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战略·第四

作者：安德烈·博福尔·法国

出自————《战略入门》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词的意义

　　 间接战略这个词似乎含义模糊。利德尔·哈特曾经出色地提出了一套“间接手段”的理论，他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在作战的领域内，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不要“硬打死拼”，换句话说，不要对敌人作直接的硬攻，必须从一般认为不大可能的方向上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先使敌人动摇、惊慌、丧失平衡，然后再向他进攻。这方面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在进军波斯之前，首先攻占巴勒斯坦和埃及；西庇阿在攻击迦太基之前，首先征服西班牙，等等。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1918年的塞尔维亚战役，也都可以纳入间接手段这一类。

　　 事实上，若一方不能肯定其实力已足够强大，可以在敌人所选择的地形上进行会战以击败敌人，那么间接手段的战略就是必需的了。利德尔·哈特曾正确地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肯定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而且即使如此，如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又何乐而不为。由于这个原因，他主张有系统地使用间接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见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其理论的主旨却是想在会战的考验之前，改变双方兵力之间的平衡，采取的方式是军队的调动而不是战斗。他主张不应直接去和敌人硬拼，而同敌人斗智，其目的在于补偿数量方面的劣势。

　　 就常规的军事战略而论，间接手段战略的中心思想可以解释为地面上的调动。就总体战略而论，它已经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被应用。当一方希望以劣于敌方的军事资源达到某一结果时就要采取间接手段。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给这种战略一个通用的名称，即“间接战略”。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加上反殖民主义的煽动，这种战略有着广阔的应用范围，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其有效性令人吃惊。因为它是间接的，所以其阴险的性质常为人所不了解，而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在这个领域中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间接手段与间接战略之间的主要差异，不仅是如上文所说，前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间接手段的目的在于获得军事胜利，其所谓的间接性只是就这种胜利的准备动作而言的。所以，我仍然要把间接手段列入直接战略一类。间接战略的特点就是使用军事胜利以外的方式取得其某一结果。

　　 间接战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这种战略中，行动自由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幌子下实现。在现时（甚至核武器出现前），行动自由有一个确定的范围，任何冲突都要受其限制；这种范围的界线是由冲突的发展对于国际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确定的。举例来说，在1912年，巴尔干诸国不敢向君士坦丁堡前进，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刺激俄国去占领该城。在摩洛哥，法国必须同时顾及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利益。在前一章我也曾指出德国人在第一次大战时所犯的错误：1914年侵入比利时，1916年又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在那个时代，约束的因素就是害怕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趋向极端”，换句话说，也就是害怕由一个不很重要的争执所引起的冲突，可能燃起一场完全与战争目标不成比例的大火。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的目的就是想不必发动一次世界大战而能达到他的目标。现在有了核武器，逐步升级的危险变得更大，以致行动自由的范围相对缩小了。不过，行动自由仍然存在：自从1950年以来，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有限冲突（朝鲜、印度支那、北非、以色列、匈牙利、苏伊士、刚果、古巴、柏林等），就是明证。

　　 行动自由的范围越狭窄，越应对它作最好的利用，因为这就是突破现状的唯一途径，而核威慑是被假定用来维持这种现状的。行动自由的范围越狭窄，利用它的方式也就越微妙，甚至已经很难认清其为战争的一方面了。可是，获得的成果非常大，甚至可能比经过一次大战获得的还要大。西方人已经被逐出了中国和几乎整个东南亚，中东已经发生大动荡，非洲也处于混乱之中，甚至中美南美也受到了影响。所有这些事件并不仅仅是历史演进的必然后果，它们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战略的产物。这种战略利用了精心设计的、明智地顺应自然发展趋势的动作。我打算称它为间接战略。正是这种战略已被证明是治疗所谓“核瘫痪”的良药。

　　 所以，间接战略也是一种艺术。核武器的存在产生的威慑作用使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而间接战略作为艺术能最好地利用这个有限的范围。同时，它还有助于获得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胜利，尽管为了胜利所能动用的军事资源通常都极有限。

　　 以这个定义为起点，我们现在就试着分析这种非常微妙的战略所具有的一些原则。

　　 第二节 间接战略的概念

　　 在间接战略中，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决定在当前情况下行动自由的范围究竟还有多大，然后确保这个范围可以维持住而不缩小，如有可能则还应扩大，同时应使敌人能利用的行动自由范围尽量缩小。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对战略作一般分析时（第一章）已经强调过的原则上。任何辩证法式的竞争都是行动自由的竞争。不过，间接战略的真正特点是，可能实现的行动自由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同在有争议的地理区域内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有关，它几乎完全是由这个地区以外的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对核威慑有效性的估计，对国际反应、敌人精神力量和敌人对外来压力的敏感等的估计。

