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C历史背景·第一
作者：T．J．甘德 ·英国
出自————《核生化（NBC）战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生物战
在探讨NBC战争的技术问题之前，最好是简短地回顾一下它们的发展历史。核、生、化三种战争中，最早出现的是生物战。
给生物战下一个简短的定义就是，“它是一种利用生命有机体(比如细菌)在人体上繁殖，侵袭人体的重要官能和健康肌体的战争”。
尽管人体自身具有健全的功能结构，但人体仍然是一个脆弱的生理机体，易于患多种疾病，而且有可能丧失机能。一般而言，常规战是企图利用各种形式的能导致人体毙命或丧失机能的一种战争；而生物战则是通过侵袭人体中那些控制人体运转的重要器官和生理机制的一种战争。侵袭过程可以快速进行也可采用潜伏的缓慢作用方式。
生物武器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武器，它拥有与人类的文字历史同样悠久的进程，甚至可能更加久远。用毒是使用生物武器最常见的一种古老方法，且多半通过水源实施。在远古时期，这种方法是通过将毒物或人、动物的尸体引入敌方的水源来实施的，其它一些方法比如有引入载有疾病的牲畜(如鼠)或昆虫(如虱)等，这些方法均已被沿用至人类社会的近代史中。历史曾记载有将带有感染性疾病(通常是瘟疫)的尸体投入敌方城镇或居住地以传播疾病的许多实例。英国人不能够否认，他们在一七六三年曾采用过这种手段，那次战争还仅只是英国人对付北美印第安人的数次小规模战争中的一次，史书记载，英国人将死于天花病患者使用过的毛毯设法弄到印第安人手中，不幸的印第安人由于没有抵抗这种疾病的能力而大量死亡，导致英国人的胜利(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个古老而庸俗的笑话，说这些带有病毒的毛毯是英国人“卖”给印第安人的，但是，不要忘记，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众所周知的英国部队的一贯作风，这种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天方夜潭罢了)。
有关生物武器近期的发展情况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作更详细的介绍，届时还将阐述生物武器自身在军事用途上具有的局限性等问题。一般来说，生物武器作用缓慢，实施(军事术语称为“投放”)困难，而且其作用效果也往往距预期效果差得多，因此，在NBC战争“三部曲”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最小，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其使用的可能性将因此被削弱，企图利用某些未知的或恶性的疾病征服整个人类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生物武器在将来的某一时刻甚至于可能会拥有与核威慑同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化学武器侵害人体的方式与生物武器稍有不同，化学武器是利用各种化学战剂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侵袭人体的各个器官或阻止其正常发挥作用来达到其军事意义的。由于化学武器的篇幅在本书中占的比例较大，而且由于预期到化学武器在未来任何一场战争中，是NBC“三部曲”中最可能出现的一种，因此有必要对其历史背景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探讨。
化学战
中世纪曾流传有“希腊之火”(古代海战时所用的燃烧物)之类的神话故事，这种“希腊之火”在当时多用于防御城堡受到近距离的攻击，它可以采用各种形式的烟，形成各种防御屏幕或用于其它用途。如果撇开诸如此类的历史虚幻故事不谈，那么，化学武器的起源相对来说应该是在近代。在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化学武器应运而生，它们的脱颖而出并未引起人们的意外和吃惊。当时，人们可以经常注意到某些化学工业的副产品(尤其是与染料制造业有关的)已对其工业流程的操作人员造成了严重的致残后果，至此，距将这些毒副产品设计成为一种武器的方式来对付敌人已为期不远了。关于这种设计，最初的大量研究和试生产是为了给警察提供致残剂，但是不久，法国军队便首先开创了化学武器军事应用的新篇章：一九一二年法国部队装备了溴醋酸乙酯手榴弹。这是一种催泪剂而不是致残剂，其使用意图是将敌人从防御工事中“驱赶”出来。但是，当这种武器真正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首次使用时，由于士兵将这种手榴弹投掷在露天的敌群中，催泪剂在空气中迅速蒸发和扩散，导致这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国人似乎已放弃了这类设想，但由他们开创的这种新技术却没能躲过德国人的眼睛。