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两代核战略家·第二十五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946年7月，首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爆。下一个月里，刚制造出来的第二和第三颗被投在日本。此后，尽管主要大国存储了成千上万件原子武器，它们的破坏力和精巧程度也已急剧增长，但没有任何原子武器曾在愤怒之中被使用过。因此，核战略研究就是关于如何能不使用核武器的研究。关于在作战中实际使用它们的设想可能会影响到和平时期里它们的作用，但历史经验仅提供了最小程度的指南。
至今未有使用核武器的实战，而且任何要弄懂此类实战将来可能怎样展开的企图都必然包含种种困难。但是，这并未阻绝核战略的发展。确实，探寻一种既可服务于确定的政治目的、又不致触发一场大毁灭的核战略，已成了我们时代里某些最聪明人士全力从事的工作。大致说来，这个领域中的主要佼佼者是民间人士而非军人，因为所涉及的问题更多地关系到国际政治的特征，连同在最严重的危急时刻高层决策的性质，而非以传统的方式和为传统的目的使用武力。
本文将只是把核武器当作一个战略难题考虑，亦即当作要同政治目的联系起来的军事手段，而不是当作一个伦理、文化或裁军问题来处理，尽管在所有这些问题领域当然有着很丰富的文献。其次，本文将集中于西方核战略中的主要问题，它围绕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一种依赖：依赖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以此抵挡苏联常规入侵，即使这显然冒苏联核反击的风险。本文考察的大多是美国的战略家和战略，因为在过去40年里，这些人和这些战略一直最重要，也最具创新性。在一篇文章里，要处处公正地论述这一最为核心的战略辩论是够难的，不可能同时也论述苏联、法国、英国和中国的同类战略辩论，更不用说无法涵盖核武器同东西方冲突以外的安全辩论的关联。 [ 注：写这一章时，我不可避免地参照了我的如下著作：Lawrence Freedman，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1981)。 ]
一
核战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6日核时代正式来临以前许久。摧毁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显然代表了大规模毁灭能力的急剧飞跃，然而它们的涵义仍能按照流行的战略空军理论得到理解。
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战略轰炸理论家确立了一些信条，它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而被打了折扣，但是未被完全推翻。这些信条是：空中优势在进攻而不在防御一边；空中攻势的合适目标可以是敌方军队，但同样可以是敌方政治和经济中心；对这些目标的空中打击能够对赢得战争胜利做出独立和突出的贡献。空权执迷者们的错误，就在于将这些信条说过头了。轰炸机并非总能穿过防线；平民人口在面对空袭时，比职业军人们设想的更坚韧。空中力量是一种有巨大破坏性的消耗敌人的工具，然而不一定能决定性地震慑敌人，因而无法仅靠它自己就赢得战争胜利。
随着原子弹的问世，人们争辩说，战略轰炸的执迷者没有错——只是不成熟而已。核武器仍然依靠飞机投送，虽然在它们击中目标之前依旧可能要打一仗，但毁伤力的大飞跃意味着现在一架飞机能够取得过去两百架的效果。 [ 注：H．H．Arnold，“Air Force in the Atomic Age，”in One World or None，edited by Dexter Masters and Katherine Way (New York，1946)，26－27． ] 日本在广岛和长崎被毁后被迫投降的经历留下了新型炸弹及其战略影响的可怕记忆。核裂变与德国V－2火箭显示的火箭技术最终结合，预示了一种无从抵挡的武器。这么一种猛烈打击的前景展示出来：即使是最有凝聚力和最为强大的社会，也经不起遭受之。在原子弹面前，所有其他形式的军事力量都将黯然失色。
空权时代随原子弹的出现而来临：这一假设多少是言之过早了。广岛的教训比当时人们认识到的要模棱两可得多。到1945年8月，日本人已经接近投降；苏联参战之打乱其阵脚不亚于两个城市被毁的效果。不仅如此，对一个空防极差且无法以任何方式报复的敌人进行攻击，几乎不能算是新武器效能的一场严格检验。 [ 注：Paul Kecskemeti，Strategic Surrender：The Politics of Victory and Defeat (New York，1964)，202－204．又见 L．Giovannitti and F．Freed，The Decision to Drop the Bomb (London，1967)一书附录所载的访谈记录。这是关于决定以原子弹袭击广岛的极为有用的史述。一项对于由这次袭击提出的更广泛战略问题的讨论见 Lawrence Freedman，“The Study of Hiroshim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1，no．1 (May 1978)。 ] 美国的原子弹库存量仍然相对很少，尽管没有外人能够猜测究竟少到什么程度，但短缺的局限性还是被认识到了。 [ 注：David Alan Rosenberg，“U．S．Nuclear Stockpile，1945 to 1950，”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38 (May 1982)．1946年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猜测有20枚原子弹，但同时承认实际数字可能更小。事实上，当时只有9枚。(The Absolute Weapon 〔New York，1946〕，41)。到1947年，原子弹库存仅达到13枚。 ] 实际可用的洲际导弹被认为至少是20年以后的事情，而不愿设想其飞行员业已陈旧过时的空军正竭尽全力，要使这一预测比它本来需要的更准确。 [ 注：Edmund Beard，Developing the ICBM：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New York，1976)． ]
由于核武器的数量很少，而且只有在运载它们的飞机由大量随行飞机护航、以突破敌人空防的情况下，才能被投向目标，因而它们的成本效益实际上受到严重制约。 [ 注：Vannevar Bush，Modern Arms and Free Men (London，1950)，96－97． ] 不仅如此，核武器的巨大摧毁力仍旧招人厌恶，甚至经历了先前令人铁石心肠的大战后依然如此。在核武器完全被纳入军事战略之前，曾有通过联合国来控制它们的认真努力，但最终徒劳无功，由于不断加剧的冷战猜疑而夭折。 [ 注：Barton J．Bernstein，“The Quest for Security：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the Atomic Bomb，1942～1946，”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60 (March l974)． ]
最终导致原子弹被纳入美国战争计划的是冷战，特别是1948年夏季的柏林封锁。 [ 注：David Alan Rosenberg，“The Origins of Overkill：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1945～1960，”International Security，7，no．4 (Spring 1983)，12－13． ] 尽管杜鲁门总统对于原子弹用于实战的前景显然感到不安，但它们还是被纳入了。 [ 注：杜鲁门在1947年告诉戴维·利连撒尔：“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使用这个东西，除非绝对必须。下令使用摧毁力如此可怕——可怕得超过我们所曾有的一切——的某种东西实在令人恐怖。”(The Journals of David E．Lilienthal，vol．2，The Atomic Energy Years，1945～1950〔New York，1964〕，391) ]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没有使用原子弹。不仅如此，在随1949年苏联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而来的美国战略的重新评估中，西方能够依赖核武器占有战略优势的日子被设想所剩无几了。
诚然，首批决策之一就是为保持领先而授权发展氢弹(热核武器)，从而将核赌注提得更高，虽然终将处于弱势的前景正开始变得像维持优势的渴望那么富有影响力。 [ 注：关于氢弹的决策见 Herbert York，The Advisors：Oppenheimer，Teller and the Supper bomb (San Francisco，1976)；Warner R．Schilling，“The H－Bomb Decision：How to Decide without Actually Choosing，”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76 (March 1961)；David Alan 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66 (June 1979)。 ] 这个时期的关键性决策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确信，氢弹将确保美国在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享有核优势。然而它也承认，随着苏联在该领域赶上来，就像它在裂变弹方面已经做到的那样，美国的核优势将减小。因此，这一优势最好被用作一面盾牌，在其保护下启动重整常规军备的进程。 [ 注：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就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纲领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1950年4月14日。该文件的主要作者是保罗·尼采。 ] 1960年北朝鲜对南朝鲜的入侵提供了发动重整军备进程的刺激，否则该进程可能胎死腹中，如果重整军备的呼吁大体被局限于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的话。
因此，杜鲁门政府1953年1月给刚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留下了一份混合性遗产。一方面，通过实施氢弹研制计划，美国正在推行“远较原子弹本身为甚的毁灭平民人口的政策”。 [ 注：《综合咨询委员会给原子能署的报告》，1949年10月30日，重刊于 York，The Advisors。 ] 另一方面，主要由于西方国家的平民人口最终也将面临这一毁灭威胁，因而已经采取措施，以准备在保卫西方利益时远不那么依赖核武器。 [ 注：这一变化的最重要结果，一是美国地面部队被派往欧洲，二是北约1952年2月在里斯本会议上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兵力扩充目标”。 ]
二
总而言之，这份遗产暗示了核武器的惟一长期作用，在于遏阻敌人使用核武器。然而，在实践中核武器从未离开舞台中心。这部分地是因为短期事态发展遮掩了杜鲁门政府政策的内涵，部分地是因为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迅速有力地扭转了这一政策。然而，此后几十年的核战略演变是逐渐回归这么一种简单的观念：在核僵持情况下，美苏各自的威力无比的核武库倾向于彼此抵消。
50年代早期，事态发展过于迅速，以致这么一种估计无法有信心维持下去。冷战的紧张程度已经赋予原子弹一种直接的实用性，那是国际关系假如比较缓和就可能不至于形成的。此外，最显著的长期趋势是朝摧毁力不断增大的武器充足供应的方向发展。核武器开始被大量制造出来。随着氢弹的问世，摧毁力不再受限制。此前，这种力量可以用多少个10千吨梯恩梯(TNT)当量(千吨或KT)来衡量，例如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是16千吨梯恩梯当量。现在衡量单位是百万吨梯恩梯当量 (百万吨或MT)。已可能设想单个的足以摧毁一座大城市的炸弹 (“city－buster”)。最后，苏联核能力的形成意味着核武器作用的决定不再是美国一家的特权。相对于这些深刻的事态发展，走向重整常规军备的临时性措施(它们全被当作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在核充足(nuclear plenty)年代，并且在美国核优势已被视为平衡苏联可用人力和地理优势的关键手段的情况下，任何一届美国行政当局若要将核武器搁在战略边缘位置，都需要采取异乎寻常的自我克制态势。因此，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意不可能永久保持核优势，但是与其前任相比，它远更不愿放弃暂时的核优势可能带来的任何眼前好处。决定这一立场的是其极端强硬的对苏态度，当时特定的外交问题的性质，连同对于较大程度依靠常规力量所涉及的显著困难的担忧。
朝鲜战争使这些困难成为关注焦点。仗打得旷日持久，令人厌恶，胜负不决，因而在政治上不得人心。按照一种解释，美国指挥下的联合国军所以只取得有限的成功，是因为它们被迫在政治制约下作战，特别是禁止使用核武器，并且不得触犯作为庇护所的苏联和中国领土。在 1953年，为了谋求打破僵局，行政当局暗示很可能撤销这些限制。停火谈判随后而来的进展使得行政当局确信，美国的核优势至少在当时是个强有力的外交杠杆。 [ 注：有一篇论文提出，使用核武器的暗示在取得谈判进展方面的作用被夸大了。该文即 Barry Blechman and Robert Powell，“What in the Name of God is Strategic Superiorit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97，no．4 (Winter 1982－83)。 ]
常规力量的第二个问题是其费用。对于英美两国的保守派政府来说，它们继承下来的重振军备计划会造成巨大的经济紧张。要减少费用，同时又不背弃承诺，惟一的途径在于放宽使用核武器的禁制，以核火力取代常规火力。英国政府在1952年已断定，西方在与东方对抗中的最好办法是依靠核威慑。 [ 注：Margaret Gowing，Independence and Deterrence：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45～1952，vol．1，Policy Making (London，1974)，441． ] 与这一转变紧密相连的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爵士成了所谓“大威慑”(“Great Deterrent”)的一名主要鼓吹者。 [ 注：斯莱塞对“大威慑”的描述与后来杜勒斯讲的那套非常相似。他写道：这是“对我们潜在敌人的庞大的陆军和战术空军的反威胁。不仅如此，它赋予我们在冷战中某种程度的主动权，而且是越来越大程度的主动权，而不总是按照敌人的节拍跳舞。”(John Sleasor，“The Place of the Bomber in British Strategy，”International Affairs，23，no．3 〔July 1953〕，302－303)，又见其 Strategy for the West (London，1954)。 ]
