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第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所谓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者称为春秋，后者称为战国。孔子所作《春秋》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编年史，后世称其所记时期为春秋时期。但《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距平王东迁晚四十八年，后距三家分晋早七十七年，两头均不衔接，所以后世史家遂对春秋时期作较广义界定，即起于平王东迁，终于三家分晋(即为战国时期起点)。三家分晋实际上在公元前453年，但周室给予合法承认则在公元前403年，因此，所谓春秋时期应起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终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前后共为367年。

　　 此三百多年历史，就其主要政治特色而言，可称为霸政时期。所谓霸政时期，依照钱穆意见，又可分为三阶段：

　　 (1)霸前阶段：约长八十五年。

　　 (2)霸政阶段：约长一百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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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后阶段：约长一百五十五年。

　　 第一阶段起自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开始建立霸业。第二阶段为霸政中心阶段，其主角为齐晋两国。第三阶段霸政由盛而衰终于结束。照钱穆计算共为九十一年，算到周贞定王元年。但若以三家分晋为终点，则应为一百五十五年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34页。 ] 。

　　 平王东迁所产生后果即为王室开始衰微。周公所苦心建立之封建制度发生根本动摇。封建目的为长治久安，治即秩序，安即平衡。秩序与平衡之维持则有赖于王室权威。若王纲不振，王命不行，则必然导致秩序丧失，平衡破坏，最终天下大乱。

　　 在无王权制裁之下，所引起第一种乱象即为列国内乱。宗室之间互相残杀，篡乱之变，史不绝书。第二种乱象则为诸侯兼并。在封建制度之下，国不分大小均可共存共荣，现在变成强侵弱，大吃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楚并国四十一，晋十八，齐十，鲁九，宋六，其他不具举。” [ 注：同前注，36页。 ] 可以想见诸侯之间彼此攻伐之频繁。其结果为小国逐渐变成大国附庸，而大国则日益强大，造成各霸一方的态势。

　　 列国内乱，诸侯兼并，使华夏民族自顾不暇，于是对异族遂自然丧失对抗能力，其后果即为戎狄交侵，形成严重外患，外患又与内乱相呼应，遂使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虽大外患为地方千里，已具大国规模之南方楚人，其次则为以黄河北岸太行山脉为基地之北狄(亦称山戎)。所以，《公羊传》有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 注：同前注，39页。 ] 在此长约八十五年之霸前时期真乃历史上一段黑暗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若非齐桓晋文相继称霸，则历史很可能改写。

　　 第二节　楚之兴起

　　 楚人祖先在周朝尚未建成时即已与周人发生关系，当西周实施第二阶段封建时，楚人祖先熊绎曾受封。《史记》记载为：

　　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 注：《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

　　 可以证明楚人乃半开化野蛮民族，其所受封爵位颇低，与周室关系疏远，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况。

　　 今湖南省与湖北省之间，洞庭湖，一片汪洋，气象万千，即为荆楚民族之故乡。此一地区附近并无其他强国，周室封建虽在汉水下游建立若干小国，但并不能对楚人构成威胁，反而成为其蚕食对象。江汉平原土壤肥美，水旱稀少，人口密度较低，使楚人享有富裕生活，所以楚人地理环境极为良好，并同时享有军事与经济安全。

　　 楚人有其特殊文化，甚至于语言与诸夏亦有相当差异。到战国时，北方人仍谓楚人为“南蛮（鸟决）舌之人”。不过在西周时楚人即已使用华夏文字，并逐渐接受中原文明 [ 注：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65－67贝。 ] 。

　　 四周昭王曾南征荆楚，结果死在南方未北归，《史记》记载如下：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 注：《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 。

　　 显示西周初期楚人即已与王室敌对。昭王曾一再南征，终于死在江上，死因不明，因此不发讣告，乃有所忌讳之故。

　　 以后齐桓公伐楚，曾举出“昭王南征不复”事实，要求楚人解答。楚人态度相当强硬，回答：“昭王之不复，其问诸水滨。”足以证明昭王南征不复确为事实，但楚人并不承认与此有任何关联 [ 注：《左传》僖公四年。 ] 。

