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谎言·第七
作者：马克·劳埃·英国
出自————《军事欺骗的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人类本不应该自相残杀。在一个人介入战争或种族屠杀之前，他必须先要使欲摧毁的目标丧失人的特性。二战期间，日本人在拿人做医学实验之前，将被实验的人称为“马路大”(原木的意思)，这就是要摧毁任何同情这些牺牲品的倾向。
宣传往往采用欺骗的手段，长期以来一直用于麻痹人的思想、抑制人的辨别能力和增强人的团结协作性。敌人就是集邪恶于一身的集团。战争爆发的时候，由于整个国家都投入到以正义打败邪恶赢得胜利的斗争中，体现人性的仁爱将在一段时期内不复存在。
如果西方国家与亚洲国家爆发战争，西方国家常常把亚洲国家描绘成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游牧部落。成吉思汗及其蒙古部落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欧洲人心头，有关成吉思汗的书籍也经常出版。
英国与美国的战术家忽视了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在中国发起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他们完全错误地认为，日本士兵连枪都不会瞄准，根本不是欧洲士兵的对手，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多年以后，联合国的部队在朝鲜战场被高深莫测的中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十几年后，美国人在越南又尝到了被他们蔑称为“亚洲佬”“越南佬”的越南人的厉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上帝站在我这边
在理论上，上帝与国家并没有任何联系，但在战争时期，一个国家的政府总是要祈求上帝的保佑。上帝规定了我们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国家的价值观。在正义战胜邪恶的正义战争中，困难与危险是必然要承受的代价。敌人常常是邪恶的化身；尤其是在宗教战争中，敌人常以“神的意志”为他们制造的可怕的大屠杀开脱。
西方人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源于对迦南的侵略，据说耶和华命令犹太人去屠杀或奴役当地人民并摧毁当地人所信仰的神。敌人的罪恶不仅只是对他国人民领土的占领，而且还包括对“错误”的神的崇拜。过去信仰的神和魔——阿斯塔蒂神、圣母和别西卜(基督教《圣经》中的鬼王)——都不再允许崇拜。
清教徒及其后人继续着他们的圣战，他们相信，在美洲定居是上帝的安排，因此，他们认为，美洲土著人先前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水平是落后的，他们将土著人视为“被撒旦奴役的奴隶”，应当被征服和消灭。
在伊斯兰教中，圣战也是一种传统。从历史上看，每年发动一场战争以推广伊斯兰教教义是每一个穆斯林王子的神圣职责，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世界上没有上帝，只有真主阿拉。因此，在穆斯林与天主教徒之间爆发的十字军战争中，双方都绝对地相信，对方是惟一的真正的上帝的敌人。
每个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都指责敌人是屠杀天主教徒的刽子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凯泽被描绘成恶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提出“上帝与我们在一起”的口号。在一些情况下，宗教也偶尔成为令那些谋求战争借口的政客们感到棘手的障碍。1854年，土耳其异教徒对天主教俄罗斯的战争得到了英法的包庇，许多预备修士对英法极为不满，于是这些修士便被英国扩张主义分子视为叛徒而加以迫害。一个世纪以后，当一些勇敢的德国牧师在布道坛上冒着生命危险谴责纳粹主义的邪恶时，他们也因质疑第三帝国的道德准则而受到迫害，被投入集中营。
按照传统，敌人一直被视为野蛮人或文化的破坏者。敌人会被描绘成粗暴残忍的、未开化的形象。通常，拥有较发达文化的民族将拥有技术上不发达的民族视为野蛮人。对于希腊人来说，任何不讲希腊语、与他们制度不同的民族都是野蛮人，甚至连温和的亚里士多德也不反对屠杀非战斗人员与贩卖被征服地区儿童并迫使他们成为奴隶的做法。
对于罗马人来说，凡是生活在帝国疆域之外的民族，尤其是好战的日尔曼民族，都是野蛮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由于奴役“低等”的黑人而变得繁荣富裕，19世纪，欧洲国家又发动了一系列对中国的战争保证了鸦片贸易的繁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野蛮人”这个称谓也被参战各国宣传机构广泛使用。纳粹的反犹太传单宣称，亚利安人是优秀民族，而犹太人、斯拉夫人和东方人都是血统不纯的劣等民族。盟国也不甘示弱，经常将德国人形容为无知的恶魔般的纳粹游牧部落。
杜鲁门总统创建了冷战理论，用当时精通宣传的专家罗勃特·艾维的话说，杜鲁门总统“将敌人描绘成残暴的、野蛮的、专横的、无情的、毫无人情味的、嚣张的、驽钝的、邪恶的、强壮的和破坏性强的形象”。罗纳德·里根总统沿袭了杜鲁门总统的遗风。事实上，直到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的大多数新闻机构的措辞才开始有所缓和，不再把对东欧国家的赞美之辞视为不爱国的表现。
究竟什么才是事实真相?
