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火的较量：1914年的进攻信条·第十八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迈克尔·霍华德·英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914年8月战争在欧洲爆发时，每个参战的大国都立即发动进攻。奥匈军队入侵波兰，俄国人入侵东普鲁士，德国人假道比利时入侵法国，法国人则试图夺回他们失去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到是年年底，这些攻势已统统被挡住或击退，代价是 90万人失踪、被俘、受伤和阵亡。此后进攻行动依然不止：1915年，意大利攻击奥地利，结果同样悲惨；1916年，德国人猛攻凡尔登，新征集的英国部队则以在索姆河畔发动大进攻投入战争；只是在 1917年，进攻才开始成为强弩之末，因为在尼弗勒 4月间的灾难性攻势之后，法国部队拒绝再次出击，俄罗斯帝国则在战争压力下崩溃。1917年8至11月英军在帕尚斯代尔的4个月攻势惨遭失败，使这些灾难有增无减。它们给人留下的形象是历史上简直无与伦比的战略盲目和战术轻率，即使有德军东线攻势的成功和1918年协约国西线最后进攻的胜利，也几乎完全无法挽回这种形象。
然而，尽管以事后的标准衡量，规划这些作战的军方领导人和批准它们的政治领导人可能显得麻木不仁，但他们既非不料他们进攻的可能后果，亦非不懂20世纪武器的防御威力。他们当中没有哪个指望不经受非常重大的损失便能赢得战争。弗里德里希·冯·贝尔恩哈迪将军在1912年写道：“我相信，任何人如果认为不以大量生命为赌注，即可在现代战争中实现巨大的战术成功，那就大错特错了。”“惧怕损失总是注定会失败，与此同时可以无疑地设想，对于更为吝惜流血的部队，那些不怕伤亡的部队必定稳占巨大的优势。” [ 注：Friedtich von Bernhardi，On War Today(London，1912)，2：53． ] 在别的国家，专家们的看法并无二致。英国上校F．N．莫德写道：“进攻能否成功，只看你事先如何教你的士兵‘懂得怎么去死，或者怎么避免去死’；如果教的是后者，那么没有什么帮得了你，还是干脆不要投入战争聪明些。” [ 注：F．N．Maude，The Evolution of Infantry Tactics(London，1905)，146． ] 克劳塞维茨有句阴沉的话当时经常被引用：“杀戮是一种可怕的图景，这个事实必须使我们更加认真地对待战争，而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人道为名不去厉兵秣马的借口。”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revised edition(Princeton，1984)，book 1，chapter 11，260． ]
一
自从19世纪中期大西洋两岸的大杀戮——美国内战期间的安提塔姆和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与普法战争中的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战役——发生以来，军事专家们就已研究和重视武器不断增大的杀伤力。19世纪80和90年代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高爆炸药取代黑色火药成为枪炮弹头推进剂，从而改变了这类武器的射程和精确度。更大的爆炸力使得较小口径的步枪成为可能，它们以低弹道射击，射程最长达2000米，不仅可以厉害得多地对付进行攻击的步兵，而且可以远未有效地对付过去辅助步兵攻击、射程1000米左右的老式野战炮。另外，小口径枪枝还使得步兵有可能携带更多弹药投入战斗，与此同时铜制子弹和弹仓装填进一步提高了射击速率。
然而，大炮的射程、重量以及发射准确度也有相应的提高。野战炮的射程增加到6000米，“无后坐力炮架”使之能够连续地快速发射，射程1万米以上的机动重炮也已投入使用。由此，战斗范围从几英里扩大到几十英里，而且事实上依凭铁路向战场输送部队的能力而扩大到了几百英里；不仅如此，新型炸药燃爆时几乎完全不释放烟尘，因而战斗人员只要原地不动，便大致非常隐蔽。
对于这些技术进步到底是有利于进攻还是有利于防御，军事专家中间争论激烈。有些人、特别有力的是扬·布洛克在其1898年出版的多卷本论著《未来战争》(La guerre future)中断言，未来的正面进攻不仅代价高得根本行不通，而且从统计学上说不可能：“在双方战斗人员之间将总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火力地带，它对冲突双方来说都一样致命。” [ 注：Jan Bloch，The Future of War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oston，1899)，xxx．又见布洛克在该书第13篇中的论述。 ] 布洛克是一位平民，军方的权威观点却认为新技术之利于进攻不亚于它利于防守。这种观点固然承认在攻方占有火力优势以前，任何进攻都无法成功；但是，大炮的射程、威力和准确度的增进使得占有这种优势成为可能，进击的步兵就是要借助炮火掩护，一个阵地接着一个阵地向前推进，直到己方的火力可以达到对方的防线，在其展开攻击之前将其完全压倒。1900年，斐迪南·福煦上校(后来成了元帅)在其法国军事学院授课讲稿中写道：
