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战·第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大家从读小学时开始，就知道我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是从古到今历代相传的知识，在所有中国人心中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

　　 我国真有五千年历史吗?黄帝真是我国开国之君吗?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吗?这些问题对于小学生而言，答案当然都是完全正确，但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而言，则可能很难作答。

　　 “五千年”是根据汉武帝时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中，有关黄帝记载推算得来的大约数字 [ 注：杜正胜主编，《中国文化史》(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8月)，25页。 ] 。司马迁虽曾为政府中史官，但他又是以私人地位著书，而其所著《史记》又被后世视为二十四史之首，并成为第一部“正史”。因此，我国历史长达五千年，和我国历史以黄帝为起点的观念遂获得后世普遍承认 [ 注：司马迁因李陵降匈奴为其辩护，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于是愤而著书。他希望其书能“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所以《史记》并不代表政府观点，而仅代表其个人观点。在其所著《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中均有详细说明。此二文都已收入《古文观止》书中，读者可自行参阅。 ] 。

　　 《史记》记事既以黄帝为起点，自然显示黄帝在我国历史中是一座重要里程碑。从黄帝开国，其子孙一直繁殖下去，终于形成今天人口占世界总数百分之二十的大中华民族。所以，我们中国人以黄帝子孙自居实为事理之常。又因为炎帝在传说中被视为黄帝的兄弟，于是大家遂又成为“炎黄子孙”。

　　 司马迁的《史记》以《五帝本纪》为记事之首(第一)。其对于黄帝的记载全文并不长，现在就将原文抄录如下，来作为进一步检讨的基础。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官”去“宀”）(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上艹下执）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左犭右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以下从略)

　　 司马迁可以算是我国第一位史学家(不是史官)，他的书也是我国正史之首(第一部史书)。在西方可以找到一位与他相当的人，那就是被尊称为西方第一位史学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希罗多德治学态度并不十分严谨，他曾这样说：“我的责任只是报导人们所说过的事情，但我并不一定要相信它，” [ 注：关于希罗多德及其治学态度，可参阅钮先钟著，《历史与战略》(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7年5月11日)，170页。 ] 从《史记》一书内容看来，至少在有关古代的记载方面，司马迁的态度似乎与希罗多德非常相似。他曾经到很多地方采访，听取长老谈话，并将其记录，但并不曾加以认真考证，因此，其内容的真伪令人颇有疑问。司马迁本人对于此一事实在《五帝本纪》最后段曾坦白说明 [ 注：《五帝本纪》这一段曾载于《古文现止》书中，题为《五帝本纪赞》(卷五，汉文)，读者可自行参阅。 ] 。

　　 从《五帝本纪》记载的原文来看，司马迁对于黄帝所提供资料不仅相当有限，而且内容也实在模糊不清。我们所能知道的似乎只限于下述四点：

　　 (1)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

　　 (2)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

　　 (3)黄帝曾与蚩尤战于涿鹿，擒杀蚩尤。

　　 (4)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司马迁对于上述四点都只是点到为止，并未作任何详细说明，所以我们要想真正了解黄帝的故事，则必须另起炉灶作较深入分析。而且必须如此，然后才能说明“涿鹿之战”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决定性会战。

　　 第二节　中国人的祖先

　　 要想了解黄帝的故事，首先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是从哪里来。更进一步，还应该了解人类是如何出现在地球上的。想要了解起源的问题，神学家的思考和解释要比哲学家的简单省事，而哲学家的又比科学家的简单省事。但时至今日，我们只能求之于科学家的思考和解释。而科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人类是由猿类直接进化而来。根据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的研究，可以断定人类兽形祖先的出现，可能上溯到一亿(万万)年前，而人类人形祖先的出现可能上溯到一千九百万年前 [ 注：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台北：亚洲出版社，1955年9月18日再版)，1－10页。 ] 。

　　 原始的人类又是如何在中国大陆上出现?按照中国古书上的传说，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就有所谓“三皇”，然后才有“五帝”。这固然近似神话，但也可以表明古人已经知道历史是经过长久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开始之前还有史前时代的存在。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曾提到三皇，但并无三皇本纪，可以表明他认为那是代表史前时代 [ 注：《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中曾记载王绾、冯劫、李斯三人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遂建议秦始皇上尊号为泰皇。但《史记》书中并无三皇本纪而以五帝本纪为首。以后唐代司马贞著《三皇本纪》以作为对史记之补充。该文已收入清代武英殿本《史记》作为附录。 ] 。其他古书谈到三皇者颇多，而且对于三皇人选也有不同的列举 [ 注：所谓三皇的人选，在不同古书中有不同排列。兹选择五种列举如下：(1)天皇，地皇，人皇(见《春秋命历序》)；(2)燧人，伏羲，神农(见《尚书大传》)；(3)伏羲，女娲，神农(见《春秋运斗枢》)；(4)伏羲，神农，祝融(见《礼号溢记》)；(5)伏羲，神农，黄帝(见《世本》)；此外还有其他排列，不再赘述。；以上资料引自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73页。 ] 。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似乎应以有巢、燧人、神农为三皇最为合理。

