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战略的形成·第二十二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极少有什么世俗哲学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总体性。马克思主义按照持久的阶级斗争解释和预测人类的全部历史，明确拒绝将人类经验分隔化。将战争与和平、军队与社会截然分隔开来的狭义的军事战略是同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列宁及其伙伴们深受克劳塞维茨对于政治与战争之间永久互动的系统分析影响。他们于1917年10月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俄罗斯帝国夺取政权时，毫无疑问地确信战争、革命、政治和社会密不可分。
意识形态倾向和历史经验提示，冲突、有时是暴力冲突，乃历史进步的火车头。不过，马克思主义虽然提供了一个框架，却并未提供一张现成的蓝图。布尔什维克试图认真地实践恩格斯的一项预言，即“无产阶级的解放将创造其特殊的和全新的军事方法”。 [ 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ochineniia(Moscow，1960)，8：460． ] 然而，革命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建发生于复杂和变动着的环境中。刚刚赢得的胜利受到内外敌人的威胁，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不时显得似乎只能维持几个月时间。首先面对与德国的战争，然后是内战，苏维埃领导人一面奋战保卫初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一面“正确地”推测武装力量与社会主义进步之间的关系。从自己的意识形态继承那里，他们获得很少一点提示，但这提示经常与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相冲突。将意识形态期望与严酷的现实调和起来是新社会面临的一项根本任务。它从未比在革命的俄国更为关键，在那里，严酷的必需时常决定了所采取的方向。
一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最初冲突关系到俄国革命本身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期待随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将爆发世界范围的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会奋起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并且无视国家间的边界来建设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激发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现在掌握了政权，他们却就全世界工人要多长时间会起来加入俄国工人的革命行列产生了分歧。这不是无所事事的争论：无力同德国交战的布尔什维克经不起长时间的等待。
布哈林那样的左翼激进派相信，可以依靠鼓动革命从内部打败德国。他们严重高估了工人的团结和德国的虚弱，设想胜利能通过武装起义取得。一些人被十月革命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希望同德国打一场“赤手空拳的”革命战争。托洛茨基提出了较为温和的观点，他希望用“不战不和”来威胁德国，据此将拒绝同德国作战，同时让国内的不稳定来阻止德军推进。更加审慎的列宁争辩说，必须立即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以便为饱受战争创伤的俄国提供一个喘息机会。托洛茨基赢得了这场争论，将他的条件告知德国谈判代表；德国报之以大规模进攻。当敌人距莫斯科不到两个星期路程时，列宁向他的中央委员会同事们发出一项现在非常有名的最后通牒。他说，现在除了宣布和平外别无选择。德国的革命不可避免，然而无法猜测它将何时发生。据报道，列宁说“我们也许只有两个星期了，可是有谁能保证德国工人将在两个星期内发动起义？” [ 注：引自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Cambridge，Mass．，1967)，72。 ] 列宁威胁倘若不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他就辞职，结果赢得了争论。布尔什维克批准了一个屈辱的和约，据此俄国失去了1／3人口与其60％的欧洲部分领土。
列宁的胜利说得再怎么重要也不过分。它不仅挽救了革命，而且为苏联未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重大的政治决定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同先前的决定相联系做出的。一旦走上了一条特定的道路，其他决定会随之而来，它们累积的效果会将社会沿一条道路推进，与此同时实际上消除了它走其他道路的可能性。保护社会主义在俄国国内的既有成果，而非试图实现世界革命：这是早期布尔什维克做出的单个一项最重要的决定。它的效应之一，便是确定了最初的武装力量的特性，将苏联置于一条它此后从未脱离的军事发展道路。
虽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保障与德国的和平，或抵挡准备好发动内战的国内敌人的冲击。军事委员会(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以前就被创立出来，但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指导破坏性活动和在沙俄部队中间制造不和。它们很适合这项任务，但缺乏纪律和才干来保卫革命，使之不被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之类沙俄将军扼杀。“白军”不久便有了作战的同盟军，即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外部敌人——来自日本、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部队，连同先前奥地利军队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官兵。与此同时，波兰军队也在西线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威胁着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边界更进一步往东推。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布尔什维克需要一支能够保卫其革命的军队。
他们面对一个困难的选择。集中、有纪律和经过训练的军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然而在有些人听来这像是恢复常备军，而常备军正是他们最近刚出力帮着毁灭的。有些人担心，这支军队在初创时的形态将决定它在革命的国内敌人被打败后的特性。尽管如此，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仍成功地创建了一支统一指挥下的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以此取代了分散的工人武装队伍。 [ 注：L．D．Trotsky，Kak voorazhalas’ revoliutsiia((革命如何得到武装))，3 vols．(Moscow，1926)，vol．1．这部首先由John 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New York and London，1962)一书援引的基本著作叙述了内战期间红军的创建和发展。 ]
布尔什维克在创建红军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妥协。没有足够的工人和革命同情者来充当一支志愿军队的兵员。在志愿者不足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转向了更加传统的办法，即强制性的公民动员和征用战俘。1918年4月8日，正规化的军事人民委员会被组织起来，负责实施新的集中管理，意识形态激发的“选任指挥”(据此士兵可随意选举和罢免指挥官)之类做法被废除。 [ 注：Trotsky，Kak voorazhalas’ revoliutsiia，vo1．1． ]
将军队领导权委托给“军事专家”(对前沙俄军官的委婉称呼)的决定，却有争议得多，而且其影响更经久。到1918年12月，有2.23万名前沙俄军官在红军里干事，到1920年8月，这个数目增至4.84万名。 [ 注：引自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33． ] 在最高层职位上，也召进了后来的一些大名人，像前沙俄高级军官斯维申将军。年轻一些的如图哈切夫斯基——前沙俄军队的一名资格很嫩的中尉——也被召入红军。(成了传奇式人物的图哈切夫斯基彻底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终生怀抱沙俄和布尔什维克两类军事思想的有趣的混合。)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高，人数又多，因而这些人主导了红军的指挥系统。布尔什维克也致力于创建一支号称“红色指挥官”的干部队伍。年轻工人被送进匆忙建立的军事训练学院，而后快快毕业。到内战结束时，他们也人数众多。然而，前沙俄军官们仍然很有势力，不安的布尔什维克十分注意保证能塑造和维持他们的政治忠诚。
