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时代的常规战争·第二十六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两颗原子弹投放到日本城市爆炸而突然终止时，关于这些武器将对战争进行方式产生什么影响的看法各种各样。某些空军人员先前一直致力于战略轰炸，但对它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导致其他战争方式过时感到失望，现在确信原子弹使他们的预言有可能实现。其他一些不那么极端、但也相信战略轰炸是主要制胜手段的人，现在将它视为更具有决定性，超过他们先前所声称的。另外还有一些人，包括许多海军和陆军人员，则比较怀疑，他们认为，生产这两枚炸弹所需的巨大努力意味着一件事：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只能经得起拥有很少量这样的武器。他们欢迎的主要结果，是战略轰炸机群的规模能被大大缩小，因而不用汲取它们在战争期间耗费的那么多防御人力和钱财。直至1952年的氢弹或核聚变炸弹出现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们照旧规划和训练其军队，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且照旧设想旷日持久的陆海空战役，其进行方式被认为同他们在 1941～1945年间经历的一样。尽管常备兵力已大幅度削减(惟苏联的情况例外)，但人力与物资两方面的后备动员仍被指望来提供此等战争所依靠的作战工具。英法两国还面临维持或恢复它们在亚非两大洲的帝国权威的问题，而这项任务所要求的军队，其组织方式和装备更像英国人1944年在缅甸使用的部队，而非部署在欧洲的兵力。需要的是有足够空中运输支援的大量步兵。后者的提供一部分依靠征兵，一部分依靠招募非洲和亚洲士兵，而前者却来得较慢，因为空军偏好集中发展战斗机和轰炸机。
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这给上述观念提供了首次测试。最先被证明错误的观念，一是原子弹已经使得陆战过时，二是拥有原子弹便能免受攻击或取得了非凡的力量。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法，包括大胆的仁川两栖登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拯救了李承晚的大韩民国，并且到10月底已将北朝鲜人赶回去，直至鸭绿江边。到那时为止，他还不用怎么担心北朝鲜的空袭，但中国人参战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他们的方法就像日本人1942年在马来亚和缅甸战胜英国人那样，避开美军及其盟军依赖的道路，让大量自携补给的步兵翻越无路的山岭。与此同时，麦克阿瑟扩展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潜在威力的要求被拒绝，无法攻击鸭绿江彼岸的中国军队和基地，而从这些基地出发作战、用较现代的苏联飞机重新装备起来的北朝鲜空军现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这场战争要被限制，因为有重大的战略缘由，即为了避免与苏联的直接冲突或与中国的长期战争。麦克阿瑟极为恼火地发现，他的行动自由受限于在他看来的政治原因——一种与美国军队关于战争应当如何进行的观念相悖的情势。1951年上半年的战斗到李奇微取代麦克阿瑟时已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它更多地让人想起一战而非二战。接下来的两年拉锯战(直至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甚至更是如此。在战线固定下来以前，双方都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步兵进攻，辅之以密集的大炮轰炸和有限的坦克支持。中国与北朝鲜步兵在采取密集队形进攻时遭受了重大伤亡。战线稳定后，不得不从头学习所有老式的胶着状堑壕战战术，而反坦克地雷和单兵地雷增加了战斗危险。艾森豪威尔于 1953年接替杜鲁门担任总统时，下决心不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再度发觉自己在如此陈旧的战争形态中伤亡惨重，在其中它那用无限的火力装备起来的军队竟无法强行决战。
其他若干因素导致所有大国此时都重新考虑一个问题：它们的武装力量应当如何准备打仗。这些因素主要有：苏联的顽固——由其占领着东欧的依然庞大的陆军支持——在欧洲造就的威胁；毛泽东在全中国的权势扩展；核武器领域的发展，尤其是苏联的第一次核试验，还有热核弹和较小的、所谓战术核武器的发展，连同意识形态分界线两边不久都将拥有许许多多核武器这一前景；英国和法国在维持其帝国权威方面愈益增长的困难。
在欧洲，就缔结和约以确定德国未来进行的谈判破裂，捷克斯洛伐克被纳入苏联集团，苏联封锁柏林。这些事态导致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和英、美、法三国在联邦德国的占领军转变为作战部队。保卫西欧免遭苏联扩张企图威胁、阻止其权势超出势力范围分界线的计划有个基础，那就是使得莱茵河成为抵抗的主要战线。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准，这将需要近100个师，大约等于战争结束时艾森豪威尔麾下部署在德国的盟军总数。要征召比其中很小部分更多的兵员当作常备军绝无可能，但希望(虽然没有多大信心)被寄托在危机时节能动员大多数。被动员者许多将是曾在战时服役并且仍有后备役义务的人，而所需的装备有些可以从那场大冲突的遗物中找到。然而，即使能够依靠经过动员的一个个师，仍然有很大空缺。德国重新武装将是一个部分的解决办法，利用核武器则是另一个。直到1955年，联邦德国才被接纳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武装力量的复活才得以开始。其时，这么一点已变得很清楚：核武器不会像许多人、包括B．H．利德尔－哈特五年前假定的那样是一种稀缺之物。
在其1950年出版的文集《保卫西方》里，利德尔－哈特既驳斥了核武器使其他武器过时的假定，也反对过度依赖核武器。他提出苏联及其武装力量不像西欧国家那么易受原子弹攻击的伤害，还提出当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时，这可能遏阻它们使用之。他论辩不能依赖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动员庞大的军队，它被指望来突入东欧，占领苏联飞机起飞的基地。那时，尽管他设想运用弹道或巡航导弹运载化学弹头，但他似乎设想它们将不能用来运载核弹头。他敦促组建由各个装甲机动师构成的集团军，与空降步兵师协同行动，并且与之共同开发化学战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他认识到，如果进行使用核武器和大量经征召而来的军队的总体战，那将是灾难性的。他对旨在防止战争的种种方案极少信心，强调力图限制战争的重要性。他相信，他提议组建的那种军队更适合于这一目的。他反对谈论胜利，并且强烈批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任北约欧洲盟军副总司令)描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图景，那出自蒙哥马利 1954年10月在伦敦皇家三军学会的一次重要演讲。蒙哥马利说：“我希望使这一点绝对清楚，那就是我们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正在将我们的所有作战计划基于在我们的防御中使用原子弹和热核武器。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它可能被使用’。非常明确，‘它们将被使用，如果我们遭受攻击的话。’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抵得上能被拿来攻击我们的力量，除非我们使用核武器……有些人说，如果战争爆发，核武器不会被使用；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的观点是，对于原子弹和热核武器的恐惧是对战争的一种强有力威慑；然而一旦世界热战爆发，双方很可能使用它们。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自己肯定会使用之。”
同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可以规划将来在任何有利于美国的场合使用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核军备。 [ 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162／2，“国家安全基本政策”，1953年10月30日。 ] 美国军队一直在敦促其盟友接受这一观点，因为已经变得很明显，尺寸并不像最初那么巨大的核武器能够被生产出来。关于如何将其使用与其他兵力的作战结合起来，产生了诸多不同看法。最为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将一条河流用作开发核武器的毁灭性效能的区域。一支机动掩护部队将阻滞敌人的推进，同时一支得到妥善防护以免原子弹攻击伤害的侦察部队将监视那条河流，后面还集结了一支机动装甲攻击部队。核武器将被用来打击集结渡河的敌军集群，投在他们的通过地点和他们可能在附近设立的任何桥头堡。然后，装甲攻击部队将攻击并消灭漏网之鱼。
一种对北约部队易受敌人核攻击伤害较为敏感的替代性观点，是将防御部队分散在地下深处一系列防护良好的固定阵地，每支部队都装备有其自身的战术核运载系统，以此将打击渗入阵地之间空地的敌军，而对漏网之鱼的致命一击将由空降部队实施。如何控制按照这一概念进行的战役是个难题，所谓杀戮区内的居民的命运问题也是如此。他们被希望能够事先予以撤离。
这两者都是纯防御性的观点。一个更具雄心的观点是将核武器投到苏联本身的城市和军事基地，随后空降部队着陆，占领该地区，并且据希望推翻那声名扫地和被毁坏了的共产党政权。替代这一不现实的观点的是“折断脊梁”式战争(“broken－backed”war)观念。它假定，最初的互掷核武器耗尽了双方的库存，此后在废墟之中，它们都将回过去打一场前核时代的那种战役。它是一个在海军和后备部队中广为传播的观点，否则它们就几乎全无存在下去的理由。随着双方核武库的增加，就北约来说这一观点衰落了。
