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作战·第六
作者：马克·劳埃·英国
出自————《军事欺骗的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个国家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国家而采取的做法迟早要被心理战所取代。心理战根本不需要在战场上动用武器，但要利用一个国家的意志去破坏另一个国家的人的思想、降低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瓦解他们的士气与道德精神。”
冲突中的心理要素与身体要素一样重要。是那些操纵着武器系统的人，而不是武器系统本身，控制着战斗的最终结局。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战斗人员，也适用于那些处理国内问题的人，从整体上看它还适用于军事行动地区内的普通百姓以及国际社会。
在传统的军事行动中，指挥官不仅必须激发自己部队的积极性，而且还必须不断地寻求破坏敌人士气的办法。不管怎样，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就会使指挥官无法利用心理因素使战斗有利于己方。最糟糕的是，如果指挥官不能发现自己部队中不断滋长的不稳定情绪，还可能会导致重大失败或全军覆没。
内部安全稳定与反叛乱军事行动中的心理因素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叛乱者试图通过散布一种观念，以期对那些比较顺从的或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造成心理上的影响。经验告诉他们，一般的士兵特别是应征人伍的士兵，在内部安全稳定出现问题后会很快意识到是在为别人而战，士兵如果没有积极性很难想像他们能奋勇杀敌。实际上，如果士兵的家人或爱人对为什么要参加战争提出质疑，他们可能就会坚决地拒绝打仗。
春节攻势
现在，人们对越南战争期间双方心理作战的应用的讨论越来越普遍。不管怎样，1969年的春节攻势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应用心理作战的案例，已经成为教科书中的典范战例。这个战例告诉人们，政府忽视人民敏感的感情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到1967年冬至1968年春，北越共产党政权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对南越的战争不可能按照计划进行了。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在越南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使北越失去了主动权。对北越士兵的士气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的供给线已经被切断了，这使他们无法获得正常的食品与弹药补给，由此造成在战场上的伤亡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失去曾一度对他们报以同情的南越农民的信任与尊敬。如果不立即取得一场胜利的话，北越的前途一片渺茫。
北越不得不承认，在正面战斗中，它不可能打败美国。因此，它试图要将战火引到美国国内。要想找到美国的弱点，在军事上不可能，只能从政府决策上下手。于是，河内决定发动舆论的力量反对这场战争。如果能使美国的声望下降，可以预见支持战争的力量就会顷刻瓦解，从而使华盛顿除撤军外别无选择。
越南春节期间一般是非正式的停火期，但北越于1月31日发动了进攻。大批的南越军人正在休假，封锁线非常松懈，北越部队轻易地将武器偷运往目标地区。北越部队向南越特定的城市与政府机构所在地同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北越的春节攻势开始实施。北越的正规部队与越共的游击队源源不断地穿过胡志明小道。在发动攻势前，北越使用了调虎离山计，对南越较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佯攻，将美国的军队调离他们真正想要进攻的目标地区，而北越即将发动的攻势华盛顿则全然不知。
攻势的突然发动令南越及其盟国军队措手不及。在不到24小时内，84000名共产党军队对首都西贡、36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城市与64个行政区中心城市发动了进攻。美国人第一次在家中通过电视看到战争的场面。当美国人从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人在战场上战死的时候，人们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干涉越南事务。
美国海军陆战队打得非常辛苦，因为城市作战环境与他们平时的训练环境截然不同。他们重新占领了古城顺化，将越共自杀性小分队从美国在西贡的使馆区驱逐出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沉重代价，得不偿失。美国当局同意将战斗的具体细节向美国国内本来对战争就表示怀疑与恐惧的公众披露。美国军队早已领教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与坚强决心，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战略家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战胜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惟一目的。但是，从心理上说北越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宣传艺术
一场有效的心理作战战役必须以情报与深入的研究为基础，必须与政府、军队与政策相一致，必须对目标群体有深刻的理解，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对合适的群体发布合适的信息。宣传是心理作战的重要因素，它应当以使敌人觉得可信的信息为基础。在利用目标需要满足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的同时，以某种形式散布一些使敌人感兴趣的信息。这些信息既不能过于死板也不能过于教条，既不能引起不必要的敌意也不能引起争议。
宣传材料必须是有所选择的。但是，只有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宣传材料才可能是不真实的。如果宣传材料互相矛盾，这就会很快被敌人心理战分队所发现并加以利用。当年威廉·乔伊斯在纳粹德国广播谣言时，夸大其辞与真假参半的消息使伦敦的宣传部几乎毫不费力地抓住他的不实之辞予以还击。直到1946年以后，数以万计的伦敦听众才知道，其实乔伊斯所广播的消息，尤其是在战争的初期阶段所广播的消息，其中大部分是真实的。
尽管宣传材料通常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但没有必要核实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有时为了迷惑敌人，还故意提供假的消息来源。宣传材料可能包括谣言，但只有在敌人缺少真实情报，而且谣言的主题又是敌人所感兴趣的或对他们很重要的情况下，才能宣传一些不真实的消息。
谣言不能编造得太离奇，也不能破坏自己军队与民众的士气。在1982年英阿爆发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阿根廷政府毫无根据地编造了英军廓尔喀人的野蛮与凶暴，试图以此激励士兵英勇战斗。不料，这些宣传不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相反一些阿根廷士兵却因为这些宣传而向英军缴械投降，因为他们听信了政府的宣传，惧怕在正面战斗中与廓尔喀人交锋。
反宣传