　　 最早的人类就像其他动物一样，毫无掩蔽地生活在地面上，非常不安全。于是有人突然想到可以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虫蛇之害，从此使人类生活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这个人当然成为大家的领袖，并被尊为三皇之首，即所谓有巢氏。

　　 以后又有人发现钻燧可以取火，这是人类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发明。人类从此放弃茹毛饮血的生活，采取与兽类不同的饮食方式。火是文明的象征，火的发明者当然成为大家的领袖，并被尊为三皇第二位，即所谓燧人氏。

　　 最后，又有人斫木为耙，揉木为耒，教民稼穑。简言之，即教会人类从渔猎生活进步到农业生活。这当然是非常重大的进步。这个人也就应该被尊为三皇中的第三位，即所谓神农氏。

　　 不管三皇是否真有其人，对这些传说似可不必多作研究，但此种观念还是有其深意的，表示即使在远古时代，社会发展也是分成几个不同阶段。不过，三皇的传说还只是神话，中国有载历史虽已达五千年之久，但人类起源的奥秘一直不曾揭开。

　　 1926年，法国人师丹斯基(O．Zdansky)在北京西南四十八公里处的周口店发现所谓“北京人”(北京猿人)遗迹，最初只发现两颗牙齿。1927年步林(B．Bohnlin)又发现一颗牙齿，经步达生(Davidsom Black)的研究，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但并未获世界人类学家承认。直到1929年才发现一个完整头骨，人类学界大为震动。1930年发现北京人能制造石器，1932年又发现北京人可控制火种，世界史前史学家才刮目相看。1936年又发现三个头骨；1938年再发现若干体骨。从此北京人开始在世人面前呈现出完整形象，扩大了中国历史的范围，粉碎了中国人种外来和中国没有石器时代人类的谬论 [ 注：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引自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24页。 ] 。

　　 北京人大致是距今七十万年到二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但北京人是否就是中国大陆上最远古的人类?1964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蓝田公主岭发现所谓“蓝田原人”，其时代距今可能有一百万年之久。换言之，那比北京人要古老得多。1967年，又在云南元谋盆地发现所谓“元谋原人”，到80年代又发现所谓“东方人”，这些考古研究虽尚无定论，但大致说来，已经把中国人的史前时代先后向上推到一百七十万年及二百五十万年之前 [ 注：有关比北京人更古老的原人资料引自郭伯南、刘福元，《中华五千年史话》(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2年2月)，1页；以及杨胜勇，《中国远古及三代军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6页。 ] 。

　　 第三节　石器时代

　　 远古人类的史前史，若依照其所使用工具情况来分段，则大致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三大阶段。

　　 一、旧石器时代

　　 中国远古人类自从在地球上出现后，大致经历了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又将所谓旧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所遗留下来的遗物，在我国大陆上有东方、元谋、北京、蓝田等原(猿)人骸骨、工具。当时人类虽已使用非常粗糙的石器，但生产力极低，并经常面临自然灾难、凶猛野兽的威胁。所以，原人为求生存，必须结成群体，过着“聚生群处”的生活。从留遗物来看，原人已会用火，并且能够制造用于砍伐树木、割削兽皮的锐利石器。于是人类逐渐放弃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并提高了其抵抗自然及其他动物侵害的能力。

　　 经过漫长时间，大约在距今一、二十万年之前，中国原人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家称这一时期的人类为“古人”。在我国大陆上所发现的“古人”有长阳人、丁村人等。他们体格较原人进步，尤其是所用石器更大有进步。在山西汾河岸边的丁村遗物中还有石球，据推测，那是用来制造狩猎工具“飞石索”的 [ 注：飞石索是一种狩猎工具。其方法是用两个石球分包在两个小皮囊中，然后使用皮绳把它们系住。猎人手握一球，在头上旋转，看准动物向其抛出，皮绳由于石球的旋力作用，即可把动物的脚或颈紧缠住，使其易于捕捉。以上资料引自《中华五千年史话》(注9)，3页。 ] 。