1954年1月，在核时代的一次创意性演说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宣布，美国打算在将来“主要依靠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地点迅即予以报复的巨大能力”来遏阻侵略。 [ 注：John Foster Dulles，“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30，January 26，1954． ] 这一政策被人称作“大规模报复”，一般被解释为威胁摧毁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作为对任何侵略的反应，无论这侵略是何等有限。这种解释并不完全公正，但行政当局未能消除之。
解释该政策的困难之一，在于它反映了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个是要使钱产生更大的效益(或者像一位国防部长所说，“一张王牌打下去赢更多的钱”)。然而军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理所当然地被授权使用核武器。这意味着同确信将准许投掷核弹情况下所需的相比，要维持规模大得多的常规武力。假如有此确信，便可以削减常规武力，那会节省许多钱。这既包括用来袭击敌人本土的广为人知的战略核武器，也同样包括专门为战场使用设计的新式的短程核武器。因此，大规模报复政策的这个方面的基本点，是通过改变较量规则、诉诸全面战争来减少兵力需要。1953年10月，这作为国家安委会162／2号文件得到了批准。有如艾森豪威尔当时所说，可用以支持该政策的核优势不大可能超过几年。苏联已经相当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的盟国。用不了多久，美国大陆本部也将面临危险；苏联的飞机已经有能力使美国东海岸遭受严重损伤。总统在该文件初稿上补充写道：会有必要重新考虑“对大规模报复性伤害能力的侧重”，如果这变得“到头来对美国不利”的话。 [ 注：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之重新审视》，1953年10月30日。有关的背景见：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ed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1982)，127－163；Glenn Snyder，“The New Look of 1953，” 载于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edited by Warner R．Schilling et al．(New York，1962)；Samuel Wells，Jr．，“The Origins of Massive Retali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96 (Spring，1981)。 ] 这就是美国政策开始基本转向的短期背景。
如果考虑到杜勒斯给政策带来的、出自现有核优势的直接外交机会感，长期后果与短期理由之间的这一反差就变得更显著了。当杜勒斯 1954年1月演说时，他心里想到的是前一年运用核威胁成功地打破了朝鲜战争僵局，还有印度支那的眼前危机，行政当局正在辩论是否要援助和怎样援助那里被围困的法国人。杜勒斯当时是在反映共和党人对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批评，它被认为是自缚手脚，结果让苏联去制定冷战较量的游戏规则。在西方力量弱小的地方，共产党人将试图利用人力优势扩展其统治。他们不得不认识到，在这样的环境里，西方国家将以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做出反应，其中很可能包括对苏联权势的中心进行大规模核报复。杜勒斯感兴趣的主要是尽他所能地利用这一威胁施加政治压力，而不是为美国的战略打下一个长期基础。但是，只有在美国能够自信地发出此类威胁时，这一方针才切实可行。
詹姆斯·赖斯顿对“大规模报复”演说提供了可想而知的解释：“在朝鲜、印度支那、伊朗或其他任何地方，一旦再次发生代理人战争或灌木林火战争，美国就可能立即用原子武器报复苏联或红色中国。” [ 注：New York Times，January 16，1954． ] 关于美国正在朝这方向走的看法广为传播。例如，盟国的疑虑没有导致它们支持行政当局的印度支那政策，反而很可能促使它们与之保持距离。 [ 注：关于核威慑不能应付印度支那危机的一项讨论，见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1974)。 ] 赖斯顿的解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公允，但它吸引人。基本思想是不会限制做何种反应，然而从来不曾设想美国将使任何小规模对抗立即升级为一场全面核战争。但尽管如此，即便断言西方施加的惩罚将始终与罪行相称，那也需要确信西方自己不会被对方施加反惩罚的威胁遏阻。苏联已经表明有决心、有能力赶上美国，因而无需有大远见就能认识到这一政策建立在极不牢靠的基础上。
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演说起了刺激美国学者关注战略问题的作用。50年代后半期，一系列书籍和文章探讨了行政当局政策的内在矛盾。大体而言，起初的研究——至少是那些公开的研究——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性质的。虽然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有对报复力量的存活力和战术核武器的实用性之类问题的思考，但批评的主要锋芒在于既然美国自己也面临核毁灭的危险，它的对外政策就不能再像它拥有一种有效的核垄断时或许可以的那样无所忌惮，不受限制。
有三个基本观点击中要害：在对美国来说后果同样很可能不可估量的情况下，现在既无可能同共产党世界斗出个最终胜败，也无可能为无限制的目的和使用无限制的手段进行战争。所以，除非能够以适当有限的手段做出反应，否则一旦苏联在“自由世界”边缘的某个地方进行有节制的挑战，西方就可能发觉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威廉·考夫曼跻身于学界最早的大规模报复批评者之列，有如他当时说明的那样，“如果共产党人挑战我们的安全，而且大有理由敢这么做，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要么奋勇迎战，要么退避三舍。倘若迎战，我们便将跌入无限恐怖的原子战争深渊；倘若退避，我们的威望则将遭受严重损失，并且危及我们遏阻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的能力”。 [ 注：William W．Kaufmann，ed．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1956)，24－25．考夫曼的观点最初在1954年11月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传布，该备忘录题为“威慑所需条件”，由普林斯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既由于大规模报复演说的刺激，也由于知道新的氢弹有更大摧毁力，其他许多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例如在英国，利德尔－哈特于1954年4月在一篇文章里警告说：“氢弹减小全面战争的可能，但相应地增大由于广泛发生的局部侵略而打有限战争的可能”(该文收录在B．H．Liddell Hart，Deterrent or Defence〔London，1960〕，23)。其他论说有限战争的重要文章和著作为：Robert Endicott Osgood，Limited War：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Chicago，1957)；Henry Kissinger，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1957)；Bernard Brodie，“Unlimited Weapons and Limited War，” The Reporter，November 11，1954。 ] 根据学者们的观点，美国的核优势将不大可能在50年代中期以后仍起到强大的政治威力源泉的作用，除非行政当局准备变得极端莽撞，不顾后果。
一旦予以实施，就不容易从大规模报复政策后退。核威慑带来的政治好处可能证明捉摸不定，但它带来的财政好处足够实在。任何回到较常规的战略的企图都将面临资源问题，而只要找不到额外的资金，大规模报复的逻辑便不可动摇。就北约来说尤其如此，当时它在未能就欧洲防务共同体达成一致、也未能落实1952年里斯本会议所定兵力目标之后，正在经历一种深入的重新评估，同时仍然试图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行政当局的核政策严重影响了美国对其盟国的承诺被理解和认知的方式。
国家安委会162／2号文件承认，可能不得不在盟国领土上保持驻军，以便使它们对美国将继续承担其安全保障感到放心，即使为审慎起见应当实行一种不那么慷慨的政策。最初在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缔结时，美国对西欧承诺的义务更多地关系到这义务存在本身，而较少涉及美国用什么方式为它的盟国进行它所承诺的干涉。人们假设，如果在 1914年或1939年有这样一种义务承诺的话，德皇或希特勒就不会想同时对付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战争也就会打不起来。
只是在朝鲜战争的震撼下，北约才开始发展，并且协调其军事能力。尽管这导致了北约常规力量的实质性增长，但没有达到先前被认为必须达到的水平，因而人们已经悲观地看待北约同盟抗击苏联在欧洲的军事挑战的能力。所以，对于美国的任何想法，只要它可能使同盟以较易承受的代价来遏阻苏联侵略，同盟其他成员国都愿意接受。
随着在1954年采纳“新面貌”战略，美国不仅越来越依赖自身核力量的威慑作用，而且也在迫使其盟国与美国的核战略挂钩。有长远意义的是，美国政策的转变发生在德国重新武装之际。根据组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它在1954年被法国人拒绝——重建了的德国军队将作为整个西欧常规力量的一部分。同一年里缔结的巴黎协定明确规定，重新武装的德国不得有“德国的原子弹”。然而在德国方面，它坚持自己的领土不应成为未来的欧洲战场，这意味着它必须拒敌于国门之外，即实施前沿防御。由于现在常规手段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因而需要一开始便乞求核威慑。不仅如此，德国还拒绝充当北约的二流国家。由于北约计划以核武器装备其陆军和空军，德国部队便也将操作这些武器 (尽管根据一项“双钥匙”安排，核弹头将由美国控制)。因此，“新面貌”战略出笼的时机意味着它不仅成了将美国兵力的侧重点从常规力量转向核力量的一个手段，而且促使北约的基本兵力结构带有着重于核武力的偏向，那在此后变得极难摆脱。
杜勒斯将美国的义务承诺如此紧密地同核武器联系起来，以致其可信性被认为取决于美国能否为了盟国的安全而冒遭受核打击的风险，而这又取决于西方是否占有显著的核优势。核恐怖平衡的形成将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对欧洲的核义务承诺打上折扣，虽然它可能也有助于强化对战争危险性的广泛意识。应当补充的是，即使美国从未保证以使用核武器来回应对西欧的常规进攻，也同样可能形成关于美国核威慑扩展到保护西欧的这一危机。苏联核力量对西欧构成的威胁只能靠美国核力量来抗击。核恐怖平衡使得美国方面可能使它自己卷入核战争的任何举动都是可疑的。但尽管如此，遏阻常规进攻的需要被认为给美国核力量造成了过大负担，远大于在可想象的范围内它所能经受的，除非只是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
以后几年里，行政当局官员认识到了依赖核威胁带来的可信性递减问题。差不多立即开始打折扣。在他1954年1月演说引起的喧嚣过后，杜勒斯在一篇文章中承认，无论美国的“空中打击力量”在目前占据怎样的主导地位，它“可能不会永远有同样的重要性”。从长远看，将有必要使侵略者捉摸不定，而非依赖基于确凿无疑的优势的某些威胁，虽然杜勒斯依旧信心十足地重申反应方式的选择将“由我们而不是由侵略者”做出。 [ 注：John Foster Dulles，“Policy for Security and Peace，”Foreign Affaires，30 (April 1954)．杜勒斯也驳斥了这么一种观念：美国“打算完全依靠大规模战略轰炸，将其作为遏阻和反击侵略的惟一手段”。 ]
到1956年，行政当局已经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战略。一种“新‘新面貌’”战略得到了赞同，据此将既不试图维持核优势，也不准备扭转常规力量失衡状态。相反，它希望潜在的侵略者始终足够害怕核战争前景，从而不以挑战美国的决心来自招灾难。到1956年，行政当局的主要官员们的确已准备按照“恐怖平衡”来描述形势，并且怀疑行之有效的核优势是否可能。 [ 注：空军部长唐纳德·夸尔斯在1956年8月说道：“双方都不可能希望凭借自己在飞机或原子武器的其他投送工具上占有的稍许优势”来规避核战争浩劫。在某个限度以外，这一前景并非两大敌对力量之相对实力的结果。它出自每一方都拥有绝对实力，连同很大程度上不怕对方拦截。”(引自 Samuel P．Huntington，The Common Defense〔New York，1961〕，101．) ] 这一恐怖平衡对美国外交的含义有如学者们正警告的，在于将越来越难利用核优势施加政治压力。1956年，杜勒斯在一次未加防备的评论中吐露说，他已经发觉必须依靠他显示决心(甚至是在处于毁灭性战争的边缘时显示决心)的能力，而非依靠核优势。 [ 注：杜勒斯说：“能够走到战争边缘，同时又不陷入战争，是一项必需的艺术。如果你不能掌握它，你就必不可免陷入战争。如果你试图逃避它，如果你害怕走到战争边缘，你就失败。”(James Shepley 采访录，Life Magazine，January 16，1956)。 ] 在另一个未加防备的场合，杜勒斯的继任者首次正式承认美国的盟国不能指望美国会为它们诉诸核威慑。1959年4月，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告诉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我不能设想任何美国总统会从事一场全面核战争，除非我们自己处于被彻底毁灭的危险。” [ 注：引自 Alfred Grosser，The Western Alliance：Europe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London，1980)，173。 ]
三
形势似乎是苏联核力量的发展正在逐渐削弱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根本前提，然而这政策本身仍然基本未变。的确，兵力结构没有任何显著变化。顺理成章的反应是重新回到1964年以前的政策，即扩充发展常规力量，以弥补下降了的核威慑能力。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无论这么一种变化的内在逻辑如何，都有着使之遭到反对的强有力的经济和机构原因。当肯尼迪政府后来试图做出类似的改变时，这一点就变得再清楚不过了。与转变政策相反，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无论政府内外都有一种企图：利用那些仍被视为西方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的东西，以形成可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它的同盟义务承诺的战略方案。