作为一种潜在有利的筹码，德国人最终研制出了装有氯磺化联茴香胺的105毫米榴弹炮炮弹，这种毒剂能刺激人体粘膜。这些炮弹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被准时发射到了驻新夏佩勒(Nerve－chapelle)地区的英国部队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从此便将拉开现代化学战争的帷幕，化学战将正式成为一种进攻作战手段。庆幸的是，当时德国人在露天环境中使用毒剂的效果，并不比法国人曾经使用过的催泪剂更有效。根据所有的相关历史资料来看，英国人甚至于尚未知觉自身处于化学攻击之中。当时，还有一种德国造毒剂弹，称之为T型弹，由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发射。当这种炮弹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首次应用于博利姆(Bolimov)附近，用于对付前苏联部队 [ cdhyy注：似乎应为沙俄部队。 ] 时，这种装填有溴代二甲基苯的T型弹在寒流的面前丧失了效力，既使大规模发射也无济于事，因为毒剂不能蒸发。
这些最早期得到应用的手榴弹和炮射化学弹，在当时均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是，继之而来的一次化学武器应用却令整个局势蔚然改观。这次战争发生在伊普雷(Ypres)附近，时间是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德国人使用了氯气。之所以使用这种毒剂，是因为德国人受到了来自于西线阵地战威胁的结果，以及急需打破这种僵局的需要。局势迫使他们去寻找一种能突破盟军阵线的有效方法，而使用氯气给这种希望提供了可能性。为了保证这种新式武器具有充足的量来发挥威力，德军决定采用气体钢瓶作为发射系统，发射之后，毒云在顺风的条件下飘向敌方。
氯气进攻能造成诸多综合性毒效，同时还证明了化学毒剂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的可行性。不幸的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首先尝到了这种新式武器的可怕滋味：氯气刺激人员的肺部、支气管；剥落呼吸道内膜；产生大量的肺液阻塞气管，其直接后果便是人员由于肺液充盈而窒息死亡。在这种可怕的毒气进攻之下，盟军部队节节败退，望风而逃。盟军阵线撕开了一个大缺口。但是，由于德国策划者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排山倒海般的优势，给养准备不足，只好坐失良机。不久，盟军阵线的大缺口即被堵住。
德国人在伊普雷成功地使用了氯气，给历史留下了深刻久远的印象，其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作为一种新型恐怖武器被引入战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盟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组建自己的化学战基本建设，如化学武器生产、发射、防御等，其速度之快，致使当德国人在他们首次成功使用毒气之后的短短两天内再次发起毒袭时，盟军部队已经装备了自己的首批简易呼吸道防护器材。自此以后，尽管毒气战被无数次地寄予厚望，但无论使用哪一种新毒剂，其影响效果也绝对无法与恐怖的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那一幕相比拟。那一次毒袭的瞬时效应造成了5,000多人死亡，终身残废者更甚。
在随后的数月内，盟军开始积极着手组建自己的毒气战。在这段时间内，氯气作为主要的化学战剂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是，不久之后，德国的大规模化学工业集团便推出了新毒剂。首先是光气(碳酰氯)取代了氯气(氯气在使用上具有多种缺陷)，随后，各种形式的芥子气也陆续登场。芥子气能导致人员眼损伤、皮肤烧伤以及呼吸道灼伤，它的出现，迫使前线士兵不得不缜密遮盖身体的各个部位以及人员操作的器材，才能确保人员避免其伤害效应。它的出现，预示着隔绝式防毒服的诞生(今天人们已拥有了这类防毒服)。
发射系统已经从最初的气体钢瓶发展到炮弹、迫击炮弹以及各种发射装置，如李文斯(Livens)发射器，这种发射器可以气雾的形式将毒剂传播到德军阵地上空，但是，不管人们如何进行技术改革创新，化学武器的威力却始终不曾达到最初在伊普雷使用氯气的效果。当然，如果从人员的化学战伤亡恢复情况看，毒气战造成的伤亡率仍然是很高的。在这段时期内，防护措施逐步得到了发展，粗劣的呼吸垫被具有过滤器以及清晰视野的防毒面具所代替。
