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第二十四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20世纪前半期美国和日本之间敌对和最终武装冲突的中心问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强国是死亡还是复生。美日两国所以在1941年彼此开战，原因在于它们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战略不可调和。双方都对中国存有幻想，而且都在二战以前和二战期间形成了不现实的对华政策。日本推行大陆军事战略，将其大部分的作战力量投入中国，美国则侧重于对日海上战略，赋予中太平洋作战优先地位。这两者塑造了远东战争的进程。战后，它们都担忧共产主义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扩张，这对战后美日和解至关重要。
1941～1945年的战争对双方早先的战略思维提出了挑战，需要每一方调整自己的重点和计划，以适应新的、不可预测的形势。因此，这里不仅要考察战争年代日本和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而且要在开战以前40年的背景下这么做。我们的讨论将区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国家战略指的是使用一切必要的资源——政治、外交、军事、技术、经济、宣传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军事战略则是指使用武装部队、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达到国家政策目的。
一
19世纪后期，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它们结合起来导致了亚洲人对西方在亚洲利益的首次强有力挑战。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发展和军力膨胀同步，日本走上帝国道路。19世纪70年代取得琉球群岛和千岛群岛之后，它在1894～1915年期间有力地再度扩张：在前后两场战争中大败中国和俄国，攫取了台湾、佩斯卡多尔列岛(澎湖列岛)、朝鲜，连同满洲(中国东北)和萨哈林岛(库页岛)的一部分；同英国谈判，缔结了英日防御性同盟；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和中太平洋的殖民地；确立了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而且几乎使这个正在经受革命折磨的国家成为日本保护国。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似乎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殖民列强碰撞的道路，特别是在凡尔赛和会拒绝将日本倡议的种族平等条款纳入国际联盟盟约之后，而日本民族自豪感就此遭到的侮辱被美国排日的移民法进一步加剧。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居然从与西方对抗的道路上退了回去，参与将威尔逊的国际和谐理想付诸实施。它成了国联理事会中惟一的非西方理事国；日本法官在国际法院发挥杰出的作用；在改善东西方文化关系和促进国际自由贸易政策之类问题上，它在国联各委员会和其他国联机构里的代表一般持进步立场。日本的经济外交在经济相互依存、一体化和贸易互利的框架内，越来越由同其他主要工业国合作的原则支配。从侵略性的扩张主义转变过来，日本将在山东的德国殖民地交还中国，从苏联远东地区撤军；参与签署规定削减海军、尊重中国政治完整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太平洋列强之间争端的华盛顿会议诸条约，并且成为关于废弃战争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成员国。随着政党和工会的兴起以及选举权的大扩展，2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以自由民主趋势为特征，与此同时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似乎消退了。日本在国内和国外两方面似乎正沿着符合西方、特别是英美思想的方向前进，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保障和平、争取国内稳定和实现繁荣。 [ 注：Ryusaku Tsunoda et al．，comps．，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New York，1958)，718－758；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3(Cambridge，Mass．，1965)，17－22，222－223，300－303；Roger Dingman，Power in the Pacific：the Origin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1914～1922(Chicago，1976)，63，194－195，218． ]
1929～1930年，大萧条降临，很快就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带来了巨大变化。国内经济困苦，生死攸关的对外贸易瘫痪，20年代浮现的开明温和的政治势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所有这些问题折磨着日本。做过一些徒劳无功的国际合作努力后，西方工业国家在应付萧条方面转向各行其是。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大国，作为日本当时与之有密切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美国率先采取损害其贸易伙伴的孤立主义经济政策。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经济危机重新占据上风，日本从而猛地奔入了一个反动的新时期，反对同西方合作，青睐大陆扩张这老药方。陆军是新的侵略扩张的急先锋，它公然不服从东京的文官当局，就满洲(中国东北)挑起与中国的冲突，然后于 1932年征服了这片领土。
五年以后，已由陆军控制的政府带领国家投入一场致命的战争，以攫取最大的战利品——征服中国。日本领导人重新捡起早先的辩辞并加以修补，声称控制中国至关紧要，因为这将为疾病缠身的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市场，向日本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移居地，通过防止苏联可能的对华入侵给日本提供安全，并且给传播优越的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念提供机会。不仅如此，在夺取全中国这一巨大努力中，日本人民将经历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豪的复兴，这将消除经济危机引起的普遍不满。还有两个小心地不予公开的目的：由于战争而成为必要的行政集权化将使新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工业寡头们将从战争生产中获取巨量利润。然而，所有这些利得都有赖于相对迅速地在中国获胜。
日本军队很快就占领了华北和中国沿海地区，包括主要的人口和经济中心，然而并未像预计的那样出现中国抵抗崩溃的局面。日本人被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军阀派系之间长期的激烈斗争所蒙蔽，大大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大大低估了互相分裂的政治集团进行即使是各自为战、但仍然有效的动员和防御的能力。到1938年末，日本发现自己已陷入一场消耗战，其兵员和军用物资以惊人的严重程度被吮吸进去，却看不到任何决胜的前景。南京的傀儡政权在中国人中间争取日本事业的投靠者方面证明几乎全无用处，与此同时东京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订立城下之盟的企图也不成功。 [ 注：Akira Iriye，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Cam－bridge，Mass．，1981)，2－16，28，34－39，49；Saburo Ienaga，The Pacific War：World War Ⅱ and the Japanese，1931～1945(New York，1978)，57－96． ]
随日本的后勤供应由于对华战争的僵持而接近危急状态，东京开始制定计划，要夺取对东南亚的巨量资源(石油、橡胶、铝矾土、锡以及其他战略物资和粮食)的控制。在呼吁朝鲜人、满洲(中国东北)人和中国人以泛亚团结反对西方干涉并实行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之后，日本政府现在宣布决意创建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它将包括东南亚。1939年初，日本首次进入南中国海，夺取了海南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西沙群岛)。随翌年夏天法国的陷落，日本军队开始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建立基地，为未来的南进行动作准备。日本分别与东印度群岛荷兰当局和美国政府谈判，以取得维持在华作战所需的战略物资，然而徒劳无功。为了取得盟友和在征服东南亚期间保护自己的侧翼(东京方面认为征服东南亚绝对必要，但也很可能激起与英美的战争)，日本于1940年9月同德国和意大利缔约，结为轴心国，并且与翌年春天同苏联签署了一项中立条约。1941年年中，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年12月，旨在夺取东京所谓的“南方资源区”的主要作战行动终于开始。日本为试图重整和决定性地完成在中国的战争努力，不惜孤注一掷地同英美较量。 [ 注：Robert J．C．Butow，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Princeton，1961)，133－163；Hilary Conroy，“Nomura Kichisaburo：The Diplomacy of Drama and Deception，”Diplomats in Crisis：United States－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1919～1941，edited by Richard D．Burns and Edward M．Bennett(Santa Barbara，Calif．，1974)，297－316；Basil Collier，The War in the Far East，1941～1945：A Military History(New York，1969)，94－97． ]
