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和条令的相对稳定·第七

作者：阿彻·琼斯·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拉德茨基胜利中的拿破仑传统

　　 尽管重大的技术进步改变了射击武器和后勤，但19世纪的战争仍然保留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主要特征。配备了装有刺刀的滑膛枪的步兵仍然是重要的武器系统。骑兵在作战中也继续发挥其作用，主要是用军刀实施突袭行动，并继续执行其侦察和袭击交通线等战略任务。从战法上看，在拿破仑的战役行动中所表现出的诸多新的能力，如战术系统的部署、相互协调、分散兵力和军团的强大战斗力仍反映了19世纪初的战争方法。

　　 1848年和1849年的意大利战役便清晰地反映了这种一贯性。一大部分撒丁王国的正规军和一些仓促征集的意大利志愿兵所组成的军队试图利用奥地利的动乱趁机将奥地利军队赶出米兰和古老领地威尼斯。面对米兰和其他地方广大民众的反抗，奥地利军队退回明西奥并等待来自奥地利的增援部队。撒丁国的意大利公国国王查尔斯·阿尔贝特，一位优柔寡断且能力平平的人，指挥着意大利军队。除了年轻时在一次围困行动中表现出超人的英勇之外，这位国王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历。但他的部队却训练有素，而且他所率领的所有部队都将对奥地利军队赶出意大利这一广受欢迎的使命抱有巨大的热情。由于得到了那不勒斯和教皇所提供的大部分未经训练的志愿人员和部队的支援，他在部队数量上超过了奥地利军队。

　　 意大利人面对的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奥地利正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位被其部属尊称为“拉德茨基老爹”的指挥官率领。拉德茨基参加了自1792年以来的所有战争，他于1813年和1814年曾出色地担任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1834年他担任了意大利部队的司令官，两年后在他70岁时，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他曾经非常内行地对其司令部进行训练并培养了参谋人员的士气；当时他已经年满82岁，他也面临着其军事生涯的巨大机遇，并表现出他的智力并未受到任何削弱，他的体力仍然很充沛，以至于他的参谋人员要骑马赶上他都很困难。这位陆军元帅有一个出色的参谋部为其服务，将要向世人显示他未曾忘记拿破仑的战争传统。

　　 当查尔斯·阿尔贝特国王率领大军在高托渡过明西奥并向维罗纳推进时，拉德茨基此时已经等到援军，阻止了他的前进。于是这位陆军元帅向西北的维琴察行进，在那里他利用两支敌军之间的内线，集中了3万人的部队将2万名天主教和那不勒斯人的部队打退了。拉德茨基此时就可以集中其得到加强的部队来对抗查尔斯·阿尔贝特了，他利用了撒丁王国军队长达45英里的战线，集中兵力打击其中央部分，在库斯托扎将其击败，并将撒丁军队赶回边界地区，重新占领了米兰，结束了当年的战役行动。施特劳斯为庆祝库斯托扎的胜利，创作了“拉德茨基进行曲”。

　　 1849年3月，查尔斯·阿尔贝特在诺瓦拉附近集中了军队，准备渡过提契诺河，试图重新占领米兰。这位陆军元帅应在帕维亚以东集结兵力，给人一种他准备再次撤退的印象。拉德茨基拥有7万人的军队，而他的对手也有6.5万兵力。双方大规模的军队将在沿提契诺河35英里长的战线上展开行动。

　　 由于撒丁国的军队集中在战场的北面，而奥地利的军队则集中于战场的南面，双方如果通过绕过对方的翼侧并在对方的后方占领阵地的话，则都有迂回对方的机会。双方都有大规模的部队，足以阻止其对手的撤退并迫使他采取战术进攻行动，以便恢复其交通线和基地地域。虽然对于双方来讲，谁抢先采取行动、行动更迅速，谁就更有可能迂回对方，但拉德茨基却占有更为有利的位置，因为即使是不包括他在波河南侧的撤退路线，他在撒丁军队和他的交通线及撤退路线之间的距离，比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后方同奥地利军队之间的距离要更大一些。这位陆军元帅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会，一直将其军队强大的兵力隐藏在提契诺河以东的左翼，以免引起那位国王的担忧。

　　 撒丁王国军队第一个师渡过提契诺河后向米兰进军，未遇到抵抗。拉德茨基率部队快速向帕维亚前进，并用浮舟架起两座浮桥，迅速渡过了该河。撒丁王国的一个师被留下来，一旦奥地利军队在帕维亚渡河，就对其进行迟滞作战。该师师长拉莫里纳将军却突然违背命令退往波河以南。(战争结束后，撒丁王国的军队对其进行了军事审判并将其枪决。)由于奥地利军队的向南推进给撒丁军队造成的威胁远远大于查尔斯·阿尔贝特在北部给拉德茨基所造成的威胁，于是撒丁军队迅速向南移动，组成对抗奥地利军队的战线。双方军队在维杰瓦诺和莫尔塔拉之间的8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时断时续的接触；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军队一直不出战，直到奥地利一个军的兵力占领了莫尔塔拉。撒丁军队的阵地被包抄，于是它向诺瓦拉撤退，在该城南面主动会战。

　　 尽管向北朝诺瓦拉推进，拉德茨基还命令一个军向韦尔切利前进，以切断撒丁军队的退路。在诺瓦拉，奥地利军队4个军中的3个在一次与撒丁军队的主要的正面作战中相遇，当战役结束之时，指向韦尔切利推进的那个奥地利军还未到达指定地点完成对撒丁军队的包抄。胜利属于奥地利军队的官兵们，因为到那时为止，他们已是久经战斗考验并经受过了全面的训练。胜利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士气——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对自己的陆军元帅的信任。

作战略图7.1 拉德茨基的迂回行动

　　 而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军队则被打败，被赶出撤退路线并被赶到阿尔卑斯山山脚下，他也退位，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新国王为准备议和而停止了作战，而为意大利的自由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的老国王却在3个月后死于一个葡萄牙的修道院。取得胜利的拉德茨基9年之后才去世，当时虽然年老体衰但却仍在服现役。

　　 拉德茨基的战役行动与拿破仑时代的战役行动并无区别。1848年他就曾利用内线击败与他交战的两支敌军中的一支。之后对另一支采取了迂回行动时，他利用了对方兵力的过于分散，将其打败并将其向西赶过了意大利北部。1849年他实施了一次迂回行动，在该行动中当他取得了将敌人赶出其交通线会战的胜利后，他将自己的部队横向部署到撒丁王国军队的退却路线之上。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和在一个小小的王国里所占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确保了奥地利在和平条约中所提出的诸多条件的实现。

　　 19世纪中叶的新式步兵武器

　　 拉德茨基的会战行动所造成的伤亡很小，胜利者一方的损失只有4%，失败者一方的损失也只有6.5%。主要的武器系统仍然是可靠性得到了提高的、由发火帽代替了燧石的滑膛枪。但各国陆军均已拥有了适用于军事用途的线膛枪。线膛枪使用一种比枪筒略小一些的椭圆形子弹，装填子弹相当容易，因为弹丸的直径比枪筒小。这种简单的“米尼埃”子弹后部是空心的，以便于当火药爆炸所产生的压力能够进入这一空心时，子弹的后部得以膨胀，使得子弹从枪筒中运行时能够紧扣膛线。这将产生一种密不透气的配合，使膛线得以向子弹传送一种稳定的旋转力。与传统的滑膛武器相比，密闭和旋转所产生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比滑膛枪有成倍的提高。但由于子弹很容易从枪筒中滑落，所以线膛枪的射击速度与非线膛枪相同。

　　 1859年当法国与奥地利作战时，法军对奥地利的线膛枪部队采取了进攻行动。而法军在这场基本上属于正面作战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双方指挥官都没有表现出拉德茨基的那种能力和敏锐。法国的正规部队受过良好的训练并拥有十足的信心，按照其作战条令，通过尽可能迅速地接近奥地利部队以弥补其武器上的不足并将奥军打败。

　　 1859年的法军条令与拿破仑战争后各国陆军所形成的制度化的战术实际上并没有太大改变。由于认识到线式步兵和轻型步兵之间的可以相互替代，经过修改的战术条令大大提高了散兵的重要作用。以前散兵只是略优于线式步兵；到该世纪中叶，散兵在其后方梯队予以支援的情况下，承担了进攻的重任。单个士兵和小分队指挥官的主动性便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经过专门训练并信心十足的法军执行起此项任务来可谓轻而易举。

　　 虽然经过激烈的会战而且奥地利军队还拥有致命的杀伤武器，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法军只损失了10%的兵力，而被打败的奥地利一方也仅损失了不到17%的兵力。考虑到法军采取的是战术攻击行动，其伤亡人员与奥地利军队相差无几，只是在战俘的数量上才能看出双方损失的差别。在这些职业军队的作战中，伤亡率已降至18世纪和拿破仑时期战争的水平以下。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军纪，加之协调和战术的提高，无疑是伤亡或被俘数量继续下降的原因。随着后膛线膛枪的采用，步兵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一倍。士兵们始终把一个战士的射击速度看得比其射击精度要更重要。由于缺乏适当的制造工艺使枪管不能容纳爆炸后所产生的气体，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普鲁士才生产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后膛装填的线膛枪，并于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装备了其部队。除了更大的射击速度之外，后膛线膛枪可使士兵以卧倒姿势进行射击，因为他再也不需要使用送弹棍，也不需要用身体的重力来帮助装填火药了。他可以将整个定装药筒放入枪筒，击铁和撞针将引爆发火帽并点燃一体化的装药。可以以卧姿射击使防御者自动取得了对进攻者的巨大优势，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野战堡垒以防护来自进攻者一方的火力了。

　　 呈卧姿的部队无法利用其刺刀来对付骑兵。但由于后膛线膛枪比前膛滑膛枪的射击速度、射击精度以及射程都至少提高了一倍，所以线膛枪手仅仅利用其火力便可以自我防护了。骑兵的突袭行动对这一步兵火力上的革命束手无策。长期以来相对于装备了刺刀的滑膛枪手来讲便是一种较弱的武器系统的骑兵，在士兵们装备了后膛线膛枪后便失去了其绝大部分战术价值。

　　 这一新式线膛枪还降低了炮兵的作用。炮兵再也不可能在距敌步兵300码的距离上，在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从牵引车上卸下火炮、准备射击了。不仅线膛枪可在1,000码的距离上瞄准炮手射击，而且士兵们呈卧倒姿势也使对方的霰弹射击失去目标。但榴霰弹却为炮兵提供了一种恢复类似于霰弹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手段。这些炮弹里面装满了小弹丸，包含一个由定时引信引爆的装药。爆炸将炮弹炸开，使小弹丸向四下散射；炮弹的向前飞行带着小弹丸一同前进，使小弹丸从天空向下面的地面上一个相当大的地域散射。但19世纪榴霰弹的引信缺少精确度，不能保证榴霰弹在炮手瞄准的敌部队的上空爆炸，即使是炮手已经准确地测量出了距离。

　　 法国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后膛机关枪，它加强了进攻火力，弥补了炮兵及其霰弹无法提供、而榴霰弹的误差又造成很不可靠的缺陷。这种后膛机关枪是在拿破仑三世的指导下制造出来的。作为火炮的另一种发明创造，它由一捆25支线膛枪枪管安装在火炮托架上组成。该机枪以机械方式快速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射击，并由一个班组的士兵同时快速装弹，其枪筒每分钟可发射125发子弹，所射出的经过瞄准的火力可到达2英里的距离。1870年该机枪被用于为步兵冲击开辟通路，但它对卧倒的部队没太大作用，而且拿破仑三世一直对它严格保密，没有给陆军配备此武器。炮兵对这种武器的运用方法也不熟悉，而敌人的炮兵则将其作为特殊目标。另外一种类似的武器，格特林机枪 [ 译者注：由一组枪管组成的转管机枪 ] 也曾被使用，但其作用仅仅是对步兵早已令人生畏的火力的加强。

　　 到1860年，技术的变化已经增强了那些随着燧发枪和刺刀的引入而产生的变革。新的武器系统巩固了射击步兵的最重要地位，并进一步降低了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的突袭骑兵的作用。炮兵需要有膛线的后膛炮筒，但这些改进只是抵消了使用后膛枪的卧姿步兵的新的防御力量，使炮兵仍然是一种强大的但却相对来讲不大灵活的投射武器系统。虽然在围攻行动中它必不可少，但其在防御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进攻中更为令人可畏。

　　 普鲁士的参谋机构和兵役制度

　　 正如1791年法军的条令对战术和战略上所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做出了贡献一样，在人力资源的利用上有两项根本性的变革对19世纪的作战规模和军队管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指挥官的参谋部得到完善，大大提高了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效率。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参谋部的质量和重要性在拿破仑的军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一改革的又一个飞跃发生在普鲁士军队。到18世纪时，军需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谋军官，负责军队的补给和调动。在普鲁士军队，这一职责使得军需官实际上完全承担了行动指挥的重担。