盟国中只有前苏联没有配备这类防护器材，当德国人注意到这个漏洞时，首先在一九一五年对他们使用了化学武器，此后，化学毒剂即成为德国人在东线作战的“常规武器”。当时的苏联工业正在为制造和生产大规模的常规武器装备而疲于奔命，根本无暇它顾，即便如此，一些最基本的武器装备如枪枝弹药等还经常短缺、供不应求，更不用提防毒面具之类的军用装备了。这些装备根本就不可能投入生产，更不会配发到士兵身上，为此，前苏联士兵在这次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化学伤亡人数占总伤亡人员的比例愈来愈大，这种状况愈接近战争后期愈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武器给前苏联士兵造成的伤亡足有五十多万(百分之六十二)。
到一九一八年化学战已被公认为前线士兵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重要的战术武器。炮射手段增加了毒气的施放形式，加之炮弹本身的高爆炸作用，使得化学战剂的使用更加普遍。前线士兵不得不数小时佩戴防毒面具(如果毒效不延续数天)，承受防毒斗篷带来的不舒适，同时还要时刻提防毒气的再次进攻。
当一九一九年大战伤亡表被正式统计出来之时，人们不难发现，化学武器造成的伤亡人数占总伤亡数第二位，其次才是炮弹和机关枪。尽管化学武器造成的伤亡数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致死率却相当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毒气至少造成了一百三十万人伤亡，死亡数仅为九万一千左右。虽然有如此众多的生还者，但这些人的整个余生，却将伴随有各种身体不适、体质低下等症状。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将因此而折寿，这就是毒气战的后遗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化学伤亡人员名单一直保留至今，这是人类的一大幸事，因为，它提供了化学战伤亡比例的唯一线索，这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一场重大冲突都是相当有意义的。当伤亡人员名单被首次统计公布之时，曾激起了所有读者以及目睹过生还者惨像的人们对化学武器的极大憎恶，这种源于对化学武器和化学战普遍仇视的态度，终于掀起了一场国际性运动——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与众多的其它一些同样出于善意的运动不同之处是，这次运动颇见成效。在国际联盟组织下，三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正式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后来，更多的国家在议定书上签字。尽管实际上还有一些国家拒不积极主动地在议定书上签字(美国当时不认可日内瓦议定书，美国签约时间为一九七零年。前苏联则根本没有出席会议)，甚至于在以后的时间内，一些议定书中的条款被打破，但总体上看，日内瓦议定书的精神已有效地贯彻至今。议定书宣布了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非法性，但却未规定研究与发展这类武器及储存它们的非法性。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缺陷，幸运的是，日内瓦议定书已大体上有效地发挥了其威力并延续至今。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科学家们已着手忙于研究一些具有潜在军事意义的化学物质了，这些化学物质近三千个左右。从此以后，这类探索性研究工作几乎不再间断终止过，直至今天。对那些已普遍认为具有军事意义的各类毒剂我们将在另外一章中概述。很不幸的是，这些毒剂当中的一部分已被付诸使用。
几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英国人即匆忙采用了飞机投放毒剂的手段，对付俄国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此后不久，法国和西班牙都动用了化学武器，对付他们各自在摩洛哥领地内的部落宗族。接下来，使用化学武器的历史记载发生在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人在侵占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动用各种芥子气对付无辜的埃塞俄比亚部落宗族。大约也是在同一时期内，有各种报导证明日本人在他们长期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也使用了化学武器。化学武器能如此频繁地使用，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大规模投资研究化学战的后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尽管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均在普遍提高防护经费，但各军事化学研究机构仍然千方百计筹措大量经费进行研究，致使化学战不断出现新格局。