50年代后期，北约开始对在战场上依赖使用核武器持保留态度，这一依赖是为了弥补其成员国不愿提供常规部队来平衡苏联的常规兵力，后者到那时已由华沙条约卫星国的部队大为增加。这些保留的根本原因，一是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二是苏联核运载能力的发展，这使它可以用热核弹头洲际导弹攻击美国的城市。联邦德国和美国都很不乐意设想一种情景：在敌军刚冲出铁幕时就使用核武器。此外，德国人不准备接受这样的防御计划：在做出阻止敌人推进的努力以前，就让出其狭窄的国土的大部分。一项基于即时核报复的战略的可信性已在世界其他地方遭到损害，现在就欧洲防务而言则显得被大大削弱了。
朝鲜战争并不是仅有的一场在其中拥有核武器被证明与问题不相干的冲突。当1954年在奠边府，法国人面临在武元甲将军手下遭到丢脸的失败，导致杜鲁门拒绝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考虑使得艾森豪威尔在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方面遵从同样的节制。在英法两国于1956年进行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际和国内政治制约不仅使英国不去考虑使用自己的核武器，而且还使它避免对机场除外的目标进行常规空袭。即使是小规模空袭，例如1957年法国对突尼斯的萨基埃的空袭，也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喧哗。
因此，50年代末期在西方世界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反思，即重新检验武装力量之使用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命题。结论呈现出两种形式。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英国保守党政府采取的观点是：基于和平时期征兵的庞大军队过时了，这种军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被动员起来，其部署得到那些为对付二战式的威胁而被保留下来的海外基地的支持。在1957年一次欢迎新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的演说中，麦克米伦说：“让我们抛开所有幻想；今天的军队不再被设计来从事战争，它们的目的是阻止战争发生。不再会有那种旧式的、在旷日持久和势均力敌的斗争终了赢得胜利的战争；总体战只能意味着总体毁灭。”与当时许多人一样，他寻求限制战争的手段。对于诸如亨利·基辛格和安德烈·博弗勒那样的一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寻找它们本国的军事力量得以被用来支持政策的途径。对于另一些人、例如利德尔－哈特来说，它则意味着如果不能依靠威慑防止一场战争，那就力图确保它能始终得到制约而不导致总体毁灭。美法在远东的经历和英法在中近东的经历已令这些强国非常沮丧。尽管所有这三个国家将大量人力和钱财投入防务，但它们在印度支那、中东以及北非力图防护的地位仍被侵蚀掉了，侵蚀者是那些在人力以外的军事资源上处于很大劣势的民族或政治运动。国际和国内对于任何军事行动(“解放运动”的军事行动除外)的不赞成，加上对于它可能导致核战争的恐惧，使得一个大强国显然不再能够着手从事差不多任何种类的军事作战。由苏联和中国的武器供应和训练团鼓励、支持的一些小国和颠覆运动正在逐渐破坏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世界，后者却显得无力阻止这一进程。
在西方国家，专家们呼吁不要再将注意力和努力集中于如何使用核武器来打仗，虽然在美国基辛格等人一开始就寻求运用有限核战争的办法。然而，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斯韦·泰勒将军和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奥斯古德在要求不再依赖核武器方面起了带头作用。法国的安德烈·博弗勒和雷蒙·阿伦不愿完全拒绝核武器，而是寻求一种“非常有限的核使用”的解决方法。在英国，利德尔－哈特几乎要加入这些法国人的行列，然而他意识到军政领导人是那么容易被战争中产生的强烈情感拖着走，这使他采取了基辛格在重新考虑后采取的那种立场，即仅有的可能限制战争以避免互相自杀的方式，是要么限制作战发生的地理范围——这在欧洲几乎不可能，要么避不使用核武器；或许两者俱不可少。 [ 注：见Henry Kissinger，The Necessity for Choice(London，1960)。 ] 在其1960年出版的另一部论文与演说集《威慑抑或防御》中，利德尔－哈特用下面这些话来结束题为“小型原子武器是不是答案？”的一章：
在理论上，这些小当量武器提供了将核行动局限于战场、从而限制其毁灭规模和范围的较大可能。这有利于人类，有利于文明的保存。然而，一旦任何种类的核武器被实际使用，那就非常容易迅速扩散，导致全面的核战争。关于人在战争中的感情冲动的教训远不及理论——导致这些武器发展的战术理论——那般令人宽慰。
他的观点是，有可能为防守阿尔卑斯山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地区提供适当的常规力量，那并不是一桩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毫无希望的难事。所需兵力应当与有待防御的地区相关联，而非与华约能够部署的最大兵力 (如果将它能够动员的所有部队都考虑进来)相关联。他提倡在中部地区的北约常备军当中，至少一半的师应当留作机动后备而不投放于防御位置，而且常备军应当由民兵辅助，其中一些人应当在前沿地带的一个防御据点纵深网络驻防，另一些则在后方保卫重要地点，使其免遭空袭损毁。常备军应由26个师组成，一部分是装甲全机动部队，拥有的坦克占很大比例，一部分是轻步兵。他用下面的话总结自己的建议：“今天的头号需要是强化业已变成一种双向威胁的氢弹威慑，办法是发展一种非核的防火墙和灭火器，现成地置于现场，以便毫无犹豫或拖延地使用。”
美国人的想法转向同一个方向，但原因颇为不同。他们并不欣赏这么一种观点：由于在欧洲缺乏足够的常规防御，他们应被期望立即诉诸使用核武器——一种现在意味着冒苏联核反攻危险的做法。他们给他们的欧洲盟国、尤其是业已保证决不拥有核武器的联邦德国许诺的核“保护伞”或核“保障”不能被撤回，但至少可以被推迟，因为希望敌对行动能以某种方式在升级到相互自杀之前得到控制。60年代早期，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为做到这一点而强迫欧洲盟国增加常规力量。他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欧洲国家政府发现，当他们正在努力朝着相反方向努力时(英国人甚至全盘废除了征兵制)，增加防务开支和延长服役期限在政治上难以接受。还值得怀疑的是，麦克纳马拉的建议蕴含着削弱美国的核保障，并且可能鼓励削减美国驻欧常规部队。麦克纳马拉激起的长时间讨论最后导致采取所谓灵活反应政策。依据这个还融合了前沿防御概念的思想，北约部队将力图尽可能只依靠常规兵力制止住苏联入侵，希望互掷核弹的可怕前景将说服双方媾和。如果这不能实现，北约将执行那种将更准确地定义为渐进式核反应的政策，它被博弗勒描述为“亚有限核战争”(“sublimited nuclear war”)。少量的核武器——可能仅有一枚用于“示范性射击”——将被使用，其目的是使苏联相信北约准备做出核决定，从而双方都将退缩。如果这也失败了，北约将沿着升级梯子逐级往上爬，直至(一个人不得不设想)相互自杀的逼近使得一方或另一方要求停战。并不清楚为什么会是另一方。
除开由排除空间换时间的前沿防御引起的困难外，北约非核部队在这一观念下的作战提出了许多难题。它们不得不时时刻刻既为自己使用核武器做准备，也时时刻刻为针对它们使用核武器做准备，而且必须使人对此有明确的印象；然而，它们又不得不努力打常规战，并且尽可能拉长常规战阶段而不让出多少阵地。在实战中，这需要大量常规兵力，而组建这样的兵力却是北约的政治家们想要避免的。法国于1966年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加上美国将自己的努力和关注转向越南，加剧了这些困难。
尽管这被称作灵活反应，却不是麦克斯韦·泰勒1955年在《国家军事计划》一文中创造这个术语时赋予它的含义。他相信双方的核武库彼此抵消。在利德尔－哈特所说的这一“核无效”(“nuclear nullity”)掩护下，共产党国家在鼓励颠覆运动挑战西方，西方却因为已将如此多的努力用于海空力量和核军备发展，没有对付它们的有效兵力。一种灵活反应的政策将意味着美国(希望还是整个西方)将拥有运用与这威胁相称的无论何种手段的能力，从外交、政治、经济行动，到秘密操作或“特种”部队作战，再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全规模常规战役。认为应当勾销作为对政策的一种支持的常规军事行动的观点应予抛弃，如同认为美国从事的战争都必定是总体战和无限制战争的观点应予抛弃一样。
肯尼迪于1961年成为总统时，热烈地接受了泰勒的观点，将他从退休中召回，并且于1962年10月任命他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饱受目睹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发霉变馊的不愉快经历。越南战争如同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表明一场战争能否限制在一方希望的范围内取决于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这限制。中国和苏联都不想直接参与，美国也不希望将它们卷入其中；然而，胡志明和武元甲领导下的北越人却准备走到任何极限——牺牲的极限、人力的极限、时间和空间的极限，那是美国所不打算的。美国政府被迫大大扩展自己的努力，远远超出它为取代法国对南越吴庭艳政权的支持而首次干预时的料想。它最终认定，坚持下去的政治损害超过了撒手放弃和将胜利让给对方的政治不利，不管那可以如何加以掩饰。11年前，夏尔·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面对同样的形势，选择了同样的出路。假定能够像下棋一样操作有限战争的理论家们被证明完全错误，不得不重新思考。有限战争预言家罗伯特·奥斯古德的答案在于，美国在确定值得在世界上哪些地区为遏制苏联势力而使用武力时，应当更有选择性。他写道，“它们应当同按照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观点来看具有实质性内在价值的具体环境目的相关联”。 [ 注：Robert Osgood，Limited War Revisited (Boulder，1979)，106． ] 在这一基础上，他会赞成国会拒绝让美国卷入安哥拉。他的政策观点应用于在中美洲或波斯湾的干涉就不会那么简洁分明了。