显然……火力投送和火力控制在当今有极大的重要性。火力最有分量。战斗热情最高的部队、士气最为激昂的部队，总是渴望通过连续的冲锋夺取阵地。然而，每当它们的局部冲锋缺乏密集的火力配合时，它们就会碰到巨大的困难，遭受沉重的伤亡。它们会被打退到原来的阵地，带着更大的伤亡。拥有火力优势……成了步兵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 [ 注：Ferdinand Foch，The Principles of War(New York，1918)．362．着重标记系引者所加。 ]
然而，这样的时刻总是到来：进行攻击的步兵不能进一步得到火力掩护，不管是他们自己的火力，还是支援他们的炮火。正如福煦所写：“前方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地带，不再有得到掩护的通道，子弹像冰雹一般砸到地面。” [ 注：Ibid．，365． ] 怎么跨过(如果还能跨过)这个“死亡地带”？
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进行攻击的步兵传统上总是以三波推进。第一波是阵列松散的散兵，利用一切可得的屏障，奋力向前获取射击位置，从那里来掩护后续人员的推进。第二波是阵列密集的步兵主力，军官冲在前面以鼓舞士气，军士断后借以胁迫列兵，同时擂鼓鸣号，让有待插上敌阵的军旗高高飘扬。最后一波是援兵，即可随时按指挥官的命令被投入战斗的后备。这一直是证明有效的一种实用战法，直到1870年为止。当时，法军的步枪火力击毙了大批朝前冲的德国士兵，以此挡住了进攻的德军营队，从此德军再也没有恢复使用传统的阵列。相反，德军认识到，第二波进攻不能以密集的阵形展开，而应当像第一波那样以散兵推进；它的作用已不是攻击，而是变成了深化和扩展火力线，逐步完成对敌方的侧翼包抄。只有待火力摧毁其防御工事并且完成侧翼包抄 (这越来越被视为骑兵应起的作用)，才会一举夺取其阵地。这是一种战术信条，施里芬计划将把它引申到战略领域。
紧随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人也采纳了这种进攻方式。他们的1875年《步兵条令》禁止在敌人火力范围之内使用密集阵列，提倡散兵战法以利用掩护，并且规定散兵线的作用不仅是为进攻做准备，而且就是实行进攻。然而，这项原则在法军内部遭到强烈反对，就像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一样。人们普遍觉得惧怕拼刺刀就是“胆小鬼”，俄国将军德拉戈米罗夫是这种看法的最雄辩的表述者。比较中肯的是，颇有理由怀疑步兵如果四下散开，由其自行其是，他们是否不会趁机变成“废物”，亦即趴在地上，不肯起来战斗。对德军1870年作战的细致分析显示，这种事情屡有发生。在新式武器使之成为可能的更加广大的战场上，面对现在由它们带来的潜在威胁，在大多由短期服役的应征士兵组成的军队里，这样的行为似乎很可能成为通则，而不是例外。
1870年阵亡的夏尔－阿尔当·杜·皮克上校(他的《作战研究》是军事文献中很少数伟大经典之一)注意到了甚至他那时的战场上就已经有的这种倾向：“士兵对他最亲密的战友们来说往往也是知面不知心。在硝烟弥漫、一片混乱的战斗中，他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似乎他是在独自战斗。凝聚力不再由相互监察来保障。” [ 注：Charls－Ardent du Picq，Etudes sur le combat：Combat antique el moderne(Paris，1942)，110． ]
“凝聚力不再由相互监察来保障”：自那往后，这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风纪问题。杜·皮克本人认为，为了应对这个新情况，有必要培养一批军事精英，它与19世纪后半叶将要形成的大众军队大相径庭。然而，第三共和国之下的军事当局认为，毫无希望采取这么一种解决办法。1884年，对于一支仍由外省乡下农民子弟组成的军队，他们再次规定了旧式的进攻阵列，要求士兵们勇往直前，“昂首挺胸，不怕牺牲……冒着最猛烈的炮火，甚至面对防守坚固的战壕，奋力夺取之”。十年后，臭名昭著的1894年条令又特别规定：步兵要“应着号角吹鸣，战鼓隆隆，肩并肩地以密集阵列”向前发动进攻。这听起来荒谬绝伦，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让士兵们冲过最后的“死亡地带”呢？ [ 注：Eugène Carrias，La pensè militaire francaise(Paris，1960)，275－276． ]