反宣传的目的是对抗或利用敌人的心理作战，它可以是防御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反宣传主要是抓住敌人容易批驳的漏洞进行反击，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发布的令己方被动的真实情况的影响。虽然反宣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艺术，无论使用哪种方式，都有各自的缺陷，但反宣传也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尽管在驳斥敌人的宣传时往往需要重复敌人的消息，使敌人发布的可能是真实的消息扩大了影响，但还是要对敌人的宣传加以批驳。如果先公开承认宣传策略上有缺陷，或如果宣传可能会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精心策划的宣传策略的影响就会受到限制。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新闻报道中调查性的文章越来越多，这导致了欧洲与美国人心理上对任何宣传都存在着潜在的怀疑态度，宣传材料上的那些陈词滥调与半真半假的宣传恐怕很难奏效。
为了完全消除外部世界的影响，我们或许应该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世隔绝，完全自给自足。如果要断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国家经济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成功的代价就是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极度衰退，各项事业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恢复。
极权主义国家可能会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多年以来，北朝鲜市场上出售的收音机只安装了调谐器开关，却没有安装调谐指示器，政府用这种方法阻止国内民众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然而，当今社会现代化的卫星系统的应用使散布假消息的宣传活动越来越困难，因为谎言会很快地被揭穿，还可能会大大地损害造谣者的声誉，将来没有人会再相信它的消息。
宣传材料的传播
对特定目标可以采取大量的宣传手段，包括利用可视性材料、声音材料和声像系统进行宣传。这些手段可能会用来加强或替代直接传播手段，在目标国民众无法接近或对外部信息采取排斥的态度，或因为目标群体范围太广以至于无法通过机械手段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这些手段将发挥巨大作用。
目前仍广泛使用的可视性材料传播是最古老而又最简单可行的手段。它不仅包括海报与传单，而且包括无声电影、卡通画、展览品和展示会。尽管这种手段的效果有限，但其简单易行与低廉的成本的特点使它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战术层次上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中。
传单与海报的效果非常明显，它们必须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利用目标国当前的形势与需求。但是，在大规模战役中，投入大量人力搞这些宣传材料的设计工作未必可行。尽管宣传材料的有效性很可能大打折扣，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可能会使用一些易于大量生产但缺乏时效性的必备的宣传材料。
如果印刷品上出现拼错的单词与令人困惑的符号，这可能会对己方造成破坏性的反作用，因此，宣传材料的表达方式非常关键。同样，公众如果对版面设计有些陌生，他们就可能把宣传品视为外来干涉而产生排斥心理，这就会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敌人可能会对那些因阅读宣传材料而被捕的人进行惩罚。因此，传单应该充满趣味性，并且能够克服阅读传单的人自然产生的害怕心理。将传单的一面印成钞票的情况并不鲜见。虽然有人捡到传单后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张真币，但毕竟极少有人能够经受住钞票的诱惑而弃之不捡。除了强调可信度外，传单还应该能够揭示与满足目标国民众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心理需求，如果可能，还应该为他们提供满足这些需求的合理途径。安全许可证常常也会造成对己方不利的影响。
传单的散发方式包括气球空投、炮弹散发、飞机空投等。散发方式的选择并没有特定的原则，往往是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但可能会受目标的规模与方位、方式的可靠性和盛行风向的影响。在二战中，当时英国没有专用的宣传品分发系统，一直主要依赖飞机空投，这种方式使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直到最近几年，德国还保留有两个气球营，专门负责对东方集团的宣传材料的准备与散发工作。当气球飞抵目标地域上空时，吊在气球下方、装有宣传材料的平台会适时地打开，并有控制地散发宣传品。由于时间的选择非常关键，完全取决于气压与盛行风向的风力等难以预测的变数，这种散发宣传材料的方式并不可靠。这种气球散发的方式可能从来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传单在反击德国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18年，情报部长比弗布鲁克勋爵任命诺思克利夫勋爵为对敌宣传处主任。由H．G·威尔士与拉迪亚德·基普林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写作班子，专门负责起草一些用于不断制造给德国人带来恐惧与敏感的宣传材料。
这些传单充满着同情的语气，能够产生与真相接近的效果。传单宣扬盟国又夺取了哪些地区，同时还大肆渲染德国的伤亡数字。通过公布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盟军鼓动德国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为以停战来结束德国政府带来的这场灾难铺平了道路。盟国的胜利是必然的，但如果停战拖延的时间越长，用于宣传的费用也将随之上扬。
当时盟军采用炮弹、气球和飞机在德国堑壕附近地区散发传单，同时还利用远程飞机深入德国纵深散发传单。在德国港口散发的传单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中包括了详细介绍150艘德国U型潜艇未能从北海与大西洋返航的报道。
这个事件发生在德国于1918年发动的代号为“迈克尔行动”的春季攻势过程中。当筋疲力尽而又装备不佳的德国士兵冲进盟军防守前线时，他们发现盟军的食品与弹药都很充足，英法战俘的服装整齐而且精力也很充沛。但德国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取得的胜利是短暂的，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当德国人被迫放弃刚夺取的阵地上时，撤退中的德军开始溃不成军。在10月和11月份，德军的纪律十分松懈，士气也一落千丈，开小差的情况经常出现，直到最后，德国海军发生哗变事件。船坞和工厂的工人与哗变官兵、国内部队一起共同抵制这场战争，拒绝再为政府卖命。到1918年11月11日最后签订停战协定时，整个德国社会已经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许多人都相信了盟军的宣传报道，对大举挺进的盟军充满恐惧。
诺思克利夫使用了辅助的视觉效果的宣传方式，这是一种有趣的宣传形式。当得知许多有影响的德国人依靠中立国的报纸获得真实情况时，他便准备了许多信件，这些信写的是对德国的支持，因此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审查机关的审查，送到了编辑的手中。每封信都是通过中立国的大使馆邮寄以隐瞒发信地点。信的内容字里行间里都流露出德国人民正在承受的困难与痛苦，而英国与法国的人民正在享受美好生活。为了保障前线部队的供应，德国后方的供应十分匮乏。这些信发表后，对后方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快蔓延到普通民众。