　　 双方大规模的军队在相当大的地域分散展开，需要对军队进行比以往旧的编制体制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管理。一个集中了4万兵力的军队指挥官对参谋部的需求，与对20万人的军队散布在一个广阔的地域里的需求是有很大不同的。普鲁士军队发展了更大规模的参谋部，由一些受过军事训练的人组成，以便于他们使用相同的条令和词汇。服务于集团军司令和野战军军长的参谋部的这些参谋军官，可以很容易地彼此间相互理解，并向其指挥官不断提出建议。参谋部由一位代表他们向指挥官报告他们的观点的参谋长进行协调，负责提出建议和执行指挥官的命令。作为顾问和执行者，参谋部便代表指挥官并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由于各个不同级别的司令部间的参谋部可以协调一致并保持联络，所以协调和管理能力得到了提高。

　　 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参谋部全面运用了这些原则，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轮流担任过参谋和部队指挥官的军人，很出色地完成着参谋部的职责。参谋部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发布命令、监督其执行情况，并管理集团军及其下属各分队的所有方面的事宜，包括作战、情报、人事、补给和机动。普鲁士军队的参谋部的卓越不凡，虽然并不完全是以其军需官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体制，但却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军队竞相仿效的榜样。到20世纪，欧洲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拥有了一个由经过训练的、能够胜任的参谋人员组成的管理小组，以协助作战指挥官完成其传统的拟制作战计划、作战、行军和管理人员及马匹的工作。

　　 正如普鲁士的参谋部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一样，普鲁士创建的兵役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创举。普鲁士的体制有如此独特之处，以至于它与许多国家所采用的民兵或类似的体制有着本质上的而并非程度上的不同。

　　 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军队中包括许多外国人，这样可以避免将从事生产工作的普鲁士人抽调走，但它也从其农村人口中选拔一些公民，他们在经过训练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村庄上去休假。这些士兵被定期地召回以进行额外训练，并使他们的连队齐装满员以参加各种军事演习，他们虽然缺少长期服役的正规军的训练和机智，但却以实实在在的方式为国家节约了资源：他们在休假时不拿军饷，而他们的村庄也没有失去其所有的劳动力。

　　 当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国王并迫使其求和之后，他将普鲁士的军队限制在4.2万人之内，还不允许拥有预备役。但普鲁士却偷偷地每月让每一个连的一部分士兵回家休假，同时用一些未受过训练的人员来填补这些位置。在1808年和1813年间，有3.6万人的未服现役的人员得到了军事训练。当战争再次来临时，这些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重新回到其连队，给普鲁士带来了战争的实力。这些士兵与民兵及那些由为与拿破仑作战而招募的大量新兵所组成的普鲁士的大部分军队有着明显的不同。这3.6万名受过训练的人员被召回后，就在他们曾经接受过训练的正规分队服役，并在那些早就属于该分队一部分的、与士兵并肩作战的职业军官和军土领导之下。另外，这些预备役人员由于曾在这些分队受过训练，并熟悉其绝大部分军官、军士以及许多曾与其共同服役的列兵，所以他们能够充分共享这些部队的文化。因此，这些平民士兵在不必明显降低普鲁士军队质量的情况下，使其正规军的规模几乎增加了一倍。

　　 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普鲁士从根本上改变了其陈旧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的体制，只保留军官和军士作为终生职业。取而代之的是，军队每年征招4万人，步兵服役3年，骑兵和炮兵的服役期要更长一些。每年军队都要同时征招新的士兵，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完成其服役期的人员立即退役。

　　 应征士兵退役之后，将进入预备役部队2年。他们每年夏天要被召集在一起参加军事演习，使其分队保持战斗力，与1808年至1813年间受训的预备役人员所具有的特征一样，他们也同样具有熟悉其指挥官和战友们的优势。普鲁士还通过给每个团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的办法来进行征兵，以便于这些士兵拥有共同的凝聚力以保障其士气和作战动力，进一步加强团队精神。普鲁士为与拿破仑作战而有条不紊、广泛运用的这一计划，最早起源于给普鲁士本国的士兵休假的古老体制。

　　 普鲁士也有一种民兵组织，称作“后备军”，需要那些已经服满2年预备役的预备役人员再在后备军中呆7年。后备军和现役部队以及预备役部队便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除了职业军官和军士为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提供干部并领导后备军外，如果所有人员均服役3年而且不计士兵死亡、移民或残废的话，那么普鲁士军队的实力如下(见表7.1)：

　　 普鲁士还有另外一种编制组织，吸收从后备军中退役的人员再服役8年。他们并不指望这些年龄较大的人员去上战场，而是希望他们防守要塞、协助抵御入侵并为长期战争提供一个可用于补充部队的、受过训练的、可集中待命的人力资源。

　　 这一预备役体制为现役军队增加了40%的士兵，由于这些预备人员回到了他们曾经服过现役的部队，所以并不会太大削弱部队的质量。因此，这支陆军保留了一支长期服役的力量，因为职业军人担当了所有的领导职务。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支陆军也颇具民兵或平民部队的特征，是由正规干部领导的、由受过全面的训练人员组成的部队。

　　 除了现役军队和预备役部队的职业化领导的优势之外，普鲁士兵役制还有许多长期、不间断的优势。尽管并非所有的人员都曾在一起服过役，但有许多是这样的，加之在本地征招士兵，使许多士兵在未参军之前就彼此间相互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各部队拥有长期服役的职业士兵所具有的士气、集体主义精神和凝聚力等绝大部分特征。虽然普鲁士军队运用预备役人员失去了一些部队的灵敏和反应能力，但它却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在数量上的大大增加。这种方法还节省了财政预算，因为政府不必向征招的新兵支付工资来将其从地方工作岗位上竞争过来。当然，经济与抽调现役士兵是有关系的，不过由于预备役人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平民的职业，从而使经济和预算均未受到严重的损失。

　　 后备军提供了另外一半野战军，它还有在和平时期花费很少的优势。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后备军由于其成员都曾经受过很长时间的现役军队的训练，所有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后备军军官是从受教育的阶层中选择出来的，作为民兵军官在上任之前都要进行为期1年的训练。尽管在实际运作中可能与这一模式有些出入，但普鲁士的确以较小的代价为自己提供了一支近50万人的经过训练的军队。虽然与欧洲大陆其他军事强国相比它面积小、人口少，但普鲁士依靠其体制拥有了一支可与其强大的邻国相媲美的军队。

　　 但到19世纪中叶，当普鲁士动员军队以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危机时，其后备军却表现得极其令人失望。由于缺少和平时期的继续存在，后备军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军官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士兵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于是普鲁士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并以职业军官为骨干的部队才能在战时有效地投入作战。1861年他们对军队进行了改革，根据人口的增长率将每年的征招新兵的数量增加到6.3万人，更为重要的是，将预备役服役期延长到5年。他们只赋予了在后备军中服役的人员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普鲁士军队的新模式几乎全部是以骨干为基础的部队(见表7.2)。

　　 这一改革的结果是，现役部队及其预备役部队在数量上持平，而质量上则远远超过过去现役部队和后备军两者之和。另外，普鲁士通过向后备军派遣正规军军官并用被动员到了现役部队中的职务较低的预备役军官来替换他们的方法，改进后备军。在其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普鲁士成功地以较小的代价将职业化军队的特征和民兵的庞大数量相结合并保留了两种体制的大部分优点。通过给其现役部队发展一支高效的预备役部队，普鲁士广泛地影响了其自身人力资源的后勤，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上，以如此高的效能，独自地运用了这一体制。

　　 但所有国家都立即感受到了电报和蒸汽铁路的影响。由于比沙佩的可视信号杆通信造价更低廉、速度更快和可靠性更高，到19世纪60年代，电报已经将欧洲各国的所有主要地点连接在了一起。这一结果意味着军队和指挥官及其司令部之间可以达到几乎是即时的联络。如果预备役或民兵团体一旦拥有这种通信方式的话，电报也能加快动员速度。到19世纪60年代，蒸汽铁路为西欧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它不仅方便了军队的动员和集结，而且得以从基地向军队提供后勤补给，这在长期以来一直是由水运来单独承担的。

插图7.1 蒸汽铁路与电报线路

　　 1850年奥地利人用铁路将7.5万兵力运往了波希米亚，也许再加上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紧急赶来实施指挥，使得普鲁士放弃了让其军队和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的后备军与奥地利经验丰富的正规军和其令人生畏的陆军元帅的对抗。几年之后，在一场法国与奥地利的短促战争中，在3个月的时间内用火车运送了60多万人的军队和12.9万匹马。但同电报一样，铁路也有很大的脆弱性，对于一支入侵到敌对国家的军队来讲，当对方军队撤退时破坏了铁路和电报系统后，它们便无法立即为其利用了。

　　 普鲁士新军与奥地利的对抗

　　 当1866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与奥地利作战时，其兵役体制得到了全面的考验。认真筹划的普鲁士预备役部队的动员工作实施得很顺利，军队利用铁路得到了迅速而高效的集结。出色的普鲁士参谋部精心地计划和监督了其战略的执行情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很明智地选择了他儿子的副官赫尔穆斯·冯·毛奇为总参谋长。这位出色的军人是在和平时期的普鲁士军队里一步步提升起来的。他任少尉12年反映出他仍未对自己失去信心，他的上司送他去军事学院学习3年，并将其分派到了总参谋部。颇具学者气的毛奇出版了好几部历史著作和一部小说，曾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也拓宽了他的阅历。他沉默寡言的举止和近似完美的社交风度掩蔽了他对军事行动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解是他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坚持不懈的自学来获取的。威廉国王作为拿破仑战争后期的一位老兵，如同他在政治和外交上依靠其最优秀的首相俾斯麦一样，他将大部分军事行动交给了其参谋长去完成。

　　 毛奇所面对的奥地利军队基本上是一支比普鲁士军队服役时间要长的职业部队，其和平时期的作战能力也要高一些，而且不太需要通过动员来加强其力量。由于强调动员速度，普鲁士参谋部集结了3个军团的兵力掩护从西里西亚到奥地利的协约国萨克森的边界地区200英里的正面。所以普鲁士军队只得从外线进入波希米亚，而奥地利军队正为后勤补给的困难和拙劣的参谋工作所困扰，根本没有努力去对这一形势加以利用。奥军指挥官贝尼德克虽然在1859年奥地利与法军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此时却表现得缺乏活力，并对此次战役表现得有些心灰意冷。

　　 普鲁士最西部的2个军团会合很快，在两个星期内两支部队便到达可以相互进行支援的距离。之后它们分别采取行动打击奥地利，又在克尼格雷茨的战场上共同作战，在那里一支部队从正面阻止了奥地利军队，而另一支部队则进攻其翼侧。但奥地利这支军队由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兵组成，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它很有秩序地、成功地实施了撤退，最终撤向了维也纳，在那里与来自意大利的援军汇合。如果不是国内政治危机和最初的失败促使奥地利国王接受由普鲁士及其盟国意大利所提出的十分有限的政治让步的话，那么战争还会继续下去。敌对状态仅仅持续了7个星期。

　　 这场战争证明了由正规军军官作为骨干所领导的由应征新兵组成的普鲁士军队的作战效能。尽管在作战中没有经验，并面对着最少也已经服役7年的奥地利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但普鲁士军队的作战还是很出色的。其参谋部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动员行动并恰当地指挥了各军团及其各军和师的行动。虽然普鲁士军队的后膛枪还不如奥地利军队的前装填枪，但也证明了其价值。尽管只有奥地利前膛枪射程的一半，加上其枪尾部的密封性很差，所释放出的火光可能会致盲射击士兵的一只眼睛，但其射击速度快，加上又能进行卧倒姿势射击可以隐蔽自己，实战证明它对前装填枪和不得不站立着进行装弹的奥地利士兵拥有决定性的压倒优势。

　　 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早期会战中，散兵线成为进攻部署的主流，并最终为成建制的部队所采用。普鲁士军队采用以连为单位来代替以营为单位的纵队进行机动，他们发现自己做出了一项明智的选择。但即使是这些很小的、相对来讲散布很广的队形，他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士兵都对向前行进并与可以找到掩蔽物并向敌人还击散兵线会合表现出很大担心。后膛枪使这一发展简单化了，因为它使普鲁士军队的散兵在无法找到掩蔽物时可以卧倒在地。

　　 炮兵在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克尼格雷茨会战的后期，当奥地利的炮兵摆脱了其困难境地时，熟练的炮兵为其军队提供了极好的防护。

　　 普法战争中的决定性迂回行动

　　 在1870年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同法国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双方军队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普鲁士军队拥有后膛炮，对使用前膛炮的法军占有优势。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国人将普鲁士战胜奥地利的原因归功于使用后膛枪，于是也给其士兵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线膛枪。法军的线膛枪由于具有更大的射程、枪后膛部分密封也要好得多，所以法军士兵并不想仿效普鲁士士兵扭头射击以保护其眼睛。法军虽然也有一些预备役，但同奥地利一样，仍然保留着一支服役时间较长的职业军队。