　　 昭王之后，楚人仍继续向其周边地区扩张，而周室对其无可奈何，直到宜王即位，周室中兴时，始再出兵南征，楚人战败，遂暂时收敛，于是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 注：昭王为西周第四代君主，宣王为第十一代君主，其间有穆王、共王、懿王、夷王、厉王、孝王共为六代。 ] 。

　　 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初期，虽严重外患为戎狄交侵，中原注意力首先放在北面，遂使楚人获得兴起机会。比较言之，楚远较戎独威胁严重，因为北方民族缺乏统一组织，无长远战略，楚人则不然，不仅有较高文化水平，且早已是统一国家，并采取长远扩张战略。自周夷王时(公元前897－公元前894年)楚君即已自动称王，换言之，即已脱离周室独立。由于其周围均为小国及部落，楚国相当容易扩张，不过数十年即已控制整个汉水流域与长江中游，成为南方唯一巨强。

　　 楚武王即位于周平王三十一年，此后，楚国历史转入一新阶段。三次侵随，合巴师围郾伐郧、伐绞、伐罗，无役不胜，又灭权国。其子为楚文王，始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文王以前，楚已将汉水沿岸诸姬姓国家翦灭殆尽。文王更将屏藩中原三大重镇，申国、邓国、息国全部毁灭(息、邓皆河南今县，申即南阳)，奠定楚国经略中原基础。中原中枢为郑国，自从楚武王末年，郑人对楚已惴惴不安。文王终于进兵侵犯郑国，但未能得志于郑即死。死后二十年楚国仍再接再厉四次伐郑。但此时齐国已兴起，成为阻止楚人北进第一个敌手 [ 注：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62页。 ] 。

　　 第三节　尊王攘夷

　　 春秋时期霸政由齐国创始，齐桓公为历史中第一位霸主，亦为五霸之首。所谓霸政实乃封建之延续。霸主代替过去王室成为权力中心。在此种权力运作之下，华夏诸邦可以内保和平，外抗夷狄。对于国计民生均可算小康阶段。

　　 霸主欲行霸政，则又必须有其思想基础；不仅为政治号召，而更是长远战略。自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开始，霸主即提出“尊王攘夷”号召。此为目的亦为手段。尊王所以重建国际国内秩序，攘夷所以解除外患威胁，确保华夏民族生存空间。此种思想简单明了，自能获得华夏诸邦拥护。

　　 不过，欲将理想化为现实，则又必须采取行动。自从齐桓公开始，霸主用来实现尊王攘夷理想之行动即为结盟。华夏诸邦在霸(盟)主号召之下，组成大同盟，即能形成强大力量足以安内攘外。当然同盟国不能坐享加盟利益，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简言之，同盟国有其应尽义务，在盟主领导之下，共同执行同盟政策，甚至于必要时，应出兵参加同盟军事行动。

　　 霸政始于齐又自有其历史地理背景，西周第二次执行封建政策时，太公封于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齐国成为华夏民族在东方最远据点，拥有强大实力。齐国位于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既无外敌威胁，复有渔盐之利。军事经济地位均非他国所能及。所以，太公之后世能首创霸业，似有其深远理由。

　　 齐桓公虽为第一霸主，但春秋霸政真正创始者应为管仲，将尊王攘夷理想付之实施，管仲为第一人。孔子虽鄙其为人，认为不知礼，并且批评：“管仲之器小哉!”但对于管仲功劳又仍予以高度肯定。孔子曾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甚至于还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 注：孔子批评管仲之语见《论语》卷之二，《八佾第三》；赞扬之语见《论语》卷之七，《宪问第十四》。 ]

　　 管仲逝于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与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相距约一百五十年，而孔子仍云，“民到于今受其赐”，可以证明管仲政策在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

　　 管仲所执行之霸政，用现代名词表达，即所谓“同盟战略”。但管仲执行此战略时又有一特点，即几乎完全依赖外交手段，至于武力则尽量备而不用，最多只作有限度使用。孔子云“不以兵车”，足以证明其不主张使用武力。《史记》：“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可以显示在九合诸侯时，大部分均为和平揖让之高峰会议 [ 注：《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 。