对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常备军的创建本身是个讨厌的妥协。这样一支军队被认为是上一个时代的反映，那时统治阶级需要对内对外的强制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宣告民兵(公民志愿军队——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在社会主义时代恰当的武装力量形式。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人会想到常规军队。” [ 注：Friedrich Engels，Izbrannye voennye proizvedeniia(Moscow，1957)，xiv． ] 不仅如此，基于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来自书本的理解，他们相信常备军极易被搞得变质，被用作反革命力量。一个毫无褒义的术语——“拿破仑主义”到现在仍载于苏联的辞典之中，用来描述军官们同敌对阶级残余旨在粉碎新生的革命的联盟。布尔什维克观察他们自己的内战，无疑发现他们的担忧由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沙俄将军和境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盟得到了证实。如果说对常备军的需要作为意识形态问题正在淡化，那么对它们构成的潜在危险的担忧却在加剧。
作为他们想要的军队的一种替代，布尔什维克努力使他们出于必需而创建的军队政治化，并且加以控制。在名目上一直存在到当今的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就是为此发展起来的。如果红军在当时不能是一个决意为事业献身的、武装起来的工人组成的自愿联合体，那么政治委员将保证那些入伍的人们忠诚地为之战斗。然而，政治委员往往表现出对军事指挥的兴趣，军队体系因而运行得不顺畅。政委和指挥官之间不断地为了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威而争斗。托洛茨基属下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倾向支持内行的指挥官，坚持统一号令。这只是加剧了政委和指挥官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打败俄国的敌人这一原本就困难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直到多年以后，当既是共产党人又胜任专业技术的军官们担任指挥时，这些紧张才得到缓解。 [ 注：Timothy Colton，Commissars，Commanders and Civilian Authority (Cambridge，Mass．，1979)一书极好地讨论了红军总政治部的发展和政治委员作用的变化。 ]
尽管非常困难，布尔什维克和新创建的红军仍然挺过了对他们政权的威胁。但是，很多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对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完全满意过。在1918年，红军是作为一种暂时的工具而被创建的，将在内战结束后尽快解散，用民兵来取代。不仅如此，虽然红军证明自己胜任本职任务，但它仍逃不过批评。在1918年3月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对集团，它指责托洛茨基、他手下的指挥官以及红军。这位陆海军人民委员挺过了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其他人的抨击而未垮台，后者指控他模仿沙俄军队，完全未能依靠无产阶级战争的特殊性质。到头来，托洛茨基的最佳辩护就是红军胜利了，然而以后将更成功地挑战他的那个反对集团在内战胜利以前许久就开始成型了。
这些紧张反映了红军指挥系统内部“军事专家”与“红色指挥官”之间的分野，后者是在内战战场上经受军事训练的“自学成才”的布尔什维克。“专家们”因为反动思想而被攻击，但红色指挥官们也并非无懈可击。最严重的错误是由影响力颇大的图哈切夫斯基犯的，他坚持在内战末期对华沙发动一场构想拙劣的攻势。要不是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力求伴随这场攻势的重要政治宣告——“革命”可以用刺刀来输出——它本来是能够被纳入苏联的军事史册的。他可能过分指望波兰工人阶级会揭竿而起，迎接苏联部队，从而不顾补给线严重伸展过度和后备兵力不足，争辩要攻击华沙。即使就他那个时候而言，他的思想也是激进的，激进到主张建立一支国际无产阶级军队。这支军队将不是民兵，而是一支社会主义正规军，其使命为输出革命。波兰就是采取政治和军事进攻态势的第一个机会。
图哈切夫斯基未能考虑军事细节问题。红军缺乏必要的补充兵力、通讯设施和运输手段来贯彻他那复杂的战略，结果败于敌人对其后背的坚决攻击。它被迫撤退，勉强设法将波兰人挡在了俄国领土外面。尽管图哈切夫斯基为这场进攻辩护，将失败归咎于“参谋人员协调方面的技术错误”，但其阴影还是在红色指挥官们以后的整个军事生涯中不时冒出来困扰他们。副总参谋长v．特里安迪菲洛夫和总参谋长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后来做了评估，这些评估直截了当地表示红军根本没有强到可以承担这场攻势的地步，并且提醒说“军事”要素被低估了。 [ 注：在近年苏联一部历史学文集所载的几篇论文里，关于波兰战役的争论得到了简短但有益的讨论。该文集为：Istoriia sovetskoi voennoi mysli(《苏联军事思想史》)，edited by I．A．Korotkov(Moscow，1980)。在早先的苏联评论里，关于这场战役的失败，看法更不一致。有一种观点例如见N．E．Kakurin and V．A．Melikov，Voinas belopolyakhami(《与波兰白色势力的战争》)，(Moscow，1925)。 ] 在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中，波兰工人究竟起多么突出的作用不清楚。当然，他是从军事方面为这场战役辩护。无论如何，输出革命的主张并未完全销声匿迹；然而，在波兰战役的令人清醒的经历之后，那些希望集中力量保卫俄国边境和制服国内动乱的人们占了上风。最后，波兰战役的最重要教训就在于革命的热情和期望代替不了军事准备。
二
随内战结束，关于红军的未来进行的辩论激化起来。由于其统治终于稳固，布尔什维克便能够着手去解决军事战略的基本问题：下一次战争将有怎样的特点？红军应采取怎样的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军事方法”的性质如何？如同1918年，托洛茨基为一方，同现在由古谢夫和伏龙芝领导的另一方——红色指挥官们对峙。所涉的利害非同小可：政治分歧和个人敌对渗透于辩论当中，使其结果关系到对立者们在政治上能否生存下去。因此，伏龙芝－托洛茨基之争不仅是苏联军事史上的大事，也是苏联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大事。
1921年3月，古谢夫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拿出一套论纲，从而打响了这场争斗的第一炮。 [ 注：这些论纲主要出自古谢夫笔下，它们可见于S．L．Gusev，Grazhdanskia voina i krasnaia armiia(Moscow，1958)，216－221。 ] 论纲要求有一种“统一的军事信条”，然而在试图说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方面完全不成功。论纲的作者们只是抨击现存的军队，提出他们自己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建议。论纲宣称未来肯定将有一场旷日持久的、艰难的战争，这不过是在表述一个相当保险的前提假设。内战只是一场总的战争的初始阶段，因为帝国主义者将发动反攻。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将拥有技术优势，如果红军不准备将自己的弱点减至最小程度，革命就肯定要遭到失败。红军的惟一希望在于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依靠政治意识形态组合为一，基于无产阶级的首次军事胜利即内战的经验加以训练。运动／进攻战赢得了内战，而且将赢得未来的战争；红军能够利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和优越的战术来抵消帝国主义者的技术优势。地方民兵(当时正在创建)概念被他们指责为不可行。社会主义需要一支出自广大民众的正规军。