在这场化学武器研究的热潮中，德国人并未落伍。一九二八年他们与前苏联在沃克斯克(Volsk)附近协作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这就是著名的“托姆克(Tomka)”工程。这项工程持续了近五年时间，它为德国科学家即将在化学战史上迈出重要的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久，臭名昭著的“神经毒剂”出台了。
也许，这项发明并未借助于“托姆克”工程的研究成果，因为神经毒剂是在对各种各样杀虫剂进行大规模投资研究的浪潮中应运而生的。一九三六年，某些杀虫剂的显著致死性已受到普遍关注，并且正式研究，用于发展军事武器。第一项成果便是塔崩(Tabun)。这是一种能够抑制胆碱酯酶特性的毒剂。在人体内，胆碱酯酶是控制肌肉运动的，它通过阻断一种能造成肌肉收缩的化学物质来达到控制目的，这种化学物质称为乙酰胆碱。如果这种物质得不到合理控制的话，其功效自由传递将导致人体肌肉持续挛缩，终将毙命。塔崩的潜在能力很快便受到了军方的赏识，立即转入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一家工厂进入生产阶段。与此同时，另一个与塔崩性质类似的毒剂也脱颖而出，这就是沙林(Sarin)。到一九四五年，梭曼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种新型的神经毒剂后被盟军冠以代号“G类”毒剂。
神经毒剂的军事潜力表现为，微量的毒剂沾染在皮肤上即能致命，呼吸和皮肤渗透均能导致人员中毒。不久之后在戴亨费尔斯(Dyhernfurth)建起了一座生产这种新式毒剂的工厂，施潘道(Spandau)成立了一些专项研究所；蒙斯特(Munster)附近的兰布卡麦尔(Raubkammer)开设了一个陆军训练场。截止到大战结束，神经毒剂生产厂家足有二十个左右，但神经毒剂始终未投入战争使用。
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发挥其强大的化学战潜力，究其原因，是多方面和错综复杂的。据推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本人曾亲自“品尝”过毒气的滋味，致使其不情愿使用这种武器，同时，他担心会受到盟军加倍的化学报复。二战中，德国人曾多次有过展开化学攻击的机会，即便采用一战中曾使用过的毒剂如光气，也能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诺曼底登陆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更何况高效的神经毒剂。但庆幸的是德国人没有这样做。也许这后面的真正原因仅只是单纯的后勤因素——马。尽管舆论界曾大肆喧染德国部队的机械化作战能力如何强大，但德国陆军实际上却是在依靠马匹运送大部分给养。不可思议的是，德国人的马匹未配备任何安全防毒措施，一旦化学战爆发，无疑等于补给线自动掐断，补给跟不上，德国陆军也将不战自败。这种原因分析似乎过于简单，但也许正是这种浅显、基础的因素，才较现实地解开了又一个二战谜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没有启用化学武器，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强化自身的化学防护建设；积极进行化学战筹备工作。一九四○年，英国人曾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一旦德国人入侵，即动用芥子气反击。如同一战的情形一样，二战中大规模的工业潜力均转入化学炮弹及弹药生产方向，但始终未在战争中使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在意大利巴里(Bari)港湾发生了一起舰船爆炸事件，正是这次事件有声地“宣告”了化学战潜在的严酷现实。
爆炸的舰船是弹药船，其中载有大量的美国造M47A1型芥子气炸弹。船在一次空袭中被击中，外溢的毒剂沾染了港湾附近的整个海域，且伴有烟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芥子气的扩散会对人类造成危害，直到该市居民在短时期内的死亡人数愈千，伤者甚众才如梦方醒。
