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国之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战略·第十五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拉塞尔·F．韦格利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美国军事史的最早一些卷册中，弗朗西斯·帕克曼编纂了最初几场美利坚战争的历史。他将英国正规军的井然有序同美洲未经驯服的蛮荒之状(英国红衫兵在其中为征服新法兰西而战)进行比较，产生了很有趣味的写作效果。尽管面对无垠的荒野和印第安人的非常规战术，但极少有欧洲正规军人弃置其颜色鲜明的外套，或者弃置其欧洲战术。腓特烈·杰克逊·特纳的美国历史“边疆说”宣称，欧洲人在到达新世界时弃置了他们的欧式制服和欧洲思想，然而帕克曼无法提供这种学说的一个军事翻版。
其他见多识广的军事史学家同样无法提出一种军事方面的“边疆说”，以声称美利坚的战争成了独特的美式战争。尽管有某种夸大印第安人的森林战争对军人影响的倾向，例如认为爱德华·布拉多克将军只要将手下的红衫兵分散开来，利用树林掩护作战，本来可以避免在孟农加希拉的惨败，但军事历史学家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欧洲的军事纪律和战争艺术一般胜过美洲荒原上的对手。对新法兰西的辉煌征服构成帕克曼著作中最精彩的部分，而这征服正是欧洲战争模式的胜利，它由詹姆斯·沃尔夫的红衫兵会战蒙卡尔姆男爵的白衫兵为象征，那是在魁北克城墙外的亚伯拉罕平原上进行的一场经典欧式战役。关于美国历史的边疆解释只能最小程度地应用于战争；美国战争方式只是欧洲战争方式的分支，美国战略思想也因此只是欧洲战略思想的一股支流。
不过，美国人从欧洲作战方法中汲取的特定的侧重点，将帮助形成直至20世纪的美国战略，其时美国人已不再是欧洲人的单纯的学生，而成了世界很大部分军事力量的指导者，此外还建立起一套他们自己的、赋予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战争机器。从一开始，美利坚人在侧重点上的变化之一，是同宗教战争结束到法国革命战争爆发期间欧洲战争的特征相比，战争的进行在手段和目的两方面都较少节制。欧洲在1648年后进入有限战争时代，用职业军队中间精心限定的战斗为手段，以获取有限的王朝利益之目的；然而当时在北美，殖民地人与印第安人发现他们彼此的文化是那么不相容，以致无法共处。定居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至少开始于 1675～1676年在新英格兰的腓力王之战——成为旨在彻底摧垮敌手的军事能力的斗争。为了这一目的，所用手段常常不顾欧洲对于攻击非战斗人员的财产和生命的限制。17－18世纪的美利坚人与其同代的欧洲人相比，以更绝对的方式设想战争。
到头来，同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一样，英属北美殖民地人也用美式战争观念来对待与其作对的欧洲殖民者，在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之际要求和约将新法兰西从北美大陆彻底消除。对于按照当时的欧洲标准如此苛刻的条件，英国内阁有所顾虑，然而不小程度上为了避免冒犯北美殖民地人，在1763年的巴黎和约中还是强加了这一安排。 [ 注：关于美国战争态度的肇始的这一观点，主要借鉴John W．Shy，“The American Military Experience：History and Learning，”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Ⅰ(Winter 1971)，206－228；重刊于 John W．shy，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New York，1976)，225－254。帕克曼的九卷著作(Francis Parkman，France and England in North America，9 vols．)仍旧是研究美国军事史的一个基础，也是根据豪放文学传统所作的历史叙述。其中第八卷为 The History of the Conspiracy of Pontiac，1851年在波士顿和伦敦出版，其余各卷1865～1892年在波士顿出版；后来多个版本卷数有所不同。 ]
但是，正如18世纪欧洲战争的种种节制可以被夸大(关于行进途中军队行为克制的证言并非往往来自不擅言辞的农夫)，反过来历史学家也可能倾向于夸大早期美国人易于转向绝对战争。北美殖民地人的布道和政治小册子反映出他们知道、并且接受欧洲的正义战争(因而也是有限战争)观念，这些观念在诸如瓦特尔1758年《万国法》之类著作中，正愈益变为成文法规。 [ 注：Emerich de Vattel，Le droit des gens… (Leyden，1758)．英文译本为 The Law of Nations，translated by Charles G．Fenwick (Washington，D．C．，1916)。 ] 有时，“正义战争”(jus ad bellum)和“战争中的正义”(jus in bello)的标准甚至被应用于印第安人战争，例如康涅狄格政府就在一次被它断定为不正义的印第安人战争中拒绝援助马萨诸塞。 [ 注：Reginald C．Smart，War and American Thought：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onroe Doctrine(Kent，Ohio，1982)，9．关于正义战争原理的一项现代说明，见 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New York，1977)。 ] 如果说，远为普遍的是认为印第安人处于基督教战争法的保护范围之外，那么美利坚人却仍然明确承认，这些法律适用于他们自己同欧洲人的冲突，哪怕是在美国革命的暴烈情感之中。 [ 注：Stuart，War and American Thought，9－35．关于美国革命，见 Charles Royster，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1775～1783 (Chapel Hill，1979)，特别是第一章。 ]
一
在提倡将欧洲战争方式移植到大西洋西岸的美国人当中，最突出的是乔治·华盛顿将军。这位大陆军总司令在其独立战争操作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接受欧洲的监护，包括其军队的战术训练，对于国际战争法规定的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权利的尊重，连同对欧式战略的极明确的遵从。
华盛顿拒绝了查尔斯·李少将的劝告，后者相信一场为革命目的而打的战争应该以革命方式来进行，即号召武装的民众奋起从事后一代人所称的游击战争。 [ 注：John W．Shy，“Charles Lee：The Soldier as Radical，”载于 George Washington’s Generals，edited by George Athan Billias (New York，1964)，22－63；稍加修改后重刊于 Shy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133－162。 ] 华盛顿避开了游击方式，而且凡在他亲自指挥的场合，革命者们决不在任何显要的程度上诉诸于模糊战争法规，特别是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区别。在“北方军区”(“Northern Department”)，由于他未亲临抵抗约翰·伯戈因少将(后来是中将)1777年沿香普兰湖指向哈得孙河的战役，便可对伯戈因部队的两侧和交通线进行打了就跑的游击骚扰，这促成迫使英军在萨拉托加投降。在“南方军区” (“Southern Department”)，纳撒尼尔·格林少将也趁华盛顿不在的时候，鼓励弗朗西斯·马里恩、托马斯·萨姆特和安德鲁·皮肯斯这样一些非正规队伍领导人进行“游击战”。格林形成了一种将游击行动与他手下正规军的作战交织起来的能力，其技巧使之并非不可与毛泽东和武元甲媲美。 [ 注：见我本人的著作：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The Macmillan War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nd London，1973)，chapter 2；The Partisan War：The South Carolina Campaign of 1780～1782，Tricentennial Booklet no．2(Columbia，S．C．，1970)。前一部书的第二章对伯戈因的战役以及南方战役作了评论。对南方战役的其他现代解释，见：Theodore Thayer，Nathanael Greene：Strategis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60)，282－430；Marlin F．Treacy，Prelude to Yorktown： The Southern Campaign of Nathanael Greene，1780～1781(Chapel Hill，1968)。 ]
然而，在美国战略根基的塑造、美国陆军体制的发展、游击战和反游击战方法的滞后等方面，华盛顿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格林和其他非常规军事家。美国革命之后，每逢美国军队不得不进行一场反游击战(在 1835～1841年的第二次西米诺尔人战争、1899～1903年的菲律宾人造反和 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中)，它总是发现自己差不多全无此类经历的体制性记忆，以致不得不以非常高昂的代价来重新学习适当的战术；然而在每段插曲过后，它又倾向于将此认作一段不必再重复的反常经历。 [ 注：关于第二次西米诺尔人战争，见：John K．Mahon，History of the Second Seminole War，1835～1842(Gainesville，1967)；Francis Paul Prucha，The Sword of the Republic：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Frontier，1783～1846，The Macmillan War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nd London，1968)，chapter 14。关于菲律宾人的造反，见：John Morgan Gates，Schoolbooks and Krags：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Philippines，1898～1902，Contributions in Military History，no．3(Westport，Conn．，and London，1973)；Russell Roth，Muddy Glory：America’s Indian Wars in the Philippines，1899～1935(West Hanover，Mass．，1981)。 ]
华盛顿尽其所能地仿照敌对的英军来塑造大陆军主力，并且以18世纪职业军队的这一形态，将革命当作一场常规战争来操作，在战术和对国际战争法的遵守方面都是如此。由于受过军事教育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军士人数有限，再加上时间限制，因而除了几个特殊的部队单位，华盛顿无法将其军队提高到对手的那种战术和纪律水平。于是，他觉得将自己的部队投入战斗等于自招失败。因此随着战争的持续，他打的仗越来越少；在革命者们于1776年防守纽约城失利之后，两军主力之间仅仅再打了一次，即1777年9月11日沿白兰地河的交锋。那次华盛顿所以不惜一战，是因为他相信为了士气的缘故，他不能不经一战便丢弃大陆会议首都费城。然而像他可能预料到的，他打输了这一仗。
