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的错误判断——欧洲轰炸1940-1943年·第十一

作者：肯奈斯·麦卡西·英国

出自————《致命的失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英国皇家空军导航部队指挥官、空军副元帅唐纳德·贝内特在1944年11月3日在写给轰炸航空兵司令部的一封半官方的信中，提到了一些机组人员在一次次地要求他们攻击其不感兴趣的目标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甚至“畏缩不前”。

　　唐纳德·贝内特还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况。在提到1943年对埃森和1943年底和1944年初对柏林的持续轰炸时，他特别指出了许多飞行员并不是竭尽全力轰炸柏林，而是将总重达4，000磅的炸弹和燃烧弹中的大部分扔到了北海和丹麦。他本应加上这一点：显然由于迷失航向或飞机被击中，盟国的飞行员降落在瑞士的机场并被拘禁；这类飞机的数量不断增加致使这些机场拥挤不堪。因此，飞行员缺乏勇气就被作为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而加以长期研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盟国空军，尤其是轰炸航空兵，竭尽全力试图通过直接炸毁德国的心脏地区并建立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空中优势来赢得这场战争。

　　盟国在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实施轰炸进攻，并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对柏林轰炸期间达到一个高潮。在那次会议上，除了其他事项外，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和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特别为结束战争制定了一个方案，决定首先赢得大西洋之战的胜利，此外，还要对俄国提供物质援助，加强在太平洋和远东对日本的进攻。然而影响最大的还是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未预先充分考虑的声明：同盟国将坚持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这一轻率的讲话等于提出了一个延长这场战争的政策，因为它给敌人提供了宣传机会，使其人民由于害怕灭绝而坚定其血战到底的决心。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实施的著名的联合轰炸进攻计划，加剧并充分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该计划命令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对德国境内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目标实施全面轰炸。其中特别提到了柏林，“……当形势适于达成对敌士气不利或对俄国士气有利的特别有价值的战果时，必须轰炸柏林。”

　　战前，英国人比美国人或德国人，正如前文所提——更加坚信仅靠轰炸进攻就能赢得战争。在30年代，英国把一支强大的轰炸部队当作防止他国轰炸其本上的威慑力量；与此同时，德国人由于缺乏资源，并且完全正确地认识到仅凭现有的技术，在寻找目标、命中目标方面难于达到足够的准确性，因而他们抛弃那种观念；至于美国，一直犹豫不决。到1938年，罗斯福才在专用于支援陆军作战的编队之外又大力扩充陆军航空兵并开始组建四引擎轰炸机大队。首先，鉴于昼间最易保证攻击的准确性，以及大力强劲的快速轰炸机能够在速度和作战性能上略胜歼击机一筹，主张实施单独轰炸进攻的人们坚持认为轰炸机无所不能。但是，正如本书已经阐述的那样，在昼间，除非轰炸机有己方歼击机的掩护，否则，极易遭到敌方歼击机的攻击。而且，这两种飞机在速度和性能方面的差异，在30年代中期由于单翼机取代双翼机而极大地扩大了。轰炸机密集编队的防御能力，甚至象英国装备有机动多管炮塔的轰炸机的防御能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40年代初期没有装备炮塔的“美国空中堡垒”轰炸机便令人失望地处于一种劣势，根本名不符实。从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英国独自坚持作战，而且直到1943年7月进攻西西里之前，只能运用空中力量对欧洲大陆的轴心国实施直接打击。然而英国发现，由于轰炸机极易遭到攻击，自己的这一努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英国轰炸机试图在歼击机的有效掩护范围之外对德国境内目标实施昼间低空精确轰炸，但结果证明代价昂贵——正如德国空军对英国进行的类似轰炸所遇到的问题。夜间远距离轰炸的确曾鼓噪一时，并被轰炸航空兵司令部和英国的吹鼓手们充分发挥。

　　但除此之外并无其它实质性收效。作为坚不可摧的信念的一种表现，这一努力的确宏伟壮观。但是，作为摧毁精确目标的手段，轰炸进攻则就显得收效甚微了。因为在1939年以前并没有真正认真地研究过这种作战方法，对于这一失误，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应负有责任。内在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经济和工业资源，原因之二是各军种间的争斗引起了内部不和。

　　世界和英国正在从衰退中复苏。皇家海军当然需要空军为其几乎所有的作战行动提供空中支援。陆军也是如此。皇家空军中的一批军官们自以为是，竭力游说以使他们这一新组成的军种保存下来，并且理所当然地想把空军上升为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一个兵种。其中他们唇枪舌剑的战果之一就是大大地夸大轰炸机的破坏威力。

