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戈·加利埃尼、利奥泰：法国殖民战争的发展·第十四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道格拉斯·波奇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殖民战争一直是较受忽视的军事史领域之一。进至19世纪时，这就尤其不可思议了，因为从滑铁卢战役到马恩河战役之间的时期里，英法两国军队主要的军事经历都是在欧洲以外。1815～1914年间，英国仅仅同一个欧洲对手打过仗，那就是同俄国在克里米亚。诚然，法国在欧洲大陆扮演了一个更为积极的军事角色，特别是在拿破仑三世治下。然而，1830～1854年间，法国100个战列步兵团(line infantry regiment)中间有67个在北非服过役，平均长达六年之久，而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大多数高级将领是“非洲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维持了43年和平，在此期间法国士兵惟一可以听见实战枪炮声的地方就是殖民地。在殖民地服役是法国军人获得升迁的颇受欢迎的途径之一。因此几乎毫不奇怪，法国1914年前某些最有影响力的军人拥有相当丰富的殖民地经验，他们当中有霞飞和加利埃尼，加上一批名气较小的军官，包括将在大战中晋升高级军职的弗朗舍·德埃斯普雷、芒甘、古罗、昂里和菲力波。事实上，1870年和1914年时，法国最高统帅部内的殖民地背景都如此引人注目，以致对法国在这两次战争中糟糕的军事表现的指责常常基于这么一点：在殖民地形成的战法被错误地套用于欧洲。批评者们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几个月里残忍和徒劳的进攻与在殖民地的服役经历密切相连，而路易·德·格朗梅松上校提供了这种联系的范例：他曾是殖民军人，时任第三局局长，启示了那个正式核准极端进攻信条的1913年步兵章程。
法国海外军队对于自己适应在欧洲以外碰到的新战争环境的能力自豪不已。差不多从1830年踏上北非土地起，非洲军团(armée d，Affique)的许多军人就开始表现出“本地化”愿望，它将成为法国殖民征服方式的特征。在阿尔及利亚的许多法国军人采用五彩斑斓的非洲化制服，这提供了最显而易见的证据，表明他们决意像变色龙那样去适应新环境。虽然英国海外陆军在被征服民族中招兵买马，并且对当地传统作了一些让步，但其殖民地团队基本上还是遵循欧洲模式。然而，法国军人不仅采用了他们在非洲遇见的服装，也采纳了在那里碰到的战术。确实，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的殖民方式的长处，就在于能够将他们昔日敌人的“天生的”战斗能力和作战风格套用到法国殖民征服的无敌战车上。法国人并不试图欧化征召入伍的土著人。恰恰相反，他们希望土著人发挥自己的传统战法，然而是在法国指导之下，并且服从法国利益。
法国在非洲的战略战术不仅由敌人的状况、而且由地理特点决定。法国军人在荒凉、遥远的地区同往往行踪难测的敌手作战，不得不放弃适合于欧洲的战斗方法。在非洲，机动性、小股行动和出其不意变得比兵力数量和常规后勤更重要。
于是，我们有一种被接受了的关于法国殖民军队的观点，那就是存在一个战法上的“殖民流派”，其主要理论由比戈在阿尔及利亚形成，后来又由加利埃尼在东京、利奥泰在摩洛哥加以提炼。这一“殖民流派”所以形成，是因为法国军人在海外遇到了新情况。法国殖民军人孤处非洲和印度支那，不再接触欧洲战争方式的现实。受到对武器拙劣、组织不善的土著对手作战成功的鼓舞，他们将自己的非洲经验移植到欧洲，试图应用于完全不适当的环境。因此，法国1914年在欧洲的军事失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些人。