当尸袋大量地被运回国内的时候，正义战争的理论很难再继续贯彻下去。今天的战争可以通过血淋淋的画面出现在电视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电视还没有发明，无线电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使得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即使不能完全隐瞒，至少也比较容易部分地隐瞒。在1916年和1917年的大屠杀中，许多在1914年排队登记参加巴勒斯坦营的人都被无情地杀害了。仅仅一个早晨，一些小镇和村庄的年轻人通通被扼杀了。但是，为了不至于引起国内的震惊，当局封锁了伤亡数字，然后逐步地才公开具体数字以缓和国内的震惊情绪。
信件、报纸等的保密检查制度也很严格。士兵既不允许保存日记，也不允许透露有关大屠杀的任何消息，寄往家中的信件也必须事先经过检查才能邮寄出去。在不透露太具体的地理特征的情况下，士兵可以写他们的生活环境，但不能轻易地抱怨生活条件或上级的领导。尽管保密检查非常严格，但士兵毕竟还是允许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络。他们在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可能杳无音讯，几乎没有人希望他的爱人为他担惊受怕。
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要避免新闻记者与政治家到前线去，当然除非他们的看法与总参谋部一致，否则他们在前线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可以以坦克的演变为例。坦克是由英国人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首次使用的。它对前线战事的影响并不大，但对国内的影响却非常巨大。当时，当地报纸乃至全国报纸的读者数量猛增，许多读者总是定期地去阅读公告栏以获得最详尽的报道。报纸迫切需要一些有关坦克的数据资料，但官方对坦克的报道极少，照片又属于保密检查严格控制的对象。当杂志开始以漫画形式刊登一些虚构的有关这种奇特武器的故事时，政府对这种虚构的作品还是持积极鼓励的态度的。
1917年1月，第一部反映坦克的电影开始公映。人们像潮水般涌向伦敦的电影院，排着长队等候一睹坦克的风采。只要银幕上一出现坦克的镜头，观众就起立欢呼鼓掌。对于国内的民众来说，坦克被视为能够打破西线僵局赢得最后胜利的武器。然而，前线坦克部队的许多士兵对于国内民众的这种多少有点幼稚的态度有些愤怒，因为他们太了解当时坦克战的严酷性。但是，后来成为皇家坦克团上校指挥官的埃尔斯却故意尽其所能地为坦克造声势以推动坦克的发展。1917年，他还请乔治五世国王观看了他精心设计的坦克作战能力演示。
在国王亲临演示现场时，一辆坦克被安排越过一个掩体。当国王询问乘员的健康状况时，3名坦克乘员被引见给国王。其实，国王和其他现场观看演示的人都不知道坦克中还有5名乘员，但他们都已经被震得不醒人事。早期的坦克对人体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真相是禁止宣传报道的，反正人们只是知道演示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康布雷战役中，400辆坦克沿着6英里长的战线向前推进。教堂的钟3年来第一次敲响，告诉人们，部队在这些装甲怪物的支援下已经向敌人后方突破了5英里。但坦克所取得的战绩并非如人们所愿，在交战的初期阶段，大量的坦克被大炮击毁。50多辆坦克被德军缴获，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向新闻界透露。几天后，德军发动反攻，收复了几乎所有的失地。
在宣传中，坦克的种种缺陷总是被淡化处理，一笔带过，因此，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对这种新式武器的作战能力还是充满信心。坦克还频频出现在英国各城市乡镇的街头，招揽民众购买战时债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也利用缴获的英国坦克用于同一目的，只不过将这种武器描绘成邪恶野蛮的东西，是对人类文明的侮辱。
事实上，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坦克的意义要比作为用于战争的武器的意义要更加重大。英国人首先使用了坦克，但坦克所取得的实际作战能力远没有宣传的那样强大。战后20年，恰恰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实现了所宣传的作战能力，取得了辉煌战果。
无辜的牺牲品
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军方一直刻意隐瞒着战斗给士兵带来的疾病。当局拒绝承认因战斗受伤而带来的身体机能紊乱等疾病。当时，精神病学刚刚兴起，尚处在发展初期。因此，医生常把精神紊乱视为士气低落的一种表现。军队中的大多数军人都认为，战斗疲劳症有损士气，应该批判患有此种疾病的士兵，而不应该同情他们。
许多患有战斗疲劳症的士兵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军法制裁，有的甚至被处死。对于这些士兵，当局坚决镇压。根据英国陆军公布的官方数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346名官兵被处死。无论是在一战中，还是在一战后，对这些官兵处以死刑的事实一直是军方的机密。从1922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军事行动数据》一书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些点滴的细节，但有关的具体个人情况仍然被当局封锁。安东尼·巴宾顿是一位巡回法院的法官，他获准有限制的查阅一些相关档案。直到1994年1月，研究人员在被限制了75年之后才以其他方式勉强获准查阅有关档案。
档案查阅结果令研究人员震惊。战争期间，共有约3800名官兵被处以死刑，其中11％的人是被枪决的。约160个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中，87％的人被判定有罪。大多数被告无法找律师为其辩护。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从被告所在部队抽调士兵组成行刑队，在前线就地枪决。
行刑队队长叫维克多·西尔韦斯特，参军时只有17岁，他是隐瞒了真实年龄才得以入伍。他因偷看了一份仅限军官阅读的文件而被捕。这份文件记录的是即将被枪决的士兵的名单。作为惩罚，西尔韦斯特被命令担任行刑队队长。他在死后出版的备忘录中回忆说，行刑前，行刑队的一些成员喝得烂醉，因为第一个即将被枪决的人来自他们原来所在的营。执行枪决的时候，西尔韦斯特内心充满了恐惧，双手不停地颤抖，枪响过后，竟然没有命中犯人。一名军官当即拔出手枪将犯人击毙。事后，西尔韦斯特的精神崩溃了。他的真实年龄败露后，军队将他遣送回家。如果他的年龄再大几个月的话，他恐怕就要被送到根本无需考虑精神状态的前线去了。只要到了前线，天知道是否还能活多长时间。
由于前线军官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常识，而且前线发生的事情一般不为后方的公众所了解，因此，刚到前线的军官发现，在这里，军官的权力比高等法院的法官还要大。在指挥官下达处以极刑的命令后，本可以拖延执行以等待更高一级的上级部门做出减刑的判决。但大多数军官没有这么做。胆怯畏战会被处以死刑，不管犯人是否真的胆小还是精神有问题。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承认了战斗疲劳症的存在，但军医却对这种疾病置之不理，即使要被处决的犯人在被传讯之前就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哈利·法尔的案子是最典型的一例。哈利·法尔是西约克郡团的一名士兵，1910年参军，当时才16岁。1914年11月5月，他所在部队调防法国。第二年3月，该营的2名士兵由于开小差被枪决。2个月后，法尔由于患战争疲劳症而从前线擅自逃了回来。5个月后，他又参军并在普莱士前线服役，但当时堑壕里的条件较以前相比又更加恶化。1916年期间，法尔因神经衰弱两次接受治疗。第三次病发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医生的治疗，并拒绝执行返回前线的命令，因此，军事法庭认为他临阵逃脱，将他枪决。军事法庭的审判只用了不到30分钟，审判记录也只有7页纸。4名证人出席了审判。在法尔自己辩护时，他试图传唤他的军医。但是，为他治病的军医受了伤，无法到场，法尔就这样被认定身体健康，但法庭并没有提供他以前的病历和当时的精神状态情况。