　　 《史记》又云：“管仲既任齐相，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 注：《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 ] ，简言之，管仲善用弹性外交，态度绝不僵化，且知适可而止。“召陵之盟”(公元前656年)乃齐桓霸业最高成就，《左传》记述充分显示此次外交胜利得来如何不易。而且更足以显示管仲外交运用如何软硬兼施，恰到好处 [ 注：《左传}鲁僖公四年。 ] 。

　　 由于管仲之外交运用，加上桓公所领同盟国兵力居于数量优势，使楚人深感压力，于是楚人遂同意加入齐国所领导之同盟组织，此即历史所谓“召陵之盟” [ 注：桓公所率领为齐、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兵力，可谓八国联军。 ] 。

　　 楚人愿意加盟，表示放弃与华夏民族敌对意图，对于中原(国)自为一大喜事。其原因有二：(1)此乃尊王攘夷政策获得成功之事实证明；(2)本来南夷北狄使中国腹背受敌，难于应付，现在楚人同意和平共存，遂使中国可集中全力消除狄患，所以《公羊传》有云；“喜服楚也!” [ 注：《公羊传》卷十，鲁僖公四年。 ]

　　 但可惜“召陵之盟”即为齐桓霸业最高潮，十余年后管仲及桓公先后逝世，于是齐国霸权随之没落。桓公死后，情况立即改变，中原诸侯缺乏领导，不再能联合对抗外侮。而此时楚成王以子文为相(令尹)，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国势大振。子文为春秋时代伟大政治家之一，对楚国有极大贡献。但可惜推荐子玉为其继承人，实乃一大败笔，并终于使楚国受到一次严重失败(详见下文)。

　　 中原方面则有自不量力之宋襄公，企图继承齐桓霸业，但其失败实乃必然。原因有三：(1)宋小国也，权力基础薄弱；(2)其本人头脑顽固，不识时务；(3)宋乃殷商后代，非周室宗亲，缺乏号召力。结果在泓(水)之战(公元前638年)宋军为楚军击败，宋襄公身负重伤，从此一蹶不振。将其列入五霸名单，实乃历史讽刺。

　　 宋襄公称霸不成，楚人北进几乎已无任何阻力，若非晋文公兴起，则周室之亡实可指日而待。由于晋国不仅能继齐国霸业，并能维持较久时间，于是此后将近九十年之历史遂以晋楚争霸为焦点。

　　 第四节　晋楚争霸

　　 晋国始祖为周成王幼弟，受封时间较晚，中原土地早已分配完毕，所以仅获得接近戎狄之边远地区，即大致为今之山西省南部。此一地区虽距中原核心较远，但有发展空间，此乃晋国后代能建立霸业之远因。

　　 晋国自周惠王、襄王时(公元前676－公元前617年)即已逐渐发展为北部大国。其领土已不仅限于山西南部，而更由北延伸，同时又向南进占今晋、陕、豫三者之间重要三角地带。于是就战略形势而言，进可攻而退可守。晋国土壤肥沃，水利良好，人口适度，经济潜力颇大，简言之，具有足够称霸之权力基础。

　　 晋文公之父献公颇能发愤图强，后因宠骊姬之故，废杀世子申生，导致内乱达十五年之久，文公名重耳，为献公次子，于周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逃亡出国，在外流亡十九年，到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始由秦穆公派兵护送返国接管政权。

　　 文公返国即位后，即励精图治，增强国力，成就非常惊人，仅四年时间即能击败楚军，建立霸业，真可谓历史奇迹。《国语》对于晋国进步神速曾作详尽描述：

　　公属百官，赋职甘功。弃贡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孝老，礼宾客，支故旧……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 注：《国语》卷十，《晋语四》。 ]

　　 简言之，文公不仅重视经济成长，同时又注意社会福利，所以始能“政平民阜”，建立富强基础。

　　 在修明内政同时，文公又展开外交活动，即位次年出兵讨伐王子带，将周襄王送回都城(洛邑)，借以结好王室，此为“尊王”政策第一次试用。

　　 同年秋季，文公出兵协助秦国攻都(国名)，此乃一石二鸟战略：一方面导致秦国向南发展，使其不在中原成为晋国之竞争者；另一方面利用秦之南进以牵制楚国，减小后者向中原北进之潜力。