　　 所以，任何特殊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世界性的高层行动的成功。我打算称此为“外部动作”。其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人们不理解斗争的焦点不在战争发生的地区之内而是在其外。我们遭受过许多严重失败，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严重的误会。

　　 “外部动作”的概念

　　 “外部动作”的主要特点是确保自己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同时用各种威慑性牵制手段，使敌人瘫痪。就象“小人国”里的人弄得旅行家格列佛动弹不得一样。因为一切军事行动的设计，都以威慑为目的，所以行动当然以心理的为主，不过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指挥也都应全面配合，以实现同一目标。

　　 为了发挥这种威慑的效力，使用的手段从最文雅巧妙的，到最粗暴残忍的，各不相同：有时应根据国内法及国际法提出合法的要求；有时应强调道义和人道的原则，试图使敌人怀疑自己的主张的正当性，从而感到理屈。利用这些方法，可以激起敌方一部分内部舆论反对其当局，同时能发动一部分国际舆论来支持我们。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的道义上的联合，有可能以那些比较纯朴的同情者自己的见解为基础展开辩论，把他们完全争取过来。例如，在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国际性的集会中，就要造成有利于我的舆论气氛，主要是为了威胁敌人，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此外，可采取虚张声势的或实实在在的间接介入行动，例如供给军火、专家和志愿人员等。必要时，还可以用政治和经济的报复作威胁，直至以直接行动相威胁，其行动甚至有可能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方法是不胜枚举的，读者可以从最近的历史中找出许多著名的例证。

　　 但是，这一类手段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军事威慑力量（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威慑）应能形成充分的、全面的威胁，足以阻止敌人作大规模的反应。第二，一切行动的构想都必须与一条明确的政策路线相协调，这条政策路线的表达应形成合乎逻辑的论点。举例来说，美国是具有自由传统的，当他们插手古巴，在猪湾采取行动时，即使是间接介入，但从心理方面说，他们做得是不恰当的。在直接战略方面，这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当那个行动已经成功时，更是如此 [ 作者注：已被1962年的古巴事件所证实。 ] 。但在间接战略方面，这个错误不得不使他们付出很高的代价。

　　 法国虽然放弃它的黑色非洲殖民地，并自动撤出了摩洛哥和突尼斯，但对于阿尔及利亚还是紧抓不放，这是不恰当的。所以，政策路线的选择对于整个行动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让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正象在军事行动中，我们应攻占某一阵地，而不让敌人攻占它一样，在心理领域中也有可能占领某些抽象的阵地，并同样应阻止敌人攻占它们，举例来说，苏联已经成功地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承认，铁幕在从西到东的方向上是一个严密得不透水的政治壁垒，但在从东到西的方向上它并不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大肆宣扬和平，主张销毁原子武器，而自己却继续发展这种武器；他们反对殖民主义，而自己却统治着现今仅存的殖民帝国。这些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都属于心理战术的内容，此处不拟讨论。不过，这种“征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另一方完全接受的原则为基础。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占领的思想阵地，将会被西方“攻克”；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西方在其间接战略中，已经认识到了思考和计算的价值，而不只是尝试应用法律或道德的原则，那是他们的敌人经常对他们使用的。

　　 在选择所追随的政治路线时，当然必须考虑当时的心理倾向（例如对于和平的热望，反殖民主义，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心，等等）；另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敌人的弱点。以及敌人所企图利用的任何同盟国的弱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是冲突将间接进行，或由代理人进行。装模作样的做法并不能欺骗任何人，但在心理上却仍具有其重要性。此外，对敌方的可能反应，当然必须加以预测，并应准备有效的对策。事实上，这种“政治路线”是心理领域中真正作战计划的总概括，所以它必须事先加以拟定，其精确程度应和军事战略领域内的作战计划相同。

　　 “内部动作”的概念

　　 在确保了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拟制出在希望达到一定结果的地理区域内的动作方案。我打算称此为“内部动作”。

　　 这个问题的主要成分是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时间。如果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远比敌人优越，则精神压力也就变得不大需要，而军事行动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能动用的物质力量相当微弱，则精神压力就必须非常的强大，而军事行动势必是长期性的。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形式，各居于天平的一端。