这个年轻人被判处死刑，并于1916年10月执行了枪决。法尔被枪决后不久，其遗孀格特鲁德收到了一份发自战争办公室的简短的电报，内容很简单：“我们遗憾地通知您，您的丈夫已经死亡。他由于胆怯畏战被判处死刑，并于10月16日执行了枪决。”
此后，她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一封来信告诉她，由于其丈夫已经被处以死刑，她与女儿赖以生活的军队补助金将停止发放。
一位44岁的已婚妇女由于无力抚养她的3个孩子，被迫将子女遗弃，但她因遗弃罪被枪决。在所有案件中，最令人同情的是一名犯人，他的母亲亡故，父亲是一个战犯，双目失明，他将弟弟妹妹托付给邻居抚养，只身逃往沿海地区，但在途中被捕，后被判处死刑。
苏阿因的军士
法国同样面临着大规模军人哗变的问题，但被枪决的军人的数量远比英国少。然而，在1915年，法国发生了一件军事历史上最耻辱的公然践踏法律的事件。3月8日，第336步兵团的第22连接到向香槟地区敌人的据点苏阿因高地发动进攻的命令。但该连拒绝执行命令(该营的其他士兵在先前向该地区发动无谓的进攻中已经全部阵亡)。当时的旅长雷韦亚克将军命令炮兵炮击22连阵地。但他没有权力发布这样的命令，炮兵部队指挥官拒绝执行。
雷韦亚克将军不敢以文字形式下达命令，但指示从该连的各排抽调1名军士与4名列兵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在白天前往无人地带剪断德军的电线。可在白天当他们一出现时，德军就向他们开火，迫使他们退回掩体，直到夜幕降临，行动小组也未能完成任务。雷韦亚克将军以此次执行任务失败为由，下令解除该连的武装，并逮捕了各排最年轻的2名士兵以及另外6名军士。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这36人被控“集体违抗命令”，投入当地看守所等候军事法庭的审判。
军事法庭于3月16日开庭审理此案。尽管雷韦亚克将军对法庭施加了种种压力，但法庭还是顶住了压力，撤消了原有指控，但还是有4名军士被判处死刑，保留申诉的权利。行刑队接到命令，将于下午2点执行死刑。但雷韦亚克将军担心申诉可能引起很多人的同情，于是将执行死刑的时间提前到下午1点。
麦帕斯是当年被枪决的4名军士之一。15年来，他的遗孀一直试图证明她的丈夫是无辜的，但当局置若罔闻。在人权联盟的帮助下，她最终于1933年5月27日赢得了这场官司。军事法庭赦免了她的丈夫及其他3名军士，但只支付1法郎的赔偿金。1935年，汉弗莱斯·科布以这一令人感到耻辱的事件为素材写了畅销小说《光辉道路》。斯坦利·库布里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但这部电影在法国遭禁映达20年之久。
客观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审判还是合法的。但从军事纪律上来说，这些审判是没有必要的。澳大利亚的军队在西方阵营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澳大利亚军队就没有死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中只有4名军人因违反军队纪律被处以死刑。
迄今为止，很多人想为那些因违反军纪而被处死的士兵请求赦免，但都归于失败。希望有一天，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拥有足够的、更加明断、更加人道的法律顾问。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一届又一届政府还是会继续欺骗公众说，战争中对近350人处以死刑的做法都是合乎法律程序的，并没有违背法律的公正性，这真是天大的谎言。
制造集体疯狂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在短短数月之内将德国从一个民主国家变为独裁国家。希特勒说服年老体衰的兴登堡总统在3月5日举行新一轮选举，并在选举之前的期间内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反对派报纸遭到压制，反对派的会议也遭到流氓的破坏，发言的反对派还惨遭殴打。
在纳粹控制的普鲁士内政部中，赫尔曼·戈林对警察机构进行了无情的大清洗，并将大量纳粹分子安插进警察部门并委任以高级职务，另外还挑选了30000名冲锋队与党卫军队员进入辅助警察部队。2月27日国会大厦被焚后，希特勒公布了一项法令，借口保护人民，取消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人身、言论、新闻、集会自由等权利。纳粹认定年轻的荷兰共产党员马里纳斯·凡·德·卢贝制造了国会纵火案，逮捕了大批左翼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纳粹不仅制造了大量的街头恐怖事件，而且全力开动宣传机器扩大纳粹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终于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彻底结束了德国的民主制度，确立了其独裁统治。国会大厦烧毁后，国会改在闲置不用的科罗尔歌剧院开会。当新当选的内阁成员步入自己的席位就座时，受到了党卫军卫兵与冲锋队褐衫党党徒的欢迎。当希特勒提出不经国会审议通过赋予他独裁权力的国会授权法案时，几乎没有内阁成员敢提出异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纳粹取缔了所有可能反对纳粹的政党。5月，贸易联盟被取缔，工人被迫参加纳粹的劳工阵线。6月，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7月，罗马天主教堂与纳粹达成了一项可耻的协定，梵蒂冈同意今后天主教团体将不在德国境内组织活动，同意任命主教时要与政府协商。
数千名左翼运动领导人与犹太人遭到逮捕，所有其他的政治党派被解散。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宣布，国家社会主义党是德国的惟一合法政党，12月，颁布了《保证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纳粹主义是“德国国家思想的支柱”。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集总统与总理职务于一身，责令武装部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打破了过去武装部队只对宪法宣誓的传统。
如果没有人民的默许，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他认为纳粹的宣传机器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纳粹宣传机器的手段之狡猾、制造谎言之大量、宣传鼓动之狂热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大萧条时期，德国工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30％，这为纳粹主义的蔓延提供了理想的温床。纳粹的宣传将左翼政治力量、在凡尔赛出卖德国利益的“背叛者”、魏玛共和国软弱的政治领导人、犹太人列为国家的敌人，而犹太人列于首位。
1931年，纳粹党联合了在工商界颇有影响的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党，利用它拉拢抚慰工商业巨头支持纳粹的暴力统治。两年后，纳粹看到民族主义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随即将它取缔。
为了缓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纳粹政府兴建了许多大型公共工程，包括总长超过3000公里的运河和高速公路网。同时，德国的经济经过复苏开始走向经济“繁荣”，逐步走向战争经济。纳粹所宣扬的经济“奇迹”开始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整个国家开始向扩军备战迈进。有远见的人都很清楚，德国一旦能够重整军备，它必然走向战争。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注意到这种危险，事实上，许多国家还对德国采取了纵容的绥靖政策。
为了确保对经济繁荣的宣传，德国大批量地生产廉价的收音机。政府甚至为购买收音机的顾客提供补助。收音机的普及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的宣传能够影响到大多数家庭与工厂。从纳粹政权受益的人们开始接受纳粹的谎言与欺骗，尤其是“官方”的德国广播电台的宣传。