有必要对这一观点进行较细致的考察。考虑到法国海外军事经验的巨大多样性，法国部队所遇对手的老练程度的参差不齐，他们在其中作战的地形和气候的极大差别，要提炼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战术原则必定很难，即使并非不可能。关于殖民经验对法国的影响，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宗主国军队和“欧洲”思想在殖民地的影响有多重要？再者，考虑到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法国军民关系的持续恶化，连同大多数法国人对殖民主义的基本冷淡和时有的明确敌意，难道政治或民众的偏见对法国海外军队的发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简言之，真的就如利奥泰等人所说在法国军队里存在一个“殖民流派”？ [ 注：Jean Gomnan，“Bugeaud．Galliéni，Lyautey：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Colonial Warfare，”in Mo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 (Princeton，1943)． ] 或者殖民方法不过是探索和反复试验的产物，而且或许来自一些甚至并非起源于非洲的因素？最后，殖民地的军事经验对法国1914年以前在欧洲的作战方式有多大的影响？
一
如果法国真有一个关于战争方式的“殖民流派”，那么它的创始者无可争辩地就是托马斯－罗贝·比戈元帅。比戈是拿破仑时候的老兵，曾在西班牙长期服役，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被迫从军队中退休，此后对法国的失败作了多年思考。但他随1830年七月革命而重新加入法军时，他关于反叛乱战争的观点已经形成。虽然他1836年在阿尔及利亚待过几个月，但他对阿尔及利亚冒险怀抱直言不讳的敌意，这使他根本不去考虑担任那里的最高指挥官。然而，到1839年，比戈的想法似乎已经改变，积极谋求总督和总司令职位，第二年里国王路易·菲利浦便让他如愿以偿。
比戈在1840年到达阿尔及利亚时，几乎被似曾经历的感觉压倒——法军在重犯它先前在西班牙犯过的所有错误。大部分法国官兵被束缚在固定据点的防守上，备受阿拉伯人的折磨，后者袭击他们的供应车队，并且“在战线后面”毁坏庄稼和补给品。发动报复性袭击的企图因为缺乏任何明确的目标而举步维艰。数千人的纵队，被大炮和辎重车队所拖累，在荒凉冷落和高低起伏的乡村艰难前行，搜索敌人。但是，敌人赶在他们之前撤退，拒不进行正面战斗，而是猛烈袭击法军侧翼、供给车辆和掉了队的士兵。就这样打了数周之后，法军筋疲力尽，无功而返。
比戈着手改造他手下情绪低落、士气不振的指挥体系。他向他的部队宣告：“我们必须忘记那些在文明民族之间经过精心组织的激动人心的战役，认识到非常规战术是这场战争的灵魂。”比戈的改革基于四项基本原则：机动性、士气、领导和火力。要塞防御一直是法国控制农村的主要方法，但现在比戈强调的却是侦察小队的价值，连同确定敌人兵力所在的情报的重要性，以便能迅速部署部队来打击它们。机动纵队的兵员从几百人到数千人不等，摆脱了大炮和重型供给车，从而能在乡村呈扇形展开，从不同方向朝事先选中的目标集结。用这种方法，比戈能够渗入到先前无法攻击到的地区，将战斗打到能在卡比利亚山区的心脏地带，并且让敌人疲于奔命。
然而，要是没有恰当的心理准备，这么一种战略就将是不可能的。士气低落的军人难得会有进攻精神，而比戈在1840年时统率的部队处于最为低落的士气状态。法国的军装和武器装备不适应非洲的气候。由于被限制在疾病充斥的防区以内，并且不断受到阿拉伯袭击者的骚扰，大多数士兵宁愿吃狗肉猫肉和根块，而不愿吃部队供应的过期的面包、质量很差的大米和腌肉，因为这些常常造成剧烈的腹泻，能导致因脱水而死亡。对伤病员的处理也很原始，被指派送往医院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的确，军队医院的条件如此可怕，以致士兵有时自杀，以避免在那里慢慢煎熬地、肮脏地死去。 [ 注：Anthony Thrall Sullivan，Thomas－Robert Bugeaud，France and Algeria 1784～1849： Politics，Powers，and the Good Society (Hamden，Conn．，1983)，85． ]