　　 就第一种情形说，其目的要在外部因素所提供的行动自由的限度内，利用物质力量的强大的优势，迅速达到某种中间目标。然后暂停一下，而采取下一个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是由一连串夺取相对有限目标的作战所构成，而中间夹着外交谈判。这可称为“蚕食”法 [ 作者注：德国人称之为“香肠”战术。 ] 。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对于这种方法曾经作过锋芒毕露的表演。苏联也曾作过几次尝试，获得了不同的成功（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朝鲜）。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上所打的各次战役，也属于这同一类型，不过却只具有防御性的目标。

　　 就第二种情况说，其理想是达到某种（可能相当重要）的目标，不过多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主要靠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的长期斗争，把敌人弄得越来越不堪重负。这叫“削弱”法或“腐蚀”法。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持久斗争。毛泽东既是这种方法的最主要的理论家，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最成功的指挥员。最近的也许是最完整的一个例子是阿尔及利亚。柏林也属于这一类，不过那里的动作远较阴险。

　　 当然，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可以有许多逐渐转化的阶段。朝鲜战争最初趋向于“蚕食”战，而结果却变成了消耗战。反之，印度支那战役最初以“腐蚀”战略为基础，但几乎是以一种军事“蚕食”行动告终。

　　 腐蚀法

　　 腐蚀的概念十分有趣，因为事实上，它运用起来很巧妙。其含义是促使一个实力远较你强大的敌人，接受可能极端苛刻的条件，而你对付他仅仅用了非常有限的资源。这就必须充分运用上述的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行动持续的时间越久，就越能利用精神压力，以补偿军事力量方面的劣势。这样作战应同时在两个领域进行：物质领域，即使用军事力量的领域；精神领域，即采取心理行动的领域。

　　 物质领域

　　 在物质领域，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支持下去。照艾仑看来，这是一切战略的最后目标。不管怎么说，这显然是以腐蚀战术为基础的一切作战的最后目标。如果一方在物质上处于相当的劣势，那么它就只有拒绝会战，并用困扰的战术使冲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才有维持生存的希望。这种困扰的战术就是游击战。它具有极悠久的历史，但已为几代人所忘记，需要重新学习。而在最近40年间，对于这种作战方法，已经制定出了一套极重要的战略原则 [ 作者注：尤其是劳伦斯制定的成为苏联官方指令的战略原则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原则。 ] 。因此，这方面的行动现在就可以根据一些经过良好思考的原则来进行，从而获得相当高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力量上的劣势。毛泽东曾拟定了7条原则当作游击战的基础；（1）军民密切合作；（2）敌进我退；（3）敌退我扰、我打；（4）战略上以一当五；（5）战术上以五当一；（6）实现后面这一条的主要方法就是他所说的“集中退却”，也就是在退却中集中兵力（因为他在中国有充分的空间，所以才能如此）；（7）最后，在补给和装备方面，游击队必须以敌方为供应来源。上述7条是成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最低限度要求。不过常常有人不承认这是“最低限度”要求，例如，有人曾考虑在阿尔及利亚可以建立一个“多面堡”式的基地，而美国人更批准了在古巴建立常规的“桥头堡”的构想。

　　 除了上述的最低限度要求以外，还有两个基本概念，对于保持游击战行动的自由也是必要的。第一个概念是苏联人首先提出的，虽然过去爱尔兰也曾使用过。这是一种有系统的恐怖政策，其目的是阻止人民把任何情报供给敌人，我们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都曾看见这种方法如何有效，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野蛮性却不曾引起世界舆论的抗议。第二个概念是劳伦斯就汉志铁路①问题提出的。其原则是尽量扩大游击威胁地区的范围，而不致惹起敌人的任何反应，但结果却使敌人面临着越来越难解决的安全问题。于是敌人被迫使用强大的兵力，去防守那些不断增加的据点。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游击队在兵力方面的劣势。以阿尔及利亚为例，30余万法军对付不足3万的抵抗者还感到很吃力。

　　 最后，游击队员的数量不仅应维持现状，而且还要不断扩大，这样对敌人的压力才能增强。但游击队对物资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因此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军人走私的体系（或者采用象1944年在法国所用的空投方法）。接着就要尽可能在邻近的境外建立基地，以“外部动作”产生的威慑作用保障其安全。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中国的基地所担负的就是这种任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先在埃及，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了这样的基地。在葡属安哥拉作战中，原比属刚果也建立了这样的基地，某些作者认为这种基地的组织在这一类战争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但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却是可以断言的。应当指出，所有失败了的游击运动，例如在肯尼亚和马来亚的游击运动，事实上无一不是孤立无援的。这就表明，“外部动作”除了对于全面行动自由的保持起关键作用外，对作战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心理领域