托洛茨基对这些主张发动了一番强烈抨击，称它们在理论上错误，在实践中无用。他拒绝统一的军事信条这一概念，并且认为基于内战的特殊经验来进行训练的想法甚至更站不住脚。 [ 注：Trotsky，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2：242． ] 对此，大会的代表们显然同意，结果伏龙芝和古谢夫收回了自己的观点。伏龙芝承认，论纲“有些含糊，表述上也不易理解”。 [ 注：伏龙芝对“统一的军事信条”概念的表述可见于M．V．Frunze，Edinaia voennaia dokrina i Krasnaia armii(Moscow，1921)。 ] 这次碰壁后，轮到伏龙芝来挽救红色指挥官们如此衷心怀抱的主张。在1921年7月一篇题为《统一的军事信条与红军》的文章里，他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统一的军事学说对所有国家都是重要的，它反映了社会生活体系和国家的阶级特征。德国、英国和法国都有统一的军事信条，但俄国没有，因为沙皇统治下的军事状况很可怜，“甚至没有可能就任何含义广大的科学工作进行讨论”。 [ 注：Ibid．这篇后来扩展成一本专著的文章载于两个刊物：一是专门分发给在乌克兰的部队的Armiia i revoliutsiia，二是中央理论刊物Voennaia nauka i revoliutsiia。见Walter Darnell Jacobs，Frunze：The Soviet Clausewitz，1885～1925(The Hague，1969)。 ] 这里，伏龙芝试图将他的“统一的军事信条”放入广阔和深远的背景中去。苏联的、无产阶级的军事信条将是不同的，但对军事信条的需要并非革命国家所专有。有趣的是，统一的军事信条之值得想望是俄国军事思想的一个老话题，一个从日俄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为止始终由帝国参谋人员热烈辩论的问题。伏龙芝固然没有排除军事专家在构建军事信条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但他确实说只有能够超越“俗气者之愚蠢和沙皇式思想之呆滞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这场辩论”。 [ 注：Frunze，Edinaia voennaia doktrina，18． ]
在红军的特征与其军事战略的性质方面，这一新表述同样清楚得多。伏龙芝主张大众战争，即国家总动员。他确信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特征的小规模职业军队无法打赢未来战争，因而预言全国每个人都将必须被“感召”到战争努力中来。在此，意识形态信条显然起了一定作用。恩格斯发展了大众战争的理论，提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敢打大众战争。资产阶级太害怕工人阶级，以致不敢依靠他们来组成一支大众军队。
尽管如此，伏龙芝同时仍主张红军应当是一支骨干军队，而不是民兵。他宣称，俄国还有太多不可靠的农民，同时缺乏足够的工人来创建充足的民兵力量。不仅如此，伏龙芝援引内战经验，又一次强调进攻的头号重要性和运动战在战争中的中心地位。内战胜利依靠的是最机动的兵种——骑兵，连同灵巧的运动战。伏龙芝争辩说，农民在心理上是防御型的，无产阶级却有进攻天赋。因此，依赖农民组织地方民兵是危险的，依赖他们准备打下一场战争则难以奏效。尽管他提出也应当研究其他战争方式，包括游击(农民)战争，但他宣告进攻才是适当的战略。然而，进攻战略只有依靠一支训练有素的骨干军队才能得到贯彻。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伏龙芝拒绝民兵体制是个重要的背离。根据 1920年3月的一项命令，军队已经开始向民兵转变。然而，一些红色指挥官不愿被放逐到地方民兵部队去，他们的影响开始被感觉到。他们为一支正规的、然而是社会主义的军队寻求意识形态理由。图哈切夫斯基提出了一个精心构想的、无视恩格斯告诫的意识形态理由，声称关于民兵的理想是第二国际错误论断的遗留物。相反，出于对资产阶级战争方法的敬重而将军事专家引入红军中的托洛茨基，却发觉自己绕了一个很怪的圈子，在1920年为民兵体制辩护。不过，实际上提倡民兵部队的人极少。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命令，建立了一种混合性的体制。这次折衷同样出于必需，因为伏龙芝想要的骨干军队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太昂贵了。在大约十年时间里，民兵始终是苏联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骨干军队是被关注的焦点，它逐步遮蔽了民兵部队，使之黯然失色。
同民兵的命运无关，伏龙芝的思想存在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他同时为骨干军队和大众战争论说理由。在予以“大众军队”概念很大注意力的同时，他承认技术将在下一次战争中起越来越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他差不多是在褒扬社会主义军队的技术劣势和精神优势，他却提出了一份迅速转变红军技术水平的计划。对技术能力的追求和有目的的训练，使之离他所鄙视的特殊的精英军队只差一步之遥，而大众军队却不能够打“技术性”战争。技术精英部队的地位应当如何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它在伏龙芝死后很长时间里继续困扰着苏联的军事规划者。
几个月后，托洛茨基拿出一篇题为《军事信条和伪军事教条主义》的文章，以此回应伏龙芝的经过修改的观点。他在文章里说，红军不过是“从当时可得的材料”中建造出来的一支军队，“目的在于维持工人国家自身的生存”。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起初几个阶段那样，内战“是一场以防御和撤退为绝大部分内容的战争”。托洛茨基抨击关于运动战之特殊性的观念，提醒伏龙芝说这是内战一般都有的特征。必须时而攻击，时而撤退，时而又两者相兼。他还召来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幽灵(该和约不可否认的是防御性质的)，以支持自己的论辩。在文章里，他从头到尾始终指责要制定军事信条是为时过早，说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期里，惟一需要的信条是“睁大眼睛，注意观察”。 [ 注：Trotsky，Kak vooruzhanlas’ revoliusiia，reu1taiia，2：202． ]
伏龙芝似乎总是在托洛茨基的攻击面前退缩。这次他再度重塑自己的思想。他承认军事方针不应当变得像教条那样呆板拘泥，而应当是一种指南。然而，这没有使对方心平气和。托洛茨基照旧攻击说：“新的统一军事信条的鼓吹者不仅不恰当地规定了总的目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各项极为实际和至关紧要的任务。” [ 注：Ibld．，2：206． ] 内战仅仅表明了工人阶级的“激情和无私”，将这些经验上升为军事信条纯属宣传。有如他的支持者、前沙俄军官斯维申记下的那样，托洛茨基告诫说：军事信条的规定将使规划工作变得僵硬呆板，并且终止辩论。例如，运动战是“我们的敌人教给我们的”。最后，托洛茨基言辞浮华地问道：为什么伏龙芝阐述的军事原则可以在伟大的俄国将领、强调运动战和进攻的苏沃洛夫的著作中见到？这最后一点肯定令伏龙芝相当难堪，因为他是个众所周知的苏沃洛夫热爱者，而苏沃洛夫指挥的当然是农奴组成的军队。尽管如此，伏龙芝在就自己的含糊(“这些工作在实践中一定要完成”云云)表示歉意的同时，仍然坚持重申自己的立场。最终胜利的是伏龙芝，而不是托洛茨基。
对于那些负责决定苏联军事未来的人们，托洛茨基强有力的、尖刻的批评表面看来似乎无法抵挡。然而，他的本质上是否定性的论辩，连同关于“如何给靴子擦油”之类鸡毛蒜皮之事所做的训诫，没有给问题提供确凿的答案，与此同时伏龙芝尽管显然缺乏托洛茨基那样的才能，但他并未显得是个无知和充满空想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时常抓住伏龙芝论点的不精确性，将一些重要的概念简单化，并且使之变得琐碎平淡。关于进攻的首要地位的论述就是一个例子。伏龙芝始终没有讲清楚“进攻”究竟是支配性的政治原则，还是只应当在战争爆发后才决定战略。在红色指挥官中间确实有一种人，最著名的是图哈切夫斯基，深信要抓住进攻机会，在远方的别国土地上有力地发动革命。波兰战役就是一次这样的灾难性尝试。伏龙芝谴责在选择进攻时机时冒失莽撞，看来是要将他自己同这种极端立场区别开来。
如果伏龙芝的意思是一旦战争爆发，就应当以进攻为主，那么他就是在参与他那个时期的一场核心军事辩论。1914年时，列强无不偏爱、或者感到不得不实行进攻。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容异议的进攻导致了灾难，这一经验在国际军事界有广泛影响。防御准备和阵地战被许多人认为赢得了战争。但是很明显，“防御”作战对共产主义思想家是陌生的；作为一种积极能动的历史进步理论，马克思主义将防御视为只是抓住进攻时机以前的一种暂时状态。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考虑掩盖了一场严肃的军事辩论，那是图哈切夫斯基、斯维申和沙波什尼科夫都参与进去的。主要受斯维申(他将他带入了红军)之类军事专家的影响，托洛茨基从世界大战中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发觉崇拜进攻是令人厌恶的。伏龙芝从未成功地澄清在他的根本观点中的究竟是政治上的进攻，还是军事上的进攻。然而，伏龙芝和托洛茨基两人离开舞台后，辩论仍然继续下去。这个未解决的二分法仍然遗留在今日的苏联思想中。苏联的政治信条明确地是防御性的，苏联的军事战略却不可否认的是进攻性的，甚至以先发制人为特征。防御性的政治信条和进攻性的军事战略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后者是要谋求通过首先发动进攻来占据上风。
尽管托洛茨基对别人做了尖刻的批评，但他未能提出他自己的令人满意和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纲领。他在抨击时竭尽嘲弄对手之能事，而且显示了一种虽属有效的辩论态势、但使他争取不了什么盟友的傲慢，这些对他都没有好处。他未能理解那些红色指挥官们为胜利所激动，是多么拼命地渴望在内战中找到一种思想和实践的统一。他小看他们的奋斗，让他们能够仅以一种方式来攻击他，即他是个反动分子，不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内战的重大历史意义。
