种集体创造，经过若干杰出人才思考运作，始能发展成形，产生效果。此一事实证明，人才乃强国兴邦主要条件。不仅秦国如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周武王用太公、周公，齐桓公用管仲，晋文公用先轸、子犯等人，都是显明史例。

　　 秦国位在西陲，文化水准不如中原，颇难产生杰出人才，但从孝公开始即重用客卿，于是其他国家人才纷纷前往秦国寻求良好就业机会，其中不乏杰出之士。商鞅、张仪、范雎、李斯均受重用，共同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秦国若不重用客卿，则根本无力与中原国家进行权力竞争，更不可能蚕食诸国。

　　 反观赵国，在惠文王时，人才辈出，蔺相如、廉颇、赵奢均为杰出之士，所以能力抗强秦，阻止其东进。惠文王死后，其子孝成王继位，对于人才不知重用，反而重用有名无实之徒(赵括)，遂在“长平之战”遭受惨重失败，使其国家从此一蹶不振。与秦国重用客卿情况作一对比，更足以显示人才有无与国运兴衰实具有密切关系，此乃后世所必须认清的第二项重要教训。

　　 赵王为何不用廉颇而用赵括，其故安在？最简单解释即为“无知”二字。本书作者在著作《孙子三论》时，曾提出一项新观念：“孙子四求”(原书第二十一章)。所谓“四求”即认为孙子在其书中随时都追求四种目标，即求知、求先、求全、求善，而求知又为其他三求之基础。战略家必须求知始能成功，若不求知则必然失败。赵王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即为不求知，不听蔺相如、赵母忠告。现代战略大师、法国薄富尔将军(已故)所说的一句话要比孙子更能强调“知”之重要：“战略无知实乃送命错误”(Ignorance of strategy has been our fatal error)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麦田出版，1996年)第十九章及第二十一章。 ] 。

　　 一点都不错，赵王由于战略无知，遂不仅致其子弟四十五万人被坑杀，而且也断送其国家命脉。此应为研究“长平之战”的最重要教训。

图4－1　秦赵长平会战一般形势图

图4－2　秦赵长平会战经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