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尔－哈特和戴高乐：有限义务与机动防御·第二十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布赖恩·邦德和马丁·亚历山大·英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尽管德国于1918年无可置疑地战败，《凡尔赛条约》对其武装部队和军事装备施加了严厉的限制，然而德国复兴必不可免，德国决心雪洗耻辱：这就是整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法国军事思想家们的关注焦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遭受了130万人以上的军事伤亡，它的十个经济上最富庶的省份被德国占领。没有任何其他参战国遭受相对而言如此严重的损伤。法国名义上成为战胜国，但实际上是死里逃生，而不是那么赢得了战争。战后，它的安全政策和安全信条自然成了防御性的，而且在20年代回到了第三共和国的传统军事信条，那就是坚信三位一体，即东部边境工事筑防，缔结外部军事同盟，实行普遍义务兵役。
在法国将这防御性收缩加诸自身的同时，其军事当局认为倘若再次爆发欧洲战争，它将很可能仍旧是一场消耗战。对于1917年法国军队精疲力竭和爆发哗变依然记忆犹新，就像美国军队在1918年打败德国的重要性依然历历在目一样。要在一场新的战争中取胜，就需要同样有一个具备经济弹性力和巨大军事潜力的多国联盟。对法国而言，后一力量蕴藏于三方面：可供动员的法国预备役军团、法国军事工业、法国中东欧盟国的对敌牵制行动。不过，如果要将这些基础性力量利用起来，使法国军队保持一流，很大程度上要靠摩托化和机械化武力的发展和组织，那是1917～1918年间作为可能的决定性制胜工具呈现在法国将军们眼前的。
与法国相反，20年代的英国并未感到有任何明显的、较近期的未来敌人，针对法国、苏联和美国制订的应急方案——如果它们可以被这么称呼的话——现在看来带有纯属玄想的味道。严重的财政压力加上厌倦战争的普遍心理状态，促使英国以快得危险的速度复员了庞大的军队。1918年11月时，有350多万人戎装在身(还不包括由英印政府支付报酬的)，而两年之后他们已被减少到了37万人。此后，尽管在一系列战后条约中为帝国和欧洲承担了繁重的义务，但直到1932年为止，英国的年度国防预算和编制不断被削减。不仅军事开支和人员数量遭到急剧砍削：大多数军工企业被关闭或转为民用生产，高于师级的建制被取消，1914～1918年空前的国家战争努力的主要经验教训没有得到任何系统的总结和记录。独立的陆军部委员会曾拟定报告，建议至少保留可以在未来国家紧急状态中组建41个陆军师的建制，然而该报告胎死腹中。 [ 注：战争办公室文件，1919年A2277号，战后陆军建制委员会档案，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关于本文使用的英国资料的进一步详情，可见：Briant Bond，Liddell Hart：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London，1977)；Brian 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Oxford，1980)。 ] 虽然直到1930年为止，实施占领的部队一直驻留在欧洲的一些不同地区，但是英国陆军变得充分伸展于海外，行使其维持帝国治安的传统职能。这一职能的优先地位由《十年准则》的规定得到了辩解。《十年准则》是内阁的一项指令，起初在 1919年为下一个财政年度发给各军种部，但是后来被当作滚动式的 (从而这十年的最后期限永远不会靠近)，一直保持到1932年为止。该指令说：“为做出最新评估，特设定大英帝国在未来十年不会从事任何大规模战争，毋须为此目的组建任何远征军。” [ 注：内阁文件，23／15号，1919年8月15日，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见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23－26，94－97。 ] 这么一项宽泛的指令颇有道理，它实际上体现了1920年的财政和战略现实，然而到那十年末，它就远不那么适切了。关于《十年准则》的影响一直有争论，但几乎不可怀疑的是，它抑制了各军种内超越常规的思想和尝试。
考虑到这些制约，加上公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结果的日益增长的幻灭，或许令人惊异的是英国在20年代居然还产生了某些出类拔萃的军事思想家，并且率先演练了实验性的机械化部队。我们怎么能解释这一现象？英国主要的军事理论家们大都作为当时的低级军官，亲身体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的低效和浪费。他们深信不久便会有一场新的大战，对国际条约或国际联盟几乎不抱半点信心，因而念念不忘汲取一战的“正确教训”，检讨军队的框架结构，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20年代 英国所以在战术观念和战略思想两方面都活跃昌盛，看来大概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在理论家们对于剖析并且得益于1914～1918年的痛苦经历的关切背后，有着相当大的公众推动力；第二，由于近期没有明显的敌人，因而有了一种相对宽松的氛围，在其中理论能够以类似于科学的方式被发展出来。20年代的“红军对抗蓝军”演习并无具体假想敌，这同在1933年以后变得非常明显的现实截然相反，那时出现了大为可能的敌人。我们在后面将比较详细地考察出类拔萃的著作家之一巴兹尔·H．利德尔－哈特，考察他在从讨论机械化和装甲战争的一般理论转变到制定具体的国家战略时经历的困难。
然而，在这一危机出现之前，英国的思想酝酿之活跃，连同特别在机械化战争问题上试验余地之广泛，令法国人感到嫉妒，他们将 J．F．C．富勒和利德尔－哈特视为杰出的开路先锋。 [ 注：见Lieut．Col．Gemeau，“Les tanks dans I’ Armée Brittanique：Passé présent，avenir，Revue D’infanterie，no．63(April 1923)，520－535；Emile Alléhaut，“Motorisation et conceptions militaires britanniques，”Revue d’infanterie，no．81(October－November1927)，418－631；法国驻伦敦武官R．沃鲁兹上校1930年第124号报告，法国驻伦敦助理武官库尼少校1932年1月23日报告，法国陆军历史档案馆(万森)，7N2798和7N2800号文件盒。 ] 正如本文将表明的那样，在未决定性地影响他们本国的防务政策的意义上，富勒、利德尔－哈特及其在法国最相似的对应人物夏尔·戴高乐并非“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但是，对于两次大战之间时期里及其后的军事理论和战争操作方式，他们做出了广泛和原创性的贡献，因而肯定有资格归人这一卓越行列。
这并不是暗示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呈现出这么一种图景：一小群才华横溢的、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偶像破坏者进行一场英勇但徒劳的斗争，反对占据多数且抱成一团的异常守旧、顽固不化的骑兵钟爱者。对于英法两国档案记录和军事杂志的仔细考查表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比这复杂。进步分子或激进者互相间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一致，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的预言证明是错的或不适当。不仅如此，虽然确有顽固派或复旧分子，但在观点有据可查的军官中间，大多数可被称作审慎或温和的进步分子；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坦克之类的机器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一种愈益重要的作用，不过他们倾向于强调存在的问题和不确定性。例如，在远离基地时，装甲部队如何得到补给和整修？难道它们不会不久就碰上克星即反坦克炮？最重要的是，鉴于经费和装备的短缺以及军兵种互相间的传统不和，装甲部队在整个军队里将扮演什么角色？ [ 注：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127－133．对英国军官们关于机械化问题的观点的最佳分析当推H．R．Winton，“General Sir John Burnett－Stuart and British Military Reform，1927～1938”(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年)。 ]
一