　　 除双方的武器系统和兵役体制外，两国军队间还有无形的差别。普鲁士军队不仅拥有一个无比优秀的参谋部，而且其成员均得到了能够对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实施给予足够重视的教育。法国军队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机智多谋和积极灵活，而是强调勇气和小分队的领导艺术。军事教育的质量有所下降，进入各种军校学习的军官更少了。法军从士兵中提拔了许多军官，而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文盲且提升后仍是文盲。由于长期以来在殖民地战争中取得胜利，法军十分强调那些在殖民地作战行动中所需要的战法，而忽视了对实施重要的战役行动所必需的后勤和战略的掌握。法军在克里米亚对俄国作战和在意大利对奥地利作战的胜利，是在其参谋工作十分拙劣、其战役行动也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却使得其绝大部分领导人都坚信这样一种观点，即法军还是一支有效的部队。加之拥有更为优良的线膛枪和高昂的士气，法军和法国都确信训练有素的法国职业士兵会赢得未来的胜利。

　　 当普法战争真的来临时，法军对突然发起战役行动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计划。它已将其各个团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与本来就很少的预备役分离开来，并将其补给品集中在了很少几个主要的军供补给站。为了采取进攻行动，法国平庸的参谋部同时集结了现役和预备役部队，将它们混合编入各师、军和军团，向其分配补给，并将这些士兵集中起来实施此次战役行动。即便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种做法也将证明是实际上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法军参谋部又缺少适当的计划。

　　 在普鲁士，每个军的司令部都控制着一个地区，并在该区域内动员其部队，同时该军就近招收其预备役人员。由于人员、物资和补给品都在同一个地区并受该军控制，动员迅速得到实施，每个军都根据陆军总参谋部制定和指导的计划进驻到自己的地域进行集结。铁路和电报保证了这一过程在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国各地的同时和相对顺利地进行。

　　 普鲁士军队与4年前同奥地利军队作战时相比规模扩大了许多。在这4年里，普鲁士有额外的4个年度的6.3万人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的兵力，使新兵役体制于1861年得以全面实施。因此，在莱茵河和卢森堡之间的战线上，普鲁士国王威廉和毛奇将军集中了超过45万人的兵力；而法军在拿破仑三世的率领下，只有这一数量的一半的兵力可用于阻止普军向没有受到莱茵河或者孚日山区保护的法国边界的部分地区推进。虽然对军事事务很感兴趣，但病魔缠身的法国皇帝对军队指挥丝毫不感兴趣，也没有指挥才能，还缺少高效的参谋部和一位聪明的参谋长来指挥战役行动。法国皇帝虽然是位聪明的政治家，也具备许多优秀的品质，但却不具备领导军队的气质和体魄。不过由于拿破仑的地位使其必须与军队在一起，所以他仍然亲自上战场，为其工作的下属无能，效率低。

　　 在沿梅斯河以东的边界地区集结了大部分兵力之后，拿破仑三世发现他的后勤补给一片混乱，他的部队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于是等待普鲁士军队首先采取行动。而毛奇的部队相互间距离较近，而且部署得同4年前在波希米亚战役中一样，希望以自己的中央军团抵挡住法军的进攻，而另外两个军团则用于包围法军。

　　 由于法军没有能力进攻和不得不首先采取行动都没有使毛奇改变他的基本思想，他试图通过将其较大规模的部队进行分散配置来促进这一思想的实现。但8月6日，位于普军右翼的兵力较少的第1军团司令、过分富于进攻精神且不太听从命令的施泰因梅茨将军，在斯皮彻雷向法军发起攻击。在该地法军不仅有坚固的工事，而且在战场周围也拥有数量更多的部队。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鲁士的进攻惨遭失败，法军指挥官弗罗萨德将军都没有请求紧急增援。但最后当一支迂回的普军纵队出现时，弗罗萨德已用完了手中所掌握的预备队，被迫撤退。

　　 德意志人虽然遭受了严重伤亡，仍然对这次胜利进行了庆贺，尽管它与冯·毛奇的战略目标没有关系。法军的士气也相应受到了影响，因为虽然他们成功地抗击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他们还是撤退了。在边境小镇维斯曼堡的一次小规模行动中，普鲁士3个军的兵力总共5万人对法军进行了突然袭击并将6,000名法军打败，此次行动也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两次作战行动都证明了在防御行动中后膛装填武器的战术效能，也证明了普鲁士线膛炮及其撞击后爆炸的炮弹在进攻中的价值。

　　 但在8月6日的斯皮彻雷会战进行的同时，普鲁士的王储所率领的普军左翼第3军团由于各军军长违背王储的意愿，在弗拉斯切维勒实施了一次会战行动，强行突破了孚日山山区。在这崎岖的边境地带的山区中，法军元帅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占领了十分有利的位置，因他深信普鲁士人不会对其发动进攻，因而没有指挥其部队进行掘壕作业。麦克马洪作为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的老兵，是法军一位坚韧不拔但并不聪明的元帅。但在违背双方指挥官意愿的情况下，一场会战行动开始了。普鲁士军队一个军接一个军地向法军发起攻击，王储不得不介入，去组织一场由下属擅自决定的会战。

　　 由于数量上的优势，最终使得普军在连续实施没有成功的正面攻击、与法军的中央部队进行作战的同时，还以2个巴伐利亚军的兵力与普鲁士右翼的法军师进行交战并对其实施了翼侧迂回。普军在其左翼集中了整整1个军的兵力，渡河向占领了很不便于防御的地形的法军发起攻击。很快法国人就看见“黑压压一大片普军冒出来，乱哄哄地从冈斯泰特大桥跑过来。好像变魔术一般，这尤如蚁群的密集人群迅速组成了一个个连纵队，并毫不迟疑地形成了一个正规军作战队形”。很快，法军的右翼为避免包围而采取了撤退行动。 [ 注：米切尔·霍华德《普法战争：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的入侵》(纽约出版社，1962年)，第111页。 ]

　　 麦克马洪元帅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其受到威胁的部队解救了出来并向东南方向撤退。在他4.2万人的步兵当中，死伤1.1万人，9,000人被俘。而普军的8.9万人的步兵当中，只有1.05万人的伤亡。按照兰彻斯特的理论，占数量优势的普鲁士军队给其弱小的对手造成了很高的伤亡率，尽管防御给法军一方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

　　 这一场重要会战行动显示了法国职业军队的许多优点。例如，法军有一个最初兵力为2,200人的团，它一直坚守到有1,775人伤亡之后才开始撤退。普军步兵虽然由于其低劣的步枪而处于不利地位，但却在机动和以连纵队实施攻击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训练水平。但普军的攻击纵队很快就分散成了散兵线，士兵们卧倒在地或是寻找到掩蔽位置进行还击。在拥有了后膛装填的线膛枪之后，士兵们不再需要以站立的姿势在100码的距离内相互进行射击，直至一方撤退。但由于无法使士兵保持作战队形，军官们也无法在攻击中实施队形控制。为了发展与奥地利军队的膛线枪部队作战的战术，法军改变了其战术，更加依靠士兵个人的主动性，越来越少地依靠由上级指挥官控制的作战队形，这样就要求下级军官和军士要在战术行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普军在其作战队形变为散兵线之后也得到了这同一个经验，将主动权和领导权交给了下属。

　　 防御力量的增强使得炮兵在进攻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普鲁士由于其炮兵在4年前同奥地利军队作战中表现很差而对其火炮加以了改进，并完成了对其炮兵用钢质、后膛线膛炮进行重新装备的工作。普军炮兵的炮弹在着地后爆炸，证明比法军的铜质、前膛膛线加农炮在射程和射击速度上都要强一些。不过法军炮兵的主要缺陷是因其选择弹药不当造成的。他们开始只用榴霰弹炮弹，而这种炮弹使用的是定时引信，除了不稳定的性能外，它在1,700-3,300码的距离上还不会爆炸。虽然后来法军改用了使用撞击引信的炮弹，但这些缺陷已使普军炮兵得以压制法军炮兵，并给未挖堑壕便进行防御的法国步兵造成了严重伤亡。

　　 双方的骑兵都没发挥什么作用，普军的骑兵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由步枪控制的战场之外。法军的骑兵实施了两次攻击行动，都是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作为掩护撤退的最后手段来实施的。第一次攻击在开始时看上去似乎锐不可挡，但普军的步兵早已隐藏在篱笆、墙和树后，对骑兵实施了快速而准确的射击。这次试图穿过一个村庄的街道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尝试，所处的地形比第一次还差，至少不比那次好，普军步兵也是从掩蔽物后向法军骑兵射击。马刀也许没有砍到一个步兵，步兵也没有机会用刺刀来进行自我防卫。传统观念上的突袭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骑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目标，而且还无法进行掩蔽，所以已经失去其战术价值。

　　 随着后膛线膛枪得到采用，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战场上得到生存，即轻型(射击)步兵，他们甚至不再需要刺刀，也不需要站立着组成方队以抗击骑兵。步兵的战术越来越像长期以来轻型步兵所采取的战术。士兵们像散兵一样离开他们的队形，在不削弱其火力的情况下增强了他们的安全性。

　　 在战争爆发之前毛奇就曾写道：“毫无疑问，那些在射击时不晃动的士兵要优于在前进中射击的士兵。如果一方在地上找到一个防护之所，那么对于另一方来讲也就是发现了一个障碍。如果最富有锐气的一方发起猛攻遇到了沉着而坚定的抵抗，那么将由当今变得如此强大的火力来决定战斗的结局。”最初的交战证实了他的判断，因为使用相同武器系统的双方的战术的结果，展示了防御一方在交战中的传统优势。虽然炮兵与步兵在战场的上作用相似，但却不如步兵那么灵活机动，经过改进的炮兵仍然证明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的作用更为强大。我们没有用作战图解来展示步兵对骑兵的优势，而图解7.1则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19世纪70年代的战术现实。 [ 注：J·柯林《战争的转变》L·H·R·波普-亨尼西译(伦敦出版社，1912年)，第33页。 ]

图解7.1 轻型步兵的优势和防御

　　 但战术现实并不能决定战役行动。卓越的才能与全面的无能之间的对抗的胜负取决于战略。8月6日当拿破仑三世得知了其部队失败的消息之后，他完全失去了勇气。他原来就被肾结石所困扰，现在又面对可能导致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垮台的事件，他表现得十分软弱，不堪重负，在这一个时期与他接触的军官们将他描述成一个“十分苍老、极其虚弱的人，不具备作为一支军队统帅的任何素质”。他首先指挥部队向西撤退到沙隆，后在他认识到这种撤退的政治影响时又中止了命令。因为他对放弃对巴黎的掩护感到不安，所以这位皇帝反对向南运动与撤退下来的麦克马洪的部队以及位于贝尔福的部队会合，如果法军在这一翼侧的位置上集中了兵力之后，便可以对任何向筑有防御工事的巴黎城进军的军队构成威胁。于是从边境上退下来的部队便撤往了梅斯要塞。 [ 注：霍华德《普法战争》，第133页。 ]

　　 拿破仑也的确决定将作战指挥权交与他的一位元帅，并选择了曾在克里米亚担当过指挥官的康罗贝尔元帅。但当康罗贝尔考虑到自身的不足而婉言拒绝时，这位皇帝便选择了巴赞元帅。巴赞是在海外军团中从士兵提升起来的，作为初级军官他表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和巨大的勇气。他曾经参加过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并在墨西哥的一次重要的殖民地战争中首次独自担当了指挥官的重任。他不适合于领导一支大规模的军队，这一提拔对巴赞来说是在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彼得原则” [ 译者注：一种普遍的结论：在等级制度中，每一个雇员都有可能晋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为止 ] ：他被提升到大大超过他所能胜任的水平的岗位。他还将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他对皇帝为他配备的参谋长不满，所以对自己的参谋部置之不理，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副官来指挥部队。除此之外，由于皇帝就在身边并提出建议，他在行动上也有困难，好像被人控制着一般。

　　 法军因为遵循在非洲与叛乱军队作战时的安全警戒措施，每天晚上都要将纵队集中靠拢，而不是沿道路宿营以便于次日的行军，所以很缓慢地向梅斯方向撤退。甚至连骑兵也遵循其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集中起来与步兵部队紧紧靠拢在一起，没有采取侦察行动以确定普军的位置。与此同时，麦克马洪元帅在弗拉斯切维勒遭受失败之后，很想远离普鲁士军队，于是不顾与前往梅斯集中的各部队要紧密靠拢在一起的命令，率军向东前进。到8月10日，他已到达铁路沿线，并利用它将自己的部队运送到了沙隆。

　　 到8月9日普军已经得知了法军撤退的方向，毛奇命令所有3个军团沿50英里的正面向前推进。毛奇没有具体的方案，但他如此广泛地分布兵力可以保证他在与法军相遇时对其进行迂回，于是他的出色的参谋部便会迅速集中兵力打击法军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指令是将1个军团派往梅斯，另外2个军团，即第二和第三军团派往通向该要塞和小城以南的道路上。实际上普鲁士所有的部队都在一个宽大的正面上。法军通过铁路向梅斯增援后兵力达到18万人，而普军的兵力是法军的2.5倍。

　　 到8月13日，普鲁士第二军团的步兵已经渡过了梅斯以南的摩泽尔河，3天后第三军团的步兵也渡过了该河。毛奇广泛地分散兵力为实施迂回包围行动提供了机会。拿破仑三世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早在13日催促部队立即从要塞撤军之前，便命令在梅斯架设穿越摩泽尔河的浮桥。尽管有3座永久性的桥梁，但由于河水水位很高损坏了浮桥，巴赞拖到14日才开始撤退；而此时他自行决断，忘记了利用其中一座桥梁。如此庞大的军队要穿过一个小镇的各条街道并通过6座桥梁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普军还发起了攻击以阻止法军撤退。普军的各个下属指挥官再次自行决定，没有等待命令便实施了进攻。虽然法军的后方警戒部队轻易地将其击退，巴赞的撤退还是被拖延了12个小时。