巴里舰船爆炸事件是二战期间，唯一一次众所周知有关毒剂的重大事故，但是发生在各国毒剂生产中心内的小型伤亡事故却不计其数。尤其是德国的神经毒剂生产中心，因为德国人对自己的“新产品”的剧毒性一开始还并不十分了解。在远东地区，日本人曾动用各种化学战剂对付中国人，据掌握的情况看，他们的大量研究工作似乎集中在生物武器方面。值得称幸的是，这两种武器均未被大规模使用。前苏联人手中也掌握有化学与生物武器库，但看来也同样未曾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化学战的再次使用是发生在马来亚。当时，英国人企图利用植物灭除剂捣毁游击队的粮食作物，仅只在一个小规模范围内使用，收效也很杂。这次尝试的经验后来被美国人在对越作战中借鉴，他们大规模地使用了落叶剂。这种唐而皇之地利用化学试剂对付植物而不是人的做法，是对日内瓦议定书的歪曲和误解，而且这种曲解的程度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当这些植物杀伤剂与二恶英混合共用的时候。二恶英是一种仅仅在毒性上低于某些神经毒剂的边缘性化学物质。落叶剂的使用当然会摧毁森林，破坏游击队的藏身之地，但它们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比如各种癌症以及中毒者子孙后代长期的先天性缺陷症(这就是化学战长效作用的一种表现方式)。
落叶剂仅只是化学武库中的一种武器。自一九四五年之后，化学战的研究与发展工作被全面地展开，从未间断。当盟军发现德国人已能成批量生产神经毒剂的时候，确实吓了一大跳。盟军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几乎完全忽略了神经毒剂的军事潜力，仅仅停留在实验室的局部实验阶段。战后，前苏联将德国的毒剂生产厂作为胜利果实全盘接收，包括许多关键性的技术人员。他们将塔崩和梭曼的生产设施整个迁移到伏尔加格勒(后称斯大林格勒)，成为前苏联最大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之一。
前苏联从纳粹德国手中接收的这一套先进军事技术，使盟军得以发现德国人在军事领域中应用神经毒剂的水平已遥遥领先。惊恐之余，盟军迅速建立起宏大的规划方案，希冀尽快弥补损失的光阴。在英国和美国均建立起了G类毒剂研究与生产厂，也正是英国人，于一九五二年在化学战史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即发现了又一个新的神经毒剂。该毒剂的致死性甚至比现有的G类毒剂都大，它的诞生再一次是源于杀虫剂的研究成果。发现，即使是微量的这种毒剂也具有快速的致死性，效能极强，甚至可在空气中长期滞留。英美两国经协商后，由美国人大规模生产这种新毒剂，后被冠以代号VX。
在印第安纳州的新港，一座VX生产厂落成，到一九六七年，这个厂已生产了数千吨的VX。英国一开始在康沃尔(Cornwal)的南斯库克(Nancekuke)建起了一个小型VX生产试验厂，但后来英国决定撤出化学武器生产圈，集中精力单搞化学战防护建设。采取这种坚定政策既是出于道义上的顾虑，更多的则是出于经济因素。目前，VX已成为最重要的化学武器之一，很可能在将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出现，从它身上，已派生出许多具有军事意义的衍生物。
“二元武器”的出现即是一例。美国在仓促草率地大量存储新式化学武器的同时，忽视了化学武器的安全贮存以及有效存贮期等系列问题，而且当这些武器变得十分危险且难于操作时，又毫无办法安全处置。这种现象导致了美国贮存的大量化学武器日趋老化、失效，同时为了安全清理这些武器，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包袱。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美国研制和生产了新弹头及新发射装置，在这些弹头和发射装置中，隔离装填入神经毒剂或其它化学战剂合成过程中的两种主要中间体，这两种中间体本身相对无害也易于操作，仅仅在当弹头被发射或被投放时，才混合形成神经毒剂或其它进攻毒剂。目前，已生产出一五五毫米的二元炮弹。从总体上看，二元武器仍处于研制与发展阶段。
最近几年，仍存在大量的外在因素刺激西方发展化学武器。比如来自铁幕 [ 译者注：西方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和当时一些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边界防范的贬称。 ] 后的各种报导——前苏联在积极筹备各种形式的化学战，以便在未来战争冲突中随时应用(可能采用的形式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描述)。另外，还有来自阿富汗以及其它地区的一些报导表明，一些新型的衍生武器已被小规模试验使用于对付游击队甚至毫无防范的村民百姓。这些武器中有一类称为“黄雨”，目前，对这类毒物的确切性质还尚未彻底查清，似乎是化学及生物毒剂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的生物毒剂属真菌毒素类。