对于这个难题，福煦在六年后的讲授中开出了同样的药方：“胜利的桂冠就悬挂在敌人的刺刀尖上，必须将它从那上面摘取下来，必要的话可以通过一对一的搏斗。……要么逃跑，要么进攻，此外别无选择。必须进攻，然而以大量兵力成密集阵形进攻，那是安全所在。因为大量兵力——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他们——使我们能够依靠我们掌握的物质优势压倒敌人的火力。用更多的大炮，我们可以使敌人的大炮变成哑巴，就步枪和刺刀而言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知道如何使用所有这些东西。” [ 注：Foch，Principles of War，365． ] 福煦作为一名军事理论家的重要性和影响受到了过分的重视。他无非附和了不仅在法国军内、也在其他国家军内被非常广泛地持有的观点。在19世纪末的英国陆军当中，最有才智和学识的军事理论家或许当推C．D．R．亨德森上校，此人满意地看到1880年《英国步兵条令》如何让“刺刀重新发扬光大。如同半岛战争时期只依靠刺刀的第二阵列被赋予迅速决胜的任务。……普鲁士诸役所以混乱，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漠视不朽的战术原则……因此，从战术角度衡量，它们是我们不应仿效的糟糕战例”。 [ 注：G．D．R．Henderson，The Science of War(London，1905)，135，148． ]
亨德森给下属部队展示的楷模是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的军队，它们总是以密集阵列进攻；它们懂得了这么一点：“为了防止战役蜕化为两支堑壕坚固的大军之间旷日持久的较量，为了尽快取得决定性结果，仅仅依靠火力的发展是不够的。” [ 注：Ibid．，150． ] 诚然，在过去25年里，武器已经改变，然而——亨德森自信地断言——“无论是无烟火药还是连发式步枪，都不会必然带来急剧变化。如果像人们所称的那样，防守由于这些发明而得益，那么膛线榴弹炮的火力投送能力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了进攻。而且，即使连发式步枪给战斗注入了一个新的可怕因素，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依然如故”。 [ 注：Ibid．，159． ]
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依然如故：这就是我们所见的贯穿于世纪之交军事文献的主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这一主题将更加铿锵有力。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法俄两国军队里就像在德国军队里那样，得到如饥似渴的研读，而被最经常地引用的就是他强调战争中精神因素头等重要、物质因素相对不重要的段落。阿尔当·杜·皮克比较短小精悍、文笔更为优美的著作，连同它们对于军事心理的深邃洞察，在法国大为流行，而它们教导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杜·皮克写道：战斗是靠人、而不是靠武器打赢的，“如果对人这一主要工具及其在作战紧要关头的精神状态缺乏准确的了解”，那么在一支军队里就无法有效地规划任何东西。 [ 注：Du Picq，Etudes，3． ] 杜·皮克争辩说，在战斗中。
彼此较量的与其说是两股物质力量，不如说是两股精神力量，其强者将获胜……建立在物质优势之上的信心可以保持一时，即依凭令敌人难以接近而不受挑战；然而，当敌人不顾你的优越的杀伤手段，决心短兵相接时，这信心就崩溃了。敌人的士气对你的影响将会由于信心的丧失而增大，他的精神力量将会压倒你的精神力量……因此，拼刺刀……换句话说就是冒着炮火奋勇挺进，会日复一日地产生越来越大的威力。 [ 注：Ibid．，121． ]
在一段较少被引用的文字里，杜·皮克对上面的话作了保留：“在运用精神力量作战以前，不要忘了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因而要运用火力，直至尽可能最晚一刻；否则，鉴于现有的射击速率，任何进攻都达不到目的。” [ 注：Ibid．，127． ] 然而，这正是布洛克的观点：鉴于现有的射击速率，任何进攻都不会、或不能成功。
二
布洛克的《未来战争》出版一年后，在南非的英布战争提供了首次检验。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使用了新式武器。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英国陆军断定，无烟火药和连发步枪给防御带来的好处将因为使用新式速射火炮而化为乌有，它们发射在空中爆炸的霰弹和俯冲高爆炸弹，前者会杀伤任何未躲在战壕里的防御者，后者则会将那些躲在战壕里的防御者连窝端起。因此，英军恢复使用密集阵列，“只依靠刺刀的第二阵列被赋予迅速决胜的任务” [ 注：Henderson，Science of War，135． ] 。结果，英军在莫德尔河、柯伦索，马格尔丰坦以及斯皮昂－柯普等地遭受阻击，伤亡惨重，并且在许多地方被布尔防御者的火力打得被迫投降，而这些防御者他们甚至无法见到，更不用说近距离攻击了。欧洲大陆的观察家们将此归因于英军训练不足，不适应与“文明的”对手作战。多少经受过磨练、并且从罗伯特勋爵的司令部观察过这场战争的亨德森上校对他们的批评作了愤怒的反应。他写道：“小口径步枪的低弹道射击，连同持枪者的藏匿不现，带来了作战艺术的彻底革命，看到有人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点，令我们惊奇有加。” [ 注：Ibid．，371． ] 他说，在火力之下的密集阵列现在已无可能。穿越开阔地带进攻的步兵现在必须以散兵阵列向前推进，而且互相间要保持大距离，与此同时“骑兵，像欧洲大陆的骑兵那般武装的骑兵，已经像十字军一样陈旧过时”。针对密集阵列对维持士气必不可少的争辩，他指出：“当占优势的庞大兵力遭受巨量损失，当他们觉得、而且也会觉得本来可以采取其他代价较小的手段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时候，他们的士气会变得怎样？” [ 注：Ibid．，372－373． ] 这是个非常有见地的评论。