纳粹党小心翼翼地将它的触手深入到农村。纳粹发现，农民是一个庞大的听众群，而他们常常为过去的魏玛政权所忽视。农业的丰收被政治化，德国经济的复兴与繁荣被归功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作用。纳粹党通过开展大规模训练运动，发动希特勒的少年冲锋队深入农村，宣传拥有健康的身体、健美的体魄的重要性。
在纳粹统治初期，德国被一种狂热的情绪所笼罩，形势对纳粹党非常有利。大多数中等阶层的德国人被推入“盲目信仰的眩晕”之中，几乎没有人反对纳粹。对左派组织的攻击像瘟疫一样蔓延。国会纵火案后，纳粹颁布了严重侵犯多项公民权利的《紧急事态法案》，该法案受到了多数人响应，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活动也越来越盛。甚至连大多数没有加人纳粹党的中等阶层的德国人，在经过沮丧、失望、困苦之后倒向了纳粹党，全然不顾纳粹暴虐的一面。
从1934年起，来自于同业协会、商会和事业联合会方面或多或少的强制，职业阶级被置于纳粹的直接影响之下。现在，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处于纳粹分子的领导之下。当时，出现了一些不满的声音，这种不满很明显是针对日益增长的捐税、低生产率、高利率和许多地方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而发的。在1934年SA纳粹褐衫队的领导权被解除的同时，人们所抱怨的情况大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重整军备的政策也造成了一个极其表面的生活标准的改善。那些无法改善的便被归咎于外部的影响和犹太商会的腐败，其实这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很严重。
那些敢于质疑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教会人士很少受到宽容。不过，在纳粹掌权之初，他们十分注意讨好教会。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许多牧师才意识到了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在观念上的巨大裂隙。
1918年的战败与革命，在德国留下了新教教会，从而导致了其与原教旨主义之间在技术与观念方面的一系列的分歧，这一分歧恰好可以为纳粹所利用。自由主义理论受到了那些热衷于原教旨主义复兴新浪潮的人们的怀疑，这在一方而诱发了路德正统教派真理观的复苏，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家主义的发展。在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初期，尽管许多新教牧师对于发展着的纳粹运动持怀疑态度，但他们毫不拒绝纳粹的主张，特别是那些以基督教教义和国家复兴为基础，实现精神与政治复兴的主张。
在一些新教牧师看来，纳粹所宣传的自我奉献、理想主义以及反对自私自利和文化堕落，是那样的有吸引力，以至于他们公开宣称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就是自由的节日。许多人在为那一天而悲伤。1934年，新教教会内部的一些纳粹极端分子便开始指责《旧约》，说它“带有犹太人的酬报道德，以及牛贩子和姘妇的故事。”人们开始认为，“基督死于十字架”的全部观念是有问题的，在将来，教会要把基督描述为日耳曼人凌驾于整个世界之上的至尊地位的体现。这时候，那些几个月以前嘲讽纳粹统治的到来的牧师们，开始反对他们成为盖世太保迫害的追随者。
1934年10月6日，符腾堡教区的武尔姆主教被送到斯图加特接受“保护性看管”。5天后，迈泽尔主教在慕尼黑的家中被捕。由此而爆发的大规模示威行动迫使纳粹政权不得不于1934年11月1日将两人释放，但此时德国的教会组织已经被纳粹所破坏。许多新教教徒开始意识到他们被纳粹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但即使这样，大多数新教教徒还是对纳粹的民族主义的目标与社会抱负深信不疑，几乎没有人在行动上反对纳粹的统治。
天主教教会一开始拒绝与纳粹党联合，但在1933年，天主教教会发现与纳粹党联合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遂与纳粹达成妥协。即使这样，纳粹政府还是逐步地对天主教的传统、风俗和制度，尤其是教育体制进行了无情的打击。1936－1937年间，纳粹精心制造了一系列的对神职人员的所谓“不道德行为”的审判，这些审判遭到了许多牧师的反击，他们不仅向教徒揭露纳粹的“莫须有”的指控，而且还列举纳粹党内盛行的道德沦丧与腐败等种种事实。
神职人员还公开指责亲政府的舆论宣传，成功地发动了对一些报纸的抵制活动。被纳粹禁止悬挂的宗教旗帜继续在一些挂着万字旗的地方高高飘扬，宗教仪式成为团结宗教力量，反抗纳粹统治的方式。纳粹采取各种手段逮捕并惩罚了大量的牧师，但这只能使形势更加恶化。
希特勒少年冲锋队的无业流氓、冲锋队和党卫军对教会犯下的暴力行径和对神灵的亵渎激起了公愤，连纳粹党内的温和派也指责这种暴力行为。十字架既是教会的象征，也是纳粹党的象征，纳粹极力要拆除所有公共场所中的十字架，而教会则竭力反对。在德国北部的奥尔登堡，纳粹分子试图拆除学校中的十字架，但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纳粹分子的态度不得不有所缓和，甚至还将过去已经拆除的十字架又安放在原处。但是，纳粹通过限制教会财产和取消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日继续推行其脱离宗教影响的政策。
1936年，纳粹政府强行推广不受教会控制的学校。修道院的学校被解散，教学的修士被遣散，没有任何补偿。一开始，这导致了一片强烈的抗议怒潮，尤其是在对宗教极为虔诚的南部地区。但是，随着德国加紧扩军备战，纳粹党与国家宣传机构的广泛宣传鼓动，民愤才渐渐平息下去，这样，德国政府就完全地控制了教育系统。
犹太人问题
纳粹的亚利安人种族优越论是对现代社会学历史的危险的错误认识为基础的。亚利安这个词梵语的意思是“高贵的”，最初是用来指定居在伊朗和北部印度的史前居民的。在19世纪早期，由孔德·德·戈比诺创造了现代的“亚利安民族”的说法，用来指说印欧语的民族，而且认为，人类的所有文明与进步都是由“亚利安民族”创造的。亚利安人比“犹太人”、“黄种人”和“黑人”都要优越，亚利安人可以随意地奴役这些劣等民族。
戈比诺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外交官和行为学家，但他有关种族的理论使他平时的悉心研究带有严重的种族优越论的偏见。1853－1855年间，他出版了《论人种的不平等性》一书，坚持认为，人类的文明程度是受其人种构成所决定的，只要没有黑人与黄种人的血统，亚利安社会将得到繁荣发展，通过种族间的通婚导致了文明民族的血统越来越不纯正，因此，这个民族也将越来越失去其活力和创造力，最终将坠入衰退的深渊。
戈比诺的理论在19世纪期间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不过，它引起了一些人对德意志民族的思考，这些人包括理查德·瓦格纳、弗雷德里希·尼采以及后来的阿道夫·希特勒。有关北欧日尔曼民族(或日尔曼民族)是优越民族的种族优越论开始成为纳粹政府推行消灭犹太民族、吉普赛民族与其他“非亚利安”民族的政策的理论基础。
希特勒反犹太人的最严重的暴行一直不为德国人民所知。尽管德国的报纸偶尔会刊登一些提及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办法”，但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知道用于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的存在。不过，从1933年开始，在纳粹反犹太人的宣传机器疯狂煽动下，整个德国盛行一种偏执狂般的狂热。在前20年，德国人内心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焦虑和犯罪感，尽管德国人并不愿意承认，但此时，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只局限于忠诚勤恳的少数人。
从生理特征上看，德籍犹太人与他们的基督教邻居们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籍犹太人就已经把自己变得与德国人一样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德国社会所同化。不过，纳粹的宣传机器通过威胁、散布谎言和进行含沙射影地攻击逐步地在普通德国人心中播下反犹太主义的种子。
德国政府禁止学校吸收犹太学生入学，禁止各行业与政府机关招收犹太工作人员，1933年又禁止犹太人与其他宗教信仰的人通婚。犹太人到处受到亲纳粹牧师的攻击，被污蔑为“基督徒杀手”，在各所学校中也被视为二等公民。在一些儿童读物中，犹太人被描写成危害亚利安人庄稼的毒蘑菇，许多攻击犹太人的书籍受到吹捧，而且还成为畅销书。