　　 几十万年悠久岁月又已过去，在北京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又出现了一群比较进步的人类。他们住在山顶洞穴内，所以被称为山顶洞人。他们体格形态比北京人、丁村人等都大有进步，几乎像现代人一样，他们生活的年代已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一万八千年。除山顶洞人外，中国大陆还发现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属于同期的人类，考古学家将他们统称为“新人”，以示与“古人”有别。“新人”与现代人更接近，智力大大提高，从山顶洞人的复原像来看，其面貌与现代华北居民几乎很少差异。因此似可断言，山顶洞人乃中华民族直系祖先。

　　 二、中石器时代

　　 经过长期的劳动和斗争，人类的体质不断增强，智力不断提高，工具日益增多和改良，所以人类的前进步伐似乎日益加速。于是大约距今一万年前，我国史前人类进入中石器时代。所谓中石器时代为介于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在我国大陆上发现属于这一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有灵井遗址及沙苑文化。当时的经济生活以渔猎采集为主，所制造及使用的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发明弓矢，使狩猎效率获得新的提高。

　　 三、新石器时代

　　 大约又经历了几千年，中国史前史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概括言之，距今一万多年前仍为旧石器时代，但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到四千年之间即为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繁荣期，亦即氏族制全盛期，主要特征为同一氏族共同居住和生产，女性成为氏族首领。母系氏族繁荣期出现新的社会组织，婚姻情况逐渐演变为对偶婚，并自然产生父子关系新因素，而这又对母系氏族制构成直接冲击。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农业发展，男性劳动力在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女性社会地位遂相对降低，并最终导致父系氏族制取代母系氏族制。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先后进入父系氏族阶段。

　　 把大陆考古成绩作一比较：对于经历了一百六七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所发现原始人类遗址，目前仅有三百多处，而对于只经历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所发现遗址多达六千余处。所以，不言而喻，人类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有重大发展 [ 注：大陆考古成绩比较见《中华五千年史话》，3页。 ] 。

　　 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一种原始文化。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遗物为画有花纹的彩色陶器。依照考古学惯例，以最先发现遗址地点命名，所以称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古老文化之一，从距今八千年前起，一直延续到距今五千年前，共历时二三千年。此种文化地理分布甚广，以黄河中游为中心，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河套，东至河北东部，南至湖北省西北部，可以说是中国古老文化摇篮之一。

　　 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所发现的遗址，距今约八千年，为较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约晚千余年的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半坡遗址，则在1954年出土上万件遗物，使人们不仅对仰韶文化获得深入了解，而且大开眼界。遗物中有许多石斧、石镰，还有窖藏的粟，可以让考古学家重建原始农村的基本形态。

　　 概括地说，至少在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已有村落式社会组织。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农业愈进步，渔猎所占比重则逐渐减轻。仰韶文化以彩陶为特色，半坡出土陶器上的纹饰暗示半坡人已懂得计数，并已有等边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的知识。此外，半坡彩陶上还刻有三十二种文字符号，似乎即为中国方块字的雏形，使文字学家感觉到中国汉字可能已有六千多年历史 [ 注：同前注，5页。 ] 。

　　 第四节　新石器革命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跃进，所以称为“新石器革命”。私有制度开始形成，“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宣告解体。人类不再平等，天下不再太平，战争从此伴随着人类，一直到今天仍无巳时。

　　 1959年在山东省大汶河两岸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因而得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大约开始于五六千年以前，延续到距今四千余年前为止，大汶口文化已经是父系社会，人与人之间已经时常斗争，所以可以说中国古代战争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指挥战争的首领，以及战俘和兵器的遗物，可表示现代观念的战争已经萌芽。此外，1928年在山东省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物中，也显示已有战争防御设施(城堡)出现。

　　 战争是从原始社会进化到农业社会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虽然战争是残酷行为，但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主要动力。战争追求有效的武器，促使提高生产技术和产量。弱者在对抗强者时，会联合成为集团，最后遂导致国家制度的建立。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作如下结论：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华大地上氏族遍布，部落林立，他们开始农业生活，并组成原始国家。他们为生存和发展，彼此不断发生冲突，并终于达到所谓战争的标准。因此，确如本书《导言》中所云，战争的起源是在历史之前，对于史前的人类，战争早已是一种行为常态。

　　 对于中国人祖先来源的分析就到此为止，现在再回到黄帝的问题。究竟黄帝是谁，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吗?他是中国人吗?中国古人似乎并不能提供确切的答案，然则西方学者就能够吗?