西方的战略在印度支那、中东和北非一败涂地，其混乱被博弗勒归咎于它未能发展出一种真正的战略，归咎于它集中关注装备而非思想，以致神魂颠倒。在其《战略入门》一书中，他主张西方实行一种他所称的“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它包含政治、经济和外交行动的每个领域，以威胁使用和必要时实际使用军事力量为后盾，与苏联实行的战略相类似。 [ 注：André Beaufre，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London，1965)．最初于1963年在巴黎出版。 ] 他掩盖了这么一个困难：在由一群各自独立的民主和主权国家构成的集团内，难以就一项战略及其执行达成共识，更不用说难以使之实际生效。他提出的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没有任何战略适用于所有各种形势：应当根据有关场合的具体环境来选择替代性的战略。他区分了总体战略(他宁愿用这个术语而非大战略)与全面战略(overall strategy)，前者在政府层次支配战争操作，后者应用于特定领域——军事、政治、经济或外交领域，其中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作为总体战略之组成部分的全面战略。在军事领域，这转化为作战战略，它必须基于可用资源、战场地理状况和敌我双方军队的军事能力。
博弗勒列出了总体战略的五种选择。第一，当拥有充足的资源而目标并非绝顶重要时，可使用直接威胁。在理论上，这本当应用于一个核大国面对一个无核小国的场合。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政治含义，可能还有国内政治含义，它不能被使用。博弗勒认为，这就是威慑所依据的战略，即一国的全部资源都将直接被应用于敌国领土的威胁，虽然在此情况下目标将是绝顶重要的。第二种选择他称为间接压力，可应用于目标相当重要、但缺乏行使决定性威胁的资源。这是希特勒在大部分时间里使用的战略，当前则为苏联所用。它由得到武力威胁支持的，持续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构成。博弗勒提示，当存在着对于一国行动自由的限制时，这是个适当的战略。他的第三种选择是一系列成功的行动，一种蚕食进程，适于一国资源有限但愿意朝最终目的缓慢前进的场合。它的一个变种是“既成事实”战略，或称“单片意大利香肠”战略，在实施的系列性方面与之相似，但怀抱一击而达到目标的希望。以色列在1956年和1967年的战争是很好的例子，埃及希望 1973年的十月战争也会达到类似的结果。他的第四种选择是一场持久的低烈度斗争。这显然适合于军事资源而非人力资源有限、又准备用很长时间来实现目标的场合。解放战争，包括毛泽东打败蒋介石的战争，大多是以这种方式打赢的。持久斗争不适合于西方工业民主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一般没有耐心提供以敌人选择的方式来与之战斗所需的资源，特别是人力。最后是经典的、旨在军事胜利的暴力冲突，包括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或占领其领土，或两者兼而得之。它可予应用的场合是一国军事资源显著优于其敌手，而且不存在种种限制因素——诸如政治禁忌或对于升级到核战争的恐惧——来束缚自身军事力量的使用。
在这五个总体战略选择范畴内，一国可以设计其全面战略与军事行动战略。博弗勒效法福煦元帅，提出这两个层次上的战略目标都在于获得和维持己方的行动自由，同时折损和限制敌方的行动自由。如果一方欲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保持主动权便至关紧要，因为那是战争的一切含义所在。博弗勒将战争定义为“两个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的敌对意志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战略定义为操作这一辩证关系的艺术。他断定未来依靠间接战略。他写道：“核战略越是发展，它越是接近于建立一种不管如何不稳定的全面威慑平衡，间接战略就会越多地得到应用。和平将变得越来越不和平，越来越接近于我在1939年所称的‘和平时期的战争’，即我们所知的冷战。……当第一个征兆出现时，间接战略的关键阶段便发生了。其后的一切事情都为时过晚……间接战略中的心理因素……成为主导性的，(然而)武力的可得性与其使用就像在直接战略中一样必不可少……需要武力来利用(或威胁利用)心理谋略造就的形势。”他的结语是“我们必须精通间接战略的艺术”。 [ 注：Ibid．，127． ]
二
无论理论如何，自核时代开始以来战争实际上是怎么打的？没有发生过任何核战争，也没有任何战争是在可能使用核武器的阴影下进行，尽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或许影响了美苏两国在朝鲜、越南和中东的行为，帮助限制了它们在那里的介入。因此，核时代已有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常规性的，但大多数是内战，有些情况下外部影响和支持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些叛乱和反叛乱作战在后面由约翰·夏伊和托马斯·科利撰写的论文中得到了谈论。从业已讨论过的朝鲜战争往后，常规战争屈指可数，大多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英法两国的苏伊士运河战事是阿以冲突之一的附加物，印度则另外还卷入了一场同中国的短时间战争。伊朗与伊拉克目前正在从事一场非常常规的战争，而阿根廷1982年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连同英国夺回这些海岛的远征，构成了常规战争的一场过眼烟云。1962～1966年，英国和马来西亚为一方、印度尼西亚为另一方在加里曼丹的“对抗”是一种非常有限形式的常规战，具有反叛乱战役的许多特征。所有这些将在下面讨论的战争都是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进行的有限战争。它们共有的一个有限性，在于虽然完全可能但避免轰炸对方城市，因为双方都害怕遭到报复，还害怕国内和国际上对于杀伤非战斗人员的敌对的反应。
阿以战争 历次阿以战争同所有其他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以色列一直在为自己的根本生存而战。以色列所受的限制是人力和物资资源有限，加上认识到它能够依赖的主要盟友美国的支持程度有限。阿拉伯国家行动的限制则在三方面：它们准备互相支持的程度；它们准备投入自身事业的努力；它们妥善地实际使用在各个不同时候聚集起来(1973年达到顶峰)的大量军事资源的能力。
于1948年确立了以色列的存在的首次阿以战争，是一场粗糙幼稚的拼斗。以色列部队由巴勒斯坦犹太人在英国统治下建立的民间军事组织提供，阿拉伯一边的战斗则由英国人领导的约旦阿拉伯军团担负。它主要是一场步兵战争，用步兵武器交战，在其中传统的军事美德即决心、耐久、机灵、大胆和勇气使得以色列人防止了他们新生的国家被粉碎，或者沦为联合国大会建议将它分割成的三个难以存活的部分。这场战争如同将来的各次阿以冲突那样，在敦促停火的国际压力背景下进行。因此，战事倾向于由这样的努力构成：既确保已经拥有的，又迅速夺取更多的，用作在协议达成停火或被迫接受停火时的讨价还价筹码。
1949年5月，以色列和约旦被联合国承认为独立国家，其基础边界出自一个月前结束的战争。从那往后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以色列武装力量成为高度专业化、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包括一支强大空军的武装力量。在那些年里，阿拉伯邻国和巴勒斯坦难民对以色列居民点和个人实行了连续一系列恐怖主义行动和破坏活动，以色列则用越界报复性袭击作为回应。摩西·达扬于1953年成为以色列总参谋长后，这些袭击规模加大，烈度加剧。结果是抵抗加强，因而袭击变得代价更高，其价值便遭人怀疑。随英国人在1955年离开他们的苏伊士运河基地，埃及在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这一点就变得明显起来。达扬希望抢先动手，而苏伊士运河被收归国有激发的英法两国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争吵转移了埃及的注意力，分散了埃及的兵力，为以色列提供了在某种国际支持下抢先进攻的机会。
达扬1956年战役是利德尔－哈特倡导的空降部队与装甲部队之间合作的典范，虽然在他起初的计划里，达扬只赋予装甲部队次要作用，理由是它太慢太笨重，而且需要太多的后勤辅助。它打算被用来支持对西奈半岛东部埃及防线的步兵进攻，与此同时非装甲车载机动部队将被用来同降落于西奈半岛西部通道的空降兵会合。然而，达扬未能抑制坦克指挥官们的作战热情。他们在战术方面没有将时间浪费在实行“间接路线”上，而是猛烈打击关键性的埃及防御阵地并取得成功。埃里阿尔·沙伦麾下的伞兵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降落于米特拉山口东面，但对这山口的进攻不那么成功。他们未能获取之，而且伤亡156人，占以军整个战役伤亡总数一半以上。这一战役在六天时间里，以仅仅阵亡200人的代价夺取了西奈半岛全部。它是“既成事实”战略的一项高度成功的范例，然而由美国领导的、对随即进行并与之相联的英法远征的国际反对，剥夺了以色列的胜利果实。到1957年3月，它的部队已退回到发兵边境之后，交出了加沙地带和沙姆沙伊赫，那是自12月英法撤出塞得港往后它一直紧抓不放的。
十年后，其部队由苏联训练和装备的纳赛尔感到足够强大，可以挑起与以色列的冲突了。他认为他能获胜，从而加强自己那多少是华而不实的阿拉伯世界领袖形象，尽管他大概并未料到这会导致一场全面战争。1967年5月，他要求帮助保持以色列西奈前线和平的联合国部队撤走，并且宣布封锁通往以色列红海港口埃拉特的蒂朗海峡。约旦国王侯赛因不情愿地与埃及和叙利亚结盟，同意伊拉克的一个师驻扎其领土。以色列总理列维·埃什科尔受到要求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压力，这导致将达扬召回，担任国防部长。达扬告诉同事们：他相信能以大概 1000人阵亡的代价击败在西奈的埃及军队，而对阿拉伯空军部队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将把它们赶出战争，保证以色列免遭空袭。阿拉伯人发动了如此的挑衅，以致以色列的率先一击不会恼怒美国，而且达扬还相信苏联不会直接干涉。以色列囿于当时的边境之内——今天称为西岸的地区全部由阿拉伯人占领，整个西奈半岛则被埃及据有——它经不起让自己的敌人先下手。达扬的论辩被接受了。6月5日早上，当黎明时分巡航的埃及军机已返回机场、尼罗河三角洲的清晨薄雾已消散之际，以色列空军成功地进行了为时约三小时的轮番打击，然后转而袭击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到第二天结束时，以色列250架作战飞机(包括150架先进战斗机)已在千余架次出击中摧毁了309架埃及军机(埃及总共拥有450架军机，其中可用的计340架)，包括埃及所有的远程轰炸机，还摧毁了叙利亚60架、约旦29架、伊拉克17架和黎巴嫩1架，其中绝大多数在地面尚未起飞，而以色列人自己共损失26架飞机，其中一些是在攻击陆军目标时被击中的。他们还击毁了埃及的23个雷达站和几个地空导弹(萨姆导弹)基地，其中16个位于西奈。