第一种办法基于60年代初期被认识到的、相对小当量和短程的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这随空军被分成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而来，前者将攻击敌方心脏地带的关键目标，后者则支持地面战斗。那些主张发展战术核武器的人希望能促进战略转变，使之从大规模毁灭转为——用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话说——“让战斗重回战场”。 [ 注：这是原子能署总咨询委员会内那些反对发展氢弹的成员们的观点。见 York，The Advisors。 ] 出于同样的原因，仍然热衷于战略轰炸理念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反对发展战术核武器。由于北约显然不大可能将其常规力量提升到为主动对付苏联的任何挑战所必需的水平，因而使用战术核武器以弥补常规力量不足的可能性自然引起兴趣。这一事态发展变得像是战略轰炸的一种补充，而非其替代。在核充足年代里，战略和战术核武器都能得到发展。
主张发展战术核武器的论辩基于下述三项假设：西方在此武器领域将保持一段时间的优势；它们的使用有利于防御一方；它们能够在不给周围平民社区造成格外严重的伤害的情况下予以使用。 [ 注：提倡这一办法的最著名范例之一为 Kissinger，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又见 Anthony Buzzard，“Massive Retaliation and Graduated Deterrence，” World Politics，8，no．2 (January 1956)。杜勒斯本人也来按照这些观点进行论辩，以争取维持行政当局的政策，使之不返回主要依靠常规武力 (John Foster Dulles，“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U．S．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36，no．1〔October 1957〕)。 ] 在这些假设当中，第一项必然是短命的：苏联在50年代期间发展出了自己的战术核武器。不过，假如其他两项假设正确的话，这不会有多大关系。关于战术核武器有利于防御一方的提法有个前提，那就是进攻一方将不得不大规模集结兵力来准备入侵，从而为核袭击提供有利的打击目标。然而可以争辩说，进攻一方可能也会使用这些武器(有如使用常规火炮)在对方防线上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其地面部队蜂拥而入。有证据表明，苏联的确在考虑以这种方式使用核武器。 [ 注：见Raymond Garthoff，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1968)，chapter 7。 ]
主要问题出在第三项假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1953年12月说道，“核武器今天在我们的武装部队中简直已经取得了一种常规武器似的地位”；总统则在1955年3月说道，“如果这些东西是用来攻击不折不扣的军事目标，而且是为了达到不折不扣的军事目的，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当使用它们，恰如你使用子弹或任何其他武器一样”。然而不久便很清楚，核武器不能被当作常规武器来使用。它们的毁灭范围太大，其后续影响太广太深，以致无法以常规武器般的精确和有区别的方式予以使用。军方一旦开始进行有战术核武器的演习，对平民人口的潜在致命后果就变得一目了然。 [ 注：这些演习当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55年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全权委托” (Carter Blanche)演习。在其中，战术核武器只由北约一方“使用”。两天里“爆炸”了355个核装置，大部分是在联邦德国领土上。即使不考虑残余辐射的影响，这也将导致多达170万德国人死亡和360万人受伤。 ] 鼓吹者们曾设想有限核战争或许以某种方式有如海战，在其中各个机动和独立的单位互相间迂回运动，施展谋略；然而，大部队在德国人口高度密集的各地区作战的真实情况将与之大相径庭。 [ 注：见威廉·考夫曼对基辛格的书所作的评论：William Kaufmann，“The Crisis in Military Affairs”，World Politics，10，no．4 (July，1968)；又见詹姆斯·金(James King)对该书的评论，载于 The New Republic，July 8 and 15，1957。 ] 正如伯纳德·布罗迪所说：“一个通过我们在其领土上放手大用核武器而被我们拯救的民族，大概最少可能请求我们去援救它。” [ 注：Bernard Brodie，“More about Limited War，” World Politics，10，no．1 (October 1957)，117。 ]
如果核武器不能被当作常规武器来使用，或者这样的行为将涉及一种战略决定，它会扭曲被赋予这些武器的战术性质，那么围绕其使用的军事估算将变得更复杂。当敌人在边界自己一侧为发动进攻而集结兵力时，战术核武器可能有某种价值，但如果它们不能是一上来就使用的武器，那么等其使用授权达到时，敌军就将越过被防守的边界扩散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后果对平民人口来说将更加可怕，军事上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小。军队先前一直争辩配备核武器将增加而非减少自己的兵力需求(理由是有限核战争会转变为一场消耗战，在其中有最大后备兵力的一方最有可能占上风)，现在发现越来越难形成核战术。一位批评者说，地面部队“无法待在核环境里，更不用说在其中作战了，而我们的战略恰恰是规定它们在其中作战”。 [ 注：T．N．Dupuy，“Can America Fight a Limited Nuclear War，”Orbis，6，no．1 (Spring 1961)． ]
不久，大多数学术界的和独立的战略家们便对有限核战争概念失去了热情。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演变成无限制的暴力，最好的办法是根本不用核武器。在实战中，战术核武器和战术性战略核武器之间的区分很可能证明根本无法维持，而它们在战场上的早早使用所能成就的一切，将是冲突早早转变为某种远比相反情况下更可怕、更难控制的杀戮。到 1960年，甚至亨利·基辛格也开始承认有限核战略是不明智的。 [ 注：Henry Kissinger，“Limited War：Conventional or Nuclear？” Daedalus，89，no．4 (1960)．转载于 Arms Control，Disarma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edited by Donald Brennan (New York，1961)。 ] 他现在再次反映主流情绪，争辩说应当转而注重常规力量。然而，尽管知识界支持一种基于战场核武器 [ 注：众所周知，这个领域的术语难以把握。随着战术核武器这一概念变得显然在思想上令人怀疑，战区(theater)核力量一语得到了采用，它是按照所在位置而非作用来将武器分类。如此，就必须区分两类系统：(1)将被用来攻击战场大后方目标的远程战区系统；(2)被打算在战场上使用的短程系统。然而，许多欧洲人注意到，在所有这些场合，它们仍在被拿来与洲际战略武器作比较，这意味着使用当量相似的核武器攻击两个超级大国的任何盟国，乃是严重程度够不上“战略”级别的攻击。为了应付此类反对意见，美国于1981年开始使用中程(intermediate)核力量一语。虽然许多评论家会乐于使用这个术语，而非使用迄今根据射程划分的所谓远程战区(Long－range theater)核力量，但北约用短中程(short－range intermediate)武器指最初所称的战术核武器，从而使事情复杂化了。与此同时，局外的评论家越来越多地用含义较明确的战场(battlefield)核武器称呼它们。这单凋乏味的术语混淆所以相干，只是因为它显露了更大的理论上的混淆。 ] 的战略为时甚短，但其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些武器本身已被制造出来，并且已被运送和装备给了一些北约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美国驻欧部队。将它们撤走将造成政治上的尴尬。不仅如此，由于苏联在开始部署这类性质的武器，因而始终会有一种论辩，那就是西方现在需要它们来遏阻苏联使用，即便不是出于别的原因。
由于这些武器仍在欧洲部署，并且装备到了地面部队，因而存在一种将它们当代化的经久兴趣，以便使之成为足够精确的工具，实现其作为阻挡苏联进军的防御手段这一早先预想。例如，研制70年代后期引起很大争论的“中子弹”或(像北约喜欢它被称呼的)“强辐射武器”，就反映了这样的想法。 [ 注：一项基于利用新技术的建议可见 W．S．Bennett et al．，“A Credible Nuclear－Emphasis Defense for NATO，” Orbis (Summer 1973)。“中子弹”的发明人的观点见 Sam Cohen，The Truth about the Neutron Bomb (New York，1988)。对这场争论的叙述见 Sherri L．Wasserman，The Neutron Bomb Controversy：A Study in Alliance Politics (New York，1983)。 ] 这类武器的支持者争辩说，如果核武器要始终可供战场使用，那么它们也可以进行辨别性的毁伤，而且较少间接伤害危险。这种说法可能有说服力，但要以此来辩解一种基于在战场上早早使用核武器的战略，那就很难令人信服。在广泛使用核武器所可能有的军事价值问题上，北约作了多项研究，其结论总是否定的。 [ 注：例如，迈克尔·莱格记载了70年代初为北约核规划小组做的、关于战区核武器后续使用的研究情况。所有这些研究都提示，尽管使用“有选择的打击方式能够带来在有关地区的短期好处，并且很可能使冲突停顿下来；……但如果华沙条约组织以相似(或更大)规模的核攻击做出反应，那么没有哪一方会取得任何重要的、作为使用核武器之直接后果的军事优势”，而且大规模地使用核武器。也将导致其程度完全无法接受的间接伤害，其很大部分将发生在北约国家领土上”。(J．Michael Legge，Theater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NATOS strategy of Flexible Response〔Santa Monica，Calif．，1983)，26－27) ] 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如果战术核武器有任何价值，那也只是美国对欧安全承诺的一种平时象征，连同在爆发战争时显示决心的一种可能的手段。
四
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困难在于，一旦首先使用了核武器，作战是否成功和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毁伤完全取决于敌人反应的性质。只要敌人拥有迅速予以较大规模反击的能力，西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将包含可怕的风险。摆脱核困境的第二种办法，便取决于消除敌人有效的核报复能力的可能性。
这种办法的一个早期版本，是在苏联建设起自己的核能力以前纵容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我们在此不需要费时去讨论它，因为它仅仅是50年代初期的一种选择，而且当时不见得被认真考虑过。 [ 注：见 Bernard Brodie，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1959)，228－229。1954年秋，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在对此问题作了讨论后，声明“美国及其盟国必须拒绝预防性战争概念，或者说拒绝意在挑起战争的行动”(见 Rosenberg，“Origins of Overkill，”34)。 ] 更严重的是先发制人的进攻概念。它在此是指原地摧毁敌人的核能力，从而解除其核武装。这种办法很符合空军的传统。然而，尽管在对新的原子弹的首轮反应中，人们当真设想它们将被用于一场突然袭击，但人们也设想袭击目标将是平民。 [ 注：例如，爱德华·米德·厄尔写道：原子弹与火箭相结合，将“极大地有利于经过秘密策划到最后一刻发动的突然袭击”(Edward Mead Earle，“The Influence of Airpower upon History，”Yale Review，35，no．4 〔June 1946〕)。 ] 一旦开始认识到在对手拥有核报复能力后发动核战争鲁莽愚蠢，关于下次战争必定以核突袭为开端的设想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 注：最早叫人注意到这点的人之一是雅各布·瓦伊纳，见他1945年11月的一次演讲：Jacob Viner，“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tomic Bomb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90，no．1 (January 1946)。 ] 40年代后期的共识，是核报复力量本身不是突袭的适当目标，因为据料很难发现相关的目标。 [ 注：有个例外，那就是 William Borden，There Will Be No Time (New York，1946)。 ]
然而，随着与苏联之间核僵持的前景，也随着侦察和瞄准技术的重大进步，对于这种办法的兴趣显著增长，特别是在空军里面。的确，此时的核战争计划已在大力探究种种搜寻并摧毁愈益增强的苏联核力量的方法。 [ 注：制定攻击苏联核力量的计划的要求可追溯到杜鲁门政府(Rosenberg，“Origins of Overkill，” 25)。 ] 考虑到50年代美国的许多战略表述中强烈的核战偏向，连同美国对盟国做出的义务承诺，很难设想怎么能对先发制人的逻辑无动于衷。随着50年代时间的推移，这一逻辑的影响变得更强，虽然在行政当局自身内部，以核力量为打击目标遭到了一些势力(包括陆军和海军)的指责，它们觉得战略空军司令部将大量军事目标纳入计划的做法导致难以限定最终的毁损程度，也难以限定美国的军力规模。然而，空军仍旧坚持——用空军参谋长在1959年的话说——“美国的政策必须确保足够的军力规模，使得美国在所有战争环境下都能拥有主动权”。 [ 注：Ibid．，58． ]