同时，德国的前线部队也受到了战地报纸的影响。德国士兵并不知道这些报纸都是盟军专门针对德国部队而精心设计的“杰作”。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每周要出版发行50万份假报纸空投到德国前线的后方。
声音材料的播放
通过广播、扬声器和各种声音录制设备可以播放声音材料。与多数可视性材料相比，播放声音材料在技术上更加复杂，成本也更高，但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对听众的吸引力与影响较大。利用电视和电影等声像手段是目前技术最为先进、但成本也最高的宣传方式，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的影响力很大。像伊朗这样较为先进的国家最近也禁止使用卫星接收天线，以防西方国家的电视节目(许多是有目的的宣传节目)暗中破坏这个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扬声器是世界各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经常使用的手段。扬声器很容易得到，技术上也不复杂，被认为是信息传输的必然手段。由于扬声器的传播距离短，它的使用场合主要局限于战术行动与巩固行动。但是，即使有这些限制条件，扬声器还是有许多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有选择地利用扬声器可以针对特定人群播放特定信息，而且，它携带方便，便于操作。尽管用扬声器播放受气候与地形等物理因素的限制较多，而且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尤其是利用机载装备播放的时候，但不管怎样，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极佳的宣传工具。
不管用扬声器播放的材料是临场播放的还是事先录制的，播放的时间要短，尤其是利用机载设备的时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播放时间才能超过20秒。播放的信息必须简洁明了，关键的词语与段落要多重复几遍以增强其效果。
信息的播放应使用目标地听众当地语言和方言。播放时语音语调的错误将突出播放者与当地文化的格格不入，这将可能增强敌人继续战斗的决心。因此，还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当地人为已方服务。叛变者是理想的宣传煽动者，但要采取一些措施确保叛变者的话的真实性，同时要保证叛变者的话既没有泄密也没有对敌人造成潜意识的支持。
在某种情况下，扬声器还可以用于向敌军方向播放令人烦躁的噪音。如果敌人充满自信，这种方式可能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但如果敌人在即将发动的进攻前，内心里充满忧虑与恐惧，那么，噪音将使敌人无法入睡，无法放松他们已经很紧张的神经，从而削弱他们作战的意志与战斗力。1942－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中，日美两国军队都采用过这种方式，在日军与英国第14军的丛林战中，日军也用过此法对付英军。在朝鲜战争中，北朝鲜经常使用这种方式来扩大战果。
在美国干涉巴拿马的“正义事业”的行动结束之后，美国陆军使用扬声器迫使诺利加将军脱离了教皇使馆的保护。美军将扬声器安装在使馆周围，不断播放嘈杂的音乐干扰附近不幸的居民。许多分析家嘲弄美军的做法只是业余水平。但是，扬声器是起作用的，几天后诺列加将军投降了，很大程度上可以断定他是被不愿再接受他的教皇使馆的主人“请”出来的。
印刷品与扬声器由于其简单可行而成为军事心理作战的最主要的手段。但是，在国际范围内或从长远来看，无线电广播可能是值得推荐的手段。
无线电广播尤其适合用于宣传工作。它具有广播距离远、及时和多用途的特点，能够影响其他媒介无法影响到的广大人群。根据拥有的频率和听众中拥有的接收器的情况，可以迅速地准备广播的材料，在远距离实施广播。
为了获得最大的宣传效果，广播宣传可能会夹杂播放一些新闻、流行音乐和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引起目标听众兴趣与关注。如果广播员选择得当，而且当地新闻既准确又令人感兴趣的话，广播宣传就可能会给敌人士气造成破坏性影响，致使他们产生无法控制的想家的情绪。
在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英国通过阿森松岛上的临时无线电广播站向福克兰群岛上的阿根廷军队不断地进行广播。广播站雇佣了南美当地的广播员，这些广播员不仅能用阿根廷语，还能用当地方言进行广播。马尔维纳斯广播电台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电台，它并没有进行公开露骨的宣传煽动，因此，阿根廷军队也并没有将它视为一个敌人。它广播的对象是针对每个士兵，播送某某士兵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母子平安的消息，或播送某某的父亲亡故或某某的堂兄弟结婚的消息。这个电台还广播足球比赛的战况与足球评论，甚至当地的天气预报。总之，它会播放一切能够导致阿根廷军队感到不安或想家的信息。在那种闭塞的战场上，来自家乡的消息极其缺乏，可想而知，电台的广播对阿根廷军队的士气的破坏是极其强烈的。
如何获得这些用于无线电广播的具体情报仍然是个秘密。在越南战争中，北越军队在对付美国战俘时也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尽管得到的情报不一定可靠。同情越南的美国人将他们所知道的有关各个战俘的情报透露给北越。北越的心理战部队利用这些情报编造一些真实的、半真实的和带有影射意义的消息提供给美国战俘。面对这些消息，美国战俘很难不受影响。
尽管无线电广播宣传有许多优点，但它也存在不足。它比较容易受到干扰，也可能会因为大气状况或其他自然障碍的影响而导致声音失真。在某些特定的社群中，拥有收音机的听众可能会局限于收入丰厚的人群，而通常情况下这些人最不容易受宣传鼓动的影响。无线电广播所播报的消息是无法收视的材料，除非通过固定广播站经常重复播报，否则，这些信息很容易被人遗忘，或者容易被人曲解。
视觉宣传艺术
在所有传播媒介中，电视的影响力最大。它拥有无线电广播的即时性，能够非常迅速地对新情况或正在变化的形势做出反应。通过电视进行宣传对电视观众的文化程度并没有要求，实际上，西方电视节目已经形成了为几乎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风格。但是，作为一种宣传媒介，电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它的运作成本非常高，传播距离较短，容易受到干扰。而且，世界许多地方的电视接收者的花费也严重限制了他们可接收到的电视节目，接收电视节目还受到电力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的影响。卫星转播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只有已缴纳收视费的家庭才能在家中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电影仍然是一种有影响力的媒介，尤其是在一些电视并不普及的地区。但是，电影的流通是可以控制的，很难进入一个敌对的环境发挥作用，而且制作成本也很高。现场表演，比如戏剧与舞蹈，也吸引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广大观众，但它也存在与电影同样的限制条件。
在二战期间，心理作战的所有手段都使用过。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德国采取了冒充敌国进行宣传的手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后来盟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40年5月，德军突破了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之后，德国的无线电广播宣传开始散布一些有关敌人谍报人员、法国政府的垮台、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犹太人的两面派手法等等谣言。随着德军的战线的推进，新型的无线电发射台开始不断地向其实并不存在的谍报人员或潜伏在法国后方的破坏分子发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加密信息，给法国人造成一种法国后方有敌人进行破坏的假象。6月法国投降后，德国又对英国采取了同样的手段，致使英国的正规军与地方军队浪费了数千小时的宝贵时间去搜索那些并不存在的第五纵队和伪装的德国伞兵。
