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国欧洲战略(1939年至1945年)·第二十三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西方世界就爆发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规划、进行和结束方式的大辩论。 [ 注：本文很大程度上由作者先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战略的研究和写作发展而来，这些研究和写作被纳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官方史丛书的下面两卷以及见于脚注和书目说明的各篇文章：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with Edwin M．Snell(Washington，D．C．，1953)；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Washington，D．C．，1959)。 ] 在冷战的沮丧和危机当中，在苏联与其旧日大联盟伙伴之间的猜疑和紧张气氛下，辩论从战时决策密室转到公开论坛上，充斥了像潮水一般大量涌现出来、谈论这场冲突中有争议的问题和决定的著述。大西洋两岸的评论家指责说，丧失和平乃西方盟国的政治和战略错误所致。美国的欧战战略遭到特别强烈的批评。温斯顿·丘吉尔猛烈抨击他所称的美国“大规模生产式的思想”。 [ 注：Winston 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Closing the Ring(Boston，1951)，426． ] 英国分析家 J．F．C．富勒称这种风格的战略犹如“开五金店”。 [ 注：J．F．C．Fuller，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New York，1949)，250，266，385． ] 在澳大利亚专栏作家切斯特·威尔莫特的许多通俗文章中，天真幼稚的罗斯福同有先见之明的丘吉尔恰成鲜明对照，政治导向的英国战略同狭隘和教条的美国军事战略正好截然相反。按照威尔莫特的描绘，美国人将自己的战略信心置于在美军训练营地和美国工厂里铸造巨大无比的“军事压路机”，他们驾驶这东西跨过大西洋，以大规模的正面冲击碾碎德国人，而不大考虑政治后果。 [ 注：Chester Wilmot，The Struggle for Europe(New York，1952)，特别见11，12，109，128，138，338，448。对威尔莫特的论点的一项分析，见Maurice Matloff，“Wilmot Revisited：Myth and Reality in Anglo－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Second Front，”载于The Eisenhower Foundation，D－Day：The Normandy Invasion in Retrospect(Lawrence，Kans．，1971)。 ] 这样的批评塑造了美英两国二战战略方式的老一套形象，它在战后文献中扎下根来，并且仍然在公众中相当流行。
由于存在经久不绝的争论，也由于1945年往后过去了多年而能有更深远的视野，我们需要来重新检验那些老一套意象。观察和评估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战略变得更重要了：需要考虑它怎样产生，哪些因素塑造了它，它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在何种意义上它成功或失败了。本文将集中论述盟国作战的战略思想，尤其是涉及盟国最大的协同努力——欧洲战争——的战略思想。它将论述由在盟国首都和重大国际会议内外进行的联盟战争规划工作塑造的战略，特别侧重于英美在这规划工作中的经历。
一
简而言之，盟国击败德国的战略史事是在面对共同敌人的三大主权伙伴——英国、苏联和美国中间寻求共同点。这战略出自大西洋两边许多人的意见，也出自全球战争中变化着的压力和环境。它是一个演变过程和一系列妥协的产物，也是不断努力调整目标与手段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这战略是由国家利益互相有别的各大国制定的。如果说对德战争各大参战国谋求的国家目标始终如一，它们各自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却不时变化。不仅如此，在规划和进行对德战争的过程中，大联盟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大国互相间的关系也改变了。这些变化是对德战争之战略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联盟的性质如何？每个伙伴给它带来了什么？重要的是认识到大联盟是在战争中、并且为战争目的塑造的；这是战时婚姻，一种权宜婚姻。1941年里，共同的危险将三个合作伙伴拴到了一起。然而，它们的联盟由不同层次的关系构成。美国和英国构成大联盟的内层，代表着联盟中的联盟。这两国之间关系亲密，而它们与苏联之间则是公事公办，保持距离。确实，在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上，两位西方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彼此间的一致往往超过他们与各自的军事幕僚之间的共识。
大联盟中的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的目标打仗；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政治一军事体制，它们的战略便是在其中被产生出来。由于是大联盟的成员，也由于自己在战争中处境有变，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做出妥协。它们的传统、利益、政策、地理状况和资源各不相同，因而三大伙伴各以不同眼光看待欧洲战争。
大不列颠是个海岛帝国，头一个进入对德战争，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的整整一年里在大国中间单枪匹马地直接对抗德国威胁。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信奉均势。它富有战争、外交和结盟经验，在欧洲战争中的传统政策是利德尔－哈特所称的“间接路线”，即使用它的经济资源和海军，并且支持欧陆盟国对抗威胁欧洲均势的任何大国。通往其远东帝国的命脉经过地中海，因而英国可以被预料在那里和中东积极进行干涉，后一个地区亦属英国的特殊政治、经济利益所在。英国依赖海上通道生存，并非自给自足。如果英国要在战争中坚持住，就必须保持大西洋开放，以便从美国获得供应。英国的经济虽然高度工业化，但与美国经济相比只是小规模的。在一场全球战争中，它的资源将严重拮据。英国对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重的人力损失刻骨铭心，因此寄希望于它的海军和空军，连同一种或许可称为“外围战略”的打法，即在欧陆周边打击德国，逐渐削弱之，以武器和对德破坏活动来支援被占领国，最终打击德国的心脏。从短期看，它希望被占领国奋起造反；从长期看，它则希望恢复战前原状。丘吉尔立意决不主持大英帝国的破产清理。英国军人惯于同政治领导人密切合作，英国的战时政策可以被预料将优先考虑政治问题。
同英国一样，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身于它在20世纪的第二次大联盟战争。它富有资源，而且高度工业化，一步步从英国的供应者转变为全面的军事合作者。因此，当日本袭击珍珠港时，美国参战是两大伙伴对此多少有准备的自然而然的一步。
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是对正常状况的偏离和扰乱。战争与和平被看作截然不同和彼此隔离的两类事态，而且美国的战争传统是先宣战、后备战。美国传统上不愿卷入欧洲的纠纷，然而尽管如此，它与欧洲有强劲的文化纽带。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方针是尽可能久地置身局外，万不得已才加入战争，尽快击败发动战争的恶霸，随即让孩子们回家，然后力图像以前一样保持不介入欧洲事务。美国迟迟地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协同国”，联盟中的次要伙伴，并且根据欧洲盟国确定的基本战略进行战争。在战后的幻想破灭时期，公众相信美国既不应加入军事同盟，也不应维持能够发动进攻的武装力量，而这种信念深刻地影响了国家政策。