在日本军事战略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演化过程中，陆军和海军形成了特定的轻重缓急安排和战略计划，它们与国家政策(惟20世纪 20年代例外)蕴含的大陆扩张目标一致。虽然日本在地缘政治方面类似于英国，即作为岛国，邻近传统上怀抱敌意的大陆诸国，但是从 1868年明治维新往后，日本领导人一直不将他们的国家设想为一流海上强国，而是设想为东亚大陆霸权国。他们把陆军看成实现大陆霸权的首要工具。海军将负责运送、供应、支援和保护陆军，并且为其主要作战基地——日本本岛提供安全。尽管世纪之交在与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海军打赢过几场海战，特别是在对马海峡战胜了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然而直到1941年为止，日本的海军战略家们一直按照舰队的作用在于辅助地面作战来制定规划，没怎么研究舰队远离本国海域的大规模进攻作战。由于舰队的主要使命是辅助地面部队，因而当不可避免地要在海上重大冲突中让舰队去冒险时，却没有现成的计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日本的海军建设一般反映了当时的流行取向，强调战舰速度和火力发射频率，而不强调装甲厚度。在这个时期里，日本海军成了水下作战和海军航空兵发展的领先者，然而潜艇和航空母舰仍旧大致被看作陆军作战的支援性武器，而非强有力的进攻性火力装备。
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并不标志对海军传统作用的偏离，因为这次袭击将是一次最小程度地冒险的、打了就跑的行动，攻击部队随后立即被指派去支持在东南亚的地面作战。日本1941年的战争计划不仅要求夺取“南方资源区”，而且要求在其东翼通过太平洋诸岛建立一条防御环带。人们可以预期，日本海军领导人会预料到在美国海军从珍珠港袭击中恢复过来、并且试图截断日本通往南方的海上交通线之后，将发生若干场马汉式的舰队会战。然而，日本人估算美国经济充分动员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到新的追加军舰送交美国太平洋舰队时，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环带将强大得足以阻遏或击退任何突入企图。 [ 注：Alexander Kiralfy，“Japanese Naval Strategy，”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Princeton，1943)，457－458，462－464，478，480－484；Clark G．Reynolds，“The Continental Strategy of Imperial Japan，”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09(August 1983)，66－70；Stephen E．Pelz，Race to Pearl Harbor：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and the Onset of World War Ⅱ(Cambridge，Mass．，1974)，25－40；Asada Sadao，“The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etions，1931～1941，edited by 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New York，1973)，225－259． ]
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六个月里，日本赢得了辉煌的战术性胜利，但它的早期战略错误比误算美国的工业动员能力更严重。首先，日本如果绕过极少有它需要的那些经济资源的菲律宾，本来很有可能夺得“南方资源区”而不激起美国参战。不仅如此，尽管日本的长期计划规定夺取东南亚之后同西方对手谈判解决，然而它一上来偷袭珍珠港的背信弃义性质如此强烈地激怒了美国公众，以致不仅以后的谈判成为不可能，而且英国领导人害怕国内的公众和政治压力可能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将对德战争作为战略优先的承诺。还有，日本的意图是只打一场有限战争来控制东南亚，而且东京没有准备替代性战略；如果这个计划出错的话，日本缺乏对西方进行总体战的资源。到1941年末，日本的战略已从征服中国转向夺取“南方资源区”，并且最终对美国及其盟国开战。这一困境从何而来？来自1941年时担任驻美大使的野村海军上将后来所称的“日本主要癌症”，即军方脱离文官控制而独立。到日本与西方开战之际，日本的军事战略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它与日本的国家战略截然相背。 [ 注：Gordon W．Prange et al．，At Dawn We Slept：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New York，1981)，547－550，582－583；Pelz，Race to Pearl Harbor，212－28；Louis Morton，“The Japanese Decision for War，”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80(December 1984)，1325－1336． ]
二
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为现代强国，与此同时美国崛起为太平洋上最新的帝国主义竞争者。到1898年，美国国旗已飘扬在太平洋北端的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还飘扬在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夏威夷群岛以及从夏威夷延伸到萨摩亚的一系列中太洋和南太平洋小岛上。然而，是夺取菲律宾使得美国的领土和安全利益扩展到了日本帝国的边缘。由于拒绝在菲律宾群岛驻扎充足的防御部队，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05～1917年期间的一些双边协定中，对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主义行动让步，日本则反过来在其中保证尊重美国在菲律宾的地位。实际上，菲律宾成了日本事实上的人质，用来迫使美国勉强同意其扩张主义。
美日外交关系中的主要争执是门户开放政策，它由国务卿海约翰在世纪之交首次宣布。其后40年，它的主要原则构成美国远东政策的关键：维持中国的独立、主权以及领土和政治完整；为所有从事对华通商和工业交往的国家确立均等的机会。华盛顿向东京发出的首次强烈外交抗议缘自1915年日本变中国为其保护国的企图。在1922年的“九国公约”中，门户开放政策获得了多边国际认同，但美国依然是关心维护中国完整的主要西方国家，虽然直到1939年为止，外交压力和道义劝说、而非军事或经济制裁是美国对日本侵害中国的惟一反应方式。日本入侵满洲(中国东北)时，美国带头拒绝承认日本对该领域的攫取。此后日本进行对华征服时，美国到1939～1941年期间已采取贷款、救济援助、租借物资供应和美国志愿战斗飞行队等形式援助中国。美国还废除了美日商约，并且作为对日本继续侵略中国和进军印度支那的反应，开始逐步对日禁运石油、钢铁和其他战略物资。1941年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外交谈判由于带根本性的中国问题而反复破裂。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不肯在日军全部撤出中国这一点上妥协，那是进一步解决美日两国间争端的先决条件。
1941年以前，美国在远东的国家战略有四个基本目标：准备让菲律宾独立；确保中国市场向美国商人开放；维持对美国工业重要的东南亚原料输入；运用除武力以外的各种手段遏阻日本在这些地区的扩张。尽管对菲律宾的治理比亚洲的其他殖民政权进步，但这个群岛自1935年获得联邦地位后，非常缺乏政治稳定、经济自立能力和足够的防卫。美国对中国市场的着迷与现实相距甚远，因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微乎其微，而美国与亚洲的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却稳步增长。就像18世纪70年代往后养成了同法国人民和睦相处的幻想那样，美国人养成了一种同中华民族有特殊友谊的错觉——这是一种缺乏实证支持的奇怪理念，但也在华盛顿的官场盛行。1939～1941年期间，罗斯福总统开始怀抱另一个将大大影响政策的幻想：中国在亲美的蒋介石领导下，正走向复兴大国地位。在东南亚，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把美国看成欧洲殖民霸主的一丘之貉，因为美国为了保持获取该地区的资源，继续默许对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民的殖民盘剥。美国倾向于对日本侵略行动作单边反应，而非通过集体行动，并且倾向于依靠在30年代越来越显得无效的道德主义外交。直到炸弹开始落到瓦胡岛和吕宋岛上的美国军事基地为止，罗斯福及其幕僚始终不清楚美国公众是否会支持用武力制止日本侵略。 [ 注：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New York，1978)，22－24，40－45；Fred Greene，“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1904～1940，”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67(January 1961)，354－377；Samuel E．Morison，The Two－Ocean War：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Second World War(Boston，1963)，3－45．又见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Cambridge，Mass．，1964)． ]
1941年以前的美国军事战略形成于20年代初期，那时华盛顿的陆军和海军两部的战争规划司开始修改1914年以前的“彩色战争计划”系列，它们包括某些假定的情势设想，其中一种颜色是美国若遭到一个特定国家进攻就将被启用的战略计划的代号。例如，红色代表对英战争计划，绿色代表对墨西哥，黑色代表对德国，橙色代表对日本。这些计划在规模上有限，仅仅很肤浅地注意到后勤方面，全无从事联盟战争的规定，全无构想总体战或全球战争状况的内容。它们对当前和未来国际力量组合的判断不现实。被认为最有可能派上用场的是橙色计划，但它是按照一场只是美日两国之间的冲突设想的。