关于化学战的历史背景介绍到此暂告一段落，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要对目前存贮备用的各种化学武器进行一番描摹概述。虽然廖廖数语未能尽述化学战历史的概貌，但我们的主题将会从这里展开，围绕它的研究、发展和生产过程延续下去。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貌似无害的化学实验室或工厂内，仍然可能出现更加可怕的东西。
核背景
较之于化学战的历史背景，核装置的发展进程要简单得多且易于理解。它的起步纯粹是由于一些毫无恶意的理论科学家们梦想探索事物本身内在属性及奥秘的意外结果。到二十世纪初，这些探索者们拥有的能力以及丰富的知识积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仿佛世间万物的一切奥秘尽在他们手中。然而，几年之后，这种纯科学理论研究开始转向一种超权威武器的研制。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就已了解到原子是构成世间一切物质的基本“元素”，但对原子中所拥有的潜能却未做全面的评估，仅仅停留在数学理论研究阶段。这种研究是与艾伯特·爱因斯坦分不开的，是他首先从理论上发现了这种潜能。在数年的时间内，这种能量存在的现实性一直未被证实，直到一九三九年发现了另一个被称为中子的基本粒子时才渐露端貌。中子能“分裂”原子并释放能量。但是，如何实现这一过程，以及如何将数学家和理论家的构想由应用物理学家变为现实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纯粹的科学性研究转入了战争武器的探索研究。数学家们的理论推演指出，当原子被“分裂”(裂变)时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能带来迄今为止梦想不到的巨热及副产物，而且伴随着裂变过程，不光有一些新物质产生，一种新的危害方式——辐射危害将诞生。科学家们最初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寻能产生大规模爆炸和燃烧效应的热能，对于其余的相关效应却始料不及。
我们应该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生活现状而感到庆幸，因为当时这类实际研究工作绝大部分只在美国进行。早期的大部分理论正作是由德国完成的，后被前苏联接收。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气候发生了改变，在美国，科学家能够进行更加自由和广泛的学术信息交流，并且有能力为日益壮大的军事科学家们提供大规模且昂贵的研究设施。此时，美国关于裂变装置的研究工作已摆脱了理论计算以及公式推导，转向硬件研究。美国猜测类似的研究工作也许正在欧洲悄悄进行，尤其是德国(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与美国人的工作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这种猜测引起的恐慌心理大大促进了美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并使这项计划在美国历史上成为从此之后最大的一项单一发展的规划方案，这就是曼哈顿计划，其目的是将裂变理论转化为一种可行的军事武器。这项计划所需求的资源和经费是惊人的，为了实施计划而建立起来的实验室、测试设备、综合工业以及“智囊”机构等一系列相关设施的急速膨胀，也带动了整个城镇的迅速腾飞。这些新建的机构设施可根据需求随时得到大量的能源、运输、设备、机械以及人力的支援。这种需求的巨大性，似乎也只有美国才能满足。此时，美国还要在两个前线作战，并为盟军提供武器和给养。
从一九四二年起，曼哈顿计划进程开始加快，为了尽快生产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威性武器，美国人探索并研制发展了各种材料、方法以及机械设备等技术。在这项计划的带动下，美国的冶金、化学、计算机以及整个基础学科领域都出现了全面的飞跃。这一切不久便为世界带来了第一枚核裂变装置，后以“原子弹”著称于世。
第一枚核裂变装置试爆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凌晨五点三十分，在阿拉莫戈多(Almogordo)附近的新墨西哥(New Mexico)沙漠上。这个日子很值得注意，因为，目前人们普遍已经将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在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视为世界首例，这一错误似乎已流入民间故事，妇孺皆知，而实际上，阿拉莫戈多爆炸的原子弹要早于广岛原子弹数星期。毫无疑问，这两枚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开创了一个历史新纪元，它使得已往任何描写人类自我残杀、自我毁灭的形容语言均感到苍白无力。
