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人的直觉——大西洋海战：第一阶段·第八

作者：肯奈斯·麦卡西·英国

出自————《致命的失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942年秋，战争处于微妙阶段。这一时期，一方面德国的潜艇在大西洋海战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盟军则设法不受截击地把从美国和英国调来的大部队送至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之间的3个地点登陆。于是1943年3月发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潜艇单独与护航队对抗的海战。经历了一段不顺利时期后，护航战似乎戏剧性地扭转了战局。随着盟军商船损失的下降，以及德国潜艇损失的急剧上升，到1943年的4月和5月，德国的潜艇攻势便被瓦解了。仅5月份一个月，德国损失的潜艇就达46艘之多。结果，三月份英国海军部的报告所描述的“很可能我们不应再继续把护航行动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御形式”的理论，到5月3日便演变成德国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元帅不得不承认护航行动带给他们的灾难性失败。他说，“损失，即使沉重的损失，只要他们（盟军）也遭受同样的损失，我们就必须承受住。在5月份的大西洋海战中，每击沉一万吨位就得牺牲一艘潜艇。而在以前不久，盟军所付的代价是现在的10倍。至此，（德国）5月份的损失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接着他就承认了失败，从主要战场撤回了潜艇群，以便喘息休整。而问题出在哪，他的科学家、参谋人员和他本人都不清楚。

　　潜艇攻势的失败原因，如同一度呈现的胜利希望一样，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军事理论、及其后的和平年代到1939年战争爆发初期之间的争论，以及技术和战术的发展。在此期间，各方舆论大都对潜艇战胜现代防御的可能性半信半疑。尽管开始有人反对，并不愿做科学的定量研究，然而事实还是表明有护航的船队的损失大大减少，而且设立护航体制并不像它的反对者臆断的那样（“臆断”是一个恰当的词），会破坏贸易或者浪费护卫舰。这场笔墨官司甚至打到了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爵士那里。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还有把声纳（当时叫作ASDIC）探测潜艇和深水炸弹攻击结合起来，会给潜水艇造成强大的威胁，以致于潜水艇在海战中将起不到主导作用。

　　于是在整个30年代的重建军备时期，海军建设的重点都放在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而对小型便宜的护卫舰的建造数量则减到最低点。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元帅也是把财力集中在建设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财力建设潜水艇，并在1947年或1949年以前准备就绪，根据希特勒的设想，届时法国已被击败，德国便可集中力量对付处于孤立之中的英国。但从地理位置上讲，1939年德国出海通道仍然极为不畅，以致通过水面或水下袭击封锁英国，以求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希望渺茫。然而，德国海军的宗旨和战略仍然强烈地倾向于以商业战打败英国。正如1939年9月1日邓尼茨对雷德尔所称：“……在潜艇对商船的作战中，主要武器是携带鱼雷的潜水艇。”

　　尽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潜水艇，可德国早在1935年开始认真重整军备之前，就通过了与日本、西班牙、芬兰、荷兰、阿根廷及其它国家的合作项目，设法秘密地接触到了与潜水艇有关的技术与战术的发展情况。当《英德1935年海军条约》允许德国拥有一支潜水艇舰队时，德国已经有了发展一系列先进潜艇的现成计划。条约签定后的两天，第一艘潜艇就下水了，到战争爆发时，德国已经有57艘潜艇编入现役。其中48艘用于作战，但只有27艘具有远洋能力。

　　1935年11月，邓尼茨开始指挥第一个潜艇舰队，并且几乎是立即开始发展“狼群”战术，即岸基无线电台根据来自侦察船、飞机、无线电技术侦察和所有其它情报渠道提供的信息，指挥几组潜水艇行动。根据邓尼茨以往的战争经验，他极其崇尚潜水艇尽可能在夜间浮出水面进行攻击，这正是他在实战中常用的伎俩。在1939年5月的一次护航演习中，他演示了一个潜艇群在总指挥官的现场指挥下是怎样通过昼伏夜出、协调一致的水面攻击而取得胜利。