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复杂环境里，坦克战思想的主要先驱——最突出的是J．F．C．富勒上校——以引人注目的自信和张扬开辟道路。富勒已经作为革命性的“1919年计划”的制定者享有名声，该计划设想在近距空中支援下，使用约500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纵深突进约20英里，那将使得德军指挥体系陷于瘫痪。整个20年代期间，在各种非正统和有争议的出版物中，富勒继续担当机械化战争的激进提倡者们的头号喉舌。例如，他在1919年的一篇获奖论文中断言，坦克能够彻底取代步兵和骑兵，而且大炮为了自身的生存也必须发展成某种形式的坦克。他预计，需要五年时间将陆军改编为一个个机械化师，此后再需要五年来克服各种偏见和既得利益。他如此预言太乐观了。 [ 注：“1919年计划”是作为富勒回忆录(J．F．C．Fuller，Memoirs of an Unconventional Soldier(London，1936))的一项附录正式发表的。又见：Jay Luvaas，The Education of an Army(London，1964)，336－375；A．J．Trythall，‘Boney’ Fuller：The Intellectual General (London，1977)。 ] 利德尔－哈特是个比他年轻17岁、经验也少得多的军人，20年代末以前一直是机械化战争问题上的小伙伴。通过经常会面和大量书信交流，他俩彼此帮助提炼和发展他们的思想。富勒是一个更加大胆、更具活力和原创性的思想家，利德尔－哈特则比较平稳和机智，而且作为一个军事论辩家不那么浮华。在这个阶段里，可以觉察出这两位先驱关于机械化的想法有两项主要不同。第一，利德尔－哈特提出了比较详细、比较现实的计划，旨在经过四个阶段逐渐向一支“新型军队”转变，尽管他并不完全体谅财政部设置的严厉限制。第二，他虽然将坦克放在优先地位，但总是强调机械化部队需要步兵(或曰“坦克陆战队”)作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富勒却在大部分场合将步兵降为一种纯粹从属性的角色，作用仅是保护交通线和固定的基地。 [ 注：Trythall，‘Boney’Fuller，92－93．又见：Bond，Liddell Hart，27－30；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137． ]
虽然富勒后来被不公正地说成是“全坦克化”军队的提倡者，但是从20年代初期，他对机械化的兴趣仅是一种更广泛的关注的一部分，那就是关注科学技术对战争方式的影响。他相信未来是在小规模的职业化军队一边。他还形成了机械化兵力之间一种类似于海战的陆战图景。他准确地预言，当坦克装甲可被击穿时，这不会导致坦克部队过时，而是会导致以防护为代价更注重火力和机动性。整个这一时期里，他的主要关切始终在于建立能以最少代价赢得胜利、甚或根本防止或遏阻战争的部队。然而不幸的是，有如他的传记作者所强调，性情和专业上的挫折使得富勒言谈行文越来越尖刻，越来越虚张声势。他提出，由于战争关系到种族存亡，由于民主国家不愿进行根本的军事改革，因而一种比较专制的制度或许必不可少。所以并不奇怪，他以少将军衔于1933年退休后不久，就站到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和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一边。 [ 注：Trythall，‘Boney’Fuller，99，146． ]
到20年代中期，利德尔－哈特(他在离开军队后很快成了一位著名的军事问题著作家)已逐渐形成了“新型军队”概念，这种军队行动起来不用公路和铁路，一天挺进100英里。在其小册子《巴黎》当中，他将自己关于未来战争方式的思想概述出来，并且勾画了机械化部队令人振奋的前景：
一旦认识到坦克不是一种额外的武器或步兵的单纯辅助，而是现代形式的重骑兵，它们的真正的军事用途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以尽可能最大的规模予以集中，予以使用，决定性地打击敌军的阿基里斯之踵——构成其神经系统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如此，我们不仅可以见到机动性被从堑壕战的陷阱中解救出来，而且由此可以见到与其单纯的机械原理相反的指挥才能和战争艺术的复兴。 [ 注：B．H．Liddell Hart，Paris，or the Future of War(New York，1925)，79－85，欲知利德尔－哈特对20年代法德两国军事信条的饶有见识的评论，见其著作The Remaking of Modern Armies(Boston，1927)，250，276。 ]
20年代，法国在机械化战争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同样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在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参谋总长埃德蒙·比亚将军(1920～1923年)的鼓励下，法国军官们探讨了机动新式武器的潜力，其中包括机动运输器、步兵运载车、装甲汽车和坦克。在厄米勒·阿莱奥上校、夏尔·谢德维尔上校和约瑟夫·杜芒上校之类爱好想象者的努力下，摩托化建设兴盛起来。汽车工业急剧膨胀，军队由其战时军用产品装备起来，而汽车业的龙头雷诺和雪铁龙同军方一起，从在法属非洲的远程供给和探险活动中获益匪浅。与此同时，杜芒基于自己在1916年凡尔登围困战期间组织摩托运输纵队缓解补给危机的经验，就大型摩托化部队的组建做了试验。
机械化部队同样蓬勃发展起来。1915～1916年后，法国迅速形成了一支装甲部队，到战争结束时它已拥有3000辆雷诺FT－17轻型坦克以及较重型的施耐德和圣·夏蒙坦克。在战后最初几年里，这支坦克部队的“父亲”让－巴蒂斯特·厄蒂安纳将军仍旧负责机械化建设尝试。同比亚将军一起，他鼓吹追求战术机动性，宣扬在进攻和反攻两方面运用装甲武器的打击力。他属于随后几十年里经常由坦克军团产生出来的那类具有远见和不守陈规的军官，相信“坦克无可否认地是最有力的突袭武器，因而也是最有力的获胜武器”。他极力主张装甲兵成为独立兵种，同步兵区别开来，因为它的武器装备、战斗方式和后勤组织同步兵“没有一点点相似”。他认为“绝对必要的是……坦克保持为直属总司令的总后备兵力，由他暂时指派给进攻部队，或执行先前由骑兵承担的任务”；“将坦克作为其固定组成部分分配给各个步兵师既不合理，也不实际，后者的任务是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依靠火力和防御工事进行抵抗”。一个仅有两万人的摩托化军团将具备高度的机动性，“因而与不久前的那种行动迟缓的部队相比占据惊人的优势”。 [ 注：G．Murray Wilson，Les chars d’assaut au combat，1916～1919，translated by A．Thomazi(Paris，1931)，14－15(让－巴蒂斯特·厄蒂安纳为该书写的前言，1931年4月9日)，又见厄蒂安纳的一篇文章：Jean一Baptiste Estienne，“Conférence faite le 15 février 1920 sur les chars d’assaut：Histoire technique，histoire tactique，vues d’avenir”(Paris，1920)，转载于 Bulletin trimestriel de l’ Association des Amis de l’ Ecole de Guerre 14(October 1961)，22－30。参见： Pierre－André Bourget，Le général Estienne：Penseur，ingénieur，soldat (Paris，1956)；Emile Alléhaut，Etre préts：Puissance aérienne，forces de terre(Paris，1935)；Charles Chedeville，“Etuae sur l’emploi des chars de combat，” Revue d’infanterie，no．59(December 1921)，35－61，174－188，290－305，395－405，529－542，650－675；Joseph E．A．Doumenc，“les transports au tomobiles dans la guerre de mouvement，”Revueon，militaire francaise，no．6(October－November 1922)，61－76，191－210；ibid．，“Puissance etmobilité，”Revue militaire francaise，nos．8．9 (June－July，August 1923)，342－365，44－45。 ]
由此得到鼓舞，上校让·佩雷、约瑟夫·莫利涅和波尔－莫利斯·韦尔普里之类年轻军官研究了未来机械化阵列的原理及其实际运用。20年代，在法国军事学院的会议室里，在科埃基当、迈利和穆尔梅兰基地的训练场上，机械化运动战的理论探讨和实际试验颇为活跃。然而，随着这十年渐渐逝去，停滞取代了创新。由于技术上先进、因而耗费大的活动成了与战后和平气氛相伴的军费削减的牺牲品，机械化战法实验减少了。1925年的法德和解加强了关于一个更加和平的欧洲秩序的政治乐观主义。在法国，看似更适于“进攻性”和“侵略性”军事行动的机械化和摩托化建设在政治上遭到批评，被指责为不适合宣布为防御性的国家战略。
最后，这十年以菲利普·贝当元帅和欧仁·德伯内将军控制军事政策和主宰军事思想告终。前者是“凡尔登的救星”，后者在1923年比亚将军去世时成为参谋总长，他俩通过鼓吹坐守待攻的教条影响军官队伍。厄蒂安纳的坦克督察团自1920年往后已经从属于步兵，他本人作为一名少将，晋升之道被封杀，被迫于1927年退休。有点像英国的富勒，他被降至旁观者，只能私下提倡那些结果大都不被理睬的计划。在他 1936年去世之前，法国独立的重型机械化部队已濒临灭亡的危险。