50年代里，一方能否在突袭中解除另一方的核武装这个问题，从一个不同的方向打动了美国决策者。在兰德公司，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领导的一个小组作了一系列研究，从全新的角度对待该问题。如果苏联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属下各基地进行这样一种偷袭，那么情况将会怎样？战略空军司令部有一切原因要自己采取主动，根本不会容许它的部队遭到这种突袭，因而没有要求兰德公司的小组去研究这个问题。该小组当时正在考察可能决定空军基地选址的诸因素，那看起来是个很平凡的问题，然而它很快就断定：在突然袭击面前的易受毁伤性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进一步的调查显示，现有的基地对照这一标准证明都很糟糕。沃尔斯泰特大力使空军和一般决策者相信这里面包含的危险，如果苏联形成了所需能力的话。 [ 注：原报告后来被出版，是为 A．J．Wohlstetter，F．S．Hoffman，R．J．Lutz，and H．S．Rowen，Selection and Use of Strategic Air Bases，RAND R－226，April 1，1954。有关背景见 Bruce L．R．Smith，The RAND Corporation：Case Study of a Nonprofit Advisory Corporation (Cambridge，Mass．，1966)。一项更具轶事趣闻性的叙述见 Kaplan，Wizards of Armageddon： Strategists of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1983)。 ]
50年代中期的其他一些研究也表达了这一关切，而到50年代末，它已成为寻常见解的一部分，并且由于人们普遍相信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研制方面稳固领先而得到了加强。 [ 注：Lawrence Freedman，U．S．Intelligence and the Soviet Strategic Threat (London，1977)，chapter 40． ]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颇为冒失地鼓励了这一信念，他过早地假定自己的国家在研制洲际导弹上的率先起步将被转化为武器部署上的领先地位。 [ 注：Arnold Horelick and Myron Rush，Strategic Power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Chicago，1966)． ] 苏联于1957年10月成功地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尼克一号”以后，许多人感到美国在军备竞赛中确实落后了。那些担心美国基地之易受毁害的人肯定能够以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战略思想为论据：它已经从贬低军事技术革命转变为盛赞这一革命(核武器加远程火箭)，并且高度重视突然袭击在取得决定性胜利方面可能起的作用。 [ 注：将苏联战略思维的变化同这些担忧联系起来的一篇文章为 Herbert S．Dinerstein，“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Strategic Thinking，”Foreign Affairs，37，no．2 (January 1958)。 ]
在一篇于1959年初发表的开创性文章里，沃尔斯泰特将他本人的担忧公之于世。他就与维持核报复能力相关联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一套技术性评估，这些问题包括在敌方核攻击后的核力量存活、转达核报复决定、穿越积极空防、克服消极民防等。他的结论是：“认为能够轻而易举地挫败一场仔细策划的突然袭击，亦即简单地说我们可以重新像在苏联发射‘斯普尼克’以前一样高枕无忧，酣睡不醒，是错误的，而普遍接受这种观念更是极为危险。” [ 注：Albert Wohlstetter，“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es，37，no．2 (January 1969)． ] 事实上到那时，部分地归功于沃尔斯泰特的努力，这一观念根本未被普遍接受，至少在政府以外是如此。大多数民间的战略专家都在表达类似的担忧。 [ 注：例如，伯纳德·布罗迪在同一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说：“差不多每个人，包括我国的最高层决策者，都完全不假思索地以为我们当然拥有对苏联核袭击进行大力报复的能力。” (Brodie，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282．)又如，亨利·基辛格在两年后写道：“威慑的先决条件是拥有一支不可被毁伤的报复力量。”(Henry Kissinger，Necessity for Choice〔New York，1961〕，22)。 ] 随肯尼迪行政当局于1961年接管国务，易受毁伤性问题立即在最高层得到了认真对待。 [ 注：见 Alain C．Enthoven and K．Wayne Smith，How Much is Enough？ Shaping the Defense Program，1961～1969 (New York，1971)。这两位作者还评论说：“易受毁伤性问题没有得到广泛的或准确的理解。”虽然保护美国进攻性力量的必要被认识到了，但对与高层指挥结构和通讯网络相关联的种种问题所知较少(Ibid．，166)。 ]
沃尔斯泰特的文章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风格和方法。50年代期间，一些搞政治学和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已开始引起公众注意，但那些搞经济学、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出身的人的工作较少受到注意，主要因为这类工作是秘密进行的。 [ 注：这个说法有一大例外，那就是战后初年原子能科学家享有的影响。他们创办了《原子能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许多年里讨论核武器引起的种种问题的主要非政府出版物，并且提供了一个追求核发展国际管制的重要的游说集团。在其领头人、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研制氢弹问题上被挫败后，他们的国内影响衰落下去，而当鼓吹氢弹的爱德华·特勒参与在1954年不让奥本海默通过安全审查的努力时，这个群体进一步分裂。苏联发射“斯普尼克”卫星后，科学家重新获得了较高的咨询地位，但在政府外不那么显眼。见 Robert Gilpin，American Scientists and Nuclear Weapon Policy (Princeton，1962)。一项对于战略问题上诸种不同研究方法的讨论见论文集 Scientists and National Policy－Making，edited Robert Gripin and Christopher Wright (New York，1964)。 ] 沃尔斯泰特显示的那种战略分析新风格比先前的分析系统得多，对技术发展也敏感得多，并且有独特的术语和概念。例如，沃尔斯泰特创设了两个关键性的概念——第一次打击和第二次打击。自此以后，这些概念就处于战略辩论的中心，对于先发制人和易受毁伤性问题尤其适切。
第一次打击不仅指在一场核战争中首先开火，而且指袭击敌方的核报复手段。一场成功的第一次打击将是这样的袭击：它或者就地摧毁敌方的全部核力量，或者在它们能打到目标以前中途将它们拦截掉。第二次打击能力则指虽然遭受了第一次打击，但仍能对敌方施以毁灭性的报复。为第一次打击构建的核力量必须能够攻击敌人的军事资产，但它们本身并非必须是可以存活的。无意等待对方率先进行打击。当然，这些关键性的核力量越是易受毁伤，抢在敌方可能袭击之前使用它们的压力就越大，不管负责当局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宁愿行使自我克制。第二次打击力量的根本要求则在于必须是可以存活的。
对于美国核力量易受毁伤的忧虑使得根本问题退了回去：从维持某种形式的有效战略优势以遏制苏联集团的扩张趋势，退回到担心美国在遭受某种核偷袭之后将发觉自己被击败了。由此又形成了第三种担忧，那就是随着双方都争取第一次打击能力，而且害怕对方先发制人，危机可以变得比并非如此时更紧张、更危险。双方可能都希望避免战争，尤其是核战争，但仍然发觉自己出于害怕对方的意图而被拖入一场可怕的冲突。基辛格警告说，美苏双方的战略力量结构可能“促成不稳定，不管双方的意图如何”。 [ 注：Henry Kissinger，“Arms Control，Inspection and Surprise Attack，” Foreign Affairs，38，no．3 (April 1960)． ] 托马斯·谢林发展出了“彼此恐惧突袭”(reciprocal fear of surprise attack)概念，据此“促使每一方率先偷袭的原本不大的诱惑”将在“在一个互动式预期过程中得到加强”。将形成一种循环往复，即“他认为我们断定他认为我们断定……他认为我们断定他会发动攻击；所以他认为我们会发动攻击；所以他将发动攻击；所以我们必须发动攻击”。 [ 注：Thomas B．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1960)，207．对这概念的一项批评见 Glenn 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ce (Princeton，1961)，108。 ]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通过一种不可抗拒的军事逻辑(有如在 1914年8月)滑入一场并非所愿的核战争的风险正在成为首要话题。需要的是“稳定”，亦即这么一种形势：在其中，没有哪一方会出于渴望，感到不得不在一场危机中抢先进攻，以利用自己的第一次打击能力，或防止对方利用它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能否实现稳定取决于各自力量结构的发展情况。“为了在核充足状况下造成一种核僵局，双方都必须拥有不可被毁伤的报复力量”。 [ 注：Oskar Morgenstern，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New York，1959)，74． ] 因此，不仅需要确保美国的核力量不会被苏联突袭毁伤，也需要使苏联对它的核力量不会被美国突袭毁伤感到放心。力求使一个潜在敌人相信不存在对其最宝贵的核资产的任何严重威胁：这个新奇的观念不是军方能自然想到的(除非它正在策划某种大骗局)，而且当这个观念由这新一类民间战略家提出时，它并未被深深打动。然而，对核战争的恐惧、西柏林地位之类问题上的持续危机、苏联通过发射“斯普尼克”人造卫星展现的令人敬畏的技术水平以及从事技术性军备竞赛的流行情绪结合起来，意味着形成对形势可能迅速失控的真正担心。同样相应于民间战略家们的担忧，肯尼迪政府认识到有必要鼓励形成一种稳定的核均势，而不是明显的美国核优势，虽然它起初的行为和言论看来更像追求核优势。 [ 注：1962年12月，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在密歇根大学演讲时引用了谢林“彼此恐惧突袭”一语，并且说“在做出每一项决定时，我们都必须关心稳定因素和能动地影响军备竞赛的因素”。对于肯尼迪时期有关军事信条和武器的决定有一项全面的叙述，即 Desmond Ball，Policies and Force Levels：The Strategic Missile Program of the Administration (Berkeley，1980)。 ]
在核辩论中，有些人相信美国必须享有核优势，有些人担心苏联正接近享有核优势，还有些人确信最好的局面将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核僵局。对所有这几方面人来说，关键问题在于核力量是否将趋于第一次或第二次打击能力。早在1954年，伯纳德·布罗迪就以他惯常的透彻明晰说道：
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其中每一方都能够向对方发动突然袭击，并且摧毁后者进行有意义的报复的能力(这几乎是突袭“成功”的起码标准)，那么急于动用自己的战略空军便符合情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经得起不让自己的战略空军去执行它关键的克敌使命，却等着看其他施压办法和战略是否有效？这将恰如美国西部边疆的枪手决斗，谁先开火并且瞄得更准，谁就赢得干净利落，对手则一命呜呼。然而，如果没有哪一方能够希望消灭对方的报复力量，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等于自杀的自我克制现在就成了审慎，而急于抢先开火则成了自取灭亡。 [ 注：Bernard Brodie，“Unlimited Weapons and Limited War”．这里说的“克敌使命”(blunting mission)等于后来人们所说的“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 ]
五
在50年代后半期，似乎有理由设想技术的高速发展依其本性将损害稳定。急剧的技术突破看来成了常规事态，而非例外现象。紧随远程轰炸机来了雷达，然后是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弹道导弹，等等。只要大量资源被用于研究和开发，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发展速度会慢下来。不仅如此，在技术发展背后，似乎有一种攻防竞赛模式。随着新的进攻手段被发现，人们就做出巨大的努力去发展出反制手段，这反过来又刺激了进攻手段的创新。因此，虽然双方在整个50年代都做出了重大努力去增强对远程轰炸机的防御，可是远程导弹正处于其研制的最后几个阶段，而预料到这一新挑战，反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业已开始。 [ 注：关于对常规性技术进步所持预料的影响，有个例子，即 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1966)。卡恩预言，到70年代中期将有八项技术革命。对于该时期技术发展热的一项持怀疑态度的叙述，见 Herbert York，Race to Oblivion：A Participant’s View of the Arms Race (New York，1971)。 ]
极具影响的盖瑟报告概括了这些预计，它是苏联成功发射“斯普尼克”卫星的消息刚传来后被呈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该报告展望了未来，只见到“攻防之间无休止的技术竞赛。没有哪一方经得起落后于或者赶不上对方的努力。措施和反措施的循环将永无止境”。形势不是趋于稳定，而是趋于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在其中美国或苏联都可能接近拥有一种决定性的能力，但必定功败垂成，由对方扭转局面。就当前来说，若无补救措施，那么肯定“一次突袭便能决定两大国之间冲突的结局”。 [ 注：Security Resources Panel of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Deterrence and Survival in the Nuclear Age (Washington，D．C．，November 1957)．该报告的背景情况见 Morton Halperin，“The Gaither Committee and the Policy Process，”World Politics，13，no．3 (April 1961)。 ]