　　 同年冬季，晋又出兵围原(小国)，为一次炫耀武力之外交行动。文公命持三日粮，到时原不降遂命去之。谍报：“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文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所亡滋多。”于是退一舍(一宿距离)而原降。上三次行动可算晋国争取霸权之前热身运动，主要目的为完成心理准备。《左传》对此有精辟解释：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末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其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戌，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 注：《左传》鲁僖公二十七年。 ]

　　 诚如西方战略家所共识，战争准备比战争进行更重要。而在战争准备时，精神似又重于物质。必须人民知义、知信、知礼，然后始可一战。

　　 战争为两面问题，说明晋国情况之后，必须转而说明楚国情况。当晋国发愤图强之时，楚国国势如日中天，可谓盛况空前。周襄王三十九年(公元前655年)，楚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演习)于暌(此时子文已非令尹)，终朝而毕不戮一人。不久子玉(时任令尹)复治兵于（艹为），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认为子文举荐得人)。子文饮之酒，子（艹为）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之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不能人矣(战败不能回国)，苟人而贺，何后之有?”（艹为）贾第一位预测子玉必败之人，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 注：本章凡所引述均以《左传》为主，以下均不再列入注释。 ] 。

　　 自宋襄公称霸不成后，末即已与楚结盟，实际已成其附庸。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宋成公又叛楚通晋，因此，楚成王决定次年出兵伐宋。此一行动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终于触发春秋时代决定性会战——城濮之战(城濮在今山东鄄城县临濮集)。

　　 第五节　城濮之战

　　 宋成公叛楚通晋，自然使晋国感到莫大鼓舞，而对楚国则为重大外交失败。楚成王为维持盟主威信，遂于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冬季亲率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围攻宋都，讨伐其背盟通敌之罪。宋国当然派人向晋告急。先轸遂向文公建议：“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文公采纳其意见，决定出兵救宋。救宋必须通过曹、卫两国，而两国均为楚之盟国，势必将构成障碍。

　　 狐偃(子犯)遂又建议：“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使申侯戍谷以逼齐。)此乃反客为主之计。晋军若越过曹卫而救宋，则不仅必须顾虑交通线安全，而更是劳师伐远。楚军则可以逸待劳。反而言之，若先攻曹卫迫使楚军北上，则不仅可解宋围，而更能主客易势。因此，晋文公欣然采纳狐偃建议。

　　 晋文公立即搜于被卢(动员)，作三军(决定战斗序列)，谋元帅(选择指挥官)。战斗序列分为上、中、下三军，以中军为主力，中军将兼元帅(全军总指挥)。每军均有将、佐各一人，分别指挥一半兵力，而并非共同指挥一军。文公向群臣征询元帅人选意见，赵衰对曰：

　　郤谷可。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

　　 蒋百里认为《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并认为赵衰之言颇有深意。因为当时贵族会打仗并不稀奇，但“说礼乐，敦诗书”的人却极少，所以应该请他出任元帅 [ 注：蒋百里，《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载《蒋百里选集》(壬寅出版杜，1967年)，55页。 ] 。

　　 至于其他将领又如何选择?《国语》对此有相当详细记载：

　　公使赵衰为卿(将)，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如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公使原季(赵衰)为卿，辞日：“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 [ 注：《国语》卷十，《晋语四》。 ]

　　 从古书记述可以获得两项印象：(1)晋国贵族政治相当民主化，群臣勇于发言，君主更能察纳雅言；(2)晋国精英分子均有谦谦君子之风，尤其赵衰、狐偃(子犯)均为文公亲信，在流亡期间曾共患难，而能如此谦让，将重要位置让与过去不曾追随文公之人，更属难能可贵，对晋军精诚团结有重大贡献。

　　 最后，晋文公所决定之战斗序列如下所示：

　　 上军：狐毛(将)　　狐偃(佐)

　　 中军：郤谷(将)　　郤溱(佐)

　　 下军：栾枝(将)　　先轸(佐)