不列颠之战获胜后，英国面临被入侵的威胁消除了，开始转入进攻。丘吉尔政府的情报大臣达夫·库珀招募了战前《每日快讯》报驻柏林的记者塞弗顿·戴尔莫。戴尔莫非常了解德国人的心理，建立了两个冒充敌国进行宣传的无线电台，一个由流亡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办，广播对象针对德国的左翼工人，另一个由居住在英国的前魏玛共和国政府人员开办。后一个电台后来发展成为“地下的”无线电站GS1，它冒充是德国某地的电台进行广播，播音员的语气也是亲纳粹的，充满着爱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感情。但当普通士兵或公民对政府失望的时候，它便毫不客气地大肆对政府进行批评。
戴尔莫招募了当地的一个柏林人保罗·桑德斯。1938年，当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高潮时，桑德斯离开了德国，然后进入军队从事炸弹拆除工作。他的代号是“上司”，于1941年5月开始进行广播。后来，德国的鲁道夫·赫斯乘梅塞施米特飞机前往英国试图劝说英国与希特勒媾和，但飞机飞越北海后在苏格兰境内被迫摔机着陆。桑德斯抓住这一消息大肆嘲笑德国的企图的流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GS1工作小组通过盘问德国难民、阅读德国报纸和监听德国广播定期地获得一些情报。他们悄悄开启一些途经中立国转运的德国的信件，从中筛选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他们甚至从德国战俘营中德国人的谈话的只言片语中搜集情报。小组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心理上对德国的战争努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在一次广播中，GS1小组散布了一些谣言，声称，德国人从波兰与俄罗斯战俘身体上抽取血液，然后不加检查地输给德军伤员，由此导致德军伤员感染性病。其实，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但GS1小组却能够有鼻子有眼地说出一些真实的输血中心的名字，还有中心工作人员的姓名，这些真实的姓名无疑增强了他们的消息的可信度，使德国人对他们的编造的谎言深信不疑。
“上司”于1943年10月突然“死亡”。盖世太保发现了他的地下广播站并冲了进去，桑德斯的最后一次播音以机关枪声结束。当盟国军队准备挺进北部欧洲时，盟国又组建了一个新的电台“加莱军人之声”，继续广播。它的广播对象先是在法国作战的德国军队，后来又包括在德国境内的德军。它的广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到最后德国投降。纳粹当局曾试图对电台进行干扰，电台的许多忠实听众都以为那是笨拙的英国人在徒劳地干扰德国的电台。
随着大西洋战役的形势逐渐对盟国有利，英国又组建了一个新的电台，名称为“德国大西洋短波电台”。它的广播对象是德国U潜艇的艇员。广播站的工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或是从瑞典的市场上购买，或是从美国录制、或是在伦敦的录音室中灌录)获得德国最新的舞曲，然后在电台上播放以吸引德国水兵的注意。
电台的工作人员通过德国城市遭破坏的照片与原有的德国地图相对照，然后在广播中播报空袭后德国城市遭破坏的详细情况。可以想像，这样的广播对于远离家乡时刻处于危险中的德国U潜艇艇员的影响会有多么巨大。即使后来，德国人都知道这个电台其实是一个英国的宣传电台，大多数U潜艇的艇员还是继续收听它的广播，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获得一些可靠的消息了。
盟军也曾试图尝试用可视性材料进行宣传，但并不很成功。谍报机构四处散发伪造的出版物、信件和传单，试图鼓动德国士兵开小差或投降，但最后都归于失败。
在当时的德国军队中，有许多德国军官被灌输了“坚强”、“团结”等理念。只有当他们与同伴失散或在战斗中由于伤亡而失去领导时，他们才会开始考虑自己的生路，才会选择投降或开小差。
据估计，在D日与德国最后投降的期间内，大约有70％在西线服役的德国士兵收听了盟军的无线电广播，或者阅读了盟军的宣传传单。许多传单在士兵中传阅，但他们很少讨论传单的内容。然而，随着战争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盟军声称，如果投降，他们将优待俘虏。许多德国士兵动摇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大量的德国军队选择向西方国家军队投降，而不是向苏联军队投降。
事实证明，战术宣传，尤其是使用扬声器的宣传，更为成功。在1945年初，英国第4装甲师的心理战部队通过在坦克上安装扬声器在短短的4天内就俘虏了500多名德军战俘。后来，美国的心理战大队在越南战争期间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但不是特别成功。
国内的说服工作
国内的宣传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七章将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讨论。二战期间，交战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利用了各种声音材料与可视性材料的宣传手段，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二战初期，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机器为保证纳粹德国军队的高昂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公共广场上，经常展示着巨幅地图，市民可以随时了解德国的坦克挺进东欧的情况。
纳粹冲锋队在前线每周都要播映新闻短片，将德国军队的辉煌战绩显示在电影屏幕上。戈培尔对新闻短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实际上，为了增强短片的影响力，戈培尔坚持在短片放映结束后留出5分钟的暂停时间，在正片播映之前让观众能够充分体验短片所带来的振奋。尽管当时有一些电影反映了德国人民的伟大美德，但大部分电影属于没有太大影响力的娱乐性影片。一些影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宣扬德国人的美德，攻击犹太人的卑鄙。
戈培尔在纳粹党的所有42个区组织了许多场群情激昂的演讲与集会。如何进行发音控制，如何形成自己的演讲风格，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只不过没有人敢模仿元首希特勒那别具一格的演讲风格。
在英国，编辑可以自由出版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但如果出版可能对敌人有利的东西则要冒受罚的风险。《防务条例》规定了禁止出版的内容。战争一爆发，酝酿中的电视服务也胎死腹中。播映的新闻短片常常是数周以前的旧片，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反而显得有些滑稽可笑。
后来情况才有些好转，英国BBC扩大了战时报道部门的规模，27个广播记者和录音与无线电发射工程师开始报道西北欧的战况。诸如理查德·丁布尔比、温福德·沃恩托马斯与切斯特·威尔莫特等记者赢得了英国人民的信任，他们舍生忘死，冒着枪林弹雨从前线发回真实的战斗情况，使国内的观众能够看到记录残酷的战斗场面的影片。
战后，其他的战时记者离开德国，而丁布尔比却仍然继续着他的工作。他在广播中报道了他对苏联人的举动的困惑，而在过去的4年中，媒体对苏联一直是褒奖有加。苏联红军逮捕了他，但很快又重获自由。他继续对西方国家进行广播，质问斯大林的动机，警告听众要警惕即将出现的问题。很少有广播报道有如此准确的预见性。