从1938年慕尼黑协定往后，美国领导人逐渐警觉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开始进行战争动员。撇开他们早先的学院式规划演练不谈，华盛顿的战略规划人员开始从全球战争和联盟战争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从和平到战争的很不容易的转换过程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俄国人的能力和意图 (这种情况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继续存在)。在德国进攻苏联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军事参谋人员非常怀疑苏联人能不能继续作为积极的对德战争参加者。然而到珍珠港事件时，美国规划人员已开始对照英国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概念来重新审视，使自己的计划适应战火中的世界。美国第一次在参加一场战争之前，就有相当超前的关于如何进行这场战争的战略思想。
尽管有罗斯福在1939～1941年期间的大胆领导，但美国直到珍珠港事件为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裂的。英苏两国政治、军事体制的内在结合远比美国的紧密。罗斯福逐渐使军事参谋机构向他靠拢，并且以多少非正式和非制度化的方式与其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作“生死之战”，罗斯福从1939年开始成了一位积极能动的总司令，在战略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独立的声音，即使他的处事方式显得松散和不连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次面临一场真正的世界性战争提出的种种要求，而且就像事实到头来证明的那样，在这方面甚于它的各个主要伙伴。从一开始，美国在战争中的利益和交通线就是全球性的。美国强烈地同情中国人，但美国参战是由于一块太平洋属地遭到了攻击，而且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英美做出的战略分工当中，美国的主要责任是对日作战。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及其军事参谋从来无法忘记太平洋和远东的战事。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日本比德国更显得是天然的敌人。这种思维定式在三大国关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影响到对德战略。在国内政治和日本人的压力下，美国根本不可能在欧洲打一场长期战争。正如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后来简洁地说的那样，“一个民主国家不能打一场七年战争”。 [ 注：西德尼·马修斯博士、罗伊·兰森少校和戴维·汉密尔顿少校对马歇尔将军的采访，1949年7月25日，军事史局局长办公室档案，引自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5。 ]
第三个伙伴苏联信奉一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对西方来说非常费解。苏联缺乏海空军传统，基本上是个交通线大致都在其内陆的陆上强国。它拥有巨量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然而其工业计划尚未完成。与英美两国不同，苏联人在一个时期里只要和一个敌人打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为止始终置身于对日战争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战略问题比起美国和英国来说相对简单。当然，在对德作战的防御阶段，它不得不依靠地理条件、本国人民的忍耐力和军队保证自己的生存。无论是出于自觉的规划，还是出于环境压力，它乞灵于传统的政策，那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甚至以生命换时间。
尽管有其全部共产主义外观和意识形态内涵，苏联的对外政策却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沙皇的对外政策。它的对德防御战争只是它对安全和扩张的双重追逐过程中的一段间歇。这些追逐看来已驱使苏联对芬兰进行战争，甚至在它同希特勒的条约存在期间也起着作用。希特勒与苏联翻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后者在往西推进到波兰和巴尔干方面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行动，这被正在西线同顽强的英国对抗的希特勒认作过分危险。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增进了苏联加强其东欧地位的欲望，那是深深植根于俄国历史中的一项目标。尽管苏联的政治和领土野心在纳粹入侵后的头两年依然存在，但是军事必要性的考虑在争取生存的殊死斗争中成了第一位的。苏联依然害怕资本主义包围，对友对敌一概怀疑，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始终是大联盟(战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约翰·R．迪恩后来所称的“奇怪的联盟”)当中一个难处的盟国。 [ 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莫斯科所见的与苏联的关系，有一项依据亲身见闻的叙述可以参阅，那就是John R．Deane，The Strange Alliance(New York，1947)。 ]
上面讲的就是在战争压力下逐渐走到了一起的三个主权国家。从一开始，美英之间的紧密关系就构成了大联盟的基石，而苏联在形成和指导联合战略中的作用比较小。这一差别至少有两个原因。它部分地是出于伙伴们各自卷入的战争的性质不同：苏联集中全力于对德作战的欧洲大陆东部战线，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卷入全球范围的战争，在广泛分布的各条战线上与各个轴心国作战。差别还部分地出自各盟国间不同的传统猜疑程度。从一开始，苏联同美英两国的关系就由两项内容构成：要求对敌施加压力，要求和接受物质援助。然而即使是这些方面的合作将证明是困难的。美英两国的战略决策一般以笼统的言词被告知苏联人，然而后者始终置身于英美联合参谋总部体制之外，只是在莫斯科、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才正式参与决策。由于它们的军队相距遥远，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联盟的东西两翼几乎是天涯海角各自为战。过去不和睦的关系，加上缺乏自由的相互交流，一开始就使得真正的理解颇为困难，于是出现了奇怪的“疏远型”战争伙伴关系。关于西方阵营的战略的长期辩论导致了一种微妙关系，并且成为与苏联争论的原因。从一开始，被困在东线拼死作战的苏联人对什么是西方应有的战略毫无疑义。他们希望有第二战场，希望它立即得到开辟，而且希望在西欧开辟。英美每一次拖延开辟这第二战场都相当于火上加油。
1940年，美国向英国派遣海陆军观察员，两大西方强国间密切的军事联系的基础由此开始铺设。珍珠港事件后，英美立即在华盛顿开会 (阿卡迪亚会议)，建立了联合参谋总部(CCS)体制，即日常作战协调和西方战略制定机制。在联合参谋总部之上是首相和总统，他俩的合作已变得相当亲密，而他们与斯大林的关系仍然克制和疏远。这两位西方领导人每人都肩负两类职责——一类是军事的，另一类是政治的。联合参谋总部的工作在总统和首相参加的重要会议前后和会议期间进行。最高级会议召开时，计划人员已做好对重大的盟国战略和政策问题做出最高层决定的准备。