　　空军上校亚瑟·哈里斯于1934年在空军任计划处副处长，负责协助制定政策以及实施上述政策所需要的具体飞机类型，特别是发展关于大携弹量四引擎远程轰炸机的作战思想。他对海军和陆军的要求不怀好意地加以反对（某些皇家空军的司令部的要求除外）。但是，当空军上校贝内特于1937年接任计划处副处长时，他发现“……我们似乎正在忽视有关炸弹类型和战术的实际研究和试验，以便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摧毁各种目标。”4年后，道丁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排除了对受控试验的种种限制。这也正是R·V·琼斯博士的本意。他曾写到轰炸航空兵存在着抵制科学的现象，并指出这与道丁指挥的歼击航空兵形成鲜明对比。1940年，琼斯不顾一些科学家和飞行员的怀疑态度，设法用一项实际的调查来证明德国正在使用无线电信号作为辅助手段，在夜间发现并攻击英国的目标。当道丁得到这个报告后，便立即下令实施干扰。结果，德国在以后的无线电战中便连续遭到挫折。

　　以最小的代价摧毁目标并不是这次轰炸进攻中唯一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对摧毁每个目标需要多少炸药必须作出评估的作战研究也没有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进行。而一些人为的因素，如1937年德国轰炸机摧毁西班牙的格尔尼卡，再加上在计算中倾向于把爆炸造成的最严重破坏统计在内而又不排除掉种种失效的概率，终于使皇家空军很快积累了大量“证据”，夸大了在各种情况下轰炸可能造成的破坏。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各取所需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轰炸产生恐惧，进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它吓坏了那些在与轴心国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必须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家们，使他们犹豫不决并产生错误印象，从而不能正确地估价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而且，它也增强了那些真诚倡导裁军运动队伍的力量，因而削弱了对轴心国威胁应采取的防范措施，并怂恿了独裁者。但是，皇家空军自信有能力对德国实施夜间轰炸攻势，是由于他们相信天文导航和推测领航是发现目标的有效工具。同时，美国陆军航空兵则相信，最新式的、火力更加强劲的“空中堡垒”轰炸机能够突破拦截，并使用诺尔登轰炸瞄准具对目标实施极为精确的轰炸。他们曾在理想的条件下进行过这种演练。他们或许会说：“谁还会要求有比这更好的装备呢？”R·V·琼斯博士引用空军副参谋长哈里斯的1941年2月的记录：”我们自己没有使用任何无线电波束，但是，我们的轰炸与德国的轰炸一样成功，而且深入到德国的纵深。”这种观点如果不能说是带有偏见，至少也是令人惊愕。

　　不仅是因为已有许多情报资料使人怀疑皇家空军也许并没有击中其目标，而且作为曾经参加过第一次大战的对夜间飞行作战具有丰富经验的战斗机驾驶员，哈里斯本人完全清楚夜间在敌国领空飞行导航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他本人肯定知道、就是1939年和平年代的白天云上飞行演习中，如果飞机依靠推测导航器抵近目标误差不超过50英里也是万幸了；而且，不管是否使用了波束导航，德国空军的夜间轰炸的精确性也毫无任何值得吹嘘的东西。

　　情报报告证明，皇家空军关于命中并摧毁目标的热情洋溢的反复宣称是虚假的。尽管有点为时已晚，但D·M·B·巴特（国防部长温斯顿·邱吉尔的科学顾问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的秘书，一位公正的文职官员）还是不顾轰炸航空兵的反对，从航空照片中找到充分的证据，表明轰炸机只是偶尔击中目标，——因为此时已不顾飞行员的反对仍然在轰作机上装上了照像机。飞行员们非常憎恶别人指出他们谎报战果，认为是对他们的诬蔑。1941年8月，巴特的报告——并非完全以照片为依据——指出只有1／3的炸弹落在目标附近5英里的范围内，在防御相当严密的鲁尔上空，只有1%的轰炸机飞抵目标附近5英里的范围。邱吉尔此时已成为神气不起来的“空军参谋”。他与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确实产生了一些结果，而且这位“空军参谋”还被迫承认战前对轰炸效果过分夸张的估计，的确是有些一厢情愿。能认识到这一点固然不错。但正如邱吉尔在给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空军元帅的一封尖酸刻薄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对空中打击的这种描述已经导致为防止空袭造成的伤亡而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给制定战前政策的政治家们造成了巨大压力，并且“直接促成了在1938年8月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它许多恶果。