　　 在心理领域，总的概念也是要尽量拖下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战斗人员和一般人民的精神素质都要保持在高水平上。对精神状态的控制至关重要。其目的仍然是用这种腐蚀的方法，促使敌人放弃斗争。在这一情况下，为了从任何的成功中抽取最大的利益，心理方面的行动也是必要的。

　　 这一心理行动是一种极复杂的工作，因为它同时以我方和敌方的军民为其对象，它必须接受两个主要因素的指导，即基本的“政治路线”以及所选定的心理战术。

　　 这里的基本政治路线，必须与在“外部动作”中所运用的政治路线协调起来。它要能激发人民那种希望投入行动的潜在感情（包括爱国感情，宗教感情和社会感情等）激发起来，而争论的结果应能表明，吁请他们支持斗争的理由是正当的。同样对作战的胜利应坚定信心，相信我们必胜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强者”，而是“因为上帝（或者某一历史潮流）向着我们这一边”。要宣传历史决定论，以引导形势稳步地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就能鼓舞群众去从事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壮举，就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宿命论的心理状态，但这是涂上乐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它同敌人的涂上悲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恰好相反；这种心理状态不同于穆斯林的宿命论，穆斯林认为不做征服者就得做奴隶，别无其他选择。

　　 这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未真正认清白种人当年迅速征服世界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征服的民族都觉得，白种人是天之骄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们主宰未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人的屡遭挫败所证明。我们西方人从此失去了面子，于是那些过去为我们起有利作用的精神因素，现在反过来为敌人起有利作用了。

　　 心理战术明显地包括今天各种著名的技巧——宣传、训练和组织群众。它们由纪律森严、控制严密的干部来执行。在这一类的战争中，必须把握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心理上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战场上，一切的行动只有当它们能够提高我方军民的士气或威望时，才是有价值的。一般说来，进行游击战必须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未能取得胜利，或者胜利很小，就应故意作夸大的宣传，必要时可以完全歪曲事实。同样，敌人也会扩大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心理效果，其办法是发表大量耸人听闻的消息，这些消息也正是西方报刊喜欢报道的。这里应该提醒的一点是，尽管政治路线应当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但宣传有对内和对外之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如果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能够充分配合起来，则冲突就会象星星之火一样，会迅速发展，而形成燎原之势。只要造成环境气氛的行动能够产生必要的最低威慑作用，而局部性的行动不是一开始即被扑灭，那么这种作战总是会有最后成功的机会。最好的结果是敌人自动放弃这一斗争（例如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如果“外部动作”未能阻止其他强国插手，则可能以划分成几部分的形式达成一种妥协（以色列和印度支那）。如果“外部动作”不能给“内部动作”以适当的支援，而敌人又有充分的决心，则作战就会失败（肯尼亚和马来亚）。尽管如此，那些在斗争期内所播下的种子，以后还是会萌芽生长的，或至少能够迫使敌人作极大的努力，而我方所消耗的资源却很小。

　　 这最后一点指出了腐蚀法十分重要：如果作战是经过很好的思考并顺利进行的，则所冒的危险将极小，而可能的收获却极大。即使作战失败了，而敌人也会被迫花费巨大的努力来对付我方微不足道的努力。23年前，我曾以希特勒的战术为例，预言这类冲突是注定了将来要发展的。今天的事实早已超过了我所预言的范围。今天，我相信在核保护伞掩护之下，除非已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对策，除非在这个领域中也能象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建立有效的威慑，这一战争一定仍会继续发展，而且会越来越厉害。我们将在稍后再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谈“蚕食”法。