在其1924～1938年对于橙色计划的多次修改中，华盛顿的规划人员总是设定美日战争将主要是海战。到30年代，他们已经设想一场旷日持久、代价惨重的太平洋战争，美国在战争初期就丢了菲律宾。在陆海军联合规划会议上，海军发言人希望优先进行由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为前锋的横跨中太平洋进攻，夺取日本委任统治地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三大群岛，确保珍珠港和马尼拉之间的海上航线。陆军规划人员争辩说：美国目前在菲律宾的兵力太弱，仅由少量陆军和陆军航空兵以及弱小的亚洲舰队组成，在日本人的大规模攻击下无法守住该群岛；若在战争初期增援或夺回菲律宾，就将损伤惨重并且徒劳无功；因此，美军应当撤至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巴拿马的较能防守的基地。但是，海军的战略家们打算要让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以西发挥突出的作用，拒不同意从菲律宾撤军。
经过三年的僵持之后，陆军和海军的规划人员彼此妥协，在1938年拟就了橙色计划的最后一个主要版本。尊重陆军规划者的意见，规定进攻性作战和海军早早进军西太平洋的地方被删去；与此同时，为了使海军满意，取消了陆军部代表长期坚持的、要在夏威夷以西履行进攻性使命就需由总统授权的规定。修改后的橙色计划要求美菲部队尽可能久地坚守马尼拉湾入口，然而几乎完全未提供它们能迅速得到救援的希望，因为没有规定海军多长时间将抵达菲律宾。如同美国国会既不想放弃该群岛、又不想为其恰当的防御提供资金，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规划人员无法解决菲律宾战略安全的两难困境。 [ 注：Louis Morton，Strategy and Command：The First Two Years．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此后简称为USAWW2)：The War in the Pacific(Washington，D．C．，1962)，2l－44；Grace P．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Ⅱ：The War Against Japan(Annapolis，1982)，4－8；Waldo H．Heinrichs，Jr．，“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载于Pearl Harbor as History，edited by Borg and Okamoto，197－223。 ]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在欧洲爆发时，华盛顿的规划人员正在拟订新设想的“彩虹计划”系列，其中包含五项计划，规定几种涉及不同的交战国联盟的战争形势，这些联盟分别在若干个战区作战。新计划是对彩色计划系列的改善，因为它们讲求现实地按照存在友好联盟和敌对联盟的背景情势，连同美国可能单独作战而无盟国的形势，来规定美国的战时作用。第五号彩虹计划最接近战争中实际发生的联盟组合和战区分布状况。在太平洋，它设想很快就丢了菲律宾，而且对日本进行战略防御性作战，直到英美主要兵力能在击败德意两国之后，从更优先的欧洲战区脱身。1940年下半年，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的“猎犬计划”备忘录——这位海军作战部长的一项战略研究——也要求将战争重点定为打击轴心国集团的欧洲成员国，就如翌年春天的ABC－1报告那样，该报告出自英美军事参谋人员在华盛顿历时几个月的秘密会商。以轴心国当中德国最危险为前提，ABC－1报告的起草者们强调英美在规划和作战方面要形成密切协调，主张确定将英美军事资源优先投入对德作战。1941年5月，华盛顿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批准第五号彩虹计划和 ABC－1报告。它们虽然在美国参战以前未经罗斯福总统正式认可，但成了决定此后四年英美同盟主要战略方向的基础。 [ 注：Morton，Strategy and Command，67－91；Hayes，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8－15； Forrest C．Pogue，George C．Marshall，(该书至今已出三卷)(New York，1963－)，2：122－127；T．B．Kittredge，“United States Defense Policy and Strategy，1941，”U．S．News and World Report，December 3，1954，53－63，110－139。 ]
这样，尽管日本侧重于大陆军事战略，而且美日外交分歧主要源于中国问题，但是美国战争规划者们自20年代以来始终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一旦与日本交战，美国将实行一项海洋战略，由海军在决定性的中太平洋攻势中发挥主要作用。规划者们的分歧主要在菲律宾的战略地位问题上。尽管他们关于太平洋海战的总概念非常清楚，并且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始终一贯得到坚持，然而战争一旦爆发，其他因素将开始发挥作用，使得实行德国第一战略和太平洋海军战略比想象的困难。
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美国人一般将日本视为一个像其轴心国伙伴那样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然而实际上日本与德意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远大于其相似性。日本所以被轴心国吸引，是由于一系列原因：日本人对他们以前经历的民主政治普遍失望；人口压力使得获取“生存空间”的强烈要求经久不衰；经济大萧条期间他们的经济受到比大多数国家更广泛、更深远的冲击；他们怀抱自己是个在国际上一无所有的社会的强烈感觉，未得到更成熟的工业国家的平等对待，此外还强烈恐惧共产主义。到30年代末，日本已经被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主宰，然而这两者都不大像纳粹主义或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下的同类现象。没有一个日本首相(甚至东条英机)拥有阿道夫·希特勒或本尼托·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权力。在轴心国的互相关系中，日本领导人发现他们的柏林和罗马同行从来没有理解他们的帝国制度的性质，也从来没有理解日本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和遗产以及他们的泛亚主义概念。种族主义也助成轴心国的欧亚成员不能建立密切的战时联系。
日本的利益在柏林和罗马实际上被漠视，其在华行动和太平洋作战从德意两国政府看来似乎对欧洲和地中海作战战略没有什么意义。与英美领导人在军事规划方面的密切协调截然相反，日本战争规划者与欧洲轴心国战争规划者之间几乎全无趋于联盟战略制订的合作。两项较早的轴心国关键性战略决定——德国入侵苏联与日本袭击珍珠港——是单方面做出的，令其他轴心国成员大为吃惊。德国和日本倘若进行彼此协调的战略规划，本来很可能会突显出它们共同的长期利益，那就是联手集中力量首先击败苏联，然而两国政府都不愿意为了谋求共同战略目标而让自己的国家利益退居次席。当希特勒军队突入苏联的欧洲边界时，倘若日本打击苏联远东地区，战争的进程也许本会大不相同。轴心国未能发展出联盟层次上的战略规划，特别是对苏战略规划，这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几乎和美英成功地塑造了它们的联盟战略一样重要。 [ 注：Maruyarna Masao，Thought and Behavio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edited by Ivan Morris(London，1963)，90－95；Carl Boyd，The Extraordinary Envoy：General Hiroshi Oshima and Diplomacy in the Third Reich，1934～1939(Washington，D．C．，1980)，passim；Frank W．Iklé，German－Japanese Relations，1936～1941(New York，1956)，111－118；Paul W．Schroeder，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1(Ithaca，1958)，126－153． ]
日本在与西方开战之前，未能在大陆上打破军事僵局，而当美国横跨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发动双重攻势时，它变得急于在中国谈判出一项解决办法。1943年，日本当局做出停战建议，通过其傀儡政权转达给在重庆的国民党和在延安的共产党。日本表示可做的让步包括日军撤出，终止日本的经济势力范围，援助中国的复兴计划，中日签订协定相互尊重领土及政治完整，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协作，并且合作维护和平与稳定。中国为得到这些让步，需要停止敌对行动，并且断绝与英美联盟的关系。日本以前想征服中国，但现在战争的严酷必需迫使它尝试缓和，甚至在一项基于泛亚主义的呼吁中，竟建议中国加入对英美的战争。日本战争目的急剧变化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以致不能当真接受。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继续恳求西方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人则继续确信自己终将既战胜日本人，又战胜国民党。除1944年日本的华南攻势捣毁了一些美国B－29轰炸机基地之外，对华战争断断续续，久拖不决，使太平洋战场急需的大量日军难以脱身。 [ 注：Iriye，Power and Culture，47，63，90－97，110－112，223－225；Ienaga，Pacific War，72－96．130－142，16S－171．最近的研究为Dick Wilson，When Tigers Fight：The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New York，1982)。 ]
同样，在东南亚，日本人大致未能说服当地人相信他们真诚地信奉自己喊的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早期的军事胜利很大程度上驱除了东南亚人当中关于白人优越的幻觉，日本在被占领地区的宣传则不断地提醒人们日本将他们从白人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指出亚洲人在价值观体系方面与其前殖民主子的区别，并且强调加入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天大好处。但是，随着占领的继续，越来越多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人、泰国人、缅甸人、越南人和菲律宾人对日本人的压迫和剥削方式心生厌恶，后者像白人殖民者当中的最恶劣分子一样残酷地役使当地劳工，一样贪婪地攫取原料和粮食，一样无情地镇压持反对立场的人士。