鉴于自己的战时经历，英军按照亨德森提示的方针重订了步兵条令。德军用不着修改自己的信条，因为它已经强调包抄、而非正面攻取敌人阵地的好处。令人稍感惊奇的是，法国仿效了英国人。1904年12月发布的《法国步兵条令》明确摈弃1894年规定的“肩并肩”密集阵列，代之以同法国大革命军队的散兵战术比较一致的战术：步兵以一个个小分队的形式向前推进，最大程度地利用地势，通过火力和移动互相掩护，将主动权下放到指挥链上尽可能低的级别。然而，在法国许多高级军官看来，这些显然开明的改革显露了德雷福斯派的激进(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影响，这些人在不幸的德雷福斯事件后正开始接管对军队的控制。朗格卢瓦将军创办了一份新杂志《军事评论》(Revue militaire générale)，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德兰士瓦重综合症”，那是他生造的术语，用以描述“对于战场伤亡的过度恐惧”。他争辩说，这样的散兵阵列与法国军队的传统格格不入，原因是剥夺了指挥官“通过他掌握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之综合努力争取决定性胜利的权利甚或可能性” [ 注：Joseph C．Arnold，“French Tactical Doctrine 1870～1914，”Military Affairs，42，no．2 (April 1978)． ] 。但是无论如何，新条令对法国军队的实际做法看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是一支思想非常混乱、内部严重分裂的军队，当时令人痛苦地缺乏在任何问题上的共识。
接着发生了一场使用现代武器来打的重大战争，即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教训有力地加剧了对于“德兰士瓦重综合症”的这一反应。不仅欧美各国海陆军专家怀着强烈的兴趣关注这场战争，他们所服务的各国政府也是如此，它们都对由此而来远东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欧洲受到的影响深为关切。战地记者以及摄影家和战争艺术家向欧美的报纸读者们提供充分的报道，使之颇能了解关于这新世纪——无人预料会很太平的新世纪里第一场大战争的进展情况。在南非的战争可能被当作缺乏典型意义而置之脑后，因为它是由一支以殖民战争方式训练出来的军队打的，其对手几乎算不上是有组织的军队。然而，俄国军队属于欧洲一流，日本陆海军则分别由德国和英国专家训练。它们都装备了布洛克曾自信地断言将从此使得战争变为不可能、或等于自取灭亡的所有那些武器：小口径连发步枪、速射野战炮、机动重炮和机关枪。俄国人在其位于旅顺港和沈阳的阵地筑起一道道战壕，由铁丝网和机枪碉堡予以保护，他们还在自己的防线前沿布下电流起爆的雷区，并且在夜里用探照灯将其照得通明。日俄两国军队都装备了电报和野战电话。事实上，欧洲军队1914年时将拥有、而1905年时还得不到武器、只有简易飞机，那在世界大战头几个月里开始接替骑兵承担侦察任务。
欧洲的观察家们从日俄战争引出的主要教益，在于尽管新式武器给防御带来诸多好处，但进攻仍完全可能。日本人从战争一开始就成功地夺得了主动权，并且在一系列事先精心准备好的攻击中，将兵员数量稍占优势的俄军逐出南满。代价虽然高昂，但结果是日本加入了强国行列；欧洲的评论家们就此指出，任何希望保持为强国的国家都必须准备付出类似的代价。
技术方面的教益得到了认真研究。双方都大为有效地使用了火炮，但这只是就经伪装掩蔽、运用间接火力的火炮而言。其榴散弹火力以及步兵的枪弹火力导致根本无法在敌人视野和射程范围内移动，从而推翻了任何以密集阵列在战场上进行迂回机动的想法。然而，对于那些藏身于战壕的士兵，野战炮没有多大效果，只有大规模集中使用重炮才能瓦解其抵抗。除非在做好准备之外还有炮火掩护到最后一刻为止，任何步兵攻击都没有成功希望，而日本步兵依靠充分的准备，攻击反复取得成功。日本人表明，对付隐蔽防御的最佳办法是隐蔽进攻。因此，他们利用夜晚推进，拂晓之前挖好自己的藏身之处，白天就待在那里不动。在推进的最后阶段，他们一尺一尺地向前挖坑道，就像在打围城战。然后，他们发起冲锋。伤亡仍旧惨重：日军在进攻旅顺口的战斗中损失5万人，在为期10天的沈阳战役中损失7万人。但是，日军的行动同样表明，依靠周密的准备，加上疯狂的勇气，就可以解决现代战场上的进攻难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一位颇有影响的参谋官E．A．奥尔瑟姆少将写了一篇评论，其中概括了欧洲人的反应：
有些人从在南非的经验推断，冲锋、或者至少是端着刺刀的冲锋已经过时，成了垃圾战法……(然而)满洲(中国东北)之战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刺刀根本不是一种过时的武器，仅靠火力并非总能足以将斗志坚决、纪律严明的敌人逐出阵地……冲锋甚至比此前取得火力控制更重要。这是战斗的高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 [ 注：E．A．Altham，The Principles of War Historically Illustrated(London，1914)，295． ]