　　不要以为德国在1939年就做好了抵抗夜间空袭的准备。直到1940年5月炸弹落在了鲁尔之后，德国才在6月成立第一个夜间歼击机中队，到9月前，才开始启用第一个用于追踪轰炸机的雷达装置。1939年8月，空袭德国的想法被称为幻想而被放弃。戈林则宣称，敌国的任何轰炸机都休想突破鲁尔防御线——由声波定位器导控的探照灯和为每击落一架飞机就发射几千发炮弹的高射炮群组成。这些火炮的最大射程高达30，000英尺。由约瑟夫·卡姆胡伯将军首创、最初主要用于鲁尔防空的区域防空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运用于许多其它重要目标的防御。这些防空体系最后综合形成了著名的“卡姆胡伯防线”。它有一个完整的雷达和无线电系统来控制探照灯、高射炮以及在对空防御中关系重要的歼击机群。然而，在1940——1941年间，这令德国人欢欣鼓舞的冬季，他们却发生了许多偏差。最终胜利看上去指日可待，而皇家空军的轰炸也只不过是添些小乱而已。但在这时，在希特勒的同意下，戈林和空军装备总监乌德特却开始延缓了研究发展雷达的速度。卡姆胡伯个人请求希特勒允许继续发展机载雷达，认为这是歼击机在夜间拦截轰炸机的关键，否则，到1942年初皇家空军即将实施更精确的夜间轰炸之前，德国的第一批机载雷达还不能准备就绪（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又在准备下半年开始对德国进行昼间轰炸。

　　英国在发展无线电电波、雷达导航和炸弹瞄准装置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其推动力来自科学家们，而轰炸航空兵军官们很少提出这方面的请求。事实上，他们抵制应用这些技术。GEE是一种依靠各主控台发出的同步脉冲进行导航的无线电装置。1938年提出该建议，但在未进行充分的检验的情况下便遭到否决。原因是它不但有效距离太近，而且，在轰炸航空兵看来，也无此必要。巴特的报告着重指出了导航方面存在的问题，终于改变了官方的看法，尽管那些死硬的反对者们仍然认为这种辅助设备是“多余的”。轰炸航空兵确实有这样一些军官，以哈里斯为首并受其纵容，总是用异乎寻常的语言诽谤不是由他们发明的事物。但是，当哈里斯于1942年2月接任轰炸航空兵司令，并指挥大约300架轰炸机时，由于有可供使用的300架轰炸机，最大有效距离已达到400英里的GEE装置，在德国识别并干扰它以前一直是哈里斯所取得的任何胜利的关键。自从1941年8月起英军就对GEE装置进行了小规模的实战试验并获得成功。3月8日对埃森的轰炸是由哈里斯指挥的（但不是由他筹划的），引进GEE装置这种新技术成为引导这支庞大的轰炸机主力部队的关键。

　　装备有GEE的飞机用曳光弹指示目标，尔后，装备有GEE的飞机向目标投放燃烧弹，最后，主力部队向燃烧中的目标地区投下高能作弹。实际上首先使用这种轰炸方法的是凯塞林。他在1940年11月轰炸考文垂时便使用无线电波束来引导曳光定位弹。这种作战方法逐渐成为战争期间皇家空军几乎所有夜间集群轰炸的基本模式和成为被称作“面积轰炸”的基础。

　　然而，GEE作为一种瞄准器械则几乎毫无用处。电信研究局提供了H2S型雷达（在海军中与对潜艇构成巨大威胁的机载水面舰船搜索III型磁性炸弹配合使用）和Oboe型无线电接收器。H2S雷达是一种厘米波雷达装置，它从飞机上向下扫描，在其高速电子显像管（CRT）上相当清晰地显示不断变化的地形地貌，这种装备主要用于导航，并不会受到敌方干扰。它是围绕着巴特的报告所展开的争论和改进导航技术的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于1941年11月问世。尽管有一些挫折，包括装有样机的试验飞机坠毁，5名科学家遇难，但是，H2S为1943年1月31日对汉堡的首次轰炸做好了准备，并创下了辉煌战绩。正如有关试验报告所阐述的那样，H2S使得全凭仪表操作的透过云层的轰炸可以与在能见度极好的情况下进行轰炸的最好效果相比。