到此时，华盛顿的战略并非通过在战场上取胜来赢得战争，而是进行一种“甚至被称为岗位战的战争。我们应该在一切场合都避免全面行动或孤注一掷，除非迫于我们应当永不被拖入的必需”。 [ 注：华盛顿致大陆会议主席，1776年9月8日，载于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ources，1745～1799，edited by John C．Fitzpatrick，39 vols．(Washington，D．C．，1961～1944)，6：28。有一种解释将华盛顿描绘成一位更大胆的战略家，见 Dave Richard Palmer，The Way of the Fox：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Contributions in Military History，no．8(Westport，Conn．，and London，1975)。 ] 通过避免全面行动，华盛顿得以保存大陆军的有生力量，而且他希望革命因此也能存在下去。依靠纯粹的忍耐加上对敌军的袭击来维持美国人的士气，同时破坏英国人坚持下去的意志：华盛顿希望通过后来汉斯·德尔布吕克所称的消耗战略赢得战争。由于非常幸运地得到法国的援助，特别是由于英国陆军中将查尔斯·康华利勋爵1781年在约克敦陷入一支法国舰队的包围，华盛顿取得了成功。
华盛顿坚持建立一支欧式职业军队，并且按照欧洲模式进行战争，这反映了他明显地担忧非正规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倾向于违背国际战争法规和毁坏整个社会契约，也反映了他特别关心维护美国事业的尊严，将此当作这个新国家有权在世界各国中间获得平等地位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理由。赢得独立后，同样的考虑引导华盛顿去塑造美国的常设军事体制。在他1784年应邦联议会要求撰写的文件《关于一种和平制度的观点》当中，华盛顿建议设立一支小规模的正规军，由一支管理得当、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民兵来辅助。作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上任后不久对在军事上败给西北部印第安人做出反应，那就是发起并鼓励一项强有力的训练计划，据此安东尼·韦恩少将使得一小支不足4000人的正规军首次在纪律和战术水平上变为欧洲军队的一个微型翻版。华盛顿还力图实现自己关于民兵的设想，然而他不得不满足于1792年的《民兵法》，该法令虽然规定了强制性的军事义务，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必要的体制机构来使这一义务远超出纯粹的纸面规定。他想建立一所军事学院，以便对军官们进行欧式教育，但在这一点他同样失望了。颇为惊奇的是，这所学院反而肇始于反对军事、崇尚州权的杰斐逊行政当局：杰斐逊于1802年签署了在西点创建美国军事学院的法令。 [ 注：华盛顿的《关于一种和平制度的观点》(1783年5月2日)见Fitzgerald，Writings of Washington，26：374－396。华盛顿在革命后的军事政策详情，见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George Washington：A Biography，7 vols．(New York，1948～1957)，vols．6 and 7。杰斐逊与西点军校的建立，见 Theodore J．Crackel，“The Founding of WestPoint：Jefferson and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Armed Force sand Society：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7(Summer 1981)，629－69。关于汉斯·德尔布吕克论消耗战略，见其 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 erlaautert durch die Strtegie Friedrichs des Grossen(Berlin，1890)，27。 ]
杰斐逊与华盛顿不同，声称应由组织为民兵的公民士兵、而非正规军充当美国国防的中坚力量，虽然他几乎完全未采取措施来强化民兵制度。因此，他批准创建西点军校的动机仍然有争论。一部分原因也许是他希望西点毕业生并非留作职业军人，而是进入平民生活，迟早在民兵中间传授军事技艺。另一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他预料西点军校(正如它后来长期做的那样)会较多地开设工程课而非军事课，从而提供一支字面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军，由军队工程人员来测绘大陆国土，建筑道路、运河、优质公路甚至美国国会大厦。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杰斐逊设想用政府开支进行军事教育，以此作为一个手段来树立杰斐逊派在军官团的优势，取代联邦党人在其中的现存主导地位。然而，无论他的动机如何，杰斐逊在创建了西点军校后几乎完全不予关照。直到1812年战争再次表明业余官兵的缺陷之后，西点军校才如其首任校长所说，不再是“一个在山里勉强存在、远离视线而且几乎不被其合法父母所知的弃儿”。从1817年开始，直至1833年，西尔韦纳斯·塞耶校长的领导终于使西点军校变成了华盛顿想望的样子。 [ 注：威廉斯语，引自 Stephen E．Ambrose，Duty，Honor，Country：A History of West Point(Baltimore，1966)，34。前引 Crackel，“The Founding of West Point”一文将杰斐逊的动机解释成结束联邦党人在军内的优势；又见该作者所著“Jefferson，Politics，and the Army：An Examination of the Military Peace Establishment Act of 1802，”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 (April 1982)，21－38。有许多关于西尔韦纳斯·塞耶作为校长的记述；见Ambrose，Duty，Honor，Country，4。 ]
二
塞耶在这一工作上的主要助手是丹尼斯·哈特·马汉，1824届的最优毕业生。1826年，塞耶安排他到法国逗留四年，对法军进行考察，同时在梅斯的工程应用和炮兵学院学习，并且将法国教材带回西点。1830年回西点执教后，马汉从1832～1871年担任“军事和民用工程学暨战争科学教授”。如此，他教导后来成为美国内战中的将军们的职业军人，传授那些他们通过对战争操作的系统研习学到的大多数知识。 [ 注：Thomas E．Griess，“Dennis Hart Mahan：West Point Professor and Advocate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1830～1871”(杜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9年)。 ]
马汉主要传授了法国人对于拿破仑战争的解释。拿破仑对19世纪军人的吸引力如此强大，以致包括华盛顿的指挥才能在内的美国军事经验几乎统统被西点的军事研习所忽略。在相当长时间内，战争科学和艺术课程的西点标准教材是S．F．盖伊·德弗农的《论战争科学和防御工事学》，由J．M．奥康纳上校翻译，其中包括奥康纳编写的约米尼战略信条概要。 [ 注：Simon Francois Cay de Vernon，A Treatise on the Science of War and Fortification… to which is Added a Summary of the Principles and Maxims of Grand Tactics and Operations，2 vols．(New York，1817)．约米尼论著的摘录见该书第2卷第385－490页。 ] 马汉自己关于战争指挥的讲义最终出版了一部分，是为《部队前沿防卫、前哨据点及分遣行动要论》一书。该书(特别是后来的修订版)对高层次的战争操作提供的指导超过了书名所提示的。 [ 注：Dennis Hart Mahan，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Advanced－Guard，Out－Post，and Detachment Service of Troops… (New York，1847；revised edition，New York，1864)． ]
在战法方面，马汉只发表了这么一本篇幅较小的书，但在军事和民用工程学上，他却有许多著作。 [ 注：尤其是 Complete Treatise on Field Fortification… (New York，1836)；Elementary Course of Civil Engineering… (New York，1887)；Summary of the Course of Permanent Fortification and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of Permanent Works… (West Point，1850)；Industrial Drawing… (New York，1852)；Descriptive Geometry as Applied to the Drawing of Fortification and Stereotomy… (New York，1864)；An Elementary Course of Military Engineering…，2 vols．(New York，1866～1867)。 ] 他给优等生开设的最高层次西点课程，同样较多地关系到工程学，而非军事研习的其他方面。而且，整个西点课程出于种种原因、包括政治原因，更像一所工程学院而非职业军校的课程。这种对技术的偏重导致塞缪尔·P．亨廷顿争辩道，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美国军人与其说是职业军人，不如说是技术员。 [ 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Cambridge，Mass．，1957)，195－203，246－253． ] 然而，作为对19世纪战争的准备，侧重于工程学并非没有价值。当然，它包含战场工事修筑在内的工事防御，从而有助于导致军官们在美国内战期间现成地鼓励手下士兵在进军停顿时修筑战场工事，甚至在短暂停顿的场合也是如此。面临敌方极具杀伤性的火力时，这是一种非常适当的做法；毕竟美国内战是双方都使用肩扛式线膛枪作为标准步兵武器的第一次战争。也许饶有意义的是，在认识战场工事对付用线膛枪武装起来的敌人的重要性方面比较迟钝的罗伯特，E．李将军，也是这次战争中仅有的一位过早地进入西点军校的主要将领——早得未能在丹尼斯·马汉门下学习军事艺术。 [ 注：李从1825年到1829年为西点军校学员。 ]
但是，不应过分夸大马汉对于工事防御之重要性的强调。虽然他教导说，在战争中铁锹像滑膛枪一样有用， [ 注：William T．Sherman，Memoirs of General William T．Sherman by Himself，2 vols (New York，1875；reprinted，2 vols，in Bloomington，1957)，2：396． ] 但他说到底是将战场工事当作聚集兵力发动进攻的跳板。 [ 注：D．H．Mahan，Elementary Treatise，revised edition，185～196． ] 他是十足的拿破仑信徒，相信单凭防御 (更不用说消极防御)无法赢得战役，通过大有闯劲的积极进取抓住主动权对于最后成功必不可少。他接近于提倡奥斯特利茨或耶拿－奥尔施塔特战役那种风格的进攻型歼灭战。他说，多亏了拿破仑。
我们才有这门艺术的那些宏伟特征；据此，敌人被一拳击碎，彻底瓦解。战前准备毫无多余之举，确定关键位置具备绝对把握，决定性时刻没有半点犹豫，一眼扫去便通览战场全局，不可直观之事凭借准确的军事本能予以领悟；轻装部队被投入前方以迷惑敌人，接着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勇往直前的纵队在炮火撕开的缺口中冲锋陷阵，锐不可当的铠甲骑兵也全力猛攻，随后长矛骑兵和轻骑兵清扫被击溃了的零散残部：这些就是这个伟大的军事时期里差不多每场战役教导的战术经验。 [ 注：Ibid．，30． ]
马汉教导说：“为获取大胜，应有战场上的勃勃生气，连同追击败军之迅猛快速。”“把仗打到攻击者本国或其盟国的心脏地区，是迫使其分担战争负担、并且挫败其计划的最可靠方案。” [ 注：Ibid．，190，199． ] 尤利塞斯·S．格兰特的歼灭性战役和威廉·T．谢尔曼的毁灭性扫荡——这两人都是丹尼斯·马汉的学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由其导师的格言预示出来。