人们广泛认为，日俄战争的真正教益在于，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士气，而且不仅是军队的士气，还有作为军队士气之源的整个国家的士气。这是个西欧工业国家军方领导人正开始感到严重怀疑的问题。德国上校威廉·巴尔克在其大部头的战术学教科书中告诫：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倾向于加强自我保护本能，减弱自我牺牲精神……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趋于损害人的神经系统，过去时代的那种狂热、那种宗教热情和民族热情不见了，最终人类自身的体力也会部分地萎缩……(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士兵投入战斗，使他们保持足够的精神勇气，以阻止个人过早的精神和心理衰颓。 [ 注：William Balck，Tactics，4th ed．(Fort Leavenworth，Kans．，1911)，194． ]
在德军内部，出现了一种呼声，反对施里芬时代的谨慎战术和侧翼包抄战略。领头的是雄辩而又有权势的冯·贝尔恩哈迪，他将那些说成是“宣告战争艺术破产”。他坚持认为，施里芬注重物质因素，依赖数量优势，结果未能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能够比其他部队更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部队将证明无可匹敌；或者，领导的勇敢、大胆和天才在战争中至关重要”。 [ 注：Bernhardi，On War Today，2：158，179． ]
德国军队里批评施里芬的人始终是很少数，即使他们嗓音显著。然而在法军内部，自从1911年霞飞将军担任参谋总长后，反对呼声确实变得非常有力。霞飞的从军生涯大部分在法国殖民军里度过，而殖民军自视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精英集团，自认为更多的是通过个人主动性和性格力而非武力实现其征服。殖民军官们鄙视法国本土军队，认为后者懒散颓唐、低效无能，同时(在德雷福斯事件后)被严重地政治化了；而且，这在他们看来的确是整个法国的典型特征。 [ 注：Douglas Porch，The March to the Marne(Cambridge，1981)，161－168． ] 他们相信，要在同宿敌冲突(这从1911年往后被广泛认为必不可免)的前夕重振法国军队和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起码要来一场精神革新运动。为此，在霞飞看来，必须“将一种清晰无误的战争信条灌输给军队，做到人皆知之，人皆信之”，那就是进攻信条。
南非战争结束以后，霞飞写道，
一整系列谬论……开始损坏显现在我们战争学说中的哪怕如此微弱的进攻精神。它们有害于军队的精神状态，有害于军队对其首领和条令的信心……只对单单一场战争中的事态做了仅仅局部的研究，却已使得我国军队的知识精英相信火器的改进和射击的威力如此加强了防守力量，以致对它的进攻已失去全部价值……〔满洲 (中国东北)战争结东后〕我们年轻的知识精英们终于抛弃了这一扰乱军界的歪理邪说，回到了关于战争一般状况的较为健康的观念。 [ 注：Joseph Joffre，The Memoirs of Marshal Joffre(London，1932)，1：26－29． ]
“较为健康的观念”就是对“进攻精神”的强调。霞飞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它确实有“一种多少是非理性的性质”；这种性质尤其见于作战部部长德·格朗梅松在其1911年2月两次著名讲演中做的说明。他并未质疑1904年《步兵条令》的正确性，虽然该条令强调散兵阵列至关重要。的确，这些条令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迟至1914年4月还被再度颁布。然而，“形成一种征战心态”，德·格朗梅松写道，“比就战术问题吹毛求疵重要”，而他为自己树立的目标就是去形成这种心态。“在战斗中，一个人必须总是能够去无情地做那些本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冒着炮火冲锋……以我们现在的心态，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想象……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和训练他人去这么做，满怀激情地去培养一切带有进攻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矫枉过正，或许即便如此也还不够。”