马来亚的心理战
战后，西方心理战专家发现他们面临两个威胁——欧洲华约组织的出现和远东地区共产主义势力的不断壮大。为了反击共产主义势力，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争，二战中积累的心理战经验在这些小规模战争中应用得淋漓尽致。
1941年底，日本人侵占了马来亚半岛，将马来亚共产党与其他政党都驱逐到丛林中。马来亚共产党与其他非共产党组织联合组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对共同的敌人展开了游击战。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装备不足、没有严密的后勤计划，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打击日军的活动并没有给敌人造成什么破坏。但是，自136部队出现在马来亚后，形势立即发生扭转。为了有效地抗击日军的侵略，英国将流亡国外的警察、橡胶种植工人与锡矿工人召集起来，组成了一支136部队，开始进入马来亚开展游击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获得了充足的装备与良好的训练，到战争后期，它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作战能力很强的游击队。
在和平到来之前，英国表示，如果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如果能够带着武器走出丛林，每个成员将获得250马来亚元的奖励。许多游击队员接受了这个条件，但一些坚定的马来亚共产党人拒绝了这一条件。在伦敦举行的庆祝胜利的游行活动中，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领导人钦鹏(音译)出现在136部队的队伍里，他因此而获得了英帝国的勋章，不过他从未接受这枚勋章。一回到马来亚，他就着手准备领导马来亚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要将马来亚变为共产主义共和国。
钦鹏将他领导下的军队的名称改动了一个字母，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改为马来亚人民抗英军(MPABA)，从而改变了斗争矛头，不断地在边远地区制造恐怖事件，残酷地暗杀英国及其他的欧洲地产商人与矿业商人。当马来亚人民开始普遍抵制这种压制时，折磨与恐怖便接踵而来。随着原来只针对英国人的斗争性质发生了变化，马来亚人民抗英军的名称又改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RLA)。
1948年至1962年期间，英国政府将即将共产主义化的马来亚变成了民主国家。为了使马来亚的华人反对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共产党恐怖分子，英国政府煞费苦心地采取了许多措施。英国政府对食品的买卖与运输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以断绝共产党分子的粮食供应。英国对特种空勤团进行了改编，然后用于在丛林中追捕和破坏敌人的秘密藏身地。英国共投入了25000名英国士兵与15000名廓尔喀人执行搜捕与破坏任务。1957年，当马来亚人民最后赢得独立时，大约还剩下不到1500名共产党分子在坚持战斗，是年还有309名成员被打死，209名成员投降。1960年，暴动最后被镇压下去，残余的恐怖分子逃往泰国。
毫无疑问，训练有素的情报与心理战分队的介入对夺取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种空勤团与野战情报军士(NCO)在丛林中活动，与当地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保护，了解他们害怕什么，想要什么。依靠这些情报，心理战专家能够制定详细的心理战计划，综合运用声音材料与可视性材料进行宣传。
一开始，实施心理战的主要动机是进行报复。英国人曾经看到他们的朋友、家庭和同事被敌人折磨与杀害，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看到犯下罪恶的敌人一命归西或束手就擒。早期的宣传品公布了被杀或被俘的共产党分子的名单，如果有照片的话，还会印上照片。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将死去的成员视为革命英雄，然后残杀更多的平民进行报复。
但是，当1950年9月休斯·卡尔顿·格林(后被授予爵士，担任BBC的董事长)被任命为马来亚应急情报局局长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他劝服军事行动局局长哈罗德·布里格斯中将采取招安政策，不管恐怖分子以前犯过何种罪行，只要投降，一概既往不咎，而且还要进行奖励。尽管警察系统与民政部门强烈反对这项政策，但这项政策逐渐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筋疲力尽的恐怖分子放下了武器，举手投降。
卡通画武器
尽管传单是最有效、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但大众传媒的各种形式都可以用来传播信息。每年散发的传单超过1亿张。仅在1953年，就导致了372名游击队员自愿投降。在一份最著名的传单上，为了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与其部下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用卡通人物虚构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
传单上的卡通军官瞪大眼睛盯着群众的缺点，对群众的埋怨却充耳不闻。他有一张用于发号施令的大嘴，用于盛装美酒佳肴的硕大的胃，胸膛却很窄小，这样可以躲避子弹。他五指短小，屁股出奇的大，端坐在椅子上，而别人却在辛勤劳动。
另一方面，传单上的卡通士兵是一个对上司的错误视而不见，对上司错误的言论与命令却言听计从的形象。他不会批评上司，但会用自己宽大的胸膛为上司挡御子弹。他的胃很小，以尽可能少地消耗粮食。这种比喻虽然有些牵强，但在当时怨声载道的充满不信任的环境中，这张传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空中的宣传活动
在宣传战的早期阶段，一般使用车载扬声器，但由于它传播距离有限，而且必须要随卡车移动，所以到1953年年底，这种宣传方式基本停用。1952年，开始采用播音飞机进行空中宣传。经过艰难的初播阶段，这种方式被证明是成功的。一开始，广播员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各种中国的方言进行广播。但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方言语言专家，最后只采用汉语普通话进行广播，而其他语种则停播。
随着作战能力的不断提高，心理战分队能够在事件发生后2个或3个小时内就广播有关事件的新闻。如果在一次伏击中击毙一名重要的恐怖分子头目，在他手下的恐怖分子还没缓过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收到有关伏击详细情况的新闻广播。一些具体情况主要来自战斗中俘虏的恐怖分子，承诺他们如果肯合作，提供需要的情报就会得到优待。
一次，广播中播报了在伏击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的名单。报道说，警卫部队已经找到了一些恐怖分子的尸体，并按照宗教仪式将这些尸体埋葬。但另一些姓名已经得到确认的恐怖分子的尸体未能找到，等到找到时尸体已经被野猪啃噬殆尽。这则新闻的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因此这对已经心惊胆战的穆斯林恐怖分子的士气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随着战役的继续进行，一些已投降的恐怖分子利用他们的声望去劝说当地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群众与政府并肩作战。后来，一些曾经是恐怖分子但已投降的人被组织成一个巡回演出团，深入到边远地区，以表演短剧的形式向人们宣传政府对投降的原恐怖分子的宽大政策。尽管短剧的主题并不成熟，演出也略现粗糙，但这些表演能被当地百姓所接受，在宣传宽大政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感情与思想