不过，马汉的爱徒，他教的众多学员之中一位特别受关照的学生，一位军人知识分子，设法赶在自己的导师之前出版了第一部重要的、关于军事艺术的美国教科书。此人即亨利·韦杰·哈勒克，在军中后来被称为“老智囊”，而此书便是1846年初版的《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原理》。 [ 注：Henry Wager Halleck，Elements of Military Art and Science…(New York，1846；3ed edition，With Critical Notes on the Mexican and Crimean Wars，New York and London，1862)．所有引文均出自第3版。 ] 作为1831届第三名优等毕业生，哈勒克有在工兵部队选择一个正式军官职位的当然权利，那是当时优待成绩出类拔萃的毕业生的一个惯例。正如哈勒克的著作及其很大部分军事生涯同样表明的那般，军事工程的这种优先地位突出表现了早期美国军事思想中对于工事防御的全神贯注，虽然丹尼斯·马汉有着更多的拿破仑情结。 [ 注：关于对工程的强调，见Ambrose，Duty，Honor，Country，87－105。关于优等毕业生地位，见 George W．Cullum，Biographical Register of the Officers and Graduates of the U．S．Military Academy，3 vol．(Boston，1891)，例如见其中第一卷第631页。 ]
除了撰写他的教科书以外，哈勒克还翻译了约米尼的《拿破仑传》，以致一度流行将他当作约米尼著作的一个单纯的翻译者和转述者。 [ 注：Life of Napoleon by Baron Jomini…，translated by H．W．Halleck，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1864)． ] 然而，以这种方式贬低他，便忽视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处理美国特色军事问题的努力。在这方面，他主要集中于军事工程，重新确认美国长期的海岸工事防御计划的重要性。按照他的判断，这对于赢得时间来动员和训练民兵、以保卫美国免遭外来攻击是必要的。 [ 注：Halleck，Elements of Military Art and Science，esp．ch．7，155－209，关于美国军队在战争开始时的弱点，见该书第144－154页。 ]
在更为抽象的战略考虑中，哈勒克同样强调工事建筑，这明显地受到奥地利查理大公的影响。在论“战略”一章的文献目录中，他将这位大公的《战略原理》一书摆在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之前，称之为“极具价值的著作”。 [ 注：Ibid．，69．Thomas Lawrence Connelly and Archer Jones，The Politics of Command： Factions and Ideas in Confederate Strategy(Baton Rouge，1973)一书第27页使我注意到这一点。这两位作者在第27－28、30、104和176页讨论了查理大公对美国的影响。见The Arch－duke Charles，Principes de la stratégie，…revised ededition(Brussels，1840)。 ] 他引用查理的论述，说明关于占有战略要点在“军事行动中具有决定性”，因而必须依靠加固设防来保护自身的战略要点。 [ 注：Halleck，Elements of Military Art and Science，74． ] 约米尼与此相反，对查理热衷于战略要点明确地表示异议，争辩说机动的武装力量既是进行战争的主要手段，也顺理成章地是敌方的资产中要予以摧毁的主要对象。约米尼尤其反对查理的这么一个观点：法国的边境防御工事在18世纪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 注：Connelly and Jones，The Politics of Command，28－29 note． ] 然而，哈勒克不仅赞同地援引了这一观点，而且还用着重标记予以强调。按照哈勒克的说法，在法国革命战争一开始：
法国……设防坚固：虽然没有军队，并且被国内各派搞得四分五裂，可是(在此我们引用查理大公的语言)“她仍能抵挡住整个欧洲而保全自己；这是因为从路易十三统治以来，她的政府就不断努力将其边境置于一种符合战略原理的防御状态”；有这样一个体系为根基，她得以制服欧洲大陆每一个没有如此设防的国家；仅仅这一个原因，就可以解释她的将领们有时如何只依靠一项战略成功便打垮一支军队，甚至打垮整个国家。 [ 注：Halleck，Elements of Military Art and Science，77． ]
这样，尽管马汉从强调设防转到提倡运动战，但他的门生返回到工事防御，因而返回到工程学，将此当作军事行当的根基。在哈勒克《原理》一书的15章中间，有五章是专门写筑防的，还有一章写军事工程师职业的历史及其重要性。
同一类侧重，加上对于军事装置如大炮、马刀、马鞍等等技术细节的更为普遍的专注，塑造了内战以前年代里对于美国军事文献的另一项主要贡献。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的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是一位西点毕业生、美墨战争的英雄。他对于自己拥有陆军部文职首脑中间非同寻常的专门知识感到自豪，并且试图利用这种专门知识去形成一项军队改革方案。他尤其希望恢复对欧洲军队和军事思想的细致和即时的了解。因此，他安排了三位杰出的军官——理查德·德拉菲尔德少校、艾尔弗雷德·莫迪凯少校以及乔治·B．麦克莱伦上尉(分别为西点军校1818、 1819和1846届毕业生)到欧洲考察克里米亚战争。
这个三人考察组赶到了克里米亚，却只见到了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过程。然而，此后他们参观了主要欧洲国家军队的军事设施，收集了相当仔细的观察资料，后来以书籍形式出版。德拉菲尔德1838～1845年和1856～1861年间任西点军校校长，在随后的内战中任工程兵长官，自然在报告中强调了工程和工事防御。莫迪凯集中关注炮兵，麦克莱伦则集中关注骑兵。 [ 注：Richard Delafield，Report on the Art of War in Europe in 1854，1855，and 1856 (Washington，D．C．，1860)；Alfred Mordecai，Military Commission to Europe in 1855 and 1850：Report(Washington，D．C．，1861)；George B．McClellan，The Armies of Europe (Philadelphia，1861)． ] 对于19世纪中期欧洲军队的组织和装备，他们的报告仍旧是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并且与丹尼斯·马汉和亨利·韦杰·哈勒克的军事著作一起，构成专业军事文献的开端，其质量超过了从这么一支军队本来可以期望的：这支军队的日常事务主要是治安杂务，忙碌于分散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的一个个前沿据点。然而与此同时，除了马汉著作的某些章节外，这些作品反映出一支孤立自处的小规模军队的缺乏自信，连同军事工程师们的防守倾向，后者建筑在海岸和加拿大边界的砖石结构掩体和战场上的堑壕体系。
三
当由这些著作熏陶了自身军事思想的军人们在19世纪60年代相互开战时，其中许多人很快就命令手下部队大挖战壕：1862年春，麦克莱伦对南部邦联在弗吉尼亚州约克敦周围的防御设施实施了不折不扣的围困战法；此后不久，哈勒克也在对南部邦联的西部要塞城市——密西西比州的科林斯实施的谨慎而吃力的战法中，运用其军事工程知识。甚至同当时大多数人相比不那么看重堑壕的罗伯特·E．李，也很快惹得手下士兵送给他一个绰号——“铁锹王”，因为在保卫南部邦联首都里士满时，他坚持要士兵们在使用这些工具。 [ 注：Douglas Southall Freeman，R．E．Lee：A Biography，4 vols．(New York，1934)，2： 86． ]
内战拖了四年，到其后面几个阶段，对立双方的战场筑防体系、特别是匹兹堡和亚特兰大之类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周围的筑防体系，已经预示了1914～1918年西线战场的情景。许多注视这场战争的欧洲军事观察家发现，爱挖战壕是在美国的作战的最显著特征。他们倾向于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美国的战争缺乏训练有素的军人。 [ 注：Jay Luvaas，The Military Legacy of the Civil War：The European Inheritance(Chicago，London，and Toronto，1959)，especially 29－30，46，54，64，66，68－70，73－74，131，132，140，149－160． ] 美国正规军约1.6万多人，除了313名辞去军职的军官外，差不多全都忠于联邦，但在战火从萨姆特要塞燃起后的四个月内，这支力量便淹没在数达约50万人的联邦战时军队之中。 [ 注：Mark Mayo Boatner Ⅲ，The Civil War Dictionary (New York，1959)，858；Kenneth P．Williams，Lincoln Finds a General：A Military Study of the Civil War，5 vols．(New York，1950～1959)，1：115． ]
尽管这大量的志愿者们(其中许多仅仅受过少量民兵训练)需要好多个月才能形成近乎受过训练的士兵的水平，但是大挖战场防御工事有着比缺乏军事经验更深刻的缘由。实际上，随着这些战士成为熟练的老兵，堑壕反而变得更夺目了。强调堑壕网的真正原因是线膛枪浮现为双方军队标准的肩扛式武器，加上线膛炮在双方火炮中已剧增到占一半左右。线膛枪将步兵武器的有效射程从略过50码提高到250码，最大射程从250码提高到大约半英里。在线膛枪炮的火力面前，惟一的安全办法是躲在堑壕里，或者置身于其他种类掩体后面。对坚毅程度还过得去的任何防御者，奋起发动正面攻击几乎总是徒劳。即使组织得很好的侧翼进攻，也容易因为有经验的线膛枪手机动地形成新的抗击阵地而遭受惨重伤亡，以致失去这种进攻曾在拿破仑战争中享有的决胜作用。 [ 注：关于线膛枪对美国内战战术的影响，有许多讨论，选见 Stephen E．Ambrose．Upton and the Army (Baton Rouge，1964)，28－34，56－60；Alfred F．Becke，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actics(London，1909)，57－108；Bruce Carton，Mr．Lincoln’s Army (Garden City，N．Y．，1951)，191－199；John K．Mahon，“Civil War Infantry Assault Tactics，”Military affairs 25(Fall 1961)，57－68。基于当时的战术手册的一项卓越分析，见Grady McWhiney and Perry D．Jamieson，Attack and Die：Civil War Military Tactics and the Southern Heritage (University，Ala．，1982)。该书健全的战术史中，散布着一项非常可疑的论点，即其凯尔特族的遗传特质导致南部邦联军队不断进攻。学者们不应由此而不读此书。 ]
线膛枪炮的杀伤效果使得军人们中间形成一种可行的进攻性战略变得更难，何况这些军人接受的军事教育已经偏向防御。短暂的美墨战争期间除外，内战前美国军人面临的实际军事问题同他们受的教育一样，主要是防御问题，即保卫美国免遭欧洲列强可能越过大西洋或加勒比海的入侵，或者从加拿大的入侵。即使在西部边疆，军事问题本质上也是防御性的：定居者将边疆往西推进，然后由军队保卫新拓居地。 [ 注：Prucha，Sword of the Republic and Robert M．Utley，Frontiersmen in Blue：The United States Army and the Indian，1848～1865，The Macmillan War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nd London，1967)一书非常精辟地论述了内战前的军队和印第安边疆。 ]