二
盟国伙伴关系和战略的发展有三个主要阶段，其中1941～1942年为其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大联盟，开始了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疏远型合作模式，它在余下的战争岁月里基本上依然如故。对盟国来说，这也是实行防御战略的时期。它们的基本恐惧在于战败，它们的最大关切则是苏联的生存。对于西方伙伴来说，它标志它们最早的重大战略决策——“欧洲第一”(或“德国第一”)决策，也标志寻求一项对德作战战略计划的第一阶段。
在盟国战略的演进过程中，早早采纳首先击败德国原则构成英美二战政策方面最重要和主导性的决定。这一基本战略决策的基础奠定于 1941年初在华盛顿举行的所谓ABC会议，但是离珍珠港事件差不多还有一年。从英美参谋人员这些探讨性的会谈中，浮现出了一项原则：如果美国参战，盟国将力求首先击败德国。 [ 注：对ABC会议的叙述见Mark S．Watson，Chief of Stu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 (Washington，D．C．，1950)，chapter 12；Matloff and 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chapter 3；Louis Morton，“Germany First：The Basic Concept of Allied Strategy in World WarⅡ”载于Command Decisions，edited by Kent R．Greenfield(Washington，D．C．，1960)。 ] 基于德国将是敌对联盟的首要成员这一信念，英美的主要作战努力应在大西洋和欧洲。如果日本参战，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应该是防御性的，直到盟国能积蓄足够的力量采取攻势。当战争的确降临美国时，虽然日本初战得胜，珍珠港袭击后太平洋形势危急，但在华盛顿的阿卡迪亚会议上同丘吉尔及其幕僚商讨期间，这一基本决定仍然得到了确认。 [ 注：对阿卡迪亚会议的详细论述见Matloff and 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chapter 5。 ]
在战后有关盟国战略的辩论中，有人对“欧洲第一”决策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然而在形势危急的战争初期，对于政治权宜的考虑同后勤状况结合起来，强化了这项决策。鉴于政治、军事、地理和经济原因，三大盟国能够就此取得一致。对于它们当中的两个来说，眼前威胁在欧洲；而且，在那里可以立刻采取行动，何况大家对谁是敌人的问题有正式和公开的一致意见。苏联和英国根本就不能等到决定性地结束对日战争。大量盟军已经在手边，谈不上必须将它们调走，因为要调走就只能调去打日本。因此，击败德国顺理成章地应当是首要目标。
尽管这一基本战略决策在整个战争期间得以坚持，然而应当如何解释和应用它的问题在联盟战争初期就冒了出来，而且一直持续到最后。最经常的问题之一涉及以怎样的比例在欧洲战争和对日战争之间分配可得的资源。这反映了英美战略中的一种政治因素差别以及军事因素差别。对主要利益在地中海、中东和欧洲大陆的英国而言，对日战争倾向于是附属性的。然而对一开始就被赋予对日作战主要责任的美国来说，日本在许多方面是政治上更可取的首要目标。结果，美国与英国之间不时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出现分歧。
虽然珍珠港事件已经使美英两国紧紧抱作一团，而且它们在首先击败德国的必要性上面高度一致，但是它们仍然缺乏彼此都能接受的关于如何去实现这一点的计划。英国人关于怎样早日击败德国的想法变得清楚了。根本上说，他们主张依靠封锁、轰炸、破坏活动和宣传来削弱德国抵抗的意志和能力。将侧重于使用高度机动和打击有力的装甲部队在德国控制地区外缘作战，而非依靠大规模的地面行动来正面冲撞德国军事机器的全部力量。将不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的巨量步兵部队。整个这一方针符合以外围战略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的丘吉尔式理论，那是他在英国经历了1914～1918年的严酷苦难后形成的。虽然外围战略的地中海部分(或曰其“柔软的下腹”部分)在战后的辩论中得到很大注意，但挪威也一直是首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青睐的目标。从一开始，英国领导人就将跨越海峡的大进攻设想为只是最后一击：对一个已在崩溃中的德国的最后一击。英国人的这两项观念——对地中海作战的强调和作为最后一击的跨海战役——一直持续到诺曼底登陆。英国战略概念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合成物，也是一战和敦刻尔克经验教训带来的审慎同首相个人偏好的合成物。它被搞得适合英国的特殊情况，即利益分散，经济规模小，可用于地面部队的人力资源有限。
美国人的想法大不相同。早在1940年11月，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海军上将就认定打败德国需要大规模地面作战。 [ 注：对斯塔克海军上将“猎犬计划”备忘录的讨论见：Ibid．，25－28；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chapter 4；Samuel E．Morison，Battle of the Atlantic，September 1939－May 1943(Boston，1947)，271－272。 ] 1941年夏，陆军的战略规划者们得出结论：迟早“我们必须准备实际开始与德国地面部队搏斗，并且击败它们，以此来同德国较量，确实粉碎其战斗意志”。 [ 注：引自Matloff and 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61。 ] 虽然他们对前期准备想法含糊，但他们已经倾向于按照迎头打击德军来考虑问题。他们相信，要赢得胜利就需要大约215个师的美国部队。集结巨量兵力打大仗：这就是美国战争理论的核心。它反映了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反映了对于美国工业体系生产巨量军事装备的信心，也反映了美国军方相信自己有能力为了进攻目的征召、装备和训练一支庞大的公民军队。
欧洲战争的不同战法在1942年的一番激烈争执中极为清楚地反映出来，所争的是究竟应当发动“波莱罗”战役(Operation Bolero)还是应当发动“火炬”战役(Operation Torch)。“波莱罗”战役计划是美国陆军的产儿。陆军部长史汀生、马歇尔将军以及陆军规划人员开始忧虑珍珠港事件以后部队、船只和补给极可能四处分散，去应付欧洲以外地区即太平洋、中东、远东和非洲的眼前危机。从英国渡海攻入欧洲的设想——所谓“波莱罗”计划——被美国联合参谋部采纳为解决办法。这个计划旨在集结兵力，于1943年春举行一场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 (代号“围捕”〔Roundup〕)。一项补充计划(代号“铁锤”〔Sledgehammer〕)规定：如果出现两种不测情况——德国濒临崩溃或者俄国濒临崩溃，就在1942年秋对欧洲大陆作一次小规模的应急入侵。虽然英国人于1942年4月“原则上”同意了“波莱罗”计划，但英美的这项一致只保持了不到三个月时间。
美国参谋人员偏爱“波莱罗”有许多原因。它将满足俄国人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它可以为工业和人力动员提供一个明确的长期战略目的。最重要的是，它承诺1943年初发动决定性进攻，并且提供了一项将使集中兵力原则得以实现的长期计划。开辟第二战场的各项规划一度逐步落实。1942年6月2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到达英格兰，就任欧洲战区(ETO)司令，大量美国部队开始抵达英国。