比戈开始向士兵逐渐灌输一种新的乐观主义意识。他手下的人几乎一迁出他们疾病流行的驻地，健康情况就有了改善。做出了照顾伤病员的新规定，而他们先前在战役期间经常被丢弃给阿拉伯人任意处置。永久性医院取代了不比停尸间好多少的小木屋。装备得到重新设计，士兵徒步行军的负荷被大大减轻。补给改由骡子驮运，而不再用人力或马车运输。小股机动部队现在开进山里，依靠掠夺储粮地窖或者袭击阿拉伯人的畜群生存。对他手下人的福利的关心，加上士兵们对他领导才能的信任，为军事行动注入了新生气。比戈的榜样逐渐感染了整个军官团，导致全军有了信心和干劲。到1843年，他已经使军队重新转入进攻，并且能够仅仅稍有夸大地宣称：他已经使他的部队“比阿拉伯人还阿拉伯人”。
驻留阿尔及利亚期间，比戈关于火力的想法经历了某些变化。起初，他批评法国人组成大型方阵来打仗的做法，它多达3000人，纵深达好几列阵线。阿拉伯人很少尝试以优势兵力攻打这些方阵，而方阵里面的几排纯属浪费，因为他们不能开火。与此相反，比戈提倡采用一些小型方阵，它们有互相重叠的火力区，以便互相给予支援。举枪齐射应当是规则的，开火时间则尽可能往后拖，以便让敌人靠得够近而真正予以重创。但是1836年以后，规模大得足以威胁法国方阵或据点的阿拉伯军队显然已不存在了。小冲突而非阵地战成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常态，因而方阵和火力规则不再被那么强调了。 [ 注：关于比戈的军事改革，见：Gottman，“Bugeaud，Galliéni，Lyautey”；Sullivan，Thomas－Robert Bugeaud，77－91。 ]
比戈肯定是19世纪最能干、最富想象力的战争技术家之一。他塑造了一支有进攻能力的军队，确定自己的目标，然后谋求使敌人在他手下部队的纪律和火力让他占优势的地方投入战斗。当他无法使得阿拉伯人投入战斗时(这在1836年以后愈益常见)，他就打击他们的资源。通过毁了他们的生路，比戈迫使阿拉伯人屈膝投降。
在非洲，劫掠(razzia)或曰袭击源远流长。法国人到来以前，非洲战事的特点是谋求战利品，而非在冲突中杀死对方。激战难得一见，没有章法的小冲突则司空见惯，在其中人们追求的是用震耳的喧闹声吓倒对方，而不是大量消灭敌人。
然而1841年时，比戈将劫掠战法提升到总体战层次。在此以前，法国人只是偶尔才焚毁庄稼和砍倒树木。无疑，比戈对阿拉伯人拒绝立定战斗感到沮丧。而且，尽管他大肆吹嘘法军的机动性，但他的部队常常抓不住四散躲避的敌人。因此，他在米利亚纳附近的上谢利夫发动了他的第一场毁灭性战役。不久，法国部队在阿尔及利亚所经之处，无不留下被烧焦的天地、被摧毁的果园和被夷平的村庄。在这个时期访问过阿尔及利亚的卡斯特拉纳将军为劫掠战法辩护。“在欧洲，一旦(你)主宰了两三个大城市，整个国家就是你的了”，他写道，“然而在非洲，你怎么对付那些与土地的惟一联系就是帐篷外的木桩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夺走他们赖以糊口的粮食，夺走为他们提供穿着的畜群。正因如此，我们对地窖开战，对畜群开战，这就是‘劫掠’。” [ 注：General le Comte de Castellane，Souvenirs de la vie militaire en Afrique(Paris，1879)，268． ]
无论支持劫掠的军事理由是什么，它的长期效应大为有害。当士兵被允许放火、抢劫和强奸时，军纪便很难维持。不久，法军就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彻底破坏之外的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在无节制的暴行之中荡然无存。这场战争的愈益加剧的野蛮在1854年7月达到了顶点，当时阿马布勒·珀利西埃上校将一群阿拉伯人围困于谢利夫以北沿海山区的达赫拉山洞里。在敷衍了事的谈判之后，珀利西埃命令在洞口里面点火。500名阿拉伯男子、妇女和儿童窒息而死。