这种防御性军事思想和军事经历遗产，显然必须被联邦将领们抛弃，因为他们在内战中的目标是通过进攻性行动来摧毁南部诸州的独立主权要求。然而，这一遗产对麦克莱伦少将的影响特别严重。丹尼斯·马汉的这位认真的学生被任命为美国陆军总司令，接替年迈的名誉中将温菲尔德·斯科特，并且在1861年7月对布尔伦的仓促进击后，受命负责发动联邦军队的首次重大进攻行动。然而，麦克莱伦未能主动攻击南部邦联军队在1861年夏末和秋季围绕布尔伦战场构筑的防御工事。被解除总司令职务但仍保留战场指挥权以后，麦克莱伦绕过了这些防御工事，办法是经海路将东部的联邦野战军主力——波托马克集团军——运到约克与詹姆斯河之间的弗吉尼亚半岛。在那里，他在约克敦这一美国革命的旧战场上再次止步不前。面对由大大弱于他自身兵力的部队防守的堑壕(虽然他并不了解敌军的薄弱)，他照搬西点军校工程学教程，重新搞起不折不扣的围困战。邦联军队在他正准备进行猛烈的火炮轰击时往后撤退，于是他恢复推进，然而进至邦联首都里士满城外的战场防御工事前，他又一次戛然而止。1862年5月下半月和差不多整个6月，他一直与这些工事对峙，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攻破它们。有一切理由认为，除了再搞一次正统的围困战之外，他决不会试用任何更有力的行动来突破之。西点军校已经太好地将构筑工事的价值教给了他。 [ 注：对麦克莱伦的一项积极评价，参见 Warren W．Hassler，Jr．，General George B．McClellan：Shield of the Union (Baton Rouge，1957)。 ]
然而，麦克莱伦在里士满城前的拖宕被邦联的一记反击打断，因为南部的某些领导人认为，这场战争中邦联在政治上的防御性目的——保卫其独立的权利——并不一定要求采取防御性的战略。在准备挣脱防御性军事思想遗产的南部领导人当中，最突出的便是罗伯特·E．李将军和绰号为“石墙”的托马斯·J．杰克逊少将(后来为陆军中将)。
1862年春天的时候，李是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的军事顾问，杰克逊则是在谢南多亚河谷的一小支邦联军队的指挥官。杰克逊注定要成为对于美国战略的一项深入研究的对象。乔治·F．R．亨德森上校 (他通过在坎伯利的参谋学院的讲授，成为英国战略思想形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写了《石墙杰克逊与美国内战》一书。他更多地将该书写成一种战略分析，而非一本传记。 [ 注：George F．R．Henderson，Stonewall Jacks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2 vols．(New York and London，1898)． ] 在他看来，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键区别是军人的这么一种能力：更多地依靠经验和近乎本能的素质、而非智力和研习来把握后者。“战术的特性在于人们可以赢得战斗，但却是很差劲的将军。他们也许天生就是领导者，但绝对不适于独立指挥”。 [ 注：Ibid．，I：55． ] 与此相反，战略问题包括“大批部队的调遣，对时间和空间的考虑，还有一位将领必须时刻挂在心上的许许多多环境条件，例如粮草、天气、道路、地形以及士气……包括如此复杂的因素，只有一个惯于苦思冥想的人才能应付自如”。 [ 注：Ibid． ] 当麦克莱伦仍在围困约克敦的时候，李和杰克逊却将思考转向这许许多多因素，特别是在实现整个战争的目标方面“准备和实现成功的那种宏伟结合”。 [ 注：Ibid．，I：56． ]
在这么做时，南部邦联的这两位将军一致认为，他们的军队必须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尽管麦克莱伦每逢还算有力的防御时，都倾向于极端谨慎，但他沿半岛而上的推进也许到时候就能使他进占里士满，仅凭兵员数量和资源上的优势以及围困之残酷无情便能做到这一点。其他联邦军队正从拉帕哈诺克河以北进入弗吉尼亚，并且进入到谢南多亚河谷，或者从俄亥俄州穿越合众国西部山脉。在弗吉尼亚以西，联邦军队已实现了对邦联地区的更危险突入。由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上的海军炮舰支援，联邦军队已横扫田纳西这个富庶的农业州的很大部分，连同纳什维尔周围的该州工业区。沿海岸，南部邦联的最大城市和港口新奥尔良在联邦海军力量的打击下陷落，此外联邦海军还攻占了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的罗亚尔港峡，从那里加紧了对查尔斯顿、萨凡纳和所有较小的南大西洋港口的封锁。
李本人晚近在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海岸一带指挥，但他缺乏必要的力量来阻止敌方的入侵，后者对海洋的控制使之可以在选定的任何地方轻易地集结兵力。这种经历确证了李根据自己的军事判断和研究早已得出的认识：仅仅构筑工事设防是不够的——在海岸地区，联邦海军在无法攻克旧的永久性工事时，寻找途径绕过这些工事；南部邦联无法通过被动防御无限期地保卫自己；如果听任联邦部队保持主动和对战场的选择自由，他们在人力和资源上的全面优势就会由于在冲突点上的更大优势得到加强。如果南部邦联不能在海岸地区从联邦军队夺得主动权——在那里他们无法对抗联邦海军——至少在陆上它可以尝试去控制战争进程。通过在自己而非敌方选择的地点来集结兵力，它而非联邦部队便可以挑选交战场所，取得至少是一定范围的兵力均等，即使并非甚至在这些地方的局部优势。 [ 注：李的经历及其至此为止战略思想的形成，见Freeman，Lee，especially 2：30－40。 ] 可是，如此在某些地方集结兵力，显然意味着要冒险，因为它将在其他地方减弱防守。然而李说，“我们必须在无所作为的积极损失与有所作为的风险之间做出选择”。“只有集中我们的部队，我们才能希望赢得任何决定性优势。” [ 注：1863年6月8日和11月4日，李两次向杰斐逊·戴维斯总统讲了这些话，但它们表达了河谷战役往后他的战略基本点。The War of the Rebellion：A Compilation of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Armies，4 series，70 vols．(Washington，D．C．，1880～1901)，series I，vol．27，part3，868；ibid．，vol．29，part2，819。此后引作O．R．；所有引语出自 Series I。 ]
因此，李对当时在谢南多亚河谷的杰克逊建议：在来自弗吉尼亚周边各地区的各种分遣部队增援下，杰克逊应当采取攻势，打击他正面的联邦军队。如果他能将联邦军队扫出该河谷，该地区的地理状况将使之处于威胁联邦首都华盛顿的位置。李在1862年4月25日写给杰克逊的信中说：“我希望在目前敌军力量分散的条件下，依靠我军一次迅速的集结，在敌军通过取得适当位置或得到增援来加强自身以前，予其成功的一击。” [ 注：Ibid，，vol．12，part 3，865． ]
杰克逊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计划，但是当李在杰斐逊·戴维斯身边任职以前，里士满没有人附和他。杰克逊如果与李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在抓住战争主动权这点上甚至比李更坚决。尚在前一个冬天的严寒季节，他便敦促入侵北方。正如亨德森所概括，杰克逊的南部邦联战略指导原则是：“与沿着边界分兵布守相比，集中兵力攻击一个关键要点是个更好的安全手段。反击是防守的灵魂。一个被迫拿起武器抵抗强敌的国家，其可靠的政策是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在另一处，亨德森再次概括了杰克逊的观点：“不要给北方任何空闲时间去重新组织军队或训练新兵。在关键要点施以一连串猛烈打击，是迫使那个巨人屈膝的惟一手段，而且这关键要点远离里士满。” [ 注：Henderson，Jackson，2：131，397． ]
杰克逊发动一连串快速猛攻，打击在谢南多亚河谷的纳撒尼尔·P．班克少将所率联邦部队，随后又打击派去围攻他的另外两路纵队，这导致林肯政府拒绝向里士满正面的麦克莱伦增援一整个军团，而该军团正在经陆路穿过弗吉尼亚与他会师。由于该军团被留下来，以确保即使无法痛击、至少也能挡住杰克逊的部队，因而麦克莱伦收紧其里士满包围圈的任何前景变得比以往更加遥远。然而，随联邦的注意力由此集中到弗吉尼亚北部和西部，杰克逊依靠铁路迅速进兵里士满附近，以增援早已在那里的邦联野战部队，并且试图合力歼灭麦克莱伦大军。这个计划也是由李和杰克逊共同构思的。李本已担任里士满周围地区的战场统帅，指挥那里现在被称为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邦联军队，以一系列迂回进攻打击麦克莱伦部队的侧翼和后背，企图切断联邦军队与其在约克河上的海军基地之间的交通线，从而孤立联邦部队以歼灭之。
在随后发生的被称为七天战役的战斗中，麦克莱伦在防守上智勇双全，胜过他的进攻表现可能向人提示的。他在西点并未白学了战场防御工事知识，在七天战役最后一天的马尔文山之战中这些知识对他特别有用。不仅如此，在其部队的防御掩护下，他将基地转移到一个防守得更好的詹姆斯河港口。虽然七天战役打退了麦克莱伦，使之远离里士满，然而李对戴维斯总统叹道：“在正常情况下联邦军队本应被歼灭了。” [ 注：1863年3月30日报告，O．R．，vol．11，part 2，497。 ] 李所谓“正常情况”，是指师级指挥和参谋工作达到他本人的表现水准。李将自己所以未能实现真正的目标即歼灭敌军，归因于在一支太少职业军官的新军队中缺乏这些，而不是归因于麦克莱伦被唤醒的能力。
李和杰克逊与其说是丹尼斯·马汉或约米尼的信徒，或拿破仑的其他诠释者的信徒，还不如说是拿破仑本人的追随者。从对拿破仑战役的研究中，他们引申出了比先前任何美国将领都更具进攻性的战略观念。杰克逊利用美墨战争到内战爆发期间自己相对闲逸的年代(当时他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一名数学教授)，在较宽广的军事史考察框架内，彻底地研究了拿破仑的各次战役。 [ 注：Henderson，Jackson，1：43． ] 当李在1852～1855年任西点军校校长时，一个拿破仑俱乐部活跃于校内，由马汉任主席和评论员。我们不知道李与这个俱乐部有多大联系，但我们知道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从学院图书馆借的15本军事书籍中，有7本是关于拿破仑的。 [ 注：Freeman，Lee，Ⅰ：352－358． ]
此外，李在战略和战争方面有记录的言论，连同他的行为，都表现了这位皇帝的影响。在七天战役往后指挥邦联军队的全过程中，李的指挥特点有如拿破仑，是针对敌方殿后部队的迂回战(la manoeuvre sur les derrières)。李的目标在于利用针对敌军尾部和侧翼的迂回战，造就将赢得歼灭性胜利的、心理上和实体上的打击。只要他的军力还能允许他稍许现实地设想这一目标，他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战略目的，那就是“联邦军队应被歼灭”。晚至1864年6月初，李仍在如此界定自己的直接目标：“我们必须在格兰特抵达詹姆斯河之前歼灭他的军队。” [ 注：Ibid．，3：398，取自 James William Jones，Personal Reminiscences，Anecdotes，and Letters of Gen．Robert E．Lee(New York，1874)，40。 ]
在追求歼灭联邦军队有生力量的过程中，李更加接近起初杰克逊提出的更彻底的进攻战略。在河谷战役开始前，李对杰克逊主动提出的侵入北方的提议未置可否。然而，在作为战略防御一部分的战场攻击未能歼灭敌军之后，并且随着战术主动与战略防御相结合的一次类似的努力产生了类似的结局(这是在1862年夏末的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中，当时李和杰克逊尽管实施了一次值得与拿破仑本人媲美的、以敌方殿后部队为目标的迂回打击，但仍然达不到歼灭敌军之目的)，李断定战略防御无法满足需要。为了歼灭联邦军队，就要把战争打到敌方境内，并且在那里赢得一场奥斯特里茨或耶拿－奥尔施塔特式的胜利。如果联邦部队有足够的复原力，以致经过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还能在弗吉尼亚土地上存在下去，那么在它们自己的土地上再予以一次拿破仑式的迂回打击，就可能成倍地加剧南部胜利和北方失败的心理效果，足以迫使联邦政府开始和谈。