这一压倒性胜利大大减轻了加夫里希的南方司令部的任务。加夫里希麾下的部队被组成为三个集团。塔尔指挥的北部集团有两个装甲旅共 300辆坦克，另有一个空降旅，它们负责对付地中海岸附近的埃及防线。在中央，沙伦指挥的集团有一个装备200辆坦克的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负责对付环绕阿布奥格拉的防御体系，约夫指挥的集团则拥有两个各有100辆坦克的装甲旅，负责在前两个集团之间的地带作战。此外有一个步兵旅和两个装甲旅作为后备。达扬的战略是集中兵力，快速突进，直至西奈半岛西部的吉迪和米特拉这两个山口。他反对进军苏伊士运河，因为如此可能遭致国际反对，并且使纳赛尔更难以妥协；他也不准备在获取西奈之前考虑将军事努力转向耶路撒冷和西岸。他估计战争能在三周内结束。事实上，由于得到以色列空军压倒性胜利的巨大帮助，事情证明更加成功，并且进展之迅速超过预期。
莫尔塔吉将军指挥下在西奈的埃及军队共七个师，包括五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轻装甲师，数量上远超过加夫里希的部队，但很大部分被束缚在固定的防御位置上。塔尔在直接进攻加沙地带防线上迅速成功。沙伦在乌姆卡特夫运用同样的战术却遭到挫折，但他迅速调整计划，用直升机从阵地后面飞运一个空降营发动夜袭。约夫设法在两者之间插入。塔尔的连续成功动摇了整个战线，莫塔吉尔决定将手下部队统统撤往苏伊士运河东面50英里的山口。
因为关注耶路撒冷周围及其北部的形势，达扬和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对立即利用这一机会持谨慎态度。他们希望说服约旦不要参战，但埃及将军里亚德(在约旦河谷前线的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联军总司令)成功地说服了侯赛因，使之相信必须帮助由于以色列空袭而沦入绝境的埃及。然而，里亚德的无能、以色列空军对伊拉克旅的打击、叙利亚对倘若入侵加利利就将遭到同样命运的恐惧，使得达扬和拉宾摆脱了对于该前线形势的焦虑。加夫里希被许可继续前进，塔尔和约夫令其坦克猛烈穿插莫塔吉尔部队并进至其后背，沙伦所部则从自己陷入的糟糕处境中恢复过来，西奈遂成为扑朔迷离的混战场所。
纳赛尔于6月8日晚上7点要求联合国安排停火之际，塔尔的部队已抵达苏伊士运河。这促使以色列力图在停火得以执行之前尽可能多地占领所能占领的领土。约夫将其坦克驶过米特拉山口，于6月9日清晨到达运河，比联合国停火据想开始生效早三小时。到此时，以色列军队还占领了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地区，即所谓西岸，约旦军队已从那里撤走。达扬决心在停火生效前将叙利亚人赶出戈兰高地，于是在未同埃什科尔和拉宾商量的情况下，命令埃拉扎尔于是日上午对其发动进攻。尽管受到猛烈的空袭，叙利亚人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在激烈战斗24个小时后终于撤走。
以色列的胜利以其778名军人和26名平民的死亡为代价，还不到埃及一国战争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空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其最初的胜利之后，它能够将作战努力转向支持陆军，迅速地从一个目标、一条前线转移到另一目标、另一前线，达到了高得令人惊讶的出动率。然而胜利也带来了问题，首先是丢了脸的敌手渴望报复，还有以色列所占领土即西奈、加沙地带、西岸和戈兰高地的未来前途问题。没有至少后两个地方，以色列的安全就永不能得到保障。在联合国内外的国际努力都在寻求一种政治解决途径时，埃及以两种方式做出反应：一是突击队攻袭和大炮轰炸，以干预以色列构筑防卫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巴列夫防线，二是在苏联帮助下建设一个有效的防空体系，在其掩护下可以夺回西奈。纳赛尔1970年逝世时，安瓦尔·萨达特立意致力于这一任务。以色列的报复是空袭埃及腹地目标，并且使用突击队夺取和摧毁越来越有效的埃及防空体系的某些组成部分。在这以“消耗战争”著称的较量中，埃及防空体系使得这些空袭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
到1973年9月，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知道埃及和叙利亚都在前沿地区加强兵力，但它设想埃及在其空军能够压制以色列空军以前不会发动战争，而叙利亚不会进攻，除非埃及这么做。国际舞台上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威胁被认为更为紧迫。直到10月3日，即埃及已开始在苏伊士运河以西进行大规模军队调动后两天，仍在担任国防部长的达扬和现已担任总参谋长的埃拉扎尔才变得非常惊恐。到10月6日，一场进攻迫在眉睫已无可怀疑，陆军和空军赞成像1967年那样抢先打击。然而，果尔达·梅厄总理和达扬拒绝这么做。以色列会被谴责为发动战争，不利于获得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边境现在更加远离其人口中心，比较能够承受面对率先打击的风险；而且，随埃及空防的改善，以色列自己的率先打击不会产生像在1967年得到的那种决定性效果。10月6日早些时候得到情报：埃及和叙利亚在当天傍晚6点点燃战火。实际上，它们的空军早四个小时发动攻击，与此同时首支埃及军队开始越过运河。
以色列军队准备仓促，不足以对付这一打击，而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是叙利亚军队的1500辆坦克直逼戈兰高地。进攻被抵挡住了，靠的是下列几者的结合：猛烈的空中打击，在其中以色列空军遭受了那场战争中它的大多数损失；驻扎在那里的两个以色列坦克营熟练而且勇敢地战斗；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兵力的迅速部署，再加上作为以色列武装部队特征的决心与智慧的注入。叙利亚坦克一度曾俯视加利利海。
在西奈半岛，埃及人发动了一场有条不紊的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进攻，而运河本身由一个正在进行年度训练的后备步兵旅驻守。他们有两个集团军：在大苦湖中央北部的第二集团军，下辖三个师；在其南边的第三集团军，下辖两个师。三个机动师和两个装甲师留作后备。埃及陆军总共有2200辆坦克、2300门火炮和150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器，并且以550架一线飞机为后盾。以色列南方司令部的戈能面临的问题，在于究竟是动用他的三个师(各拥有200辆坦克)增援遭受威胁的巴列夫防线，还是将其最初防线东移；如果是后者，那么究竟是移至哈特米亚、吉迪和米特拉山口以西还是以东。他不能指望得到空军支援，空军都集中在戈兰高地。用坦克支援巴列夫防线的努力遭到埃及反坦克导弹重创，而达扬在10月7日访问戈能时建议撤至山岭西缘、山口以东。然而，戈能和埃拉扎尔不同意这么做。他们主张在山口以西进行暂时防御，10月8日可从那里发动反击。这个观点占了上风。反击没有很好地协调，因而遭到失败，但起到了挫败埃及人的计划的作用，该计划是将其桥头堡推进到它们被延伸到的15英里以外地方。
随着埃及和叙利亚的进攻被抵挡住，以色列现在可以转入反攻了。戈能和作为顾问随行的巴列夫反对沙伦雄心勃勃的扭转局势建议，即在运河与大苦湖的接合部德维斯瓦跨越运河。他们希望保存实力，以便在埃及再次进攻时发动一场决定性的反击。与此同时，埃拉扎尔力主迅即对叙利亚军队发动决定性的空中和地面进攻，后者已被逐回其出发时的阵线。他希望在约旦仍未行动和已经上路了的伊拉克增援兵力能够到达以前将叙利亚赶出战争，这样他就能在此后集中全部努力打击埃及。达扬犹豫不决，害怕叙利亚的失败和丢脸会迫使苏联干涉，以挽回自己的面子。果尔达·梅厄又一次克服了达扬的过度谨慎。反攻于10月11日打响，叙利亚虽然有约旦和伊拉克的帮助，仍于10月20日放弃了较量。
在西奈，戈能被争取接受了沙伦的计划，但在埃及冲出其桥头堡 (几个装甲师正部署入其中去)的重大努力被制止以前，他无法开始实行这个计划。10月13、14日两天激烈战斗，双方投入了2000辆坦克，那是1943年库尔斯克坦克战以来在单独一场战斗中坦克被投入得最多的。最后，埃及第二集团军败北，其司令马莫恩将军心脏病发作。利用这一成功，沙伦命令在10月15日夜渡过运河。这一企图遇到了相当大困难，随后两天在东岸“中国农场”周围爆发了格外激烈的战斗。直至桥梁在10月18日和19日夜里搭建完成为止，已渡过运河的部队都岌岌可危，但到19日夜结束时，布伦和曼德勒的师已在远端同沙伦的部队会合，向前推进直至布伦抵达苏伊士边缘、曼德勒切断从那里到开罗的通道，从而包围了埃及第三集团军。在柯西金访问开罗、基辛格飞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就决议案的条款达成一致后，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停火。以色列再一次掌握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间接地导致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以色列南部边境取得稳定的安全状况。总结这场战争及其先前的冲突，我只能重复我在别处已经写过的：