　　Oboe与H2S有明显的区别。它作为一种无线电装置，在两种电波相交时，能够接收到信号，告诉瞄准手何时投放炸弹可以命中目标。其最大作用距离为300英里，可保证轰炸的准确性。1941年6月，空军首次慎重地、而非完全消极地接受了电信研究所的一种产品，结果是很快得到了发展，到1942年12月，一个可操作的模型投入使用。然而，这种用于引导炸弹的装置并不多，在轰炸航空兵的请求下，只好用另一种方法替代：投下彩色指示器指示目标比普通伞降照明弹更精确。Oboe像GEE一样易受干扰，但不像GEE（它的一种模型很快落在德国人手中、在6个月之内就有了对它进行干扰的措施），Oboe将近一年不受干扰。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德国人没有将它的信号与轰炸袭击联系起来，也因为德国的技术人员为生产一个称心如意的干扰发射机花了5个月的时间——代价极其昂贵的延误。

　　空军参谋部发给哈里斯的第22号命令任命他为轰作航空兵的司令，将重点放在以GEE为基础、以德国的重要工业城市为目标、以集中打击敌国居民的精神、特别是其产业工人的精神为目的的面积轰炸。但是，在那时，而且实际上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德国人的精神和经济的情报是不完全的和矛盾的，没有提供它们受到削弱的细微证据。无论如何，这种面积轰炸将会削弱对方的精神和经济，如苏联所遭受的挫折。这个命令规定，在对柏林进行骚扰性袭击的同时，对战争极为重要的海上目标和其它国家的目标也将必须予以攻击。虽然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强调面积轰炸，但并不拒绝对特殊目标进行精确轰炸的努力。该命令没有提到轰炸航空兵可以自己作出决定的观点，就战争的整体努力而言，空军的作用是互补性的，有待于它与其它军种进行合作。

　　然而，从一开始，当哈里斯利用不断增强的部队扩大其攻势时，就含有这种意图：依靠轰炸取胜是他的基本目的。要是其它军种或任何人、任何机构试图使其改变这个目的，或从他的司令部扣除资源的话，他就反复沉溺于他那独特的反对意见，有时成为偏执狂。1942年是轰炸航空兵聚集人员和技术力量的一年，由于有GEE的协助，有改进了的组织和训练，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协调一致地集中大量的轰炸机发现和命中目标的技术得到了发展。由于卡姆胡伯的防御不断获得成功，哈里斯被迫使用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法。卡姆胡伯的防御由雷达引导的歼击机、防空高炮群和欺骗性大火组成，它不但使飞行员偏离他们的目标，而且使损失百分比不断上升。极力吹嘘的1942年5-6月对科隆、埃森的轰炸表明，这种防御技术是可行的。由于轰炸的分散，对后两个城市没有造成大的破坏。由于无法集中如此多的飞机，在轰炸航空兵中造成了混乱，许多飞机被废弃。正如预期的那样，这种防御不陷入困境，轰炸机的损失率就不会下降。

　　确实，在1942年的剩余时间里，轰炸航空兵不断增加的轰炸活动与德国空军的不断改进的夜间防御展开了较量。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卡姆胡伯每向前迈进一步，哈里斯就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反应。哈里斯比邓尼茨更为灵活，他现在支持发展有预警性能的电子设备，倾向于依靠作战研究。作战研究倡导改进方法而又无损于他的目标。1942年6月，在波特尔的支持之下，哈里斯反对组建引导机群，但这主要是程度问题，并不长久地阻止尖子飞行员编队。引导机群由飞行尖子组成，其任务是在缺乏经验的轰炸机飞行员之前发现和标记目标。

　　美国“空中堡垒”编队于1942年8月对里昂的首次轰炸给盟国的轰炸增加了多样性，它是德国遭受全方位轰炸的前奏。然而，直到1943年1月27日，当美国第8航空队的作战力量勉强达到100多架重型轰炸机——“空中堡垒”和“坚强解放者”时，他们才轰炸德国境内的一个目标——威廉港。而这时，为了避免重大伤亡，德国在法国的防空已经发明了躲避“空中堡垒”轰炸机上的重机枪火力的方法。在出动的64架轰炸机中，有3架没有返回，7架德国歼击机被击落——然而，轰炸未能集中在指定的目标。而且，随后对德国的轰炸所遭受的损失加重了，而轰炸的精确性却没有提高。当进攻者逐步地集结力量时，气候恶化，德国空军的防御措施加强了，使得美国战前提出的预言无法实现。严酷的战争事实表明无护航的轰炸机在昼间难于生存，否定了投弹的准确性（曾经宣称可将一枚炸弹投进一个圆桶）。无论如何，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最大载弹量大约为8，000磅，无法与英国的“兰开斯特”的最大载弹量12，000磅相比，而“解放者”轰炸机只能携炸弹5，000磅。