这样，在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后，李和杰克逊率领北弗吉尼亚军向北渡过波托马克河，进入马里兰州。然而，这次入侵开始前缺乏足够的增援，不能理解这次进军有何目的和道理的南部邦联士兵蹒跚不前，后勤方面存在各种各样困难：所有这些严重削弱了李的力量，以致在他战略进攻的高潮时节，他还不得不于1862年9月17日沿安提塔姆河进行战术性的防御战。他在战场上守住了阵脚，但兵员损失迫使他撤至波托马克河南岸。然而，他一回到弗吉尼亚，便开始规划再次入侵北方，并且为此向戴维斯总统寻求足够的资源与援兵。在这位更多防御倾向的总统提供必需的资源以前，李不得不对联邦部队又一次入侵弗吉尼亚做出反应，其高潮为1862年12月13日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到此时，季节已不利于重新发动攻势，而在1863年春，联邦军队在弗吉尼亚东南端的活动使李不得不将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中将的军团派往该地区，并且再次推迟南部邦联军队的进攻。然而，一迄朗斯特里特能与之重新会合，李就指挥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再次挺进波托马克河，以进行他那至高至上的进攻努力——入侵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此即葛底斯堡战役。 [ 注：李从安提塔姆撤退后，表示希望立即再次向北突入马里兰。关于这一点，见O．R．，vol．19，part 2，627。又见Freeman，Lee，2：425。 ]
从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结束到葛底斯堡战役开始之间的日子里，为了挡开朗斯特里特不在时联邦部队的另一次突进，李还进行了1863年5月2日至4日的昌斯洛维尔战役。在那里的另一次针对交通线的、堪与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相比的拿破仑式作战行动中，杰克逊不幸被自己的部队射中，使得李失去了智勇双全的副手。然而，这次他全心全意地怀抱杰克逊纯粹的进攻战略，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北方进军。然而，杰克逊之死是个象征，表明在李和杰克逊力图将至此为止倾向防御的美国战略思想转向进攻性的努力中，存在一个固有的、此时的南部邦联无法克服的缺陷。面对19世纪中期的军事技术，尤其是线膛枪，进攻型战争代价巨大。最终，它使南部邦联所有匮乏的资源中最为匮乏的东西——人力和军事将领遭到了致命的损耗。 [ 注：缺乏合格的指挥官是下列著作的主题：Douglas Southall Freeman，Lee’s Lieutenants： A Study in Command，3 vols．(New York，1942～1944)；见Ⅰ：xvii。然而，该书没有正视李加剧了自己的困难，因为他实行了一种以邦联经不起的速度来损耗军官和部队的战略。 ]
美国战略思想之集中于防御有个较早的例外，那就是同墨西哥的战争，特别是温菲尔德·斯科特少将从韦拉克鲁斯向墨西哥城的进军。与其中的战法相似，李和杰克逊试图维持攻势，同时依靠迂回机动将伤亡最小化。在墨西哥，除了在少数场合，当对于敌方防御性质的解读使之认为战斗不可避免的时候，斯科特总是处心积虑地避而不战。在开进其首都以前的大多数时候，他宁愿靠迂回将墨西哥人调出一个接一个设防据点，而不是强行将其逐出，而他的敌人困于众多内在弊端和分裂，终究放弃了战争。 [ 注：见我在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一书第74－76页的概括。 ] 不仅如此，墨西哥战争中交战双方仍主要由滑膛枪而非线膛枪为武器，这也有助于使斯科特的伤亡保持在低水平。大概从他曾为之效力的斯科特得到启示，加上他对拿破仑的阅读，石墙杰克逊在河谷战役中同样更多地靠迂回和行军、而非依靠战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河谷战役的战斗与这场战役的战略影响相比，小得不成比例。
然而，不仅要赢得暂时的战略优势，而且要对一个比墨西哥政府目的更坚定、资源更丰富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作战，以此赢得南部邦联的独立，因而仅有灵巧的迂回机动是不够的。李和杰克逊的一个不同之处，看来是李较早接受了一个结论：南部邦联要取得胜利，必须打大战，承受大伤亡。对这一可畏前景的明了，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杰克逊创议战略进攻时，李起初不那么积极。在战略思想中，有一种长期存在的诱惑，认为迂回战相对而言没有痛苦，是节约资源和限制人员伤亡的一种办法。在20世纪，利德尔－哈特有时挡不住这种诱惑，而在20世纪后期，又有那么多迂回战的提倡者，将此当作难以规划西欧对苏防御的补救办法。但是，李太现实了，以致不指望美国南北拼斗那样规模的战争能够轻易取胜。他设想，面对一个坚决而又富有复原力的敌手，迂回战只有在最终达到成功奋战、大量歼敌的高潮时，才能实现战争的战略目的。李的口头禅是“我们必须歼灭这支军队”，他的迂回机动一向以歼灭战为目的。
虽然李具有拿破仑往后最为娴熟的拿破仑式战术才能，但由于寻求战斗而不是像斯科特那样规避战斗，他就无法在给敌人造成毁灭性伤亡的努力中，避免他自己的部队遭受严重损伤。七天战役中，李虽然将麦克莱伦从里士满逐走，但其8万人的军队有2.01万人伤亡。 [ 注：Freeman，Lee，2：230，那里借用了 Edward Potter Alexander，Military Memoirs of a Confederate：A Critical Narrative (New York，1907)一书第171页的计算。 ] 在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中，李击败约翰·波普少将，近乎完成了将联邦军队扫除出弗吉尼亚的任务，但代价是在4.85万名参战官兵中有9197人伤亡。在安提塔姆，5.19万名官兵中死伤1.37万人；考虑到李在侵入马里兰期间和前此的伤亡，这场冒险值得怀疑。作为一场纯粹防御性的战役，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相对而言代价甚小，南部邦联7.25万人的参战部队仅伤亡约5300人。 [ 注：Thomas L．Livermore，Numbers and Losses i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 (Boston and New York，1901)，88－89，92－94，96． ] 然而在昌斯洛维尔，石墙杰克逊的军团尽管对联邦部队实施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包围，却无法阻止邦联军队(6.09万人)高达12821人的伤亡。 [ 注：Boatner，Civil War Dictionary，140． ] 李在入侵宾夕法尼亚时再次诉诸进攻，导致拼死攻打葛底斯堡，在其中邦联部队死伤之众令人惊愕，竟达28063人。 [ 注：Livermore，Numbers and Losses，103． ] 伤亡总数如此巨大，以致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李再也无法考虑恢复战略进攻了。他可能仍旧希望通过战场上更高明的战术，包括局部攻击行动，实现他始终一贯的目的——歼灭敌军。但是，由于他此前的战争方式已经使军队兵力遭受了如此惨重的损耗，这一希望迅速化为泡影。
李确信，单纯的迂回机动无法击垮联邦坚持战争的能力和意志，只有毁灭性的战斗才能做到这一点。就此而言李是现实的，然而他和杰克逊起初对线膛枪炮的威力的看法大概不够现实。他们在墨西哥战争中的经历，未使他们对线膛枪有思想准备。由于步兵火力的新效能，在内战中双方很少拼刺刀。战争期间在联邦医院治疗的约25万伤员中，刺刀和马刀致伤者加在一起仅922人。 [ 注：William F．Fox，Regimental Losses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1861～1865…(Albany，1898)，24． ] 然而在战争初期，杰克逊就自己的战术偏好说道：“我的看法是根本不该有凌厉的火力交锋。我认为，最好的战斗方式是留着你的火力，直到敌人接近、或者诱使他们接近你的阵地，然后有的放矢和致命地开火，接着冲上去拼刺刀。” [ 注：Henderson，Jackson，1：124，未标明出处。 ] 晚至塞达山战役(河谷战役和七天战役后进行的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的一个序幕)，杰克逊仍然大力要求受到攻击的轻装师少用火力，多拼刺刀。至于李，在攻击侧翼或进行包围的迂回战无法取得他希望的结果时，强烈倾向正面进攻，例如马尔文山之战，皮克特冲锋，还有迟至1864年9月30日重新夺取哈里森要塞的努力。这些表明，这位在其他方面敏锐甚而才华横溢的指挥官在认识新型武器的威力上却是迟钝的。
线膛枪炮火力还使得在侧翼和后背受到攻击的敌军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正面，它们由此能给围攻部队造成伤亡，其数量接近它们自己遭受的。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和昌斯洛维尔战役是李和杰克逊在打拿破仑式战役方面做出的头等努力，绝佳地实施了对战场的包围，然而未能阻止联邦军队给其敌手造成惨重损伤。在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中，南部军队伤亡率达到约19％，而指挥方面处于严重劣势的北部军队损失了21％，即7.57万人中的1.61万人(很大部分为失踪，死伤者只占联邦部队的 13％，与此同时南部军队19％的损失却几乎全是战斗死伤)。 [ 注：Livermore，Numbers and Losses，88－89． ] 昌斯洛维尔战役被称为李的“绝对杰作”，在其中南部军队实际伤亡22％，而被打败了的北方军队只损失了13％(13.39万人中损失1.73万人)。 [ 注：Boatner，Civil War Dictionary，140．Fletcher Pratt，Ordeal by Fire：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48) 一书将其论述昌斯洛维尔战役的第25章题为“绝对杰作”。 ] 面对由线膛枪武装起来的斗志坚决的敌人，即使最高明的指挥，也不再能够取得足够有利的伤亡率和胜利程度，以致哪一场战役的结局具有决定意义。再也不会有奥斯特利茨或耶拿－奥尔施塔特式的胜利了。李确信，在任何一场会战或战役中“联邦部队都应被歼灭”，然而这一信念在他使得自己的部队遭受的伤亡剥夺了它的进攻能力以前许久，便实际上成了泡影。
这样，从美国战略思想早先的防御要义转向一种有效的进攻模式的首次重大尝试以失败告终。因为李和杰克逊总是碍于邦联资源的拮据，特别是人力的稀少，所以有待观察的是他们的对手——人力和资源有幸较充裕的联邦将领——能否在邦联失败了的地方取得成功。
四
在联邦将领中间，麦克莱伦如此全然缺乏进攻精神，以致肯定无法展示那导致一种成功的美国进攻战略的途径。无论是在东线很快接替的一连串将领，还是在西线的大多数联邦指挥官，都无一能做到这一点。麦克莱伦至少还有一套为赢得战争的战略谋划，而他的大多数继任者充其量只是战术家，眼光局限于战场上的眼前问题，本不可能达到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即运用战役来实现战争的目的，即使他们是有足够能力的战术家，能在战斗中打赢罗伯特·E．李之类将领。(乔治·G．米德少将，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一位，确实在葛底斯堡战役的战术层面上胜过了李。)