两年以后，德·格朗梅松起草了1913年10月《主要阵列操作条令》，其中有句名言：“法国陆军回归传统，不承认除进攻以外的任何法则。” [ 注：Carrias，Pensè militiare，296；Henri Contamine，La revanche 1871～1914(Paris，1957)，167． ]
这一信条适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它对军界精英很有吸引力，他们同阿尔当·杜·皮克一样，认为这种精神只有在一支献身于本职的职业军队的框架内才能够培育出来。他们的看法由作家厄内斯特·普西夏里得到了表达，其小说《武器的召唤》(L’appel aux armes)鼓吹需要建立一支“自豪和凶猛的军队”，大战爆发前夕在公众中非常走红。 [ 注：Raoul Girardet，La société militai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Paris，1953)，305． ] 然而，这一信条对左翼激进分子同样大有吸引力，他们一直声称军事士气实质上是个民众爱国情感问题，不需要经过几年服兵役才能造就。 [ 注：Douglas Porch，“The French Army and the Spirit of the Offensive 1900～1914，”载于War and Society：A Yearbook of Military History，edited by Brian Bond and Ian Roy(London，1975)。 ] 以更广泛的形式，这一信条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极为流行的巴黎大学系列演讲中得到了回响，它们以“生命冲动”这一更优美的字眼将尼采的“创造性意志”概念传播给广大听众。
如同福煦，德·格朗梅松一直受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冷嘲热讽，然而，就算他有些高卢人的豪勇，人们却发觉同时期的英国和德国著作家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最敏感、最聪明、也最有影响的英国职业军人之一——以非常相像的逻辑来论辩，说“布洛克先生1904年以前就绝无生灵能够逾越的火力地带写的一切废话，预告的只是灾难。战争胜利从根本上说，不是后膛枪对针发枪的胜利，也不是在铁丝网和火力带掩护的战壕里一字排开的部队对暴露于开阔地带的部队的胜利，而是意志坚强者对意志薄弱者的胜利……一个国家最好的防御，在于拥有一支以进攻观念来组建、训练和激励的军队”。 [ 注：Ian Hamilton，Compulsory Service，2nd edition(London，1911)，121．颁布于1909年的英国陆军《战场行为条令》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决战的成功并非由物质或环境原因预先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人意志力支配下的人的素质的发挥。”引自T．H．E．Travers，“The Offensive and the Problem of Innovation in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1870～1915，”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3，no．3(July 1978)。 ]
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生命代价，1914年以前军人们心里一清二楚。巴尔克写道：“如果部队已经习惯于将伤亡轻微……当作指挥优良的表征，那么它就总是令人生疑。作为通则，伟大的胜利势必伴有重大伤亡。” [ 注：Balk，Tactics，109． ] 莫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胜利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那些必须被奉献出来、为其余人创造机会的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换言之，一支军队的真正力量从根本上说在于每个官兵、或者它的任何构成单位承受打击(它必要时甚至严重到濒临被消灭)的能力……如果部队被训练成只是按其显示出来的吝惜生命的技能来评判指挥官，那还能有什么希望具备足够的承受力？” [ 注：Maude，Evolution of Infantry Tactics，x． ]
因此，欧洲各国及其军队是怀着将有巨大伤亡的预计在1914年投入战争的。它们的年轻人被灌输的思想不仅是为国而战，而且是为国捐躯。战争头一两年里，在各交战国社会，“牺牲”、特别是“最大牺牲”观念充斥着文学作品、讲演、布道和新闻媒体。后一代人看来那么可怕的阵亡名单并不被当时人视为军事上无能的表现，而是被当作衡量一国战争决心和它是否配得上强国地位的一个尺度。
三
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时，欧美历史学家一直倾向集中于西线战场，我们在此将仿效他们的这种做法。在东线，俄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损失很快就高达几十万人，但这些损失主要是疾病、被俘和开小差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布洛克预料，在未来的战争中双方军队都将使对方在穿越一个国际“死亡地带”时瘫痪，然而讽刺性的是，他的这项预计最少契合世界上他最熟悉的地区。在东欧，战争从未陷进阵地战的泥沼，直到战争结束仍然是运动战。
