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 吴起兵法网

引言

作者：安德烈·博福尔·法国

出自————《战略入门》

　　在现时（1963年），任何人出版一本讨论战略的书，似乎都可以说是一种愚蠢的鲁莽行为。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战略天才。两次大战的巨变和当前各种事变的压力，已经使那些伟大的战略家销声匿迹。他们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留下他们以其朴素简单的手法和惊人出色的行动所创造的光辉战绩，留下古老文明解体过程中一幅幅难忘的画面。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工业化的和群众运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和平与战争看来都要以比较复杂的技术为基础：一方面是科学性的技术，它与美国所发动的核军备竞赛有关；另一方面是更神秘的心理技术，那是苏联革命的产儿。战略这个词现在仍然常被使用，不过其意义已被曲解或误解，而真正的战略科学和艺术，却早已像腓特烈大帝的鼻烟壶或拿破仑的帽子一样，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只有克劳塞维茨 [ 译者注：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 ] 还能保持相当的威望，尽管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的人很少。学术界之所以还有人崇拜他，主要是由于列宁对他的推崇。

　　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巨大的事变纷至沓来，正如我们所看到，历史以缓慢而庄严的步伐，展示着自从罗马衰亡之后人类所经历的一次最大变动。那些芸芸众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幸福的——毫无疑问，这是自然的一种恩赐，有助于我们度过这个漫长的艰苦时期。也有迹象说明，某些人开始尝试了解这种变动，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企图对它施加某种影响，但是即令如此，他们的步履还是落后于事变的进展。经过一场里普·万·温克尔的大梦 [ 译者注：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在其小说《里普·万·温克尔》中叙述主人公里普·万·温克尔在山中一睡20年，醒来发现世事全非 ] ，被马克思宣称为支配因素的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或至少是一门技术），能够产生相当可靠的预测。社会科学正在迅速发展，而且渴望在其广阔的活动领域内，清除各种障碍物。在这种革命中，国防问题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尤其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分析家正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并且试图建立作为进步基础的知识储备。但是，在社会科学所造成的这种迟缓和痛苦的进步中，缺少了两样东西：一是指导性原则，也就是一种哲学；一是行动的思想，也就是战略。这两个学术活动领域虽然最近也受到了某种注意，但总的说来，还是落后的和被忽视的。

　　 40年来，当时代的大多数重大事件发生时，我或者是观众，或者就在台上。因此，我深信正是由于缺乏这两种指导之光，我们才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因为缺乏一种生活准则，一种哲学，我们在变乱中就会随波逐流；当一些较有活力的哲学思想向我们发动攻击时，我们就会屈从。这些思想本身，不一定有多少正确性，这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在表面上都能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统一体，因而其正确与否就不太要紧了。同样，因为缺乏一种战略，我们就始终未能了解敌人企图打垮我们而采取的行动，我们也就经常不断地把自己的努力引向死胡同。1936年3月，希特勒第一次证实了我们缺乏反应能力，于是从那一年起，直到1939年止，他作了一连串的跃进。我们先是听任他横行，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孤注一掷，予以回击，结果必然导致我们自己的毁灭，这无疑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军事体系是根据错误的假定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以战术为基础，而且是过时的战术！法兰西垮台了，整个欧洲同归于尽。从1942年到1945年，发动反攻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哲学和一种战略。胜利不久，在巨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我们又再度发生偏差。印度支那的丧失，是因为我们为敌人的战略所击败。我们没有进行名副其实的战略回击，虽然我们的战术可能还是出色的。我们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在阿尔及利亚又在更大的规模上犯了同样的错误。苏伊士是一个战术的胜利，却带来了可怕的政治失败，因为我们对于促成这一行动成功的必要战略条件甚至一无所知。以上只列举了法国人的失败，我同样能描绘出在朝鲜、古巴、柏林和北约组织的类似的景象。我认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战略的无知已经是我们的致命性错误。

　　这种无知的原因是有趣的，我将在本书中及时指出。然而重要的事实是，1918年的胜利者们对战略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被教给了唯一的一种战略，据说它囊括了这门艺术的全部内容。这种特殊的战略被证明是谬误的。于是，偶像破灭了；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战略之所以使他们失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自己背离了它。

　　我们将会看到的一点是：战略不是能够简单地下个定义的教条；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其目的就是要把事件加以整理，将它们按先后次序排列，然后再选择最有效的行动步骤。对于每一种情况，都有一种相应的特殊战略；某种战略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最适当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又可能变为最不适当的了。这是基本的道理。

　　至于方法的选择，我自然无意认为，仅限定在军事领域内进行。任何人都知道，今天的战争是总体性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换句话说，战争将在所有领域内展开，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领域。无论其着重点如何不同，这样的战争样式（我在1939年称它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就是冷战。同样，战略也必须是总体的。这个要求十分尖锐地引出了政策与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自的真正活动领域是什么。更进一步的结果是：战略不能再是军人独占的禁区。我个人对此是欢迎的。因为只有当战略不再是一种奥妙的、特殊的活动时，它才能同其他的思想活动协调起来，才能担当它永远应当担当的角色——是一代代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而不是为眼前的事件所左右的不断随意改变的思想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个太艰难的时代，人类征服自然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太大，以致我们不能再象过去漫长时期里已经做的那样顺其自然地继续工作下去。战争曾经是国王们进行的一种竞赛，现在却成为孕育着极大死亡危险的一个行当。我们的文明需要一种研究如何采取行动的科学，而在这种科学里，战略能够也应该起关键性的作用。战略应该保证对未来某种政策所作的决定都是自觉的和经过充分思考的。这是任何战略研究都企求达到的目标，也正是我自己所拟定的目标。

　　读者们也许感到奇怪，我这本书与大多数战略著作不同，对于历史很少引用。我对于往事的提及往往简单得只用一个词——一个将军或一场战争的名字。主要原因是我试图简化论述，只写出体现思想概念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几乎任何一种结论都是可以用历史来论证的。同样，虽然我非常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我对于战争的情感方面却并不那样重视。而从克劳塞维茨和福煦以来，战争的情感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研究主题。我试图掌握支撑战争这一暴力表现形式的“代数学”；其无理成分虽被公认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必须作为有理成分来考虑。

　　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致我也许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那些我认为是合理行动之必要基础的思想概念清楚地陈述出来。这本书只应看成是这个领域的开篇。我挑起担子去写它，尽管写得也许很粗糙，还是希望它成为其他著作的先驱，这些著作将使当代迫切需要的、不朽的战略艺术得以恢复其青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