　　 次年一月郤谷在军中逝世，人事遂再调整。先轸以下军佐跃升中军将(元帅)。《左传》评语为“上德也”(以德行被选)。其下军佐之缺由胥臣接任。此后直到城濮会战时均再无改变。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6年)正月，晋军开始行动，以曹、卫两国为攻击目标。卫国内部发生政变，晋军顺利进入该国。曹国则作强烈抵抗，晋军费时三日始将其攻占。晋军进攻曹、卫，其目的为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不为所动，仍继续围攻宋国。宋国遂又遣使向晋军寻求紧急援助。文公本欲立即前进，但同盟国(齐秦二国)不表同意而受到牵制，因此感到左右为难。于是先轸献计如下：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告我而赂齐秦，藉以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

　　 此段古文不易了解，应略加解释如下；先轸建议一方面命宋向齐秦两国行贿，请两国代向楚国求情解围；另一方面晋军拘禁曹君，并将曹卫之田分赐宋人，以激怒楚国，使其必然拒绝齐秦两国向其所提出为宋求情要求。于是齐秦两国既喜宋之贿赂，又怒楚之顽固，遂一定同意晋军前进。从此事件看来，可知在国际关系中，同盟有时反而有害，并构成一种包袱。

　　 晋国方面暂时说到此处为止，现在再说楚国方面。楚成王一向敬佩晋文公，当文公流亡过楚时，曾给与礼遇，并拒绝子玉想杀害文公之建议。二人惺惺相惜，还曾留一段“退避三舍”佳话。当晋军破曹时，楚成王即决定撤兵回国，不与晋军冲突，实乃明智决定。成王本人首先回国(人居于申)，并令申叔去谷，子玉去宋，并且特别告诫子玉曰：

　　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从楚成王之语可以发现其对于晋国与晋文公均深有了解，而且还引述古代兵书《军志》以作解释，更足以显示其对华夏文化已有深入认识。

　　 子玉冥顽不灵，反使伯芬(人名)向成王请战：“非敢必有功也，愿间执谗匿之口。”成王非常不悦但又无可奈何，仅同意给与少许增援，包括“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在内(均为楚国部队名称与中原不同)。于是子玉遂命宛春向晋文公提出要求：“请复卫侯二封曹，臣亦解宋之困。”子犯认为：“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机)矣。”先轸则有较高明见解：

　　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于是晋文公遂拘留楚使，并私许曹卫复国。两国随之宣布与楚绝交。子玉大怒，开始求战(从晋师)。晋师退避，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立即作合理解释：

　　师直为壮，师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晋师退避三舍以报楚惠之后，楚方全军均认为应适可而止，但子玉继续前进，于是晋楚之战遂无可避免。

　　 夏四月，戊辰日，即会战前夕，晋侯(文公正式封号)、宋公、齐(大夫)国归父及崔夭、秦(大夫)小子懋，次于城濮。

　　 楚师背酅(丘陵地名)而舍，因为楚人居高临下，使文公颇感忧虑。以后又听到舆人之诵，更感疑惑。简言之，到此时文公对于与楚一战尚未下决心。子犯遂劝其当机立断：“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简言之，胜则为诸侯盟主，由于晋国表里山河，占有利地理形势，败亦可自守，并无大害。

　　 文公又问：“若楚惠何？”栾枝遂晓以大义：“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文公夜间又作一恶梦，子犯又设法解释，使文公情绪恢复稳定。以上各种记录均足以显示决策者心情如何沉重。不读历史则不易了解此种心情。

　　 子玉使斗勃(人名)请战，此乃一种礼节，但其措词则非常轻浮无礼：“请与君之士戏，君冯(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文公遣栾枝作答，措词庄重得体，不愧大国霸主风度：

　　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不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于是晋军作战前最后一次演习，足以显示其准备之认真。晋军七百乘，韅(背甲)、靷(胸甲)、鞅(腹甲)、靽(后甲)，装备齐全。文公登有莘之墟(今山东曹县西北)，对全军作一次校阅，感到相当满意，然后讲评：“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到此时，文公始放心决定一战。

