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作者：肯奈斯·麦卡西·英国

出自————《致命的失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有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都以为自己对历史上军事失误的评估和对指挥官的批驳，在改进军事体制和工作程序方面产生了莫大的影响。的确，对历史的研究一直被认为对军事艺术具有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高级将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仅仅20年以前的事件)以及其后的全部著述都十分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已经发生的战争的革命性演变有充分的了解。事实上，他们反对变革往往是源于其对批评家们的横加指责既信服又反对的态度。1914年至1918年间的将领们被暗示成不仅仅是简单的无能，甚至是玩忽职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1939年参战的将领们深受此前事态的困扰，而且多半生怕会重蹈覆辙。尽管那些所谓的博学之士指责抱怨，海陆军对1918年的教训完全置若罔闻(他们所要求的只是重新回到“真正的军人时代”之类的东西)，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关当局的确是曾认真地尝试过做出某些改进，以避免无谓的杀戳。与此同时，各级指挥官也被淹没在一片责难声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被比喻成是一群把雄师送到屠夫刀下的蠢驴。这的确在公众心目中给军人造成了如此形象，即他们是一帮教育水准低下、想象力贫乏、麻木不仁、不可救药的傻瓜——当然，除非充满灵感的平民来出面解救。这样的平民是不可能比所谓的军事专家表现得更糟的。因此，战士们在1939年投入战斗时不可避免地顾虑重重，觉得自己肯定会被耍弄。而这对他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表现，既有坏处，同时也有好处。

　　1939年以前关于军事上的无能表现的种种奇谈，既要归咎于为掩盖自身缺陷而寻找替罪羊的政治家或那些想通过煽动所谓改革而在新闻界挣口饭吃的军事评论家们(例如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也要归咎于那些发泄对战争之恐怖和劫掠深恶痛绝的愤怒的诗人和作家，那些试图永远取缔战争的和平主义者。通常情况下，评论员因各自利益、喜好不同而产生偏见。很少有例外，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官方档案，自然也不可能了解事情的全貌。另一方面，军事失误极易被人在传播过程中扭曲、夸张。例如，指挥官若和前线通不上话，就会处于茫然的困境，人们往往会蔑视这些指挥官。而评论员此时也不会说明，是前线分队破坏了指挥程序，而且除电话这种不灵活的工具，当时并无任何其它通讯设施。一些指挥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满怀深情但缺乏理智地依赖军马，把它作为不可缺少的机动工具，因而被指责为“是在停尸房观赏无用而受伤的宠物”。这是情理之中的事：缺乏技术头脑的评论家(例如利德尔·哈特)不仅低估了机械化带来的政治、技术和经济问题，而且和那些早该因拖延现代化进程而受罚的罪人同流合污。在20年代，许多人为促进现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现代历史记载得不公正，他们有些被贬低了。

　　当代关于20和30年代的军事评述不断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一群有影响的高级军官和政客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事件及其灾难是可以避免的，纯属军事无能的结果。他们似乎缺乏均衡感，而且漠视这样的客观事实——自古以来，指挥官失误的比例与其处理当前局势的能力是成反比的；而且，他们往往只不过是在收拾自己无力左右的前任留下的各种印象和决策的烂摊子。有时人们很自然地忽视了：单单用嘴皮子谈论新技术战术的评论家不可避免地曲解了这些技术战术的含义。在1914年，几乎没有人成功地预见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战争逐渐产生的影响，尽管在许多战争中都有明显的佐证，尤其是1904年日俄交战的深刻教训。对技术发展没有系统研究，与其说是军队院校教育的不足，还不如说是政府和社会的失职。少数主要靠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取得的成就，是执政的多数人始料不及的。

　　我们已经看到，1939年以前不久上任的年纪较大的那些指挥宫，都是受教于学科范围狭窄的教育体系，因而不能准确判断出由机械化和无线通讯加快了的战争节奏，以及装甲防护车——坦克的作用。就甘末林、龙德施泰特两人而言，他们尽管没有充分把握住各自的机会，但决不是什么新手或缺乏将军素质。他俩依靠勤奋、天赋，通过漫长而激烈的竞争，都在事业上达到了顶峰，而且是一对出色的将领。可是他俩都是造就了自己的制度的奴仆，在古德里安这样难得的技术型指挥官所表现出的超人才华面前，他俩就黯然失色了。用网球术语来说，古德里安总是主动出击，迫使对手失误。素质低劣肯定导致自己失误；素质过硬则会加速对手的灭亡。这种胜负的发展趋势往往又与时运的好坏密不可分。