然而，潮流不久转向反对陆军的计划。首相6月来到华盛顿敦促展开北非战役。美国的军事参谋部门对英国明显试图推翻“波莱罗”计划如此愤慨，以致1942年7月联合参谋部甚至考虑以在太平洋发动全线进攻来威胁英国人，但被总统拒绝。7月在伦敦作进一步讨论，结果是于1942年秋季发动北非战役。“火炬”(攻人北非)取代了“波莱罗”。美国参谋们失败了，因为总统否决了他们的意见。
发动“火炬”战役的决定出自两个基本因素：罗斯福坚持1942年内美国地面部队要有对德作战行动；丘吉尔及其幕僚断然拒绝同意 1942年内发动横跨海峡战役的想法。双方都认识到，“火炬”战役如果成功，就能营造某些积极的有利条件。盟国的海运极为紧张，如果通往中东和印度的航路能经过地中海而不是绕过好望角，每月就能节省200余艘船只。冒出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严重问题，它们涉及1942年内跨海峡作战的可行性。实际考虑起了重要的作用：执行“火炬”计划的资源是存在的，跨海峡作战的资源却大成问题。
对于马歇尔和史汀生来说，发动“火炬”战役的决定非常令人失望。在他们看来，它意味着采纳了一种包围战略、外围蚕食战略以及一位五角大楼顶级规划官员所称的“分散化”战略。它还意味着推迟一场明确规划了的对德正面进攻。这种延宕使得西方盟国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苏联人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增加了他们对前者的意图的猜疑。当“火炬”战役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丘吉尔在莫斯科同斯大林的一次气氛激烈的会见中，饱尝了后者对这场战役的反对有多厉害。
事后来看，“波莱罗”战役似乎为时过早。英国人不愿干，跨越海峡作战所需的部队和物质手段也没准备好。然而，正如美国军事规划人员学到的那样，在战区现场的兵力有一种产生其自身战略的方式，而政治领导人受到的要他们行动的压力，连同他们的急躁情绪，可能压倒无论怎样正确的军事战略。因为有足够的部队和物质手段来进行“火炬”战役，西方盟国便进行了这场战役。
“火炬”战役的发动结束了寻求英美对德战略计划的第一阶段。从 1941～1942年为实行防御战略的时期，同时也是西方盟国在战略上受制于资源短缺的时期。它们各自不同的战争方法彼此间发生了冲突，英国人的机会主义或外围战略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是问题还没有全面展开。英国人的战略观念倾向于占上风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兵力被动员得早，在欧洲战区人数超过美国人。他们在北非和中东处于近乎绝望的境地。英国人在军事外交方面也比美国人更有经验，而且丘吉尔的主张得到罗斯福的同情。珍珠港事件往后经过大半年时间，美国部队才在各战区有了可以感觉到的影响。美国的战略规划受制于海运和军火两方面的严重短缺，因而大多是短期的。部队被分得东零西碎，以应付迫在眉睫的威胁和危机。由于不懂军事外交和谈判的艺术，美国人仍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思考战役取舍。他们一心相信的是个这样的计划：将盟国的战争规划置于一种井然有序和长期的基础上，并且遵循巨量兵力集中使用的原则。然而，这个计划失败了。担心他们的部队和物资照旧被分散到他们所认为的次要努力中去，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寻求新的方案。
火炬计划也使西方与苏联的关系复杂化。1942年里，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以减轻艰苦奋战中的苏联遭受的压力为依据，为各自的欧战战略方式辩护。对他们每一方来说，苏联的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都是取胜的关键。尽管西方盟国的计划与东线奋战的结果紧密相关，但西方在对德战略方面仍未达成共识，而且其计划也未与苏联的计划相协调。西方不能指望与苏联的军事关系有真正的改善，除了在这样的合作将显然能促进它们的一项共同利益——早日打败德国的场合。苏联开辟第二战场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
三
1943年，关于欧洲战略的辩论进入第二阶段。在从战争中期到诺曼底登陆的这个阶段里，盟国的战争手段比较丰裕，联盟战争采取进攻形态。战略决定权和战役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权从轴心国转向了同盟国。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盟国战略决策方面，美国战争动员和生产的影响开始充分体现。苏联人坚守斯大林格勒，显示了他们顶住德国大杀戮而生存下来的能力，苏联关于盟国战略的意见也有了更大的分量。但是，随着战局的扭转，从事联盟战争的战略开始显得比美国最初设想的复杂得多。
发动“火炬”战役的决定开启了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关于欧洲战略的一场大辩论，它一直持续到1944年夏天。北非战役导致西西里战役，西西里战役导致入侵意大利。丘吉尔总是敦促在地中海地区挺进：先是进攻西西里，然后在意大利登陆，进军罗马，接着进击比萨－里米尼一线，再向“北方和东北方”挺进。罗斯福本人执迷于地中海地区，在相当大程度上支持这些进军，但美国联合参谋部只是勉强接受。丘吉尔巧舌如簧，总是强调有必要保持势头继续削弱敌方的抵抗和士气，总是强调在盟国等待横渡海峡进攻大陆的恰当机会的同时，地中海地区有唾手可得的好处和“巨大的战利品”要获取。该地区大量盟军的存在，在那里直接削弱敌人的机会的存在，是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然而与此同时，美国人以马歇尔将军为首要发言人，其限制用兵地中海的意图逐渐取得了进展。他们逐渐使得在那里的进军矛头指向西面而非东面，将它直接同一场明确的横跨海峡战役(“霸王”战役)联系起来，因而奋力回到了以巨量兵力在欧洲大陆打大仗的战略概念。他们的任务一部分是求得同总统的共识，还有一部分是争取与英国人一致，最后是谋求同苏联人达成协议。在1943年的各次国际会议(从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到11月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反映了美英之间的妥协，即机会主义与长期承诺之间、消耗型战争与巨量兵力集中作战之间的折衷。
在辩论和谈判过程中，美国人做战略规划的方法到战争中期变得更像他们的英国盟友，即使他们的战略思想依然不同。美国人在军事外交和讨价还价的艺术方面，或者说在(也许可以这么称)战略的规划策略方面变得更娴熟了。与此同时，他们的战略思维变得更加精细。在战役选择方面，他们开始将思路从“非此即彼”式扩展为“彼此兼容”式。一位美国规划官员将此贴切地称作“排列组合”。主要的战略问题不再按照要么是地中海作战、要么是横跨海峡进攻谈论，而是按照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各方意见一致的英美联合空中轰炸来界定。
在辩论中，美国联合参谋部反对英国更着重于地中海、特别是东地中海作战的要求，办法是威胁进一步展开太平洋攻势。他们表示随时可将作战重点转向太平洋，同时威胁取消横跨海峡战役，而这是同英国人的愿望相反的。因此，太平洋战争给美国参谋机构提供了一个对地中海问题保持控制的重要杠杆。与此同时，马歇尔将军认识到地中海攻势不能在夺取北非或西西里后完全停止，并且明白将意大利踢出战争、为盟国海运进一步打开地中海和扩大对德空中攻势确有好处。
德黑兰会议是制定欧洲战略的决定性会议。在德黑兰，罗斯福、丘吉尔及其幕僚首次与斯大林及其幕僚会晤。丘吉尔巧舌如簧地呼吁在意大利、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展开作战行动，甚至不惜推迟霸王战役。然而苏联出于自身原因，毫不含糊地支持美国的欧洲战略思想。它对自身的能力充满自信，张扬自己作为大联盟的一个平等伙伴的全部权势。斯大林出面强烈赞同霸王计划，而且将在地中海地区的进一步作战限定为仅仅一项，即入侵法国南部以直接支援霸王战役。反过来，苏联人承诺在东线发动全面攻势，以配合英美进攻。斯大林的立场为英美欧洲战略盖上了拱顶，因而实际上敲定了西方国家的战略。英美首脑同意于1944年春季发动霸王战役，辅之以在法国南部的一场战役，并且同意将这些当作1944年内压倒一切的作战行动。盟国赢得欧战的最后蓝图就此形成。德国将被一只巨大的铁钳夹碎：一边是英美在西方的进攻，另一边是苏联从东方的挺进。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霸王战役总司令，大打击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