　　 当法军最终通过了梅斯城之后，其撤退行动仍然很缓慢。巴赞仍然对其参谋部置之不理，他指挥部队仅仅利用一条道路向西撤退，甚至禁止使用第二条道路。尽管前进十分缓慢并有少量普鲁士骑兵出现，但通往西面的道路在8月16日仍然是畅通的。但毫无主动精神的巴赞直到16日下午才命令继续撤退。将所有部队集中在一起使他感到很安慰，而且在离十分强大的要塞梅斯不远时他也感到很安全，所以巴赞元帅丝毫没有紧迫感或是采取最基本的措施将其军队从最为危险的境地中解救出来。

　　 8月15日，毛奇开始抓住敌人的弱点，命令第二军团迅速向西面和北面进军，对撤退的法军发起攻击。但第二军团的司令官推断法军肯定已经到达了凡尔登地区，于是将其绝大部分部队派往了西面。不过，法军事实上还毫无反应地呆在梅斯之外，这刚好证明了需要完成一次诸如拿破仑一世在乌尔姆所实施的那种迂回行动。但是如同拉德茨基在诺瓦拉所实施的迂回行动一样，普鲁士军队也需要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来巩固其决定性的战略位置。

　　 巴赞的军队再也没有进行下午的向西行军行动，因为2个普鲁士师在他们沿凡尔登的道路上等待时向其发起了攻击。这位富于进攻性和能力不凡的普军指挥官不相信法军的行动会如此缓慢，试图切断他所认为的法军后卫部队。下午在得到2个师的增援之后，他整整一天都在沿雷佐维尔至马斯拉托的道路上实施攻击。巴赞元帅拥有数量上占优势的部队，2个军投入了交战，另外2个军用作预备队，本可以将其右翼向西发展并击败普军，并打通通往凡尔登的道路。但这位元帅却将大部分部队集中在未受到威胁的左翼，以保护其与梅斯之间的联络。他不想失去撤往这一要塞的安全路线。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法军损失近1.4万人，普军伤亡近1.6万人。法军仍然坚守着其阵地，但普军却堵住了向西通往两个地方的道路。

　　 不过在2-3英里的北面还有一条可用于向西面撤退的道路。但巴赞不想失去对梅斯的安全依赖，仍然决定利用8月17日这一天退至一条面向西的战线上。从这里他在得到了来自梅斯的军需仓库的弹药和补给的补充之后，他计划了随后继续实施的撤退行动。在法军利用17日缓慢向梅斯撤退之时，毛奇发布命令，以便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由于没有认识到法军正向东撤退、好像是在加速他们自投罗网的步伐，因此毛奇只是希望将法军赶向北面的卢森堡边界，所以他令第一军团在梅斯城以南渡过了摩泽尔河，而指挥整个第二军团向北朝着前一天曾经交战过的地方前进。

　　 第二军团的司令官不顾巴赞的下落所在，命令其部队于17日向北进军，认为“向北或是向南实施旋转运动到底是否有必要现在还无法决定”。在确信法军已经向西逃跑之后，该司令官寄希望于与敌人的后卫部队相遇，于是命令其部属“明天早晨向北前进，发现敌人并与作战”。但巴赞的胆怯与迟钝再一次给普军造成了混乱。普鲁士军队是如此想打一仗以便不让巴赞离开梅斯，以至于16日在雷佐维尔和马斯拉托之间进行了一次交战。不过他们又毫无章法地开始了另一次作战，就好像他们期望进行作战以取得巴赞无偿赠予他们的令其部队朝梅斯方向撤退的结果一样。 [ 注：霍华德《普法战争》，168页，167页。 ]

　　 在切断了法军的撤退路线并已经拥有了一旦敌人试图逃跑便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之后，18.8万名德意志士兵向战壕内的11.2万名法军发起攻击，当法军还击时战役便开始了。一名德意志军官报告说：“在整个战场范围之内，火炮在到处闪烁着火光并喷冒出团团烟雾。冰雹般的炮弹和榴霰弹，特别是后者还有一些小小的白烟，看上去很像一个个汽球，它们爆炸后还会在空中持续一段时间，算是对我方战争式问候的回应。从一片混乱声中能听到刺耳的机枪声，它淹过了作战的所有喧哗。”该日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友实施了数次攻击。其中一次进攻，从普鲁士一方来观察，披露指出：“成群结队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拥挤在深谷之中，其中一些在拥挤着向前线前进，其他人则随着枪炮射程的缩短、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向后撤退，受伤的和没有受伤的人员，有秩序的步兵和没有秩序的步兵在朝相反的方向涌动，搅乱在一起，炮弹在森林或树梢上爆炸后的回声和双方子弹从头顶飞过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团团尘埃使太阳黯然失色。” [ 注：霍华德《普法战争》，170页，172页。 ]

　　 数量上占优势的普鲁士军队通过延长其战线并对法军右翼进行迂回，将巴赞赶至了梅斯的安全地域，这也是他所一直向往的地方。格拉沃拉特-圣普里瓦特会战再一次证明了防御的战术力量。当普鲁士禁卫军这支由近3万名步兵组成的精英部队排成战斗队形实施进攻时，在这支贵族禁卫军的士兵们以卧倒姿势向敌人还击之前的短短20多分钟里，便死伤了8,000多人，他们拒绝再向法军前线前进。法军打退这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对普鲁士卫队所造成的伤亡的大部分，是由于法军对其完美的后膛枪炮的运用所至。

　　 此次会战从战略上看内容很丰富，它使普鲁士损失了2万人，使法军损失了1.2万人，双方人员的损失率都占其参战人员的10%多一点。巴赞立即退往了梅斯的安全地域之内。普鲁士军队的绝大部分都部署在摩泽尔以东地区，巴赞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撤出梅斯城向东南方向前进；但是到那时，他没有一个撤退方案，于是他给皇帝发电报，称他的部队休息几天时间之后，将向西北方向前进，该方向有普鲁士军队的主力。但实际上巴赞并不想从梅斯向任何方向撤退。

　　 因此，巴赞损失了一半的法军部队。这除了进一步说明“彼得原则”外，它也说明了巴赞在担任指挥重任时所表现出的完全的畏缩。他已经变成了法国人所称的“软蛋”。由于被责任和逆境所征服，他失去了采取决断的能力，仅仅想依赖熟悉的梅斯要塞以及它所能提供的临时避难场所。

　　 毛奇立即组织对梅斯的封锁，向西派出一支部队。它与南面的第三军团军并肩行动，该军团在弗拉斯切维勒击败了麦克马洪之后，一直留在梅斯以南，没有参加围困巴赞的行动。毛奇指挥这两支部队向沙隆进军。

作战略图7.2 毛奇的迂回行动

　　 经过一阵犹豫不决之后，位于沙隆的法军决定，由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法军应该向梅斯西北方向推进，以解救不情愿离开的巴赞。麦克马洪所选择的是使他能够从铁路线上得到补给的路线，这导致他不得不绕道去梅斯，以便接应巴赞声称的但又不想真正实施的向西北方向的突围。认识到这一行动的危险性之后，麦克马洪希望率兵返回，但又不得不继续前进，因为他收到了来自巴黎的语气强硬的电报，警告说如果法军放弃巴赞就会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危险。麦克马洪于是继续前进，病魔缠身、十分疲惫的拿破仑三世也一同前往，但麦克马洪对这次行动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当毛奇查明麦克马洪的部队的行动方向之后，他利用了他位于原地不动的巴赞和正在推进的麦克马洪之间的内线，将其2个军团向右转向，令其向北推进以迂回敌人，将麦克马洪压迫至比利时边境。这一点取得了成功，由于法军三个方向的撤退路线均被敌人的军团所切断，另外一个方向的路线被比利时边境所切断，从而迫使法国皇帝和在色当的10万部队投降。2:1的数量优势，以及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很高，使这一任务简单化了，而这一任务对拿破仑一世在马伦戈战役中来说，由于兵力较少而倍感形势严峻。

作战略图7.3 内线作战和迂回行动

　　 麦克马洪很清楚他向色当进军的危险性，但在巴黎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治上的危险性，却没能理解军事现实，命令其军队走向了毁灭。普鲁士军队再一次取得了可与乌尔姆战役相媲美的战略胜利。法国皇帝和法军的投降导致了帝国被推翻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共和国以巨大的活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征招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军，给他们配备了最新生产和进口的武器。

　　 随后的作战行动主要集中在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围困和法军解除围困的努力上。普军在封锁一个人口密集、层层筑垒和拥有强大守军的城市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与此同时，他们还得要打退大规模的、虽然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法军的解围部队。由于巴赞在梅斯的17.3万人于10月底投降，普鲁士增强了对巴黎实施包围的部队的掩护部队；并增加了对付法军非正规部队对普鲁士交通线的攻击部队。1871年1月底，在食品补给消耗殆尽之后，巴黎陷落，以法国割让2个省给新德意志帝国并给予巨额赔款而换来和平。

　　 法军为解除巴黎的包围所做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普军不仅拥有战术防御上的优势以抗击巴黎守军和救援部队，而且在训练和通过战役及战斗实践来提高军事技能方面，普军也占有优势。与这些训练有素、又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和指挥官以及在实施战役指挥中已经完善了其方法的参谋部相对抗的，是一些法国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由于绝大部分正规军都在梅斯和色当投降，法军极为缺少赖以组建新的部队的正规军骨干。除了使用水兵和退役军官之外，他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创建一支可以与训练有素并得到精确指挥的普鲁士有实践经验的老兵组成的部队相抗衡的军队。

　　 正因为如此，在梅斯和色当的胜利便决定了战争的结局。早在2,000多年以前，一位无能的指挥官给了汉尼拔在坎尼消灭罗马军队的机会。但这场会战并未决定战争的结局，因为罗马又集结了新的部队，而且意大利的大部分居民都在继续反抗迦太基人。法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普鲁士试图控制法国1/3的土地，它所应付的地域是汉尼拔所希望控制的意大利部分领土的一半。普鲁士军队拥有足够的兵力来实施持久作战战略，因为它有几乎一百万军队。普军所拥有的部队足可以控制法国大片的领土以便取得其政治目标。同迦太基人一样，普鲁士所追求的目标也很有限；如果普鲁士人像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试图完全控制一个诺大的国家，并将一个普鲁士国王强加于法国人民的头上，那么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也会与拿破仑所遇到的相同，其中可能包括从根本上转变兵力对比的反抗外国干涉的行动。

　　 普法战争中的战术、后勤和战略概述

　　 在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和法军之间的那些会战中，胜利者一方损失了其参战兵力的9.4%，而失败者一方损失的兵力超过了16%。这两个百分数与18世纪和拿破仑战争相比双方损失的数量显著减少。尽管所使用的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很大提高，普军大量的正面进攻以及对后膛枪的运用证明了战术防御力量有了很大增强，但人员伤亡呈下降趋势。良好的作战条令和训练，加之对战术的运用，是这些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普鲁士一方几乎始终在采取进攻行动，运用连级的小规模纵队以充分利用地形，并通常将其部署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进攻者很快就变成了散兵，前进是在其散兵线上的各部分散兵的一系列突击中进行的。这些进攻战术也被法军所运用，减少了部队在杀伤力更强的新式武器面前的暴露程度。进攻者一方也像防御者一样，由于后膛枪的运用使采取卧倒姿势以寻求防护成为可能。由于新式武器的采用以及它们为部队所提供的进行防护的更大的机会，导致了进攻和防御双方伤亡人数的减少。大量的训练、得到提高的协调、各分队间的密切配合使失败者一方的伤亡率也很低。

　　 在普法战争中后勤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普军以及法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传统方式依赖农村。铁路虽然加快了普军的动员和集中速度，但却对后勤补给贡献很小。法国的各要塞对铁路线产生了阻滞作用，直到1871年1月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普鲁士才在德意志和对巴黎实施包围的部队之间开通了第二条铁路线。第一条铁路线于1870年9月下旬开始投入使用，的确对围困巴黎的部队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为其运送了攻城大炮，为轰击法国首都积蓄了弹药。

　　 但对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友庞大军队的补给，则主要依靠法国稠密的人口和其巨大的农业生产能力。在庄稼收获的季节开始实施战役行动对毛奇的军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当时他们也面临给围城部队提供给养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普军士兵利用其农村生活的背景，自己挖土豆，收割庄稼并用小麦磨面。征用、采购和一些强行征敛的军税使法国的产品处于普鲁士人的支配之下。即使是当军队离铁路不远时，后勤补给部门也没能解决好在铁路所能运送到的铁路运输终点储存大量的补给品的问题，以及未能解决好如何向部队分发这些补给品的问题。

　　 尽管膛线枪和火炮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但弹药的补给没有给后勤部门加重负担。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对轻兵器弹药的预算为每人56发子弹，比每个士兵携带的还少，火炮每门只消耗199发炮弹，这种消耗仅比炮手们所携带的和其他由军需运输队运送的多一点点。弹药的使用大体上保持了正常水平，而且没有加重后勤补给的困难。