现代苏联历史学家谴责了年轻的红色指挥官，说他们自高自大地误解了内战经验，同时低估了一战教训的重要性。 [ 注：几乎所有载于I．A．Korotkov，ed．，Istoriia sovetskoi voennoi mysli一书的文章都展现了这种观点，但对膜拜内战经验的批评开始得早得多。例如见M．V．Tukhachevsky，“On the New Field Regulations of the RKKA，”Bol’ shevik，no．9(May 1937)，46－47。 ] 然而在20年代早期，内战是红色指挥官们能够借鉴的惟一经验。那些“军事专家”恰恰是因为懂得常规军事理论和实践才被召入红军，他们有充分的动机要否认内战重要。尽管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不能被指责为漠视十月革命的影响，但他们还是愿意贬低其意义。
随托洛茨基在政治上逐步失势，伏龙芝开始控制陆海军人民委员会，起初作为托洛茨基的副手，几个月后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运动战原则和进攻至上开始被苏联的战略思维奉为铁律。对引起很大争议的“统一的军事信条”的需要得到了确认。信条和主义之争色彩浓厚的辩论很快退隐，伏龙芝发觉自己随1924～1925年的改革，为红军的大量琐事忙得不可开交。
托洛茨基被一些人赞颂为红军之父，同时被另一些人中伤为几乎毁了红军的波拿巴主义者。 [ 注：当然，托洛茨基在苏联从未完全恢复名誉。例如见Korotkov，ed．，Istoriia sovetskoi voennoi mysli一书的编者导言中对他的辱骂。西方人对他的作用的评价各种各样，但肯定都比较宽容。John 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一书里的评价是褒扬性的。 ] 这两个称号都不完全适合。但是很明显，当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就未来的军事战略打笔墨仗时，红军正在瓦解。托洛茨基为军队设计的某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包括将其编成劳动旅来使用)乃彻底的失败，同时又使合格人员的训练被搁置下来。仅因为疏忽，就造成了甚至更严重的问题。伏龙芝在1924年说：“军队形势极为严重，我们无法认为它适于作战。” [ 注：对红军的批评详见I．B．Berkhin，Voennaia reforma v SSSR(Moscow，1958)，57－69。 ] 军事委员会1924年1月开会时支持这个评估。一些委员出于政治原因希望使托洛茨基名声扫地，因而必须据此来看待他们的评估。然而中立的观察家、例如德国统帅部的报道证实红军的确处于瓦解境地。 [ 注：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一书第173－213页论述了伏龙芝面对的种种难题。 ] 复员后事务的规划工作马虎随便。中层和低层军官队伍内极不稳定；1／3没有实战经验，12％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对于军火装备和武器发展简直没有予以任何注意。伏龙芝的任务不可否认地困难。创建他希望的数达150万人的正规兵力在财政上行不通，结果正规红军的兵员数量被定为56.2万人。 [ 注：Berkin，Voennaia reforma v SSSSR，46． ] 地方民兵当时不得不在苏联的军事组织中起重大作用，占军队步兵力量的 50％以上。 [ 注：Ibid． ] 混合性军区体系是差不多20年里苏联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在其中有作为核心的正规部队，辅之以在各个工业中心的地方队伍，但民兵的作战训练不足。
这并非都是托洛茨基的错。经济困难和久拖不决的争论起了一定作用。然而伏龙芝一旦接管便迅速行动，将他能够找到的无论什么资源投给雏形中的骨干军队。伏龙芝确信技术的重要性，预言各种机器将在现代战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说，技术本身“无生命”，但“未来战争的结果可能更多地取决于搞纯科学的人，而非取决于军队指挥官”。 [ 注：M．V．Frunze，Sobranie sochinenii，edited by A．S．Bubnov(Moscow，1929)，1：254． ] 这位陆海军人民委员于是对获取外国技术予以很大注意，同时又为本土技术来源打下根基。同样归功于伏龙芝，苏联有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传统。他主张关键性工业部门的军事化，连同军事决策的集中化。
伏龙芝委托一群专门的军事参谋来创造红军今后要依靠的知识资本。他极为鄙薄内战期间蹩脚和随意的参谋工作安排，它们往往导致了失败。他创建红军参谋部时下了决心：它将既优秀、又受尊重。为了使之具备可信性，他亲自担任了一小段时间参谋长。由此，在接下来十年里，苏联军事思想的中枢从高层政治舞台转到了红军参谋部，那是军队的大脑。图哈切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斯维申之类人物将参谋机关变成了红军的精英部门。这或许不是伏龙芝所希望的；他告诫说参谋部不应自我封闭，而应纳入政治工作者。但是，他认为健全的军事规划工作理所当然地是未来胜利的关键，他不允许意识形态考虑妨碍参谋部的发展。伏龙芝并未活着看到红军的变更。他于1925年去世。然而，从 1927～1937年，他留下的机制一直运行，为新型的红军奠定了基础。
三
红军参谋部的任务由于苏联武装部队政治使命的澄清而变得更容易了。常规军队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精神在过去无非是权宜之计，现在变成了苏联政治中的经久特征。苏联人又一次选择沿国家优先方向行进，放弃谋求革命迅速到来。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胜利及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信条异乎寻常地重要。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牢固地确立了苏联国家的当务之急——保护苏联的革命。在就国家的未来同反对派展开的辩论中，斯大林力图一劳永逸地摈弃一种观念：世界革命不迅速爆发，苏联就无法生存下去。托洛茨基等人争辩说，在没有世界革命的情况下建设苏联国家将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和军事化，而那将导致独裁统治。苏联将不得不成为被敌对国家包围的一个大兵营，而且如此害怕内部敌人，以致成为残酷压迫性的。或者，它将不得不向敌对阶级做出如此众多的妥协，以致右翼资产阶级的复辟将接踵而至。
斯大林争辩道，革命浪潮随1923年德国革命运动的失败急剧退落，此后并未重新出现。他援引列宁力主缔结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他的和平共处政策，断言苏联除力争变得尽可能强大、而且武装起来等待下一次战争之外，别无选择。列宁的政策当中的惟一问题，就在于苏联过于羸弱，在退却时期里不必要地遭受损失。斯大林以令人难忘的言辞宣告：“苏联永远不能再度在西方面前赤手空季，卑躬屈膝。” [ 注：J．V．Stalin，On the Opposition(Peking，1974)，325．斯大林依据意识形态和实际理由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护可以在这部书里见到。 ] 资本家对苏联的进攻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他承认，作为一项永久的解决办法，“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可能危及革命。直到有了一个“兄弟国家环带”为止，苏联永远不会安全。但是，一个强大的苏联能够援助革命，而一个弱小的苏联只能被征服。因此，斯大林将“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的就对苏联有利”这一观念反转过来。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将为苏联国家服务。依靠政治谋略及其论辩的逻辑性，斯大林赢了。“不断革命”的主张者提不出什么有利于他们的论据，到1926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看来已成为苏联人的惟一选择。托洛茨基的警告部分地被苏联国家随后的发展证实。不过，在斯大林的铁拳下，无产阶级专政以巨大的代价终于固若金汤。
伏龙芝在1920年提出举国动员，为决定性总体战做准备，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这个主张提供了理想的政治理论依据。苏联军方继承伏龙芝的事业并在斯大林认可之下，开始倡导动员全国经济以支持军队，加上利用外交来使红军获得军事成功条件。在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前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他们自己彼此间往往不一致)，军事参谋人员在处理这些对苏联国家的发展如此根本的问题时，享有显著的自由余地。
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和沙波什尼科夫个性迥然不同，但他们有许多共同看法。沙波什尼科夫是一流的军事专业人才，在被任命时甚至还不是共产党员。然而，他对政治的观察很敏锐，能够将自己的立场调整得适合一时的政治气氛。在其著作《军队的大脑》中，沙波什尼科夫像伏龙芝那样论辩说，未来的战争将是巨大规模的战争，没有任何单个的机构独自能保卫国家，全面的协调必不可少。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参谋部应当参与制定军事和政治目标。 [ 注：B．M．Shaposhnikov，Mozg armii(Moscow，1927)，I：14． ]