　　 第六节　会战分析

　　 对于此次会战，《左传》有完整记述，其全文可抄录如下：

　　己巳晋师陈(阵)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左传》记述似颇简略，在后世曾引起若干疑问与争论。事实上，若与其他史书比较，《左传》可谓相当详尽扼要。蒋百里之评语并不过分。《左传》原文可以分析如下：

　　 (1)对于晋楚两军战斗序列(阵)《左传》叙述似显示：楚军照传统常规分为二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玉则自将中军。至于晋军则并未照传统方式列阵，所采用序列颇似西方18世纪菲特烈大帝(Frederik the Great)所采取之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即将兵力集中在某一翼上。于是形成右重左轻之兵力分配。此为晋军能战胜主要原因。

　　 (2)晋军在左翼方面，只用下军佐胥臣指挥其下军中之一半，面对楚方子上所将之右翼。为何如此部署，其原因为楚方右翼乃由陈、蔡两国部队所组成，陈、蔡为楚之附庸，其部队战斗力自然不如楚军强劲。所以，胥臣以晋方六分之一兵力即能将其击溃。胥臣之所以能轻取胜利，又由于采取一项诡计，蒙马以虎皮直冲陈蔡部队，后者受到奇袭，立即四散奔逃，于是楚右师遂首先崩溃。

　　 (3)晋军右翼方面，战斗情形则远较复杂。首先是将本应位置在左翼之下军将栾枝兵力调到右翼方面，于是右翼兵力增强到晋军总兵力之一半，即全部兵力分配比例为：右三、中二、左一。战斗过程分为六阶段：

　　 ①狐毛设二旆而退之(移动两面军旗，显示上军全部均在退却)。

　　 ②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用车辆拖曳木柴伪遁，扬起大量尘土，使楚方相信晋军右翼已全面退却)。

　　 ③楚师驰之(楚师立即发动追击，冲入晋军阵中)。　　 ④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

　　 ⑤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

　　 ⑥楚左师溃。楚师败绩。

　　 (4)楚军左师溃败后，子玉收其卒而止，即控制其中尚未投入战斗的中军兵力，退出会战。所以尚不至于全军覆没(故不败)。

　　 以上为对于《左传》记述原文所作分析，应能使现代读者对于其内容获致明确了解。不过若从现代战争研究观点来评论《左传》，则又仍可发现尚有若干缺点及疑问值得作进一步讨论。

　　 (1)首先应提出之问题即为晋楚双方兵力数量与编制。《左传》对此未能作精确说明，而且尚有若干疑问，如何能对兵力获得可靠数字，本是研究古代战史时最大难题，所以不应对于左氏有所苛责。此一问题又可分为三个小问题：①齐秦宋三国兵力曾否参加战斗；②晋军兵力及编制；③楚军兵力及编制。现在分论如下：

　　 ①《春秋》经文记载：“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但《左传》对会战经过叙述完全不曾提到同盟军，似与孔子经文所云不符，应如何解释？所谓同盟军数量非常有限，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不能给与晋军任何援助，而晋军亦不需要其援助。所以，少数同盟军可能仅作“壁上观”，并未投入会战。此在古代乃常见现象，不足为怪。然则孔子认为齐师、宋师、秦师战于城濮是否错误？事实上，孔子并无错误，因为“战”字有广狭二义，参加战争并不一定必须投入战斗。

　　 ②晋军有多少兵力，其编制如何？《左传》所提供唯一数字即为“七百乘”。一乘兵车配多少人员在当时应人尽皆知，因此左氏自不必再作说明。但此种省略遂使后世研究战史者感到极大困难。虽然，一乘兵车配置多少步(徒)兵已有多种不同考据及计算，但是否正确又仍难断定。若作概略估计，一乘最多可能配兵员一百人，包括车士与步兵均在内。若真乃如此，则晋军投入会战的人数最多可达七万。在古代已是相当巨大数量。