　　 这场战争的战略对拿破仑式的战略的表现，无论是在程度的提高上还是在时间的缩短上都超过了拿破仑所取得的成就。他在耶拿对普鲁士的胜利和对奥地利在乌尔姆的胜利与普军此次的胜利都有共同之处，但毛奇却是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取得了两次这样的胜利。正如毛奇运用拿破仑式的、广泛分散部队以便有机会对对手实施迂回对胜利做出的重大贡献一样，普军参谋部对规模空前的大部队的出色掌握和运用对战胜两支令人生畏的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数量上至少达到2:1的优势为这种战略迂回行动变为可能及轻而易举地实施提供了决定性的因素。

　　 但如果不是巴赞元帅表现出如此典型的无能、神经完全崩溃，以及无法承担指挥重任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失败。在殖民地战争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成功并不能说明该元帅适合于担当高级指挥官，尽管这些成功充分展示了他在指挥小规模部队中的勇敢和能力。缺乏战略上的足够锻炼和对大部队的指挥经验对巴赞狭小而不适当的成长背景无法起到补救作用。尽管麦克马洪元帅在色当的失败主要归结于决定一支军队战略的政治原因，但这位元帅应该放弃对部队的指挥权，而不应该率领其部队进行如此危险、注定要失败的进军。

　　 法军在1870年的失败与其在18世纪的失败有明显的不同，在18世纪法军制定了1791年的条令。令人惊奇的是，多由趾高气扬的贵族组成的司令部指挥的皇家军队的表现远远比为有才能的人提升到高级指挥官位置打开方便之门的帝国军队要好得多。过多的胜利无疑使法国的军事和文官政府领导人骄傲自满和过分自信，而且缺乏对18世纪军队所拥有的那种理智的激情和普鲁士人对历史和战略的研究精神，这促使这支1870年缺乏适当指挥官的军队与以往有了很大区别。拿破仑三世肯定会因这一戏剧性的失败而受到指责。但法军的这些弱点并不能说明普军没有取得巨大的胜利；即使是拿破仑和汉尼拔也需要有愚笨的对手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

　　 美国内战中的战略

　　 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的规模达到了西半球的欧洲各国在欧洲范围内的战争中所运用的陆上军事手段的规模。为了争取独立，南方人或者称之为南部邦联一方建立了一支近30万人的军队。这使得缺少大量正规军的美国各州联邦或称之为北方联邦的一方，也创建了一支由民间力量组成的最终超过60万人的现代军队。双方军队均由少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军官进行指挥，都可与欧洲最优秀的军队相媲美，双方将领的才能与拉德茨基或毛奇的军队中的将领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超过他们。

　　 战争的作战行动不仅表现出了将领们对拿破仑式战争的完美把握，而且还出色地运用电报和铁路来控制和实施战略机动。有鉴于法军曾在1859年的战争中使用铁路进行后勤补给和向前线机动部队、普鲁士及法军也曾运用它来进行兵力动员和部队集中，美国人，特别是联邦军一方也使用火车来实施主要的战略机动。他们曾经3次使用铁路将大规模的部队运送到数百英里之外，以增援那里的部队和实施主要的进攻行动。铁路和蒸汽船能航行的河流为作战行动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手段。

　　 南方邦联军在夏洛战役中首次实施这种机动，该战例详细地说明了在一个陌生的地区运用电报和铁路对部队进行分散和集中的方法。南方邦联军在作战中实施战略防御，而这一战役行动，与拿破仑在曼托瓦的围困行动中抗击武尔姆泽尔元帅的首次进攻十分相似。1862年3月，北方联邦军在西线的指挥官H·W·哈勒克(一位十足的拿破仑战争的学生)，派遣了一支由能力非凡的格兰特率领的部队沿田纳西河而上。哈勒克害怕南方邦联军会集中兵力对付格兰特，催促小心谨慎的比尔将军从纳什维尔加快行军速度以与格兰特汇合，并发电报给格兰特，告之如可能可发起进攻行动。与此同时，在西部的南方邦联军一方也开始在密西西比北部集中其分散的部队。

　　 他们使用电报命令位于密西西比河、田纳西东部和阿肯色的部队向这里集中。与此同时，南方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看清了在比尔与格兰特汇合之前打击格兰特的机会，向位于查理斯顿、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部队发出了命令。所有这些部队都使用了铁路或是混合使用河道蒸汽船和铁路进行了部队机动，但阿肯色的部队除外，它到达得太迟了。规模最小且路途最远的来自查尔斯顿的部队虽然使用了铁路干线，也没能及时赶到。于是南部邦联军发起了一场拿破仑式的战役行动。

　　 这些部队在格兰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集中到了他的周围，于4月初发动了突然进攻，即开始了夏洛战役。由于格兰特是背靠河作战，因此确保了翼侧的安全。南方邦联军没有其他选择，只得进行他们并不熟练的正面进攻。在战役的第一天格兰特故意拖延南方军队，第二天在已经到达田纳西河、位于格兰特下游仅几英里的地方的比尔的增援下，才实施了强有力的反击行动。

　　 这场战役的意义就在于它使用全部兵力的战略思想，在一个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只有电报、铁路和蒸汽船才能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很显然，交战双方都对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都想利用新的交通和通讯方法来将其发扬光大。

作战略图7.4 拿破仑在武尔姆泽尔第一次援救曼托瓦之前所面临的形势

作战略图7.5 1862年3月相似的战略形势

作战略图7.6 拿破仑集中兵力对付夸斯多诺维奇

作战略图7.7 南部邦联集中兵力对付格兰特

作战略图7.8 拿破仑打退夸斯多诺维奇转而对付武尔姆泽尔

作战略图7.9 如果南方邦联军在比尔与格兰特汇合之前就已将格兰特击败的可能结果

　　 这些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方式证明对后勤补给特别重要。与欧洲相比，美国南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稀少，且其农产品主要为棉花和烟草。所以双方僵持的大规模部队极其依赖水上和铁路运输。

　　 除了采用铁路和电报来为单一的作战线集中兵力之外，双方还都表现出了对诸如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和乌尔姆战役中的战略迂回行动的特别钟爱。虽然他们总是试图到达其对手的后方，但总是没有成功。不过并不是由于兵力不足而造成这种失败，因为战争的区域十分广阔，双方军队又都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敌人的撤退。导致了所有这些行动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实施这种机动去对付一个十分警觉的对手所固有的难度。

　　 美国北方联邦军队的格兰特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为总参谋长，曾经两次成功地实施了这种机动行动。格兰特被证明是一位久经战争考验的战将，他知道如何使用有才能的部属。起初，他面对着一位据守维克斯堡的对手，该要塞位于密西西比河畔。格兰特恢复铁路交通线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不得不坚守水上通道。最后，他通过沿维克斯堡对面的河岸而下，在该城下游利用海军船队将部队运送到对岸，之后率军北上到达敌人的后方，完成了他的迂回行动。在这里，南方邦联军的司令官彭伯顿在与格兰特的部队经过一次交战之后，撤退到了维克斯堡，并将自己紧闭在城堡之中。如同巴赞在梅斯一样，彭伯顿在丧师失地之后最终也举起白旗了。格兰特称彭伯顿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他给了南方邦联军应有的信誉，但这位北方联邦军的将军清晰的头脑和出色的指挥使这次战役行动成为战略迂回行动最成功的战例之一。

作战略图7.10 格兰特对维克斯堡的迂回

　　 格兰特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实施了另外一次迂回战役，当时他正在追击从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撤退出来的罗伯特·E·李将军的部队。由于无法摆脱格兰特庞大得多的军队，不能直接向其基地撤退，李不得不采取斜线运动，而这又使得格兰特可以利用总是处于李和他自己的基地之间的平行路线赶上他。之后，格兰特展示了美国人对骑兵作用的理解，将其骑兵部队派向前方，然后下马作战，迟滞李的部队。格兰特后来也运动到了李的前面，在阿波马托克斯小镇迫使对方投降结束了该战役。由于李是南方邦联军的最高指挥官，并且他的部队规模也最大，所以和平也随之而至。

　　 李自己也出色地掌握了战争艺术并在防御作战中灵敏地运用了战略迂回行动。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安提塔姆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中，他通过威胁对手的后方而迫使其撤退。这三次战役行动，至少前两次都是李试图避免进行交战，希望通过机动在不造成交战所导致的伤亡的情况下迫使其撤退。

　　 在安提塔姆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中，李推进到没有坚守这些地域所必需的交通线的地区，并在对敌防御中实施了很英明的迂回行动。在每次行动中，他对比他强大得多的对手的后方所造成的威胁都迫使敌人撤退。因此，李对敌人后方造成威胁的机动，实际上是一种袭击行动，起到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的作用；它与古斯塔夫斯或华伦斯坦的袭击行动、或是法国国王对法兰克福的袭击以便将蒂利从马格德堡引开的作战行动没有什么区别。李在防御以及进攻中对迂回行动的掌握，同他对内线的利用一样，由于具备了在战略上应用拿破仑在革命中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才能，使他成为美国内战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

作战略图7.11 连续的迂回行动

作战略图7.12 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的迂回行动迫使波普撤退

作战略图7.13 葛底斯堡战役中的迂回行动迫使胡克撤退

　　 在战术方面，双方军队也都从法国战争中受益匪浅，但美国人却在这里修改了这些经验教训。虽然双方参战人员拥有少量的后膛或带弹仓的连发膛线枪，但他们主要的还是给自己绝大部分部队装备了前装填枪。

　　 随着战争的发展，不管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御一方，所挖的战壕越来越多。步枪的射程迫使士兵们在接近敌人时寻找掩蔽物，进攻者不断增加的易受伤害性和防御一方得到增强的安全性极大地增加了战术防御的力量。到战争后期，双方都大量挖掘战壕，经常保持僵持的双方军队常常面对面地对峙达几周之久的情形，使人回想起旺多姆和欧根在卢扎拉的对抗。铁路的不断补给允许这些大规模军队长时间地对峙。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以工程学为主，双方的领导人都曾在此受过训，加之在该校所教授的条令理论，更加深了他们对野战筑城工事的重视程度。而这又是针对那些装备了步枪的威胁不断增大的士兵而做出的反应。因此，随着经验增加，提高了训练水平，双方军队要不是使用挖掘了战壕的营地的话，在外表上看上去同罗马军队差不多。

　　 美国人完全避免了欧洲人认为重型骑兵在战场上仍能发挥作用的错误，他们这种洞察力来自于在森林密布的国家里骑兵较弱小的传统和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骑兵没法向装备了步枪的步兵发起攻击。尽管如此，双方都拥有大量的骑兵，南方邦联军的骑兵数量还超过了他们的对手。当与步兵作战时，骑兵通常是下马作战。通过给这些骑兵装备步枪以及手枪和军刀，美国人给他们19世纪的骑兵部队恢复了下马后的防御作战能力，这一能力在骑兵放弃了长矛之后就已丧失了。与长矛不同的是，士兵们可以把步枪挂在马鞍上，腾出手来去握缰绳和军刀或是手枪。

　　 从战略角度上看，这些多功能的骑马步兵已经填补了轻型骑兵的作用。除了执行侦察任务之外，这些骑马的部队证明作为袭击部队价值不菲。南方优秀的骑兵部队对铁路的易受攻击性和军队对铁路的依赖性这些弱点利用得如此出色，以至于他们仅仅通过袭击对方的交通线便阻止了北方联邦军军队的主力部队的两次进攻。于是这些部队的命运同腓特烈的两支普鲁士军队成为奥地利元帅特劳恩和道恩的高超的后勤战略的牺牲品一样。

　　 北方联邦军队虽然取得了战役胜利，特别是在西部地区，他们的装甲蒸汽船控制了可以通航的河流，但他们却在控制一个在地域上比法国、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加起来还要大的地区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功。除了受到骑兵的袭击外，他们还面对着充满敌意的老百姓，这些人实施游击战来破坏入侵者的交通线，北方联邦军不得不以1/3的兵力来驻守1863年就已占领的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于是北方联邦军队的持久战略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后勤战略：占领领土、通过剥夺兵源、农业及工业资源来削弱南方邦联军的力量。但与游击战行动和邦联军骑兵的袭击行动作战用去了联邦军太多的部队，从而使这一战略归于失败。从所占领地区的政治反抗来看，北方联邦军一方需要太多的军队。所以北方联邦军队从军事角度来看其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是很适当的，但无法满足政治形势所提出的兵力要求。而且尽管联邦军队所占领的土地比普鲁士后来在法国所征服的地区大得多，但他们却没有占领足够多的土地来实现其战争的目标：消灭南方邦联政府和废除奴隶制度。

　　 1864年北方联邦军试图通过采取袭击战略，实施袭击而不是持久的后勤战略，来克服那些很明显无法逾越的单位空间内兵力密度不适当的障碍。这些袭击行动，旨在破坏向南方邦联军提供食品、衣物和弹药的铁路线。