沙波什尼科夫相当审慎的表述在许多方面与图哈切夫斯基拿出的相似。然而，这位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大胆得多，主张让综合性政策起甚至更大的作用。或许将轻重缓急次序改变了一些，图哈切夫斯基发展了关于经济和外交如何服务于军事目标的观点。 [ 注：M．N．Tukhachevsky，“Voina kak problema vooruzhennoi bor’ by，”载于Boevoi put Sovestskikh vooruzhennykh sid(Moscow，1960)。 ] 外交有助于缓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从而使最危险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被孤立境地。苏联能够鼓励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个部分提供经济帮助，由此就能防止当时广泛害怕的“经济封锁”。
图哈切夫斯基接着提出，要真正地安全，工业计划和战争计划就必须互相协调起来。在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当中，化学工业的欠发展(这反映他对化学战愈益感兴趣)和交通运输及通讯的缺陷也包含在内。他指出，苏联虽然羸弱，却是个幅员极其辽阔的国家，能够实行工业的战略性疏散。
按照沙波什尼科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看法，备战型经济的规划和管理需要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专门知识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不可能在单方面特殊知识的基础上从事外交、经济和军事政策的协调。然而，图哈切夫斯基确曾提出，在军事科学领域，政治上的干预或对当前政治路线的敏感可能造成损害。尽管有他的政治信仰以及对无产阶级军事信条的忠诚，但他是一名军人，希望维护军事规划和准备工作的正直性。例如，人们知道他对伏龙芝的后继人、斯大林的热烈追随者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的军事才能嗤之以鼻。他俩反复彼此冲突，在重大的军事问题上图哈切夫斯基经常占上风。伏罗希洛夫也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图哈切夫斯基之类人物的那种才能，他的活动局限于管理经济建设方面。1927年底，图哈切夫斯基失宠，被发配到列宁格勒军区担任司令。然而四年后，他被召回，担任军备部长，负责监管红军装备计划的实施。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红军当时没有他就不行。
图哈切夫斯基和沙波什尼科夫确信，要打仗就必须举国全力以赴。因为战争只是政治过程中的另一个阶段(对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国家来说是个至关紧要的阶段)，所以他们认为苏联的所有经济资源都必须被动员起来，支持在行将到来的战争中的努力。然而，工业化运动的开展主要在于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当然受益，但1929年它在管理方面与重工业脱开。目标在于使苏联拥有一个坚实的工业基础，并且具有在爆发战争时迅速将民用工业转为军用的能力。1927～1929年间，军事装备的采购率大为增长，随后有所下降，1932年又开始回升。苏联现在已走上军事工业化道路，备战成为保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
在内战往后的岁月里，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在某些方面是苏联特有的军事信条。内战的教益被确定为准备打一场进攻性的运动战。防御性措施被排在次要地位，但是予以后方要塞筑防、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关注愈益增长。苏联军方领导人得出的最重要概念是全国备战。着手对重工业和红军武器的国产化进行投资。广大人民也被纳入备战轨道，通过对少年儿童进行军龄前操练和将全体居民组建为准军事组织来灌输新的尚武精神。地方民兵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骨干军队越来越被强调为苏联军事力量的中流砥柱。事后来看，很难说出什么对这些生成模式的岁月最有影响。托洛茨基和伏龙芝那样的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是重要的，而且肯定也可以感觉到沙俄参谋本部传统的残余作用，连同一战的大灾难过后世界范围军事辩论之起伏变动的影响。总的说来，这些早期岁月似乎被一系列如此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主宰：这些措施由军事必需强行规定，得到意识形态的一定程度调节，而不是相反。
四
苏联的军事战略有两个部分：(1)政治－军事方面，它试图规定军事力量的目的和特性；(2)军事－技术方面，它决定苏联军事力量将如何在战场上作战。192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全神贯注于前一方面。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后，战略和作战问题便得到了更多的注意。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的突出特征之一，在于红军内的辩论自由。辩论的广泛和热烈程度与几年以后的那个时期截然相反，其时斯大林主义军事科学和斯大林本人之永无谬误严重削弱了苏联的军事思想。
这种思想交流是在战场状况迅速变化着的一个时期里发生的。苏联的战略家们自视为国际军事思想界的一部分。俄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自然得到他们的维护，但是对无产阶级战争特征的强调开始让位于对新战场状况的需要的认真分析。
欧洲的军人们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价高昂的堑壕战萦绕，新技术、特别是坦克被认为提供了问题的潜在答案。但是，装甲兵器的有效
使用方式并非不说自明。早期的方案简单设想将装甲兵器纳入现存的战场安排，例如使用坦克来支援步兵突破敌军阵线。慢慢地，采用革命性的新战法的可能性被认识到了，其中尤为新颖的一种形成于这个时期里的苏联。
关于这新型战法的第一篇论著于1928年左右问世，作者为红军参谋部作战局局长特里安迪菲洛夫。 [ 注：Cil．R．Savushkin，“K voprosu o zarozhdenii teorii posledovatel’ nykh nastupatel’ nyky operatsii，”Voennoe istoricheskii zhurnal(May 1983)，77－83． ] 特里安迪菲洛夫提出了在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概念。他论证只有在敌人没有机会重新集结的情况下，才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他非常注意不仅突破敌人的阵线，而且充分利用纵深突进予以决定性和歼灭性的打击。这种“连续作战”理论认识到装甲兵器靠增大了的机动性和速度所具有的纵深作战潜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役通常是线性的，集中于穿透敌方阵线。特里安迪菲洛夫的构想认识到纵深打击敌方辅助部队和交通线的重要性。
图哈切夫斯基、贝尔津和尼科沃夫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尽管他们认为特里安迪菲洛夫对包围和摧毁敌人的现今可能性过于乐观，但他们还是发展出了到时候使红军能够如此作战以实现突破、包围和决胜的理论。 [ 注：一篇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运用文件透彻地说明了苏联人在使用装甲武器问题上的思想演化，此即Benjamin Miller，“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rmor”，(Ph．D．dissertation，Cornell University，1984)。 ] 图哈切夫斯基设想合成使用摩托化步兵、自行火炮和空军来突破敌军阵线。轰炸机将被用来阻断敌人后备，而一种新兵力——伞兵——将被用于夺取目标和切断敌军退路，使得第二梯队兵力能够发动粉碎性的打击。
苏联人也认识到了将各种能够同样快地行进的装甲兵器合编为机械化阵列的潜能。他们抨击“单一武器”理论，拒绝专门化精英部队观念，倾向于大兵团集群。然而，装甲编队需要专业化训练，因而苏联人默认了组建训练有素的精英部队的必要，使之有别于大兵团集群，趋于成为他们从意识形态出发予以拒绝的精英单位。
关于新的战场状况的这一观点在苏联军方各级赢得了信奉者，红军的装备和训练计划越来越基于多兵种合成纵深作战来制定。无疑，此种战争方式的吸引力在于其中的彻底决胜概念，在于它和进攻至上原则的一致。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意识形态理由大概进一步增大了这一选择的吸引力。他论辩说，下一次战争的胜利将依靠进攻性的一击，它将震撼那些已被深刻的阶级分裂削弱了的资本主义国家，随后就能够发动导致最终灭亡的决定性打击。但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决不能被说过头。纵深作战首先是一种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潜力的方法。这一概念同德军内部古德里安等人的思想有某些相似，而德军是另一支尽管有一战的教训、却仍然确信进攻的重要性的军队。