“这是战争史上最激烈、最紧张的拼搏之一。双方都装备有最先进的武器，虽然他们的武库中也包括大量较老式的武器。埃及和叙利亚分别以2200辆和2000辆坦克开战。它们共损失了2000辆，其中绝大多数毁于以色列1700辆坦克(它损失了其中一半)的炮火，尽管被报道得最多的是反坦克导弹的威力。埃及和叙利亚总共有大约800架飞机，各自损失约250架，其中大部分毁于空中战斗，但以色列只损失了总数 500架飞机中的115架，差不多全是被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击落的，而这大部分发生在执行地面支援任务的时候。埃及和叙利亚各阵亡约 8000人，以色列阵亡2500人。就人口比例而言，即便是以色列，……它现在人口达300万，……(这)也不能算高，不过平均每天阵亡115人看来就高了。使双方大为惊慌的是非常高的武器装备消耗率，它们事先都对此缺乏准备。结果是它们向各自的后台紧急吁请紧急供应，俄国和美国的运输机便从10月15日开始，跨越彼此在东地中海上空的航线来运送武器装备。消耗的比例使铁幕两边的后勤部门修正它们对于自己国家需求的估计。如果一方的库存在不到三周时间里便消耗殆尽，那么如何维持一场长期战争？这场战争被当作使用西方国家和苏联生产的许多最精密、最现代的武器来彼此较量的首次范例，其教训得到了非常仔细和兴趣极大的研究。这特别体现在坦克与反坦克、飞机与反飞机领域，虽然后一方面在越南战争中已有过测试，在那里美国空军遭遇了苏联的地对空导弹，但不包括萨姆6导弹。这场战争的一个有趣的特征，在于坦克对坦克和空对空战斗依然至关重要。
“以色列在所有三场战争中的胜利，似乎证实了机动战的首倡者——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的理论。利德尔－哈特本人将六日战争视为‘间接路线理论迄今为止的最好证明’。他们曾表明，一支训练非常精良、技术非常熟练的军队，配备机动作战装备并且由智力出众、思维敏捷的人在前线指挥，能够战胜数量多得多但思维和行动缓慢的敌军。他们还显示，速度与突然性的结合将产生它自己的势头，而旨在打乱敌军心理与物质两方面平衡的作战行动，比直接的正面攻击更有效。然而，与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不同，如果认为必要，以色列人对从事这样的攻击从不犹豫，而且往往是在他们本可以避免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不认为有任何既可以避免采取行动、又能够获得胜利的捷径，他们也经不起拖延时间。在其背后，因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原因，他们经常感受到时间的压力。与其对手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起码的生存而战，这激励他们勇往直前。尽管对伤亡非常敏感——远比其对手敏感，他们仍然甘冒那些极少有别国军人准备面对的危险，而且虽然勇猛大胆并非总是有利，但它在多数场合确实如此。
“他们的敌人，约旦人、埃及人、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通常都以顽强的决心和信心进行防守和发动进攻，但他们的整体指挥却缓慢不灵，反应迟疑，而且不统一。叙利亚和埃及本身及其苏联支持者对这两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投入了巨量资源，但得到的回报很少。它们对战争的依赖至今一无所得。以色列却通过自身的防务努力和来自美国等国的重大帮助，赢得了生存。对它来说，毫无疑问安全第一。” [ 注：Michael Carver，War since 1945 (London，1980；New York，1981)，270－272．脚注略去。 ]
以色列最近的一次战争，即1982年对黎巴嫩的入侵，几乎算不上一场常规战争，因为并不存在常规的敌手，虽然以色列空军和陆军掌握的所有武器装备都被用上了。它包含有关“既成事实”战略的因素，然而像在先前的各次冲突中那样，短期军事成功是否造就了长期安全仍需拭目以待。
印度的战争 印度打过的几场战争不如晚近的各次阿以冲突那么复杂，因为一个原因——空军没有起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些战争根本上是围绕着一对恐惧：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恐惧，即印度从未真正接受一个分立的穆斯林国家可在次大陆存在；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恐惧，即巴基斯坦将改变印度境内大量穆斯林的忠诚。英国起初的建议是独立时各土邦可以选择要加入哪个国家，而以印度教徒为统治者、人口却一分为二(穆斯林约占77％)的克什米尔成了这对于印度统一造成威胁的象征。当地土邦主对加入哪一国犹豫不决，希望能保持对于两国的独立。1947年10月一个印度营空降到斯利那加，以支持当地统治者镇压穆斯林叛乱，随后不久印军和巴军——适才还同属英国人控制的英印军队——便开始彼此交战。巴基斯坦人站在叛乱者一方进行干涉，而且印巴双方都加强自己在那里的兵力，直至相当于每方两个步兵师。在印度人获取了该邦东半的大部分之后，双方展开了某种胜负不决的山地战，直至 1949年1月协议达成一条停火线，由一小支联合国队伍监督执行。此后，它一直是事实上的国际边界。
印度的下一场战争是和中国打，它部分地源于对克什米尔的敏感。冲突起自关于尼泊尔以东和以西印度与西藏之间边界的争端，它长久以来因为西藏本身地位的疑问而复杂化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受到来自右翼分子的抨击，指责他坐视毛泽东将中国的权威扩展到西藏。他拒绝了周恩来一系列商谈该问题的主动建议。不过，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直至1957年印度发现中国人业已穿过被称为阿克赛钦的一个地区建筑了一条从新疆到西藏拉萨的公路为止。该地区位于克什米尔以北，双方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但印度从未占领过。于是印度坚持要求中国从该地区撤出，并且拒绝就各争议地区进行谈判。中国的反应是提议同意1913年以来一直作为尼泊尔以东事实边界的麦克马洪线，只要印度接受尼泊尔以西的边界依喀喇昆仑山脉一线，即沿阿克赛钦地区南部边缘，那是英国从1899～1927年间已接受的边界。如果印度拒绝这一提议，中国将维持东段边界为阿萨姆山脉山脚的权利主张。
尼赫鲁对于美国和苏联的政治支持将遏阻中国采取任何行动过于自信，同时受到没有做出更多行动来支持反对汉人的西藏叛乱的批评，因而拒绝商谈，并且坚持一种前进政策，派遣一系列巡逻部队去支持印度在这些遥远山区的权利声称。这是愚蠢的一步，但那些指出军事现实的将军们已被唯唯诺诺的人物取代。周恩来就其政策的危险性(它被解释为图谋将西藏分裂出中国)反复警告尼赫鲁，但他的警告被置若罔闻，军事岗哨的数量和兵力在1961年都增加了。1962年初，中国人开始采取反措施，以优势兵力包围印度岗哨。9月，他们在麦克马洪线与不丹边界的交接处附近的山口采用了这一战术，并且再次提议举行谈判。尼赫鲁予以拒绝，命令他的军队将中国人赶回去。
这促使中国人在10月进行反击。中国人能够在这一地区集结优势大得多的兵力，也能够在他们同时发动进攻的尼泊尔以西的拉达克这样做。已增至两个师兵力的驻阿萨姆印军分散在各个据点，无法互相支援，而且很容易被包抄。缺乏足够的后勤准备使之不可能得到比较适当的部署。从尼赫鲁的谄媚者当中挑选的高级将领们很不称职，何况他们处理的是一种无法对付的形势。尽管许多部队单位勇敢战斗，但到11月20日，中国人已经轻而易举地将它们逐出山脚，赶回平原。在拉达克，能干的道拉特·辛格将军将手下已达到一个师兵力的部队集中于喀喇昆仑山区，到11月中旬已牢固地控制了那里的形势。
对中国全面入侵印度的前景感到惊恐，尼赫鲁放弃了他的不结盟政策，向美国、英国和苏联求救。前两个国家迅速做出反应，提议给予武器和空中支持。这两者都不必要，因为在11月21日，周恩来宣布中国的“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两国间存在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且期望印度军队也遵守同样的距离，虽然民警岗哨可以抵达该线。随后可以交换战俘和展开谈判。尼赫鲁没有公开接受中国的提议，但实际上予以遵守，并且让周恩来知道他会这么做。
这是一场老式的步兵战争，现代重武器在其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翻越高山、将一支优势兵力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投入战斗的能力通常决定胜负。空军活动几乎完全限于后方运输。即使有任何数量的直升机出现于战场，作战地区的海拔高度也会严重限制那时可以得到的直升机类型的使用。在中国人一方，这次战役是有限战争的完美范例，目标和实施都有限，以实现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手段非常经济地同目的相符。他们遵循了孙子的原则，后者在公元前6世纪写道：一国应当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以尽可能最小的努力和给敌人造成的最小伤亡代价来谋求胜利，牢记战争结束后本国仍不得不继续与之为邻生活下去。尼赫鲁愚蠢地无视军事现实，但印度军队幸运，没有遭受更大的损伤：1383人阵亡，1696人失踪，3968人被俘。它还幸运的是这场失败导致将领中间的不称职者被解职。
印度同中国的战争对它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有影响。后者的军队新近获得了大量新装备，包括来自美国的坦克和飞机，而这是美国加强中央条约组织的政策的一部分，该组织被当作抵抗苏联在中东影响的一个堡垒。巴基斯坦与中国进行了友好的谈判，就它们共同的边界线达成了一致。面临着国内政治问题的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总统认为有机会赢得克什米尔的印控部分，那里在1963年和1964年发生了严重骚乱。尼赫鲁希望达成解决，但在那年5月去世，其继承者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政治上不够有力，无法做出让步。阿尤布汗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大部分并非正规军人，由马利克将军为首的巴基斯坦正规陆军军官指挥，向克什米尔停火线另一侧渗透。要么是胡闹，要么是尝试玩火并将开启战端的责任推在印度身上，他于1965年1月在库奇的拉恩制造了一起边境事件，那是印度河河口以东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夏季季风来临时便遭水淹。紧张不断加剧，8月间马利克的部队在四次进击中跨越克什米尔停火线，印度立即做出反应。马利克手下人未能实现发动当地人民支持的图谋，不久就被限制在一个离停火线十英里的区域之内，极少进一步参与战事。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两大正规军之间的战斗，它们各有约八个师，包括一个装甲师。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克什米尔停火线南端，并且随每方都展开进击以排除另一方对己方目标的威胁而逐渐向南扩展到旁遮普。9月6日，印度以三个师的兵力向拉合尔进攻，导致四天激战，将巴基斯坦的装甲师也吸引进来。结果是胜负不决。9月 11日，印度在更北的地方发动另一场攻击，直指锡亚尔科特，动用了包括其装甲师在内的四个师。这导致了一场持续两个星期的重大战役，共有400辆坦克参战，但到头来同样打成僵局。