在对游击队实施心理作战时，对大众发动一场“感情与思想”的战役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
在马来亚，1954年建立了有重兵巡查而且没有共产主义影响的白人居住区。最初，由于当局采取宵禁、食品管制与搜身等措施，尚能控制局面。但是，很快白人居住区的一些显贵不再受到管制的限制，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不久，附近一些和平村庄的居民包围了白人居住区，要求与白人居住区合并。最后，除了一些共产党势力较大的地区没有介入外，其他地区的村民都加人了这个行动。
当时，军队正将权力移交给文职的高级专员，同时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了居住区的范围以接纳更多的华人和印度少数民族。
后来，这项“感情与思想”政策又被英国政府应用于婆罗洲与阿曼，为今后从这些地区实施不流血的撤退做准备。英国介入婆罗洲始于1962年，当时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宣布与临近的沙巴州与沙捞越州这两个州的关系进入冲突状态，他试图迫使这两个州并入印尼组成一个大印度尼西亚。
一开始，印度尼西亚人雇佣当地游击队对邻州的一些孤立的警察与军队哨所发动了小规模的越境袭击。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苏加诺总统动用了正规军，包括擅长对敌人后方进行渗透的特种作战部队。这些部队还得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些支援。
为了抗击印度尼西亚的入侵，英国政府出动了15000名士兵，主要是步兵。婆罗洲的战斗主要是小分队作战，英国部队在丛林中花费数周搜寻并消灭敌人。1964年，英军与廓尔喀雇佣军开始实施一项极其秘密的军事行动，他们越过边境向敌人的后方实施渗透，在不使战争升级或不导致联合国干涉的情况下，试图将印度尼西亚军队驱逐出他们的前沿阵地。
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的直升机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特种空勤团协同作战。通过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并对当地老百姓开展医疗服务，英军赢得了居住在丛林中的当地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搜集到大量的有关敌人活动的情报。尽管当地的一些百姓有些排斥外界影响，但多数当地人还是亲英国政府的。
夜晚巡逻时，为了安全起见，英军总是躲到丛林里隐蔽起来。后来，英军终于来到了他们要找的村庄。他们在不改变村民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仅仅利用了简单的医疗与工程设备就帮助了村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英军还为村民开办了健康讲座，为他们治疗疾病，克服营养不良。先是向村民赠送食品，后来又教会村民更先进的种植方法。
随着接触的增加，英军还向当地村民赠送了收音机、医疗包、啤酒甚至是装有丰盛礼品的礼物篮。对当地人来说，国家边界无关紧要，他们不关心政治，谁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观需要，他们就支持谁。英国人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利用了这一点，这就是“感情与思想”政策的价值所在。后来，英国人在阿曼也贯彻了这一政策，而且同样也取得了成功。但还有极少数西方国家尚未完全掌握这一政策。
1970年，英国被卷入最后一场殖民战争，但此时的英国对战争已经开始产生一些恐惧。自从1962年以来，年老力衰的暴君赛义德·本·泰穆尔苏丹一直在南部的佐法尔省清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但接连遭到失败。利用刚独立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为基地，游击队对政府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并且取得了胜利。1970年，苏丹泰穆尔完全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他的儿子卡布斯·本·赛义德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夺取了政权，这位曾在英国陆军军官学校受训过的亲英派人物成为阿曼的新苏丹。
卡布斯要求英国派遣军队协助镇压叛乱，英国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特种空勤团小分队于几天内抵达阿曼，然后立即实施“风暴行动”，试图重新夺回南方地区的主动权。
对特种空勤团的士兵来说，实施行动的地区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大多数士兵只熟悉丛林战。阿曼的南部地区是一块60公里长10公里宽的狭长的沿海平原地带，省会塞拉莱位于平原的中心地区。该地区的内陆部分以山地地形为主，从南向西分布着一些干河床和无数的山洞，一直延伸到也门边境。在阿拉伯大沙漠与群山之间是一块变化莫测的沙洲。
特种空勤团对佐法尔地区的居民也几乎一无所知。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带的主要是卡斯里族，他们勤劳精明，不同情游击队。相比之下，山区的居民充满着激情与智慧，独立性很强。沙洲地区的拜杜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独立性也较强。
约翰尼·沃茨中校率领22名特种空勤团队员实施此次行动。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赢得当地百姓的“感情与思想”。英军组建了一支心理战分队对“叛乱者”的宣传进行反击。刚开始，佐法尔地区的群众悄悄地为“叛乱者”提供一些支援，后来，英国人又蓄意挑拨“叛乱者”与群众的关系。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医生与特种空勤团的伞降医护人员走访了当地的村庄，为当地村民注射预防针，以防止以前流行的致命性疾病的再次发生。同时，兽医小组还为当地游牧部落的牲畜治疗疾病。
沃茨将当地佐法尔人武装起来抗击“叛乱者”。特种空勤团负责为这些由当地人组成的队伍提供组织、训练、装备和供给，但从不直接指挥这些队伍。到1975年为止，特种空勤团已经武装了大约1600名当地人。在赢得佐法尔人“感情与思想”和收复失地的行动中，特种空勤团依靠他们娴熟的处理技巧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叛变
如何使敌人叛变是心理战中的至关重要的部分。尽管叛变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30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造成敌人叛变还是存在一些共同规律的。安德鲁·莫尔纳是研究越共的专家，他坚持认为，尽管在城市环境中更容易叛变，但农村的叛变分子比城市要多。他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城市中的游击队员的生活并不是特别艰难，而在丛林与山沟里的部队常常要经历一些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某种形式的骨干分子更容易叛变：秘密的情报人员通常要装出一副亲政府的样子，有时候可能会转变成真正支持政府的人；联络谍报员在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叛变，尤其是在以赦免相利诱的情况下，更容易叛变。另一方面，一些领导骨干，由于从其地位与权力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满足，因而不太可能叛变。同样，心理战专家一开始通常不愿意按需要的观点写宣传材料，但他们很快就会相信他们所写的一切，并且会坚信不移。