然而，这一思想路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伏罗希洛夫与前沙俄军官斯维申结成的一个奇怪的联盟提出反对看法，认为依靠纵深进攻追求决定性胜利大错特错。斯维申在《战略》一书中争辩说，下一次战争将是消耗战，在其中国家的“生产力”将是决定性的。 [ 注：A．A．Svechin，Strategiia(Moscow，1927)． ] 无法迅速取得彻底胜利，战争将旷日持久，久拖不决；防御性作战同样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使用装甲兵器问题上，批评者们也不同意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参谋部的观点。他们认为装甲兵器应当支援步兵和炮兵部队。也许，步兵和骑兵军官对于新技术威胁其地位的感觉也在辩论中起了一定作用。到头来，图哈切夫斯基的路线胜利了，纵深进攻概念支配了苏联军事思想。1931年以后，在军事参谋学院成立了作战系，以制定出多兵种合成纵深进攻的详细战法。但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胜利并不彻底。昂贵的新型坦克中有些被调去支援步兵和骑兵。按照苏联装甲力量发展的研究者们的看法，没有证据表明图哈切夫斯基反对以这种方式使用装甲兵器，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里，这一决定证明是个关键性错误。 [ 注：见：Miller，“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rmor”；Arthur J．Alexander，Armor Develop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Santa Monica，Calif．，1976)。 ]
图哈切夫斯基的学说的发展并非发生于真空中。外国军事思想得到苏联人的研究，在这些概念的形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渠道是与德国的合作。自1922年《拉巴洛条约》往后就有苏德权宜婚姻。德国人需要在《凡尔赛条约》缔约国看不见的地方重新武装自己，苏联人则需要外国军事援助。通过联合生产军事装备，通过派往苏联的德国教官讲授战术和训练方法，这一合作帮助了苏联人。苏联人闭口不谈这合作究竟有多广泛，然而它的最重要的时期似乎是在20年代中期。达成了有关制造德国飞机的协定(以每年300架的速度生产，苏联人得到60架)。 [ 注：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257．该书对苏德合作的论述极为有用(见其第 247－282页)。 ] 工厂由德国技术人员经管，用的是俄国原材料和劳动力。到 1923～1924年间，苏德合作已经扩展到包括向苏联空军人员讲授德国技术课程和德国军官在红军参谋系统供职。
随着本土化生产的必要得到认识，加上总是存在协调不善的问题，这些政策后来遭到了某些抵制，然而合作持续了多年。有一项安排也许对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那就是旨在试验新武器和新技术、并且交换和评估情报的训练计划的确立。
然而，决不能过高估计同德军的合作对苏联军事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苏联军人注意阅读关于新军事动态的外国文献。例如，富勒论说坦克的著作在1923年、即出版三年后被译成俄文。研究苏联装甲兵力发展的一位学者争辩说，尽管苏联人就坦克部署问题找到的解决办法与别国、尤其是德国的构想有相同之处，但实际上它早于其他解决方案。 [ 注：关于苏联思想的原创性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Miller，“Development of Soviet Armor”一文将苏联的装甲兵力发展同法国、德国和英国做了比较，争辩说苏联的构想有非常大的原创性。Alexander，Armor Develop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虽然提示苏联人有某些独特的解决办法，但认为他们严重依赖外国思想。 ] 苏联人的战略思想看来主要是针对他们国家特有的问题的一种本土化解决办法。 [ 注：Alexander，Armor Develop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22－23． ]
30年代，伏龙芝讲的骨干军队已经能够吸收消化新技术，在其他强国面前保卫苏联，从而逐渐遮蔽了正在缩小的民兵。到1936年，红军兵力的77％已由骨干军队构成。 [ 注：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763． ] 它迅速趋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到1935年9月，红军参谋部改名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一项条令还在军内设立了正式的军衔等级制度。红军完全转变。
新的红军面临兴起于东方和西方的双向危险。两线作战被认为确有可能；1928年，此种恐惧甚至导致了将苏联广袤的领土一分为二的建议。1928～1930年间做出了一个决定：使苏联东半部在经济和行政管理上独立于这个国家的欧洲部分。
担忧出自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图谋和苏联远东地区防御的薄弱。日本人当然已制定了对苏战争计划，然而敲起日本威胁警钟的是他们在 1931年9月占领满洲(中国东北)。尽管苏联人保持严格中立，但苏联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并向苏联与满洲(中国东北)交界处调动。随日本人占领上海，忧惧进一步滋长。作为对日本在这一地区的行动的反应，苏联人增强兵力，包括创建苏联太平洋舰队和投资建设运输设施。1933～1936年期间，苏日关系紧张，双方军队之间实际发生多次小冲突。不过，灵巧的外交加上苏联兵力集结的威慑效应，防止了某些人预料的苏日战争。日本陆军的矛头折往南方，向着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因而，在远东地区进行的备战给了苏联人额外的对德战争能力——在远离其时已大体被摧毁的西线之处得到保护的能力。
随希特勒上台，欧洲的事态发展趋势同样令人担忧。一些人(其中包括最高指挥部多数成员)相信威胁主要来自西面。在那里也采取了戒备措施，包括将部队转移到欧洲战区，建造补给设施，匆忙动员和训练后备兵力。
尽管担心德国危险，苏联军队的指挥官们仍然与其先前的合作者保持接触，有些人还开始质疑对德防线的构筑。斯大林在搞微妙的平衡外交谋略的同时，显然对他的某些军官、其中包括桀骜不驯的图哈切夫斯基越出纯粹的军事问题感到烦恼。1937年，秘密警察(内务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荡红军指挥部门。尽管有压倒性的相反证据，斯大林仍然似乎相信许多将领亲德，在政治上不可靠。他决定清洗军队的规模极为巨大。师级以上军官大约有60％成了清洗的受害者；整个军官队伍被消灭了20％到35％。 [ 注：Ibid． ] 只有少数高级将领幸存下来，例如后来当上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许多苏联最优秀的军事人才被处决，其中包括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基尔和叶戈罗夫。那些未遭处决的人，像伊谢尔松，被搞得从此缄默不言。
对于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来说，这次清洗发生的时间不可能更糟了。1936年里，多兵种合成纵深进攻理论正在成熟。实际上，其进攻战概念业已获胜的图哈切夫斯基现正转向纵深防御问题。对内战经验的无条件崇拜受到了抨击。运动战原则便是一例：1937年里，“特殊”迂回论遭到了挑战。图哈切夫斯基谴责他本人过去曾犯有的对内战的偶像崇拜，指出“特殊迂回论并非基于对我们潜在敌人的新型武器装备的研究和评估……而是仅仅依据内战的某些教益……更多的是依据英雄情感激发的某些观念，而非基于……当今现实状况”。 [ 注：图哈切夫斯基对《1936年野战条例》的评论：“On the New Field Regulations of the RKKA，”Bol’ shevik，no．9(May 1937)，46－47。 ] 防御战和阵地战得到了讨论，它们被当作虽然应当尽可能避免、但仍应当理解和掌握的战争方法。
清洗中断了这一进程，使苏联军事思想跌入混乱状态。对纵深进攻原则的阐析，因为同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消灭的将领有关，立即中止了。按照当时总参谋学院的一名学员佩德罗·格里戈连科的说法，纵深进攻甚至连提都不准提。 [ 注：Petro Grigorenko，Memoirs(New York，1982)，92．格里戈连科当时是伊谢尔松的作战班的一名学员，据他说，伊谢尔松继续根据纵深进攻理论讲授。然而，他是在从不提这个理论的名称的情况下这么做。 ] 基于这些原则的教科书被销毁，在苏联的进攻战略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一度绝对混乱。在这种氛围中，讨论新观点、以代替那些被搞得声名扫地的观点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很容易理解，最高指挥部噤若寒蝉。
五