　　然而邓尼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对他的潜艇将要装备的鱼雷的试验，说轻点是不可靠的。简单地说，直接引爆的触发引信并不完善，很容易造成大量的过早引爆或者哑弹。这一情况直到1940年4月份才被人知晓。与此同时，人们才知道这种引信只在两次试射之后就被验收了。此外，尽管知道测定水深的设备不可靠，但还是被有关当局验收了。理由是触发引信可靠与否并不重要，因为当鱼雷经过目标下面时，磁性近发引信也会引爆。可事实往往并不是这样！邓尼茨4月份曾气愤地抱怨说：“我们的鱼雷没有一处不出差错。我不相信在战争史上曾有士兵被派去用这种毫无用处的武器与敌作战。”为此应受谴责的不光是那些制造商，一大部分责任也应由没有坚持高标准的海军承担。然而事到如今，鱼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好在浅表面发射，而且只能使用触发引信——一个巨大的战术局限。

　　如果拥有一支更强大的潜艇舰队，再加上性能优良的鱼雷，那么德国就能在战争初期给英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当时英国迟迟没有正视潜艇的威胁。当然，英国在重整军备时，不仅需要考虑德国，而且还有意大利和日本。意日两国单由美国海军来牵制，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此外，直到1938年3月英国海军部才纠正了一个奇怪的“没有预计到使用护航系统”的说法。毫无疑问，早期放弃使用护航队与对声纳（从未在作战模拟实验中检验过）的信任有关。但是1938年3月份同时作出的有关推迟建造两个驱逐舰支队、两艘护卫舰、两艘巡逻舰和四艘扫雷舰的决定，又很难说是与上述修改了的政策保持连贯一致，因为所有这些舰船都是价值连城的反潜船只。海军参谋部气愤地指出，这次失误给海军的后续作战设下的严重障碍，远远超过了其它因素。到1939年7-8月份间，英国海军部意识到这种威胁，并开始订货制造56艘以救生艇为原型（叫作小型护卫舰）的护卫舰时，已为时大晚。这样英国海军作战仅有180艘配备声纳的舰艇，其中24艘还是远洋性能较差，无力抵御大西洋风暴的小型护航舰。

　　值得英国人庆幸的是，德国的潜艇舰队存在技术缺陷，而且其战略原则是置护航舰于不顾，优先攻击主要的战舰和商船。假如德国潜艇已经装备了性能可靠、速度更快的鱼雷，并把攻击目标选在护航舰队上，那么局面将会是盟国的水面舰艇丧失护航能力。因为在这一阶段，使雷雪达搜寻浮在水面潜艇的重要性几乎还没有被认识到，而自1918年以来使用飞机攻击潜艇的战术也没多少发展。

　　战争第一年水下战的均势状态可以被认为是表明了战前双方失误相当，尽管正像已经讲过的，由于盟国失误导致的其在西欧大陆上的失败，已促使局面出现了日益有利于德国的不平衡。德国海军比预想的要早得多就获得了进入大西洋海域的广阔海上通道。在此之前，盟国运输船队被鱼雷击沉的数量已经与水雷炸沉的数量一样多。如果潜艇被有效地压制住，就决不会出现令人绝望的情形。尽管1940年6至10月间沉船数量稳定增加，但这与其说是技术战术运用方面总体进步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归功于进入公海渠道的改善。凭借一帮“王牌”舰长的指挥艺术，邓尼茨曾试图集中力量攻击护航船队，但由于集中的数量不足，没能取得显著效果。直到1940年9月每群多达5艘“王牌”潜艇的数个攻击群在预定水域巡逻中发现敌护航船队之后，才击沉数艘敌船。10月第一次大规模潜艇群攻击便为击沉盟国35万吨舰船做出了贡献。但到1941年2月，加上水面舰艇和空军击沉的船只，德国每月击沉盟国舰船的数量已降至不足20万吨，尚未达到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水平，德国的月沉船数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更高，特别是如果德国空军竭尽全力了。