1959年，伯纳德·布罗迪多少悲观地回答了他自己在五年前提出的问题：“今天，几乎根本无法质疑率先发动一场不受限制的热核战争会得到无与伦比的优势，因为拥有它的一方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很有理由指望消灭对手的报复力量。” [ 注：Brodie，Strategy in Missile Age，176． ] 他将这估计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那就是航空时代显而易见的趋势在导弹时代将一样大有影响。詹姆斯·金在为布罗迪的书写的一则评论中说，这反映了从航空时代转变为导弹时代的真正危险，在其间远程导弹正“主要被按照它们对停在基地的轰炸机构成的空前威胁得到评价”。然而，一旦两支导弹部队彼此对峙，突袭就很可能远不那么诱人，因为导弹本身能比较容易地被保护起来。 [ 注：James E．King，“Airpower in the Missile Gap，”World Politics，12，no．4 (July 1960)． ] 事实上，早在1954年，参与洲际弹道导弹研制计划的一些科学家就已经提出了这一点。导弹不很适于彼此攻击。它们可以被隐藏和保护起来，或者被到处移动，以免被摧毁在地面上，而且它们飞得太快，无法在空中予以拦截。“我们很可以预期，随着转而采用洲际导弹，很快就会有根本上是威慑性的战略”。 [ 注：Warren Amster，“Design for Deterrenc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 1956)，165．又见该刊同一期所载 C．W．Sherwin，“Securing Peace through Military Technology”。 ]
这正是后来实际发生的，与技术性军备竞赛的预言者们预测的相反。导弹部队的组建与对易受毁伤性问题的认识相伴。到60年代初，有些导弹已被置于混凝土加固的地下发射井内。更关键的是，另一些导弹正被安置在核动力潜艇上。潜射导弹被盛赞为积极起稳定作用的。反潜战技术未曾(现在仍未)发展到足以严重威胁一支中等规模的潜艇部队的存活能力，与此同时潜射导弹本身还不够精准，因此还不可能威胁到敌人的报复手段，进而使之感到惊恐。 [ 注：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288． ] 到1964年，两位不久前都在政府内担任关键性职务的一流科学家已能提出，军事技术实际上已发展到一个稳定状态，不大可能取得更多的决定性突破。无法保护人口免遭攻击，但可以保护武器免遭摧毁。他们指出，只有一个严重的“当前核僵持状态下的潜在不稳定因素”，那就是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导弹防御”，它代表拥有真正的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最后机会。然而，两位作者并不认为这样一种发展颇有可能：导弹防御系统将不得不做到绝对天衣无缝，其本身能经得起遭受密集的攻击，而且只能被规划来对付性能已知的进攻性导弹，而它们到防御系统投入使用时很可能已经得到改进。 [ 注：Herbert York and Jerome Wiesner，“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Test Ban，” Scientific American，October 1964． ] 这样，基于不可被毁伤的报复力量的稳定条件看来已经达到。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就职时已赞同一个想法：如果要打核战争，就必须做出一切努力来限制对平民的毁伤。然而，通过分析种种有关搞大规模民防的建议，他开始确信进攻一方仍将占尽优势，而形成有效防御的企图极可能既徒劳无功，又具有挑衅性。因此，他致力于强化稳定。 [ 注：曾有一些旨在建立一套精细的民防网络的建议(包括盖瑟报告中的一项建议)。1961年7月，肯尼迪总统提交了一个重大计划，但它到60年代中期实际上已被放弃。计算显示，在每一级毁伤程度上，防御的费用是进攻费用的三倍。 ] 核力量概念被重新确定为“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反映了他对系统化和量化的偏爱。1964年时成为行话的“确保摧毁”被定义为“遏阻对于美国或其盟国发动一场蓄意的核攻击的能力，它靠的是在一切时候维持一种明确无误的、对任何侵略者或侵略者集团施加无法承受的损毁的能力，即使在美国遭受突如其来的第一次打击之后也是如此”。 [ 注：Enthoven and Smith，How Much is Enough？ 174． ] 既参照应用于核摧毁时的边际收益递减律、也同样参照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苏联的忍受极限计算，“无法承受的损毁”被设定为丧失20％至25％的人口和50％的工业能力。几乎完全无可怀疑，到60年代中期，美国已能确保程度比这大得多的摧毁。
“相互确保摧毁”有个不幸的缩写形式——MAD(疯狂)， [ 注：首次使用MAD这一缩写形式的是 Donald Brennan，“Symposium on the SALT Agreement，” Survival (September／October 1972)。 ] 而且后来被严厉抨击为倾向于攻击平民而非军事目标，倾向于威胁另一国人口而非保卫本国人口。这些抨击并不公允。麦克纳马拉仅仅是在描述一种现状。他相信这是可以有的最好的核对抗状态，图谋其他任何状态将只会带来不稳定。确保摧毁概念更多的是帮助规划核力量的一个工具，新的研发可依以得到评价的一个标准，而不是一项核战争信条。如果它是后者，它就暗示着打击目标将完全锁定为城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 注：Desmond Ball，Targeting for Strategic Deterrence，Adelphi Paper 185 (London，1983)，14－15． ] 它其实根本不是一种战略，它的致命弱点(我们还将回过来论及这一点)在于不包含威慑失败情况下战略力量使用的任何指导方针。其前提假设是，由于双方都能确保摧毁，侵略行动的风险将如此之大，以致威慑根本不会失败。 [ 注：“甚至无法想象，在第三次无限制的世界大战中会有任何有意义的胜利，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能赢得一场全面的热核战争。如今业已具备相互确保摧毁能力的两大世界强国完全懂得这一点。”(Robert S．McNamara，The Essence of Security：Reflections in Office〔London，1968〕，159－160．) ]
对相互确保摧毁的主要威胁来自反弹道导弹。如果要使攻防竞争得不到一种新刺激，就必须抵制在美国逐渐增强的要求建立反导系统的强大压力。 [ 注：Ted Greenwood，Making the MIRV：A Study in Defense Decision－Making (Cambridge，Mass．，1975)． ] 到头来，苏联发展它自己的反导系统，这损害了麦克纳马拉的立场。根据确保摧毁理论，美国对这么一种发展的反应不会是在同一领域进行类似的努力，而是在进攻手段方面采取新的措施。1966年后期，麦克纳马拉采取了这种措施，下令发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包括把导弹的前部分成几个单独的弹头，这样就增多了防御一方不得不对付的弹头数目。苏联正在发展反导系统的事实，连同雷达技术的进步，使得要求美国部署反导的压力变得几乎不可抗拒。1967年9月，麦克纳马拉最终向不可避免之事屈服，但仍试图尽其所能救出点什么，办法是多少使人难以信服地将美国的反导计划从针对苏联转为针对中国，并且有力地批评军备竞赛背后的经久动力。在一次就美国国防部长来说非同寻常的演说中(不奇怪这证明是一篇告别演说)，他指出了一种现行的作用一反作用现象：“无论他们的意图或我们的意图如何，双方有关核力量建设的行动——甚或实际上潜在的行动——都必然触发对方的反应。”几年前显然被抑制了的攻防技术竞赛正接近重演：“如果我们在整个美国部署一套大规模的反导系统，苏联人就显然将被强烈地激使去大大增强他们的进攻能力，以致取消我们的防御优势。” [ 注：Robert S．McNamara，“The Dynamics of Nuclear Strategy，”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57，October 9，1967． ] 麦克纳马拉对攻防技术竞赛的分析与十年前的那些分析有下述不同：在政府任职的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规划基石的战略评估所涉及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关于对方未来能力的信息尤其如此，因而既可以是理性的分析使然，也可以受体制化了的不信任驱使。
军备竞赛背后的“作用一反作用”现象，连同对体制压力的担忧，成了此后几年战略辩论的一部分主要食粮。 [ 注：例如 George Rathjens，“The Dynamics of the Arms Race，”Scientific American，April 196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发表了关于这个大主题的许多文章，其中大多是关注反弹道导弹和分导多弹头导弹。它们被汇集在 Arms Control，edited by Herbert York (San Francisco，1973)。在《代达勒斯》(Daedalus)杂志一期特刊(第 104卷第3期)登载的几篇论说军备控制的文章里，对军备竞赛的国内原因的兴趣表现得非常明显。 ] 恐惧是一种“疯狂的冲动”(麦克纳马拉的另一个用语)，它在事情可能沉淀为一种稳定的相互确保摧毁状态时，将军备竞赛推向一个更危险的水平。这些分析很大部分都同阻止部署美国反导系统的努力结合在一起。1969年开始掌权的尼克松政府彻底抛弃了麦克纳马拉传下来的针对中国的反导计划，将它转变为一个为了在苏联攻击面前保卫洲际导弹发射井(而非城市)的系统。行政当局多少难以表明这被称为“卫兵”的特殊系统适合于此项任务，但另一方面这任务本身又不能被视为对苏联确保摧毁能力的挑战。 [ 注：见Freedman，US Intelligence and the Soviet Strategic Threat，chapter 8。 ]
事实证明，攻防技术竞赛不是在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美国人打算用来穿透苏联第一代反导系统的手段、包括分导多弹头导弹被披露出来，这看来足够有力地打动了苏联，以致它在1968年实际上放弃了该计划，开始研究下一代反导系统。尼克松政府发觉难以按照其自身的功能来为“卫兵”计划辩护，争辩仍有必要继续支持该计划，以作为新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讨价还价筹码。1972年5月，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在莫斯科签署。据此，双方同意严格限制反导系统的部署，从而确认了进攻的优越地位。 [ 注：John New house，Cold Dawn：The Story of SALT (New York，1973)． ]
攻防之间的技术竞赛实际上总是偏向一边。防御提出的挑战得到了更认真的对待，超过了它在60年代里值得得到的，这留下了一种以分导多弹头导弹为形式的遗产，它将困扰和折磨70年代。在此，可行性不成问题。到70年代中期，美国已以惊人的数量成倍地增加了它的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可得的弹头。1967年以来，美国的导弹数量一直保持在1750枚。十年后，这些导弹可携带7000多个弹头。苏联的分导多弹头导弹计划起步较晚，它在海基核力量方面也落后于美国。但是，它的洲际导弹力量的更大规模意味着它能更迅速地增加其数量，而单个弹头的爆炸当量也大得多。
进攻性弹头数量猛增，加上其打击精确度改善：它们的影响支配了 70年代的战略辩论。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辩论。此刻注意到一点就够了：这些事态的主要后果是有利于打击军事力量这一目标选择，特别是威胁到对方的陆基力量。尽管有人试图论证潜艇也在变得愈益易受毁伤， [ 注：例如见Roger Speed，Strategic Deterrence in the 1980s (Stanford，1979)，56－64。 ] 但普遍的看法是极少有迹象表明，目前可见的任何进攻性手段正在危及携带远程导弹的、行进起来相对安静的战略核潜艇。 [ 注：Richard L．Garwin，“Will Strategic Submarine Be Vulner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8，no．2 (Fall 1983)． ] 即使反潜战法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以未经检验的系统对范围如此广阔的作战平台实施协同攻击，其困难将大得惊人，何况稍有失误就会招致非常严重的惩罚。不仅如此，各种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保证任何冷酷无情的先发制人的进攻是可行的。洲际弹道导弹和轰炸机被公认易受毁伤，这使得它们仍然远够不上是真正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远不能代表一直被迫求的决定性战略优势，同时也使它们成了自60年代以来一直被担心的不稳定性的根本缘由。
80年代里，防御技术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再度令人兴趣盎然。1983年3月，里根总统责令美国科学家们研制一种抗击手段，“以防御方式对付可怕的苏联导弹威胁”。他是在展望一种新的可能性：运用被制导的能量进行拦截的、以太空为基地的系统。总统声称，他不打算通过该计划谋求“军事优势”(尽管他很可能觉得如果该计划取得成功，他就拥有了这种优势)。他也承认，取得成功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 注：New York Times，March 24，1983． ] 其他人怀疑这无论多久是否有可能做到，因为存在一系列技术、政治和资源困难。 [ 注：关于80年代的反弹道导弹辩论情况，见 Ashton B．Carter and David Schwartz，eds．，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Washington，D．C．，1984)。 ] 肯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正在发生从进攻占上风到防御占上风的决定性转变。确实，总统的计划看来取决于通过谈判对进攻性导弹施加某些限制，以便将威胁减至可控程度。眼下最保险的假设是，在将来谋求真正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很可能纯属徒劳，就像在过去一样。
六
探求如何将核武器当作常规武器那般来使用的努力，或者力求形成有效的第一次打击能力的企图，可以按照核时代以前的战略空军理论和战术空军理论来予以理解。如果这两者都显得不管用，那就必须有一种真正的思维方式变革，以便跟得上技术变革。
旨在形成令人信服的核战略的种种努力，有许多都围绕一个基本概念——“升级”。按照现在的理解，这个术语指冲突朝范围扩大和烈度增强的方向发生质变。这个概念是历经时日逐渐形成的，以许多不同方式被使用过。 [ 注：见Freedman，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210－211。 ] 目前一般都同意它不止是指冲突的扩大，而且是指突破双方此前都接受的冲突界限。此类界限的例子有：军事目标与民用目标之间的界限，攻击盟国领土与攻击超级大国领土之间的界限，使用常规武器与使用核武器之间的界限，等等。虽然在核时代以前的许多冲突中，也能够辨识出有升级过程， [ 注：Richard Smoke，War：Controlling Escalation (Cambridge，Mass，，1977)． ] 但缺乏可用以指导核时代的冲突的升级经验。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一次超级大国对抗升级到如此地步，以致超过1962年10月就苏联试图在古巴部署导弹而摊牌的程度。