珀利西埃以耸人听闻和沾沾自喜的文字描述这场暴行的报告传到贵族院，法国立即爆发抗议浪潮。但是，比戈非但没有谴责其下属，反而赞扬珀利西埃，甚至示意这样的行为可能重演。是年8月，圣阿诺德上校活埋了试图在一个山洞里避难的大量阿拉伯人。他咆哮道：“那里埋了500名土匪，他们再也不会残杀法国人了。”在此后两年里，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大规模屠杀事件。 [ 注：Sullivan，Thomas－Robert Bugeaud，127－132． ]
必须说，法国人在海外的行径不比其他殖民列强更残暴：俄国人在高加索、英国人在印度士兵大叛乱期间和德国人在世纪之交至少都是如此。然而，这些大加报道的战争暴行将有长期性后果，其中首要和最明显的便是阿拉伯人经久不绝的敌意。比戈认为没有必要姑息和抚慰其敌手，声称只有通过战争铁拳，他们才会“接受征服的枷锁”。对比戈来说，阿拉伯人的敌意是无法改变的，因此要控制他们就必须压垮他们。 [ 注：Ibid．，129． ] 他还试图在战略要地建立退役士兵村，以保障农村安全。然而没有几个殖民者迈出这一步，结果这些计划被放弃了。
完全征服阿尔及利亚之后，一些官员逐渐将军队视为使阿拉伯人免遭法国殖民者的贪婪和种族主义危害的保护者。然而，仇恨和这些年的征服造成的不信任从未消散。法国军人每时每刻都意识到防范耿耿于怀、敌意不消的阿尔及利亚大众可能有朝一日揭竿而起，将他们抛入大海。因此，他们对于伊斯兰宗教复兴的最轻微的迹象都极端敏感，神经质地害怕这可能激发阿尔及利亚人造反。
比戈的战争方式的第二个后果，在于激怒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从军经历太明显地扭曲了法国军人的价值观，在法国关于给非洲带去文明秩序的宣称与征服的惨痛现实之间掘开了一条大鸿沟。1846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从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满怀那里的法国军政权暴行留给他的惊骇感。后来，他将阿尔及利亚军队的军官们描绘成“愚笨不堪”。 [ 注：Melvin Richter，“Tocqueville on Alggeria，”Review of Politics 25(July 1963)，377． ] 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他们甚至在对待欧洲平民时也表现出来的对于最基本的自由观念的藐视，促进了法国国内的反军主义，那同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加在一起，将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
最后，比戈的战争方式疏远了军队与法国的关系。从欧洲被派到一个伊斯兰地区，军人们的离乡背井感已经相当强烈。他们以自己在为祖国的更大荣耀而战的想法来安慰自己。然而，当他们的艰难困苦在国内被忽视时，他们便感到迷茫困惑，而当他们在非洲的目的遭到质疑时，他们更是心生愤懑。最后，当他们的战斗方式受到谴责时，他们终于暴跳如雷。他们感到，法国既不理解、也不欣赏他们：“我们在非洲这里，损害着自己的健康，玩着命地打仗，为法兰西的光荣奋勇努力，而那些最无知的旁观者却能侮辱我们，诽谤我们的目的是向我们灌输一种既非这个世纪、也非一个军人可有的犯罪感”，圣阿诺德怒吼道。“滚开，骂街者！” [ 注：Sullivan，Thomas－Robert Bugeard，130． ] 这种遭受了“不公正对待和歪曲”的感觉促使驻非军队在心理上离群索居，从他们是一帮离乡背井的手足兄弟、放逐国外的职业军人这一事实寻求慰藉。对他们来说，法国是个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可理解的国度。他们陷在两种文化之中，既不能成为非洲人，又回不了祖国。