　　海上作战中的表现同陆上作战一样，只要有可能，戈林更喜欢单独地以本位主义的方式使用“他的”部队。当1940年8月雷德尔要求指派飞机协助潜艇搜寻目标时，他勉强派了15架大型水上飞机和8架最初打算用作远程轰炸机和民用航班的巨型四引擎FW200秃鹰飞机。戈林争辩道，德国空军的主要力量应放到英伦战役。英伦战役结束后，雷德尔亲自和希特勒交涉后（在戈林不在时），才在新年到来之际得到了空军更多的帮助。而且，直到1941年3月德国空军才最后被迫完全投入封锁英国的行动之中，并被迫增加到83架飞机。然而，只有21架参战的秃鹰式飞机作战效果真正不错。此外，空勤人员未进行过专门训练，领航员缺乏海上经验，经常迷失方向，并且不能准确报告敌护航舰队的位置。飞行员在沽名钓誉的欲望驱使下，对敌船实施鲁莽的低空攻击，而盟国舰船上的防空武器已经改进，弹射式战斗机的配备已使其整体防护能力大大增强。此时，远距离投放的打击吃水线以下船体的航空鱼雷，完全可以发挥价值无限的作用（正如德国空军后来证实的那样）。但是老资格的飞行员对这种昂贵的空想嗤之以鼻，而宁可抵近投放便宜的炸弹。戈林不仅支持各种反对意见，而且还于1940年11月设法终止了海军航空鱼雷发展计划的各项工作，大大延迟了航空鱼雷的发展。直到1942年初，这种武器最后才不顾戈林的反对装备了德国空军。像其它事情一样，这种顽固态度的结果导致了德国失去许多宝贵机会，而这种态度的基本依据是1940年的空想：赢得战争，重振经济（对此戈林负有政治责任）。

　　在大西洋之战的前8个月里，只是偶尔会出现6架以上航空性能良好的秃鹰战机参战，在此期间，德国空军的确也击沉盟国船只50万吨。不过，沉船数量将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果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将切断英国人的“颈静脉”战斗作为最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并坚持要求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希特勒允许海战以零星的辅助的形式进行，等于纵容海军积习成癖的分散使用兵力。对俄国的战争使他的战略思想变得朦胧不清。对亲密同伴戈林的忠诚阻止了希特勒对德国空军的任何干预。德国被迫卷入地中海后，潜艇就被撤离去支援倍受宠爱的隆美尔，结果使其被迫穿梭于日益危险的直布罗陀海峡。

　　由于新技术的运用是潜艇战发展和不断成功之关键，因而必须对潜艇建设给予全力支持，特别是发展能在水下续航时间更长的速度更快的潜艇，引进速度更快的自导鱼雷，建立全方位的通信网络，并辅之以包括无线电技术侦察在内的全面情报。

　　1933年，赫尔穆特·瓦尔特教授提出了一个建造300吨级潜艇的计划，该潜艇水面航速26节，水下航速30节，续航能力2，500海里。采用流线型艇壳的这一计划的核心是闭合循环式燃气轮机，并以最后决定的过氧化氢为燃料。这一计划的研究和发展一直得到海军的鼓励和支持，但也并未得到特别优先照顾。所以，到1939年初，海军只订购了一艘80吨的潜艇。1940年初，这种具有革命性创新的潜艇得到证实，其水下航速28节，比现役的常规柴油发电机潜艇速度快3倍多。1940年2月，瓦尔特建议，如果在目前的产量上减少72艘潜艇的生产，他便可以在3年内生产出更快的潜艇。对潜艇部队主管之一的弗瑞德里奇·苏瑞尔博士来说，这一建议太过份了。他与维尔纳·富克斯海军上将都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要求在陆上和一艘常规船上对该发动机进行大量试验，直到完全满意以前，不考虑采纳瓦尔特建议的系统，以免打乱目前的生产。当时他们俩人都清楚这一计划，但直到在1941年12月，在他们视察了那种80吨型号的潜艇之后，两人仍没有做出坚决的努力，去迫使有关当局加速开发。这样直到1942年2月才说服了富克斯批准建造一艘试验艇。