随着图哈切夫斯基纵深突进信条销声匿迹，伏罗希洛夫和阵地战的主张者开始重新制定战略，那是一种依靠防御工事和维持国土阵地的战略。 [ 注：阵地战的主张者很快就将在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中找到他们观点的确证。在那里，佛朗哥的部队打一场消耗战的能力是得胜的关键。带着这个教训归国的人们显然对训练军官的作战课讲授造成了重要影响(见Grigorenko，Memoirs，92)。格里戈连科还论辩道，阵地战所以受伏罗希洛夫之类关键性的军政领导人青睐，是因为它不致暴露苏联部队在技术上的落后。 ] 然而，由于是在混乱的环境里运作，他们没有时间去更改苏联军事思想和训练的进程。结果，苏联人在准备打运动战和准备打阵地战之间无所适从，对这两者都没有准备好。在1939～1940年对芬兰的冬季战争中，表明红军内充斥着困惑和混乱的证据比比皆是。苏军试图打一场纵深进攻战，但部队训练差，而且不同兵种间事先规定的协作经常乱套。空降兵差不多根本未被使用，将坦克和步兵混成使用的政策证明大错，因为步兵在无法挡住敌方火力时躲了起来，使得装甲车辆完全暴露在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 [ 注：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405． ] 只是在最后时刻对苏联部队进行改组和增援，才使红军免于战败。
芬兰战争的经历促使红军指挥部门做出某些改变。斯大林“提升”了他的助手伏罗希洛夫，将领导红军的真正职责托付给铁木辛哥。铁木辛哥实行了一项强化训练方案，并且成功地重新确定军事领导高于政治委员，后者就像在内战期间那样，已开始在战场上发号施令。对工业进行了动员，以补充已耗物资，并且强调训练；由此，清洗造成的混乱开始得到扭转。然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工作。
难以理解斯大林在战争恐慌中居然愿意发动广泛的清洗。当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设计师并不想让苏联自杀。也许，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相信历史造就人才，低估个人天赋——当然他本人除外。他可能设想，假以时间，新的军官会学会打仗的窍门。但是，时间远少于他预计的：这一事实几乎证明对苏联是致命的。
大清洗不过是斯大林在德国入侵以前的关键几年里犯的错误之一。随着军事上更有才能的人们已无声息，便只有斯大林来承担领导战备的不被质疑的职责。他确信行将到来的战争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战火所及的将是资本主义列强，苏联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因而对斯大林来说，关键任务在于尽可能久地延长战争的第一阶段。他相信自己的个人外交才能颠扑不破，靠此能够推迟战争爆发。这变成了据以做出所有决定的核心模式。他那么害怕激起同德国的战争，以致即使有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德军已在作进攻前调动，他仍拒不容许最高指挥部开始进行兵力预防性动员。他本人的预计使他如此盲目，以致听不进任何警告。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国家的工业动员继续以发狂般的速度进行，同时斯大林也在力争获取苏联与西方之间的、在芬兰和波兰的每一寸领土。因此据此来理解1939年的纳粹－苏联协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他认为不可避免，但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将导致它们首先互相厮杀争斗。如果与其中一方的暂时联盟能换取更多时间，那么同纳粹德国缔结协定就是有理由的。事实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是明智之举，因为英国和法国远不那么可能攻打苏联。斯大林的外交谋略的确为苏联赢得了若干个月时间，外加一些宝贵的领土。但是，它未将战争推迟足够长时间。当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时，苏联没有充分准备好。就像在 1918年那样，德国离摧毁俄国的社会主义只差几百公里。
事后来看，德军推进被制止这一事实本身就不同寻常，它是俄国的坚毅和德国战略战术错误的结果。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苏联军队打得如此之差，以致西方情报部门估计莫斯科将在四个星期后沦陷。苏联人陷入极端的手足无措之中。在头几个星期里，由于蹩脚的装备和更蹩脚的战术，苏联损失了1／4的装甲兵器。苏联的指挥系统简直一片混乱，这由一位被围困的苏联军官的一句话(那变得很有名)反映出来：“我们正遭受火力袭击——我们该怎么办？” [ 注：Ibid． ]
在许多方面，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的思想的胜利。人民现已完全清楚纳粹对斯拉夫人的行为方式，进行了有效的抵抗，这支持了苏联部队在前线的作战努力。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几乎完全不被苏联战略制定者们理解的游击战取得了战果。大规模的工业迁移对苏联的战争努力做出了一项被低估了的贡献。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人曾争辩说，俄国的力量在于其广袤的领土，连同其工业的战略性疏散余地。引人注目的是，在德军推进期间，很大部分苏联工业被迁移到(有时是一块砖、一块砖地被转移到)德国人打不到的地方。为了获取全体人民的支持，斯大林不再将无产阶级和农民、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区分开来。在苏联最优秀的作曲家特别为战争努力而谱写的英雄歌曲激励下，抵抗德国人的战争成了保卫“俄罗斯母亲”的斗争——在俄国历史上已进行过多次的那种斗争。
苏联指挥部门能够扭转1941～1942年期间前线的灾难性局面，这被赞颂为斯大林的天才的胜利，直到赫鲁晓夫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为止。 [ 注：在任何一部战后早期的史书里，都可以见到斯大林崇拜。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见Klement Voroshilov，A Commander of Genius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Moscow，1950)。 ] 1956年往后，打败德国入侵一直被欢呼为苏联人民及其制度的胜利。 [ 注：一部官方党史就战争和斯大林的错误做如此宣称，Ministertstva Oborony Sovuza SSR，Istori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sovetskovo soyuza 1951～1945，editorial commission headed by P．N．Pospelov(Moscow，1960)。 ] 现代的苏联思想已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并通过这个立足点最终才能够重新找到扭转战争局势的要素。
首先，战争证明是对才能的极好评判，而随着缺乏能力的指挥官被淘汰，红军的领导得到了改善。不仅如此，在这些艰险可怕的环境里，容不得政治上的偏袒宠爱，因而斯大林将自己的不少像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那样的政治宠儿从战场召回，用比较能干的将领取代他们。
更重要的是，苏联人的表现在打仗过程中改善了，那在下是通过战场上的主动和灵活，在上是通过指挥中枢更好的规划、准备和协调。前者是大多数战争的特点——聪明的指挥官们学会采纳适合战场具体情况的战术，后者的缺乏则构成了先前许多战役失败的原因。就苏联而言，这些改善是个特别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必须做出各种重大调整。
最重要的调整发生在防御战略战术领域。战争初期，苏联军人不知道如何打防御性运动战，他们据德国观察家报道总是固执地死守阵地，在撤退尚属可取的时机被丧失后许久依然如此。 [ 注：Raymond Garthoff，Soviet Military Doctrine(Santa Monica，Calif．，1953)，76。 ] 当他们确实撤退时，他们却发现很难维持部队秩序。战略退却的必要性虽然已经被认识到，但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什么努力来训练指挥官和部队。苏军撤退的最成功一面——焦土政策是通过经验学会的，而这经验与其说出于执行不给德国人留下任何设施的中央统一命令，不如说往往出于沮丧和愤怒。
随《1942年野战条例》的颁布，不重视防御的局面被扭转过来。 [ 注：Uremennyi polevoi ustav RKKA，1936．被援引于Garthoff，Soviet Military Doctrin，74。 ] 防御终于被当作“正常的作战形式”得到直截了当的讨论，虽然进攻依旧被捧为“红军作战的根本方面”。苏联人大力鼓励部队进行纵深防御和使用积极灵活的战术。防御不必是静止的。事实上，战争伊始根据静止、“线性”的原则来打仗的人受到斯大林本人的抨击，他说“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挥官成了很内行的军事领导……他们摒弃了愚蠢和有害的线性战术，最终采纳了运动战战术”。 [ 注：J．V．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Moscow，1950)，373．该书译自斯大林战时演讲集。 ]