英美漫长的战略辩论一直拖到1944年夏天才最后了结。德黑兰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法国南部战役险些被放弃，以满足英国人对进一步利用在意大利、可能还有在巴尔干的战机的希望。然而，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参谋部门毫不动摇，罗斯福也立场坚定。最后的一致意见直到 1944年8月才达成，此时已是跨海峡进攻之后的两个月。当时，仅在法国南部战役实际发动的前几天，丘吉尔才勉强让步。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丘吉尔的这一最后尝试代表外围战略，不过它已具有了一种新手法和更少掩饰的政治形态。丘吉尔已经在用这么一种方式注视欧洲大陆：一只眼睛看着节节败退的德国人，另一只眼睛却盯着迅猛推进的苏联人。
战时辩论的症结并非要不要跨海峡作战。症结不如说在于它究竟应该如美国人渴望的那样，是一场有确定不移的发动日期、并且被赋予最优先地位的大进攻，还是应该如英国人想要的那样，是对于已在一场消耗性战争中被决定性地削弱了的敌人的最后一击？换句话说，它应该是“强攻”还是“扫荡”？认为英国人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有一场跨海峡战役，那就错了。事实证明是另一种情况。英美分歧本质上涉及的是时间，连同预备性战役的范围和方向。认为美国人始终反对所有的地中海作战行动也是错的。事实上，他们在1943年的相当大部分规划努力用在将这些行动与跨海峡进攻调和起来，并且使这两者同英美空中轰炸相结合。
就巴尔干作战问题出现的争论值得注意。从巴尔干攻入欧洲大陆、从而阻止苏联统治东欧是否本来会更明智些？必须强调，这是战后争论的问题。在盟国战略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负责的领导人提出用进攻巴尔干取代霸王战役，也没有任何盟国间辩论或联合规划是怀着这个念头来的。在此问题上，证据一清二楚。在其战后著述中，丘吉尔断然否认他曾要求进攻巴尔干，而且总的来说史料似乎证明他说的是实话。 [ 注：英国官方史系列对于1943年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立场有一项考察，见John Ehrman，Grand Strategy，vol．5，August 1943－September 1944(London，1956)，112－113，又见该书附录554－556。 ] 然而，他的立场也有模糊之处尚待解释。很明显，他赞成在巴尔干进行空袭，援助当地居民，并且投入几个装甲师，然而在他战时和战后的著述中，没有一处正面应对那个使美国参谋人员如此害怕的问题：巴尔干地形困难，交通很差，在那里作战的最终代价和资源需要会有多大？参照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经验，这个因素显得更重要，因为前者突出地表明了一场消耗战的代价可以有多大。而且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和他的军事幕僚都不想卷入棘手的巴尔干政治。
战后出现的对欧洲战争进行方式的批评，大都集中于美国的“大打击”战略。美国的方针受到抨击，特别是受到英国批评者的抨击，被认为太短视、太直接、太莽撞、太专注于军事胜利、太忽视战争的更大目的。这些批评弄错了问题，因为不管丘吉尔式的方针(外围战略)多么契合英国的人力资源、经济规模、战略传统和战争目的，重要的在于它是否也符合美国的经验、能力和传统。正如《跨海峡进攻》(美国陆军二战官方史系列中的一卷)作者戈登·哈里森所言：“指责美国人的大生产思维方式，无非等于指责他们拥有大生产经济并认识到这种经济的军事好处。美国人是唯力论者。” [ 注：Gordon A．Harrison，“Operation Overlord，”在陆战学院的演讲记录，1951年11月，军事史局局长办公室档案，转引自Matloff，“The Anvil Decision：Crossroads of Strategy，”载于 Command Decisions，edited by Greenfield。 ] 从一开始，他们就按照对付德军主力并且击败它们来考虑问题。对他们来说，在确定的日期发动大规模跨海峡进攻代表着以最小伤亡尽快结束战争的最佳希望。在他们看来，这确定的日期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它相当于基轴，他们从事全球战争的其他计划和程序安排围绕它运转。美国参谋人员拒绝对对德消耗战和外围战的背景，在于他们一直担心此种战法最终的人员、金钱和时间代价太大，而他们的对日战争责任更加剧了这一担忧。他们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越来越认识到可用于战争的美国人力的最终局限。 [ 注：对这一论点的展开见Maurice Matloff，“The 90－Division Gamble，”载于Command Decisions，edited by Green6eld。 ] 这个因素，连同担忧长期动员的影响，加强了他们的集中兵力信念，并且使他们猜疑英国人：猜疑英国人对地中海作战的强调，猜疑他们在美国人看来的对于用兵巴尔干的执迷，猜疑他们在确定跨海峡进攻方面的拖延。
无论如何，最终的对德战略是美国观点与英国观点之间的妥协——英国外围消耗战略与美国集中进攻原则之间的妥协。为了在地中海地区推进和延续削弱敌方士气的过程，跨海峡作战比美国人希望的往后拖延了一年，就此而言英国人占了上风。英国人还为霸王战役设定了前提条件，特别是预计在西线的敌人兵力的最高限。然而，在决定跨海峡进攻的性质、时间和地位方面，得胜的是美国观点。霸王战役成了一场有预定发动时间的压倒一切的作战行动。它被置于最优先位置，一切努力都集中于争取其成功。它被赋予最大兵力，以直捣德国权势的心脏。
在英美战时辩论的背后，大联盟内部的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这项事态对于战略决策，对于战时联盟诸伙伴互相间的未来关系，都有重要影响。1943年底，拥有非常巨大和全速开动的工业和军事机器的美国人在苏联帮助下，迫使英国人接受了他们的欧陆战略观念。美国兵力和补给越来越大量地涌入欧洲战区，从而保证了美国参谋部门的战略观念得胜，这种战略观念就是要进行集中兵力的决定性进攻，它从 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始，由罗斯福之坚持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而得到强化。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力量和信心不断增强，已能够在盟国间磋商的一个关键时刻，举足轻重地影响战略取舍。1943年末，英国实际上已达到最大动员程度，其经济已开始露出捉襟见肘的窘况。在部署于欧洲战区的兵力方面，战争中期美国人已赶上英国人，并且大有超过之势。英国人的军事力量，连同其战略观念，正在从魁首位置跌落下来。经由集中兵力这一军事信条，克里姆林宫和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找到了共同立场。同盟的基础正在变化。
四
欧洲战争的最后九个月乃盟国对德战略的第三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夺取胜利和战略实际展开时期。在此时期里，随战争进程开始塑造和平条件，赢得战争的问题开始同赢得和平的问题两相碰击。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后，西方盟军冲出滩头阵地，横跨欧洲大陆推进，意在追击德军主力；与此同时，向西挺进的俄国人占领了东欧和中欧一个又一个首都，抢在西方军队之前到达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并且涌入巴尔干填补德国人撤退留下的真空。苏联进军的方向提示，其权势直指政治和战略要地并非纯属偶然。在这个引起了战后关于盟国战略的辩论中许多争论的时期里，盟国各自不同的国家目标和战争目的开始暴露出来。