　　尽管如此，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对德国发动重大轰炸攻势的正式命令下达给一支其有效性受到怀疑的美国空军部队和一支处于接受H2S和Oboe前夕的英国空军部队，它们的GEE系统已经受到干扰（虽然反对干扰并非完全无效）。

　　但是，哈里斯或者艾拉·埃克将军（指挥美国第8航空队）应选择哪种方法来执行这个命令，事实是这个命令仅要求“……逐步摧毁和打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系统、削弱德国居民的精神，直至其武装抵抗的能力完全被削弱”。命令进一步指出，按优先次序，首要目标是德国的潜艇工厂、运输、飞机制造业、炼油厂和“敌国的其它战争工业”——如果需要，也可申请对其它目标予以攻击，“在条件适宜时”将柏林包括在内。像第22号命令，该命令不是赢得这场战争的一个单独的命令。然而，哈里斯比埃克在更大的程度上把该命令当作指令，他只是口头上同意这个规定的优先次序，并通过对人口和生产中心实施面积轰炸的方法，集中他的力量对德国的工业进行大范围的轰炸。

　　对哈里斯错误地称为“万能目标”的强烈抵制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自然副产品。这些“万能目标”有水坝、发电站、运输系统和油田，该命令特别将其中的大部分包括在内。他将会抱怨，因为过去摧毁这些目标的努力被证明是无效的，因此没有必要再进行尝试，而忘记了过去由于基础技术的缺陷，目前正处于改进过程而造成的失利。在一段时间里，由于波特尔同意他的方法，哈里斯坚持自己的观点，部分地是因为波特尔可能在实施指挥中不想严重依赖哈里斯——哈里斯到目前一直与邱吉尔保持着正常通信，并且是首相官邸的常客。这些时常记在波特尔的脑中。首相不但完全支持迫使德国为其罪行遭受磨难，而且对像哈里斯这样富有个性的人具有好感。哈里斯理解邱吉尔的想象力，同时，他似乎对即将到来的两栖作战中的激烈的流血战斗及随后的地面战斗提供了替代物。

　　从1941年夏天起，英国的注意力首先是通过在西线投入战斗而将德国空军从苏联调出。在法国和比利时上空，德国空军常常拒绝挑战，而宁愿保存实力。盟国对德国的轰炸无情地迫使德国将歼击机和特殊技术用于正在遭到极其猛烈轰炸的城市防御，从而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柏林只是偶尔受到轰炸，它与盟国在英国的基地相距580英里，几乎是最难到达和发现的目标，而且相当缺乏像在鲁尔、不莱梅和汉堡那样容易发现的集中的重要工业目标。这个首都城市是引人注目的，不只简单地因为它是通讯中心，德国的官僚权力中心（德国人对它那令人厌恶的影响遭到破坏将表示欢迎）和具有情感上的重要性，而且还出于政治原因。1942年8月，约瑟夫·斯大林曾经向邱吉尔提出了轰炸它的要求——这超出了苏联的能力。邱吉尔在当时曾作出承诺，因为他和斯大林在那时正为在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而发生矛盾。当皇家空军于1943年3月轰炸柏林时，斯大林发出了少有的祝贺。

　　1943年春、夏季作战行动主要围绕着对鲁尔和德国西部城市的集中轰炸上。第8航空队仍然只发挥较小的作用，由于在四引擎轰炸机中，只有“兰开斯特”证明有能力满足在德国上空激烈战斗的要求，皇家空军的作用比预期的要少。短程“斯特林”式轰炸机的有效负载、飞行高度和速度都低于设计要求，而且性能极不可靠——哈里斯合乎情理地就这些不足指责生产者。“哈利法克斯”只是略微好些，尽管其攻击较易对付的目标的能力有了改进。6月，发出了一个补充的轰炸指令和一个称为“直射”的命令，要求埃克在昼间集中力量轰炸德国的飞机制造工厂和滚珠轴承工业（后者被哈里斯称作“万应药”），而且，哈里斯对第8航空队更像以前那样继续采取“尽可能可行的”补充。美国继续昼间轰炸行动最突出的是有必要轰炸德国的战斗机生产，这可能对轰炸航空兵的夜间轰炸产生影响。然而，对第8航空队和轰炸航空兵的真正威胁是卡姆胡伯的雷达和其战斗机的无线电指挥的有效结合，通过信号情报侦察综合使盟国深受其害。4月17日，117架“空中堡垒”轰炸机被派往轰炸在不莱梅的福克武尔夫飞机工厂，结果损失16架，受伤46架。皇家空军在鲁尔上空的损失率达到4．7%，它的总损失率为16．2%——一个不能承受的数字。