　　 20世纪初，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彩陶，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注意。在此之前，彩陶曾出现于中亚，分布颇广。当时西方学界盛行文化传播论，仰韶村所发现的彩陶属于彩陶文化的晚期，以后安特生又在甘肃一带发现更为原始但较中亚进步的彩陶，于是仰韶彩陶文化乃从西方传来之理论似乎已获证明。

　　 中国文化西来说在20世纪10年代(民国初年)颇为流行，当时考古学在中国几乎还只是刚刚萌芽，当然无力对抗西方学者。等到后来中国考古学家成绩日有进步，西来说遂被推翻，大家开始相信中国文化发源于本土。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出来：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

　　 最近，考古学家大致认为中国早期文化可分为六大区，各区各有其传统，也彼此互相影响，所以，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在目前应该是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

　　 彩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而其代表者即为黄帝。从中国古书中的各种传说来看，神农乃公认的中国农业创始者。彩陶最早发现在仰韶，故仰韶文化亦称彩陶文化，但在仰韶村所掘出的遗物中，彩陶仅为精品，而红陶居多数，所以似乎应称“红陶文化”才更合理。

　　 由于黄帝被认为是彩陶的创始者，遂又产生“黄帝西来说”。主张此说最力者为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perie)。不过，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已推翻此说，黄帝并非从西方而来，而是中国西部土著人氏，所以中国彩陶乃中国西部文化产品。黄帝的先祖可能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因此可以断言：黄帝是中国西部人，绝对不是西方外国人 [ 注：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226页。 ] 。

　　 第五节　炎黄二帝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断言黄帝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他又并非是唯一的祖先，也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唯一代表。中国文化有其多元来源，黄帝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假使彩陶是黄帝所创造，则在仰韶所发现的陶器中，居多数的红陶似乎并非黄帝所创造而另有其他创造者。这位创造者是谁?根据古代各种传说，神农氏乃公认的中国农业创始者，他在中国历史的时段上要比黄帝早，并被尊为三皇之一，所以他可能为红陶的创造者。

　　 因此，仰韶文化既是红陶文化，也是神农文化。我国古书常称神农氏为“炎帝”或“赤帝”或“烈山氏”，表示神农之族乃一尚红(赤)的种族，红色正是火的象征 [ 注：同前注，179页。 ] ，含有对火崇拜的意味。所以，所制陶器也就以红为主。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黄帝与炎帝并非兄弟，而是两位同时存在的部落领袖，代表不同的文化，但都属于华夏民族(中国人)。炎帝的祖先应该是神农氏，黄帝则另有其祖先，《史记》记载只说他为少典之子姓公孙。神农氏的后代(号称炎帝)早已生活在中国中原北部，从事农业生产。黄帝的祖先则生活在距离中原较远的西北地区，以游牧为生，之后方逐渐向中原迁徙，于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中国人遂开始由接触而冲突，并终于发生司马迁所记载的第一次战争(阪泉之战)。假使说《史记》是中国正史之首，则此次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战争。

　　 此次战争发生于炎帝与黄帝之间，司马迁在其书中虽曾提到“神农氏”和“炎帝”，但并未说明炎黄二帝之间的关系。照中国其他古书记载，炎黄二帝应确有其人，而且是同父母的亲兄弟，但古书传说往往以象征手法隐喻真实历史，不能只依照文字解释。所谓炎黄二帝似乎只是代表同一种族中两个部落的领袖。所以，他们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华夏种族的一场内战，所谓兄弟者也只是暗示“兄弟阋墙”的意义 [ 注：杜正胜主编，《中国文化史》，26页。 ] 。

　　 不管是炎帝还是黄帝，他们都是属于同一族系，但中国文化有其多元来源，除中原以外，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各地区又都有其他族系存在，他们经常移动其地理位置，并且彼此互相冲突，更企图入侵中原心腹之地。此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中已成常见典型，甚至于在史前时代即已如此。

　　 黄帝击败炎帝，入主中原之后，第二步重要考虑即为如何应付从其他地区前来的异族威胁。此种威胁几乎时常出现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而其中又以东方威胁最为强烈。构成威胁的主力为所谓“九黎”种族，而其首领则为蚩尤 [ 注：杨胜勇，《中国远古及三代军事史》，18页。 ] 。