一个世纪前的种族论重新大行其道。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一些“劣等”民族的人的头颅被拿来与亚利安人的头颅相对比，以此证明前者在智力上天生就要比后者驽钝。如果有人敢指出这种破绽百出的理论并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马上就会遭到反犹太分子的攻击，他们声称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以谎言与欺骗才在商业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德国加快备战步伐，大多数德国公民不敢质疑这些种族论，只有少数最勇敢的人才敢于与当局辩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投入了纳粹的集中营，神秘地消失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妄图联合各派力量共同反对犹太人的图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33年4月，纳粹试图号召全国抵制犹太商店与企业，但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在许多地区，人们根本不响应纳粹分子的号召。同样，在农村地区，纳粹试图强迫当地农民只将农产品卖给亚利安商人，但还是失败了，这并不是因为务实而极端保守的农民想故意与政府对抗，而是因为犹太收购商有着良好的信誉，而且通常是立即以现金支付货款。
1934年，反犹太人的浪潮稍稍平息了一点，只在个别局部地区发生了一些反犹太的暴行，同时，纳粹党也在试图消除抵制犹太人的运动而产生的不利的国际影响。但到了1934年底，主导舆论的纳粹报纸又开始长篇累牍地刊登捏造事实攻击犹太人的文章，这为1935年席卷整个德国的新一轮反犹太暴行定了基调。
新一轮反犹太浪潮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纳粹党感到乡村的反犹太运动不得力，与政府在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的步调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在广大农村发动反犹太运动。此时的德国民众已经被舆论宣传所控制，他们基本上没有阻止疯狂的反犹太暴行。写着“这里不欢迎犹太人”的标语开始在各乡镇的郊区出现，原来曾经温顺的村民开始起来反对犹太人，将犹太人驱赶到大城市的安全区。
纳粹发动的反犹太暴行逐步升级。到1938年11月，在克里斯多纳什发生的暴行标志着反犹太暴行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当时，一名德国驻巴黎使馆的官员被一名17岁的波兰犹太人枪杀。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正处心积虑地为他实施蓄谋已久的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寻找借口，此事的发生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当晚，全德国的党卫军与冲锋队都同时行动起来，开始了没收犹太人财产，抓捕犹太人的暴行。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共有7000多家犹太企业被彻底破坏，近200座犹太教堂被焚，76座犹太教堂被夷为平地。近100名犹太人被杀，36名犹太人受重伤。30000多犹太人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克里斯多纳什事件发生两天以后，德国政府对犹太人征收了10亿德国马克(合2.5亿美元)的罚金，以补偿暴力事件中造成的损失。德国政府扣押了每个犹太人20％的财产以支付罚金。
1939年4月，纳粹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住宅区，这就导致了大城市中犹太人聚居的“隔都”的出现，同时进一步将没有逃到国外的犹太人与德国居民隔离开来。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都已经忘记了还有曾经与他们为邻的犹太人的存在。
纳粹宣传机器的作用的确非同小可，在它的宣传下，在二战的早期阶段，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犹太人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与日俱增的战争压力下，大多数德国公民变得非常挂念前线亲人的安全，担心空袭和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至于那些曾经被他们隔离的犹太人，他们根本无暇顾及。
大多数德国人已经不再把犹太人当作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认为，犹太人没有思想、没有需要，也不受法律保护。1941年9月，许多犹太人居住区迁移一空，所有居民都开始被迫迁往新定居点，而对于这些情况德国人却很少知道。
广播欺骗
纳粹宣传机器是第一次充分利用无线电波的机构。在促成萨尔地区进行全民投票的事件中，无线电广播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这是第一次使用无线电广播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国际政治事件。1935年，萨尔地区的居民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国际联盟的管理，要么划归法国或重新并入德国。
在欧洲，萨尔地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该地区没有自己的无线电转播站。因此，萨尔的居民只能收听临近地区制作的广播节目。由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居民说德语，因此他们很自然地经常收听德国的娱乐节目。每当娱乐节目开始的时候，新闻和当前形势分析也开始广播。法国广播对萨尔地区的居民并没有施加太大的影响，而戈培尔却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操纵的宣传机器整天向萨尔居民灌输爱国主义和其他的谬论，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命运与德国纳粹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全民投票不同，萨尔地区的全民投票非常地公正与严格。选举要在国际社会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选举过程是保密的，而且为选民提供了三种备选结果。萨尔地区的德国人出于政治与宗教上的考虑认为应维持现状，而萨尔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在戈培尔鼓动下，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控制的德国，而此时的德国，其极权本质日益明显。
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人取得了胜利，德国当局为了扩大影响，给予国际新闻界充分的权利对此次投票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当时的美国的广播机构与英国的BBC广播电台一起对此次投票进行了积极的报道。8年后，当英、美两国与德国爆发战争时，它们才发现当初的报道无异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这场宣传的较量中，德国取得了胜利，而且德国的无线电宣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戈培尔利用宣传机构的另一个杰作是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的奥运会还是非常纯洁的，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只是一个盛大的体育赛事。但是，戈培尔却把它当作在政治上进行宣传的机会，通过无线电广播宣传纳粹的种族优越论。在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奥会举行之前，纳粹扩大了柏林附近的短波转播站的规模，目的是确保为各国记者提供最先进的设备。