随着太平洋战局业已发生决定性转折，日本才迟迟试图按照吸引被占领国家较多合作的需要来重新界定其战争目的。1943年秋，在东京举行了有中国被占领区和东南亚被征服国家代表参加的“大东亚会议”。在会上，日本官员主导发表了一项宣言，内容为区域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以及相互尊重与和睦友好，以对抗提倡威尔逊理想主义原则即民族自决和国际关系公平开放的英美1941年《大西洋宪章》。然而，尽管日本极其需要东南亚人民的支持来抵挡盟国在该地区迫在眉睫的反攻，但是被占领地区日本官员和军队照旧表明东京会议宣称的理想与他们的行为有天壤之别，结果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游击队的壮大和游击战的加剧。即使在1944年6月以前，即盟国海空军大力阻断日本的东南亚供应线、游击战蓬勃高涨以前，“南方资源区”已经变得更多的是日本的一项负担，而非它的一笔资产。 [ 注：Iriye，Power and Culture，64－66，72，118－121，153－154；Ienaga，Pacific War，163－180．又见Joyce C．Lebra，ed．，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Ⅱ：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New York，1975)；Harry J．Benda，The Crescent and the Rising Sun：Indonesian Isla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1942～1945(The Hague，1958)。 ]
到1944年年中，东条内阁在其国家战略的所有战时目标方面都已失败：轴心国条约证明几乎毫无价值；无论是靠武力还是靠外交，都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取得东南亚战略资源的通道被切断，在那里的日本军队面临广泛蔓延的民众不满和迫在眉睫的盟国进攻。随是年7月日本人在马里亚纳群岛战败(B－29轰炸机群由此首次获得空袭本州的基地)，东条内阁垮台，小矶国昭将军为首的内阁取而代之。小矶内阁以及 1945年4月继任的海军将领铃木贯太郎内阁非但没有认识到战争已经毫无希望，应当试探同美国及其盟国和谈——就像某些老资格的日本国务家私下希望、但因为仍然害怕军国主义者而不敢公开敦促的那样，反而制定了堂吉诃德式的目标，即离间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关系，利用苏联调解获得令人满意的对英美和平条件。这些外交徒劳中止于1945年8月，其时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迅速击溃在满洲(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日军。打算利用莫斯科从战争中救出一点什么：这是军国主义者在垮台以前的最后、也最愚蠢的图谋。 [ 注：Robert J．C．Butow，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Stanford，Calif．，1954)，112－141；Iriye，Power and Culture，86－89，182－183，235－236，242－248． ]
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统帅部明显缺乏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着的战争环境的灵活性。它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个世纪以前明确表达的那个原理：“国务家和军事统帅必须做出的首要、至高和最为影响深远的判断，是确定……他们在投入何种性质的战争；不要将它误认为、也不要试图将它转变为某种与其性质不同的东西。”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revised edition(Princeton，1964)，88． ] 日本人长期以来是在大陆战略的框架内规划战争，迟迟没有认识到这场与西方打的新的战争将主要由他们最强大的敌人——美国使用的海洋战略来塑造。虽然到1942年年中在太平洋已被迫采取守势，但日本未将自己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抵抗美国的进攻。虽然驻满洲(中国东北)的强大的关东军失去了一些被调往太平洋防御的精锐部队，但在部署于日本本岛以外的320万兵员中，有180万、或总数的56％到1945年8月初仍驻扎在中国和满洲(中国东北)。1942～1945年期间，日本在中国前线的陆军和空军就其基本上是相持性的作战(惟1944年的华南攻势例外)而言，不必要地过分强大。到东京决定将大量部队从中国和满洲(中国东北)调往太平洋时，美国海、空军已经获得了西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使得日本往南的海上运兵损失惨重，并且最终完全阻断了这一增援。 [ 注：Charles A．Willoughby，ed．，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4 vols．(Washington，D．C．，1966)，1：458－460，464，2：64－65，3：66． ]
日本的军事战略家们不仅过晚才将太平洋战场置于更优先地位，而且误判了美军哪一路推进更具威胁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自吹自擂有助于他成为美国战时头号英雄，然而他的宣传运动，连同他在战场上起初的成功，也导致东京更多地集中于旨在抵挡其西南太平洋推进的防御措施，而非集中于抗击切斯特·W．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部队在中太平洋的攻势。日本关注麦克阿瑟的攻势有一定道理，因为它接近“南方资源区”的心脏，尽管中太平洋攻势实际上对东南亚到日本的所有供应线构成更直接的威胁。不仅如此，在防卫“南方资源区”方面依靠内线作战可能给日本带来的好处，例如从作战基地到前线地带距离较短，又如可拥有向不同地区调动部队的优越的机动性而无虞主要交通线遭受进攻，由于美国人的下列能耐而无法获得：启用新式的远程潜艇；第三舰队独创了海上再补给系统，从而能在西太平洋长时间游弋；马克·A．米歇尔海军中将的快速航母舰队能以900多架飞机发动攻击——所有这些都在尼米兹而非麦克阿瑟麾下。除了1942年6月在中途岛海域和 1944年6月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交战(两战皆告大败)，日本联合舰队不去冒险挑战在中太平洋的尼米兹的舰队群，而是向日军的两项地面作战提供服务和支援，那就是抵挡麦克阿瑟沿新几内亚－菲律宾一线的推进和抗击威廉·P．海尔赛海军中将在所罗门群岛的部队。1944年10月的四次大规模战斗统称为莱特湾海战。在这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战中，日本舰队和美国舰队大搏斗，其实际由来在于日本海军试图发挥其支持陆军的传统作用，当时是要阻止麦克阿瑟攻入中菲律宾。 [ 注：John B．Lundsstrom，The First South Pacific Campaign：Pacific Fleet Strategy，December 1941－June 1942(Annapolis，1976)，196－205；Morton，Strategy and Command，444－453，94－647，584－591；Reynolds，“Continental Strategy，”14－16；C．Vann Woodward，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New York，1965)，7－12，40－41，232－235．下列两部著作在论述战略和作战两方面都饶有见识：Clark G．Reynolds，The Fast Carriers：The Forging of an Air Navy (New York，1968)；Clay Blair，Silent Victory：The U．S．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 (Philadelphia，1975)。又见H．P．Willmott，Empires in the Balance：Japanese and Allied Pacific Strategies to April 1942(Annapolis，1982)；H．P．Willmott，The Barrier and the Javelin： Japanese and Allied Pacific Strategies，February to June 1942(Annapolis，1983)。 ]
与美国战略规划工作在20年代和30年代拟订战争计划时没有充分考虑后勤需要一样，日本人在1941～1945年的战争以前和战争期间也没有较优先地考虑后勤问题。确实，假如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也许会认识到在其东南亚和太平洋征服中，日本扩展过度，它当时和未来的能力不足以生产和分配充分的装备与补给，以供应在大陆和海岛前线的部队。同欧洲战场相比，太平洋上的冲突确实是远距离战争。从爪哇岛上的雅加达到东京，海路为4100英里。日本帝国南缘的最大宽度达6400英里，帝国南端与北端相距5300英里。日本进攻达到顶点时，帝国的海上周长为1.42万英里，显著超过地球周长的一半。如此遥远的距离要求有最佳的海运和远程空运能力，然而到1943年，日本船只被击沉的数量大于能够建造出来的新船只数量，而且日本人从未拥有过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堪与美国相比的远程飞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由于不能维持其远程后勤供应线而大受妨碍。在地面作战中，这由于陆军部队对于某些种类的后勤需求较低而多少被抵消了，它们的机械化程度和生活水平一般不如同类的美国部队那么高。
当日军往西进入缅甸、往南进入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时，他们遇到了严重的后勤困难：供应中心距离遥远，不良的地形和气候对人员和物资都有持续不断的有害影响。补给和装备很快就恶化，建造机场、港口和其他军事设施需要巨大的工程能力。在为克服这些挑战所需的技术和工程技能方面，日本人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西方对手。在策划进军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时，东京没有考虑到这一后勤方面。