在由贝当和德伯内主宰的1927～1930年期间，战术自主权受到全面压制，以利于集权的指挥控制。福煦元帅和比亚当权时规定，主要在工事筑防地区和要塞周围作运动式防御，而且一定程度上强调机动反攻，然而现在这些让位于在边境上的“严阵以待式防御”，连同大量集结防御火炮。贝当元帅“火力决胜”(Le feu tue)的格言成为军队的口号，而这个军队的军事思想在一段暂时的头脑冰冻时期里僵化不堪。 [ 注：Maurice Gamelin，Servir，Vol．2，Le prologue du drame(1930－aout 1939)(Paris，1946)，10，120－130；Henri－Philippe Pétain，La bataille de Verdun(Paris，1941)，143－154； Victor Bourret，La tragédie di l’ Armée Francaise(Paris，1947)，56－61；Marie－Engène Debeney，Sur La securité militaire de la France (Paris，1930)；ibid．，La guerre et les hommes： Réflexions d’aprés－guerre(Paris，1937)，44－106，127－145，163－171，94－200，263－308； Richard Griffiths，Marshal Pétain(London，1970)，3－73，97－103，127－139，156－157．参见： Jean Perré，“Essa sur la défense contre les chars，“Revue militaire francisee，no．12(April－May 1924)，119－134，235－155；Pol－Maurice Velpry，“Emploi des chars dans la bataille，”Revue d’infanterie，no．61(July－August 1922)，4l－55，183－212。又参见韦尔普里的几篇关于装甲的论文，载于Revue militaire francaise，no．9(August 1923)，205－230；no．12(April 1924)，92－118；no．17(July 1925)，52－71；no．18(December 1927)，305－328。 ]
新防御模式的系统化及其象征，便是从瑞士边境延绵到卢森堡边境的永久性工事。这条防线是在1922～1927年间由军事委员会陆续决定的，然而总是被人归诸国防部长安德烈·马奇诺，是他负责进行议会操作，促其通过修筑该防线所需的拨款立法。由于是常年驻防，看来完全是防御性的，因而它没有引起政治上的争议。这是一项防患于未然的投资，因为它不仅为刚从德国收复回来的易受伤害的工业区提供了安全，而且为预备役部队长达两周的动员和集结过程提供了保护。尽管有此道理，但这一体系和12个月短期服役制意味着法国从此几乎不做任何事情来提高自己的作战机动性。
二
到20年代末，陆军部和参谋本部开始愈益担忧英国陆军兵员减少，装备恶化，无力履行可能的义务承诺。同1914年以前相比，计划中履行欧洲以外义务的远征军在规模上小得多，随时开赴战场作战的有备程度也较差。正是在这些不利条件下，进行了1927～1931年间引人注目的机械化混成部队尝试性演习。虽然这些演习的规模较小，而且到头来证明是个虚假的开端，但它们当时在国外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和赞慕。
1927年8月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首轮正式演习的所谓机械化部队是个大杂烩，由装甲车、轻型和中型坦克、骑兵、拖拉机牵引炮、卡车和半履带车运送的步兵等七拼八凑而成。旅长杰克·柯林斯上校依其各自的运载工具的公路行进速度，将全旅分成“快速”、“中速”、“慢速”三个分队，然而这不符合它们的越野能力。正如利德尔－哈特在《每日电讯报》报道的那样，结果是一个蜿蜒盘旋达32英里的超长队列，常常在瓶颈地带挤成一团。缺乏无线电通讯和有效的反坦克炮(由彩旗代替)只是诸多严重缺陷中的两个。然而即使如此，这番演习仍然证明了机械化部队比传统的步兵和骑兵优越。
为其1928年的演习，这支被重新命名为“装甲兵”的部队配备了 150台无线电装置，然而适用的坦克和运载工具仍然总是短缺。仅有16辆轻型坦克可供使用，而且它们缺少炮塔，仅仅装备了机枪。尽管设计出了老式维克斯中型坦克的优秀替代品，但是资金的缺乏阻碍了它们的开发。步兵采用汽车运输无法使之在越野时跟得上坦克。1928年演习最成功的一点，在于经过事先反复操练的迂回机动表演，其目的在于给高级官员、访问观摩的显贵和国会议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机械化试验阶段的顶峰是英国皇家坦克第一旅在1931年举行的演习。与其所有的前身不同，这支部队完全由履带车辆组成。另一项重要的特征在于，各坦克营内的每个连都由一部分中型坦克和一部分轻型坦克组成，证明这两种坦克可以协同作战。通过将无线电台和彩色旗结合起来作为坦克互相之间的联络方式，查尔斯·布罗德旅长形成了一种操练方法，可以使得全旅约180辆坦克按照他的命令作为一个整体迂回机动。布罗德指挥该旅在大雾中行进数英里穿过索尔兹伯里平原，准时出现于观摩现场，并且以“出神入化的精确性”列队驶过进行检阅的陆军委员会，至此使演习以大获成功告终。
与这些早期的野外演习至少同样重要，1929年出版了第一本机械化战争官方指南。这就是布罗德的小册子《机械化装甲阵列》(Mechanized and Armored Formations)，因其封面的颜色被广泛地称作“紫色入门书”。这本手册对30年代英国的装甲战信条有重要影响，而且在德国也被予以仔细研究。布罗德思想的核心，在于认为坦克主要应当被用在进攻中发挥其火力和突击威力，因而理想的是将它们编为独立的阵列来使用。尽管布罗德持可以理解的谨慎态势，但鉴于当时坦克的性能和组织状况，他所勾画的图景——独立使用装甲兵力突破敌人防线、切断其交通联络并打乱其后方——确实是一种空想。 [ 注：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141－158．Liddell Hart，Memoirs(London，1965)．Ⅰ： 86－136．Kenneth Macksey，The Tank Pioneers(London，1981)，part 3． ]
在这一小段生气勃勃的实验期过后，来自军方领导人的推动和鼓舞显著减小，部分原因在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的乔治·米尔恩爵士越来越审慎保守。到1933年他最终退休时，仍然只有四个已组建完成的坦克营，与136个步兵营相比微乎其微；而且，在20个骑兵团中间，仅有两个将马匹换成了装甲车。与传统的军事保守主义一样，1931年的财政危机严重限制了军费开支，大大阻碍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实验。
在30年代初期的法国，马克西姆·魏刚和莫里斯·盖米林两位将军以及夏尔·戴高乐上校主导了法国军事改革斗争。这三个人在法军向机动型军队的转化的形式和深度方面，还有在1940年的戏剧性事态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魏刚骑兵出身，是一位精力充沛、才能卓著和经验丰富的军官，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福煦元帅的参谋长。1930年，他接替德伯内担任参谋总长，与此同时步兵出身、做过霞飞元帅助理的盖米林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一年以后，他俩同时晋升到最高级职位：魏刚接替贝当担任陆军总监，盖米林接替魏刚担任参谋总长。1935年魏刚退休后，盖米林一身二任，既是参谋总长又是陆军总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两位将军都立意利用机械化武器和运输工具的革命性打击能力和机动性能，以追求建立一支成本效益更佳、训练非常优良和随时能投入战斗的军队。
军方最高层领导如此重新鼓励“现代性”，反映了他们担忧法国面临下列三项初生的威胁：第一，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魏玛共和国体制下，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暗中储存军备；第二，国社党崛起并于 1933年1月上台掌权，它公然表明侵略性的和追求改变现状的对外野心；最后，日内瓦裁军会议很快就德国“平等权利”问题陷入僵局，实现可核查证实的军备控制的前景由此愈益渺茫。对法国来说，雪上加霜的是迅速浮现的财政羸弱和人口劣势。法国的国防努力不仅受到1929年后世界经济萧条的恶劣影响，而且遭遇征兵进入“荒年”时期的打击，那是在法国的出生率一战期间下降一半的约20年后。英国外交部在1933年注意到，“法国的公众舆论……对于1936、1937和1938三个亏空年里可以作战的兵员数量深感担忧”。 [ 注：克雷斯韦尔就英国驻巴黎武官海伍德上校1933年12月8日来电所作备忘录，伦敦公共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371档，17652号卷宗，C85／85／17号文件。参见：Jeffrey A．Gunsburg，Divided and Conquered：The French High Command and the Defeat of the West，1940(West－port，Conn．，1979)，13－17；Henri－Philippe Pétain，“La sécurité de la France au cours des annees creuses，Revue des deux mondes，per．8，vol．26，1 March 1935，pp．i－xx；Georges Castellan，Le réarmement clandestin du Reich，1930～1935，vu par le 2e Bureau Francais (Paris，1954)；Edward W．Bennett，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1932～1933(Prince ton，1979)；Maurice Vaise，Sécurité d’ abord：La politique francaise en matière de désarmement，9 décembre 1930－17 avril 1934(Paris，1918)；Judith M．Hughes，To the Maginot Line：The Politics of French Military Preparation in the 1920s(Cambridge，Mass．，1971)； Paul－Emile Tournoux，Défense des frontières：Haut commandemement，gouvernement，1919～1939(Paris，1960)。 ]