　　 黄帝经过周详准备，严密部署，终能团结中原各族力量，与企图入侵的东夷决一死战。这也是司马迁所记载的第二次战争(涿鹿之战)。在这次战争中，华夏族系的各部落莫不踊跃效命，而在阪泉之战中为黄帝所击败之炎帝也加入战争，成为黄帝重要同盟者。经过激烈战斗，黄帝的中原联军终于击败强敌，擒杀其领袖，获得完全胜利。

　　 战后，黄帝威望大振，遂获得各部落(诸侯)拥戴，尊为天子，是为黄帝。总结言之，涿鹿之战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战争。此次战争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开国战争。

　　 第六节　争夺中原的战争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两次战争，其一为阪泉之战，其二为涿鹿之战，概括地说，可以总称为争夺中原的战争。因为中原即为那个时代的天下，所以谁能赢得争夺中原的战争，当然也就应该尊为天子，成为天下共主，统治整个天下。

　　 一、阪泉之战

　　 轩辕在整个战争中采取先内后外，逐步完成其计划的大战略。他之所以能够终获成功，完成统一大业，战略构想的卓越应该是主要原因。

　　 自从轩辕族系由西北逐渐向东南迁徙以来，遂与神农氏后代杂居在中原地区之内。神农氏在中原享有统治地位，故称炎帝(赤帝)，轩辕所代表的只是许多部落中的一个，即所谓诸侯，在此又应说明司马迁对于这一事实有所了解，他在记述阪泉之战时，所用人名是轩辕而不是黄帝，足以证明当时轩辕尚未称帝，而其对方则为已称炎帝的神农氏后代。直到轩辕击败炎帝后，才取得与炎帝平等的地位。于是司马迁在记述涿鹿之战时才改用黄帝名称。

　　 司马迁对于阪泉之战有较详细的叙述，足够让后世读者对此次战争有相当完整的认知。概括言之，可以分为下述四点：

　　 (1)战前，神农氏早已衰颓，不能维持中原内部秩序，以至于各部落互相斗争却不能加以制止。此为战争发生之远因。

　　 (2)炎帝非但不能维持适当统治，反而向其他部落发动侵略，遂使诸侯不满，并愿接受轩辕领导。此为战争发生之近因。

　　 (3)轩辕遂开始准备发动战争，司马迁对于战争的准备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其中也有近似神话不易了解的部分。

　　 (4)用现代名词和语言来解释，《史记》原文意义似乎可以列举如下：

　　 ①修德振兵：首先在部落内部作心理准备，获致内部团结，然后再作军事准备，编组训练部队。

　　 ②治五气，（艹执）五种：要分开解释。战争与气候有微妙关系，尤其在古代更是如此。所谓“治五气”并无任何神秘意味，而是轩辕发动战争之前首先考虑气候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研究如何利用气候因素以帮助进行战争。所谓“（艹执）五种”则是发动战争之前首先考虑粮食问题。战争需要动用人力，必然会影响原来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力，而减少粮食供应。同时部队投入战争之后也需要粮食，所以首先要增产和储积粮食，实为战争准备的必要部分。总结言之，轩辕在战前对于经济和后勤问题都已做了较详的准备。

　　 ③抚万民，度四方：在开战之前先团结内部，安抚人民，此之谓“抚万民”。至于“度四方”则为预防中原东、西、南、北各方面可能发生外来威胁，以免进行战争时，受到意外奇袭，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

　　 ④教熊罴貔貅抠虎：是唯一近似神话的记述，而且不合理，轩辕并非马戏团驯兽师，自然不可能教猛兽来替他作战，司马迁作这样叙述，可能只是道听途说而未加以考证。不过，按最近大陆学者想法，又还是有一种解释：所谓。熊罴貔貅抠虎”并非真正的猛兽，而是分别以六种猛兽为图腾的部落。他们接受轩辕领导，参加阪泉之战 [ 注：同前注，19－20页。 ] 。

　　 ⑤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司马迁的叙述很明白，并无任何错误，但可能使后世读者怀疑，“三战然后得其志”的意义是否说轩辕与炎帝之间所打的战争不止一次，而有三次之多?正确解释应该是这次战争中共有三次会战，轩辕先后赢得三次会战，遂终于击败炎帝 [ 注：有关于战争与会战的意义以及其间的关系，可参看本书《导言》。 ] 。

　　 ⑥阪泉之战是华夏族系的一场内战。经过三次会战之后，轩辕遂获得最后胜利。于是他取代炎帝而成为中原最高领袖，所有各部落都服从其所建立的新秩序。关于阪泉之战，根据司马迁记载，加上现代的解释，应该已经能使读者获得相当完整的认识。所剩下只有一个问题尚未解答：战争的主要战场(阪泉)在今天地图上究竟位置在何处?这一问题从古到今已有很多讨论，所获答案也各有不同，现在暂时保留，等到涿鹿之战讨论完毕之后，再一并提出。