　　 “蚕食”法

　　 就有关地点行动而言，“蚕食”战术比较简单，它主要以军事战略的计算为基础。不过，在这里，“外部动作”的重要性还象在腐蚀法中一样。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战例就是明证。在这里，军事行动是完全成功的，但因完全缺乏外在掩护，所以难免最后失败。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蚕食”作战中，军事战略不曾受到某种限制。行动自由肯定是很小的，即使“外部动作”已有良好的构思，但除非局部行动能够获得奇袭的效果，并迅速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足以当作尔后谈判的基础，那也还会遭致相当大的失败或冒逐步升级的风险。苏联在朝鲜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作战未能产生迅速的结果，而陷入长期战役之中。如果没有釜山的桥头堡，则仁川的反攻也就不可能，而美国人以后的一切反应也都自然不会再有了。苏联的计划未能保证适当的速度和实力，所以终于不免失败。同样，在苏伊士作战时，在登陆之前已经花了10天的时间，以执行一种“软化”的空中作战，那也完全是愚蠢的行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使敌人在盟军登陆之前，已有机会去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的既成事实。与此对比，希特勒的每一次行动，例如强占莱茵河左岸、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48小时之内完成的。对于国际外交来说，那是最低限度的反应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局部行动必须具有大规模突袭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出其不意和快速。首先对敌人的弱点迅速猛击，然后立即加以扩张。那主要是空降部队、摩托化或装甲部队的责任。要想保证行动的迅速，不仅应有准确的情报和雷厉风行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各方面都有最严密的准备。象这种性质的作战是不可以临时应付的。

　　 “外部动作”所获得的行动自由，对于成功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但另有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所选定的目标必须具有足够的有限性，能够为国际舆论所接受。希勒特在这一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对他的每一个目标都表示这是他唯一的和最后的要求。他这种花招一共成功了三次，包括慕尼黑在内。但自从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再没有人受他的“蚕食”战略的骗了。下一个行动就是对波兰的侵略；虽然西方许多人就在那时还想把冲突控制在有限阶段，但结果还是逐步升级，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显示出了这种战略的有限性。要想用这种战略以一连串的跃进来达到非常重要的目标，那是不妙的，尽管大大延长作战时间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方法必然是猛烈的，自然容易刺激感情，因此比起腐蚀法要危险得多。但在某种特殊有利的环境中，它还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收获颇丰——尤其是当它象以色列在若干场合所做的那样，能够表现为防御性质的时候更是如此。

　　 第三节 反间接战略

　　 自从1935年以来，间接战略就不断被使用，而且几乎总是获得成功。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它为希特勒所使用，主要是用“蚕食”战术。从1939年到1945年，直接战略曾一度风行，但后来间接战略又再次崭露头角。现在的提倡者是苏联，其重点则已经放在腐蚀战术上了。

　　 间接战略已经流行了许久的时间，今后可能还要更流行。这个事实是现代战争的条件产生的。自1918年以后，尤其在广岛以后，任何人都已经明了全面战争是一种罪恶，而且任何人都已经尝试去避免它。这就自然产生了间接战略。那是一种较微妙的手法，每个在舞台上的伟大演员也都有其别出心裁的表现方法。希特勒以眼明手快著称，他的方法是忽软忽硬，变化迅速。苏联所干的又是另外一套，其方法是在一种潜在威胁的掩护下，作缓慢的爬行。

　　 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战略形式（百年战争实际上不过是一次非常长久的游击战），但其每一种新的表现，通常都能使人感到出乎意外和仓皇失措。19世纪的黑白分明理论使人变得盲目了，所以大家也就相信和平与战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把间接战略看成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策略。因为人们相信要么就打全面战争，要么就没有战争，除此别无选择；所以才会放纵希特勒横行达4年之久，最后仍不免打一次世界大战，而使欧洲变成一片废墟。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于希特勒是可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来击败的。1946年以后，斯大林主义者的进攻似乎又使危险复苏了；美国当时所采取的反应战略（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具有某种间按战略的意味。不过，其主要的努力却还是在直接战略方面，并以核武器为重心。这就产生了威慑战略，其结果是驱使苏联（及其他国家）更加速了其间接战略行动的步调。对这一连串的发展人们记忆犹新：1946年他们在伊朗受到了阻拦，就立即改向希腊方向推进，直到1950年才被赶跑；1949年，他们在中国获得一个胜利；1950年来到朝鲜，并插足印度支那；1953年到1954年之间又对中东发动了一次间接性的进攻；1954年北非也燃起战火；1959年又来到古巴；1960年来到刚果，1961年来到安哥拉；此外德国也一直都在一连串的柏林危机压迫之下。15年来，虽然几上几下，但苏联已经获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它以任何重要军事胜利所能获得的成果。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西方的反应是杂乱无章的，当然也就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不曾认清问题的症结，所以，采取的对策往往只是治标，而且实际上时常有利于敌人。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认清间接战略的真正性质，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当然，我并不敢如此自负，以为我可以对于间接战略的防御对策问题提出一个完整的解答。我所希望去做的是指出某些总概念，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所谓“和平”的特殊年代，对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找到一个有效的答案。而在这个年代，我们迄今能做到的就是放弃或大或小的领土。在下面的篇幅中，读者不应期望过殷，我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以我们最近的经验为基础，对于早些可能的解答所作的初步尝试和概括的说明。