在西线，丹尼斯·马汉的得意门生哈勒克现已升至少将，于1861年 11月接掌密苏里军区指挥，翌年3月作为密西西比军区长官成了事实上的西部战区司令，有几个军在他手下作战。作为美国的第一位系统全面的战略分析者，哈勒克部分地实现了对于这么一个人可能有的期望。他主持和鼓励尤利塞斯·S．格兰特准将和海军将官安德鲁·H．富特1862年2月攻占亨利堡和多纳尔逊，田纳西河与坎伯兰河由此敞开，联邦军队得以深入田纳西州，并且向战略上重要的孟菲斯和查尔斯顿铁路进发。哈勒克对战略之后勤基础的洞察证明始终敏锐。整个战争过程中，他保持了一种精明的眼光，为联邦军队确定在后勤上可行的作战线；他还越来越认识到，在一个打仗意味着暴露在线膛枪火力之下的时代，进攻性战略的最有效武器之一不是直接打击敌军，而是打击其后勤基地。 [ 注：对哈勒克的一项极好的重新评价，连同在总体上对内战战略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可见 Herman Hattaway and Archer Jones，How the North Won：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Urbana，Chicago，and London，1983)。例如见第64－57，76－77，143－150，205－212，286－289，513－515，那里论述了作为战略家的哈勒克以及他对后勤的特别关注。 ]
另一方面，当哈勒克于1862年4月29日至6月10日亲自上阵指挥，在孟菲斯和查尔斯顿一线围攻密西西比州的科林斯时，他却表现出差不多是麦克莱伦式的缺乏自信；而且，当他由于在西部战功卓著，于 1862年7月被任命为全部联邦军队的最高将领以后，缺乏自信发展到了不愿接受责任。他成了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和战场将领们的一位有用的战略和后勤顾问，大致仅此而已。但实际上，他近乎充当了实战型军人最瞧不起的学者型军人的样板，也就是说不管他的战略理论多么有洞察力，他在必须将这些理论用于现实时缺乏决心。
乍看来，他的下属格兰特是相反类型的军人：一位简单和直截了当的实干家，不学历史，亦无理论思考。虽然作为一名西点军校学员，格兰特对战争的有限研究看来几乎完全没有得到石墙杰克逊似的军事史研读支撑，然而他不久便表明，他的能力远超过对于战场的纯本能把握。事实上，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他从不出类拔萃，除了御敌时沉着冷静和勇气十足，凭此他在夏伊洛顶住了强敌反攻，挽救了战场颓势。然而，尽管没有受过正规培养，格兰特仍然迅速地成长为一名战略家，其进攻性眼界将一场场具体的会战和战役结合起来，以达到战争的目标，从而使他在战争的全局操作上至少同李不相上下。他成了接下来一百年里美国战略思想的形成方面最具影响的人物，而其结果并不总是好的。
格兰特之浮现为一名战略家始于亨利堡－多纳尔逊堡战役。该战役由他实施，并且由他和他的上司哈勒克将军共同设计。有如哈勒克，他从战争一开始，便抓住了流经邦联西部的河流的重要性，它们是在一个巨大的地区里后勤上可行的作战线，要不除了几条漫长和易受攻击的铁路外，就没有这样的作战线。哈勒克去东部担任最高将领之后，格兰特第一次自主指挥重大的进攻性战役，那就是攻打南部邦联密西西比河要塞维克斯堡。其目的，在于打通整个密西西比河，以供联邦军队航行，同时阻止农产品和欧洲进口品从邦联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取道墨西哥流往东部。
在军事史上，格兰特的形象主要是一位消耗战的简单实践者，其宗旨在于用某种残酷的、日复一日的拼伤亡办法来歼灭敌军。他对后来美国战略思想的主要影响就在这一方面。然而在维克斯堡战役期间，他的战略有很大不同。借鉴斯科特从韦拉克鲁斯向墨西哥城进军的战例(格兰特同李和杰克逊一样，也曾在其中服役)，他实施迂回战略，将敌人从一个接一个防御阵地调动出来，最终使敌军主力陷入圈套，并且迫使其投降。 [ 注：Ulysses S．Grant，Personal Memoirs of U．S．Grant…，2 vols．(New York，1885～1886)，1：154，164－166． ] 在战役达到高潮的几个星期里，格兰特操作的迂回战大可与斯科特在墨西哥或者杰克逊在谢南多亚河谷的成就媲美。他的部队行军 130英里，将密西西比州的邦联守军分割为二，并且以相对很少的伤亡赢得了吉布森港、雷蒙德、杰克逊、冠军山以及大黑河五场战斗。当维克斯堡于7月4日投降时，格兰特生擒2.95万名邦联官兵，缴获172门大炮和5到6万支滑膛枪与线膛枪。这场战役的前期阶段已经使敌军损失了另外7000人。与此同时，格兰特自己部队的伤亡总数仅8873人，其中1243人阵亡，7095人受伤，535人失踪。 [ 注：关于这场战役的概述见Boatner，Civil War Dictionary，871－877；邦联军队的兵员伤亡和被俘情况见 Grant，Memoirs，1：325－328，377；联邦军队的伤亡见 J．F．C．Fuller，Grant ＆Lee：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Generalship，Civil War Centennial Series (Bloomington and London，1957)，183。 ]
在维克斯堡战役中，比伤亡人数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战役在地理上的目标。然而，当这次战役和他随后的查塔努加解围战的成功使他得到联邦全军指挥权时，格兰特的目标就必须扩大到超出夺取战略要点。1864年3月，他被责成彻底赢得战争，这是一个由于联邦决心迫使南部完全放弃主权要求而必不可少的目标。为此，格兰特感到不能不修改自己的战略，力求彻底摧毁邦联进行战争的能力。
经历了三年战争后，格兰特不再能持有与李相同的希望——如果他曾经持有的话，那就是在单独一次拿破仑式的战役中，就能够摧毁敌方大军。在美国内战中，敌对双方的军队都太庞大，太具复原能力，太彻底地由民主政府的意志来维持，以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格兰特仍然希望可以俘获或歼灭所有邦联军队，办法是依靠某种不那么可怕的手段，不通过残酷地拼伤亡，在这种拼杀中联邦方面因为有更多的人力可以消耗而势将取胜。格兰特不像拿破仑的许多赞颂者和信奉者，他绝不迷恋于任何形式的战斗，无论是最后高潮般的决战还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认为，甚至斯科特在墨西哥也曾经打了一些不必要的仗 [ 注：Grant，Memoirs，1：154，164－166． ] ，而他本人始终是一名约米尼式、而非克劳塞维茨式的战略家。
格兰特指派长时间以来他在西部战役中最信任的部属——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少将指挥在西部的联邦兵力，负责消灭那里的邦联部队，特别是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的田纳西军。格兰特建议让哈勒克待在华盛顿，在新设立的陆军参谋长职位上协调作战行动，而他本人作为总司令，将亲率东部的联邦军队主力波托马克集团军上阵作战，尽管依旧由乔治·C．米德少将担任其司令官。在或许是最著名的美国军事命令中，格兰特指示米德：“李的军队就是你的目标。”然而在具体说明他希望如何消灭李的军队时，他倾向于较多地说俘获而非歼灭。 [ 注：April 9，1864，ibid．，2：135n；O．R．，33：828．例如，格兰特在《回忆录》中说道：“占有李的军队是头号大目标。俘获了他的军队，里士满自然跟着失陷”(Grant，Memoirs，2： 141)。“5月3日至4日午夜，波托马克集团军从它在拉皮丹河北岸的驻地出动，开始了那场难忘的战役，它注定导致占领邦联首都，俘获其守军”(ibid．，2：177)。当指示谢尔曼进击约翰斯顿的部队时，格兰特没有使用“歼灭”一词，而是说“我建议你进击约翰斯顿的部队，打垮它……”(1864年4月4日，ibid．，131n；O．R．，vol．32，part 3，240)。 ] 显然，他希望通过一场维克斯堡战役似的、在弗吉尼亚的迂回战来胜过李。他 1864年在弗吉尼亚的战役的随后展开情况，连同他的意向表述以及他后来的思考，全都表明他希望以迂回运动为手段，使联邦军队横跨李的交通线，从而将李的部队与里士满隔开，或者以后将李的军队和里士满两者与通往南部腹地的铁路线隔开。这样，他就可以像俘获彭伯顿的维克斯堡集团军那样俘获北弗吉尼亚集团军了。摧毁李的部队的手段是俘获，而不是消耗和最终歼灭。
对于这一设想来说遗憾的是，李并非彭伯顿。南部邦联的这位拿破仑式的迂回能手太精明，以致只要他还有一支强得足以继续作战的军队，便无法将他诱逼到一个他不得不率军投降的地方。于是，格兰特只能用退而其次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咬住李的部队，日复一日地打，从他1864年5月3日到4日渡过拉皮丹河开始几乎每天都如此，一直打到战争结束。如此与李拼伤亡，明了联邦占有人力储备优势，这意味着终有一天联邦军队尚在，李的军队却已耗尽。格兰特说，他的目标“不会被达到”，如果
……未经这个世界所曾见过的最为孤注一掷的拼搏；它不是一天、一周、一月或者一个季节便大功告成。承受的和持续的损失注定惨重；然而现在对垒的两军已经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殊死冲突，阵亡、病死、被俘和受伤的人员损失实属巨大，与此同时却没有哪一方朝着实现最终目的取得了任何真正的进展……现在开始的战役注定要在一定时间内给双方军队造成惨重的损失，甚于任何先前的军队所曾遭受过的。但是，这场大杀戮将只限于一年，在此期间将实现所有在开始时预想和期盼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以苦战来实现这一结局。 [ 注：Grant，Memoirs，2：177－179． ]
李最后向格兰特投降，但不是因为在迂回机动方面不敌格兰特。宁可说，这是因为在1865年4月9日李投降时，他的军队已不复作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存在。最后在阿波马托克斯卷起旗帜、交出武器的南部邦联军队仅有2.68万人，这是南部邦联总共维持的一支大大超过5万人的军队所剩下的兵力，一群饥饿和筋疲力尽的幽灵。格兰特的苦战达到了李失之交臂的目标，即摧毁敌军。 [ 注：Boatner，Civil War Dictionary，22． ]
然而，做到这一点给联邦军队造成了如此高的伤亡数，以致战争的结果在政治上大有风险：在1864年，可能会选出一个承诺要靠谈判达到和平的人而不是林肯当总统。最后给林肯在选举中的前景提供了所需军事推力的并非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消耗战，而是时机上幸运的几桩胜利，它们分别由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海军少将在莫比尔湾、谢尔曼在亚特兰大以及菲利普·谢里登少将在谢南多亚河谷赢得。格兰特同李长时间拼伤亡的政治不利(当然还有战争新面貌的可怕可恶)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对于某种不那么可怕的胜利途径的探寻，去寻找某种少使战胜者几乎同战败者一样惨遭痛击、流血不止的战略。
仅仅是在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对付李的时候，格兰特才不得不进行他的消耗战。因此，他本人继续寻找一种更加满意的战略，以对付军事反应不如李那么敏捷熟练的其他敌军指挥官，并且将其用于地理上不像弗吉尼亚那么局促、提供较大迂回空间的其他战区。他设想的一些可能性，可以从他给他在西部的副手谢尔曼下达的若干指令中看出蛛丝马迹，那是关于在西部发动一场战役的，它将与格兰特和米德1864年5月初对李的攻击同时开始。米德被命令以李的军队为目标，而格兰特给谢尔曼的指示却有所不同：“要针对约翰斯顿的部队进行调动，并且将其击垮”；然而，还“要尽你所能最大限度地深入敌方腹地，全力毁坏敌方战争资源”。 [ 注：1864年4月4日指令，载于Grant，Memoirs，2：131，note；O．R．，vol．32，part 3，246。 ]
谢尔曼自己的偏好助成了这项指令，而哈勒克将军的偏好大概也起了同样的作用。随着后来战役的开展，基于格兰特要谢尔曼尽可能大地毁坏敌方战争资源的命令，谢尔曼、哈勒克和格兰特都致力于这么一个谋划：谢尔曼最终摧毁亚特兰大，连同其所有制造和储备能力，随后进行从亚特兰大到海边、然后向北横扫南北卡罗来纳的著名进军。在这进军中，谢尔曼部队在约60英里宽的地带上一路扫荡，摧毁其内的敌方战争资源。而且，随着格兰特的谋划在谢尔曼心中愈益成熟，这一毁坏性进军还旨在粉碎南部坚持战争的意志。谢尔曼蓄意以恐吓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人民为目的，以便“使得老幼富贫皆同他们的有组织的军队一样，感受到战争的暴虐”。 [ 注：1864年12月24日言，见 Sherman，Memoirs，2：227。关于谢尔曼战略的设想在谢尔曼、格兰特和哈勒克三人中间的形成，见谢尔曼致哈勒克，1864年9月20日，载于ibid．，117－118；哈勒克致谢尔曼，1864年9月28日，载于Ibid．，128－129；谢尔曼致格兰特，1864年10月9日和10月11日，载于ibid．，152，153－154；格兰特致谢尔曼，1864年11月1日，载于ibid．，164；谢尔曼致格兰特，1864年11月2日，载于ibid．，165；格兰特致谢尔曼，1864年 11月3日，载于Ibid．，166。 ] 谢尔曼相信，被剥夺了战争资源和邦联民众的支持意愿，这支有组织的军队很快就会崩溃。