对1369名越共叛徒的一份研究表明，非正规战争的艰苦性，特别是食品与医药的短缺，是造成叛变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五分之三的叛变分子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叛变的，其他的叛变分子叛变的原因则是因为对组织的缺点与失误极度失望。
莫纳声称，大多数叛变分子在加入组织后的第一年根本没有考虑过叛变。但此后的6个月里，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个人前途，这段时期也是最容易发生叛变的阶段。组织里的成员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可能是与另一名成员发生矛盾，如果矛盾继续恶化，将可能导致整个集体中的内讧。性的缺乏常常导致成员身心疲惫。尽管大约有10％的越共成员为女性，但在丛林或其他边远地区，性生活通常是不允许的。
在出现个人危机之后，常常会发生叛变的现象。一旦决定叛变，游击队员就开始想方设法地脱离组织。根据莫纳的研究，大多数叛变分子先是决定叛变，之后才开始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尽管后来的研究对这一发现(实际上主要针对莫纳的研究报告)提出质疑，但在制定心理战计划时，尤其是针对头脑简单的对手开展心理战时，这一发现仍然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越南的经验教训
在对付革命战争的威胁时，美国的做法与英国截然不同。可悲的是，五角大楼并没有将北越视为敌人。在武器装备上，美军拥有绝对优势，美军认为敌人的优势在于他们的隐蔽性与狡猾。美军主要通过公路运输与直升机进行机动，对顺畅的供给线的依赖性很高，而且都是在白天运动，而北越军则是四处出没。北越军队通常利用夜晚行动，后勤上的自我供给能力很强，尤其擅长夜战。
北越与越共游击队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胁迫手段，就能轻易地赢得农民的民心。1964年3月至5月期间，越共向农民散发了418种不同的传单。其中，45％的传单是有关军事与准军事话题的，36％的传单是有关群众感兴趣的话题，还有8％的传单是关于被点名的政府官员或是针对美国读者的。尽管有7％的传单是针对特定的人群，比如学生、女性和小商小贩的，但只有1.3％的传单涉及宗教主题。
另外，越共有时还特别设计一些传单，比如警告当地老百姓要警惕美国妄图把女人武装起来的阴谋。把被俘的越共俘虏寄回的信件印在传单上，控诉他们遭受的非人的待遇。在肯尼迪总统遇刺的24小时内，越共曾以极快的速度散发了一份非常成功的心理战传单，声称新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另一起事件中受了轻伤。
许多美军地面部队士兵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心理战，尤其是欺骗行动。他们认为，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不是美国人的做事方式。当美军使用传单时，他们的手段并不高明，忽视了印度支那人的心理，只是一味地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心理上，有五个弱点容易被利用：困难、恐惧、对胜利没有信心、理想破灭和对家人的担心。
在用B－52轰炸机进行狂轰滥炸后4个小时，美国人就向被轰炸地区空投了大量传单，告诉地面上的敌人，刚才是美军动用B－52轰炸机实施的轰炸，而且还将继续实施轰炸。美军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敌人叛变。空投这些传单的目的是想造成敌军士兵与军官之间的摩擦，但这种方式往往收效甚微。
正如在二战后期盟军所发现的那样，轰炸只会使敌人产生仇恨，而不会投降。B－52轰炸机采取地毯式轰炸方式，不可能不伤及无辜，即使对被确认是敌方的目标进行有目的地轰炸时也会造成附带毁伤。不管投入B－52进行轰炸在军事上的价值如何，在心理上这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美军偶尔也会完全使用和平的心理战技巧。第7心理战大队发明一种将宣传口号印在肥皂包装纸上的方法，这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用肥皂的人都能看到肥皂上的宣传口号。另外，印有宣传口号的食品袋也四处发放。由于食品袋供应不足，而且主要是家用，因此，通过在人口流动性大的市场发放印有宣传口号的食品袋能够起到宣传的作用。为缺少玩具的儿童提供的纸偶与木偶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只需将这些玩具身上印上宣传口号就行了。
1966年5月，美国的一家研究所试验用一种产生臭味的炸弹来对付越共，而不影响美军的作战能力。炸弹散发的气味极其难闻，将使越南士兵普遍感到恶心与惊恐。如果这种炸弹研制成功的话，美军将用它来对付丛林里的游击队。把令人作呕的气味装到常规炸弹中，这样，敌人就会把这种恶臭与炸弹联想在一起，从而引起他们的恐惧，破坏他们的正常生活。
通常，美国在越南使用心理战的意图非常明确。“叮当行动”是一个典型的战例。这是由美军第10心理战营与空军第5特种飞行中队联合实施的军事行动。美军共使用了2架C－47飞机，其中一架的绰号叫“妖怪”，装备有几挺小口径航炮，另一架的绰号叫“罗嗦”，装备有扬声器。这两架飞机通常在夜间出动，在每次出动后的开头阶段，“罗嗦”在“妖怪”的护航下飞到敌人阵地上空，利用机载的扬声器制造的对人体心脏产生刺激的噪音来骚扰敌人。黎明到来的时候，噪音就被播放高层政治家规劝越共投降的录音所取代。尽管这次行动存在许多明显的拙劣之处，但有时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美军执行的任务中有24个比较成功，每个任务大约都持续2个小时，而目标地区的敌人叛变的数量从每月120人猛增到每月380人，增加了两倍多。
1969年11月，美军第1步兵师开始同时使用几种心理战手段，他们白天用武装的宣传分队展开心理攻势，夜晚使用噪音干扰敌人，使敌人没有时间休息。每个训练有素的宣传小组由3个班组成，一个班负责宣传，另两个班负责警戒。负责警戒的班配备重型武器，而负责宣传的班带着一名已经“投诚”的叛乱分子，最好是当地人。在宣传班进入村庄之前，警戒班预先设置警戒线，占领有利地形，防止可能遭受的伏击。进入村庄之后，宣传班挨家挨户地发放印刷品，搜集当地的一些情报。
夜幕降临，美军出动直升机对目标村庄用扬声器播放音乐。在午夜之后与黎明到来之前，美军播放两个小时的心理战磁带，假扮死去的叛乱分子的幽灵对敌人进行规劝，试图使越共产生怀旧想家或者恐惧的情绪。美军的这种战术被称为“徘徊的幽灵”，对那些担心死无葬身之地的越共成员特别有效，它与英国在婆罗洲采取的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处。据报道，尽管敌人意识到声音来自直升机，但许多缺乏作战经验的越共在半梦半醒之间还是被搞得晕头转向。
北爱尔兰
争夺爱尔兰控制权的战争已经持续了800多年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是一场不流血的冲突，围绕着北爱尔兰的6个郡在新教教徒与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展开，但很快这场不流血的冲突发展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在乌尔斯特警察部队介入之后，英国于1969年8月开始介入冲突，但事实证明，英国的介入并没有控制住当地的骚乱状况。
到1972年，军队的兵力曾经高达22000人，由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
但是，第1营在伦敦德里郡射杀了13名示威者。当年1月，伞兵团开始负责调查军队的行为及其长期作用。冲突双方的政治领导层与高级军官很快清楚地认识到，到了削弱军队权力的时候了。
到1977年，军队的规模已经削减到只有14个营，每个营650人左右，另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保障分队。军队的大部分兵力部署于被称为“战术责任地域”的限定区域内。但是，有一些营任务较重，负责支援责任地域内的其他部队。