　　然而，在7月24日至8月3日期间，两支空军部队对汉堡进行了相互联系的空前的轰炸，实现了诸多目的。不但打击了潜艇生产和许多工业、运输设施，摧毁了德国的第二大城市，而且在德国开创了防空战术的新篇章。盟国首次投下了“金属干扰带”，反射德国雷达的金属碎箔，成功地扰乱了德国的防空，从而降低了皇家空军轰炸机的损失。称为“鲁尔之战”（3-7月）的损失率从4．7%降为4．1%，总损失率首次降至10．7%。德国领导人认为他们面临毁灭的威胁，这种毁灭将瓦解德国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意志。在当时的文字评论中充满着震惊和消沉（与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战后评论并不混淆，这种评论往往带有偏见），当约瑟夫·戈培尔谈到“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时，他对此加以概括，而且，情报报告和送到伦敦的信号情报侦察综合对此也加以证实。德国害怕类似的毁灭，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遭到毁灭。受到这种证据的极大鼓舞，哈里斯竭尽全力。波特尔在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在目前的战争形势下，像轰炸汉堡的规模那样对柏林的任何目标实施轰炸，必将从总体上对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事情并未按那种方式发展。一方面，德国空军立即用一个称作“野猪”的全新的歼击机拦截系统对“金属干扰带”实施反干扰。该系统旨在引导歼击机（甚至无机载截击雷达的单发动机歼击机）进入轰炸机群，并使这些歼击机在没有进一步的地面指挥的情况下成为自由勇士。这样的事发生了。在8月23日至9月3日期间，当按汉堡程式三次轰炸柏林时，“野猪”正大规模地投入使用，在派出的1，447架飞机中，损失了126架。在8月23日的一次轰炸中，出动了719架飞机，只有625架自称抵达柏林，57架没有返回。这是严重的浪费，这种努力也许在其它地方能有更好的发挥。由于H2S不能在CRT上清楚地显示目标形状（这肯定已经为人所知），炸弹落点分散，只有一些炸弹落在目标点3英里之内。不管怎样，在夜间对确定的小目标实施精确轰炸也有成功的表现，8月17日，利用一架盘旋在目标上空的指引目标轰炸机的无线电话的指挥下，596架“兰开斯特”式和“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重创了在佩内明德的火箭实验和试验中心。受此打击，德国的火箭计划推迟了9个月。这一计划原想以火箭来弥补远程轰炸机之不足。由于德国在保密方面的诸多失误，导致正在试验的工作被发现，从而使盟国有可能发动一个先发制人的打击。此外，皇家空军在这一天的损失高达6．37%（尽管聪明的欺诈措施暂时欺骗了德国的歼击机飞行员）。

　　损失率当然比为防止炸弹命中目标而设置的措施或被击毁的敌机重要得多，它是继续进行持续不断的轰炸的基础。在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加上飞机坠毁、受伤或生病导致飞行员正常伤亡，损失率若超过5%，那么，轰炸机部队将会由于得不到及时补充和训练水平下降而受到削弱。在轰炸佩内明德的同一天，美国损失了60架轰炸机，占派往轰炸飞机工厂和滚珠轴承工厂飞机数的16%。这样，美国空军和皇家空军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10月14日美国空军再次冒险深入德国境内轰炸位于施魏因富特的重要的滚珠轴承工厂。在此之前，德国调集了约800架单引擎歼击机和725架双引擎歼击机。这样，关于昼间无护航的轰炸机的整个观念正像英国人一开始曾经被告知的那样，是不切实际的。直到美国的短程歼击机返航时，德国空军才费心对付轰炸机，击落了290架轰炸机中的60架，击伤138架。重创目标和击落30～40架歼击机（不是宣称的186架）并不足以抵销损失。昼间轰炸理论已经解体，直到拥有大量可靠的远程轰作机时，才会再进行远程轰炸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