英国人对美国内战战略家的兴趣，19世纪后期以C．F．R．亨德逊为首集中于南部邦联，到20世纪则转移到联邦领导人方面，后者变得看来比南部邦联将领更具现代面貌，更可能为世界大战的时代提供教益。J．F．C．富勒注重格兰特，将他当作是提前半个世纪预见到、并且有效地把握了一战期间西线难题的一位将军。 [ 注：Fuller，Grant and Lee(初版London，1933)；Fuller，The Generalship of Ulysses S．Grant(New York，1929)。 ] 相反，利德尔－哈特鄙视格兰特，将他当作西线将领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先驱——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一个原型。不过，他发觉在谢尔曼那里有许多大可赞赏之处。谢尔曼深入敌后的进军似乎是利德尔－哈特本人青睐的间接路线战略的一次辉煌表现。与格兰特不同，谢尔曼所以有吸引力，正是因为他提供了一种避免西线战法的战略途径，而不是预示了西线战法。 [ 注：Basil H．Liddell Hart，Sherman：Soldier，Realist，American (New York，1929)．又见一项赞扬谢尔曼、但强烈批评格兰特的分析：Hart’s Strategy，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1967)，149－154。 ]
利德尔－哈特关于谢尔曼的著述显示了他常有的说服力和雄辩，然而它们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假设他身着联邦蓝色军服，就可能如何行事，而不是关于真实的谢尔曼及其战略的知识。对谢尔曼的分析所做的考察表明，他本人几乎完全不觉得他的战略和格兰特的有什么区别。不仅谢尔曼的进军战略是在同格兰特商议和得到其鼓励的情况下形成，而且在解释自己的作战方法时，谢尔曼同格兰特一样，也倾向于将剪除敌方军队置于第一位。 [ 注：例如，谢尔曼谈到他从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的战役时说：“亚特兰大、奥古斯塔或萨凡纳都不是目标，目标只是‘约瑟夫·约翰斯顿的军队’，无论它可能开到什么地方。”(Sherman，Memoirs，2：26)。在与格兰特讨论向海边进军的计划时，谢尔曼坚持表示他所以能构想之，只是因为敌对的邦联部队并不足够强大，无法危及他打算留在后面的兵力(1864年11月2日，ibid．，164－165)。 ] 不仅如此，谢尔曼这么安排自己的轻重缓急次序，除了想对他的总司令表现出适当恭敬的任何意愿之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在这些军队被实质性地摧毁以前，他无法直入敌军后方，摧毁敌人的战争资源和民众意志。谢尔曼的进军到时候将有助于激励20世纪的空权倡导者，如同激励利德尔－哈特那样，因为有了空中力量以后，跃过敌军而直接攻击敌方的经济与民众意志便成为可能。在美国内战中，却仍旧不得不首先对付敌方大军。
谢尔曼在他那著名的进军开始以前，便在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的战役中几乎将与之对垒的敌军悉数肃清。所以能够如此，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支敌军的指挥官、约翰斯顿的继任者约翰·贝尔·胡德将军“帮忙”。胡德为挽救亚特兰大，对谢尔曼在该城市外围的军队发动了一连串袭击，但徒劳无功。亚特兰大陷落后，胡德又提供了进一步的“襄助”，即选择北上进入田纳西，希望把谢尔曼引出来。然而到这时为止，他的部队已经被削弱到如此地步，以致谢尔曼很容易抗击其迂回，办法是派遣乔治·H．托马斯少将率领相对颇小的一部兵力返回田纳西，在那里集结援兵，等候胡德的到来。谢尔曼本人能够大步向海边进军，在他前面简直不剩一点有组织的抵抗了。但是，他能够采取这样的间接路线战略，只是因为在此之前，直接路线战略已经决定性削弱了开始时挡在他前面的敌军。
总之，对于谢尔曼寻找格兰特战略的某种替代物的限制，加上李的拿破仑式战略之无济于事，再加上格兰特用以摧毁李军的方法的可怕代价，很能够鼓励对侧重防御的回归，而在内战的要求迫使人寻求一种可行的进攻性战略以前，侧重防御本是初出茅庐的美国战略思想的特征。
五
这样一种防御性取向确实又回来了。对于美国陆军来说，内战后的日常现实返回到日复一日的西部边境巡逻。对于什么是控制那里的印第安人的最有效办法，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战略思考。它所干的更经常地是一支治安警察力量的任务，即维持印第安人与定居者之间相安无事，而不是一支打仗的军队的任务。像1876年的小大霍恩(Little Big Horn)战役那样积极征战的特殊事件非常罕见。也许西点军校和内战后发展起来的研究生军校可能有益地将较多研习放在战略和战术问题上面，那是所发生的对印第安人的积极征战提出的。印第安人乃非常规战士，其战斗方法更像游击队而非欧洲正规军，然而美国陆军的军校和军事思想家们太受欧洲战争的拿破仑式辉煌吸引，很少看得上卑微龌龊的小冲突，以致陆军从来没有创造出一套内在连贯的印第安战争指导原则。 [ 注：罗伯特·M．厄特利很好地论说了这一点，见 Robert M．Utley，Frontier Regulars：The United States Army and the Indian，1866～1891，The Macmillan W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1975)，44－58；和“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rontier to the American Military Tradition”，in The American Military on the Frontier：The Proceedings of the 7th Military History Symposium，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30 September－1 October 1976，edited by James P．Tate (Washington，D．C．，1978)，3－13。 ]
然而内战以后，在陆军对欧洲风格的战争的思考中，也没有多少活力或创造性。19世纪后期的陆军没有产生过任何战略思想家能稍稍比得上海军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诚然，极少有产生这么一位思想家的刺激；印第安边境上的驻守职责枯燥乏味，缺乏将美国军事思想从对欧洲战争的思考中转移出去的吸引力，但同时边境琐事又无休止地占据了美国军人的精力，以致不可能鼓励类似于马汉那样的宏大的战略理论建构。美国陆军落得不伦不类：一方面太像一支欧洲军队，因而在边境上做不到像它本来可能的那般高效，另一方面却又太像一支边境警察力量，因而无法使自己有效地为打欧洲风格的战争做准备。
那些确实已发展起来的准备，是从李、杰克逊、格兰特和谢尔曼的进攻战略返归防御战略。它们很可能是出于对内战期间进攻战尝试的气馁，但美国也自然而然地本应按照防御方式设想同任何欧洲强国进行战争的前景。甚至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军著作，也确实极少示意可能有一天美国远征军会在欧洲战场作战。注意力因而返归到美国军事政策和战略中最老、最有延续性的内容，即主要海港的工事防御，以防它们被一次两栖突击攻占，并且迫使任何海外入侵者不得不跨越开放的海滩来登陆、增援和再补给。
联邦对南部邦联把守的海岸防御工事的攻击，说明线膛炮已经使得 1812年战争后关于修筑的砖石类要塞过时了。通过发射出圆锥形而非球形炮弹，线膛炮比起较早的滑膛炮，能够射出相对于炮膛直径而言更重的炮弹。1862年，在离佐治亚的萨凡纳不远的普拉斯基堡，进入罗亚尔湾港口的联邦两栖远征部队首席工程师昆西·亚当姆斯·吉尔摩上校拆毁了几座壁垒，这就表明了这一后果。1861年11月，该远征部队的海军指挥官塞缪尔·弗兰西斯·杜邦以舰炮轰击强行攻入海湾时，就已经表明要塞不再拥有它们在风帆战船时代对于海军舰队的那种优势，因为新的蒸汽舰船能够不断地迂回机动，以闪避其火力。 [ 注：John D．Hayes，ed．，Samuel Francis Du Pont：A Selection From His Civil War Letters，3 vols．(Ithaca，1969)，I：1xix－1xxi，301－302，304－308；2：33．关于对普拉斯基堡的炮击，见Ralston B．Lattimore，Fort Pulaski National Monument，Georgia，National Park Ser vice Historical Handbook Series no．18(Washington，D．C．，1954)，esp．23－36。 ] 这些发展趋势合在一起，似乎要求重新设计海岸要塞，而在1885～1886年，陆军部长威廉·C．恩迪科特主持的一个“工事或其他防御委员会”就此任务做出了大量努力。
恩迪科特委员会设计了一套新的要塞体系，以混凝土加固的土木工事为特征。该委员会的报告是一本精美的出版物，带有许多说明性插图，新一代海岸防御由此而来。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全神贯注于海岸防御是另一项与现实不很协调的美国军事活动，因为蒸汽舰的有限航程意味着可怕的欧洲海军威胁远不如独立革命和1812年战争期间来得可能。除了英国以外，没有哪个欧洲强国拥有足够的海上吨位将一支令人生畏的陆军运往美国海岸，而英国可能为敌的时代即使并非已经过去，也正在迅速走向消逝。 [ 注：Report of the Board on Fortifications or Other Defenses…，49th Cong．1st sess．，House Exec．Doc．，vol．28，no．49(serial 2395，2396)；该报告后重印出版为 Report of the Board on Fortifications，1885 and Plans to Accompany the Report，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ew York，1979)in The American Military Experience series，Richard H．Kohn，advisory editor。Philip H．Sheridan将军作为陆军的指挥将领，在一本书中谈到了在近期内美国遭受某个海外大国严重攻击的不可能性，见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War，1884，49，quoted in John Billow，The Principles of Strategy：Illustrated Mainly from American Campaigns，The West Point Military Library (New York，1968；repr．of 2d ed．，rev．and enl．，Philadelphia，1894)，35。 ]
因此在战后时代，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内战经验都未能激发出美国陆战战略思想的任何印象深刻的繁荣。在西点，丹尼斯·哈特·马汉于 1871年去世，西点军校陷入一个停滞时期。陆军在这个时代里的主要知识分子、陆军上校和名誉晋级少将埃默里·厄普顿琢磨由线膛枪炮火力引起的战术问题。他没有进入到战略研究，反而写了两本关于军事组织的著作，变得非常担忧民主和文官控制，因为据他认为，它们对美国有朝一日变成军事强国——像俾斯麦德国那般的军事强国——设置了障碍。该时期新的专业军事杂志，尤其是《合众国军役体制季刊》(The Journal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和《统一军役》 (The United Service)，也同样始终守着战术问题，或者陷入痛惜民主政府的军事弊端这一乌托邦式的死结。新近建立的研究生军校意在继续西点军校毕业后的军官教育，但它们也类似地沉溺于战术讲授，而且只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战术。 [ 注：见：Emory Upton，The Armies of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1878) 和 The Military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D．C．，1904)。这位作者的影响尤其反映在19－20世纪之交的专业军事杂志中，Russell F．Weigley，Towards an American Army：Military Thought from Washington to Marshall (New York，1962)一书对此有详细考察(见该书第137－161页)。 ]