纳粹德国的措施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洋溢着兴奋之情的广播报道从这里源源不断地传到世界各地。与家庭关系密切的收音机不仅起到了传播新闻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了管理群众的作用。纳粹德国极有策略地在各地，尤其是在加米施地区安装了大量的扬声器，用它们来转播每日的详细新闻报道，特别是有关德国队获胜的报道。
在冬奥会的成功使德国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德国人经历了一场兴奋之后，希特勒开始了冒险行动。他决定以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占领莱茵河以西的地区，尽管他清楚，如果法国军队进行抵抗的话，他的军队还没有实力对抗法军。希特勒采纳了他的将军们的意见，如果法军稍微抵抗一下，他就将部队撤回。但是，希特勒根本不需要担心。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居然平安无事地阔步进入莱茵河以西的地区，而且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德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当时的盛况。
纳粹利用无线电广播又打了一场漂亮的宣传战，加速了纳粹对莱茵河以西地区的占领。1936年3月，德国进行选举。在选举之前，纳粹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广播希特勒在克虏伯军工厂的演讲，全力为希特勒制造声势。报纸刊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要求所有工厂主、百货公司、机构、商店、饭店和住宅区都要在广播前一小时架起扬声器，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听众能够听到元首的演讲。
结果，希特勒赢得了98.79％的选民的支持，但与不到一年前的萨尔全民投票不同，此次选举完全被纳粹党所操纵。选票只能填一个候选人，而且由纳粹党分子监视投票。
无线电广播在后来一系列的事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些事件最终导致吞并奥地利，成立大德意志国。德国的吞并图谋由来已久。在凡尔塞会议上，德国就提出要合并奥地利，尽管当时大多数的奥地利人民与德国人民都希望统一为一个国家，但当时与会的战胜国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希特勒上台之后，奥地利国内对合并问题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意见。左翼政党希望维持独立状态，而右翼政党则积极支持合并。大批的奥地利的纳粹分子被投人监狱后被驱逐出境。1934年7月，德国暗中策动奥地利纳粹党在维也纳举行暴动，杀害了奥总理陶尔斐斯，但暴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无线电广播在奥地利纳粹分子的计划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他们计划先占领维也纳的无线电广播站，进而进行节目广播，这是发动奥地利境内所有纳粹分子举行暴动的信号。然而，纳粹分子并不知道，无线电广播站虽然在维也纳，但站里的转播设备却在城外。当纳粹分子占领了无线电广播站时，负责转播设备的忠于政府的工作人员立即关闭了所有的转播设备。
当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发动暴动的时候，德国的广播电台不断地广播同情奥地利纳粹分子的内容，而当暴动失败后，广播也中止了，接替陶尔斐斯的奥地利新总理许士尼格试图稳定局势。但是，戈培尔却利用奥地利国内的不稳定局面不仅大肆宣传纳粹的思想与制度，而且还对那些反对纳粹的人进行公开的威胁。
这场发生在维也纳的危机最终流产了，这一结果不仅出乎奥地利政府的意料，而且连纳粹德国自己也没有料到。1938年初，许士尼格发觉纳粹分子的又一个秘密的阴谋。他立即赶往德国进行抗议，不但没有得到同情，还遭到希特勒的严厉指责。希特勒强迫他任命亲德的纳粹分子塞斯－英夸特担任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许士尼格屈服于希特勒的压力，对内阁进行了改组。
2月23日，塞斯－英夸特对奥地利人民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广播演讲。演讲中，他使用了“我的德国同胞们”这个称呼，而且此后他一直沿用了这个称呼。他下令取消禁止悬挂纳粹党党徽和万字旗的禁令，这明显是与总理许士尼格相对抗。几天后，许士尼格突然宣布，准备举行全民投票，表决奥地利是否同德国合并。
接下来，双方爆发了一场广播战，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从1934年开始，许士尼格第一次同左翼政党联合，允许他们利用媒体进行宣传。3月11日晚上，电台播放了两个广播演讲，一个基督教社会贸易联盟运动领导人、政府内阁成员的罗特部长的讲话，另一个是年轻的工人领袖塞勒的演讲。
在3月11日之前，德国电台就开始连续广播一些亲德国的言论与假消息，声称全民投票只不过是共产党夺权的一个借口。德国电台还说捷克斯洛伐克为维也纳的左翼分子提供包括火炮在内的武器装备，指责许士尼格与共产党人建立联合阵线。当时的奥地利人民还没有发觉纳粹宣传机构的险恶用心，开始相信纳粹的舆论宣传。
希特勒得知许士尼格要举行全民投票的消息后暴跳如雷，当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投票，指令许士尼格立即下台，让位给塞斯－英夸特，如不执行，德军将立即向奥地利进军。
许士尼格被迫在广播中宣布辞职。电台随即播放了塞斯－英夸特的广播演讲。
第二天，希特勒回到了他的家乡林茨，在那里他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广播演讲，宣布德国要合并奥地利。此时，全国的奥地利人都陷入一种极度兴奋之中。就在席卷全国的狂热之中，奥地利人热烈地迎接希特勒的军队，此举令经验丰富的外国评论家也目瞪口呆。
奥地利支持民主的派别与支持极权主义的派别在广播中展开了公开而激烈的交锋。双方通过广播宣传力陈己见，各执一词，争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狂热的宣传已经没有任何理智的分析可言。全面操纵媒体将导致危险而悲剧性的结局，但媒体被操纵的这一天却离现实越来越近了。
有关战争的必要的谎言
任何国家，不管它是如何民主，都不会透露发动战争的真实时间。一个国家是发布一些公开的谎言还是有限制地透露一些真实情况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尽管对军事失利消息的封锁能够避免士气的降低，但这种消息常常不可能隐瞒。有时，巧妙地利用事实，再通过享有声望、值得信任的人物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往往能够使军事上的失败转化为士气上的胜利，敦克尔刻之后丘吉尔的演讲就是例证。
整个二战期间，英国新闻机构都要接受检查。但是，BBC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它并没有滥用特权。如果政府明确表态要封锁某则报道，BBC定会遵照执行，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胜负难料的时期。
政府要求新闻机构封锁消息往往都是有针对性的。1940年6月17日，德国飞机在圣纳泽尔附近海域将英国排水量为20000吨、由客轮改装的“兰开斯特”号部队运输船炸沉，死亡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具体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估计在4000人到7000人之间。事发的当天下午，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禁止公布消息，理由是“报纸还有足够的其他灾难可以报道”。他在其著作《二次大战史》中写到：“原本想推迟几天再公布消息，但事务繁忙，许多事情需要迅速做出处理，所以我忘记了取消封锁这则消息的禁令，事隔几年之后，我们才将这——惨剧公布于众。”
事实上，1940年7月26日，《每日镜报》在头版的位置报道了此次悲剧，而且称死亡人数为2823人。至于封锁消息的禁令为何迟迟没有撤消，还有为何《每日镜报》明明违反了禁令却又没有受到控告，恐怕永远都不得而知了。