　　 第一次袭击行动由一支6万人的部队在聪明、富有创新精神、对政治十分敏锐的W·T·谢尔曼将军的率领下实施。他率领该部队从内陆城市亚特兰大行军250多英里，与位于大西洋海岸边的萨瓦纳的联邦军舰队会合。南方邦联军的司令官C·T·博雷加德开始时虽然不了解谢尔曼的意图，但却熟知军事历史，认为谢尔曼的部队控制亚特兰大与大西洋之间的地区十分不妥，通过电报告诫下属要采取“费边体制”，并提醒他们说“汉尼拔占据意大利中心地区达16年之久，之后才被击败”。但谢尔曼和格兰特对形势的了解同博雷加德一样，只是采取一次袭击行动而已。这次袭击和随后的袭击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北方联邦军的陆军和海军最终封锁了沿岸各港口。长期以来，商船都能想方设法逃避联邦政府的封锁舰队进出这些港口。 [ 注：《反叛战争：联邦和邦联军官方档案汇编，128卷》(华盛顿特区出版社，1880-1901年)第1套，第45页，第一部，第1218页。 ]

　　 但北方联邦军的后勤战略从没有机会来展示其效能，联邦陆军也从未能检验其打击游击战的能力。虽然北方有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征服南方，但南方邦联军在其部队有大量士兵开小差逃跑，以及受到削弱的军队纷纷投降的情况下却突然垮台了。北方联邦政府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对此做出了贡献，他没有对无条件投降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是邀请叛乱各州只要放弃奴隶制度，便可以不受任何政治惩罚地回到联邦政府中来。

　　 虽然南方各州主要因为坚持保留奴隶制度而退出了联邦政府，但也认识到，继续斗争下去将会进一步损害种族关系。绝大部分黑人奴隶都对北方联邦军队表示欢迎，而且其中许多人很乐意加入北方进攻的军队。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特别是一场主要依赖游击战行动的战争，只能招致得到奴隶支持的联邦部队与南方人之间的争斗加剧，并摧毁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各民族的社会机构。袭击部队，特别是谢尔曼的部队也向南方人表明，如同谢尔曼所参与的那些战役一样，邦联已经失去了其领土的统一，而袭击者的劫掠拥有与传统袭击相同的迫使对方在政治上让步的效果。这种战略虽然在百年战争中没能打败法国，但却强迫法国国王做出让步。它在美国内战中也证明很有效，降低了南方民众的士气。

　　 于是南方邦联投降了。奴隶制度几乎是造成双方分裂的惟一的原因，证明继续进行耗费巨大的争斗没有充分的基础，而这一斗争中的敌人除了对奴隶制抱有不同的态度之外与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因为北方联邦军队所担负的军事任务是几乎无法实现的，征服一个地域广大而且充满敌意的地区，这一使命比早些时候在美国革命中英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轻松多少。通过对对方的工厂、铸造厂以及铁路进行袭击，北方联邦军队采取了最为有效的后勤战略，它使其军队从必需占领敌国土的任务中解脱了出来，这一目标也是他们最初持久的后勤战略所难以克服的困难。袭击战略本应迫使南方邦联军将其主要军队划分成小部队，分散部署在邦联全境。北方联邦军也本不应该控制比它所占领的领土还要大的地域，并且本来有可能面临一种可与法国在西班牙所面临的相似的情况，但因为不必保持大规模部队以对付敌人的军队，所以使这种情况缓解了下来。

　　 但南方邦联军放弃战争，使这些军事后果未能发生。联邦军队成功的战役行动及其在最后的袭击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比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胜利还要好，那些胜利使他得到了波斯帝国；也比汉尼拔战胜罗马人的军事胜利还要重要，因为由于罗马的政治力量，它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两个反游击战袭击战略的战例

　　 在19世纪，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和保持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地位，对运用袭击战略或是游击战抵抗运动的对手发动了许多次战争。在该世纪末，他们实施了两次类似的战争对付拥有欧洲文化的民族。为了保持对其古老的殖民地古巴的控制，西班牙发动了一场这样的战争，以对付使用西班牙语和拥有西班牙文化背景的反抗者，而英国在运用持久作战战略打败了两个由布尔人这些荷兰定居者的后裔建立的共和国之后，在南非面临着游击战抵抗运动。两国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对其实施游击战的对手。这些对手以袭击战战法来袭扰占领军较弱小的各分遣队，还将其袭击予头指向铁路和其他后勤目标。

　　 西班牙和英国均采取了阻止游击队运动的战略。西班牙人通过建立两条要塞和碉堡线将古巴分为三个区域。他们计划逐次在三个隔离区内集中兵力以取得超过游击队所必需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由于出现许多困难，包括最终导致与美国之间进行战争的复杂形势，使这一战略没能完成。

　　 英国人在一个面积要大得多的、以平坦的牧地为特征的国家里，以更大的雄心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也同样是对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所运用的方法的延续，同征服者威廉在英国的做法也很相似。技术熟练、积极活跃的布尔人几乎全都骑马，在12个月的时间内破坏英国人的铁路达250次。他们还实施了许多其他的袭击，其中包括在冲突初期的持久作战阶段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攻占了主要城市布隆方丹的自来水厂并据守达27天之久。对后勤战略这一强有力的运用迫使驻守在该城的英国部队使用被污染的水井，这成为随后由于伤寒而引起的死亡率成倍增长的主要原因。

　　 英国做出反应，设置了多道横跨国家带刺的铁丝网障碍，并由相互间距离很近的碉堡进行保护，使这些铁丝网处于步枪的射程之内。他们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大规模的方案，制造了可以移动的铁碉堡，这些碉堡由20-30名士兵和劳工在一天内就可建立一个。最后，英国人共使用了9,000个碉堡来保护5,000英里的带刺铁丝网的网状系统，这些网状系统将一个广阔的国家分割成了许多隔离区。这些铁丝网的确有效地抑制了袭击者的行动，使扫荡各隔离区的机动纵队的行动变得容易得多，并俘获了许多游击队员。英国充足的资源，再加上向布尔人所提出的安抚性的政治建议，使他们得以征服布尔人长达两年的灵活而顽强的抵抗运动。

　　 另外，英国和西班牙也对其敌人采取了后勤战略，他们的基地就设在这些强国所要征服的地区内。他们烧毁农庄和庄稼，赶走牲畜，所作所为同征服者威廉在英国北部进行的劫掠一样。但与威廉不同的是，两国在实施掠夺的同时还结合运用将友好的平民和妇女及儿童带进入营地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房的政策。虽然这些营地并没有充足的食品和住房，也受到了许多人道主义方面的指责，但这一做法的确使许多平民免受严酷的后勤战略之苦，由于能部分地保护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支持者免受这种后勤战略所固有的恐怖行为的影响，因而在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欧洲的武器、军队和条令

　　 从普法战争结束到1914年，武器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后膛枪改进成了带弹匣的步枪，步枪手通过操纵把手，可将子弹从能装5至10发子弹的弹盒中装入枪膛。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使用配备有经过改进的8发装弹弹匣的步枪，每分钟可向瞄准的目标发射16颗子弹。

　　 1883年，英国投资商资助美国电器工程师希兰·马克辛发明了一种自动枪。这种“马克辛”自动枪，或称之为机枪，利用第一次射击所产生的后坐力来进行再次装弹并再次扳起机枪的击铁，每分钟可连续射击600发子弹。弹药由一个布的子弹带来装载，由于该机枪有连续射击的能力，所以马克辛式机枪上有一个冷水套以保持枪筒的冷却。虽然从本质上看该机枪是一种轻型、方便的武器，但由于装有冷水套和需要大量的子弹补给，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可机动的武器而不是一种便携式武器。因此各国军队给每个营只配备了很少几挺这种可怕的机枪，因为他们还有陈旧的营级火炮。

插图7.2 马克辛式机枪

　　 到19世纪末，火炮已经经历了变革。普法战争中的钢质后膛加农炮没有抗后坐力的缓冲装置，这也就是说火炮在射击时会弹跳起来，每发射一发炮弹还要重新进行瞄准。除此之外，这些火炮也没有安装有效的遮护板，因为在火炮射击时炮手们要从其旁边站开。到该世纪末，火炮拥有了抗后坐力的缓冲机，它是在压迫一个弹簧或气体并用液压减震器进行减震缓冲的基础上工作的。这将保持炮架的稳定，同时又允许火炮身管移动，于是抵消了射击时的后坐能量，可以不用再瞄准便可进行反复射击；炮手们也可以站在固定的火炮遮护板后面了。典型的野战火炮的口径为3英寸，每分钟可发射6发炮弹，在紧急情况下最多可发射20发炮弹。炮弹重量为15-18磅，射程为7,500码。除了发射撞击后爆炸的炮弹外，火炮还发射装有精确的、且十分可靠的定时引信的炮弹，使炮弹在远处的大片敌军上空爆炸，把暴雨般的小子弹倾泄在敌人头上。与步枪和机枪一样，火炮也采用了无烟炸药，从而提高了战场的可见度，并对正在开火的火炮的方位起到了隐蔽作用。

　　 虽然火力的增强本应该加强战术防御的力量，但军事家却不这样认为。一些军事家忽视了毛奇对防御一方在火力战中的优势地位的重新肯定，却相信数量占优势的进攻一方的火力能压制住防御一方的火力。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既然防御一方需要较少的部队，那么各国军队就可以集中更多的部队用于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在1870年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迂回行动。他们认为，新式武器的更大射程和射击速度可在集中火力压制防御一方的情况下，使包围行动更为有效。没有人，如果有的话人数也很少，推想如果防御一方能够集中更多的力量用于迂回行动，那么各国军队则将需要更少的部队用于迟滞或阻止迂回的部队。

　　 这种有缺陷的推理对欧洲各国军队出现迷恋进攻的倾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认识到士气的重要性也在这种崇拜中起着主要作用。历史上有许多数量上占优势、装备精良的军队被那些对自己有能力取得胜利充满信心并极力主张进攻的部队所打败的战例。罗马老兵们在几乎没遭受伤亡的情况下击败了许多数量众多但却缺乏作战技能和信心的军团。但许多人考虑到火力的增强这一情况，将这一很有价值的见解发展到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极端的程度。

　　 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士兵具有更高昂的士气和战胜对手所必需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世界观是由强有力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达尔文主义和一些不切实际的舆论所培养出来的。一些有思想的军官和文职人员对此持有异议，并说明了布尔人和日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防御的力量。但进攻性条令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这一思潮的一位极端的热衷者还贬低利用内线来集中优势兵力，认为“18世纪那些计谋和策略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和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未来成功领导的实质是……快速而连续地进攻将用其强大的势能来摧毁所有抵抗”。 [ 注：F·N·莫德《现代战略的演变》(伦敦出版社，1905年)，第126页。 ]

　　 这一陈述颇有中世纪的味道，自然会对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思想抱有蔑视的态度。正像中世纪的典型指挥官，他们受比赛、锦标赛及骑士文化的影响，希望看到由骑兵发起正面攻击所进行的交战那样，许多20世纪初的军人受有效而且很重要的强调士气的做法的影响，受对得到增强的火力效果的曲解的引导和受到舆论的诱导而误入歧途，认为当交战双方使用相同的武器系统时，战术进攻比防御有更大的力量。虽然没有忽视18世纪迂回行动的谋略运用和在内线集中兵力的做法，但到1914年时，各国军队都在筹划如何在战争中采取进攻行动。

　　 虽然各国的战术思想都源于普法战争中的经验，但在实现中很快就暴露出了缺点。由于指挥官们无法对由散兵发起的进攻进行控制，他们有继续保持营和连纵队作用的想法。对过去富有戏剧性的进攻行动的怀旧思潮也影响到了战术思想，如同相信一支深信自己的优势和得到更强烈的必胜愿望支持的无形的军队一样。军事作家们甚至还提到了突然袭击行动和使用刺刀的士兵相互进行厮杀场面。所以进攻战术以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古老的思想与普法战争的实践结合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继续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来实施突袭行动更能说明战术思想上的虚妄成分了。到了1914年，德国还给其骑兵装备长矛，而各国陆军由于认识到了火炮的重要性和得到完善的榴弹的效果，计划在进攻准备时实施炮火突击。

　　 铁路系统的改进及其铁路线的延伸，增强了铁路对军队动员的影响，使之为大规模军队提供补给成为可能，从而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了后勤。虽然汽车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公路运输的效率，但各国军队却很少使用这种昂贵的、仍十分稀有的而且还不大可靠的运载工具，而是依然依靠马匹。自行车在花费不大的情况下，可增强步兵的战略机动能力。无线电报使分散的军队各分队之间的通讯成为可能，电话也提高了有线通讯利用率。各国军队都有一些飞艇和初级的飞机，虽然还不能满足在预想的广阔的战线上执行侦察任务的要求。

　　 普鲁士参谋部的成就使得各国军队竞相采用相似的体制。虽然其工作效率不同，但所有参谋部都能对大规模部队运动进行控制并能协调他们在战斗的行动。其他国家也很快照搬了普鲁士的兵役体制，由职业军官训练招募的新兵，再加上其预备役人员，便构成了他们的现役军队。所有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有很大差异，但除英国之外的各国都效仿了这一成功的、花费不多的体制，拥有一支庞大的、经过完整训练的、由职业军官领导的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军队。