在马奇诺的政治支持下，魏刚于1930年6月提出了一项军事现代化方案，其中包括对20个平时现役步兵师中的7个师实行摩托化。然而，效应与此相反的是，根据白里安－斯特莱斯曼协定，法国同一个月过早地撤出了莱茵兰。此外，由于所涉的施工规模和修筑复杂性，只是从1934年起法国才开始享有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得益。魏刚的勃勃生气立刻得到了注意。1930年9月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首次军团规模的演习，它们按照以往持批评态度的英国武官的说法，标志着“法国的军事思想从不适当地坚持1918年时使用的堑壕战法转向一种比较积极的政策……特别是朝着解决与运动战有关的种种难题的方向发展”。尽管参加演习的部队因为短缺未送达的半履带车而受到妨碍，但是“改进了的运动方法和此前通常幼稚的坦克隐蔽方式”还是给这位武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断言，法国人已真正觉悟到现代战争由于机动性而发生的变更。 [ 注：亨利·尼达姆关于洛林军事演习的报告，1930年9月8日，伦敦公共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371档，14902号卷宗，W9268／38／17号文件。参见Maxime Weygand，Mèmoires，vol．2，Mirages et réalité (Paris，1957)，313，340－360；Gamelin，Servir，2：11－53；Francois－André Paoli，L’Armée Francaise de 1919 à 1939，vol．3，Le temps des compromis，1924～1930(Vincennes，1974)，155－169，188－192。 ]
30年代初期在法国，在技术和理论方面有许多官方和半官方的思考和实验。1932年在迈利军营进行的演习检验了一个试验性的机械化骑兵旅。它的成功鼓励魏刚建立了一个新式的“32年型”轻骑兵师。它包含一个由装甲车和半履带车、摩托骑兵和炮兵组成的机械化旅，但同时仍然包含两个传统的骑兵旅。该师仍然需要5600匹马，它们并非轻而易举地能同机动车辆合为一体。陆军的五个骑兵师当中有四个照此被改编，1939年战争爆发时仍有三个师保持这种编制。
受到这些成功的鼓舞，魏刚接着又取得了新任国防部长达拉第的批准，得以对驻扎在兰斯的第四骑兵师进行试验性的机械化改造。根据 1933年5月30日的命令，该师成为第一个轻机械化师(DLM)。它体现了陆军当中最先进的军事思想，装备有240辆装甲战车，辅以四个摩托骑兵营，再加上得到有机整合的摩托工兵、炮兵、通讯和后勤单位。这个轻机械化师于1933年12月成为永久性建制(远早于德国的第一个装甲师)，由富有经验的正统机械化倡导者让·弗拉维尼指挥。这支新部队“除名称外……一切都是1934年版本的装甲师”。根据陆军总的信条指南——1936年8月《大型部队单位战术部署临时指令》，轻机械化师担负三项任务：保障安全，开发战机，直接介入主要会战。 [ 注：France，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Guerre－Etat Major de I’Armée(此后简称为MDNG－EMA)，Instruction provisoire sur I’empioi tactique des grandes unités，12 August 1936(Paris，1940)，articles 204－205．参见Jeffrey Johnstone Clarke，Military Technology in Republican France：The Evolution of the French Armored Force，1917～1940(Ann Arbor，1970，缩微胶卷)，109－118；Francois－André Paoli，L’Armée Francaise de 1919 à 1939，vol．4，La fin des illusions，1930～1935(Vincennes，1977)，78－83。 ]
魏刚对于军队机械化的支持是一贯的，而且意义重大。他成立了一个技术内阁，就装备采购问题直接向陆军总监提供咨询意见，还成立了一个坦克研究委员会，负责探讨大规模装甲作战阵列。同属重要的是，他顶住1932～1934年各届左翼政府要求省钱的巨大压力，维持了装备拨款，而这几届政府力图通过削减成本、紧缩物价和平衡预算来使法国摆脱经济萧条。最后，魏刚急于将法国的军事改革与其各个老盟国中间最现代的发展水平作比较，因而于1933和1934年夏季两度访问英国，视察了维克斯·卡登－劳埃德步兵载运车的适用性，在桑赫斯特和提德沃斯观看了坦克机动演习，结果每次离开英国时，都加倍确信他自己提高法军机动性的重要意义。总之，魏刚努力使法国具备快速干预能力以捍卫其至关重要的利益——也许是为了援救其军事伙伴比利时，或者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从而“使德国人遭受他所说的惨败，以制止他们重新武装”。 [ 注：海伍德上校1933年10月25日报告，载于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此后简称为DBFP)，edited by Sir E．L．Woodward and Rohan Butler (London，1946ff)，2d series，v，document no．508，p．737。参见驻法使馆参赞罗纳德·H．坎贝尔关于同魏刚谈话的报告，1934年4月30日，载于ibid．，Cf．report by Ronald H．Campbell，counsellor，Paris Embassy，on a talk with Weygand，30 April 1934，in Ibid．，vi，document no．415，pp．681－682；Weygand，Memoires，2：407－425；Griffiths，Marshal Pétain，151－154；Philip C．F．Bankwitz，Maxime Weygand and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Modern France (Cambridge，Mass．，1967)，86－89，99－115。 ]
不那么令人鼓舞的是这一时期里遭受的种种挫折。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国的机械化部队被继续划分成“步兵”和“骑兵”两个类型，每个都取决于它所由来的那个老兵种在机械化武器方面的特殊利益。1932年在迈利试验一支“机械化战斗分队”，结果未能提供坦克大规模自主阵列实属必要的无可争议的证据。确实，这支部队差强人意的表现(诚然是在人为的不利条件下)激起了步兵总监约瑟夫·迪菲厄如此严厉的批评，以致魏刚和盖米林被迫解散了这支部队。建立独立的常设重型装甲师的步伐严重受阻。直到1936年11月，由于盖米林坚持法国需要一个“比德国装甲师更有力的工具”，才组建了另一支试验性部队。沙尔B重型作战坦克的开发几乎完全停止；在陆军四年以后拥有的坦克当中，1932年使用的三种原型坦克仅有15辆。与此类似，D1中型坦克的生产在仅提交了160台机器后便停止了。D1的改进型D2只生产了45辆，然后就于1937年停产，以便将制造能力转向生产轻型坦克。
与此同时，参谋本部作战部虽然同意、却不批准装甲部队保留为最高统帅手中独立的战略后备这一想法。它在1935年表示，“这一思想为合理使用坦克提供了便利……使指挥部可以根据各师的迂回机动需要并符合节约用兵的原则，让它们在坦克支持下投入战斗”。然而，这只是“穷人的办法”，因为它只需要15到20个现代坦克营；当工业生产能力许可时，它就将被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坦克营取代。前任摩托化总监、现任国防部长莫兰将军向众议院陆军委员会介绍了需要这么做的道理：“实施近距支援的小型坦克必不可少，因为现在如果没有装甲兵器在前面开路，就不可能让一支步兵发动进攻。” [ 注：众议院陆军委员会，第15届议会(1932～1936年)1934年12月6日会议：“国防部长莫兰将军报告”，第8－10页，国民议会档案馆(巴黎)藏档案盒XV／739／48号。盖米林的观点见“陆军总监研究会议，1936年10月14日”，法国陆军历史档案馆(万森)藏盖米林文件，IK224／8号文件盒。关于参谋部门的立场，见参谋本部作战部：“Note concernant I’ em ploi des chars modernes，”1935年1月8日，法国陆军历史档案馆(万森)藏让·法布雷文件，IK93／2号文件盒。参见Gamelin，Sevir，2：81－83，186－190，244－245，289－294。 ] 这些就是机械化的正统倡导者们面对的、来自陆军本身内部的某些资源和态度方面的困难。