这意味着预测未来战争进程的企图总是包括很高程度的猜测。核门槛——不使用核武器这一限制被突破的临界点——能够被清楚地辨识出来，但许多最有意思的问题围绕着开始使用核武器以后的各道门槛——它们的存在与维系。赫尔曼·卡恩对形成这一概念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人，他能够辨识出“升级阶梯”上的44个梯级，核武器是在第16梯级上首次被使用，尽管只是到第22梯级时，核门槛才真正被跨过。卡恩并未声称他的阶梯论是预测性的，而且他还承认苏联可能按照一种完全不同的升级阶梯来行事。他力图阐释的观点、也是他所有著作的一贯主题，是从起点一直到最后的大毁灭——“痉挛式战争”(“spasm war”)，决策者都能够行使控制。 [ 注：Herman Kahn，On Escalation：Metaphors and Scenarios (New York，1965)． ] 第一个问题是那些最突出的门槛有多容易被辨识出来，第二个问题则是跨过这些门槛究竟会是蓄意的还是非蓄意的。过去20年里的核战略辩论很大部分都围绕一种可能性：一方或另一方能够将一场核冲突控制在不至被迫遭受无法承受的毁伤、同时仍然实现战略目标的限界内。
我们已经注意到通过两种途径达到这一点的问题，一种是第一次打击，另一种是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于有限核战争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讨论同升级问题相关，因为它显示即使在一场核冲突的最初阶段，对于控制其进程的信心就在下降。
如果核武器不能被用来实现一种直截了当的军事胜利，那么其使用就必须同政治目标协调起来。根据卡恩的看法，“几乎所有分析家现在都一致认为，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使是打击军事目标——很可能更多地是为了矫正、警告、讨价还价、惩治、处罚、威慑等目的，甚于为了摧毁对方的军事力量或阻碍其作战”。 [ 注：Ibid．，138． ] 除了设想出一种粗糙的讨价还价过程或“决心的较量”外，试图形成较为“政治性”的核战略的大多数努力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 注：一项互掷核弹、同时事情又不至于完全失控的计划是由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提出的。见其“Disarmament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1，no．8 (October 1955)。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在一篇文章里首次使用了这个方法，在其中他主张欧洲遭到持续攻击时，美国的反应须包括“一系列分阶段报复，最终达到的报复行动将使敌人付出的代价两倍于欧洲的价值” (“The Calculus of Nuclear Deterrence，” World Politics，10，no．4 〔July 1958〕)。后来，卡普兰又为一本文集撰稿，它汇集了一些一流民间战略家试图探究这一方法的论文(Klaus Knorr and Thornton Read，eds．，Limited Strategic War〔New York，1962〕)。 ] 许多所提方案包含的困难，在于实施起来很复杂，其成功依赖双方高程度的互相理解，那在互掷核弹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有的。
展示走向早早互掷核弹的颇为试探性的步骤可能出于什么原因是一回事，解释这些核交火如何能够最终导致按照令人满意的条件解决冲突却是另一回事。如果情况是双方都根据某些商定的规则行事，那么这些规则怎么能容许每一方试图通过各自的核打击来改善其总的地位？如果只是因为在常规层次上的失败才能设想使用核武器，那么用起初的核打击来达到政治目的、而非扭转战局是否有道理？核交火终了时达成的交易是否会与这以前可能达成的大为不同？在影响最后解决方面，核交火以外的因素、特别是欧洲陆战的进程将有多重要？如果核打击确能取得结果，那么这究竟是因为双方经受住惩罚的相对能力不同，还是因为在最初促成冲突的问题上双方的利益大小有别？
最终出现了对待升级问题的两个基本途径。第一个是力图在任何特定的升级层次上占据支配地位，将升至更高也更危险的梯级的责任推到另一方身上，从而在冲突中占上风。第二个途径则在于警告对方事态发展可能失去控制，以此利用升级过程固有的种种不稳定来达到威慑目的。通过考察两位杰出的理论家——赫尔曼·卡恩和托马斯·谢林的观点，可以对此形成最佳理解。
如同我们已经见到的，卡恩的基本假设在于，即使是一场核冲突，也能够以一种有控制、有区别的方式进行。会有非理性的成分存在，但即使这些也能够加以利用，以达到某种理性的目的。用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类比来说，假设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对抗有如青少年的“胆小鬼”游戏，在其中两辆老轿车面对面疾驰，哪个首先转向躲避哪个就是胆小鬼，那么假装不负责任或鲁莽冒失就有好处。然而，如果双方能力完全对称，事情就只会沦为一场彼此间纯粹的决心较量，而这样的事很可能是不会有的。在沿升级阶梯往上爬的每一个阶段上，双方中间总有一方会觉得自己有更好的条件去拼搏。在某一阶段上，如果敌方占有优势，那就必须决定究竟是按照极其不利的条件寻求冲突的解决，还是加大赌注，升级到下一个阶段，那将更加暴烈和危险，或许还更难控制，但也有可能局面会开始朝比较有利的方向发展。
为了有个过得去的成功机会，就必须升级到更高的阶段，但越是向更高的阶段升级，刚才讲的那种决定就越难做出。因此，虽然依照逻辑最终会升级到一场双方都将毁灭的“痉挛式战争”，但在较低梯级上如果存在足够大的能力不对称，那就必将使得被迫提高赌注的一方承受经不起的重负。卡恩将这样一种状态称为“升级支配”(escalation dominance)：“这是一种能力，如果其他情况等同，拥有这能力的一方就能在升级阶梯的一个既定梯段上享有明显的优势。……它取决于在当前梯级上双方能力的对比，取决于每一方对冲突进至其他梯级便会发生什么情况所做的估计，还取决于每一方拥有的、使冲突进至这些梯级的手段。” [ 注：Kahn，On Escalation，290． ]
“升级支配”实施起来的主要困难，是升级阶梯在实践中不大可能像它在理论上显得那么清楚。在常规战的各梯级上，某些门槛可能是不说自明的，然而一旦越过核门槛，它们就可能更有争议，也更难辨识。特别有疑问的是，是否能够很容易地将对于军事目标的有限打击同对于城市的大规模打击(考虑到即使爆炸较小当量的核弹也很可能造成的间接毁伤)区别开来，或者将对于盟国领土的攻击同对于超级大国领土的攻击(考虑到苏联领土接近欧洲战场)区别开来。如果一方采取的行动并不被另一方认为符合预定的升级程序，那会发生什么情况？或者，如果双方沟通失败，导致严重高估另一方行动的等级规模，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形势始终可予以控制的保障，就可能发生一种不自觉的升级过程，双方就会发觉自己陷入了大规模的核交火，而那是违背它们的最佳判断的。在实践中，关键性的门槛很可能是核门槛。这是第一代有限核战争理论家不能不做出的结论。在此，最有用的“升级支配”是常规战层次上的“升级支配”。当无法保卫自己的社会免遭因错误估算造成的后果时，依赖对于某种形式的核能力的假设的支配权，无论就威慑目的，或者就取得在冲突的较早阶段上加强自己一方的手段而言，都是很不牢靠的。
另一种利用升级的途径，在于力图利用升级过程固有的种种不确定性。谢林争辩说，即使威慑不能达到阻止战争爆发这一首要任务，仍有亡羊补牢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记住核武器所以有威慑作用，不是因为它们能够扭转军力不平衡，而是因为它们能够造成毁伤。当交战开始后，这仍能影响对手。只有在核武器用完时，这才不再影响对手的行为，因而在它作为一种可能性、一种威胁存在时，它只能用于威慑目的。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威胁将最为可信：(1)威胁不被一种不再可能的反威胁抵消；或者(2)它将由于对手的错误行为而自动兑现，虽然如果未实现第一种情况，每一方都可能将自己置于这么一种处境。因此，特别是在敌人发动侵略后已经未兑现那遭到挑战的威胁，威胁就将暴露出不过是虚声恫吓。
但是，设想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那就是将会造成伤害，不管双方是否将这认作当时情况下一个特别理性的步骤。谢林并不预期升级会如此形成：它出自细心谋算的政府所采取的深思熟虑的步骤，而这些政府又完全清楚本身行动的后果。“暴力，特别是战争中的暴力，是一种混淆无序和游移不定的活动，很难预测，取决于那些组织为不完美的政府的会犯错误的人做出的种种决定，而这些政府依靠的是会出错的通讯和预警系统，加上人和设备的事先未经检验的表现。不仅如此，暴力还是一种头脑发热、感情冲动的举动，义务承诺和名声关切在其中可以形成其本身的势头。” [ 注：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1966)，93． ] 存在事情失控的不可避免的风险，从而导致有限战争发展成全面战争，特别是一旦使用核武器的话。重要的是通过巧妙的策略来利用这一风险。依靠听任形势开始恶化，一方将迫使对手面对事情完全失控的可能性，而这可能使之变得比较愿意妥协。只要战争内外的威慑性威胁在威胁者行使充分控制的情况下不可能是可信的，那就有必要放弃某些控制，以便取得可信性。谢林将此称作“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他解释说：“这些威胁的关键在于，虽然说不定一方可不可以实施这些威胁，但最后的决定并非完全掌握在威胁者手中。” [ 注：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188．着重标记系原文所有。 ]
这种方法是创造一种局面，在其中只有对方的服从才能解除双方的共同痛苦和共同风险。 [ 注：Ibid．，194．“更好的办法是一方施展不可逆转的谋略，或者做出不可逆转的承诺，以此造成共同风险，从而只有敌人的退让才能使局势平静下来；否则它可以最终变成一场神经战。” ] 这当然是假定对手在足够大的程度上控制局势，从而能够服从。将如此生死攸关的冲突的进程交给对手负责，其危险显然非常大。它意味着在一国历史上的最紧要时刻丢卸责任。然而，同卡恩等人相比，谢林显然本着一种对于未来战争特征的远为讲求现实的态度，而前者却相信核战争可以采取相当程式化的信号形式，很少考虑在接受信号的那一头的人会碰到什么情况。谢林指出即使准备打一场性质如此不确定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在发出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在此限度内，他提供了关于威慑在和平时期可能如何运作的真正洞察，即它出自对未知之事的恐惧，而非出自潜在敌人的明确具体的威胁。作为一种战时威慑设计，谢林的著作不那么有说服力，因为它未能解释这么一种机制：据此，将升级到更高层次暴力的责任推到敌人身上会迫使他不是按照现状来解决冲突，而是放弃他已经获取的利得。在此，谢林对战场军事形势的漠不关心是个非同小可的缺陷。
七
同“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这一概念相比，“升级支配”概念对大多数战略家的吸引力要大得多。50年代后期，兰德公司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以形成涉及打击军事目标、同时将打击城市一工业目标的能力留作备用的核战术。所根据的前提是，只要其城市不遭攻击，苏联就将仅仅攻击美国的军事力量，以此作为对美国攻击其军事力量的反应，即使苏联在这个层次上的能力算不上特别好。1961年1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从兰德公司招募了许多人为他在五角大楼工作，而这些人带来了他们自己关于一种灵活的核战略的思想。到1962年年中，这些思想已经反映在官方政策中。 [ 注：有关背景见 Kaplan，Wizards of Armageddon，chapter 18。在兰德公司形成这些概念、并且使之转化为官方政策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威廉·考夫曼。在麦克纳马拉主持五角大楼时期的种种主题依然新颖和光泽未减之时，考夫曼就对它们作了一番有力的公开展示，见其 The McNamara Strategy (New York，1964)。 ]
麦克纳马拉本人被下述观点吸引：甚至在核战争爆发后，中央当局也应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对局势的控制。他就任后不久便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解释说，他希望有一支如此的战略力量：“其特征在于将使得我们能够在一旦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使用它——以冷静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使用它，并且始终处于法定权威的彻底控制之下。” [ 注：1961年2月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所言。引自 Kaufmann，The McNamara Strategy，53。 ] 1962年7月，在公开宣讲一次已对北约做过的秘密演说时，他说：
美国已断定，在一场可能爆发的全面核战争中，只要可行，基本的军事战略就应当同过去力求贯彻的常规军事战略一样。也就是说，一旦对北约同盟的一场大规模攻击引发核战争，主要的军事目标就应当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消灭其平民人口。
盟军的实力和性质使我们有可能甚至在遭到一场大规模突然袭击时，也保持足够的后备打击力量来摧毁敌方社会，如果不得不这样做的话。换言之，我们正在尽可能最有力地鼓励潜在敌人不袭击我们自己的城市。 [ 注：Robert S．McNamara，“Defense Arrangements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no．47，July 9，1962．麦克纳马拉1962年6月5日对北约国防部长所作情况介绍的原文现已解密。 ]
考虑到麦克纳马拉继承下来的全面核战争战略包括对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平民进行大规模的不加区别的攻击，这种较有控制和较灵活的战法可以说是真正革命性的。困难在于，它容易被予以各种不同解释。所以如此，部分地是因为其中包含的观念新颖，但也部分地是因为目标不清楚，并且未能将这一信条与肋年代初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必须记住，美国对欧核保障的影响是塑造美国核战略信条的一个关键要素。基本的困难被公认为不依靠核威胁，就无法遏阻苏联对西欧的常规进攻，然而核威胁本身缺乏可信性，因为苏联有相应的反威胁。