　　 “反外部动作”

　　 在战略领域，比在任何其它的活动领域，我们更能从次要的因素中找出主要的因素。直接战略的主要因素就是实力，换句话说，就是物质资源。我们获得必要行动自由的容易程度，是由物质资源的大小来决定的。在间接战略中，行动自由仍然非常重要，但我们所最关心的却是为获取行动自由而设计的间接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外部动作”。在这里的一个最重大因素，当然就是直接核战略，及其对全球的威慑。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放松努力。但假若象某些美国理论家所说，一切不过如此而已，那就无异于允许敌人在间接战略领域内，可以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反过来说，假若我们的对抗行动能够完全成功，则一切的间接战略问题就都将获得解决。所以具有决定性的还是“外部动作”，我们必须首先为此而努力。

　　 对于敌方“外部动作”的对策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威慑以补充全面核威慑的不足。正象敌人的行动针对我们的弱点一样，我们对于这些威慑的选择，必须以敌方的弱点为依据（例如，其内部的舆论，经济，卫星国和政治同情者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或黑人的心理禁忌等等）。从这些考虑中，就能推演出一条政治路线；换句话说，就能对应当防守的和应当予以威慑的思想阵地和地理阵地作出选择。很明显，一个纯粹防守的政治路线很少有威慑效力，因为威慑的要害就是威胁的能力。所以政治路线必须绝对是进攻性的。

　　 在思想领域中，一个进攻性的政治路线必然蕴含着一种能对敌方思想体系弱点作有效攻击的能力。所以起点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应该是他们的这些弱点。而且，我们的攻击计划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而是我们所要想说服的人们的要求。举例来说，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一支“心理性的打击兵力”，因为并没有一套自由思想是以满足不结盟世界中新兴国家当前要求（它们的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为中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清，我们的思想必须进行调整，恢复其活力，并且同目前这个时代出现的许多事实（计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相协调，才能发挥其作用。

　　 在心理领域中，威慑能力的主要部分是重建西方文明的威望。威望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西方世界今天具有的以及估计将来可能具有的权力和效率。西方走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它太盲目，以致容许其内部分化；它目前尚不能构成一个统一阵线，这就更加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要想重建西方的威望，其首要的条件是西方国家必须商定一个密切协调的全面战略，或者说，一个共同的政策。但在今天的制度之下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今天可以为西方服务的组织，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仅仅具有纯军事目的；另一个组织是联合国，它不过是国际间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声器。所以，要紧的是西方必须有一个组织来负责研究其全球战略。法国曾经建议的办法（全球性研究由世界大国负责，区域性研究则由有关的大国负责）也许是一个答案。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断言：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工作中的真正困难，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斗争。要想恢复我们的威望，第二个必要因素是重建全世界对于西方文明前途的信心。近几年来，欧洲的经济有惊人的进步，这一事实可以用来为上述目的服务。但仍然较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一种充满活力、因而对于西方文明能起死回生的哲学思想。最后，威望部分地产生于尊严，为此应当保持使人望而生畏的态势。尤其是同那些新兴国家打交道时，“面子”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可以再丧失面子（象过去我们在苏伊士或猪湾所做的那样）。我们应以慎重拟定的计划为基础，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图恢复我们的面子。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证明了这样做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再说到地理方面，我们必须选定哪些地区是我们所想要防御的、威胁的或攻击的。选择的地区应能保护我们的要害，或能威胁敌人的弱点，此外还应能使我们的行动比较易于成功。我们也应选择某些对于进一步行动可作基地使用的地区（例如古巴）。如果在一个地区敌人只需花费极小的代价就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而我们却被迫消耗大量的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南亚）。最后，尽管这样做相当困难，但对于敌方能用来实现间接侵略的某些外围基地，必须首先加以铲除。

　　 “反内部动作”