　　 到1914年3个主要大陆国家的军队都拥有了庞大的步兵部队，分编成许多师，每个师里面有12个营(见表7.3)。

　　 德国和法国的军队可以在3周的时间内全部动员完毕并集中起来；俄国由于国家要大得多，则需要长一些的时间。以法国军队为例，除了步兵武器和马匹需要运输外，还有大约4,500门火炮，2,100挺机枪，19,000辆汽车和200架飞机。军队如果全部动员起来，所需要的预算按1984年的美元计算，平均每个军人每年200多美元，法国4,000万人口约人均每年30美元。新的兵役制度所创建的装备了先进的火力系统的庞大的军队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看到法国像其他国家那样保持了10个几乎齐装满员的骑兵师时，这种费用的低廉就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工业、农业和商业革命使这种大规模军队成为现实。铁路、蒸汽船和得到改进的公路状况使市场不断扩大，劳动力更进一步的分工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生产能力主要在得到发展的蒸汽动力、电力和得到提高的金属加工业的帮助下有了很大提高。技术和机械化使农业产量不断增长，劳动力在粮食生产中的效率得到提高。在18世纪末期时，西欧各国要保持占其人口3%的军队都感到负担过重，而在1914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财政状况的改善，使各国保持占其人口10%的军队的这一目标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在拿破仑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并被毛奇在战争中取得戏剧性的成功所验证的分散部署兵力的做法，继续作为一种标准的作战方法而存在。战略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到了1914年，各国的将军们都确信，所有战争都会在几次决定性的战役行动之后迅速结束。相信进攻的力量进一步过分增强了对19世纪中期那些短期战争的战例的作用的认识。如果他们充分研究一下持久的美国内战的话，欧洲的军事领导人们也许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但绝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把美国内战看做是一场由业余军队进行的争斗，这些未受训练的作战人员不可能做出快速的决策。

　　 1871年至1914年的欧洲军事思想，与18世纪理性主义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8世纪中期产生了吉贝尔和布尔塞特的思想以及1791年的法军条令。许多士兵似乎都忽视了以最小代价取得战争胜利的原则，忘记了使用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在作战中采取战术防御一方所拥有的传统优势。但1914年开始的战争表明，不管是新式武器还是强调士气，都没有否定以往的经验。

　　 海上装备的革命及其在日俄战争中的运用

　　 蒸汽、电力上的革命和冶金工业及其制造工业的提高对海上运输和海上作战的影响，同它们对陆地上的后勤和武器所造成的影响一样大。实际上，无线电报对海上的影响更大，因为它为舰船同陆地及各舰船相互之间的远距离通讯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通讯方法。

　　 到19世纪30年代，航行的舰船开始采用蒸汽发动机，最初时是使用边轮式推进器推进，到后来采用了更为高效的螺旋桨。随着蒸汽压力的增大和发动机的效率提高，舰船可以很方便地装载足够的燃料，使舰船可以完全依靠蒸汽来推进。到20世纪时，蒸汽船已经取代了其他航海工具，承担了货物航运的绝大部分工作和运送乘客的全部工作，因为在这项成就中速度显得更为重要。蒸汽船航行速度的提高，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保持一定的速度连续航行，更是由于它们的航线。蒸汽船不是采取迂回航行的方法以使自己保持顺风或洋流的有利方向，而是使用最直接的航线。

　　 蒸汽船速度的提高以及其更为直接的航线和运转的稳定性使舰船和舰队的行动变得十分神速，在推进领域里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在单位空间内的海军力量的密度。当与无线电报结合运用时，它为海上的各舰船传输通讯，方便了海上侦察和舰队的行动及集中，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的改变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所拥有的优势比以前更大。这一变化的结果完全可与由划船向使用风帆的转变相媲美，这也就意味着装备有无线电报的侦察舰船只需要对被封锁的港口进行监视即可，相信它们可以继续观察一支试图躲避开封锁者的敌舰队，并用无线电报召唤其大型军舰与企图逃跑的舰队进行交战。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蒸汽也使补给的问题复杂化，而这反过来又以与蒸汽推进恰恰相反的方式影响到了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依靠基地频繁进行燃煤的再补充也就意味着舰队有相当一部分舰船要致力于往来于补给基地之间进行燃料补充的工作。虽然在完成此项工作时比帆船要快得多，但蒸汽船很明显对基地的依赖性要比帆船大得多，因为后者根本就不装载燃料。这样一来，由于在专门的港口分散了舰船数量，使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反倒降低了。于是基地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因为在远离己方基地的海上作战给一支占有优势的海军所造成的兵力的急剧减少，比使用风帆的时代还要严重。

　　 这些同样的因素还限制了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的活动，使它们向海上逃跑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商船也装配了无线电报，确保了掌握制海权的海军的巡洋舰从受害船最后发出的通讯联络中可以得知到哪里去搜寻这些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另外，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也发现，蒸汽机的使用已经剥夺了其在风帆船时代所具有的不依赖基地和补给的独立性。这不仅使它们更加依赖己方的港口，而且为占优势地位的海上强国了解其下落提供了机会。

　　 铁以及后来的钢为水上运输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另外一个源泉。铁制船在某种强度下重量要轻一些，而且证明更坚固耐用，维修起来花费也要少一些。造船工程师甚至用铁制造了帆船，在设计运载货物的船只时研制了一种节能货船，它利用风力代替燃料慢速航行，从而使成本降到了最低。性能良好的操帆机械装置使船员人数减少，同时使帆船在某些服务领域还很有竞争力。铁路弥补了陆地和水上运输之间的费用差距，但水上运输还是拥有很大的优势。

　　 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军舰产生了影响。当各国海军刚刚给其军舰和护卫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快速帆船)加装了辅助的蒸汽发动机时，火炮上的进步便促成了军舰制造工程的革命。膛线火炮和一种爆炸式炮弹的发明意味着弹头可以穿透木质船体并在船内爆炸。这一变化，再加上火炮的射程更远、射击精度更高，使过去的战舰很容易受到摧毁。木质的船弦虽然在吃水线的地方厚度要大一些，但还是无法再满足保护军舰的需要了。1859年，法国启用了一艘吃水线以及部分弦侧被厚达5英寸锻铁装甲片保护起来的军舰。除了金属装甲和蒸汽发动机使其航行速度达到13节之外，它与以前的军舰没有什么区别。英国也做出反应，于次年造出了类似的军舰，但整个船体都是由铁造成的。两国的军舰都有足够厚的装甲来抵挡当时所有火炮的打击，但军械工程师很快就生产出了威力更大的火炮，而造船工程师又给军舰加装了更厚的装甲。

　　 在随后的30多年里又进行了许多实验，装甲战船上的火炮的威力越来越大，装甲也越来越厚。设计人员改进了装甲的质量，开始时是在硬性、脆性金属板上背衬一层软性、韧性锻铁片，后来是将一层硬的金属板粘贴在一层弹性钢片上。最后，到19世纪末，炼钢工人生产出一种单一的金属板，其表面是硬性金属，不过其中碳的含量逐渐减少，到背面时就变成了能抗爆裂的弹性钢。造船用的金属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什么变化了。

　　 后膛火炮成为海军的主要武器，新式后膛可以迅速打开和关闭而且密封很好。缓燃炸药在炮身加长后用途更大，这些炸药可在相对稳定的压力之下给弹丸一个连续的推力。由于提高弹头的速度比提高其重量更能穿透装甲，所以火炮的口径开始变小但炮身变得越来越长，这样便可以提高炮弹的速度和增强穿透力。设计用来穿透装甲的用上等的淬火钢制造的弹丸，所携带的炸药虽然不多，但仍是非常可怕的，里面安装的引信使弹丸在穿透装甲后才爆炸。

　　 设计人员在转动炮塔或固定炮塔上安装了大型火炮，这些炮塔均装有装甲护罩，大炮可在其中移动。这些火炮可以旋转射击，最大的旋转弧度为整个圆周。战列舰开始在其船弦的暗炮台上安装较小的火炮。到该世纪末，发射100磅重的炮弹的口径6英寸的火炮以及口径更小的火炮，每分钟可发射6发或更多的炮弹，大型火炮使用重型弹药和较笨重的爆炸装药，所以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发炮弹。

　　 到这时，被称为战列舰的新型战舰的排水量在1万到1.5万吨之间，是上一个世纪的木质战船的排水量的5倍。英国的军舰装备了4门口径为12英寸、发射870磅重的炮弹的火炮。这些战列舰上在舰首和舰尾的炮塔里各安装了一对此种火炮，使军舰可有2门大炮向前或向后射击，有4门向船弦方向射击。这些战列舰上还在炮塔里装有12门口径为6英寸的火炮，每侧船弦6门。厚达12英寸的装甲被用来保护大型火炮，而小型火炮则由6英寸的装甲来防护，吃水线部位的装甲厚度为12英寸，其后面还加装了第二层1英寸或更厚一点的倾斜金属片。船弦的装甲没有一直延伸到船头和船尾，但却覆盖到了炮塔所在部位，以便对弹药仓和发动机进行保护。

　　 战列舰的航速为18节，能够完成由数艘排列成线式队形战舰的任务。这些战列舰的设计是用来实施船弦对船弦作战的，火炮射程的增加防止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运用的垂直接近的方法。如果实施进攻的舰队以垂直的方式接近横排成一线的防御舰队，那么它只能使用其一半的火炮。如果防御一方的舰队在6,000码的距离上射击，那么进攻一方便不得不面对10个舰弦上的火炮的射击，而自己只能用比这个数目少一半的火炮进行还击。海军将领们认识到，虽然各军舰仍安装了撞击角，但它们还是要回到平行线式队形上进行作战。安装在固定炮塔或是转塔上的火炮可以进行非常斜角度的射击，使呈横排一线的各军舰上的绝大部分火炮，如果不是所有火炮的话，可以向以垂直队形或是以首尾相连的方式实施攻击的敌军舰进行瞄准。这种在远距离上可以集中火力的能力不仅能够消除敌人的此种攻击，而且还使海军将领们希望能够有机会率领其舰队切断敌舰队的先头部队，并在那里集中众多军舰的火力以打击敌先头的战列舰。

　　 与木质帆船时代护卫舰(快速帆船)及一些更小的舰船是战列舰缩小的复制品一样，在蒸汽和钢铁时代较小一些的军舰叫做巡洋舰，除了从向两个舰弦向下弯曲直至吃水线以下的部分使用装甲以对发动机和弹药仓进行一些保护之外，它们在其他部位没有使用装甲。虽然没有装甲炮塔，但巡洋舰将其火炮安装在位于甲板上的带有护罩的旋座式固定炮架上。巡洋舰的航速为21至23节，其体积从2,000吨到几乎与战列舰一样庞大。所装备的火炮以口径为4英寸或6英寸的为主。

　　 在世纪之交，另外一种新型的中型军舰——装甲巡洋舰变得十分重要起来，其排水量从8,000吨到比战列舰体积还要大不等，其装甲厚度只有战列舰的一半，能够抵御对方巡洋舰炮火的打击。这些巡洋舰上的火炮口径为10英寸，同战列舰上的火炮一样，安装在固定炮架和暗炮台上，可摧毁敌巡洋舰。设计人员通过将这些大型军舰设计得相对狭窄一些并为其配装更大的动力，使其航行速度同小型巡洋舰一样。

　　 比巡洋舰小一些的鱼雷艇主要依靠自己的速度和鱼雷。鱼雷是19世纪后期才发展起来的，其体积跟一艘小船差不多，长度可达20英尺，利用压缩空气或蒸汽在水下预先设定的深度航行。它可以瞄准1英里之外的军舰，航行速度为25节或更快，攻击敌军舰的吃水线以下部位，并引爆大量的炸药。由于它是对军舰的水下的薄弱部分进行攻击，所造成的威胁十分严重，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海军曾考虑主要依靠鱼雷艇作战。小型军舰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攻击大型军舰，并有很大希望取得成功。

　　 但这些鱼雷艇导致了鱼雷艇驱逐舰的出现，其速度同鱼雷艇一样快，只是体积大一些，装有摧毁鱼雷艇的大炮。到19世纪末期，鱼雷艇驱逐舰(简称为驱逐舰)已经同鱼雷艇融合在了一起。它体积增大，比巡洋舰小一些、速度快一些，但不如巡洋舰那样更适于航海。驱逐舰已经部分加入巡洋舰，用于执行舰队的侦察任务和作为贸易航线的保护者。不过所有的军舰，包括战列舰，都携带鱼雷。

　　 海军结构的整个革命和从风帆船到蒸汽、从木质到钢质的转变都是在各主要海军力量的新型军舰没有进行相互交战的情况下发生的。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目睹了交战中的新式舰队，该战争表现出了海上作战中内线作战的决定性影响，当时日军的战略位置使之得以击败比自己强大许多的俄国战列舰舰队。

　　 在冲突刚开始时，俄国除了被限制在黑海的几艘战列舰之外，拥有14艘现代化的主力舰，均装有10或12英寸的火炮。这些设计良好、装甲很厚、数量上占优势的军舰，使俄国对日本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日本只有6艘军舰，比俄国的军舰要更新一些、速度更快一些、体积也要大一些，并均装配有12英寸火炮。