麦克纳马拉的本能是否认常规战争毫无希望，而且他在任内努力试图说服盟国接受这看法。如果这是正确的，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断定北约不必依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一想法在1961年吸引了肯尼迪总统。然而，他被一个事实阻碍了，那就是当年的主要危机在西柏林——北约同盟内惟一无法用常规手段保卫的地方。在危机过程中，肯尼迪不得不重申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如果西方被迫升级，那么美国行政当局允诺打击军事目标，避不攻击城市。许多人心目中的那类目标并非苏联的战略核力量，而是一场欧洲陆战有关的目标，尽管核力量最终将遭到核攻击。然而，苏联很难不将麦克纳马拉的讲话——连同与此相关的美国导弹能力的急速发展——解读为准备第一次打击。这个解释问题还由于下列事实变得更严重：构成美国新战略的种种观念是在设想苏联正赢得核军备竞赛的一个时期里形成的。到行政当局开始公开勾勒这战略时，已很清楚苏联不仅相当落后，而且由于侦察卫星的问世，克里姆林宫已意识到美国明白苏联的弱点。 [ 注：见Freedman，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chapter 16；又见 Ball，Policies and Force Levels，该书对新战略背后的动机做了稍有不同的解释。 ]
的确，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新信条和武器发展做出了惊慌失措的反应。赫鲁晓夫总理近来一直在宣扬本国的导弹力量愈益增长，以此作为苏联战略重新定位的基础。他做出了一些应急反应，包括强调西欧人易受伤害，从而使之成了保证美国行为端正的人质。1962年秋天，他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赌博，试图通过偷偷地在古巴部署导弹来矫正力量对比，从而触发了核时代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他没有做的，是给这么一种想法提供任何鼓励：苏联对于打麦克纳马拉提出的那种受控的战争感兴趣。苏联在60年代初不可能以那种方式打仗，即使它曾经希望如此。相反，苏联强调自身核武库的令人恐怖的性质，包括在1961年9月进行了一次巨型的5600万吨级大气层核试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根本没有按照新战略行事：他将美国军用飞机疏散到民用机场，并且威胁进行一次“全面的报复性打击”，从而排除了苏联选择打击军事力量的余地。
麦克纳马拉开始担心苏联对美国新战略的解读，更担心美国空军分明渴望准备进行全面的第一次打击，以此证实苏联的最严重恐惧。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行政当局内部的讨论使参与者们确信，对美国来说，核武器在任何规模上的使用都不大可能显得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 注：在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写的一篇著名文章里，这一点得到了极清楚的表述。他写道：“政治领导人对核武器的真实想法是一回事，在对模拟核战争中相对‘获益’进行的复杂计算里假定的事情则是另一回事，它们两者相去甚远。思想库里的分析家们能够将‘可承受的’毁伤定在死亡多达上千万人的水平上。他们能够设想，对某些人来说，数十个大城市被摧毁不知怎的是一种真正可行的选择。在现实的政治领导人所处的现实的环境里——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苏联——一项将导致哪怕本国一个城市遭到一颗氢弹袭击的决定事先会被认识到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十个城市遭到十颗氢弹袭击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而100个城市遭到100颗氢弹袭击则根本不可想象。”(“To Cap the Volcano，” Foreign Affairs，48，no．1 〔October 1969〕，9－10．) ] 麦克纳马拉变得更关心保证核门槛不被跨过，远甚于关心跨过核门槛后能够做些什么。差不多是新战略一宣布，他就开始背离它，虽然起初仍通过谈论限制损伤的必要来维持它的某些方面，而后决定强调核战争的不可规避的悲剧，表现为集中于确保摧毁。
从理论上说，麦克纳马拉仍是在“升级支配”框架内行事，特别是维持后备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以便警告苏联升级到那个层次的危险性。然而，他已经开始对核门槛之上的各个门槛可予辨识的观念感到幻灭。不能突破核门槛这一决心使他与西欧人发生冲突。西欧人当然不急于跨过核门槛，但对于美国人的论辩会怎样影响威慑忧心忡忡。
欧洲人有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但他们深知苏联的报复能力给美国核保障注人的非理性因素。美国人越是谈论避免“步入核战”，欧洲人就越是怀疑这保障正在逐渐消亡。美国人正在减少一场欧洲战争给他们自己带来的风险，然而通过肯定不大可能升级到核战争，他们也在减少侵略给苏联带来的风险。北约更强大的常规力量可能使苏联无法获胜，但是克里姆林宫失败的代价会很小；苏联领土本身将始终不受损伤。一旦无需担心核灾难，苏联对风险的评估将得到危险的简化。对欧洲人来说，必须遏阻一切战争，而不仅仅是遏阻核战争，而要遏阻战争，就需要展示至少是某种诉诸核武器的前景。
有个附属的问题，那就是麦克纳马拉渴望防止盟国迫使美国有违自己的较好判断而陷入一场核冲突，因而他特别担忧在欧洲人中间形成较小规模的核武库。在1962年7月概要说明新战略的演讲中，他将这些小规模核力量谴责为“危险、趋于过时和缺乏威慑可信性的”。法国人尤其强烈反对他们正确地认为是试图将其排除在核国家之外的企图。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相信常规防御可行，因而争辩说威慑现在有赖于未来战争的纯粹不确定性。多个决策中心有助于加剧这不确定性，因而加强威慑。 [ 注：论述法国理论的发展超出本文的范围。论辩法国需要北约的最重要的理论家是安德烈·博弗勒(André Beaufre)，他的相关著作为Deterrence and Strategy (London，1965)，其原版为 Dissuasion et Stratégie (Paris，1964)。皮埃尔·加卢瓦(Pierre Gallois)则怀疑在核时代是否可能有真正的联盟，并且在 The Balance of Terror：Strategy for the Nuclear Age，trans．Richard Howard (Boston，1961)一书中形成了法国国家核力量概念。该书原版为 Stratégie de l’ àge nucléaire (Paris，1960)。英国人对这一辩论的反应多少比法国人克制，表现在英国既是一个确立不移的核国家，又已多少依赖美国的慷慨来维持一支可信的核力量。见 Andrew Pierre，Nuclear Politics：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1939～1970 (London，1972)。 ]
法国对北约的批评一部分是基于怀疑美国核保障的可信性，倾向依靠本国的威慑手段，还有一部分是基于假定同盟纽带正在松弛。这后一假设不正确，在欧洲的同盟结构甚至当法国于1966年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机构后，仍然保持凝聚。其他国家也没有急忙仿效法国去发展独立的核武库。这方面最重要的国家是联邦德国。德国人知道，倘若他们决定朝这个方向迈进，整个欧洲就将警钟齐鸣。他们宁愿利用自己也许会这么做地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将它当作一种对美国施加影响的源泉。 [ 注：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Germany and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1975)． ] 美国意欲维持对所有核决策的控制权，同时又试图满足欧洲人参与核决策的愿望，结果产生了某些极端做作的方案，其中最有名的是多边核力量计划。 [ 注：这一争端的背景见于John Steinbruner，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Princeton，1974)。关于核共享问题给美国战略信条带来的困难，有一项讨论，见Albert Wohlstetter，“Nuclear Sharing：NATO and the N+1 Country，” Foreign Affairs，39，no．3 (April 1961)。 ]
欧洲人的主要抱怨，在于美国正试图撤销其核保障，因为它不断强调有必要远远避开核门槛。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l贴7年(不肯妥协的法国人现已退出)北约采纳了灵活反应战略。 [ 注：“这一概念……基于对所有层次的侵略或侵略威胁作出一系列灵活和平衡的适当反应——常规反应和核反应。从属于适当的政治控制，这些反应首先是为了遏阻侵略，从而维护和平；然而，它们也是为了一旦不幸发生侵略，便按照前沿防御概念维护北大西洋公约地区的安全。”(北大西洋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公报，1967年12月14日) ] 新战略更多的是纸上谈兵，而非一项仔细制订的行动计划，因而可以对它做各种不同的解释，但这是必不可免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项调和相反观点的尝试。
欧洲人屈服于美国立场，同意不对常规侵略做自动的核反应。首先试图以常规手段挡住侵略。如果这不成功，就将进而使用战术核武器。倘若如此仍未以令人满意的条件结束冲突，就将诉诸美国的战略核武库。这不过是重申被公认和简单化了的升级阶梯观念。问题在于，沿这阶梯的升级是蓄意的还是无意的，北约的目的是升级支配还是仅仅依靠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
出于某些原因，会被采纳的显然将是这两个方针中间的第二个，但愿这只是由于疏忽所致。对于美国人要他们相信可行的常规选择唾手可得的压力，欧洲人证明极为抵制。 [ 注：从美国角度对这场辩论的叙述，见Enthoven and Smith，How Much is Enough？ Chapter 4。 ] 欧洲人采纳新战略的条件之一，是不要指望他们将更多的钱花在陆军身上，而到此时美国陆军深陷于越南，美国方面对增大对欧承诺不那么感兴趣。因此，北约几乎全无可能会感到自己能够在常规层次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确信战术(战场)核武器能够使一场欧洲地面战争变得有利于西方，那就需要在这一层次上取得优势。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到此时人们已很少相信打一场有限战争是可能的。对欧洲人来说，这些武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核武器，而不在于它们可能像常规武器那样被使用。它们的价值不是作为阻止升级到战略层次的工具，而是作为造就这一风险的手段。根据核战略信条，它们将使美国的战略核武库同欧洲地面战争挂钩，使得苏联无法规避全面核战争的风险，如果它打算发动局部常规侵略的话。在关于实施灵活反应的北约核规划小组(它例外地由欧洲人领导)进行的首批研究中，着重点在于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向苏联领导显示政治决心，而不是为了取得军事优势。 [ 注：Legge，Theater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NATO Strategy of Flexible Response． ]
灵活反应和确保摧毁两相并举，这到70年代初已表明缺乏信心——对一旦使用核武器是否还可能确立和维持各类明确的门槛缺乏信心。只要有核武器可供使用，而且它们以某种方式同美国及其盟国的防务相关联，侵略者面对的风险就大得无法承受。没有必要去深究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威慑失败，那该怎么办？因为似乎极少有理由相信威慑会失败。70年代初是缓和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看来正在清理彼此间的分歧。甚至在那些依然留存的冲突和危机领域，核武器也显得大致不相干。没有哪一方在玩弄核外交。显然涉及核武器的最后一场危机是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73年10月阿以战争临近结束之际，美国战略核力量进入戒备状态，以警告苏联不得为埃及进行直接干涉。关于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力图传达的威胁在于事态失控的风险——一种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 [ 注：根据研究这一插曲的两位学者的看法，美国的行动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你坚持你当前的行动，如果你真的走下去，将部队投入埃及，你就会在我们两国的武装力量之间启动一个相互作用过程，它的最终结果不清楚，但可以是毁灭性的。”(Barry M．Blechman and Douglas M．Hart，“The Political Utility of Nuclear Weapons：The 1973 Middle East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7，no．1〔Summer 1982〕，146－147．) ]
八
70年代期间，开始出现对依赖这么一种笼统的威胁的挑战。无论就实际的恐惧、政治领导人的观念以及一旦升级过程启动施加控制的困难而言是多么现实，依赖听命于偶然性的做法仍显得像是抛弃战略。它没有为武装力量的规划或目标选择的拟订提供任何指南。
对这一立场的不满首先集中在相互确保摧毁问题上。尽管美国的规划者们并未将全面攻击城市设想为一个选择，并且是惟一的选择，但对确保摧毁的强调被广泛认为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例如，在1970年提交给国会的对外政策报告中，尼克松总统问道：“如果美国遭到核攻击，难道总统只应有一种选择，即下令大规模毁灭敌国平民，同时明知接下来肯定是美国人遭到大杀戮？” [ 注：Richard M．Nixon，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Washington D．C．，February 18，1970)，54－55． ] 官僚机构内部没有做多少事情来回应总统关于形成较有吸引力的选择的要求，然而一些非政府人士捡起了对现存事态感到沮丧这一论题。例如，弗雷德·伊克尔谴责“现今对于相互威慑之健全性和稳定性的自鸣得意和沾沾自喜”，它像是基于“中世纪往后一直遭到普遍谴责的一种战争方式——大规模屠杀人质”。对此的反应是，不管将互相摧毁的威胁当作和平源泉来依靠可能多么令人不快，但它似乎有效，而且无论如何这种状态是个人类生活的现实，差不多超越了政策范畴。 [ 注：Fred Iklé，“Can Nuclear Deterrence Last Out the Century，” Foreign Affairs，51，no．2 (January 1973)；Wolfgang Panofsky，“The Mutual Host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 and Russia，” Foreign Affairs，52，no．1 (October 1973)． ]