　　 现在再说间接侵略已经在进行中的地区。那也可以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对策。如果敌人采取一种“蚕食”作战的侵略方式，并且使用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我们在那个地区也就必须准备足够的战术部队，以保证我们不至于迅速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仅仅这种战术部队的存在，通常就能够构成适当的威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在那个地区，没有足够使用的必要兵力，那么我们就将被迫依赖“反外部动作”的效力。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例子表明，如果侵略者缺乏信心，则“外部动作”十分可能使任何局部性的成功都不可能获得。若再配合以迅速的干涉（例如美国人在朝鲜的情形），则往往能阻止敌人在冲突地点获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从而使敌人的整个计划归于失败。这说明高度机动化战略预备队的威慑作用是颇有价值的。

　　 当间接侵略使用“腐蚀”战术时，也可以有各种不同对抗的方案。最好的方案是，如果还来得及执行，应确保恢复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必要的因素），这是不必使用大量的资源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然后应采取有效的“外部动作”以制止乱子发生。如果这种办法已经不生效（例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我们就只好被迫采取局部性的对抗行动，也就是直接的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因素仍为政治路线，其目的是动摇敌人的斗志。对此可采取两种办法：第一，我们必须维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不仅要显示我们现在握有适当的力量，而且要显示我们是会有美好的前途的（例如我们的文明进步，国际援助等）；第二，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使不满意的人民失去搞乱子的口实和环境。

　　 在军事方面重要的是对抗敌人的游击战略。第一点就是必须严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万不可以被敌人引诱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只有对极有限的地区才用重兵驻守，也只有在这些地区，人和物资才能获得充分保护。对这些地区，应根据其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慎重选定。在国家的其余部分，则应容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留在这些不安全地区内的据点不过用以维持一个情报网，以便我们能够发动一连串的作战，来阻止敌人建立有组织的基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应容许敌人去从容地建立他们的基地，以便将来更容易将他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对于边界却必须设置障碍，严加封锁，以断绝敌人的外援；当年法西斯意大利在利比亚就曾是这样做的，我们在阿尔及利亚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无论执行得怎样好，这种作战还是必然要消耗相当多的资源，而这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战争中，是最大的不利。战略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最合算的解答，并建立一种能够作持久努力的制度。在非常有利的环境中，使用大规模的兵力消灭游击队，如果能迅速见效，则这种办法也是值得一试的。但若没有这种有利的条件（例如1956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则此种办法就可能降低了自己的持久能力，也可以说是自动陷入敌方腐蚀战术的圈套。

　　 最后，在执行一切作战行动时，当然必须同时注意其对于敌人以及平民可能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有重兵驻守的地区，平民应得到完全的保护，使人们从比较中看出，我重兵驻守地区的平民比敌人控制地区平民生活得好。这样，保护区就形成了避难区。为了增强我方的信心，无论在任何环境下，这种地区是不可以缩小的 [ 作者注：这就是说对于保护区的兵力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政策，这些兵力应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 ] ；如果有机会扩大了，则以后也不可以再缩小。如果不幸受到了任何的挫败，则必须加以掩饰 [ 作者注：对于失败不应在报纸头条作耸人听闻的报道。 ] ，或适当强调其他更显赫的成功来冲淡人们对其挫败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措施。读者读过了本书这一段以后，一定能够回想到我们过去，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犯了多少错误。不管这些措施是如何有效，但他们必须永远记住，在这一类战争中，防御能够成功的实为一种例外。如前文所指出，只有当游击队在境外未曾建立与战场邻近的基地以保障其供给时，防御取得成功的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若仅用直接的防御来对付间接战略的攻击，那就象斗牛场上的公牛一样愚蠢，只知道向红色的披风猛冲，而不知道去攻击斗牛士。这个斗牛士，换个说法即“外部动作”，才是我们的目标。

　　 第四节 间接战略的结论

　　 所以，间接战略也就是用小调来演奏的总体战争；事实上，它也象直接战略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今天，对于一切有思想的人来说，全面战争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这一事实导致了现代世界上各种形式的间接战略的出现，并决定了这种战略的被频繁使用。所以间接战略既补充了直接核战略的不足，又在许多方面是它的解毒药。核战略越发展，全面核威慑越趋于平衡，则间接战略也就越会被使用。和平就会变得越不和平，而越接近于我在1939年所说的“和平时期的战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冷战。