继广岛原子弹之后，八月九日长崎原子弹再次爆炸成功。针对这种利用裂变武器对付日本人的做法，舆论各界一直争论不休，甚至可能会延续至将来，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原子弹的使用导致了日本人立即投降，而且，无庸质疑，原子弹从日本人枪口下拯救出的人数远远超过丧生于两次核武器的日本人总合。反之，如果美国入侵日本本土，造成的伤亡人数更将不计其数。尽管如此，由于丧生的人数惊人；造成的破坏程度巨大；加之人们意识到核辐射的严重危害效应，致使全球轰动，整个舆论界大哗。争辩原子弹的是与非就此拉开序幕。然而，人们有所不知，若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与哪怕是一枚单热核弹头(氢弹)相比，其破坏能力也仅仅是小巫见大巫。
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的许多年里，美国一直是能够生产以及发射裂变弹唯一的国家，但他们从未对自己的敌对目标使用过这类武器，这一点在目前裁军争论中经常被忽视掉。在这些年中，其它一些国家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核武器研究与发展工程。一九四五年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核测试爆炸，充分显示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优势，但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之际，前苏联成功地引爆了一枚裂变弹使局势蔚然改观。
前苏联的成功对世界的震动是巨大的，当人们意识到整个世界自此均分为二：苏美双方均能相互控制、相互摧毁的世界格局将就此形成时，这种震动则更加强烈，意义更为深远。对前苏联人的成就并不应该引起太多的惊诧，早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前苏联就一直名列核研究领域前茅，一九四五年又摘走了德国人核理论研究方面的大部分先进成果，加之来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同情前苏联政治目标的科技界及其它人士提供的相当数量的科研情报资料，他们不久便赶上了美国，前苏美两国在核武器领域齐头并进。
前苏联成功引爆原子弹的消息引起了世界的震动，也刺激了美国人迈出新的步伐——他们决定生产聚变弹。裂变弹的原理是分裂铀或钚的重原子释放原子能而达到杀伤作用；反之，聚变弹的原理就是一些较轻元素如氢原子的聚合反应释放出能量造成杀伤，因此也称为“氢弹”。聚变弹的能量远远高于裂变弹。关于这种聚合装置的理论研究，美国已进行了相当的一段时期，只不过一直未下决心要生产这种武器。
聚变弹的诞生：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美国成功地引爆了第一枚聚变弹，它摧毁了太平洋岛屿埃鲁杰拉布(Elugelab)。它的出现使世界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这次很可能要比一九四五年七月和八月的原子弹爆炸更为重要。当时的主要影响似乎只是美国再次居世界核武器领先地位。这种优势并未持续太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苏联于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也宣布成功地引爆了一枚聚变弹。这种超乎寻常的速度简直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不能不说至少有部分成就应归于西方人士的不断援助及信息情报供给。为此，在前苏联的核武器发展史上，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与爱因斯坦齐名。
不久，许多国家也及时地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并都正式引爆成功。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印度和中国。预计南非、以色列、巴基斯坦、阿根廷甚至利比亚等一些国家也很有可能掌握了核武器。
如同介绍化学战历史背景一样，核武器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只能略谈一二，就此搁笔，具体的详细资料请见下一章关于现代核武器的发射系统及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