也许更重要的是，日本忽视了军事战略的重要附属成分——医疗后勤。结果，在“南方资源区”及其防卫环带内遇到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使疾病造成的部队损伤大得惊人。等待着双方的是一大堆疾病，例如(仅列举少数几种)疟疾、登革热、杆菌和阿米巴痢疾、灌木丛斑疹伤寒、黄热病。然而，日本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远不及西方强国先进，况且其交通线在战争一年后越来越经常地遭到阻截，因而在前线的日本部队苦于少有或根本没有医疗设备和药品。
在太平洋岛屿战中，日本人在某些方面胜过他们的美国及盟国对手：他们证明更适应陆上和海上的夜战，使用于战斗而非保障和支援的人员比例较高，而且在规模和火力相似的部队彼此交战时，一般显示出比对手有更强的战斗意志。他们还逐渐懂得，对于得到占压倒优势的海空军火力支援的登陆攻势，一种更有效的防御办法是形成犬牙交错的阵地，而不是在海滩上消耗兵力。到进行冲绳战役时，他们已掌握了这种防御技巧，但为时过晚，无法影响战争进程。岛屿防御战略的另一个迟迟才引起注意的方面，是“特攻”即陆、海、空自杀性特种攻击行动的价值。“神风队员”——所曾使用过的惟一较大规模的“特攻”兵力——于1944年末首次投入战斗，显示了毁灭性的潜力。有如在吕宋岛和冲绳附近海域显而易见的那样，美英海军部队从未能想出一种有效防御他们的办法。如果随1942年下半年战局转向不利于日本，早些形成实际上是载人导弹的“特攻”战法，或许可以想象它会给盟国造成如此惨重的损伤，以致有可能谈判媾和。
另一方面，日本的陆、海、空防御老是各自为战，表明陆军司令部和海军司令部之间严重缺乏协调与合作(空军部队分属陆军和海军)，相比之下美国各军种间的不和乃小巫见大巫。最关键的指挥失能事件之一发生在菲律宾防守战中，山下朋之将军 [ 注：c山下奉文？ ] 虽然领导有方，其菲律宾防守战略明智恰当，但遭几个方面否定而纯属徒劳：被不喜欢他和他的计划的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否定；被在西贡的南方方面军司令否定，此人坚持要为莱特湾进行全面会战，而不是集中兵力保卫战略上更有价值的吕宋岛；也被在马尼拉的海军指挥官否定，后者不服从山下将军的撤退命令，反而将其海军部队投入自杀性的马尼拉保卫战。在许多次陆海空交战中，日军在交战前未能集中兵力，结果是以支离破碎的方式进行时机不当、往往无效的攻击，反映了缺乏远超出眼下战斗区域的联合规划工作。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不现实地以这么一种方式决定保卫一个岛屿：似乎它是个孤立的城堡，而不是一套火力连锁的纵深防御体系中的一个据点。日本的司令官们不去沿着他们的太平洋防卫环带构筑互相支持的岛屿基地群，而是奉命在单个群岛上准备集中防守，而这些群岛互相间距离遥远，交通线又易受攻击。两栖防御和两栖进攻一样，需要陆、海、空部队密切配合，然而到遭遇入侵之际，日本陆军卫戍部队经常是孤军作战，得不到海空支援和补给。简言之，日本没有可行的两栖防御战略来对抗美国的两栖进攻。 [ 注：Willoughby，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1：40－43，2：54－68，3：661－574；Morton，Strategy and Command，235－236；Masatake Okumiya and Jiro Horikoshi，Zero！(New York，1957)，239－254；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2 vols．(Washington，D．C．，1946)，passim．又见Saburo Hayashi and Alvin D．Coox，Kogun： The Japanese Army in the Pacific War(Quantico，Va．，1959)；Raymond J．O’Connor，ed．，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Ⅱ(Annapolis，1970)。 ]
在战争早期，宣传主要是日本国家战略的一个工具。它证明利弊参半。在战争后期，宣传也被用于军事领域，造成了某些绝对不利的结果。开始时，日本宣传的目的在于激励日本人民做出更大的战争努力，并且使亚洲人转而相信“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处。到1943年秋，亦即尼米兹开始在中太平洋推进之际，“南方资源区”的日本守军已遭到一连串失败，其起点是海军于1942年5－6月在珊瑚海和中途岛附近受挫。按照惯例，日本军官向部下灌输忠于天皇和神道的信条，即空洞的武士道。但是，帝国大本营还决定通过宣传和新闻审查来鼓舞士气，修改传达给战场指挥官的一般战况消息。东京报道说日本的敌人不断走向最后失败，战场指挥部则越来越厉害地修改战报，向上级呈报令人乐观的战果。随1944年美军攻入马里亚纳群岛，东京与战地部队之间彼此谎报战局动态的现象显著加剧，结果造成了一种非现实的古怪氛围，有时影响到战略和后勤考虑，因为已经难以分辨什么是神话，什么是现实。战场上的许多日本军人和国内的大部分公众自1943年往后接受了战果辉煌的神话，尽管他们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空袭，因而在日本投降时，他们大感震惊，难以相信。 [ 注：L．D．Meo，Japan’s Radio War on Australia，1941～1945(Melbourne，1968)，26－32；Woodward，Barite for Leyte Gulf，18－20；Butow，Tojo，411－416；Lenaga，Pacific War 98－106． ]
四
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欧洲战场优先的限度内，尽快击败日本；使中国坚持抗战，同时帮助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恢复大国地位，并且使之对美国商业重新洞开门户；恢复美国获得东南亚丰富资源的便利，同时推动英国在欧洲殖民列强中间领先规划殖民地自决，就像美国已经对菲律宾保证的那样；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维持有价值的战时关系；鼓励苏联对日参战；通过主导战时军事战略规划，主导被占领的日本和西太平洋的战后行政和安全安排设计，来维护美国在太平洋事务中增大了的作用。
虽然美国在与英国的共同大战略中承诺首先击败德国，而且到 1945年初已将它的大部分陆军地面部队和陆军航空兵派往欧洲，但是直到1943年秋，美国海外兵力部署仍然向太平洋战场倾斜。在参战的第一年，美国的军事资源主要被用于对日战争，虽然到1943年年中，它的大部分海外水面航运已开始横跨大西洋。尽管如此，1943年12月 31日时，美国军事资源仍是在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间平均分配： 180万军事人员(陆军、陆军航空兵、海军和海军陆战队)、17个陆军师、8800架陆海军飞机和515艘战舰参与对德战争，而190万军事人员、16.5个陆军师和海军陆战师、7900架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机和 713艘战舰被投入太平洋战场。英美关于尽最大努力首先抗击德国的协议所以被打折扣，首先是因为这么一些没有预料到的事态发展：盟国若无更大火力就不能制止日本攻势；美国公众持续地强烈关注打败日本；也许更重要的是，英美领导人迟迟未就大规模跨海峡攻入法国的具体计划和具体时间达成一致。正如在战前规划中预料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主力始终在太平洋，但是陆军地面部队和陆军航空兵在战争的头两年被大量消耗于对日战争，则没有预料到。在影响击败德国的战略规划工作方面，更重要的是太平洋作战占用大量海运、登陆舰和保障部队所造成的后勤危机。 [ 注：Kent R．Greenfield，American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A Reconsideration(Baltimore，1963)，4－5，7；Samuel E．Morison，Strategy and Compromise(Boston，1958)，17－22；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USAWW2：The War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59)，395－401；Richard M．Leighton and Robert W．Coaldey，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1940～1943．USAWW2：The War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55)，13－17，662－668，709－721，732－735；Hayes，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104－120． ]
罗斯福总统怀抱一种定见，即相信中国战时和战后在东亚的巨大潜在作用，导致1942年以后美国加深对中国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卷入，而当时(不无讽刺意味)日本正极力试图减少在那里的牵连。尽管斯大林和丘吉尔贬低中国对盟国事业的价值，美国联合参谋部也往往不同意其总司令关于中国的军事价值的观点，但罗斯福仍以提供美国武器和顾问来努力支持中国的防御努力，特别是支持蒋介石的军队。然而，由于中国战场在英美战略规划中只占很后的位置，加上经过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和跨越缅甸北部的陆路来供应中国有许多困难，美国的援助不足以明显改变中国战局。一项宏伟的计划——从中国基地发动主要的 B－29轰炸机对日空袭证明令人失望。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和其他驻在战时中国的指挥官和外交人员一般未能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也未能促成国共协调以进行决定性的进攻战。罗斯福坚持将中国视为一大盟国，但在影响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状况方面，美国在那个国家的努力并不比日本的同类努力更有效。中国看来决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差不多就像日本人或美国人从来没有在那里存在过。 [ 注：Thorne，Allies of a Kind，170－183，322－327，424－439，563－580；Michael Schaller，The U．S．Crusade on China，1938～1945(New York，1979)，90－99，122－123，171－178；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New York，1965)，3－13，55－62，290－303；Barbara W．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n China，1911～1945(New York，1970)237－98，491－502． ]