　　 晋军共有三军，似可假定上下两军各两万人，中军三万人，因为中军尚包括“公族”(保护君主之禁军)在内，假定其人数较多似亦合理。兵车之分配亦可能照此比例。晋军每军均设将佐各一人，但并非共同指挥全军，而是分别指挥其兵力一部分(可能为一半)。换言之，每军分为两个战斗集团，由将佐各自指挥。公族则另成一战斗集团。若真乃如此，则每一集团应为官兵一万人，车一百乘。照理说应为一个可由一人指挥的有效单位。此仅为合理推测，《左传》叙述中并无确证。也许七万人估计仍未免过高，比较保守估计应在五万到七万之间。

　　 ③楚军兵力则更难估计，其原因有三：

　　 (a)《左传》对于楚军兵力未提供任何资料。

　　 (b)楚军单位名称与中原诸国不尽相同，其组织亦缺乏资料。

　　 (c)楚军中有同盟(附庸)兵力混合在内，真正楚军数量有多少可能无人知道。

　　 不过概括言之，楚国在当时乃天下莫强焉，其兵力雄厚应无疑问。不过城濮之战并非楚王所欲进行，楚国事先亦无计划，更未准备倾全国之力来与晋国争霸。因此楚方所用兵力仅为其全部中之一部分。

　　 子玉所率领前往围宋之兵力，其中包括五国同盟部队，所以楚军所占比例自不太高。宋国为弱国，楚国使用此种杂牌部队来围攻，似已绰绰有余，自然毋需动用其主力。以后子玉向楚王请战，楚王仅给予少量增援，不过其中又包括若干精兵在内，尤其所谓“若敖之六卒”一定为享誉国际之精锐部队，所以《左传》才一再特别提出。不过楚方究竟对于会战曾投入多少兵力，则缺乏资料可作估算基础而仅能推测。

　　 楚军(包括陈蔡)总数应不少于晋军，甚至于略占优势，否则子玉不可能狂妄自信“今日必无晋矣！”至于素质，楚军本身应不弱于晋军，但陈蔡部队则必然较弱，因此遂构成楚方致命伤。楚军共有多少兵车，照推测似应与晋军大致相等。至于步兵甚至于可能比晋方较多。

　　 (2)关于兵力问题，讨论到此为止，再进一步指出《左传》叙述中尚有若干疑问应加以讨论：

　　 ①胥臣蒙马以虎皮。春秋时代尚无编成战斗单位之骑兵，马仅用于拖车。胥臣如何蒙马以虎皮，《左传》未作任何说明，由此引起后世读者疑问。马上是否有骑士，马后是否拖有战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理推测，两种想象似均不可能。胥臣应是将拖车之马解下再蒙以虎皮，然后驱赶一群马向楚方右帅(陈蔡部队)冲去。陈蔡部队素质纪律较差，突然看见一群老虎冲来，立即惊恐万分，遂自然溃散，落荒而逃，于是楚方整个右翼兵力不战而溃，胥臣因而轻松赢得胜利。

　　 ②狐毛设二旆而退之。狐毛移动两面军旗并同时退却，以引诱楚军前进，但《左传》并未说明狐毛向何方退却。此乃第二个必须解答之疑问。照理推测，狐毛与狐偃率领晋方上军全部并非向后方退却，而是向右侧面退却。为何必须如此？又与下述第三疑问有关。

　　 ③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栾枝向何方伪遁？其在开战时之位置在何处？后世对此二疑问，有颇多争论，实际上并不难解答。第一，晋方右翼(面对楚方左翼)开战时部署三个战斗集团，即上军全部(狐毛、狐偃)另加自左翼调来由栾枝所指挥之下军一半兵力。此三个集团作梯次部署(《左传》并未说明)，依照会战过程(《左传》有明白说明)研判，栾枝应位置在最前线，孤毛、狐偃则位置在第二及第三线，又由于狐毛为上军将，狐偃为上军佐，故前者应在第二线，后者应在第三线。晋军开战时全部兵力部署可参看附图3－1，即可明了。依照此种部署，孤毛、狐偃必须将上军向西侧回移动，始能使正面显出一空洞，好让位置在第一线之栾枝可以曳柴向后方伪遁，以引诱对方(子两)确认晋军右翼已全部退却，于是立即向所留下空洞(缺口)追击(楚师驰之)。