　　 二、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在时间上要比阪泉之战较晚，乃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原争夺战中最后一战。司马迁对于此次战争所作叙述非常简单：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杀蚩尤。

　　 从以上原文中可以归纳出来的认识仅为下述四点：

　　 (1)蚩尤首先作乱，不听帝命。此乃战争发生主因。司马迁在文中只用一个帝字，并不曾说明此帝为何人，是炎帝还是黄帝。

　　 (2)黄帝乃征师诸侯，显示黄帝所使用兵力是中原各部落所共同提供的联军。

　　 (3)战于涿鹿之野，明确说明此战的主战场为涿鹿之野。

　　 (4)擒杀蚩尤，此乃战争最后结果，显示黄帝赢得完全胜利。

　　 此外在叙述阪泉之战之前，司马迁又曾说到“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足以显示蚩尤的东夷集团很久即已不断侵扰中原，而过去无人能够应付。直到轩辕击败炎帝，取而代之以后，才集中华夏集团的全力，来与蚩尤决一死战。

　　 此次战争究竟怎样进行，司马迁完全不曾说明。后世读《史记》时除能够知道主要战场在涿鹿，和战争结局为擒杀蚩尤两点事实以外，对于所谓涿鹿之战则无其他所知。不过对于这一战争，我国其他古书上还有若干传说，不过均为东鳞西爪，毫无体系可言，而且真实性更大有疑问。

　　 《山海经·大荒北经》上有一段叙述如下：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当然是神话。但用现代眼光来看，此种神话还是可以解释，而且足以暗示重要意义。

　　 这一传说反映战争极为激烈，黄帝部队可能曾在河流上游筑坝蓄水，以阻九黎族进攻。战争开始后，连日风雨交加，无法交战。直到雨过天晴，才将九黎族打败，并于冀州之野擒杀蚩尤。此种解释是否正确，固然无法判断，但至少代表对古代战争的一种推测 [ 注：杨胜勇，《中国远古及三代军事史》，10页。 ] 。

　　 另有一种传说为《逸周书·尝麦》所提供，其内容为东夷集团首先与炎帝发生冲突，双方“争于涿鹿之间，九隅无遗”。由于蚩尤善作兵器，且有兄弟八十一人(即氏族数)，炎帝遂不敌战败，乃向黄帝求援，于是黄帝乃集合中原华夏民族全部力量，与入侵之东夷集团大战，并终于击败后者，解除中原所受外来威胁 [ 注：同前注。 ] 。

　　 此说是否正确，当然无法考证，不过从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云“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一语看来，又似乎足以暗示蚩尤是先与炎帝冲突，由于炎帝不能对抗(莫能伐)，遂使中原危在旦夕，感受极大威胁。幸亏黄帝挺身而出，努力奋战，才使中原转危为安。

　　 涿鹿之战胜利结束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也就成为必然后果。对于涿鹿之战讨论到此应可结束，不过还有一个疑问应该提出，即阪泉和涿鹿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

　　 三、地理疑问

　　 以《史记》为根据，可以确定争夺中原的战争有两次重要会战，其一为阪泉之战，其二为涿鹿之战，此乃已获国人公认的观念，应殊少疑问。但阪泉与涿鹿两个战场位置究竟在何处，则仍然是重要疑问。

　　 从古到今，对于这一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在其著作提出其所认定的答案，真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当然各自有其理由，但又均无确证，不能获得普遍认同。

　　 本书篇幅有限，对于古人意见自不可能照单全收，而且亦无此必要。现在仅将几位现代名家之意见分别列举如下：

　　 (1)钱穆在所著《国史大纲》中认为阪泉与涿鹿均在山西省解县盐池上源。

　　 (2)张其昀在所著《中华五千年史》中表示同意钱穆看法。

　　 (3)徐培根在所主编《中国历代战争史》中认同涿鹿即涿县之说。

　　 (4)傅乐成在所著《中国通史》中认为涿鹿即河北省涿鹿县，亦即宣化鸡鸣山(古称涿鹿山) [ 注：各现代名家的意见引自李九瑞著《中国军事思想史》(台北：顺光出版公司，1978年9月再版)，31页。 ] 。