美国能得到的其他供应来源和人造制品缓解了它对东南亚战略原料的急需，因而直到1945年里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对“南方资源区”心脏地带进行了仅有的一次突进，那就是入侵婆罗洲。除此以外，盟军主要作战行动皆绕过该地区，在东面和北面包抄，首先骚扰、然后切断它通往日本的交通线。在整个战争年代里，罗斯福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始终唱着反殖民主义高调，加上就菲律宾独立发表一本正经的言论，使得英国人以及法国与荷兰流亡政府恼火。然而，美国不顾自己的革命出身，在日本投降时容忍并协助恢复英、荷、法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而这主要是为了使该地区的自然资源重新流向美国，并且确保西欧支持美国反对苏联可能的战后扩张举动。东南亚在战后的民族主义剧变使得美国基本上陷于同战时一样的两难困境，即在道义上反对殖民主义，同时却被经济和安全纽带拴在欧洲殖民国家那里。有人提出，紧接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本应暂时占领“南方资源区”，这将缓和正在形成中的独立运动的极端反殖民倾向。但是，正如中国所做的那样，东南亚国家很可能会不管美国的努力而走自己的路，尤其因为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承诺大体上只是说说而已。战争期间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设想，一般而言英国人在对日战争中的所有战略立场都受到他们的一项渴望的强烈影响，那就是恢复、甚至扩展他们在战后亚洲的帝国属地。这一想法大有助于加剧英美同盟内部的紧张。 [ 注：Ldye，Power and Culture，24－48；Thorne，Allies of a Kind，224－228，699－730． ]
在对德意两国的战争中，英美战略缔造过程的关键成分是彼此妥协，而在太平洋，联盟战争的战略指挥被美国小心地独占着。1942年初，美国从英国人那里挤出了这一让步，结果英美联合参谋总部将操作太平洋战争的职责委派给美国联合参谋部。在同太平洋战区的各位司令官打交道方面，相应的美国各军种首长作为联合参谋部的执行代表来行事：例如指挥“太平洋海区”(Pacific Ocean Areas)的尼米兹从海军作战部长恩斯特·J．金海军上将那里获得指示和命令，麦克阿瑟则从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那里获得这些东西。 [ 注：Hayes，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88－90；Morton，Strategy and Command，240－244． ]
美国极少放松对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和政策的控制，极少让卷入这冲突的其他12个盟国参与决策，从而激起有时相当严重的联盟关系紧张，不仅同英国如此，同中国、荷法两国流亡政府、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尼米兹的作战基地在夏威夷，而麦克阿瑟的作战基地在澳大利亚——一个战争开始时正试图疏远英国的国家。澳大利亚在提供部队、供应战争物资和予以西南太平洋战区反租借援助(reverse lend－lease assistance)方面变得无可估量地重要。由于其慷慨和重要的贡献，澳大利亚感到自己在决定对日战争的方向上应该有发言权。但是，除了设立一个无关痛痒的“太平洋战争理事会”作为次要盟国的讲坛外，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首领们坚持反对澳大利亚在太平洋战争和战后安排中发挥一种较突出作用的企图。双方的分歧涉及磋商机制的性质、指挥安排、后勤和战略轻重缓急次序以及麦克阿瑟作为战区统帅的权威，它们全都不可避免地被按照美国的目标解决。美国与新西兰之间也形成了类似的关系，尽管新西兰领导人的抗议不像堪培拉的那么大叫大嚷。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将其他对日作战国家当作不平等的盟国对待。鉴于其战时联盟经历，毫不奇怪在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成了联合国组织中小国权利和权力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战争的最后半年，甚至英国在太平洋的地位都已变得如此低下，以致只是经过漫长的谈判，皇家海军部队才被允许在太平洋活动以支援美国海军；金海军上将到头来勉强允许英国加入“美国战区”。 [ 注：Roger J．Bell，Unequal Allies：Australian－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Pacific War (Melbourne，1977)，226－232；Thorne，Allies of a Kind，630－638；Hayes，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262－267，364－369，479－487，645－651；Morison，Two－Ocean War，423－424． ]
如果说日本在战争后期同苏联的调情出于幻想，那么美国对于取得苏联帮助来打败日本的想望至少不切实际。到1944年初秋，尼米兹、麦克阿瑟及其手下规划人员，连同联合参谋部及其规划人员，都已普遍认为空袭和海军封锁不足以迫使日本投降，有必要使用巨量兵力攻入九州和本州。暂定第一场战役于1945年11月发动，第二场于1946年初发动，然而五角大楼与战场司令官们预计这些进攻是艰难的，很可能造成美军大量伤亡。这两群人都赞成苏联进攻满洲(中国东北)，以阻止那里和华北的大量日军增援日本本岛守军。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在其军事幕僚们的支持下，同意斯大林对参战的要价：千岛群岛、萨哈林岛南部、外蒙古、大连、旅顺港以及满洲(中国东北)的主要铁路。这笔交易违背在1943年底开罗会议上对蒋介石做出的领土保证，损害了国民党政权的威望，使得它同西方盟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到1945年7月，随原子弹试验成功，加上有证据表明日本的经济正在迅速崩溃，五角大楼的规划者们已开始重新评估苏联援助的必要性。然而到那时，进攻九州的准备工作已按其自身的势头发展，作战计划正进行最后修订，巨量兵力正集结于从冲绳和吕宋到瓦胡岛的出发基地。入侵计划没有被取消，因而要求苏联帮助的某些理由依然存在。形势的迅猛发展容不得进一步重新考虑：美国使日本遭遇原子战争的恐怖，随即苏军迅速涌入满洲(中国东北)、外蒙古、朝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事后来看，似乎进攻九州的计划一旦拟订，军事战略本质上将占主导地位，而美国国家战略因其接受苏联干涉而被难以解脱地绑在军事战略上面。 [ 注：Louis Morton，“The Soviet Intervention in the War with Japan，”Foreign Affairs，40 (July 1982)，652－666；Schaller，U．S．Crusade，209－212；Iriye，Power and Culture，181－182，220，230－233，241－247，252；Peter W．Vigor and Christopher Donnelly，“The Manchurian Campaign and Its Relevance to Modern Strategy，”Comparative Strategy，2(1980)，163－165． ]
早在1943年，华盛顿的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就着手研究日本被占领后的治理和美国战后在太平洋的安全需要。1944年下半年，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制定在涉及所有这三个部的共同问题上的政策，特别是未来对德日的占领政策。到此时，美国关于日本和西太平洋战后治理的研究已远远走在其盟国前面。旧金山会议批准联合国宪章以前许久，华盛顿就在准备获取西太平洋战略据点，办法是托管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并且缔结关于菲律宾获得行将实现的独立后美国在那里拥有军事基地的协定。
诸如休·博顿和约瑟夫·格鲁这样的日本问题专家在对日占领政策问题上，帮助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形成了一种开明、温和的方针。美国控制的占领机构将通过天皇和现存的政府结构起作用，使得日本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并且使它对于被重新接纳进国际体系和国际贸易框架做好准备。由三部协调委员会起草的占领指令大体基于自由民主概念，只在涉及审判战犯、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时才严厉。然而，东条垮台后的日本政府不知道这种被规划的仁慈的占领，这实属不幸，因为双方的温和派都乐意结束战争，使日本掉过头来，回到20年代那种同西方结成合作性外交和商业关系的立场。 [ 注：Hugh Borton，American Presurrender Planning For Postwar Japan(New York，1967)，3－37；Iriye，Power and Culture，201－202，208－213，225－227． ]
在大多数拟订占领指南的华盛顿规划人员眼里，罗斯福1943年初在卡萨布兰卡宣布的无条件投降政策比日本人想象的灵活得多。后者对该政策的解释是多则消灭他们的人民，少则废除帝国制度和将天皇当作战犯惩处。对于使日本人形成正确理解来说不幸的是，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规划人员在对公众保密的情况下制定政策，而由美国政府和报界公开传布的东西在日本战败后的前景问题上一般都是消极的。主要反映在报刊上的美国公众舆论受到种族主义、种族优越论和战争情结的强烈影响，对日本人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华盛顿的官员们则没有采取任何举动来否认或修改“无投降”政策(the no－surrender policy)，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想招来姑息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的恶名。杜鲁门总统当时听了身边幕僚们的馊主意，从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删去了任何涉及美国政府有意在占领期间保留和利用天皇的言辞，从而错过了向日本发出一个善意信号的机会。从1943年初往后，美国的宣传将美国描绘成立意无可更改地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在三部协调委员会的考虑中没有做此预期，也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然而，美国高级官员以及宣传家们不断耍嘴皮说要坚持这个政策，促成双方拒不进行直接的双边联络，而这样的联络本来或许可能使战争在1945年8月中旬以前许久便告结束。 [ 注：Kazuo Kawai，“Mokusatsu：Japan’s Response to the Potsdam Declaration，”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November 1950)，409－414；Butow，Japan’s Decision，189－209；Hanson W．Baldwin，Great Mistakes of the War(New York，1949)，14－25；Brian L．Villa，“The U．S．Army，Unconditional Surrender，and the Potsdam Declaration，”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63 (June 1976)，66－92． ]