　　 日本在俄国有7艘军舰位于波罗的海、7艘位于他们在满洲的基地旅顺港时发动了战争。俄军这种部署正好将日军舰队置于了俄舰队的两部分主力舰队之间。日军于1904年2月宣战之前突然向位于旅顺港的俄军舰队实施了鱼雷艇攻击之后，立即取得了在远东地区的海上优势。此次攻击的结果是，3艘俄军战列舰暂时失去了作战能力，并使日军可以利用位于日本和朝鲜的邻近的基地封锁俄军的分舰队。

　　 由于能够利用其中央位置以集中兵力对付俄国的亚洲舰队，日本人试图在波罗的海的俄国军舰到达之前将其消灭。日本陆军通过运用一种类似于亚历山大对付波斯海军的后勤战略，为完成此项任务提供了主要的手段，且日军所掌握的制海权为日本陆军完成此任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除了确保通过海上提供充足的补给之外，日本海军如同马拉松战役中的波斯舰队，可以为其陆军提供选择登陆地点的主动权，而且丝毫不必考虑俄国人会渡海向位于朝鲜或他们国家岛屿上的日军发起攻击。

地图7.1 日俄战争中的战场

　　 日本有一个军团在位于旅顺港口地与满洲大陆之间的旅顺港半岛蜂腰部登陆，因而切断了该基地与俄国各主要集团军的联络。之后日本的集团军包围了旅顺港，并在占领该港之后摧毁了在那里的俄国舰队。在日本军团缓慢行动与反包围的强有力抵抗进行作战并进攻俄舰队的基地时，日本的战列舰也向港口进行轰击以摧毁更多的俄军舰，甚至试图通过在港口的水道上沉没自己的军舰来封锁俄国的小舰队，并在港口外面布下水雷。与此同时，俄军聪明过人、精力旺盛的指挥官马卡罗夫海军上将，也在刻苦地训练自己的分舰队，使其作战技能达到可与日本舰队相媲美的水平；这位海军上将准备以这种方法在完成受伤军舰的修复工作之后与日本进行交战。

　　 很快俄军的海岸炮迫使日军放弃了炮击，而且所有的日军沉船都没有阻挡住港口的通道。俄军的防御者再一次证明了海岸防御工事对海上进攻的传统优势。只有雷区发挥了作用。4月份日军的水雷炸沉了俄军一艘战列舰，600名官兵阵亡，其中包括无法替代的海军上将马卡罗夫。他的继任者，有能力但却很悲观的海军上将维特杰夫特保持防御态势，集中力量利用舰队协助其陆军进行防御行动，以抗击围攻的日军。

　　 海军上将马卡罗夫无疑会充分利用俄军水雷战中那令人难忘的胜利，5月15日双方交战仅几分钟便有2艘日本战列舰被炸沉。随着日军第3艘主力舰沉没和俄军3艘受伤军舰的被修复，俄军便拥有了以6艘对4艘的战列舰优势。但维特杰夫特海军上将一直到8月才开始采取行动，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对旅顺港形成了包围，他感觉到为了挽救舰队他不得不撤离。于是日本陆军的包围迫使俄国海军进行交战——正如围攻部队传统上给救援部队施加巨大压力以迫使它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来解除围困一样。由于在满洲的俄国各集团军没有为旅顺港解围的能力，那么这位海军上将只能冒险进行此次会战了。

　　 除了在主力战舰上处于劣势外，日军如果要利用其内线以阻止敌人两支舰队的汇合就必须进行作战。要是允许俄国人向北驶向其安全的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那么就会不得不承认俄国的压倒优势，因为维特杰夫特可以在那里安全地等待俄国正准备派往远东地区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如果拒绝交战，那么就会形成俄国掌握制海权和切断在满洲和朝鲜的日本各军团与其日本基地的联系的第一步。如果想在晚些时候再与波罗的海舰队交战，而又要封锁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么日本将会面临的形势同维尔纳夫从西印度群岛驶来时科尔德将军在费罗尔港附近所面临的形势一样——而且还没有可能将帆船舰队吹散的盛行风的优势。通过利用其内线，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集中兵力对旅顺港分舰队进行打击。日本陆军付出巨大代价的包围和攻击行动尽到了应尽的职责，海军必须将俄舰队赶回旅顺港并将其尽数歼灭，最终使该港口陷落。日本海军出色的指挥官东乡平八郎海军上将以及他的政府都完全了解这一战略形势并知道它需要什么。

　　 为了补偿主力舰的不足，日军战舰中增加了4艘装甲巡洋舰。这些速度快但体积小的军舰上的火炮威力小，装甲厚度薄：其中3艘各装备了4门8英寸火炮，1艘装备了2门8英寸火炮和1门10英寸火炮。日军战列舰上各装备了4门12英寸火炮，而俄军的4艘主力舰上各装备了4门12英寸火炮，另外2艘则各装备了4门10英寸的火炮。由于10英寸火炮的炮弹的重量是8英寸火炮的2倍，而12英寸火炮的炮弹重量是它的3倍，所以装甲巡洋舰上的火炮既不大可能穿透大型军舰上的装甲，也不可能穿透巡洋舰上的装甲，虽然其装甲厚度还不及战列舰上的一半。而战列舰上的装甲抵御敌舰队的重型火炮穿透力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1904年8月10日，俄国分舰队驶出港口。中午12点30分时两支敌对的舰队可以相互看见对方。经过一些复杂的机动，由于日本分舰队的航速要快一些，东乡平八郎将军试图横穿俄舰队薄弱的先头部队，但后来发现自己却在俄舰队的后面，一无所获。于是东乡平八郎将军以平行航线追赶上维特杰夫特将军并于下午5时30分在8,000码的距离上开炮射击，这一距离对所使用的火炮和火控装备来说有点太远，但却对俄国人有利，因为他们大型火炮的数量多。

　　 经过1个多小时的交火，这场战斗似乎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日本的射击效果比俄军要好，正因如此，再加之火炮数量占有优势，所以命中的目标要多。但维特杰夫特将军的各军舰上很厚的装甲对这些炮弹起到了防护作用，与此同时俄军的穿甲弹却摧毁了日军舰队里17门重型火炮中的5门。由于日军火力只消灭了俄军舰队里23门重型火炮中的4门，所以俄军重型火炮的优势，按照兰彻斯特后来所推理的，似乎是在逐渐累加。

　　 但后来日军2门12英寸火炮击中了俄军的旗舰的控制台，将该海军上将击毙，毁坏了船舵，使该舰开始旋转。俄军分舰队由于其旗舰的这种古怪行动而陷入混乱之中，纷纷逃跑，除了受伤的旗舰之外都逃入了旅顺港。俄旗舰则驶进了一个中国港口。东乡平八郎将军在将敌舰队赶回到了其陆军的包围圈之后，除了出动鱼雷艇实施了无效的攻击之外，没有采取行动去摧毁逃跑的俄军舰。他没有在渐渐暗淡下来的光线中去延长战斗，拿自己失去了就无法再弥补的战列舰去冒险，而是像拜占庭的贝利萨利乌斯 [ 投笔从戎注：另译贝利撒留 ] 早已提出的劝告那样，很满足于摘取这一战略果实，保留下自己的舰队准备同来自波罗的海的俄军舰进行无法避免的交战。东乡平八郎将军无疑将自己的小心谨慎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之上，即日军依靠水上交通来实施其在亚洲大陆的战役行动，可能在海上输掉这场战争；而俄军则不会。

　　 受到削弱的俄旅顺港分舰队再也不敢冒险出海，12月份处于日本陆军的攻城炮的火力打击之下，次年1月饱受轰击的俄剩余军舰和俄陆军一起向日本陆军部队投降。

　　 波罗的海舰队直到1905年5月才到达，它完全不是举世无双的东乡平八郎将军的那些得到重新修复的军舰和饱经战争洗礼的官兵的对手。另外，在试图加强该分舰队的一项错误做法指导之下，俄海军部广泛收罗海军“古董”的做法反倒加重了其舰队的负担。所以当部分这类古董加入舰队到达远东时，让一位目击者联想起了“一群猫头鹰被从森林中轰出来后飞入强烈的阳光之下”的情景。另外，派出如此众多的军舰又过分分散了有作战技能的海军人力资源，致使连其最好的军舰上都有许多未经训练的水兵，因此舰上炮手的熟练程度和其他作战技能也就相应地降低了。 [ 注：查尔斯·莫拉《海上二万里：拉兹德斯特温斯基将军的长期漂泊》(美国海军学院学刊(1955年5月)，第570页。 ]

　　 当从其侦察船的无线电中得知了俄舰队的方位和航线之后，东乡平八郎将军将所有8艘装甲巡洋舰全都编入舰队的作战队形之中，并在对马海峡与行动迟缓的俄舰队相遇。于是他利用自己舰队较快的速度迫使敌人进行2天的残酷交战，并完全击败了俄舰队，击沉6艘战列舰、俘获2艘。交战是在4,000至8,000码的距离上进行的。日本海军利用了自己的内线，首先击败了敌人一支舰队，之后又打败另一支，不过其陆军在消灭旅顺港舰队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日俄战争并没有影响到热衷于进攻的欧洲各国陆军的思想，但各国海军却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英国把在远距离上进行交战的双方舰队平行的线式作战队形看做是对他们的观点的肯定，于是得出了最有影响的结论，即更加努力地实施他们业已进行的、改进火炮射击技术的工作。长期以来各国海军就依靠火炮射击方法，木质军舰通常就依靠每个炮手的火炮瞄准技术。但如果炮手在较远的距离上从一个移动中的、左右摆动、前后颠簸的平台上瞄准一个移动的目标，这就远远不够了。为了能够发射集中控制的齐射火力并可尽可能多地观察和校正其火力，英国引进了一种军舰，即“无畏”号，它在一个舰弦便可以用8门12英寸口径的火炮进行射击。如果每次齐射只用一半的火炮，那么“无畏”号要比在一个舰弦仅有4门火炮的军舰校正瞄准的次数多一倍，或者是在每个弦侧比它们发射的炮弹多一倍。到1914年，所有国家的海军都采用了“无畏”号这种类型的军舰，并在他们的大型军舰上装备了集中瞄准和集中控制的火炮系统，这些火炮还得到了计算器的辅助，并依赖安装在坚固桅杆上的作用很大的测距仪。它们可以观察其齐射火力的落点，并在每一组炮弹着地后校正其射击。

　　 英国还断定口径为6英寸的快速射击火炮在装甲战舰之间的远距离作战将无用武之地。所以在“无畏号”上他们取消了这些火炮，只保留了一定数量的3英寸火炮以对付鱼雷艇。其他国家的海军也像英国一样，开始一直是不断扩大其携带的小型火炮的数量，后来终于学着英国人的方法，将小型火炮的作用降至为对付从鱼雷艇和驱逐舰上发射的鱼雷攻击。

　　 与此同时，英国还引进了一种新型军舰，战列巡洋舰。与“无畏”号一样，它以更大的大型炮群的形式集中使用其火力，这样可以取得更多的大型火炮射击技术的优势。有别于其装甲巡洋舰上装备了口径为6英寸、7.5英寸和9.2英寸的火炮，新型战列巡洋舰上装备了口径为12英寸的火炮。但由于英国在其战列巡洋舰上所使用的装甲厚度同装甲巡洋舰一样，他们还有一些军舰没有安装装甲以抵御类似的军舰上的火炮。这种新型军舰使装甲巡洋舰被逐渐淘汰，并使英国只要拥有这一种战列巡洋舰便可以处于优势地位。但与德国的竞争也随之开始，德国人在其战列巡洋舰上所安装的装甲几乎和战列舰上的一样厚。

插图7.3 大型战列巡洋舰H.M.S“猛虎”号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0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此次竞赛中，战列舰的体积增大了60%，英国最后在其战列舰上安装了可发射1,920磅重的炮弹的口径为15英寸的火炮。但这一竞赛还不包括可潜入水下的鱼雷艇或称潜艇。这种舰艇可通过将水灌入水柜而沉入水下，通过压缩空气将水排出便可浮出水面。虽然最初是法国对这种潜艇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因为它给英国的封锁分舰队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各国海军都竟相建造自己的潜艇。为了与他们要建立最强大的海军的政策相一致，英国拥有最多数量的潜艇，法国紧随其后。

　　 潜艇到1914年时已经很完善了，一艘潜艇的排水量可达几百吨，可携带十几条鱼雷，可向瞄准的军舰同时发射4条鱼雷。它还配有一门口径为3至4英寸的火炮。在水面上航行由柴油发动机推进，最高时速为12节，在水下时由蓄电池推进，最快可以9节的速度航行很短一段时间，蓄电池要在水面上时由柴油发动机充电。潜艇可下潜至200英尺深的水下，但在作战时则必须上升至水面附近，以便于使用潜望镜发现目标并为鱼雷瞄准。

　　 尽管各国海军对如何攻击潜入水下的潜艇一筹莫展，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潜艇，虽然改进型的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在水面上进行较长时间的巡逻，在海上呆两星期。潜艇的战术是在水面上巡逻时发现目标，之后潜入水中发起攻击。但由于它在潜入水下后速度会更慢，而且从被攻击的军舰上可以看到来袭的鱼雷，此时军舰可以改变航线，所以大部分国家的海军当局都认为，潜艇不会发挥太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