　　总的来说，邓尼茨为何不愿涉足先进技术仍然是个不解之谜。邓尼茨这个工程师的儿子被1940年的鱼雷丑闻搞得猝不及防，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把发展寻声鱼雷这一关键工作当作一件紧急事项。然而这种鱼雷本身便有着攻击船队护卫舰的巨大潜力。1934年就构想了这种鱼雷，但直到1940年才进行试验，而且直到1941年才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来加快研究,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特别重视。到1942年，这种鱼雷才最后投入生产，而且仍然存在各种缺陷。邓尼茨对雷达重要意义的认识，也相当迟缓。英国从一开始就预想到了雷达探测浮出水面的潜水艇之可行性，以及今后因此甚至可以防御夜间攻击的可能性。然而德国在1942年初才要求通信和技术部门去从潜水艇的航海日志中查找敌方使用雷达的证据。直到同年的6月，海军少将施图梅尔才在拜访海军通信部部长时向他讲明了情况并提出了反雷达措施。由于经济原因，1940年希特勒就不赞成对雷达深入研究，因为那时战争看上去已稳操胜券。但海军在雷达测距研究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然而海军只是偶然听说了德国空军发展雷达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尼茨在敌人把有关问题推到他鼻子底下之前，往往放任自流。因而，对探测和早期预警装置的关注极其不够，结果潜艇司令部，就是在其“鼎盛”时期，也是苦于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而且甚至常常是认识不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

　　或许因为邓尼茨完全陷入了创建潜水艇指挥体系以及制定颇有争议的战术规则这类眼前事务，他对未来的预见似乎仍停留在30年代中期的技术水平上。古德里安立足于现状，着眼于未来，并且构想着各种巨变的情形，邓尼茨则很少有古德里安的那种想象才能。他生活在现实之中，死盯着已被证明了可行的系统，并把这些系统硬套进他头脑中的固定概念，从不劳神多想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因此在坚持使用亨克尔177型四引挚飞机实施远距离海上侦察方面，他劲头十足。可惜不幸的是，空军技术办公室主任恩斯特·乌德特将军却认为，根据1938年流行的做法，该飞机应具有俯冲轰炸能力，并且根据1940年末关于战争已经打赢的观点，后来又决定所有长远发展计划都应锁进文件柜里。结果亨-177型飞机注定成了德国飞机设计的最大失败之一，致使1943年以前邓尼茨失去了该种飞机的支援。但邓尼茨在获得通信系统方面却是相当成功。该系统是他对潜艇作战实施集中指挥的关键——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又一次遇到了不幸，因为这一系统后来反而成了他的祸根。

　　邓尼茨安装了一套从威廉港总部辐射出去的，《英国情报这》曾认为“……其复杂性、灵活性及有效性可能是军事通前史上绝无仅有的”通讯网络。借助于这个由陆基和海基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组成的网络，可以发布命令、收集有关护航队动向和气候等方面的大量情报，还能够监听到敌方的无线电通讯，并且可以破译其中的相当部分。由于英国没有找到办法来对付“埃尼格玛”原机上增设一个密钥轮后所出现的巨大改进，致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网络的通信密码一直是安全的。于是，在不可动摇的自信心驱使下，德军开始在无线电通讯中喋喋不休起来，总部如此积极地增大它的指挥范周以致于到1943年，它开始给每一艘舰艇发布有关任务、目的地、航线、敌情及天气预报的详细指令。同样，潜水艇上的指挥官们为了报告敌军动向、天气情况以及日益频繁的对他们战绩的大吹大擂（或许是为了提高士气和自我表现），越来越频繁地打破无线电静默。

　　当然，无线电通信对邓尼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其它方法可以使他最大限度地调遣他的海上力量。在没有办法破译“埃尼格玛”密码之前，英国从测向装备截获的信号以及由谍报人员提供的舰船出入港的报告中，所能获得的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敌舰的位置。德国很清楚这一点，只是低估了测向的威力。德国推测那只是岸基站所为，把结果发送给海上作战的舰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数据也不会太精确。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当时法国和英国已制成了舰载无线电测向设备。这种设备不仅能高灵敏、高速度地接收到短波无线电信号，而且能够相当精确地标定其发射位置。到1942年1月，英国就有了一台实用测向仪投入使用，这样护航舰队和搜索舰队就能很快地探知并评估附近海域内的潜水艇，只要操作人员听到了信号并且技术熟练的话。