与此同时，旨在停火的国际压力持续不断，其中最有效的是美英两国决定切断对双方的武器供应。到9月22日，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开始认识到，它们经不起以目前的速度继续损失自己的主要装备。双方接受了一项停火，虽然正式协议——双方都撤回到各自在1965年8月5日时的位置——直到1966年1月才达成，那是在塔什干举行的一次以勃列日涅夫为主席的会议上。签字当日，夏斯特里死于心脏病发作，由英迪拉·甘地继任总理。未就克什米尔的未来达成任何协议。伤亡统计数字不可靠，但看来双方在这方面不分多寡：共伤亡1.2万人，其中约 3000人阵亡。双方看来各自损失坦克约200辆，另有150辆无法继续使用但可以修理，虽然巴基斯坦的损失可能稍微大些。印度约损失70架飞机，巴基斯坦则损失约20架。它们的海军几乎完全没有参战。这些损失就它们的总人口而言当然很小，然而对它们的装甲力量、武器库存以及配件库存影响极大。
尽管战争胜负未决，但它削弱了巴基斯坦。相对于印度是如此，就其国内而言也是如此。东巴对于西巴执迷于克什米尔怨艾不已，而在 1969接替阿尤布汗的叶海亚汗在西巴和东巴都面临严重困难。这些困难在1971年3月达到了顶峰，当时叶海亚汗宣布无限期地推迟召开一个新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在其中东巴的阿瓦米联盟赢得了多数，西巴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为首的人民党遭到失败。军队接管东巴，对得到印度支持的阿瓦米联盟和孟加拉一般受过教育的阶层实行镇压政策。这在印度的东孟加拉邦造成了严重的难民问题。在说服叶海亚汗改变其镇压政策而未果之后，甘地夫人决定用军事行动来切断东巴和西巴之间人为的纽带。
印度军队大约有82.5万人，编成1个装甲师、13个步兵师、10个山地师和一些独立旅。自1965年以来，它的坦克力量得到了增进，因为获得了450辆苏联T－55和T－56型坦克，并且生产了维克斯－韦伽亚塔(Vickers Vijiayanta)坦克，装甲较薄，但像其英制“百人队长”一样安装了火力强大的105毫米坦克炮。空军将其战斗力增至625架飞机，包括7个中队的苏制米格－21飞机，其余是苏制苏霍伊－7、英制堪培拉式和猎手式以及印度生产的格那特(Gnat)式飞机。海军也围绕“维克兰特”号(Vikrant)航空母舰的建设而增强了。巴基斯坦有2个装甲师、12个步兵师以及一个独立装甲旅，另有两个正在组建的师，以取代部署在东巴的部队。它的空军有14个战斗机中队与3个轰炸机中队，但只有一个佩刀式战斗轰炸机中队部署在东巴，如同只有一个坦克团共50辆轻型坦克部署在那里。巴基斯坦的镇压政策导致几乎所有从东巴征召的士兵都逃离军队，投奔支持阿瓦米联盟的穆克蒂·巴希尼反抗运动，其结果是不得不用来自西巴的士兵替代他们。东巴的行政当局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种由西部强加的军事政权，而由印度越界支持的穆克蒂·巴希尼的活动变得更为广泛。
印巴两国间的战争于1971年12月3日开始，当时巴基斯坦空军对印度空军机场进行了一次低效的攻击，印度空军予以更有成效的还击。这伴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越过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同样低效的攻击。它们发展成为克什米尔和旁遮普边境的一系列战斗，在其中印度坦克占了上风。这些战斗对于在东巴的主要作战没有影响。在加尔各答指挥东巴战事的奥罗拉将军有个富有想象力的计划。他有三个军，有两个师的第一军位于东孟加拉，拥有同样数量兵力的另一个军位于东巴在阿萨姆的北部边界，有三个师的第三个军位于东巴以东的特里普拉。他克服了面临的首要困难，即众多的大小水障，方法是尽可能让他的部队不依赖道路行进，同时动用所有能被提供的陆军工程部队建造桥梁和渡口。为后者运送物资是印度空军直升机部队的最优先任务。这项几路聚击计划利用了巴基斯坦将军尼亚齐汗将军的部署弱点。为了对付穆克蒂·巴希尼运动和控制东巴，尼亚齐汗的部队很分散，在边境附近尤其如此；他能够集中的兵力被留下来确保首府达卡与主要港口——东南端的吉大港之间的交通。
印度的所有三路进攻都取得了迅速成功。当地人民热情支持并带路的先锋部队不顾风险，转战东巴，其大胆在一种较为常规的环境中会被认为是愚蠢的。与此同时，已取得全盘空中优势的印度空军能给予不受限制的运输、打击和侦察方面的支持。在所有三个军的突击都取得进展后，奥罗拉于12月11日空降一个伞兵营，切断面对来自阿萨姆以西、主要河流屏障以东的进攻的巴基斯坦军队。这一在纳吉拉将军指挥下从北方来的进攻逼近达卡，尼亚齐汗请求停火，而当进攻部队已陈兵达卡郊区时，尼亚齐汗率其在东巴的全部兵力于12月16日投降。此前10天，甘地夫人已承认孟加拉独立，那是东巴自此往后的名称。这场战争是一场真正的闪电战，遵循利德尔－哈特“扩展的洪流”(“the expanding torrent”)理论要义，而该理论源于德军在其1918年3月西线攻势使用的战术。它包括通过部队渗透、绕开抵抗(有如流水在其流程中绕过障碍)来利用敌人的一切弱点。印度以充分符合孙子原则的方式，实现了它的有限的目的。
英国的战争 在1968年除外的整个核时代里，英国军队总是在世界的这个或那个地方用兵。它的大部分战役都涉及对英国政府权威的内部挑战——在殖民地、前殖民地以及从1969年起联合王国之内的北爱尔兰的挑战。除了这些以及它在业已叙述过的朝鲜战争中起的作用，英国参与了三场“常规”作战：英法苏伊土远征，1962～1966年同马来西亚一起在婆罗洲对印度尼西亚的战役，1982年收复福克兰群岛的战争。海军的陆战队和直升机与空军的所有类型飞机参加了陆军从事的差不多战役，虽然只有在福克兰群岛一役中，它们才不得不与敌舰和敌机交战。
在苏伊士作战中，埃及空军的机场在空降袭击与两栖进攻开始前遭受了远程轰炸机袭击，致使其无所作为，同时埃及海军也未进行有效的抵抗。苏伊士战争与福克兰群岛战争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事先都没有为之准备应急计划，因而都不得不临时抱佛脚。1956年时，英国缺乏两栖或空中的运输资源来通过海空部署任何部队。英国在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拥有基地，但塞浦路斯的小港口不适合海运集结或载卸，它的两个机场也能力有限。马耳他距塞得港有1100英里，对于缓慢航行的船只而言航程过长。英法两国的作战由于计划多变和目的不定而受损。从未完全明确的是，这场作战究竟是限于确保运河本身，使之可以继续由苏伊士运河公司代表一个运河使用者联合会来运营，还是为了达到一个抱负更大的目的，即推倒纳赛尔，期望能以某个更倾向于西方利益的人物取而代之。最初的计划是在亚历山大港登陆，派一支装甲纵队经沙漠道路突击开罗，然后从那里各路纵队直奔运河沿岸的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这被乐观地估计为将在八天内实现。由于一些原因，其中包括登陆舰的匮乏所导致的限制，这项计划被改成突袭塞得港，一部分靠空降，一部分靠两栖攻击，在此之前对埃及空军基地进行一次夜间空袭。英法两国运输机能力有限，使得空投仅限于668名英国伞兵和487名法国伞兵。
最终宣告的、通过与以色列的进攻相配合来贯彻的作战目的，像已经得到叙述的那样是将运河沿线的埃及军队与以色列军队隔离开来，尽管是否有人相信这一点值得怀疑。到英法空降部队于11月5日清晨在塞得港登陆时，以色列军队已占领西奈。24小时后，两个海军陆战营以两栖运兵车登陆，随后一个营乘直升机着陆，英国空降旅的其余部队则乘登陆艇上岸。在塞得港仅有零星的战斗，司令官英国将军H．C．斯托克韦尔(博弗勒将军是其副手)计划由雅克·马苏将军手下的法国伞兵发动一次依靠空运和运河水运的联合进攻，目标是沿运河往南50英里的伊斯梅利亚，而英国空降旅将通过公路前往加入战斗。然而，在这计划能够被充分贯彻之前，主要来自美国的国际压力导致了停火。尽管为作战集结了更多的部队，但实际上只有三个旅参与，包括英法各一个空降旅和英国一个海军陆战旅，其中11名英国人和10名法国人阵亡，92名英国人和33名法国人受伤。这是一场构思不妥的战役，因为它虽然会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却极少有机会达到满意的和可以维持的政治解决。它对所有参战的武装部队成员来说都极度令人沮丧。
相反，英国在婆罗洲的“对抗”在所有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其目的，在于阻止印度尼西亚颠覆文莱政府，并且阻止它兼并文莱及其邻地沙巴和沙捞越。这些努力于1962年4月开始，当时在文莱苏丹国——英国的一个被保护国——爆发了一场由印度尼西亚支持的叛乱。它被从新加坡空运来的英军三个营迅速有效地镇压下去。1963年3月，印度尼西亚开始将武装人员(表面上是援助当地叛乱分子的志愿者)渗入沙捞越，后来又渗入沙巴。这些“志愿者”发现很少有当地的叛乱分子可以支持；那些在文莱可能有过的叛乱者都已被关押，而沙捞越仅有的潜在叛乱者也已被控制起来。包括不少廓尔喀营在内的英国增援部队被调入，而到主权和整个指挥权于8月间转交给新建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时，还调入了马来亚人部队。
1964年1月实现了短暂的停火，其间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谈判陷于僵局。随后，印度尼西亚抛弃了借口，承认其军队在沿山脊蜿蜒800英里、丛林茂密的加里曼丹边境以北作战。他们以大约100人的连队为单位移动，恐吓当地土著，试图在事实上延伸印度尼西亚的权力管辖范围。指挥英军的沃尔特·沃克将军起初依靠得到特种部队支持的土著提供情报，由此得知那些顺河而下到达耕作区的小股部队的移动情况。但是，他不能让印度尼西亚人在边境的马来西亚一侧建立基地，并且不得不保护土著人不受其侵扰。因此，他在边境附近建立起自己的连队基地，靠空运来补给，一个个排级巡逻队从这些基地出发行动。如果遭遇印度尼西亚的大股部队，增援兵力能由直升机来调运，往往穿过倒下的大树在丛林中形成的缺口低空飞行。伏击是既包括廓尔喀人、也包括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在内的英国部队最有效的战术，给技术不那么熟练而且信息不那么畅通的印度尼西亚士兵造成了重大伤亡。到1964年末，沃克的部队已有1.4万人左右，由60架海空军运兵直升机和40架陆军小型直升机辅助。它们总共编成三个旅，到1965年增加为四个旅。那一年里，他获准越境进入加里曼丹秘密作战，广泛利用从截获的印度尼西亚无线电通讯信息来确定伏击目标。这些战术大有成效，而在1965年10月推翻苏加诺的政变开始了印尼亲共与反共派别之间为时数月的战斗之后，“对抗”实际上告终，虽然直到1966年8月、即苏哈托将军取代苏加诺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以后五个月，它才最后结束。