　　正如李维所指出的，时运对军人来说很重要。尽管赫尔穆特·冯·毛奇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幸运之神只会降到高效者的身旁。然而，举例来说，效率再高，目前也不过就仅仅能预测几小时之后的天气变化。而天气变化，正如我们所见，一次次地决定了战役战斗的命运，特别是海战和空战。不可否认，战争中蕴藏着机遇运气，而且只有认识到这一客观事实，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控制利用机遇运气，给下属最大的自主权来机智地抓住战机，才可能减轻机遇对战争的影响。本书例举的数次失误均归咎于指挥官权力过于集中——邓尼茨，奥金莱克，当然还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他们本人往往酿成最大的失误。而他们的部属因此也常采取缺乏理智的行动，尤其是身在前线，无限思考之时。

　　激战过程中，一船初级军官根木没有时间冷静思考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在生与死的搏斗中，他们只能靠本能作出反应，尽管战前准备一些应急方案是可以的。通常，只有远离战场的指挥官能详细、周密地进行决策。但是，正如各位已看到的，即使是最冷静、最精明的指挥官也难免失误——甘末林、龙德施泰特、韦弗尔、蒙哥马利、哈里斯、金和山本等，有时他们会碰到情报不准或判断有误的情况。时间紧迫可能造成失误，但时间充裕并不是决策完美的保证。失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指挥官满脑子都是些杂乱的情况，这并不说明他本人无能，尽管他有责任组建称职的工作班子。人和机器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本书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情报工作不全是失误的原因，部属不得力，体制关系不顺，亦是失误的祸根。许多胜利是靠制造一些既矛盾又不可不信的假情况，迫使敌人无所作为而取得的。最好的例子是盟国在“火炬行动”以前迫使轴心国指挥体系陷入瘫痪。

　　毛奇曾经提出，从长远看，提高效率与改善管理是防止失误、避免碰运气的良药秘方。尤为必要的是通过一支长期建立的默默无闻的为首长服务的参谋队伍，对所有各级军人实施统一组织的优良培训。但战争的所有活动都受制于当事人的性格的反常或冲突，恐惧感，突发性或未察觉的心理及生理衰竭，以及无法控制的侵入和机械无法运作的环境变化等等因素。失误是人类活动的特性，在战争的紧张与不安之中更是如此，即使是崇尚武士道精神的富有献身精神的日本人中也发现如此情形。实际上每个人都很难保持身心平衡，都有可能崩溃，尤其是在突然面对缺乏人性的高技术武器的威胁，而看上去又没有现成的或能持久发挥作用的反击手段的时候。通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们不难发现先进技术对指挥官的思维和反应产生了多大的压力，不营他是否属于精通技术的少数派。例如，邓尼茨和哈里斯，两位都是熟悉技术的将领，但都反对技术革新或在采购军火时被人蒙骗。他俩年事已高，精力衰退，大脑已无法接受滚滚而来的新思想，而且还必须应付极其紧张的作战指挥、外交和政治事务。可见，像邓尼茨、哈里斯这样的统帅人物在处理技术问题时并不比甘末林、龙德施泰特、奥金莱克和蒙哥马利等人高明，尽管后者均把技术当做次要问题交由专家处理。我们不应漠视1940年盟军指挥官以及隆美尔等肩负的责任和心理上承受的巨大压力。我们也不可忽视某些人的野心贪欲，例如，哈尔西在莱特湾的冒险。

　　如果本书例举的失误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高级将领在平时日常工作中和与政治领导人的磋商中没有认清科技革新产生的影响。看看邱吉尔最初造成的致命失误吧！他先是起用了奥金莱克，并在危急时刻对他言听计从，结果，里奇这样的庸才爬上了集团军司令的宝座，使军、师、旅各级乃至列兵的信心荡然无存。后来，邱吉尔又施加影响，劝蒙哥马利在阿纳姆与德军拼命(旨在消除德军火箭威胁)，蒙哥马利却未能使布里尔顿、布朗宁、加文和霍罗克斯相信绝对有必要为“市场——花园行动”冒一定风险。当然，这些指挥官在许多技术战术交织的问题上进退两难。