图3－1　会战初动

图3－2　两军争战

图3－3　击败楚军

　　 ④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左传》叙述已够明白，不用再解释。不过根据《左传》即可知上军必然是向西侧移动，否则不可能与中军两面夹攻，使子西溃败。到此还有一小疑问可提出：栾枝是否参加战斗？如果栾枝反转过来参加战斗，则楚师将陷入三面包围之中。不过由于栾枝兵车均已曳柴，应一时不易解脱，所以似乎不可能立即投入战斗。

　　 全部会战过程可用附图作扼要说明：图3－1为会战开始时晋楚双方兵力部署概况，图3－2为会战已在进行时情况：胥臣首先发动攻击，狐毛、狐偃、栾枝正在诱敌(子西)前进；图3－3(图取自《历史与战略》第一章28页(麦田))晋军击败楚军时情况：子上已被逐出战场，子西正受两面夹攻，开始溃败，子玉仍按兵不动。

　　 第七节　结论

　　 晋军在城濮之战中能击败楚军，赢得胜利，绝非由于侥幸。晋军之所以能胜，其原因实在太多，诚如《孙子》所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晋军可算是胜兵，楚军则为败兵。楚军对战争毫无胜算，只能侥幸以战求胜。

　　 晋军何以为胜兵？可以列举其理由如下：

　　 (1)晋文公对战争有充分准备，志在必胜。楚成王则根本不想进行此次战争，无意倾全力与晋争霸。

　　 (2)晋国领导阶层能通诚合作，尤其人才辈出，智谋非凡，令人羡慕。

　　 (3)战争永远有正反两面，楚方之败因即为晋方之胜因，子玉刚而无礼实乃导致晋军战胜主因之一。其实子玉不应求战，《孙子》有云：“将不可愠而致战。”子玉甚至于视战争为戏，真乃荒谬已极。

　　 (4)会战前，晋国外交手段之运用，相当灵活而有弹性，足以增加会战获胜机会。

　　 (5)晋军对于会战有周密计划，能采用不合传统的兵力部署。对于奇袭、欺敌、集中等战争原则均能作巧妙运用。以当时军事学术水平而论，应算是超时代成就。

　　 (6)最后，晋方对楚方情况似如《孙子》所云，能够先知，所以始能谋而后动。因此，晋军应有极佳情报来源。但《左传》对此并无记载。

　　 以上六点为晋军之胜绝非侥幸之理由。关于最后一点，本书作者曾在《国语》中找到证据，实为前人所未发现。引述如下：

　　昔令尹子元之难，或谐王孙启于成王，王弗是，王孙启奔晋，晋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晋将遁焉。王孙启与于军事，谓先轸曰：“是师也，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故东宫与西广室来。诸侯之从者叛者半矣，若敖氏离矣，楚师必败，何故去之？”先转从之，大败楚师，则王孙启之为也。 [ 注：《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

　　 此乃令尹子木论“楚材晋用”时之语，应信而有征。由此可知《孙子》所云完全正确。“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因为能有正确情报来源，始能先知，而战略运用遂能无往而不利。此可能即为城濮之战最重要教训。

　　 城濮之战乃真正决定性会战，虽然楚军损失不大，对其国力之减弱亦属有限，但精神(心理)效果远超过物质。在此之前，楚国威望可谓无与伦比，楚军从未战败，虽以齐桓之强，均不敢撄其锋。齐桓死后，宋襄称霸不成，楚国之扩张遂再不受任何围堵。鲁、卫、郑、曹、陈、蔡、许、宋等国均已成其附庸。中原大部分均已成其势力范围。正当中原命运命悬一线之际，城濮之战居然带来意想不到之转机。

　　 晋军击败楚军，当时所造成巨大心理震撼，实不难想象。一方面，楚军常胜神话已粉碎；另一方面，中原诸国团结御侮信心又再度复活。以后晋楚虽继续争霸，互有胜负，但中原同盟在晋国领导之下，始终能抵抗外侮，稳定平衡近百年之久，使华夏文化发扬光大。简言之，此一战使历史潮流方向继续不变，使周公所建立之封建制度继续延长，使周王朝全长将近八百年之久。因此，城濮之战乃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会战实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