　　 上述各种意见当然各有所本，但又均无确实证据。不过认为阪泉与涿鹿是同一地点，或彼此极为接近，可能性似乎非常有限。两次会战对手不同，彼此相隔有一段时间，当然不太可能会以同一地点为战场。

　　 若照常识判断，阪泉之战发生于炎黄二帝之间，为华夏集团内战，其战场应在两个族系彼此接触的地方，换言之应在中原内部。涿鹿之战发生于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为华夏集团对外战争，其战场应在异族入侵中原的地方，换言之应在中原的边缘地带。照如此判断，可以知道阪泉与涿鹿绝非一地，而涿鹿也绝非河北省的涿鹿县。至于这两地究竟在何处，真正答案谁也不知道。不过另有一点似可断言，因为黄帝族系是从西北向东南而来，其敌人无论为炎帝或蚩尤，则均在其东南面。所以，整个中原争夺战争的方向都应具有从西北向东南之趋势。

　　 第七节　决定性会战

　　 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多久时间，究竟在何处进行，根据《史记》记述，对于这些问题均不能获得正确答案。我国其他古籍所提供的各种传说更是疑点颇多，不足取信。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战争的学者只能根据现代西方战史学家所用的方法，以做出判断。

　　 无论双方争夺中原的战争详细过程怎样，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而且已被古今学者所公认，即在此次战争中有一次决定性会战。此次会战即为史家所称之“涿鹿之战”。为何这一会战为决定性会战?所谓决定性会战，其正确意义又为何?必须加以精密分析，然后才能正确认知。

　　 何谓决定性会战?本书《导言》中已有相当详尽说明，读者应已阅读并已能了解其内容。在此只须略作提示以作为讨论基础。

　　 所谓决定性会战有两个层面意义：最初只具有军事层面意义，即这一会战结果足以决定整个战争成败。然后到现代遂又开始具有历史层面意义，即这一会战结果足以决定历史未来演变方向及趋势。前者决定性较浅，而后者决定性则远且较深入。

　　 一次战争过程中，可能有多次会战，例如轩辕与炎帝之间的战争中一共有三次会战，此三次会战并非均具有决定性。其中只有一次具有决定性，即为“阪泉之战”，至于其他两次会战，轩辕虽也赢得胜利，但对于战争成败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轩辕能赢得“阪泉之战”，遂终于能击败炎帝。换言之，“阪泉之战”是一次军事层面的决定性会战，对于整个战争的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但“阪泉之战”并不具有历史层面的决定意义，因为并不足以决定历史的未来演变。

　　 较后发生的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其过程可能比炎黄内战更复杂，经过时间也可能较长。因此，在这一战争中应有多次会战，不过其中又应只有一次会战具有决定性。但《史记》对此并未作任何详细叙述，而仅说明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杀蚩尤”，以及“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根据此种叙述，即能获得下述三点认知：

　　 (1)“涿鹿之战”应为这一战争的决定性会战。

　　 (2)这一会战具有军事层面的决定性，即足以决定战争的成败。

　　 (3)这一会战又具有历史层面的决定性，即足以决定历史的演变趋势。

　　 非常明显，“涿鹿之战”的结果为黄帝擒杀了蚩尤。蚩尤为对方的领袖，蚩尤既被擒杀，则战争自然胜利结束。所以，这一会战具有军事层面的决定性，应无任何疑问。

　　 更进一步说，在战争结束后，轩辕遂被尊为天子，成为中原共主，所以这一会战遂又间接具有历史层面的决定性，亦应无任何疑问。

　　 简言之，在“涿鹿之战”以后，中华民族即成为中原的主人，而其他异族的威胁都宣告解除。从这一观点来看，“涿鹿之战”确为能够影响历史演变趋势的决定性会战。若无此战，又或蚩尤赢得此次会战，则中国历史一定会改写。

　　 尽管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涿鹿之战”不曾作较详细的叙述，后世也始终不能确定涿鹿的地理位置。但研究战争史的学者，仍能确认这一会战为影响我国历史演进方向的决定性会战，而不仅只是影响一场战争的成败。

　　 司马迁将《五帝本纪》列为其所著《史记》第一篇(卷一)，而所记述的黄帝又为五帝之首，所以司马迁自然认定黄帝乃我国历史中开国之君，换言之，也就是我国历史起点。据推算，黄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所谓我国有五千年历史的说法，即以此为根据 [ 注：董作宾所著《中国年历总谱》第1页认定黄帝即位为公元前2674年丁亥。 ] 。