1940年4月，德国人以极快的速度研制了一种新型英语无线电广播电台，这标志着无线电宣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戈培尔建立了3个假冒敌方进行宣传的秘密宣传电台，声称每个宣传电台都是在英国境内进行转播的。这些广播电台就是“新英国广播电台”(NBBS)、冒充由英国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开办的“工人的挑战”广播电台以及冒充由消极分子开办的“基督教和平运动”广播电台。
英国当局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有时会采取措施干扰NBBS与“工人的挑战”的广播。英国当局严令禁止任何新闻机构或BBC报道一切有关这两个电台的任何情况。
英国政府对德国公开的“豪－豪勋爵”广播电台却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战争的初期阶段，英国的新闻广播都要接受本国的新闻检查。因此，很自然地，英国的民众总是通过搜索其他英语短波广播来获取“真实”的情况。他们很快发现德国的广播都是由专门的报道小组发自前线，内容生动而且详细，准确性也较高。英国当局意识到如果要对这些德国广播进行干扰可能会引起内部的分裂，于是便开始发动一场最巧妙的反宣传战。
大多数人都认为“豪－豪勋爵”广播电台是由英国人的败类威廉·乔伊斯创办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乔伊斯是在“豪－豪勋爵”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之后才去柏林的。事实上，在电台的广播过程中，许多人担任过播音员，其中包括P·P·埃克斯利夫人。令BBC尴尬的是，她竟然是BBC的一位工程师的妻子。但乔伊斯确实也动笔写了一些报道。在战争的后期，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决定利用英国对“豪－豪勋爵”广播电台反宣传的胜利，自己建立了一个电台，假冒自己是“真正”的“豪－豪勋爵”广播电台。战后，他的伎俩被揭穿，被判处叛国罪而处以绞刑。
乔伊斯的报道极有说服力，总能使听众相信他的广播，因而也给英国宣传部“反谎局”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个局本来是为以事实真相为依据反击德国秘密电台而设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争的初期，这个局是用政府炮制的谎言来反击“豪－豪勋爵”广播电台的广播宣传。
乔伊斯并没有依靠间谍获取大量的情报，但是他能够在英国的报纸出版后的不到24小时之内搞到这些报纸，然后利用这些报纸获取大量情报。尽管报纸是经过审查后才发行的，但乔伊斯还是能够从中找出大量的可以充分利用的情报。在敦克尔刻大撤退后不久，一些德国间谍伞降到英国，为入侵英国做准备。这些间谍渗入英国后不久，谣言很快就传开了，用德语与英语广播的电台也利用此事散布了大量的谣言。“反谎局”立即进行了反击，以嘲讽的口吻对德国的报道进行驳斥，说那些伞降的间谍化装成修女，但却穿着沉重的长靴，一看就知道是用降落伞降落的。在此次交锋中，英国的宣传部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大量有关修女的报道被认为有辱修女的尊严，英国的广播电台因此而受到调查。当电台表明自己的报道并没有恶意时，麻烦才结束。
如果没有采取德国人的办法，即对谣言制造者进行起诉，英国“反谎局”的对德国的谎言进行反驳的所有活动只不过是隔靴搔痒。但是，如果要起诉一个为“豪－豪勋爵”广播电台提供谣言的人，就必须要掌握足够的证据，而搜集证据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在谣言制造者的“谣言”恰恰就是事实的情况下，或者在仅仅以影响国家安全或士气为由进行起诉的情况下。例如，如果一个人由于散布从“豪－豪勋爵”广播电台听来的谣言而被捕，那么BBC就立即同各地的监听站联系以确定是否确实监听过这些谣言。如果要对这个人进行起诉，BBC就必须出示证据。通常情况下，大多数谣言只播发一次，而BBC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监听到所有的德国广播。因此，许多被宣判有罪的人后来都因没有证据而撤消原来的宣判。
BBC还依靠更加常规的方法反击“豪－豪勋爵”广播电台的广播。英国宣传部指示诺曼·伯肯特每周以匿名评论员的名义写一片广播稿，对过去7天来德国广播中恶意毁谤英国的内容进行反击。伯肯特很快被J·B·普里斯特利所取代，后者的报道不取悦于统治当局，因而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迎。
有时普里斯特利的广播稿带有一些左翼观点，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引起了英国内政部的干预。然而，他的威望极高，而且被赋予了自主处理权，干预并没有影响他的广播。可悲的是，普里斯特利在个人生活中并没有贯彻他的政治信仰。随着声望的提高，他开始向BBC索取高昂的报酬，其数额远远超过了BBC所能支付给他的酬劳。最终，怒不可遏的BBC不再与他续签合同。
地毯式轰炸
人们普遍以为，阿瑟·哈里斯爵士是在取得进攻指挥权之后才做出对德国实施轰炸的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英国决策者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飞机虽然所投炸弹不多，但都击中了预定目标。还有人认为，英国的炸弹的威力与德国的炸弹一样大。其实，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到1941年初，英国皇家空军摄影侦察部队所提供的轰炸后的图片报告清楚地显示，皇家空军投下的绝大多数炸弹都落在了目标5公里外的地区。而且，英国皇家空军投下的100磅的通用炸弹的威力都不到德国同磅炸弹的一半。而这两件事实真相都成为机密，公众根本无法知道。
1942年2月14日，即在阿瑟·哈里斯爵士取得指挥权的前6天，轰炸司令部发布了一项新命令，宣布将空袭特定的重点目标改为空袭普通的民用目标(通常是居民区)。英国认为，通过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德国人民的住房与基础设施来打击德国人的士气是至关重要的。1943年5月29－30日，英国发动了对德国伍珀塔尔的空袭。在空袭过程中，英国轰炸机飞行员并没有使用常规的军用地图，而是使用了1941年版的地图，这些地图只标出了重要的工业中心的位置。但是，与1941年的轰炸不同的是，英国轰炸机并没有轰炸地图上标出的工业中心，而是对城东的居民区实施了密集轰炸。
英国的许多新飞行员在实施轰炸时总是过早地扔下炸弹，然后仓促逃离目标地区，这些新手被称为“兔子”。英国空军恰恰利用了“兔子”的这种缺点，故意将飞行路线安排于途经人口密集地区上空。只要在目标地区的另一端投下照明弹，即使“兔子”过早地投下炸弹，也总能炸到目标城市的其他地区。对于这种战术上的变化，英国公众还是被蒙在鼓里。
空袭破坏了伍珀塔尔的工业生产，52大以后才恢复生产，相比之下，在纳粹德国空军轰炸考文垂之后，考文垂恢复工业生产只用了32天。但对伍珀塔尔的轰炸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2450人在轰炸中丧生，而在空袭考文垂过程中，只有380人被炸死。空袭造成如此多的平民丧生，这还是第一次，这也引起了德国宣传部的关注。当记录伍珀塔尔被炸后情况的画册出版后，炸后惨状令伦敦的公众也有所震动。
英国宣传部开始转入进攻。当时的公众认为，《泰晤士报》的报道准确可信。5月31日，《泰晤士报》发表的社论称，“我们非常遗憾地不得不承认，不管盟军对目标的轰炸如何精确(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精度是非常高的)，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泰晤士报》又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40年纳粹德国对鹿特丹的轰炸，“当时的鹿特丹根本没有防空力量，轰炸造成了数千平民死亡，其中包括许多妇女与儿童。”其实，真正的死亡人数是980人。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英国的宣传机构不止一次地在数字上做文章以反击敌人的宣传。
英国当局明确表示，所有的轰炸机飞行员都有明确的轰炸目标，保证不轰炸医院。1943年末，英国皇家空军执行地毯式轰炸的飞行员都不允许在公共场合讨论轰炸目标。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当人们看到轰炸造成的破坏情况后才有人对这种轰炸方式提出了质疑。