到1944年夏，盟国对德战略模式业已定型，并且处于实现阶段。然而在随后直至1945年5月德国投降为止的几个月里，美国战略观念的充分影响可以甚至更强烈地被感觉到。一旦盟军在欧洲大陆站稳脚跟，战争对马歇尔将军及其手下参谋来说就成了基本上是一个后勤和战术问题，作战权力由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接管，任凭他根据战场军事形势的要求做出自己的决定。然而，对于盯着苏联迅速进军波兰和巴尔干的丘吉尔来说，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场重大政治利益之争，他希望西方盟军转向，前去抢先填补德国人撤退留下的真空，以此阻截苏联扩张浪潮。随着战略在战场上的实际显露，美英战争方针之别便浓缩为军事策略对政治谋略之争。
假如总统像过去常做的那样赞同首相的主张，美国军事参谋人员就有可能变得不那么一心只关注尽快打垮德国，战争也就有可能被纳入较直接的政治轨道。然而，罗斯福不会这么做，而丘吉尔单凭自己无力这么做。到1944～1945年间，美国总统已陷入政治两难境地。他不是不担忧苏联给战后欧洲面貌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单边努力，特别是在关于波兰政府改组的争端中。然而从国内政治考虑的观点看，他却不得不迅速地决战决胜，那将证明美国参战和向国外派遣美国部队是合理的。他希望迅速打完对德战争，接下来去全力进行对日战争。他教育美国公众要积极参与欧洲冲突，但他是否能够引导美国公众从事一场经久不决的战争或旷日持久的占领却大可怀疑，而如果美国在东南欧发挥丘吉尔希望的更积极作用，就有可能导致这样的战争或占领。另外，罗斯福的和平政策似乎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如出一辙，那就是实行民族自决和建立一个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而不是依赖国际均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有计划地冒险，去尝试驾驭斯大林，赢得并维持与苏联的友谊。尽管丘吉尔看来也愿意在同一方向上做相当大努力，但他似乎倾向于较多地指靠传统的均势理论。无论如何，战争最后一年里的美国国家政策完全没有妨碍迅速干脆地结束欧洲冲突。
到1944年夏，行将到来之事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一旦抵达欧洲大陆，艾森豪威尔便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政治决策责任，或者不得已而接受了过去遗留下来的这类责任。由于缺乏来自华盛顿的明确和一贯的指导，他的决策依据便是军事考虑，并且求助于美国参谋部门的战争理念，那就是将敌人逼入绝境，以最小的伤亡迅速和决定性地结束战争。这一倾向后来变得更加明显：1945年，他决定止步于易北河，而不赶在苏联人之前占领柏林或布拉格。 [ 注：Forrest C．Pogue，The Supreme Command(Washington，D．C．，1954)chapters 23，24；Forrest C．Pogue，“The Decision to Halt at the Elbe，”in Command Decisions，edited by Greenfield；Churchill，Triumph and Tragedy(Boston，1953)，chapters 8，11． ] 如同往常，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参谋部门支持战场司令的决定。 [ 注：马歇尔将军关于柏林和布拉格的立场见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534。 ] 无论最终的政治含义如何，从决定性地结束对德战争的军事观点看，究竟是美军还是苏军占领柏林或布拉格没有什么区别。
丘吉尔在战争最后一年无法扭转事态趋势，这反映了美英两国在军事上的关系已经改变，也反映了大联盟的基础正在更动。如果说美国参谋部门为在欧陆进行大打击而保留的军事力量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武器的话，那么美国领导人并未选择使用它来达到政治目的；另一方面，首相有政治目的，然而没有力量。1944年年中以后，英国生产愈益供不应求，英国以一个逐渐萎缩的经济继续进行战争。相反，在欧洲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美国经济和人口却显然以更大的能力支撑盟国持续的大规模攻势。依凭已经在欧洲大陆积聚的巨量美国物资储存，连同对数量越来越多的驻欧美国兵员的控制，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够将欧洲战争打上美国参谋部门战略理念的烙印。无论丘吉尔希望将什么样的政治方向赋予西方盟国的军事努力，都不得不作罢。随着对德战争持续下去而未能象希望的那样在1944年结束，英国在盟国高层决策中的影响进一步衰减。美国愈益强大的军事机器向东推进，意在碾碎德军，与此同时苏联人在中欧和东欧确立其势力，而英国人夹在这两者之间，大致只能靠自己设法保住一些他们能保住的英国对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政策。很明显，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大联盟的基础进一步转变，英国的影响在消退，美国和苏联正崛起为两股最强大的在欧军事权势。美国人决心在击败德国之后尽快撤出欧洲大陆，俄国人却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迹象要盘踞下去，丘吉尔因此惊慌起来。令这位首相极为沮丧的是，尽管战争有其愈益增长的政治性质，华盛顿的最高统帅部却只怀抱军事目的。他在回忆录中骂道：“格外远大和宽广的观点在华盛顿占不了上风。” [ 注：Churchill，Triumph and Tragedy，455． ]
在没有与之相反的政治指令的情况下，美国军事参谋部门依靠老办法，那就是应用既有的资源和人力，尽可能快地将麻烦事情打发掉。这样，对德战争在西方一边的结束方式恰如美国军方领导从一开始就希望的对德战争进行方式，即一场传统的集中兵力来打的战争，一场技术性的军事竞赛。然而到头来，苏联表明决心用它自己的方式、为它自己的目的来打这场战争。
伴随大联盟内外的力量对比在欧陆战争末年的变更，三大盟国对于欧洲问题的立场大相径庭。美国意在战争结束后两年内将美军撤出欧洲，其政策依然是反对在和会召开和新的国际组织建立之前承认领土变更协定。英国比较能接受苏联温和的要求，甚至将势力范围原则应用于巴尔干，同苏联达成临时性的权宜安排。苏联开始更公开、更有力地伸张它的政治要求，并且试图通过单边行动获取无法靠谈判得到的东西。从这一角度看，雅尔塔会议(关于这次会议至今仍有争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征兆，它透露了西方盟国的歧异和不团结，同时显示了苏联愈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
五
我们可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战略的性质得出什么结论？证据表明，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开始都没有一个充分形成的战略蓝图。他们为取得胜利而塑造的战略模式是在变化着的战争进程中，由环境、必需、不断的摸索和他们自己中间以及同他们的盟友的妥协铸就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事例都反映了民族传统、国家利益、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以及军政领导人的偏好，是一种基于必需铸就的混合物。每个盟国在同盟内的相对地位和影响随它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国家实力的消长而变动。