到头来，防御战的改善使苏联人有可能回到备受推崇的进攻战。反攻战法在1942年以后被成功地同防御战结合起来使用，然而战争的决定性阶段是1942年秋在斯大林格勒真正开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苏联人称颂为战争的转折点。在那里，苏联人最终展开了他们准备已久的运动战。当位于斯大林格勒西面的第六集团军 [ 注：c原书如此，实际是苏军若干个方面军包围了德军第六集团军。 ] 于1943年2月成功地围歼了德国部队后，红军的反攻开始了。在以后的苏联史书里，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为止的全部战争努力被写成夺取1941年6月丢失的主动权的斗争。在斯大林格勒，还有后来在库尔斯克的决定性会战中，苏军依靠奇袭、运动战和压倒性的兵力数量优势，力图全歼敌人。装甲兵器在纵深进攻中的使用终告实现。在战后苏联的战略思维中，这些经验被奉为瑰宝。虽然“伟大卫国战争”教导他们决不能再忽视防御战准备，但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发动的大反攻加固了作为苏联军事思想基础的进攻至上原则。
斯大林曾问什捷缅科将军：“为什么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什捷缅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贯谦虚的斯大林便说：“因为我使这个国家做好了战争准备。” [ 注：S．M．Shtemenko，Generalnni stab v gody voiny，2 vols．(Moscow，1973)，2：447． ]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是伏龙芝在1924年就提倡的全民总备战的胜利。它也是临时抱佛脚似的匆忙予以调整、去适应新的不测情况的苏联战略和作战方法的胜利。然而，这场战争正如斯维申所想象，首先是一场消耗战。动员工业来支撑一场持久战的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场战争的胜利还体现了苏联士兵的决心，体现了领导层动员、训练和无止境地投入人力的能力。德国军队在敌国领土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布过稀，最终无力同国土极为辽阔和全民充分备战的“俄罗斯祖国”较量到底。
苏联史著几乎不提西方盟国对苏联的胜利做出的贡献。通过租借援助和其他项目提供的巨量战争物资在冷战期间的苏联史著中被根本抹杀，虽然事实上红军确实独自面对了德军入侵的冲击。第二战场问题在本文范围之外。然而，它在几次拖延后最终于1944年得以开辟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会战已经取得了胜利。何时开辟和在哪里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都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斯大林最终在会议桌上赢得了战争中的最大战役。如果说政治与战争之间的极端复杂的关系有什么时候曾被理清的话，那就是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图哈切夫斯基之类人物替它宣布的承诺，用刺刀将工人革命输出到昔日俄罗斯帝国边界以外的国家。这加上对德战争的胜利，斯大林终于造就了“兄弟国家环带”，它证实了他的主张的正确性，那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将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国外的胜利。似乎为了提醒众人红军的使命仍然是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6年斯大林将工农红军改名为“苏联武装力量”。“社会主义进步”与苏联国家权势现在达到了彻底统一。
六
从1917年的动荡岁月到1945年的对德胜利，其间逐步演化的苏联军事思想是我们今天所知的苏联军事力量得以建设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离获取全球性军事权势还有约20年的路要走。苏联战略的缔造者们将面临新的挑战，其中更重要的是核武器的挑战。
但是，尽管有核时代的技术革命，苏联战略思想中仍然保留了许多可追溯到它的形成时期的东西。多兵种合成作战信条仍然广泛渗透于苏联军事思维，进攻仍然是被偏爱的作战方式。事实上，对多兵种合成作战的强调已导致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那就是将核武器当作一种几乎同常规武器没有区别的实战手段来谈论。迂回机动和突然袭击照旧极受推崇。由于1941年6月22日这一天而不可磨灭地铭刻在苏联思想里的突然袭击，在核时代已导致进一步的自相矛盾。突袭，进攻，相信先发制人的必要性：这些合起来构成了一种与苏联的政治宣告——苏联只会为回应挑衅而使用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深刻抵牾的信条。难以界定的宣示很多，例如“当战争不可避免时”苏联将使用武力，又如苏联军队不会坐等挨打。 [ 注：对核时代苏联军事信条发展的一项极好的论述见David Hollowa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New Haven，1983)。 ] 苏联的政治信条不可否认的是防御性的，只是谈论“帝国主义”进攻背景下的战争，然而它的军事战略却不容辩驳地是进攻性的。自伏龙芝以来，政治活动与军事攻势之间的紧张始终大致没有解决。当代苏联战略企图将军事－政治信条与军事－技术信条区分开来，前者至高无上，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后者则类似于战略，维护进攻的首要地位，主张突然袭击和掌握主动的必要。这一区分并未消除矛盾，苏联人自己也未作进一步阐述。
这些矛盾提醒我们，苏联军事战略是在两个层面上造就的，一个是政治层面，另一个是军事技术层面。政治层面据说是第一位的。然而，如果只考虑其中一个层面，无论是哪个，就都很有可能理解不了苏联军事思想的复杂性。苏联战略必须被理解为不仅是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造就的，也是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迪菲洛夫和斯维申那样的军人造就的。这两个层面并非总是和谐共存。在理论上，指导苏联军事发展进程的权利属于党。但是，搞当代战争科学的专门知识仅职业军官才有。苏联军事信条发展史的很大部分内容，是由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的努力构成。军事－政治信条与军事－技术信条在当今的苏联思想中仍旧平行发展。
然而，传给当代苏联战略家的最大历史遗产，是使全民为持续斗争做好准备这一观念。战争不可避免这一信条于1956年被从苏联的政治原则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同敌对资本主义阵营“和平竞争、和平共处”的概念，连同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期望。由于苏联人转而相信在核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尽管他们将设法在其中生存下来)，因而现在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世界犯致命的错误——也许导致全球毁灭——才会中途断送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但是，苏联人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敌意已经由于核时代而化为乌有。因此，即使核战争能够避免，国家为之做准备仍然必不可少。苏联难以解脱地长期处于这一敌对关系之中。现在，依凭苏联的力量，其领导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种积极能动的作用，那是它曾经病态般害怕的。晚近苏联政策的特征，在于缓和紧张局势，寻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合作领域，而这两者基于一种信念：苏联强大得足以使西方很少可能冒险。结论是苏联越强大，和平就越有保证。只有本国安全，加上现在更广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安全，苏联人才有希望向前迈进。这个方针是列宁和1918年决定留下的遗产，其要义是首先保卫社会主义的已有成果，然后审慎地追求其他利得。
苏联人衡量历史进步有一种尺度，那就是他们称为“力量对比关系”的那种方程式。军事实力当然并非方程式中的惟一因数。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以保证道德和政治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经济成长。恰如先前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为平衡这些因数和使社会主义国家做好长期斗争准备提供一幅蓝图，它只提供了根本前提——经久斗争概念和非凡的警惕性。历史经验将这么一个东西传给了苏联人：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那是以巨大的代价取得的，并且像往昔军事强国的武力那么被组织起来。正是这一经验，使苏联式的永久斗争带上了鲜明的尚武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