　　德国自然意识到了“埃尼格玛”被破译的可能性，但却迟迟没有对“埃尼格玛”己被破译引起警觉。他们系统的漏洞之一，就是允许单独活动的船只携带可供一个月联络用的“埃尼格玛”的密钥和其它水面舰船与水下潜艇都通用的密码出海。实际上只有水面攻击舰才有专用密钥，因为它们易于被捕获。其它船只，即像“克雷布斯”号拖网渔船这样的小船，在海上一旦受到威胁时，有责任销毁“埃尼格玛”密码机和密码。但“克雷布斯”号是在突击队对罗佛敦群岛攻击时，于1941年3月4日在近岸这样的不寻常情况下被捕获的，并使德国相信该船的内部装置并没有被全部缴获。“埃尼格玛”密码机的确是被应急处理过了，但一个事先专门给介绍了情况的登船检查小组在船的小舱中发现了一套备用密钥轮和不仅前一个月，而且包括下两个月通讯所需的足够材料。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材料提供了有关德国通信系统运行的关键线索，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提示。另外还有一些有关游弋在大西洋上的各种德国气象船的确切位置的珍贵情报，而且捕获这些船便可得到每艘船上的密码机及密码。

　　这些被俘的船只之一是“慕尼黑”号。它是5月7日在冰岛海域被抓获的，船上有4月份和6月份的全套密码（但没有“埃尼格玛”密码机）。两天后，护航船队”猛犬”号驱逐舰迫使由经验丰富的尤利乌斯·伦普上尉领导的110号潜艇开到水面，得到了对英国来说是最幸运、最有价值的战利品。110号潜艇是根据最严格的作业程序，在伦普发布弃船命令之前，装填了毁船的炸药。并且他最后一个跳入水中。令他沮丧的是，炸药没有爆炸。更糟的是，当敌舰已经逼近，他明白他已不可能再返回潜艇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违反了必须把“埃尼格玛”密码机和密码本装入填重口袋沉入海中的命令。有证据表明他有意让自己葬身于冰冷海水之中，而不愿被活捉。因害怕偶然引爆潜艇，登船检查小组在搜索这艘潜艇时，几乎是大气都不敢出。结果发现了完好无损的密码机和密码本，还有两种从前不知道的特种密码。这些材料连同航图和几件供研究用的机械部件，由一艘捕鲸船一并被精心地转送到“猛犬”号驱逐舰上。这一行动没有被敌人或附近的护航队所注意。这种最简单的人为失误，给德国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很多大海战的损失。加上从6月28日捕获的另一艘气象船“劳恩贝格”号获得的更多材料，英国便一举可以重编未来版木的新密码，并窥探到海军密码机的奥秘，以备缴获的7月份密钥到期之后，“炸弹”破泽系统和密码破译专家将不得不接着破译德国密码。英国人此时也可以深入了解邓尼茨的指挥组织和内部运行情况，以致于即使当“超级”破译不成功，有时借助零星的证据，他们也有可能推断出德国的意图。他们还能够检验德国情报的质量，查明德国已渗透了的英国密码，并适时采取变更措施，从而使德国人再次坠入迷惑不解之中——这是德国人所没有的一种奢侈品，因为英国人比他们更加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

　　然而，到1941年底出现了如下情况，即从表面上看邓尼茨能够使自己确信，战争正按他的意图进行。沉船吨位数的统计毕竟是显而易见的。像所有好领导应该的那样，邓尼茨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他有点沉溺其中而最终陷入了自欺欺人。在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和开始向东南亚大举进攻的四天之后，希特勒在11月11日对美国正式宣战，这样，那个假借中立之名公开支持英国长达一年以上的自称不好战的国家，现在便有可能遭到攻击。而这正是邓尼茨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