三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同样导致英国就可能承担的义务对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一番彻底审视，然而以强大的装甲师为前锋的观念并未得到赏识。相反，在30年代中期，陆军部选择了传统兵种的逐渐机械化(包括将骑兵部队转变为装甲车或轻型坦克部队)，而非扩充皇家坦克军团。后一种方针以及一般而言组建装甲师的热烈提倡者，例如查尔斯·布罗德、派尔、马特尔、珀西·霍巴特，而且首先是利德尔－哈特，倾向于将自己的理想受挫看成是一个反动的参谋本部蓄意阴谋所致。1939和1940年德国闪电战成功增加了他们指控的分量，因为德国陆军正是在英国陆军拒绝装甲战思想的同时采纳了这种思想。不过，用较为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白英国在1931年以前的开创性努力此后为什么未结硕果。首先，政府于1934年决定德国是最危险的潜在敌人，未来五年的国防开支应当主要用于抗击德国威胁。这一决定理论上本应有利于军队，特别是因为组建欧陆远征军的必要性如今已在原则上被接受。然而实际上，让军队承担这么一种作用从政治上说不得人心，从财政角度看则很难与其他两个军种的拟议开支相调和。经过旷日持久的部级讨论，旨在缓解其严重拮据却仍嫌单薄的陆军五年内5000万英镑拨款被削减到1900万英镑。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为一场欧洲战争准备一支远征军。
第二，在考虑到导致资金短缺和政治威望不足的所有因素之后，仍然必须说30年代中期的军方领导人缺乏想象力。蒙哥马利－马辛伯德(1933～1936年的帝国参谋总长)肯定不是坦克和装甲战的热情支持者；确实，他讨厌富勒，并且阻止了其他观念进步的高级军官取得进展。此外，参谋本部极少考虑如果一支远征军被派往欧洲大陆，它将起什么作用。批评者们可以多少有理由地争辩说，陆军似乎要重走1914年的老路，不同之处只在于这次是由前骑兵团的轻型坦克来履行过去由骑兵师承担的侦察任务。
第三，或许也是最严重的一点，在于主要的军事思想家和将军们自己出于各种原因反对在欧洲大陆起作用。1936年，业已退休的富勒给利德尔－哈特写信，表达了他与艾恩赛德、伯内特－斯图尔特、派尔以及伯纳德·蒙哥马利之类现役军官共同持有的一种观点：“我完全同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当动用陆军参加一场欧陆战争，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就将证明无异于加入一个自杀俱乐部。”戈特 (1937～1939年的帝国参谋总长)和亨利·波纳尔(1938～1939年的作战部部长)之类参谋本部军官承认，无论和平时期说什么，只要欧洲战争一经爆发，英国就几乎肯定要向法国派出远征军；然而，他们仍然忧虑和沮丧，既对法国军队缺乏信心，也同样不相信本国的政客。有位高级军官——少将珀西·霍巴特爵士——毫不含糊地宣称承担欧陆义务至关重要，并且要求组建强大的装甲部队来承担反攻作用。然而，据说他因为这些危险观点受到申斥，不久后就被发配到埃及去了。 [ 注：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162－163，172－175，189－190．Bond，Liddell Hart，78，106－107，霍巴特的7页备忘录“装甲部队车辆与野战军”，附于1937年10月21日霍巴特致利德尔－哈特函，伦敦英王学院军事档案中心藏利德尔－哈特文件。关于霍巴特，又见Kenneth Macksey，Armoured Crusader (London，1967)。关于能干但保守的参谋官亨利·波纳尔少将的观点，见Brian Bond，ed．，Chief of Staff，vol．1 (London，1972)。 ]
利德尔－哈特反对英军承担欧洲大陆义务的观点从根本上反映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所起作用的理解。到30年代中期，英国陆军的状况对于迎接任何战争而言都颇为可怜，这当然增加了这一观点的分量。然而，利德尔－哈特之反对英国在欧陆承担军事作用，既早于希特勒上台，也早于英国缺乏装甲师成为定局。他是后来名声远扬的“有限义务”政策(即尽可能少、最好是完全不向欧洲盟国承诺提供部队)的突出倡导者，但是他道出了英国各行各业无数人的担忧。 [ 注：Bond，Liddell Hart，91－97．又见 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s (Cambridge，Mass．，1983)，198－208。 ]
利德尔－哈特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著有个主题，那就是在现代陆战中，防御对进攻占有显著优势，而且武器的发展实际上增大了这一优势。他在《武装的欧洲》(Europe in Arms)一书中驳斥机械化部队在战争伊始能够突破敌人防线的观点，认为除非对敌人突然袭击而且敌方兵力未机械化，这全无可能。他也不相信空中力量能使攻守之势变为有利于进攻者。他的令人感到宽慰的推论是，遭受侵略的国家只要不愚蠢地放任自己去搞进攻，就不大可能被打败。富勒在其优秀的最后一部论著《野战条令讲演集》中，也示意可以找到一种破解坦克进攻的办法，陆军将由此再次面对围困战。富勒预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静态线性防御(缘于使用“游牧部落”似的军队)相反，机械化部队之间的僵持将被转变为对于大片地区的运动性防御。然后将从这些安全地区或安全圈内，对敌军和敌国民众发动空袭。 [ 注：Bond，Liddell Hart，97－98．J．F．C．Fuller，Lectures on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Ⅲ，106－107，118． ]
在利德尔－哈特关于英国对法承诺的思想中有个奇怪的方面，那就是他认为法国人立意重演1914年似的全面主动进攻，如果英国远征军届时抵达，它就将被致命地卷进去。考虑到一系列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亡和破坏造成了深刻影响，修筑代价高昂的马奇诺防线，依赖一支实行短期服役制的军队，缺乏强大的进攻性装甲兵力——这可是对法国战略思想的一种奇怪的解释。利德尔－哈特有关法国军事信条的信息显然大有缺陷和不可靠，然而必须注意到，他对英国持有类似的错觉，以为英国参谋本部信奉一种进攻性信条，而他是很有条件来核对有关事实的。1937年，英国政府采纳了利德尔－哈特主张的有限义务政策，这实际导致了坦克订货的减少。 [ 注：Bond，Liddell Hart，98－99．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176－177．当内阁于1937年12月批准有限义务政策时，据估计被削减的坦克生产开支将超过陆军的所有其他经费节省总和。1937年，陆军在军需品方面的支出比它可以花费的实际少了近600万英镑。 ]
30年代，法国最类似于利德尔－哈特的人物是夏尔·戴高乐。戴高乐在20年代任职于贝当的参谋班子，从1931～1937年属于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正如英国报人就英国当前军事问题所作的争辩那样，戴高乐对于建立一支自主和职业性的机械化军团(他所谓armée de métier)的大力鼓吹有其政治争议性。1932年，在他的《剑锋》(Le fil de l’ épè)一书中，他首次宣扬了自己关于陆军要改造的看法。接着于一年后，他在《议会政治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向职业化军队》的文章，该文在1934年扩展成书，用的是同一个标题。这些著作详细说明了戴高乐的焦虑，即人们对“荒年”的忧虑已经达到了执迷程度，以致那些在政治上负责法国国防的人看不到有必要彻底分析法军在质量、军事信条以及纯粹数量上的不足。他针砭在他看来法国制度的腐朽、凝聚力的低落和生机的衰减，要求军队根本改革。
他的第一项建议，如同魏刚的正在逐步形成的计划，在于大规模扩充自行推进的机动兵力，使之成为和平时期的永久建制单位，并且作为一种同质的突击阵列加以训练。第二项建议是构建完全职业化的队伍，为这机械化和摩托化力量提供人员。戴高乐极力主张组建六个机械化步兵师和一个轻型侦察师，连同由一个装甲攻击旅、一个重炮旅以及一个空中观察队组成的后备兵力。这些部队将使用全履带式车辆，需要10万名专职士兵。如同一块石头被扔进一个池塘，这一建议的冲击波迅速传遍了通常平静的参谋本部系统。
参谋本部认为职业化和机械化相结合不正常、不必要、不可行。为了防止进一步讨论这种被设想为声名狼藉的结合，陆军参谋长路易·科尔松将军采取行动阻止戴高乐的方案在军队内部传播。1934年12月，他拒绝在官方杂志《法国军事评论》上刊载戴高乐的一篇文章，其内容为组建职业化部队的办法。科尔松的理由是，这样一篇东西可能“在军官们心里引起职业军队与国民军的冲突”，而与此同时国防部“毫不含糊地反对任何此类区分”。 [ 注：科尔松致戴高乐，1934年12月1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藏保罗·雷诺文件，74AP．12号文件盒。又见Charles de Gaulle，Vets I’ armée de métier (Paris，1934)，87－92。 ] 遭受挫折之后，戴高乐当月转向保罗·雷诺——一位独立的右翼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加强法国国防以抵抗德国的著名倡议者。在戴高乐于1935年1月得知德国已经建立了第一批装甲师以后，雷诺被召为政治宣传家，为这位上校的军队改革计划制造舆论。