事后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盟国各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盟战争战略取向有重要影响，对此需要进一步强调。每一个盟国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囿于它自身的历史经历，在它的战略遗产中早先的冲突及其后果发挥强有力的影响：经过一战那场旷日持久和异常血腥的拼搏(那是僵滞战略的一个经典实例)，没有哪个盟国希望再打另一场漫长的战争。一战中，双方大军多次地面会战，彼此大厮杀，英国遭受了巨大伤亡。这使得英国军政领导人审慎起来，只要全球性联盟战争中的情况许可，就回到较为传统的“间接路线”战略，以此抗击和打败倾覆欧洲均势的纳粹敌手。
美国人迟至1917年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对而言几乎未遭伤亡就度过了战争，而且伴随僵持已久的冲突重新变为运动战，能够因为潘兴在攻势中的胜利而兴奋不已。对美国军方来说，一战肯定了集中兵力、战必全胜的信条；从欧洲战场中，产生出了一种战略信念的基础，那是马歇尔将军之类军方领导试图应用于二战的多个战场的。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战争加重了美军在战略天平上的分量，美国军方从参战中获得了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征召大规模的公民军队，将它部署在海外，予以供给，并且用它来打进攻型战争。1941年以后，这种作战方式与罗斯福的政策完全吻合：罗斯福以威尔逊总统为鉴，这次要德国无条件投降，在战场上彻底击败其军队，并且决不重蹈威尔逊“十四点”覆辙向德国提“例外条款”。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留下了乐观主义的遗产，给英国人留下了审慎，而苏联在1917年和随后反革命战乱中的经历却增强了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信任，并且决定了它的领导人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针。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领导人既怀疑敌人，也怀疑伙伴，决心收回它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中丧失的西部边境领土，并且加强它在东欧的地位。这些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是苏联政治－军事战略的一个基本成分。二战大体上是用经过改进的一战的武器打的，在许多方面它可以被认为是一战的继续。因此，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略联系需要予以进一步探索。
美国战略的批评者指责美国军方过分偏执地疑惧英国的意图，过分猜疑英国有帝国主义图谋：巴尔干问题成了一个几乎全无事实根据的幽灵。他们争辩说，英国人在战争和外交方面更精明细致，如果听取了他们的忠告，战争的政治结果将大不一样。
很可以问一下：英国是否确有一种首尾一致、内在连贯的对德战争战略？就战争和战后目的而言，它是否代表美国战略的一种较好替代？英国官方史学家论述大战略的著作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战略与其美国对应物一样，基本上是相应于变化中的机会和压力、相应于英国领导人互相间就各自立场做的妥协而演化的。英国人关于地中海作战的方案主张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英国参谋长们在巴尔干或爱琴海作战问题上并非同丘吉尔完全一致。迈克尔·霍华德(他为英国二战官方史系列写了论述战略的一卷)提示说，无论英国人在1943年大部分时间里多么机会主义地支持地中海作战，并且以替霸王战役准备条件来为之辩护，到1943年底，地中海战略看来已具有了它本身的方向和理由。他否认英国领导人在1943年将地中海作战看成是“抢先挡住俄国人的一个途径”，或他们的地中海战略基于“先见之明”，断定“他们看来愈益放弃自己早先的论辩，认为地中海战区并非附属性的，而是有它本身独自的目的和效果，在那里作战的成功构成了该战区自身的合理性”。 [ 注：Michael Howard，The Mediterranean Strateg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1968)，69－70． ]
人们仍然在辩论丘吉尔是否真的希望攻入巴尔干。确实，英国人甚至1943年时就已愈益衰弱，而当时正是丘吉尔的战略理念大致得到遵循、外围战略处于全盛之际。就在意大利的作战而言，“柔软的下腹部”证明实际上是坚硬的乌龟背。就像美国人担心的那样，地中海地区每个战役耗用的部队和物质无不多于起初的设想。如前所述，任何形式的巴尔干作战都在美国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担忧。美国战略的批评者们倾向于极端贬低美国规划人员作为战略家的成熟程度，大大低估他们规划工作的全球背景，并且忽视他们在太平洋打的也是随机推进的战争，同英国人提倡在地中海地区打的并非两样。同一些批评者还倾向于高估英国战略的连贯性，而且忘记了这么一点：美国人为直接、彻底地打赢战争而主张的战略既是出自他们自己的传统，也是出自他们学来的欧洲战前信条。美国联合参谋部将政治问题留给总统，从未提出过它自己的某种内在连贯的政治－军事战略。但是，那些强调美国军事参谋人员完全缺乏精细的政治头脑的作者不免言过其实。事后来看很明显，不管政治军事的老练程度有何差别，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逐渐形成并提出一种完全成熟的政治－军事战略。
就其对于联盟战略的影响而言，主要由美国人从事的对日战争需要特别的注意。从一开始，对日战争就带来了倾覆英美基本战略的危险，而且种种压力导致战略理论和概念方面的进一步妥协和调整。尽管英美双方同意欧洲优先，但日本袭击珍珠港和抵挡日本推进的需要从一开始就损及“德国第一”概念。美国人同意以战略防守方式打对日战争，然而缺乏关于怎么打有限战争的现成信条。不仅如此，美国公众舆论不会容许在击败德国以前打一场完全防御性和有限的对日战争。随着美国军事资源迅速涌人太平洋战区，美国战略家逐渐认识到那里的部队会产生出它们自己的战略，有如在地中海地区的情况。战争开初．日本人进军西太平洋之后，盟国在澳大利亚集结了地面和空中兵力，它们不能被置于无所事事的状态。随着美国太平洋海军力量从珍珠港灾难中恢复过来，美国海军战略家们力求实施原来的“橙色计划”战略，即在中太平洋发起攻势。与此同时，总统支撑中国的决定导致进一步抽取美国军事资源。有限战争不会保持有限。珍珠港事件后两年里，对日战争的资源需求几乎等同于对欧洲轴心国战争的资源需求。尽管有“德国第一”原则，美国军事实力的重心却到1944年为止一直未转到击败德国的任务上去。
当在太平洋有传统利益的美国海军承担就该区域制定进攻战略的主要责任时，关于中太平洋的海军作战计划不得不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设想相协调，这个设想就是经过从新几内亚到棉兰老岛为中轴的地区向日本推进。如此，双头战略替代了原来的单轴心战略，而这战时随机之作导致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战略，同英国人为欧洲战争极力主张的并非两样。美国战前的军事理论没有为一个关键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仅靠轰炸和封锁是否能打败日本？或者说，一场入侵是否必要？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辩论，直到日本投降使之成为纯学术性的。