五
1942年3月，联合参谋部发布指令建立两个战区：由麦克阿瑟上将统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和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海区”，后者还将指挥太平洋舰队和中太平洋次战区。这个指令影响美国的太平洋军事战略达三年之久。联合参谋部所以违反统一指挥原则，主要是因为海军反对挑选在该区域的资格最老的将领——麦克阿瑟担任整个太平洋美军的总司令。参谋长们理想主义地宣称，作为一个整体机构，他们将为在整个太平洋的战争规划和作战起最高统帅部的作用。然而，联合参谋部的主席缺乏做主的权威，其职责主要是协调，而它的由各个委员会构成的工作体系逐渐变成了一套复杂笨拙的安排。结果，华盛顿对太平洋战场的指挥变得权力分散，陷于各军种间的纠葛之中，并且受阻于有关修改战区建议和它本身意见的种种辩论和妥协，难以迅速决策。在太平洋战场，没有任何单一的权威有权裁断各战区互相冲突的计划和需求，或者有权协调它们的作战。 [ 注：Hayes，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93－103，265－272；Willoughby，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1：30－31；Morton，Strategy and Command，244－263；Louis Morton，“Pacific Command：A Study in Interservice Relations，”(Harmon Memorial Lecture，U．S．Air Force Academy，1961)，6－29． ] 太平洋战场的大多数高级军官都批评这一体制。麦克阿瑟指责道：“在这次战争所有的错误决定中，也许最不可理喻的是未能在太平洋战场统一指挥……这导致部队各自为战，造成了兵力的浪费、分散与重复配置，结果延长了战争，增加了伤亡和代价。” [ 注：Douglas MacArthur，Reminiscences(New York，1964)，172－173． ] 然而，他没有补充说只有在他本人担任太平洋最高统帅的情况下，他才想有统一的指挥；他也没有提到海军领导有某种正当的理由，不把太平洋舰队托付给他和他的由美国陆军控制的司令部调遣。
橙色计划要求以中太平洋一线为美国进军的惟一方向，然而联合参谋部1942年3月指令为通过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实行两路进攻准备了前提。假如大量日军从中国被重新部署到太平洋，将美国打击力量分割成相隔遥远的两路的战略就不明智。但是，到1943年秋，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指挥的部队已具有压倒优势，因而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攻势沿日本人在太平洋上漫长的警戒线有效地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例如，美国从1943年年中到1944年年中的军事行动表明，分开指挥有其弊端，但也有某些好处，虽然指挥方面的协同常常随意性多于计划性。在1943年夏季到1944年春季的“车轮战役”(Operation Cartwheel)期间，对新几内亚、新不列颠、阿德默勒尔蒂和所罗门群岛发动了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攻势，它们将敌人的空中力量从中太平洋基地吸引过来，从而使得尼米兹的部队能在未遭严重空中抗击的情况下夺取了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另一方面，太平洋舰队从特鲁克群岛到帕劳群岛的毁灭性打击将日本海军逐出了新几内亚以北海域，使得麦克阿瑟的陆军部队能沿荷属新几内亚海岸推进而毋须强大的海军防护。反过来，麦克阿瑟对比亚克岛的进攻吸引了本来打算保卫马里亚纳群岛的日本空军。1944年6月，中太平洋部队攻入塞班岛时，正值日本第一机动舰队准备从马鲁古群岛护送运兵船到新几内亚西北部，并且攻击麦克阿瑟在比亚克岛的滩头阵地和美国第七舰队的少量支援部队。一听到尼米兹进攻塞班岛的消息，日本舰队急速驶向东北，结果在菲律宾海战役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完全征服了荷属新几内亚。 [ 注：E．B．Potter and Chester W．Nimitz，Triumph in the Pacific：The Navy’s Struggle against Japan(Englewood Cliffs，N．J．，1963)；101－103． ]
到1944年春季，太平洋战场上吸引联合参谋部关注的问题已经是：在直接进攻日本本岛以前，是吕宋岛还是台湾构成更好的入侵目标？金长时间以来一直反对在菲律宾登陆，而且马歇尔和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H．阿诺德上将到1944年5月已认为，经过吕宋岛推进要比从马里亚纳－台湾方向推进速度慢，而且损失大。麦克阿瑟则宣称，人道、政治和战略考虑都要求夺取吕宋岛。罗斯福总统和海军上将威廉·D．李海在1944年7月的珍珠港会议上似乎都赞成麦克阿瑟的论辩。参谋长们继续就目标选择问题进行辩论，直到是年10月初金、尼米兹和他们手下的规划人员得出结论：近期内进攻台湾在后勤方面不可行。因此，联合参谋部指令授权攻入吕宋岛。正如该计划的反对者担心的那样，就美军阵亡数而言，吕宋战役成了太平洋战争中代价最高昂的战役。征服吕宋是否必要或许仍然可以争辩，但是对其他战役大概也可以提出是否必要的问题，特别是入侵帕劳群岛。事实上，其必要性未曾遭到质疑的岛屿进攻战只有马里亚纳战役。 [ 注：Robert R．Smith，“Luzon Versus Formosa，”in Command Decisions，edited by Kent R．Green Field(Washington，D．C．，1960)，461－477；Pogue，George C．Marshall，3：451－454； Thorne，Allies of a Kind，605－624；Clark G．Reynolds，“MacArthur as Maritime Strategis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32(March－April 1980)，81－82；D．Clayton James，The Years of MacArthur，3 vols．(Boston，1970－85)，2：521－542． ]
在其1943～1944年从新几内亚东北到莫罗泰岛的列次战役中，麦克阿瑟极为杰出地将相对不足和不平衡的后勤支援利用到最大限度，依靠精明的包抄使日本据点无法伤害美军。但是从1945年初开始，当他拥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足的供应时，他便下令在吕宋岛以南进行显得无关宏旨的战役。尽管美国第六集团军在吕宋岛与山下朋之麾下强大的日军作战时需要增援，麦克阿瑟却派美国第八集团军去攻击菲律宾南部被绕过的敌军要塞。他不听在华盛顿的规划者们劝告，调遣澳大利亚第一军去婆罗洲，结果这支军队在夺取打拉根、文莱湾和巴厘巴板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他还命令澳大利亚第一集团军去肃清布干维尔、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东北孤立的敌军，结果同样伤亡惨重。联合参谋部假如预料到麦克阿瑟在吕宋岛以南的作战行动，可能就会同意金的要求，即在征服荷属新几内亚之后停止西南太平洋攻势。 [ 注：Robert R．Smith，Triumph in the Philippines．USAWW2：The War in the Pacific (Washington，D．C．，1963)，363－364，389，539，584－585；Gavin Long，The Final Campaigns．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39～1945，series 1(Canberra，1963)，43－44，389，547，609； Samuel E．Morison，The Liberation of the Philippines：Luzon，Mindanao，the Visayas，1944～1945．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vol．13(Boston，1959)，214；D．Clayton James，“MacArthur’s Lapses from an Envelopment Strategy in 1945，”Parameters，10(June 1980)，26－32． ]
尽管联合参谋部在所谓中缅印战区设立了美军指挥机构，但美国人对该区域的军事战略的贡献微不足道。它在后勤供应方面被赋予的地位一直很低，而且两大太平洋司令部同史迪威将军的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之间没有规划方面的协调。1944年初，联合参谋部考虑一项由尼米兹属下的部队攻入华南沿海的计划，那本来会涉及同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协作，然而当这年夏天日本人在该地区发动一场攻势时，该计划被束之高阁。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领导下的英国东南亚司令部难得与史迪威及其参谋班子和谐相处，而且这两班人马都未确立与蒋介石大本营的良好沟通。英国、美国和中国高级指挥官互相间的关系太经常地充斥着民族偏见、互不信任和互相怨恨。