变更的愿望逐渐增强，在官方声明中可见其影响。这一变化出于几个原因。首先，国际关系的恶化使得“如果威慑失败，那该怎么办”的问题似乎变得更为适切。第二，有人争辩说，虽然美国可能在依赖让人受不了的大规模摧毁威胁，苏联却在以一种精细得多的方式向前迈进，以形成一种真正打一场核战争的战略。这将包括打击军事力量，以限制其毁伤苏联及其战略力量的能力，或许甚至还为取得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奠定基础。6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大搞军事力量建设，包括增强所有各类军事能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对苏联决意取得决定性战略优势的恐惧。苏联战略信条中令人担忧的成分由来已久，使它们变得更严重的是信条与能力之间的明显吻合。 [ 注：苏联的战略辩论可惜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美国国内关于苏联战略的辩论可以略见于以下两部论文集：Derek Leebaert，ed．，Soviet Military Thinking (Cambridge，Mass．，and London，1981)；John Baylis and Gerald Segal，ed．，Soviet Strategy (London，1981)。这一辩论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是苏联是否已经制定出了一个进行核战争的战略，它基于打击军事目标，并且包含某些先发制人的成分。实证似乎提示这确实是苏联的方针。第二个问题在于，这一战略是否给了苏联人进行并打赢一场核战争的足够信心，从而危险地损害了西方威慑的完整性。在此，实证提示苏联领导人仍然极为明了核战争的风险。 ]
武器技术的发展也鼓励了比较精细的核战术正在成为可能这一看法。多弹头导弹的问世，当量／重量之比的下降，适应核武器效应的能力，通讯、指挥、控制和侦察系统能力的愈益增长，连同首先是以惊人的精确性打击很小和受到保护的目标的能力：所有这些促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核武器正在愈益成为一种可以精确和有区别地加以使用的工具。
在塑造70年代的核战略观念方面，值得提到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军备控制。正式地说，70年代的很大部分谈判都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确立力量均等相关。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考虑到双方可用的进攻性核武器的巨大数量，均等或双方武力结构之间确实存在的那种不对称是否真的有任何意义。然而，这方面的谈判不可避免地助长了关于各项具体的不均等有何含义的辩论。 [ 注：这激使国务卿基辛格有一次大发其火，那是相当有名的：“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之一就在于，看在上帝分上，战略优势究竟是什么？在这些数量层次上，它的政治、军事和作战意义何在？你拿它做什么用？”(1974年7月3日记者招待会，重刊于 Survival 〔September／October 1974〕) ] 它也鼓励了将核武器分为几个明确不同的范畴的看法，即分为“战略”核武器、“中程”核武器和“短程”核武器。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将谈判分成几个可对付的领域，然而一个重要后果是强化一种有等级划分的升级阶梯概念。 [ 注：军备控制进程也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外，虽然战略问题越来越同军备控制问题相关联，而且对于各种不同建议的讨论成了就一般防务和外交政策进行较广泛辩论的机会。我已经在“Weapons，Doctrines and Arms Control，”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84)一文中讨论了广泛的战略概念与军备控制之间的关系。主要的战略武器谈判的历史见：John Newhouse，Cold Dawn：The Story of SALT (New York，1973)；Strobe Talbott，Endgame：The Inside Story of SALT Ⅱ(New York，1979)；idem，Deadly Gambits：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alemate in Nuclear Arms Control (New York，1984)。 ]
70年代期间，所有这些因素协同作用，鼓励返回基于升级支配的战略。这一进程开始于1974年，当时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宣布将制订出一系列核选择，以减少对确保摧毁这一威胁的依赖。施莱辛格表明，发展真正的第一次打击能力既不可行，也不可取，然而在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将有必要尽可能有效地使用核武器，以此阻滞敌人的推进，并且警告敌人不得继续其侵略。 [ 注：Report of Security of Defense James Schlesinger to the Congress on the FY 1975 Defense Budget and FY 1975～1979 Defense Program (Washington D．C．，March 1974)．Lynn Etheridge Davis，Limited Nuclear Options：Deterrence and the New American Doctrine (London，1976)． ]
在卡特政府之下，这一趋势继续发展。19m年，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披露了一种抵消战略(countervailing strategy)，它更多地以将它付诸实施的总统指令PD59为人所知。这使核选择的制订有了进一步发展，包括探究是否有可能打一场持久的核战争，并且以苏联关键性的政治和经济资产为打击目标。然而，正如其名称蕴含的，其基本思想是如果苏联沿升级阶梯上移，美国将能够在每个梯级上做出有效的反应。 [ 注：一位负责官员表明了它同升级支配概念的联系：“这一政策规定，美国必须拥有抵消性的战略选择，从而在核交火的各不同层次上，侵略都将被击败，或者都将带来超过其所得的承受不起的代价……总的来说，为大规模但非全面的核交火做好准备的需要最适用于这样的形势：一场大规模战争已经开始，而且很可能战术核武器也已经被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苏联继续相信不存在它们的使用在其中可以成功的中间升级层次。”(Walter Slocombe，“The Countervailing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5，no．4 (Spring 1981)，21－22) ]
1981年，里根政府将上述过程又推进了一个阶段。它宣称自己做的不过是发展为贯彻上届政府的信条所必需的武力。然而，在语调上有明显的变化。它仍然争辩说，如果苏联强行升级，灵活反应就是必需的，但与此同时它也示意，如果美国感到有能力强行升级，西方安全就会得到无限增强。 [ 注：“如果敌人打算进攻，一种使之面临脆弱部位遭到我们反攻的风险的战时战略将增强威慑，有助于和平时期的防御战略。”(国防部副部长Fred Iklé，“The Reagan Defense Program： A Focus on the Strategic Imperative，” Strategic Review〔Spring 1982〕，15．)对于卡特与里根各自的计划之间关系的一项讨论，见 Jeffrey Richelson，“PD－59，NSDD－13 and the Reagan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Program，”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6，no．2 (June 1983)。 ] 一些民间战略家发展了这一论辩逻辑，指出由于美国已承诺为支持盟国而首先发起核交战，因而它需要对这些交战可能导致什么有思想准备。 [ 注：Colin Gray and Keith Payne，“Victory is Possible，” Foreign Policy，no．39 (Summer 1980)． ]
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在升级阶梯的各不同层次上实际行使支配的可能性问题得到了详尽无遗的讨论。我们已经注意到，为扭转欧洲陆战进程，有使用经过改进的战场核武器的种种建议。这在欧洲人中间极少获得赞同。升级的下一阶段被称作中间层次的升级。在此涉及的是一部分以西欧为基地的美国武器，它们能够打到苏联，或者能够打击那些旨在威胁西欧国家的苏联武器。这些武器为一场激烈程度罕见的、关于整个核武器问题的公众辩论提供了焦点。北约在1979年协议的一项计划要将新的远程导弹引人西欧，其欧洲批评者指责它是美国准备在欧洲发动有限核战争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指责的讽刺意味在于，此等武器完全不适于贯彻此种战略。它们在战略核交火与欧洲陆战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并且以这一方式——用行话来讲——成为耦合性的。如果美国渴望防止一场未来的核战争，那么所需的是不去威胁苏联领土。因此，对该计划的批评反映了人们广泛认识到升级支配概念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同样广泛的对于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不信任)，然而实际上它损害了两个超级大国将核战争限制在盟国领土上的任何计划。 [ 注：Andrew Pierre，ed．，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 (New York，1984)． ]
在美国国内导致最多争论的那个升级层次关系到对美国陆基导弹进行洲际攻击的可能性。争辩者称，美国洲际导弹被摧毁，就将使美国丧失以同样手段做出反应的能力(其余的美国武器系统还不够精确)，如此就会迫使升级过程进至无法承受的层次——以城市为打击目标的核交火。一位作者由此提出，固定的陆基导弹的这种脆弱性是“一件如此严重的事情，以致一旦预见到这一点，就应当对战略信条作根本性的重新审议”。 [ 注：Colin Gray，The Future of Land－Based Missile Force (London，1978)．又见Paul Nitze，“Deterring Our Deterrent，” Foreign Policy，no．25 (Winter 1976－77)。 ]
很难解释为什么这脆弱性如此重要。对一名苏联规划者来说，发动这么一种攻击风险巨大：无论他的导弹在理论上能力如何，他也无法确保它们会像宣传的那样履行其任务；始终存在美国人一有警报便发射导弹的风险；而且，完全无法保证美国的反应有所克制，特别是因为已明确预见到这种“有限”核打击将导致干百万美国人伤亡。 [ 注：United States Congress，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The Effect of Nuclear War (Washington，D．C．，1979)；John Steinbruner and Thomas Garwin，“Strategic Vulnerability：The Balance between Prudence and Parano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50，no．1 (Summer 1976)． ]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趋于围绕一种新型导弹进行，那就是MX导弹，或曰“实验性导弹”(Missile Experimental)，它不仅要有足够的进攻能力，可以提供不可抗拒的打击军事力量选择，而且要具备苏联袭击之下的相对不可毁伤性。这两项要求中的第二项证明简直无法达到，除非付出巨量经费和极大努力。 [ 注：John Edwards，Super Weapon：The Making of MX (New York，1982)． ] 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总统委员会眼界宽阔地考察了洲际导弹的易受毁伤性问题，终于结束了这一追求。 [ 注：“尽管我们洲际导弹的生存能力眼下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被孤立地看待时尤其如此)，但如果我们没有海上弹道导弹潜艇部队和轰炸机部队，问题就会严重得多。”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rategic Forces 〔Washington，D．C．，April 1983〕，7．) ]
在上述每个场合，每个超级大国在获取和利用升级支配的任何努力中都面临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倾向于损害下述设想：升级支配也许可以充作一种有效的核战略的基础。对于进行无论何种持久核作战的实际可行性所作的其他研究，也趋于肯定这个看法。 [ 注：Desmond Ball，Can Nuclear War Be Controlled？ (London，1981)；Paul Bracken，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Nuclear Forces (New Haven，1984)． ] 里根政府越是坚持能够有效地进行这种作战的设想，怀疑者就越是重申西方到头来仍然在依赖“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维持其安全。 [ 注：例如见西奥多·德雷珀与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对话，载于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重刊于德雷珀的著作：Theodore Draper，Present History：On Nuclear War，Détente and Other Controversies (New York，1983)。Robert Jervis，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Ithaca，1984)一书反对升级支配，明确地赞成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 ]
因此，到80年代中期，即广岛和长崎被摧毁后40年，核战略家们依旧未能提出任何令人信服和不完全违背常识常理的方法，以便一旦威慑失败就使用核武器。他们甚至也未就倘若威慑要持续下去、发现这样的方法是否必要的问题达成共识。核战略的基本两难困境仍然像先前任何时候一样不可克服。如果说有任何共识的话，那就是只要有较强的常规力量，从而较少依赖核武器，西方的安全问题就会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