1935年3月16日，改革方案首次在一个全国性的讲坛上得到了宣传，当时众议院辩论是否实施1928年征兵法的紧急条款，以便为克服“荒年”的兵员短缺而恢复两年服役制。雷诺论辩说，参谋本部追求的“只是数目尽可能多的相同建制单位”。他断言，“如同海军和空军，我们陆军的机械化部队也需要实行专业化”。 [ 注：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e Francaise：Chambre des Députés (此后简称JOC)： Debats，Paris，16 March 1935，1042．参见Charles de Gaulle，Lettres，notes et carnets，vol．2，1919－juin 1940 (Paris，1980)，376－381；ibld．，Mémoires de Guerre，vol．1，L’ Appel．1940～1942(Paris，1954)，18－26；Paul Reynaud，La France a sauvé I’ Europe (Paris，1947)，1：308－321。 ] 第一项指责就其倾向而言不准确，因为它抹杀了这么一个事实：魏刚和盖米林建立了专门的摩托化步兵师、机械化骑兵师和要塞驻防师。雷诺仅仅得到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党人菲利普·塞尔和无党派独立人士让·勒·库尔·格朗迈松的支持，未能动摇占支配地位的多数。因此，他在一项私下被搁置了的议会修正案中重申他的指责。该修正案还建议将机械化部队集中为仅仅七个师，并且重申“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军队实现专业化……因此要求我们军队的机械化部分由技术型的、因而是职业性的人员组成”。 [ 注：Amendement par M．Paul Reynaud，Député，au Projet de Loi portant modification à la Loi du 31 mars 1928 sur le recrutement de I’armée，Paris，28 March 1935，5．又见 Reynaud，La france，1：322－324；de Gaulle，Lettres，notes et carnets 2：382－386；Evelyne Demey，Paul Reynaud，mon père(Paris，1980)，287－291。 ]
戴高乐的著作没有提到早先以及他同时期的军中机动化先驱——例如厄蒂安纳、杜芒和韦尔普里等人的贡献。尽管如此，他在法国军方领导层内激起的反感远非必不可免。魏刚和盖米林公开宣告对机动化战争的兴趣。确实，戴高乐和雷诺如果直截了当地呼吁以装甲和摩托化装备的首要地位为中心、只争朝夕地重整军备，他们或许会得到广泛的支持。相反，他们挑衅性地宣称，机械化和职业化是军事现代化的两个不分彼此的先决条件。在如何创立他主张的新型军事结构的问题上，戴高乐含糊其辞，这招致了高级军官们的讥讽。盖米林不可能看不到一个事实：七个机械化师的主张忽视了防务需要的复杂性，因为陆军负责保卫的是个非常庞大的地域，包括法国本土、北非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最关键的是，戴高乐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重新引起了一种不信任：在政治上对于被设想为“侵略性”的装甲兵力的不信任。“说到底”，盖米林后来强调，“在议会里，在一部分军内舆论当中，有害于创建坦克师的正是将大型装甲部队问题与职业化军队问题缠在一起的做法”。 [ 注：莫里斯·盖米林1947年12月2日证词，载于Commission chargée d’Enquêter sur les Evènements survenus en France de 1933 à 1945．Annexes：Dépositions de témoignages et docu ments recueillis par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Paris，1951～1952，vol．2，385。参见：Marie－Eugène Debeney，“Encore l’armée de métier，” Revue de deux mondes，per．8，vol．28，15 July 1935，279－295；Ibid．，“La motorisation des armées modernes，”Ibid．，per．8，vol．32，15 March 1936，273－291。 ]
自相矛盾的是，戴高乐的干涉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由于激发了在政治和军事信条方面的强烈反感，使得机械化兵力的发展在1935～1937年这一关键时期骤然停止，因而戴高乐阻碍了军队重新装备。不可否认，关于机动防御的预言理应得到更密切的关注，超过它们实际上得到的，因为它们涉及了法国防御一上来就迅速瓦解这一关键问题。马奇诺本人已经觉察到这是个格外严重的危险，而且迟至1934年，魏刚的一名高级助手安德烈·拉法格上校还予以重申。雷诺也在1937年初强调：“我们的工业富源主要集中在边境沿线……可惜我们的首都既不在布尔日，也不在克莱蒙费朗。” [ 注：JOC：Débats，Paris，27 January 1937，169．参见：Demey，Paul Reynaud，310(戴高乐致雷诺，1937年1月28日)；Reynaud，La France，1：401－415；路易·贝罗对马奇诺的采访，载于Le journal，16 August 1930，见于伦敦公共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371档，14902号卷宗，W8604／38／17号文件；André Laffargue，Fantassin de Gascogne：De mon jardin è la Marne et au Danube (Paris，1962)．179－187；Henry Lémery，D’une république à I’autre：Souvenirs de la mêlée politique，1894～1944(Paris，1964)，165－166；Bankwitz，Maxime Weygand，121－131。 ] 迅速突破法国边境防线，便能一举葬送为旷日持久的联盟战争(看来只有这样的战争才有希望战胜德国)所做的全部艰辛准备。
然而，这些警告声被戴高乐和雷诺引起的喧嚷争吵淹没了，他俩不分青红皂白地抨击部队的训练水平、指挥部的意图以及政治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全民皆兵体制。于是，大唱高调的机会就被白白地送给了骑兵总监罗伯特·阿尔特梅耶之类将军，这些人对军队大规模机械化或者持有敌意，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漠不关心。
军队的中心困难是缺乏人力和物资。高级军官，从德伯内和科尔松这样著名的怀疑者到弗拉维尼之类热衷者，都基于军事理由拒绝建立全员职业化军团的呼吁。他们争辩说，职业化应当局限于需要专门技能的人员，例如机械师和无线电报员。国防部长达拉第的军事参谋解释说：“军队既在社会方面、也在技术方面反映本国；在我国有100多万辆汽车，因而征召和培训司机应当不会……困难……难道不是甚至在最现代的坦克中也只有指挥官和驾驶员才需要是职业军人？” [ 注：MDNG，Cabinet du Ministre：“Analyse d’interpellation de M．Reynaud sur la politique militaire du gouvernemet，”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巴黎)藏达拉第文件，编号4DA3／Dr．4／ Sdr．b。又见：“Note complémentaire au sujet des difficultés de recrutenlent d’une armée de métier，”21 July 1936，ibid．；de Gaulle，Lettres，notes et carnets，2：387－391，401－407； Gamelin，Servirr，2：153，186，217，vol．3，La Guerre (septembre 1939～1940) (paris，1947)，516－527；Maxime Weygand，En lisant les mémoires de guerr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Paris，1955)，13。 ] 不仅如此，参谋人员的研究表明，因为没有多得难以置信的追加开支来提高薪金和改善条件，法国“入伍顶线”太低，以致在马奇诺防线和步兵士官队伍所需的10.6万名职业兵之外，无法建立一个完全职业化的兵种。1936年，服役期已满的职业兵有70％退伍；因此，征召的大部分职业兵仅够维持、而非扩大现存的士官队伍。然而直到1937年，戴高乐和雷诺始终轻视薪金和征召方面的困难，提议从失业者中间为他们主张的职业化军团征召人员，并且迫使参谋本部不断就部队结构问题和统计数字写备忘录，如此将自己大得不成比例的一部分精力转向打笔墨仗。
对机械化的实现同样有害的是重型坦克引起的政治猜疑。一般而言，无论何党何派，都将它们视为“侵略性”武器，不符合民主法国的防御性要求。跨越整个政坛，从1935年时的保守派国防部长让·法布里到次年的激进党人达拉第，都向盖米林施加压力，要他放弃沙尔B重型坦克计划。不仅如此，重型坦克一旦与职业军人连在一起，就有了军事政变含义。 [ 注：见：Griffiths，Pétain，139－140；Pertinx〔André Géraud〕，les fossoyeurs：Défaite militaire de la Frrance，armistice，contre－révolution (New York，1943)，1：49；Jean Fabry，Journal，1935年9月11－20日，10月3－4日，法国陆军历史档案馆(万森)，5N581号文件盒，2号卷宗；1936年7月4日备忘录，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藏维克多－昂里·什韦居特将军文件，351 AP3／1SC2号文件盒，9号卷宗；众议院陆军委员会，第16届议会(1936～1940年)1937年12月1日会议，“国防部长达拉第报告”，第15－16页，国民议会档案馆(巴黎)，16号文件盒，“1937年”卷宗；Clarke，Military Technolgy，189；Gamelin，Servir，1：263－264。 ]