内战后时代，美国仅有一则长篇的战略研究值得一提，那是根据专门的美国经验而主要考察约米尼原理的一项努力。此即约翰·比奇洛上校的《战略原理：主要以美国的战役为例》一书。除了一位应景的内战传记作家外，几乎只有比奇洛一人试着去评价内战对于进攻性战略的含义。他对美国战例的集中关注令他不能不寻找一种方式，将谢尔曼的进军妥帖地置入经典的战略原理。
比奇洛将谢尔曼横扫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的进军、谢里登踏平谢南多亚河谷之类相似的战役、一定程度上还有海军封锁，统统界定为“政治战略”。他将政治战略分为两个次级范畴：使敌方政府成为战略目标的努力和攻击敌方民众意志的努力。谢尔曼的进军被他理解为针对南部邦联政府，因为它力图使这个政府对自身保护其民众的能力丧失信心。 [ 注：Bigelow，Principles of Strategy，224－233，其中特别是第225页论说谢尔曼的进军。 ] 比奇洛引述格兰特的话说，邦联的报纸长期以来设法向其内地民众灌输一种印象，即邦联防御固若金汤，但当谢尔曼兵临之际，“由于亲眼目睹(联邦)军队正在胜利进军，……民众心里省悟过来，他们见到了真实情况”。 [ 注：Ibid．，225． ] 不过，谢尔曼的进军也符合政治战略的第二个次级范畴，其目的在于使“南部民众对战争深感切肤之痛”。比奇洛认为，“考虑到共和政体内民政权力高于军界权力，共和政体下的人民与专制或绝对君主国的人民相比，是个更具决定性的目标……”。 [ 注：Ibid．，228． ]
然而，当比奇洛试图将谢尔曼的毁灭性进军纳入战略原理时，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谢尔曼挣脱交通线限制的能力，而不是这次进军的异常广泛的目的。 [ 注：Ibid．，144－147；谢尔曼进军主要在该书第10章“脱离基地作战”(132－151)内予以考虑。 ] 不仅如此，政治战略对比奇洛来说，仍旧“经常附着于常规战略”， [ 注：Ibid．，223． ] 即以敌方军队为目标的传统战略，但按照个中含义，它只是一种附带物。关于谢尔曼打击敌方人民坚持战争的意志，比奇洛表示了某种怀疑，那在战争结束后的胜利光辉笼罩下的北方是不常见的。当人们沉思将战争扩及平民百姓的现代形式时，这种怀疑仍然值得考虑：
究竟这种令整个人民心志消沉的主意可以有利地贯彻到多大程度，取决于种种最不确定的因素的作用。给一个能够忍受所有灾难的人民强加苦难，只会激起他们的仇恨，从而使军事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也因此，加诸不适当的苦难是个残忍的错误。 [ 注：Ibid．，232． ]
最后，比奇洛返回战略的寻常目的：“作为通则，军事作战的首要目的应当是制服、可能的话还俘获或摧毁敌方军队。” [ 注：Ibid．，263． ]
回到这一结论是为了确认尤利塞斯·S．格兰特1864～1865年的弗吉尼亚战役以及格兰特本人的《回忆录》在美国战略思想中的优势。比奇洛著述的大部分内容谈论的是约米尼式的运动战，但是如果这种运动战未曾满足格兰特战胜李的需要，那么比奇洛依以取例的美国经验势必削弱对它能够足以达到战争目标的信心。美国军人从格兰特在西部荒原、斯波希瓦尼亚、科德港和彼得斯堡等地的战法来学习战略，从而怀抱这么一种信念进人20世纪和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的时代，那就是美国能够拿来压倒几乎任何敌手的优势武力可以是他们惟一稳当的军事依靠。
由于缺乏任何有影响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来提出有说服力的相反观点，塑造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参与的便是一种以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战法为基础的战略。美国依靠兵员数量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做法在 1918年取得了成功；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那么美国在西线对协约国的增援将使德国陆军面对超出其抵抗能力的军队，这就促成德国最高统帅部丧失斗志并恳求停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似乎证实了一种源自格兰特的战略的不可避免性和威力，因为有如塔斯克·H．布利斯将军所评论，“现代战略家实现军事化合(military combinations)的自由受到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如此严重，以致迂回和奇袭都变得差不多全无可能。 [ 注：布利斯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的一篇文稿，1923年1月，第1页，国会图书馆藏布利斯文件第274盒。 ]
布利斯是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美国军事成员，他相信除非在战争一开始，一项有如施里芬计划那般的安排给交战一方带来速胜而无须从事正面攻击，亦即取得现代军队的绝对规模已使之不大可能的那种迅速解决，否则随后的拼搏将变得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与其说是对将领的战略技巧的考验，不如说是对士兵和后方遭难的平民大众的考验，即考验他们的勇气和耐久力”。 [ 注：Ibid．，16． ] 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标志战略家时代的结束，确认了一个新型战争时代的到来，在其中，战争变成了一种纯机械性检验，看敌对的联盟各自有多大能力产出军队和物资。 [ 注：Ibid．，特别见1－2，15－16． ]
持有此类观点的远不止是布利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战略评论家们反复谈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基于资源优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耐久力已取代战略，成为在现代战争中获胜的基础。这里，在坚持格兰特似的摧毁敌方军队的呼声之下，同样能听到谢尔曼式战争的潜在倾向。美国军方人士在1918年以后反复表达了一种怀疑：最巧妙的迂回机动是否还能继续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海军副司令 (后为司令)霍洛韦·H．弗罗斯特在于1935年英年早逝之前，正兴起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之后美国海军的头号战略论著家。他指出“我们的内战”是怎样“导致了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奋斗，在其中通过海军施加的经济压力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的野战军赢得一场场决战”。 [ 注：Lt．Comdr．H．Frost，“National Strategy，”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51 (August 1925)，1348．关于弗罗斯特的经历，见“A Brief Transcript of His Service Record” in Holloway H．Frost，The Battle of Jutland (Annapolis and London，1936)，v－vi。 ] 弗罗斯特相信，他已在兵力的这一结合中，找到了决定现代战争的模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说道：
只有在一个小国——比利时、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遭到进攻的场合，才能赢得纯军事的决定性胜利，尽管即使在这场合，通常仍有必要以杰出的指挥来补充资源优势。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推断，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进行战争时，它大概仍旧可能通过歼灭敌方野战部队来赢得纯军事的决定性胜利；然而当军力旗鼓相当的大国间进行战争时，将难得有可能赢得纯军事的决定性胜利。 [ 注：Frost，“National Strategy，”1351～1352． ]
陆军上校W．K．内勒是最早在美国展示一战后的新时髦——开列“战争原理”简章的人之一，那是他在陆军战争学院的一次讲演中干的。他比弗罗斯特更强调敌方军队依然是战争中的主要目标。然而在谈到内战经验时，他承认以联邦海军封锁为形式的经济压力的作用，而且极适切地拒绝接受迂回机动之精妙能赢得现代战争的任何提议。惟有格兰特那般硬碰硬的战斗才能最终歼灭敌军。
我希望强调这一点；战争意味着战斗；战争从来就不是靠迂回来打赢，除非迂回是出于以决战达到高潮的打算来予以贯彻。
别以为你能将一支军队置于对敌军如此关键的一个地区，以至于它会自认山穷水尽，俯首求和。打消这种想法！历史表明，摧毁一国战斗精神的最可靠方式，是打败其主力军队。所有其他被算计来使敌人屈膝投降的手段，都是为了促成那现在是、过去也一直是的主题，即打败其主力部队。 [ 注：Col．W．K．Naylor，Inf．，“The Principles of War，”Command Course no．12，Army War College，1922，part 1，January 5，1922，6，副本，国会图书馆藏布利斯文件第277盒。 ]
在1918年后一本典型的战略教科书中，陆军中校奥利佛·普雷斯科特·罗宾逊更简练地表述了这一思想：“战争意味着战斗；它只有一个目标——粉碎敌人，摧毁其抵抗意志。” [ 注：Oliver Prescott Robinson，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Strategy (Washington，D．C．，1928)，16． ]
1942年1月22日，即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初日子里，陆军部下属总参谋部战争规划司的一位副司长(负责太平洋和远东事务，不久将成为该司司长)也表述了这个思想，但甚至更简明，而且特指这场刚刚开始的战争。他说：“我们必须开赴欧洲，并且战斗……” [ 注：Alfred D．Chandler，Jr．，ed．，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The War Years，5 vols．(Baltimore and London，1970)，1：73；“Notes，”January 22，1942． ] 这位副司长便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准将。到时候他将率军开赴欧洲去战斗，那便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举入侵，这一入侵迎头打击德国在西线的最强处，直面其主力，以美国及其盟国的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之，从而构成了格兰特战略在美国军事思想中大占优势的顶峰事态。
然而作为潜流，谢尔曼与其毁灭性进军的影响也经久不息；格兰特式的战略指向“霸王战役”和1944～1945年横扫欧洲的大会战，对谢尔曼的记忆则导向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并且最终导致广岛和长崎的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