可以争辩说，英国和美国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败是其制度的产物，是他们对待战争与和平的固有方式的产物。美国人在战争压力下形成的内部关系赋予军方权力来保证罗斯福希望的决定性胜利。它也使军方能够应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里形成的技术革新、战术和军事信条——将它们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显现为的那种巨量兵力运动战。人们低估了美国人在他们自己中间和同盟友一起进行战略制订的灵活性。美国军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取得了多大进步，由一项转变反映出来，那就是美国从按照欧洲盟国确定的战略作战、起低级伙伴作用，转变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大程度上塑造欧洲战略，并且在太平洋战争中担任主角。
美国战略成熟于1941～1945年那个时期。他们加入战争时，所持的战略框架出自欧洲理论与美国经验、美国创新的混合。诚然，没有出现什么美国战略大师来号召颁布一项独立宣言——脱离欧洲信条的美国战略独立宣言。然而，美国人从他们和欧洲人共享的共同战略思想中选出来加以强调的那些原则，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传统和国家政策。从头到尾，他们显示了对迅速、直接、彻底解决的偏爱。根据他们的民族传统，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偏离，是正常状态的中断，应当尽可能快地予以结束。随美国力量压倒性地涌入战场，他们在同盟决策体系中变得自信起来，将美国风格和方式加诸全球战争和全球战略，并且迫使盟国认真看待他们。来自新世界的新兴军事强国实际上宣告了它在战略上独立于旧世界。
说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西方的观点看，可以显得是道义讨伐与巨大实力相结合的极致，它释放出来的力量和激起的期望是西方的决策者和战略家都无法靠自己控制的。出现了种种棘手的政治变更和领土调整问题，事先没有预见到解决办法。总统政策的基本前提——苏联合作、英国继续强大、中国在较近的未来上升为强国——统统成了问题。最后，美国领导人批准使用原子弹，然而原子弹的规划是形成于正规的战略渠道之外，原子弹的使用则是在相应的军事理论或信条形成之前，也是它在未来战争或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充分理解之前。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为全球性强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然而其领导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觉力量有限。即使在进行战争时，他们也发现无力像自己希望的那么早地发动一场大规模跨海进攻。他们也无力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同时支持在亚洲大陆的一场大规模战役。通过雅尔塔会议，他们请求苏联的帮助，即在美军攻入日本之前压住在亚洲大陆的日军。美国规划人员起初于1941年打算组建215个陆军师，然而结果相反：美国能够动员的仅仅是90个师，最后全都部署在海外。不仅如此，虽然美国有巨大的工业力量，但它依然不能完全克服始终折磨盟国战略规划工作的远洋运输船只和登陆舰短缺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像在先前许许多多战争中一样，军事理论与实践到头来并不完全一致。与战前英国和美国的空权鼓吹者们所宣称的相反，空军击败敌人的能力并未得到证明。另一方面，珍珠港事件后，航空母舰而非战列舰证明是舰队的王后。战局发展决定战略几乎同相反的情况一样常见。西方盟国的战略是通过一次次国际会议上的一系列妥协制定出来的，其特征在于调整目的与手段的不断的斗争。
在许多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系列战争构成的战争。确实可以论辩说：西方国家与苏联各打各的战争；从来没有一个总的联盟战略，而是有两个恰好兼容的战略，即英美战略与苏联战略；在军事层面上，它们的努力证明是成功的，然而它们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目标并不吻合；在战争结束之前，当1941年里将盟国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即共同危险开始松弛时，大联盟便开始破裂。
与苏联人谈判证明始终是艰难的。尽管有对美国战时领导的战后批评，然而大可怀疑在可得的手段范围内，任何不同的战略或政策会导致更快地取得对德决定性胜利，并且使西方处于根本上较好的对苏地位；同样大可怀疑它会克服战时伙伴从往昔承继下来的相互猜疑，这猜疑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依然如故，还由于战时的有关摩擦而加剧了。从苏联的角度看，俄国人在盟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期间遭受了2000万人的伤亡。战争结束时，总统及其军事幕僚面对一大堆积累下来的两难问题。欧洲有成堆的政治难题，而旨在打赢战争的军事战略和将政治决定推迟到战后的总统政策，都没有为之提供答案。无论无条件投降作为一个战争口号和战争目的有何好处，它并未证明大有利于战后和平。它掩盖了盟国间的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差异，而且没有为调和这些差异提供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将苏联政策的动机和意图显示得确定无疑，它们对战后西方领导人来说仍然是折磨人的难题。罗斯福将很大希望寄托在利用战时伙伴关系使苏联摆脱战前的孤立状态上面。他曾援引拉尔夫·W．埃默森的话：“交友之术在以友情待人。” [ 注：Samuel I．Rosenman，ed．，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1944～1945 volume(New York，1950)，524． ] 但是到最后，出于提防俄国人在波兰问题上的顽固，他主张与苏联打交道时要坚定，有点像马歇尔将军在1945年1月敦促艾森豪威尔“以阿比林镇镇民的直率风格”对付俄国人。 [ 注：马歇尔将军的这项提议见马歇尔致艾森豪威尔，1945年1月17日，艾森豪威尔个人档案，转引自Pogue，Supreme Command，407。 ] 然而在任何场合，罗斯福和他的主要军事幕僚们都不会提出用武力来达到直接、具体的对苏政治目的。
1945年的事态显示盟国有能力塑造一个在军事意义上完全成功的战略。这战略是个混合物，糅合了美国人的径直、英国人的审慎和苏联人的硬朗。它体现了他们找到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形成一把巨大的铁钳，在欧洲大陆上粉碎德国。但是，随着盟国军队彼此越来越靠近和德国的失败越来越确定无疑，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纽带由此崩裂。东西方伙伴打算共同做的事情是击败德国，这个目标他们成功地实现了。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然而在西方看来，德国只被解放了一半，波兰和东欧则已被控制在苏联独裁者手中。战友关系即将转变为新的权势竞争关系，持久和平的实现遥遥无期。
最后可以认为，战争的结局超出了战略家和政治家们的想象。从战争结束后多年的视野往后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标志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一种塑造来打赢战争的联盟战略对此提供不了真正的、或者说宏大的解决。总体战既没有带来全面的和平，也没有带来彻底的国家安全。说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问题的一部分，而1945年以后的动荡岁月可以看成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问题的延续，亦即寻求军事胜利没有带来的和平与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全面，却非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