它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有限战争，而且由于使英国和马来西亚得益甚多，它还是一场便宜的战争。在其顶峰时期，一度有1.7万名英联邦军人部署在婆罗洲，同时还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1万人可以动用。军队损失人数为阵亡114人，负伤181人，其中很大部分是廓尔喀士兵。此外还有平民被杀36人，负伤53人，被俘4人，几乎全是当地居民。据估计，印度尼西亚阵亡590人，负伤222人，被俘771人。战斗持续了近四年，明显和决定性地实现了它的目的，即阻止印度尼西亚或其他任何外部势力扼杀新生的马来西亚。将战事扩大到婆罗洲以外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虽然在1964年8月印度尼西亚对马来亚本土发动了两次彻底夭折了的袭击：一次是100人的两栖袭击，另一次是200人的空降袭击。如果沉迷于对军事基地或其他目标的空中打击，或者空袭海军舰只或其他海船，就会导致严重不利，大大超过它们可能产生的边际军事效应。双方都聪明地为冲突贴上了“对抗”的标签，并且将其保持在严格的限制之内，这些限制从未得到正式同意，但在战术上都得到了遵守。英国为测试反应，多次禁不住要派战舰驶过分隔印尼主要海岛的海峡之一，但都审慎地克制自己没有这么做。
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之战是一场短暂得多、激烈得多的交锋。多年来，英国一直试图找到一种政治办法来解决它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引起的问题，它们位于南美洲的最南角之外，居民稀疏甚至荒无人烟，而对于完全由企鹅占据的南极南乔治亚岛的管理就是从这里实施。木材的世界市场实际价格下跌，威胁到差不多由福克兰群岛公司垄断的经济，而该公司对群岛极少投资；居住人口正在减少，已降到约1800人，其中 95％是英国人后裔。为了改善社会经济状况，设法与阿根廷的主权要求相妥协，前后相继的几届英国政府都讨论了该群岛的未来地位，说服阿根廷在那里修建一个机场，并且开通到大陆的定时空中航运，使岛上居民能够前往那里接受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包括到外国旅行。然而，说服岛上居民接受同阿根廷的某种联合的努力，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而这抵制得到福克兰群岛公司和英国两大政党内部多数的支持。这样，英国谈判者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阿根廷人，后者对于在主权要求得到满足方面缺乏进展变得愈益沮丧。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入侵。从那年年初起，一个阿根廷废物商人一直在拆除南乔治亚岛上一个被废弃了的捕鲸站，这导致了关于此事未遵守英国代表所定规则的诸项事件，就此而来的紧张在3月间加剧。英国海军向福克兰群岛的调动也能被阿根廷人用作采取行动的借口。因为援军正在到来，岛上的驻防——68名海军陆战队员——比平时多了一倍，而且英勇地(即使是毫无希望地)抵抗在斯坦利港登陆的阿根廷海军陆战营。英国反应迅速。4月5日，一支海军特遣舰队从英国出发，途中加进了一些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演习的舰船。这支特遣舰队最后包括44艘战舰、22艘海军后勤船以及45艘远洋商船，总共载有2.8万人。他们包括四个海军直升机中队和一个空军直升机中队、一个海军陆战旅、二个伞兵营和三个步兵营，还有他们的武器装备。在南大西洋英属阿松森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作为一个空军中转站，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为了利用它，许多英国老式V型轰炸机迅速转变成加油机，如同某些这样的轰炸机多年前已变成的那样。
随着舰队开始其8000海里航程，美国主导了为谈判解决确立基础的尝试。这伴以对阿根廷的警告：英国是当真的。4月12日，英国宣布从福克兰群岛海岸起200海里为海上隔离区，以后将被强化为一个彻底的隔离区，并且声称凡阿根廷军舰或军用飞机靠近都将被当作对特遣舰队的威胁，都“将受到适当的对待”。正是基于这一前提，5月2日一艘核动力潜艇在隔离区外击沉了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从而取消了谈判解决的任何可能性。在此之前于4月25日，特遣舰队的一支分队重新占领南乔治亚岛，5月1日英军发动了对机场的首次空袭，尤其是空袭被用来运入阿根廷部队及其补给的斯坦利港机场。5月 4日，作为对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的反应，阿根廷空军两架法制超级军旗飞机用一枚埃克索塞导弹击中英国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迫使该舰被放弃并最后沉入海底。
特遣舰队司令伍德沃德海军上将不得不解决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因素。时间对他不利：天气正在变坏；他不能让他的士兵在恶劣的天气里过久地停留于海上；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急于速决。他经不起在离主要目标斯坦利港太远的地方建立基地，因为陆上人员与装备的输送手段受到两方面的限制，那就是缺乏道路，加上直升机和可以被送上岸的车辆的能力有限。主要威胁来自阿根廷的陆基飞机，不过它们的飞行达到了航程的极限。伍德沃德可以使其主要舰只远离这一威胁，除非是在进行实际的登陆或轰炸时。他的数量有限的猎兔犬式VSTOL战机将不得不同时担负舰队、登陆区以及向前推进的部队的防护任务。它们也将不得不为数量上不及敌手的部队提供直接的空中打击支援。在岛上的阿根廷部队司令官马里奥·B．梅嫩德斯将军不知道英军将在何处登陆，而且面临与英军类似的陆上交通困难。他不可避免地将兵力集中于守护斯坦利港。随着英国舰队于5月初逼近，来自于大陆的增援和补给飞行便只能在黑夜里进行。
5月21日，英国海军陆战旅在东福克兰岛西岸的圣卡洛斯湾未遭抵抗地登陆，该地距离斯坦利港60英里。接下来的几天里，阿根廷空军随基地和防空阵地在岸边的建立，对英国军舰和登陆区展开了反复的英勇攻击。在此过程中，他们丧失了49架飞机，击沉驱逐舰和护卫舰各一艘，重创另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运载英国空军重型直升机中队的大型运输舰。5月28日，随着伦敦方面要求地面部队向斯坦利港进发的压力日益增大，一个空降营经过一场几乎全无大炮或海军舰只和飞机的火力支持的激战，占领了圣卡洛斯南边20英里的古斯－格林机场。他们以包括指挥官在内17人阵亡以及36人受伤的代价，打死敌军250人，俘虏1400人，并且缴获大量武器。
丧失重型直升机的影响现在非常厉害地感觉到了。地面部队指挥官杰里米·莫尔将军于7月1日得到一个包括三个营的步兵旅增援，从而使他有八个旅的兵力共1万多人在岸上。然而，几乎完全缺乏手段来翻越无路的山区向斯坦利港挺进。大多数官兵从头至尾在寒冷、潮湿和大风天气里行军，而直升机优先载运的是火炮和弹药，用来在他们到达时支持他们作战。速战速决的军事和政治需要导致了一个决定：将环绕东福克兰岛南面的步兵旅的三个营运送到斯坦利港西南16英里的菲兹罗伊定居点和布拉夫山坳。出于一系列误解，两艘登陆舰于6月8日大白天在海上漂荡了几个小时，阿根廷岗哨对此一览无遗。它们被阿根廷飞机攻击着火。15人阵亡，85人负伤，其中大部分是一个营的。尽管遭此阻击，对斯坦利港周围山上阿根廷据点的攻击仍于6月11日发动，除了一个留守圣卡洛斯基地的营以外，所有的营都参加了进攻。
6月14日，梅嫩德斯将军带领9000人投降，使被俘阿军总数达到 1.14万人，包括在古斯－格林和西福克兰被俘的在内。阿根廷公布的阵亡和失踪人数为672名，包括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上的368名。英国的损失人数为255名阵亡，777名负伤。英舰有6艘被击沉，10艘受重创。5架猎兔犬式战机被地面炮火击落，另有4架毁于失事。英国人声称击落了109架阿根廷飞机，其中30架被地面炮火击落，31架被猎兔犬式战机击落，19架毁于舰对空导弹，还有9架被陆基导弹击中。
无疑，英国人运气很好。有几艘舰船被炸弹击中，但炸弹没有爆炸。当梅嫩德斯投降时，时间已消耗殆尽。英国火炮的弹药供应正在严重缩减，海军飞机的出动率本来也将由于机械原因而不得不大大降低，而且天气也愈益恶化。如果斯坦利港的阿根廷守军进行了更为顽强的抵抗，那么结果就可能大不一样。得益于现代夜视装置的英军拥有夜战优势，这的确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夺回了主动，而且训练和士气大大优于敌手。在阿根廷方面，惟有空军飞行员才不辱使命，声誉有加。
就总的战略来说，英国已表明部署并使用武力来保护其海外利益并未成为往事。作战有所限制：不对阿根廷领土采取敌对行动，而且除了攻击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也不对隔离区以外的阿根廷舰船和飞机进行打击；阿根廷同样没有攻击隔离区以外的英国舰船或飞机，虽然对它们进行了监视。然而，似乎不存在对于英国准备投入的资源的限制：英国像是要不遗余力地解放这些远在万里之外、而且经济和军事上差不多毫无价值的小岛上的很少量人口。所争的是一项原则，连同荣誉和政治名声。爱国主义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