1945年夏，英美联合参谋总部将东印度群岛作战管辖权从麦克阿瑟转到蒙巴顿手中。在东南亚司令部能够发动预定的进攻来收复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前，战争结束了。在荷兰人待日本投降而重返东印度以前，英军进入爪哇和苏门答腊受降和恢复行政秩序，但遇到了兴起中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初期暴烈行为的冲击。一些历史学家哀叹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司令部互相间缺乏较好的合作，可是无人指点，在各种较优先的承诺后让它们剩下的那点可怜的军事资源怎样才能对该区域的军事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它们当中每方都太怀疑他方的动机，以致无法协调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它们最著名的共同努力——1944～1945年夺回缅甸——以摩擦和半心半意的合作为特征。 [ 注：Thorne，Allies of a Kind，437－438，569－579，588－590；Schaller，U．S．Crusade 52－53，102－110，138，144，151－155，164－175；Hayes，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333－339 450－455，586－592． ]
1943～1945年，美国人在火力、机动性和物质资源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经得起自己的战略和指挥安排有某些缺陷，特别是在他们获悉日本的许多计划、行动、部队实力和作战命令以后。珍珠港袭击以前许久，美国密码专家就破译了日本“紫色”电码机上加密的外交电码。这种收集情报资料的解密系统以“魔术”著称。在整个战争期间，“魔术”是盟国一项有价值的情报资源，尽管内容大部分是非军事问题，因为截获的信号是日本外务省与其外交官之间的通讯电文。“魔术”的存在早就为人所知，但只是在近几年里，非官方的研究者才获准知悉美国密码人员在战时从日本海陆军电码中获取的大量信息。那时，这种资料的官方名称是“超级”情报，虽然这不应该同依靠破译德国电文(在“迷”电码机上密码传送)获得的、更有名的“超级”资料相混淆。通过“魔术”、特别是截取“超级”情报获得的信息对于中途岛和其他战役中的美国舰队以及攻击日本商船队的美国潜艇至关重要，对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陆军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的一系列作战行动都是如此。“超级”情报也给日本的战略领导层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43年4月在布干维尔岛上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卓越的海军战略家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遭空袭毙命。毫无疑问，关于太平洋战争有待了解的许多事情将从以前保密的美国电讯情报记录中显露出来，而且有如1973年以后关于欧洲战争“超级”情报的著述那样，它们将迫使人们修改先前对双方战略、战术和指挥的评价。 [ 注：Ronald Lewin，The American Magic：Codes，Ciphers，and the Defeat of Japan(New York，1982)，14－16，106，223－226，246－247，299－295；W．J．Holmes，Double－Edged Secrets：U．S．Naval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Ⅱ(Annapolis，1979)，125－126． ]
尽管太平洋“超级”情报有多重意义，但是未来的学者们很可能会断定，太平洋战争对于军事战略史的最重要贡献在于美国的两栖作战体制。假如攻击敌占岛屿、特别是重兵防守的敌占岛屿的战略战术信条并未形成，美国最高统帅部采用的海上战略就将几乎等于不现实的“彩色”系列战争计划。30年代初在弗吉尼亚的匡蒂科，海军陆战队领导人就开始研究如何实施两栖进攻的问题，发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战术和各军兵种间的高度协同，外加专门的登陆舰和武器。1943年11月塔拉瓦岛登陆战表明，尼米兹属下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仍有许多东西要学，但到翌年夏季进攻马里亚纳群岛时，它们已能驾驭两栖作战的种种复杂问题。与此同时，在西南太平洋部队进行的80多次两栖登陆战中，陆军部队由强大的陆基空军和仅仅中等程度的海军兵力辅助，显示了其他种类成功的两栖进攻方式。 [ 注：Jeter A．Isely and Philip A．Crowl，The U．S．Marines and Amphibious War：It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Pacific(Princeton，1951)，45－71，580－590；Daniel E．Barbey，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Seventh Amphibious Force Operations，1943～1945(Annapolis，1969)，11－20，43－49，357－358．又见George C．Dyer，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The Story of Admiral Richmond Kelly Turner，2 vols．(Washington，D．C．，1972)。 ]
太平洋战争将永远与众不同，因为在其中首次使用了原子弹，而这反过来又促成了军事战略的一场战后革命。杜鲁门总统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确立了使用原子弹的官方基本理由，认为它将尽快结束战争，拯救相当于广岛和长崎的亡灵好多倍的生命，特别是如果不得不发兵攻入九州和本州的话。然而，1945年8月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在空中轰炸、海军封锁和苏联参战的压力下，日本可能很快投降而毋须诉诸原子战。不仅如此，修正派学者还争辩说华盛顿所以决定使用原子武器，很可能是在后来证明是冷战的形成阶段里受到对苏态度改变的影响。 [ 注：Gregg Herken，The Winning Weapon：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1945～1950 (New York，1982)，4－42；Marlin J．Sherwin，A World Destroyed：The Atomic Bomb and the Grand Alliance(New York，1975)，61－63；Butow，Japan’s Decision，142－209；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Washington，D．C．，1946)，3－13； Louis Morton，“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Foreign Affairs，25(January 1957)，334－353． ]
六
本文没有将美国或日本的任何一个人写成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中起了首要作用。总的说来，美国和日本采用的战略是在1940年以前许多年里发展起来的，涉及许多文官和军人的努力。确实，在1941～1945年的美国军事战略领域中，要描绘个人的贡献不仅困难，而且显露不出哪个真正卓越超群。联合参谋部体制有利于通过互相妥协和委员会讨论——或者说集体智慧——来缔造战略。尽管奉承麦克阿瑟的著作声称他是这场战争的伟大战略家之一，然而实际上他的作用通常限于贯彻来自联合参谋部的战略指示，而且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次要战区。某些传记作家例如宣称，绕过拉包尔要塞的决定是麦克阿瑟做出的，但实际上，联合参谋部否决了他进攻拉包尔的建议，然后下令包围之。可以想象，能够颇有理由把金海军上将和山本五十六大将描绘成海军战略的主要缔造者。然而金回顾往事时，将战时美国总体军事战略的形成视为一系列妥协的结果，他的论辩在其中输的比赢的多。另一方面，山本五十六死于战争中途，因而人们只能去猜测所有关于他可能怎样使自己的战略适应后来战局发展的问题。 [ 注：关于金和山本五十六，见：Ernest J．King and Walter M．Whitehill，Fleet Admiral King：A Naval Record(New York，1952)；Thomas B．Buell，Master of Sea Power：A Biography of 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Boston，1980)；Hiroyuki Agawa，The Reluctant Admiral：Yamamoto and the Imperial Navy(New York，1980)。 ]
虽然日本和美国都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资源损失，但这场战争的后果对它们的国家战略来说，比对在远东的前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有利，后者丧失了在那里的殖民地，丧失了对那个地区的很大部分的获利丰厚的统治。日本扩张主义者控制中国的经久想望在 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泥沼中幻灭，并且被中国共产党国家在战后的出现和苏联在东北亚的势力扩展最后埋葬。然而，20年代日本温和的国际主义领导人追求的国家目标在战后大部分实现了。随1945～1952年美国控制的占领时期结束，这个国家开始了超乎寻常的经济繁荣，结果使其国民生产总值跃升至世界第三，使之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地渗入东南亚，并且同西方建立了有很强竞争力的贸易关系。日本1951年与西方最强大国家签署的安保条约远比1902年的英日同盟有利，它让日本能够主要依靠美军保卫自己，从而能够将绝大部分国家预算用于非军事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牢固地确立了对于很大部分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海域的战略控制。更重要的是，作为罗斯福所幻想的一个既强大、又亲美的中国的替代，美国得到了这么一个日本作为强有力的盟国：它信奉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实行一种有日本特色的民主制。美国最重要的反轴心国伙伴英国在战后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发觉自己同一个非西方强国结盟，后者或许是它在对共产党国家的现行战略较量中最有价值的朋友，而且是它在怎样获得贸易利润方面的导师。日本和美国看来都已回归国际合作框架的构建，那开始于20年代，然而被1931～1945年的大萧条和军国主义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