1945年下半年，盟军对日本东京和其他城市的轰炸而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但是，由于盟国战俘在日军战俘营中遭遇的非人待遇激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度愤怒，因此几乎没有人对轰炸日本城市造成的人员巨大伤亡提出异议。
新闻检查与今日的新闻工作
“秘密性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要素，而公开性是赢得新闻工作胜利的根本要素。”这句最早出现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后来又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被经常引用。如今，这句话一样有效。
媒体是否能够报道军事方面的信息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国家仍然采用新闻检查制度，或者对报纸进行极其严格的控制。另一些国家通常是依靠媒体的业主的爱国心确保不出版一些对政府或国家的战争准备不利的内容。
在英国，尽管媒体坚持报道一些有关政府官员和皇室成员的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别指望媒体会故意泄露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英国媒体是不会报道一些威胁英军生命安全的新闻的。在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政府控制了通讯工具，因此，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新闻媒体的报道。
当时，由英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伊恩·麦当劳发布每日公告，他发言的语速很慢，而且用词谨慎，不过公众还是相信他发布的新闻的。麦当劳后来说，他对自己发布的一切消息都深信不疑，而且他决不会对公众撒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英国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公众公布真实的战况。
有时，如实公布战况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当英国“加拉哈德爵士”号登陆舰在菲茨罗伊被击沉后，英国政府意识到这场悲剧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所以国防部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立即公布了这一消息。国防部承认，被炸沉的登陆舰上搭载有大量的英军士兵，但拒绝透露具体细节。在前线服役的官兵的亲友一直提心吊胆，直到最后政府又公布了威尔士卫队第1营已经找回了大部分尸体的消息。又过了一段时间，军方才通知了遇难官兵的家属。
在这一事件中，不管政府的出发点是多么的善意，立即公布这一悲剧总是弊大于利。英国国防部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类似的错误，以后将及时地公布有关情况，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战场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还是有可能无法及时公布某些消息。在西方国家，新闻检查制度极不受欢迎。不过，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家，如实的报道有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就在英国空降团2营即将对驻守绿鹅村阿根廷军队发动具有历史意义的攻击之前，一名BBC的代表由于疏忽大意不慎泄露了英军的作战意图。英军指挥官勃然大怒，威胁要起诉BBC。幸运的是，BBC的错误并没有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英军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这些例子证明，如果在没有经过认真审查是否可能会对国家长期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就广播了形势报告，那么广播稿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内容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
海湾战争中，政府对大众传媒的直接影响之大是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包括越南战争)所无法比拟的。在不激起新闻界的强烈抗议的前提下，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都对新闻媒体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尤其是伊拉克、约旦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总是试图操纵媒体。海湾战争中，约旦的媒体的报道一直宣称，伊拉克军队赢得了胜利。直到联军的胜利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后，约旦的媒体才不得不承认伊拉克的军队遭到了重创。
以色列对新闻的严格检查在“飞毛腿”导弹袭击事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飞毛腿”导弹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当局立即将现场封锁，记者只有在政府作出明确决定后方可进入现场采访。之后的新闻报道一直强调以色列人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但同时又报道了政府在民众要求采取军事措施的压力下的困难处境。这些报道有力地配合了以色列政府要求装备更多的防空导弹的要求，导致美国公开表态要为以色列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架，而且，促使联军的特种部队加大了对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发射架的打击力度。
被政府控制的伊拉克媒体报道了许多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以此使公众相信伊拉克正在走向胜利，向伊拉克民众隐瞒已经战败的真相。尽管伊拉克也鼓励外国记者进行报道，但他们的报道完全被伊拉克政府所操纵。伊拉克政府通过控制外国记者的行动来确保他们的报道与政府的意图一致。伊拉克当局利用语言障碍和限制汽油供应使外国记者只能在政府希望被报道的地方进行采访。连老牌的CNN(美国有线新闻网)也受到了影响，发布了一些对伊拉克政府有利的报道。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CNN资深记者彼得·阿尔内特对阿米里亚地下掩体遭联军精确轰炸后的情况的报道。
联军之所以要对阿米里亚地下掩体实施打击，是因为联军认为这是一处军事设施，但却不知道这个地下掩体的上面是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住所。CNN的全体记者被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震动了，他们一致强调平民的生命重于军事设施的军事价值。CNN驻巴格达记者的言行使伊拉克在宣传上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迫使联军重新考虑轰炸方案。之后的轰炸计划必须要经过政治领导人的批准才能执行，军方不允许擅自实施轰炸。
事后，当记者戴维·弗里斯特对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进行采访时，这位将军把CNN对此次事件的报道称为“对敌人的支持与帮助”。施瓦茨科普夫说，记者的报道的言外之意就是他“向美国人民隐瞒了将平民确定为轰炸目标的事实”。他的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这位诚实正直的将军并没有向美国人民撒谎，但如果有人因此而否认谎言与欺骗是战争的必然组成部分，那他必定是一个幼稚到近乎愚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