　　写到这里，我再次毫无悔意地引用休·道丁的观点。他在历史危急关头，在我方情报混乱、兵力兵器薄弱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不列颠之战的胜利。那是一场真正的技术战争，又是一场精神战，是战略意识、战术手段和技术判断力的完美结合，用他个人的话来说，是“上帝的杰作”。他曾经试问，为什么在陆海空三军中一些英国最出色的人物都好像失去了准确的判断力(虽然是针对军队而言，但同样也适应于任何其它领域)。他认为这一现象起源于压制个性、培养好好先生的军校。“如果一个初级军官提出建议，往往得不到高级军官的重视，或根本不予理睬。这样经过若干次，初级军官便不再发表不受欢迎的建议了……”在很令人受刺激的章节“长官为何总犯傻?”之中，他引用了许多例子，包括本人犯傻的例子，来描述高级军官是如何抵制、误导、曲解甚至拒绝科学实验并进而恳求知名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与军方的官僚机构合作。书中还介绍了轰炸机司令部、海军和陆军是如何反对技术革新、倾向于主观推断而不是科学运筹的情况。假如在英国的其它盟国或敌国出现类似情况，他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而且他见怪不怪肯定错不了。

　　但是，如果他的年轻飞行员在他认为不是夺取胜利的适当时机，便升空作战的话，道丁肯定会气得大发雷霆，正如他不止一次地断然拒绝了邱吉尔及其手下的草率建议一样。他和奥金莱克、古德里安一样有着坚强的意志，即使冒着罢官的危险也会坚持己见。

　　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军事指挥员都承受着那些把自己的政治使命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合二为一的国家元首的影响。军人总是爱发牢骚。三军将士中只有极少数通情达理的人才否认，军事失误的责任最终应归咎于政府的政治。如果那些对战争艺术一窍不通的政客，或者其军事决策深受政治偏见影响而又有意无视军方严更警告的政客，否决了军方富有职业洞察力的见解，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军人的牢骚将会变得合情合理。尽管如此，政治首领有义务倾听其忠诚不容怀疑的指挥官之无畏直言。即使他们的建议被否决，这样的军人也同样会执行其不愿接受的命令。这实际上完全是个协调问题，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双方的共识和开诚布公的磋商。

　　盟国方面相对比较幸运。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罗斯福总统，由于得到了金上将的良好协助，以及后来马歇尔上将更为出色的辅佐，拥有较好的战略协调意识和能力。而且，英军参谋总长布鲁克上将的战略才智通过邱吉尔的调动亦使盟国受益非浅。同样，虽然斯大林在战前解除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职务，但俄国陆军拥有朱可夫这样的杰出将领真是他和俄国人民的巨大幸运。

　　相反，轴心国就不太走运。统治他们的独裁者们，由于受其体制本身的制约，没有对战略的协调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战略的协调则必须是建立在理智的辩论和决策之上的。虽然人们不太会同情30年代合谋扶持希特勒上台的德国将领，但应看到，希特勒迫使这些军官所犯的军事失误实际上是他本人高压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作法最终也使他失去了听取劝谏的机会，因为他手下的将领不是被迫卑恭屈膝，就是丢官去职，有时甚至命归黄泉。同样，日本封建军事独裁王朝，发动了一场可惜在军事上则完全失算的战争。结果使日本民众饱受疾苦。

　　批评家们认为，我们并不真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困为即使是处在事业顶峰的指挥官，即使他曾刻苦钻研过历史，一旦置身于难以想象的战火硝烟之中，他往往会忘记历史教训，或发觉自己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道丁所痛恨的并在本书中讨论过的制约合理的指挥控制的种种因素，在一些民主国家更加开明的环境中可能已经消失了。显然现在可以获得的信息有点泛滥成灾。然而，在另一方面，当今世界靠严格的保密措施生存的随心所欲的独裁者如此之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之快，因而不可能确保未来的军事决策中没有失误。而且，如果一个国家由于箝制而失去思想能力，进而允许自己军政领导者不了解最新的发展、组织体制和实施方面，那么灾难必将降临到这个国家。这是一条通向错误判断、成堆失误和不敢想象的恐怖后果的道路，其影响将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严重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