冯·施里芬将军的希望和意图，在于西欧的情形也将如此。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施里芬计划是将1870年往后盛行于德国军中的战术信条延伸为战略，这信条就是避免发动正面攻击，通过包围战达到目的，即使如此作战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兵员。所以，德军穿过比利时和法国大致未遭抵抗，而且在遇到抵抗时，它们用炮火压制并设法进行设法侧翼包抄。以此，德军的确非常廉价地占领了大片领土，但是从长远看施里芬的批评者仍是对的。他的战略未能决战决胜。
不过，在法国却是进攻战鼓吹者(相当于在德国的施里芬反对者)掌握军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最高统帅部实行了著名的“十七号计划”。该计划的根本思想很有道理，那就是法国人应当占取战略主动权，而不是消极等待德军攻击。它的确毕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使霞飞得以如此迅速地从起初的惨败中恢复过来，重新部署其兵力，赢得所谓马恩河战役。法军1914年时的毛病更多地在于作战效率不高，而非崇尚进攻。官僚机构的紊乱阻止了出自日俄战争的教益得到应用。没有为重炮的供应做任何预备，这意味着德国火炮总是比法国火炮射得远。缺乏关于炮兵与步兵之间密切配合的军事信条，也没有认真进行任何野战技能训练，不管在条令中可能做了什么规定。因此，战争爆发时，法军各级指挥官都是本能地做出反应，而不是按照任何系统的训练计划。有如一位指挥官所言：“在经受战火的真正考验以前，我们正与敌人面对面这一想法将太多的军官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那是任何经历过此等时刻的人都很能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还能保持头脑冷静，那就非常罕见了。这远为更多地是个性情问题，而非军事信条问题。” [ 注：Contamine，Revanche，249． ]
结果，在1914年8月开始时投入战役的150万法国部队中，经过六星期战斗伤亡人数便达38.5万人，或者说每四个人就有一人伤亡。其中，死亡者达11万人。 [ 注：Ibid．，276． ]
这些伤亡大多不是在按照精心策划攻击事先设防的阵地时遭受的，而是发生于两军行进时的遭遇战，在其中法国步兵被困于开阔地带，遭到炮火的毁灭性打击。1914年西线第二场大仗，即11月里德军和英军皆遭惨重伤亡的伊普雷战役也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双方都试图在所谓奔向大海的赛跑中包抄对方。直到这场战役之后，德军才开始在其赢得的阵地修筑工事，将他们仓促挖成的地表战壕转变为一种精细的工事体系，用铁丝网予以加强，并且首次防御性地大量使用机关枪。
这些防御之坚固，由法国人和英国人在整个1915年总是战果甚微的一场场进攻得到了检验。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进攻从未成功。相反，他们往往赢了。但是，由此在德军防线前沿建立起来的桥头堡无法够久地予以坚守，或者无法够快地得到增援，从而挡不住德国人为夺回所失阵地发动的迅速反扑。通常，协约国部队会被伤亡惨重地逐回原来的阵地。惟一的良策似乎是在一段足够宽阔的战线上发动攻击，以建立能够经得起反攻的阵地；为此，进攻的掩护炮火需要如此猛烈，以致将摧毁防御者的任何抵抗能力。1914年的教训已被牢记在心：没有大规模的炮火支援，就不要将步兵投入攻击。
1915年初，在被问到是否认为英国人民能够容忍突破德军防线所需的惨重伤亡时，道格拉斯·黑格将军以草率的乐观答道不一定需要有这样的损失；“(他)认为，一旦我们得到大量炮弹补给……我们就能立即在几处轻而易举地突破德军防线”。 [ 注：Robert Blake，ed．，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Douglas Haig，1914～1919(London，1952)，84. ] 然而几个月后，经过1915年5月英军在费斯蒂贝尔的攻击失败，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方前线的防御阵地修筑得那么仔细，那么坚固，同机关枪的互援又那么全面，以致要摧毁它们就必须用重炮进行长时间系统和细致的轰炸……然后才能派步兵上前攻击。” [ 注：Ibid．，93． ] 是年秋天，在为减轻其俄国盟友承受的压力而发动的攻势中，霞飞试图将这一信条付诸实践。为支持步兵，大约发射了500万发炮弹，其中100万发由重炮发射。虽然那次攻势仍然被挡住，但英军取得了够多的局部成功，足以鼓励盟军相信“如果有点突袭性，而且具备足够的火炮、弹药和其他器械，加上训练有素的部队，就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 [ 注：J．E．Edmonds and G．C．Wyrme，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5(London，1927)，2：399． ] 。