　　 但据考古学者的意见，距今五千年的时代还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严格说来，仍应算是史前阶段。换言之，黄帝应该还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时代似乎介于有史与史前两阶段之间。因此，古书所云黄帝妻子螺祖教人养蚕吐丝，制衣裳，黄帝的臣仓颉发明文字等等，都不免颇有疑问。

　　 至少《五帝本纪》中所云“轩辕乃习用干戈”的“干戈”并非金属制品，而只是石器。从历年来在大陆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器来看，其中可用于战斗的原始兵器数量不少，种类繁多，例如石戈、石矛、石刀、石弹、石球、石斧、石铲，以及石质或骨质标枪头和矢镞等。此外，木质棍棒、标枪、戈矛杆等也均被使用。传说蚩尤善作兵器，当然所作兵器也应为石器。

　　 因此，如果作为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即为“涿鹿之战”，助黄帝与蚩尤在此战中所使用之兵器应均为石质兵器。所以，其所代表之文化(文明)当然比大家所想象的较原始化。

　　 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此次会战在我国历史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此战之后，黄帝所领导的华夏族系就一直为中原(国)的主人，延续数千年之久，并无任何改变。其间虽偶有异族入侵并建立政权，但均不能完全统治中国。直到13世纪，才有蒙古人第一次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不久仍被推翻。以后女真人再度以异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但最后仍被推翻。总结言之，中国直到今天仍为中国人之天下。此种历史演进趋势实始于涿鹿之战，因此可断言此一会战实乃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

　　 徐培根在其所著《中国国防思想史》中曾指出：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与其战后宏伟的建国，乃是中国历史上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华)民族之所以能繁衍，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弘扬，都是由于他(黄帝)的努力与奋斗树植其根基。但是数千年来，许多史学家从不加以探求，亦无一位史学家曾作有系统叙述。只有史学前辈夏曾佑先生曾说过，其大意是：“涿鹿之战关于中国大矣!此战黄帝如不胜，则中华民族将西徙葱岭度其游牧生活。而中国历史将尽为蚩尤之历史矣。”

　　 徐培根在其书中又声明，夏氏之语见其所著《中国古代史》首篇，现无此书可查，仅就记忆所及而写 [ 注：此说引自徐培根著《中国国防思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杜，1983年6月)，235页附注一。 ] 。

　　 徐氏之书与夏氏之语，均足以对于认为“涿鹿之战”乃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之判断，产生加强作用。

　　 第八节　结论

　　 “涿鹿之战”为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继续成长，并一直踞东亚大陆上这一块领土，归根溯源，均乃此一会战所赐。不管司马迁在《史记》上之记载是否正确，不管其他古书中神话传说是否确有其事，不管炎黄二帝是否确有其人，不管战场地理位置是在何处，此次会战所具有的历史决定性仍可确定，而不至于有任何疑问。

　　 距今约五千年的时代仍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换言之，黄帝所代表之文化应比古书所记述、后世所认定的原始化，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早已存在，甚至于也早已具有战争的雏形。战争是有组织的行动，必然有其领导者，即为近代军语中所谓指挥官，和《孙子》经之“以五事”中的“将”。因此，无论黄帝为何人，其与炎帝有何种关系，但其领导华夏族群击败入侵异族，确保中原主权，则为不争之事实，并能获后世一致公认。

　　 《孙子十三篇》的成书大致在春秋晚期，书中《行军篇》有一句为“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可以显示孙子不仅承认黄帝之存在，而且更认为黄帝曾战胜四帝。所谓四帝，其意义即为黄帝曾击败来自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异族入侵，其中当然包括蚩尤在内。

　　 在银雀山所掘出的残存竹简中有若干孙子遗著，一般判断认为可能为《汉书·艺文志》中“吴孙子兵法八十二卷，图九卷”之部分，残简中发现有《黄帝伐赤帝》篇名，而其内文又有“黄帝南伐赤帝”、“东伐口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等语。足以显示赤(炎)帝之战向南，口帝(蚩尤)之战向东，而时间则在赤帝之战以后。此外，黄帝又北伐及西伐，足以显示企图入侵中原之异族并非仅为东夷，在其他方面亦有异族采取类似行动，但均被黄帝所击败。此种记述是否真实自不无疑问，但至少显示在汉墓出土的竹简上已有如此记述。

　　 孙子是一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思想家，不会随便发言，所以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断定黄帝应确有其人，并曾领导华夏族系击败异族入侵。

　　 综合言之，由于黄帝所领导的华夏集团一战而击败异族，才能对未来历史演进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此次号称“涿鹿之战”的会战遂成为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