假如没有阿松森岛，能否进行此次作战就值得怀疑。不过，假如十年前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时，英国没有保持由其海军陆战旅以及两艘攻击登陆舰和六艘后勤登陆舰代表的两栖能力，没有留下一艘后来被改造成突击舰的旧航空母舰，没有建造一种旨在主要作为反潜直升机航母的新型军舰，没有发展可以两栖作战的海上猎兔犬式战机——假如英国没有做这些事情，那么它本来就肯定不能进行此次作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已决定基于后勤理由逐步取消绝大多数上述武备，因为它们起不了什么支持北约的作用。一些分析家将福克兰群岛作战解释为一个征兆，象征依靠军事行动保卫一国利益和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一国政策正在重新变得时髦起来。然而，也有人将它视为非正常现象，并且发现很难想象英国可以在别的地方设想进行一场类似的战役。
两伊战争 自1980年开始的另一场常规战争是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它更像第一次而非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在双方都迂回调动大量坦克的最初阶段，它像后者。空军作战在每一方都无足轻重，海军则几乎没有参加。战争的发动者伊拉克设想，由于在1979年推翻礼萨·巴列维的政变后伊朗陷入混乱，伊拉克就有了机会来伸张对它惟一的出海口——阿拉伯河两岸的主权要求。起初，这一判断看起来似乎正确。然而，尽管大部分高级军官被清除，伊朗却能够利用礼萨获得的巨量现代军事装备。伊拉克军队被击退，直到形成一种很像1914年在法国那样的形势。在此过程中，阿巴丹这一重要的石油精炼中心和出口终端沦为废墟。双方的可以确定的伤亡甚为惨重，伊朗甚至不得不将包括十几岁孩子在内的“革命卫队”用做步兵部队，投入对堑壕防护的伊拉克据点的自杀性进攻。战斗损耗巨大，起初的重型装备储存又得不到维护和修理，这战争便转变成了一场步兵、炮兵和工兵的战争。没有哪一方拥有边际优势来强行决定胜负。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那样，最初的成功之后陷入僵持，双方都对战线的一部分发动进攻，以缓解另一部分遭受的压力。直到本文写作时为止，为谈判达成停火寻求基础的外部努力皆以失败告终。互相竞争的大国都小心翼翼地避不支持任何一方，这对交战国来说并不如意，却使整个世界感到放心。因此，这场战争虽然对伊拉克和伊朗而言并非一场有限战争，但从世界其余国家的角度看却是有限的。
三
对于核时代的常规战争，苏联与北约在看法上的根本区别，在于俄国人始终相信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方式。采取攻势(为了尽可能抢在敌人进攻之前采取攻势)的能力和意愿是其军事思想、训练和组织的一个始终不渝的主题，既被应用于常规战争，也同等地被应用于核战争，而这两类战争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拒不认为是彼此分开的两码事。他们认为，在所有形式的军事能力方面拥有总体优势为这一战略所必不可少，并且是获得行动自由的最佳途径，而行动自由——他们会同意博弗勒的看法——是战略的基本目的。
只要斯大林活着，伟大卫国战争的方法就不可能受到挑战，核武器也被认为(就像西方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并不要求进行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然而在1953年，即他去世的那年，核聚变武器被研制出来，而且苏联决定选择弹道导弹作为运载工具。翌年，苏联总参谋学院开始就核武器能够给战争造成的影响做一项重大研究。研究报告于1957年呈交其首长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然后又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它进行讨论，并且修改军事原则。这番分析最后明确断定，所有作战都必须基于对使用核武器的充分利用，基于它们将被用来打击苏联军队这一假设。
核武器并非仅仅用于对步兵和坦克的火力支持，所有其他武力行动被设计来充分利用核打击的效能。使用核打击摧毁经过选择的目标将是作战计划的主要特征。它将基于纵深核打击，伴之以打击敌方核运载工具的所有要素及其各主要指挥中心。空降兵、坦克和装甲车载步兵将紧随这些打击，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尽可能纵深地突进，其首要目的在于瓦解敌方的整个军事结构，并且使之陷于混乱。后一状态也将通过对敌方的通讯、预警和目标获取系统进行实体打击和电子攻击来实现。大量车辆和人员的集中为敌方核打击提供了一个太容易受到伤害的目标。因此，依靠使用核武器将达到战争努力的集中。以近年来组建的特别单位——所谓“作战机动队”为前锋，机动部队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纵深突进，其目的和方法都有别于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钳形包围。它同富勒和利德尔－哈特在20年代和30年代提出的概念非常相似，不同的是核打击取代了空军打击，包括使用化学武器。它也与美国陆军所形成、利德尔－哈特当时所赞成的一些观念没有很大差别。在这种突进过程中，苏联兵力与敌方兵力犬牙交错，这将给前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之免遭躲过摧毁的敌方运载系统的核攻击。
在这种战争观念中，没有什么是有限的。因为它将是两大对立的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它便被假定为一旦发生就没有限制。理想的做法是在认识到敌对行动正在策划时，抢在敌人之前动手。一旦开战，最优先的是要摧毁敌人的武力，特别是核武力。保持防御态势被嗤之以鼻，除非作为正在准备进攻时的暂时性措施。苏联最有影响的军事著作家之一沙夫金说：“仅仅防守的一方不免注定要失败。”要使这一观念成为可能，“力量对比”必须适当。换句话说，苏军必须保证在每个领域都拥有优势，以致能够尽少迟缓地发动进攻。这引起了充分准备与奇袭需要之间的一种必不可免的两难，苏联人对此同样高度重视。
尽管苏联战略拒绝任何形式的有限战争，然而总参谋部还是注意到北约的灵活反应观念，这一观念假定战争初期为非核冲突。一些苏联军事著作家同意这可能发生，而且它在军事演习中有所反映。但是，对它的讨论集中在为苏军首先使用核武器选择适当时机的重要性上面。他们认为，这样一个非核阶段可以被利用来完成其准备。不过，他们的确同意“局部”战争可能发生(他们在阿富汗的战争就是个例子)，而且保证它们不升级为彼此投掷核弹至关重要；但是，这样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在欧洲。在大量苏联军事著作中贯穿着一个始终不渝的主题，那就是在“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性。优势不仅对于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安然抵抗不断试图损害它们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必不可少，而且它也赋予苏联在必要时成功地进行“低层次军事行动”的行动自由。苏联要形成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占优势的武装力量，超过“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可以部署来反对它们的所有其他军队：这与苏联总参谋部的军事原则和战略完全吻合，而这些原则和战略是它在属下各军事学院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的所有军事文献中勾勒的。对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劝说苏联人接受不保留其优势的军控措施的人们来说，这真是不祥之音，不管他们喜爱的方式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谈判”，还是单方面裁减军备。
四
这个世界有幸，因为从核时代降临至今，所有战争都是常规的和有限的。还没有人面临如此可怕的前景：在核武器可能随时被使用的威胁下从事常规战争；也未曾有任何一个核国家与另一个核国家开战。在核阴影下，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在其中主要工业国家构成的集团彼此恶斗，直至一方精疲力竭——看来已不可想象。因为对这样的国家来说，投入彼此间的战争已不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除了核武器的存在，还有其他原因使得这样的总体战看来不可想象。一是现代武器与其平台的代价和孕育时间问题。当它们彼此交火时，此类武器的消耗速度很可能比它们的替代速度快得多，1973年的阿以战争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此等国家之间的常规战争将不得不在时间方面、大概也在空间方面受到严厉限制，因而其目的也必须有限。来自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压力将发挥作用，导致战争的终结。像博弗勒表述的那类的理论，将常规作战与核武器的“亚有限”使用或威胁使用结合起来，其根据看来不如利德尔－哈特、想法改变后的亨利·基辛格、麦克斯韦·泰勒以及罗伯特·奥斯古德的观点那么合理。所有后面这些人都认为，任何种类核武器的首先使用都是个转折点，使战争转变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某种无目的、无意义的事情”。
因此，如果战争要成为国家政策的合理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就必须是常规的和有限的。如果它要在影响上有限，它就必须像克劳塞维茨认识到的那样，在目的上是有限的。国家不管多么强大，都不得不接受限制，并且像孙子一样认识到，在战事结束后，一国仍不得不继续同自己的对手毗邻共存。如同苏联的军事原则所强调，正是“力量对比”优势赋予一国决定这限度的行动自由，而行动自由是战略的根本。处于守势的弱方，或者不准备与其敌人走得一样远的一方，没有选择余地。
两个超级大国正是在这一气候下相持。它们无法期望它们彼此间的一场战争会遵守限制。苏联肯定不期望。因此人们虔诚地希望，理性将战胜对于铁幕两边的更有力的其他影响，理性将继续说服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它们之间的直接冲突，并且最终使双方确信，对优势的不懈追求并不增强任一方的安全，而其他某种实现两大敌对的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稳定平衡的方法更为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