尽管一直努力协调警察与军队的行动，但警察与军队之间仍然存在太深的积怨。在对付新教极端主义分子时，军队中极少有人信任新教警察。另一方面，乌尔斯特警察部队有更多的理由将军队视为外来者，认为军队并没有诚意认真地解决爱尔兰问题，他们很快就会撤到安全的大陆地区。
在1977－1979年，军队与警察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非常激烈，开始威胁到情报搜集。当时，乌尔斯特警察部队的大部分情报由特种任务部——E部负责搜集。但E部将审讯权转交给C部——刑事侦察部。同时，军队的情报搜集主要依赖志愿的野战情报军士和一些相对缺乏训练的军官。军队的士兵与警察几乎互不说话，军队与警察的下属机构对自己掌握的情报也互有保留，互不通气。另外，军情五局与军情六局在北爱尔兰都有自己的谍报网，它们偶尔使用同样的情报来源，但极少共享情报。
1970年，当时任驻贝尔法斯特第39旅旅长的弗兰克·基特森获准组建机动侦察部队。基特森是一个有丰富的反暴乱经验的军人，曾经在肯尼亚、马来亚、阿曼和塞浦路斯执行过多次反暴乱任务。他将一些已经“投诚”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绰号为“弗莱兹”的小组，然后派到英军的营区与英军共同生活。最初，这个秘密小组只有几个成员，由一名上尉指挥，直接对基特森负责。英军最初的任务并不复杂。一部分英军士兵乔装成平民，开着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在爱尔兰共和军可能埋放炸药的地方守株待兔。其他英军士兵在“弗莱兹”小组的配合下，在一些重要地区巡逻。
但在数月内，英军的活动开始执行一些特殊而复杂的任务。英军开办了一家按摩院，一名英军女兵装扮成挨家挨户推销化妆品的推销员。英军还开设了一家洗衣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鲁莽的悲剧性错误。英军利用洗衣店的运货车进行监视。但后来由于“弗莱兹”小组成员的再次叛变，这次行动不得不放弃。当机动侦察部队的一名女兵与一名男兵驾驶运货车途经西贝尔法斯特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男兵被枪杀，而女兵却侥幸逃脱。而再次叛变的“弗莱兹”成员还是没有逃脱被爱尔兰共和军处死的命运。
随着形势的发展，机动侦察部队的弱点越来越暴露无疑。它的情报几乎完全依赖于并不可靠的“弗莱兹”小组，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也无法得到训练有素的快速反应部队的支援。1973年，机动侦察部队被解散，由新组建的侦察大队接管它的责任地域，这支侦察大队就是后来著名的第14侦察连。
一开始，英军想为这支侦察大队起一个名称来掩护其真正的军事行动的目的。起初，他们自称是北爱尔兰训练顾问组，但后来发现这么做会损害北爱尔兰训练顾问组的真正作用，于是，他们便放弃了这种称呼。
后来，英军又想以情报与警戒大队的名义作掩护，但这又与在北爱尔兰执行任务的第12情报局与警戒大队的作用发生混淆，于是，英军还是放弃了这种称呼。
尽管第14侦察连的作用目前仍然是个秘密，但马克·厄本在他写的书中以精辟的分析指出了这支部队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贡献。第14侦察连的大多数任务要么是设立秘密观察哨(与传统的车辆检查站相区别)，要么是在没有任何标志的车内对目标进行观察。
但是，在诸如北爱尔兰这样的地区，使用秘密观察哨和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进行侦察容易令人起疑，也充满着危险。1974年，第14侦察连的上尉安东尼·波尔仑在对伦敦德里的一处天主教住宅区试图进行拍照时被杀身亡。3年后，设在南阿马地区的秘密观察哨又遭到破坏。一支装备有从美国国民警卫队窃得的M60机关枪的现役部队袭击了这个观察哨，有3名士兵被打死。
1977年12月12日，这个单位的一名一等兵成了一场蓄谋抢劫的受害者，当时两个爱尔兰民族解放军(INIA)的成员企图偷走他的轿车。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恐怖主义分子，科林·麦克纳特被打死。一天以后，在另一事件中，一等兵保尔·哈尔曼在西贝尔法斯特受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攻击者的阻击。他似乎是要说服对方而没有使用暴力。他被枪杀了，他的车子被放火烧掉，大量的通讯情报被爱尔兰共和军缴获。
自1977年以来，相当数量的特种航空队(SAS)队员受命在北爱尔兰的秘密行动中执行任务。他们的存在为恐怖分子的宣传机器提供了明显的口实。许多偶然事件都被归咎于SAS人员，并且被有倾向性地报道了。这类事件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其中只有半数是真实的，也需要一个团的人员长期驻在这个省。
对未来的启示
约翰·柯林斯是研究心理作战的专家，著有《绿色贝雷帽》、《海豹突击队》等书，他将观念操纵定义为：公开地或秘密地通过运用欺骗措施、有控制地暴露情况、显示军事力量、实施心理战、使用作用于人的精神的生化战剂和实施其他类型的特种作战，影响和利用目标国政府、团体和个人的感情、思想和动机以有利于己方达成目标。
在反恐怖领域，各大国都承认，预防事件的发生重于对事件的处理。鉴于各国都认识到必须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干涉，在某种情况下，动用武力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效果。要用照相机记录整个战场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利用电视报道一个武器装备先进的外国部队如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装备落后的地方民兵组织对国内的选民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压力对恐怖组织来说可能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如果制裁为恐怖组织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后果的破坏性将更大。经济制裁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如果以一场特殊的灾难(比如洛克比空难)为由对特定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可能对目标国的影响并不大，但不出几年，或一段时间甚至几个月，经济制裁将会导致目标国政权的不稳定。
如果要使经济封锁产生满意的效果，国际合作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常常因为经济封锁而付出巨大代价，因为许多美国友邦由于担心失去贸易机会或害怕刺激恶霸式国家而在国际合作方面有所顾忌，采取消极的态度。美国对利比亚、尼加拉瓜和伊朗的单边制裁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满意效果。但是，联合国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却很快迫使塞尔维亚政府对其邻国波斯尼亚的扩张野心收敛了许多。
尽管前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注定要栽跟头，但当时的前苏联在对付巴基斯坦人时，就成功地运用了胡萝卜与大棒政策。尽管巴基斯坦为穆斯林游击队提供庇护，还允许他们采购武器，但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并不十分明确。前苏联对巴基斯坦以经济援助相利诱，以越境轰炸巴基斯坦、颠覆巴政府相威胁，因此，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对巴基斯坦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巴基斯坦还是迫于苏联的种种压力，未敢太多地介入发生在邻国阿富汗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