1916年春天，德国人自己为怎么可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树立了一个模式。他们在凡尔登发动了一场有限攻势，其前奏是一番如此猛烈、以致真正粉碎了一切抵抗的轰炸。然而，德军战地指挥官们没有像德国最高统帅部意图的那样转攻为守，让法国人在反攻中拼垮他们自己，而是继续进攻，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凡尔登战役变成了一场噩梦，对法国人和德国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德军冒着如此猛烈的炮火进攻的方式(那用英国官方史的话说，“人不是在和人拼搏，而是在和铁与火较量”。)被英国人当作楷模，用于规划他们自己的第一场巨大攻势——1916年夏天的索姆河战役。 [ 注：Ibid．，357． ] 在军需大臣劳合·乔治干劲十足的指挥下，英国工业的全部可得劳动力都被用于按照战役所需规模生产大炮和弹药。到6月底，沿着18英里长的战线已集结了1437门大炮。在长达一周的轰炸中发射了150万枚以上炮弹。 [ 注：James E．Edmonds，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6(London，1932)，1：486． ] 进攻部队的司令官亨利·罗林森爵士将军向下属指挥官们保证：“轰炸结束时，其覆盖范围内将寸草不留，步兵只需走过去便可占领阵地。” [ 注：Ibid．，289． ] 于是，7月1日步兵走过去了，不是作为攻击兵力，而是庞大的搬运队——每人都背负70磅装备，预料即使碰上最坏情况，也不过是不得不清除很少数被炸得晕头转向的幸存者。
结果是战争史上头等悲惨的一段日子。英军的炮火没有触及德军挖掘的地下掩体，它们深藏于索姆河畔的白垩高地。德国步兵虽然经历了令人胆战心寒的轰炸，但仍能够及时冒出来，架起机枪将一波波朝前推进的英国步兵撂倒在地。德军炮火在英军阵列内造成了极为巨大的毁伤，以致统帅部几天后才搞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场何等规模的灾难。在 12万参加进攻的兵员中，伤亡者接近半数，2万人丧命。 [ 注：Ibid．，483． ]
进攻一直持续到11月为止，至此英法参战部队已损失近50万人。然而到那时，战斗目的已经改变。它不再是夺取阵地，而是迫使对方应战，并且将其部队消耗殆尽，而这正是德国人自己在凡尔登发动进攻时的初衷。黑格在答复伦敦方面的紧急询问时写道：“再有六个星期，敌人就将陷于人员短缺的困境……通过不断进攻对德军持续施加压力，最终将导致其彻底崩溃。” [ 注：Blake，Private Papers，157． ] 简言之，战术上的僵持被利用来服务于消耗战略，而这战略不仅使军队的、也使整个国家的人力和士气经受考验。对于那些在支配了20世纪头十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承受巨大牺牲的意愿仍然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适者生存标准，而且也正是这种意愿，使得欧洲最先进、工业和教育最发达的各国继续精疲力竭地打了两年。
到战争结束时，交战双方都已改变了战术。英国人完善了与普卢默和默纳什的部队相关的、细致的围困战技能，并且尝试了装甲兵器和近距空中支援。德国人利用了新型的堑壕战武器——轻机枪、手榴弹和毒气，从而使其步兵具备了一种灵活性，得以突破由行动笨拙的弱敌把守的防线。
如果试图将1914年以前盛行的进攻信条过分紧密地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惨重伤亡联系在一起，那就错了。确实，鉴于新式武器的威力，重大伤亡被认作不可避免之事。同样确实，在已由思想史家们做了透彻分析的1914年以前的那种狂热气氛中，民众显而易见地愿意接受这种伤亡。 [ 注：尤其可参见：Roland N．Stromberg，Redemption by War：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 (Lawrence，Kans．，1982)，以及Robert Wohl，The Generation of 1914(Cambridge，Mass．，1979)。 ] 但是，1914年以前关于战争中士气最为重要、关于面对所有障碍必须维持进攻心态的很大部分著作，不过是重复了在全部战争史上都成立的真理。1914年以前，火力对战术的影响已由各国参谋本部做了透彻无遗的分析，而且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已经懂得对付步枪的最佳武器就是铁锹。最严重的伤亡并非错误的军事信条所致，而是由于效率低下、经验不足和纯粹在组织方面有毛病，即未能在所需的规模上将火力投送和兵力移动妥善地结合起来。从大战伊始起，欧洲的职业军人一直试图适应战场上种种新的现实。可悲的是，他们花了太长时间才解决了自己面对的战术问题。直至他们做到这一点为止，攻守之势的颠倒始终以一种在战争史上罕见的程度损伤战略，使之羸弱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