　　 冷战与热战的关系很象医学上的内科与外科的关系。我们今天虽然可以避免热战这个流血的大手术，但我们患了“传染病”，它并不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就减低了其致死的威胁。对于传染病，外科手术通常都是无效的，一定要进行预防注射，制止传染，得了病要及早发现和治疗。冷战是病根潜伏着的战争；而心理的传染与生物战所产生的传染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一经发生，就很难控制。1918年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一年以前，德国人曾大力将这种思想向俄国传播，现在又回过来使自己受其害。自从1921年以来，苏联大力推行反殖民主义运动，但运动的进展太快，超出了它的计算，终于在非洲产生了一些问题，使苏联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种冷战战略已经应用了多少世纪，但我们却一向不惯于打这样的战争。

　　 尽管间接战略在外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但间接战略并不是特殊形式的战略，而且也并未和直接战略完全分家。其主要的概念，还是象所有的战略一样，就是行动自由，唯一不同的是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要想获得行动自由，则必须发挥主动性并注意安全。间接战略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点是因为行动自由范围（也就是安全的极限）决定于这个冲突地区之外的行动，而不是该地区之内的行动。这是其最大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赋予它以间接的性质。

　　 我们必须十分明了的一点是：安全要依赖“外部动作”。在利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时，要研究双方所具有的弱点。我方的任何弱点都可以使敌人获得一个攻击目标，同样，敌方的任何弱点也都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对报复进行威胁的机会。安全问题也就必须在这个水平上加以考虑。此外，有某些弱点，尤其是一个革命运动制造出来的弱点，往往需要非常长久的发展时间（巴库会议是在1921年召开的，但是反殖民主义运动一直到1945年之后才开始成为一个因素；古巴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则是在1956年之后，等等），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而采取的间接对策，和设计用来对付敌方威胁的行动，都必须尽早实施。在间接战略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冲突的迹象刚刚出现的时候。等到以后再去做什么，就太迟了。

　　 所以间接战略不过是应用普遍性战略公式的一种方法，只须把某些可变因素提高到几次方。物质力量的因素被减至最小，而时间因素则大为增加。事实上，战略可以简化为下面这个爱因斯坦式的普遍公式。

　　 S = kFφt

　　 k是一个特殊因素，只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情况，F代表物质力量，φ代表心理因素，t代表时间。在直接战略中，主要因素为F，φ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因素，而因素t的数值相当小。在间接战略中，一切都恰好相反，主要因素为φ。

　　 事实上，心理因素在任何形式的战略中都会发挥相当的作用，不过在间接战略中，更跃居于支配者的地位。因为缺乏物质力量，所以必须用某些推理良好的思想的力量去代替，用明智而谨慎地拟定的计划的有效性去代替。用人的智力代替非理性力量，事实上并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不要忘记，在间接战略领域，也象在直接战略领域一样，使用兵力仍然是必要的。兵力使用的范围可能缩小很多，但并不因此而减小其重要性。核兵力也许是看不见的，但它总归存在着，并且要由它来确定战场的界线。也就是决定威慑的边线，在边线内间接战略将大显身手。第二点，即使在间接战略领域内，也还是必须有兵力来扩张心理动作所造成的态势。即使所用的兵力非常有限，不过是少数联合国部队，但使用兵力这一原则不能变。F因素也许非常小，但决不会等于零。若无F因素，则战略本身也就不再存在。

　　 有人觉得，这种微妙的战略往往与传统的战争样式相距太远，为实现这种战略而使用武力，是对道义的冒犯。这种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武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是善是恶，要看为什么原因使用它而定，换句话说，要看政策本身是善还是恶而定。在人类的历史上，武力在斗争中一向都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个客观事实是回避不了的。

　　 常有人以为，对于武力的这种微妙运用，是政治领域的事，所以他们说我所谓的间接战略，根本上不是“战略”而是“政策”。这种名词的争执本身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这尤其是因为间接战略是由政府首脑来实施的。不过名词的选择却可以显示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究竟有多深。那些把间接战略当作一种政策来看待的人，把两件不同种类的事情混为一谈了。政策的任务是拟定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决定资源的分配，所以它也决定是否应用间接的方法以达到某一特殊目标。但是，间接战略的实施却并非政策，而是战略，换句话说，在任何政策之内，对于兵力的使用都必须要有慎重拟定的计划。

　　 过去1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面对着一个全面精通战略原则的敌人，却尝试用拼凑和猜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由此产生的错误是多么严重。我们现在应象敌人一样学习如何运用这些战略原则，要以同样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同样的机警去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看到我们的地位继续下降，或者避免在走投无路时被迫发动一场战争。

　　 我们应学会如何在这个所谓和平的环境中过生活，并设法挽救剩下来的那一点真正的和平。

　　 我们必须精通间接战略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