尽管盖米林试图按照法兰西王国军队传统，维持一支“非政治性军队”，但许多军官的政治态势必定含糊不清。在骚动不安的人民阵线时期，法国领导人不可避免地要为制订对付国内动乱的紧急计划伤脑筋，而在1935年攻陷巴士底狱纪念日，史无前例的左翼群众大集会使得参谋本部被拖进去，同“心惊胆战的”巴黎警察局长罗热·朗热隆会商对策。那天早些时候作为国防部长负责爱丽舍宫军事庆典的法布里伤感地回顾说：“巴黎早上还洋溢着爱国主义，下午却在大唱国际歌。”1936年5月，当工人们紧随左翼赢得选举而占领工厂时，巴黎警察局长和即将卸任的政府总理阿尔贝尔·萨罗再次找科尔松将军磋商。戴高乐本人在1935年认为，法国之滑入全面危机“正在一步步将公共秩序问题提升为首要关切”。他疑惑“在人民阵线和右翼联盟愈益严重的骚动中，如何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甚至爆发内战……”？ [ 注：De Gaulle，Lettres，notes et carnets，2：399，404－405，411－412；1935年7月16日和 1936年5月28日备忘录，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藏什韦居特文件，361 AF2／1SC2号文件盒 5号卷宗，351 AP3／1SC2号文件和9号卷宗；Jean Fabry，De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au Cours de l’ Intendance，février 1934－juin 1940 (Paris，1942)，62－65。参见：Griffiths，Marsbal Pétain，161－166，169，176－188，195－196，207－211；Jacques Nobécourt，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 l’ armée，vol．1，De Pétain à Pétain，1919～1942(Paris，1967)，226－248。 ]
但是，由于此刻德国开始实行两年兵役制和旨在战争经济的“戈林计划”，盖米林企求在不受军事现代化的政治争议妨碍的情况下，通过一个为期四年的重整军备计划。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集团与这位军方首脑的信念一致。内政部长、社会党人罗热·萨朗格罗强调：虽然法国不能对德国重新武装依旧无动于衷，但法德平衡“不要依靠使法国年轻人更长久地不同家人团聚来恢复，而要通过将法国陆军摩托化的巨大努力来重建”。不过，达拉第却于1937年2月在议会代表激进党人确认，他“不能同意有些人的意见……这些人要求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或者提倡组建由装甲师组成的特种军团”，因为“保持陆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恰当平衡和比例至关紧要”。 [ 注：达拉第所言见英国大使乔治·克拉克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1937年2月24日，伦敦公共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371档，20693号卷宗，C1597／122／17号文件。萨朗格罗所言出自他在德南的一次演讲，克拉克1936年9月7日致外交部电文报告，同上，C6327／1／17号文件。参见：Maxime Weygand，“L’état militaire de la France，“Revue de deux mondees，per．8，vol．35，15 October 1936，721－736；Ibid．，“L’armée d’aujourd’ hui，”ibid。，per．8，vol．45，15 May 1938，325－336。 ]
1937年夏，在雷诺《法国军事问题》(Le problème militaire francais)一书中，戴高乐－雷诺计划有了其最后的形态。对该书的反应表明，官方此时已赞同机动性了。迪谢纳将军在发表于《巴黎回声》的一篇书评中，疾呼“防御性的军队是注定要失败的军队”，强烈要求“断然拒绝中国长城式的单纯防御体系”；盖米林则秘密地通知雷诺：“近来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组建摩托化师、轻型机械化师和装甲师，其数目甚至超过你的建议。” [ 注：盖米林1937年6月1日函，见于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藏雷诺文件，73AP号文件盒，12号卷宗。迪谢纳的报载书评见于同一文档。参见Reynaud，La．France，1：419－428； Gamelin，Servir，1：257－262。 ]
四
到30年代中期，由于对战争爆发情况下陆军的优先任务是什么在政治上犹豫不决，加上参谋本部的保守主义对此推波助澜，因而英国已丧失了机会去创建一支精锐的装甲部队，承担富勒之类理论家和霍巴特之类实践者倡导的反攻作用。到1936年底，现有的大多数坦克都是只适用于殖民战争的轻型坦克。陆军部准备了一份包括轻型坦克、中型坦克和重型步兵攻击坦克的“采购单”，但在1937和1938年，始终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生产新的型号。战争爆发时，惟一存在的机械化师几乎是盘拼凑起来的杂烩，而且没有明确的使命。1940年5月，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仅仅包括皇家坦克团和轻型骑兵团的两个营。第一装甲师仍然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组建，等到它零敲碎打地分批抵达法国时已为时太晚，来不及参与导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一系列事态。 [ 注：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172－178，186－188，255－257． ]
事后来看，下面一个事实不无讽刺意味：参谋长们，而且更大程度上参谋本部，一方面正确地假定英国在西欧仍然有至关紧要的利益，它们不可能靠有限义务政策得到适当的保障，另一方面却对机械化问题持保守态度，而且对远征军抵达法国后要做些什么暧昧不明。相反，利德尔－哈特在实现机械化的必要和机械化能够导致的那种运动战方面思想先进，然而倾向于否认承担一种欧陆义务的必要，而这种必要本来能够提供增加陆军开支的正当理由，以便创建一支装备完善的野战军，有能力参与打击一个欧洲一流强国。 [ 注：Bond，Liddell Hart，98－99． ]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历史学家们比较容易认识利德尔－哈特和戴高乐之类批评者的局限性，而对英法两国的统帅部予以某种程度的同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到戴高乐1937年年中被委派到盖米林创建的部队之一——在洛林的实验性重型装甲单位时，他才认识到形成机动兵力及其理论所固有的许多实际困难。他在梅斯指挥第507坦克团期间发出的信函显示，他大大地领教了正统的军人们面对的技术不完善、设备不配套和基本资源短缺。在他俩那场被政治化了的、带有显著偏向的职业化军队鼓吹运动中，他和雷诺轻视或忽视的正是这些普通但重要的障碍。
对盖米林而言，1935～1938年有个特征，那就是前后一系列再装备计划的完成期限一拖再拖。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法国军需生产商中间对口的生产能力不足；1936年以后的扩展先是被人民阵线之下的工人骚动和工业改革打断，后又因为发现基本军火业、工程业和钢铁业熟练劳工短缺而受到很大限制。结果，军队在1937和1938年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装备水平。装甲车辆严重短缺，以致1937年的机械化演习不得不被取消，1936年4月批准组建的第二个轻型机械化师也推迟到1938年秋天才问世。
在上述情况下戴高乐方案不可取，这意味着它在1937年1月和2月的重新出现(通过雷诺)给盖米林、杜芒、弗拉维尼和韦尔普里之类人物压上了额外的政治负担，这些人正在致力于装甲兵力的谨慎但仍有效的发展和扩大。戴高乐方案的出台方式使得方案本身很容易被指责为军事上不切实际，战略上危险，政治上有挑衅性，而且到了邪恶地步。头等重要的是1935年时，将坦克与军人职业化在军事上不相干地连在一起。在这方面，戴高乐本人的宣传不仅基于事实上可疑的理由(例如可疑地宣称有现成的职业兵员可召)，而且雷诺煽动心存怀疑的国会议员，从而使得在政府和军方内部进行努力的机械化正统主张者们的处境严重恶化。
戴高乐的药方包含着最后一个关键的弊端，那就是它显然地将机械化战法列为1914～1918年那种工业化总体战的一种替代。质量被设想为取代了数量。富勒在《野战条令演讲集》里同样强调，随机械化扩大了实际作战部队与地域占领部队之间的差距，军队规模将会变得越来越小。 [ 注：Fuller，Lectures on F．S．R．Ⅲ，8，29，88． ] 这里面蕴藏着一个意思，即如果有了由六七个师组成的一支机械化职业大军，剩下的法国国民军将被降为准民兵，仅适于承担二线任务或要塞驻防。直到1937年，雷诺才重塑自己的思想，强调一支伴有常规后备军的大型精锐机动部队，从而抛弃了上述无法接受的推论。盖米林的态度同样含糊不清，虽然考虑到未来战争性质的不确定，这也许可以理解。他坚持法国要形成一种比德国装甲师更强大有力的部队单位，但也提出反坦克武器的改进将大大限制装甲兵器在战场上的作用。尽管盖米林的立场模棱两可，法国军队仍在为进攻战和防御战两者做准备。这样，参谋本部就有理由拒绝一种指责，即它已经“使军队采取了单纯的消极防御态度”。 [ 注：参谋本部：“职业机械化军团问题备忘录”，1936年6月，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巴黎)藏达拉第文件，编号4DA3／Dr．4／Sdr．b。又见：盖米林1936年4月17日备忘录，达拉第文件，编号IDA7／Dr．4／Sdr．b；《国防高级委员会》(会议记录)，1936年4月29日，1937年12月15日，1938年12月2日，法国陆军历史档案馆(万森)，1N22号文件盒，第17卷，第 86，100－103，120－129，133－134页；Bourret，La tragédie，53－55；de Gaulle，Memoires，Ⅰ： 27－34；idem，Lettres，notes et carnets，2：452－461。参见Laffargue，Fantassin de Gascogne，122－132；Georges Loustaunau－Lacau，Mémoires d’un francais rebelle，1914～1948 (Paris，1948)，54－58。 ]
不过，戴高乐忘了主动为国家的全部军事实力提出任何“新型”结构，尽管他在法国军事学院和国防高级委员会里做了关于经济战和全国性动员的思考。盖米林的贡献在于既从事法国军队的现代化，同时又关注总的防务规划当中的这些复杂问题，连同未来战争很可能有的特性，那是在戴高乐的片面分析中如此遗憾地被忽略了的。比起戴高乐，这位总指挥绝对“更为周密和理性”，前者的“《向职业化军队迈进》一文……从头到尾没有一处论及他的机械化军团被阻挡住的可能性”，只是热烈展望“战无不胜的进攻”。 [ 注：Richard D．Challener，“The Military Defeat of 1940 in Retrospect，”载于 Modern France：Problem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Republics，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 (Princeton，1951)，417 note。又见 de Gaulle，Letters，notes et carnets，2：363－365，370－372，415－438。 ]
到战争爆发之际，尽管有关职业化的争论分散了精力，工业方面也存在种种缺陷，但法国的机动部队已迅速得到组建。1940年5月10日时，共有六个装甲师，加上戴高乐本人指挥的第四装甲预备师算是第七个师，此外还有七个摩托化步兵师以及摩托化的英国远征军。向这一兵力进攻的是仅仅十个德国装甲师，后面跟着一个大体上非摩托化的德国步兵集团军。有一种观念在于，要保证进攻成功通常必须有三比一的优势；可能受此影响，上述兵力平衡愈益成为对于1940年战役的解释的基础，在此等解释中这些盟国“优质”部队的部署、协调和指挥问题被当作最重要的。 [ 注：见：R．H．S．Stolfi，“Equipment for Victory in France in 1940，”History，55，no．183 (February 1970)，1－20；Gunsberg，Divided and Conquered；Robert J．Young，In Command of France：French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ning，1923～1940(Cambridge，Mass．，and London，1978)；Paul Huard，Le Colonel de Gaulle et ses blindés：Laon，15－20 mai 1940 (Paris，1980)；Pierre Le Goyet，Le mystère Gamelin (Paris，1975)；Donald W．Alexander，“Repercussions of the Breda Variant，”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8，no．3(Spring 1974)，459－488；John C．Cairns，“Along the Road back to France 1940，”American Historical Rmview，64，no．3(April 1959)，583－603；ibid．，“Some Recent Historians and the‘Strange Defeat’of 1940，”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46(1974)，60－81。 ]
但是，如果既有的机动部队有可能使德国的制胜企图落空，那么对于盟国的最后胜利而言，1939～1940年英法两国正在准备的“纵深性武装”(the arming in depth)至少同样必不可少。鉴于它们强烈地意识到面对德国迅速的重新武装——连同对德意日三国作战的真正全球战争前景——它们自己就短期而言处于备战严重不足状态，因而可以理解英法两国政府应当依靠由皇家空军、马奇诺防线和现有的大量法军构成的威慑，与此同时以巨大的规模长时间地动员自己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五
本文对于一种虽有吸引力、但严重地过度简单化的论说提出了挑战，那就是褒扬才华横溢的“圈外人”富勒、利德尔－哈特和戴高乐，拿他们来对照缺乏想象力和一心执迷防御的英法军事权势集团，强调他们的闪电战概念在他们本国遭到拒绝，却得到了德国的急切采纳。虽然英法两国统帅部在重整军备的操作上肯定可予批评，但实际上它们在 1939年颇可理解地一心担忧战争伊始便骤然败北。尽管盟国的战略计划存在瑕疵，特别是准备冒险进军低地国家，连同未能创建一支承担反攻任务的中央装甲后备兵力，然而已经集结起来的兵力应当足以抵挡住德军最初的攻势。要不是德国的进攻计划在1940年最初几周里做了急剧修改，它们本来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 注：关于德国西线攻势规划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5月的演变，有一项极好的分析，见于John J．Mearsheimer，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1983)，99－133。 ]
至于机械化兵力和装甲战的倡导者，其思想所以遭到拒绝，是因为比英法军事权势集团的所谓反动思想更复杂的因素所致。装甲战拥护者倡导的军队类型和战略概念在政治上很难被接受，与此同时他们在军事上没有考虑、或者根本不懂英法两国参谋本部面对的许多财政、物资和人力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利德尔－哈特和戴高乐动机良好的争辩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各自国家军队的现代化。
最重要的是，不应当假定这些批评者对未来战争的设想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战役完全证实。由于厌恶1914～1918年间那种静态的堑壕僵持，他们试图以小型、精锐和职业性的机械化部队为手段来恢复机动性，将伤亡减至最小程度，并且获取速胜。甚至富勒——他预见到双方一旦全都彻底机械化便可能陷入僵局——也提出500辆坦克就将是一支规模巨大的兵力。拥有此等规模的坦克部队，仍有可能绕过敌军侧翼，攻击其后背。如此，指挥才能将重新成为决定性因素，战役也将是“艺术作品，而非仅仅挥洒热血”。 [ 注：Fuller，Lectures on F．S．R．Ⅲ，8，29，38．冯·布洛姆堡将军在一次与利德尔－哈特的谈话中集中体现了这种观点，当时他对利德尔－哈特说，他(在1932年)倾向于裁军，因为这将“通过恢复小型和灵巧的部队，使得指挥艺术、领导才能、‘绅士风度’和真正的武士精神重新回到战争中来”。见Bond，Liddell Hart，79－80。 ] 例如，甚至在1939～1941年的各次战役中，大量非机械化兵力也发挥了比装甲战理论家预料的更重要的作用。
这不是要否认理论家能够像“牛蝇”或催化剂那般起有益的作用。确实，一项范围较广的研究表明，像富勒、利德尔－哈特和戴高乐之类打破传统习俗对一般公众和武装部队的教育性影响者极为有益。本文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圈外人”很少能够对军事改革施加直接影响，因为他们不充分了解种种困难，也不充分了解什么是可行的选择。例如，利德尔－哈特最终不得不承认“有限义务”并非一种切合现实的英国对法战略。另一方面，军事负责当局倾向太熟知种种困难，容易认可只有零敲碎打或妥协折衷的措施才是可行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于战争爆发时，英国装甲兵力仍然弱小，而且缺乏明确的军事信条。最重要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这段历史证实了一种克劳塞维茨式的见解，那就是政治态度、政治轻重缓急次序和政治制约对于武装部队和战略信条的发展施加支配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