人们已频繁地注意到对于法国军民关系的这种态度的长期效应。在本文研究框架内有趣的是它对于在殖民地作战的影响。在殖民地的军事行动并未因此失去它们的任何残暴性。相反，除了少数军官外，大部分军人在法国自然遭非难的感觉打消了考虑宗主国感情的任何需要。在法国，军队越来越不得人心，19世纪40年代的战役以及后来在西非的作战使整个殖民事业声名扫地。加利埃尼和利奥泰的理论正是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来予以理解。
二
加利埃尼和利奥泰是两个最经常地与法国第二阶段殖民扩张相连的名字，这个阶段始于第三共和国时期。诚然，阿尔及利亚人的抵抗于 1847年终止后，法国的帝国扩张并未停顿下来。法国海军在越南建立了沿海基地，费代伯将军扩展了法国在塞内加尔的立足之地，此外还有倒霉的墨西哥冒险。然而这些都是相对有限的行动。19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军人突然张口吞噬非洲极大一块土地，入侵马达加斯加，并且将法国的权势扩展到印度支那腹地。
自从比戈的那个时候以来，殖民军人在第三共和国之下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首先，军事技术进步使得在非洲的欧洲人拥有了对于其敌手的巨大优势。法国人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时，阿尔及利亚人拥有至少8000支滑膛枪，足以剥夺征服者任何重大的技术优势。在战场上，阿富汗式长筒滑膛枪(jezail)的射程实际上能超过专为近距齐射设计的法国滑膛枪。征服的关键在于训练，而非占优势的武器。法国人在火力方面拥有的惟一优势——他们的大炮——也被比戈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因为它太重，缺乏机动性。
在19世纪最后25年，枪栓和连发步枪的运用赋予法国人对其敌手的无可匹敌的优势，因为后者装备的还是各式各样老式或原始的武器。甚至在法国人的对手——如萨摩里和某些摩洛哥部落——设法获得现代步枪时，他们也难得拥有足够数量的这种武器和适当的弹药供给，或者未形成充分发挥其威力所需的先进的射击训练。
19世纪90年代，马克沁式重机枪的引入加强了法国的火力，这种武器可在1秒钟之内连发11次。由于太重而被比戈放弃了的那种大炮被轻便的“山炮”取代，其口径为80毫米，后来是65毫米，可以拆开，放在骡子和骆驼背上驮运。在摩洛哥，法国人甚至能够用他们的 75炮。法国人的对手难得有火炮，而且当他们获得火炮时，那也通常是过了时的老古董。技术上的领先明显地增强了法国人的征伐力量。它们还使得法国人可以用数目较少的兵力来战斗，因为火力强度不再与士兵数量绝对相关。较小规模的征伐能增加机动性。火炮还使得法国人能够突入被称为“塔塔”(tatas)的、由土石筑成的堡垒，它们星罗棋布地见于非洲地表上。经过训练的小规模部队用快速连发步枪和火炮武装起来，现在能够打败规模大得多但装备旧式武器的军队。优越的火力无可争辩地是法国人对其非欧对手拥有的主要优势。
法军景况不同于比戈领导时期的第二个方面，同创建适合于在殖民地服役的团队有关。正如业已说过的那样，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主要是由宗主国的法国人团队实施的。然而，少数富有想象力的指挥官已开始发展出专门的土著团队。
随着19世纪逐渐过去，法国越来越依赖当地士兵为它打仗。1857年，费代伯招募了第一个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团。在东京、马达加斯加、越南和撒哈拉也招募了土著部队，从此时起在法国海军官兵指导下服役，这些官兵还为土著团队、外籍军团和法国军训部队提供了大部分军官和军士。最晚到1900年，殖民地部队已经占到法军兵力的十分之一。 [ 注：“殖民地军人”(colonial soldier)或许是个令人混淆的术语，尤其是在本文论述的范围内。实际上，法国拥有两种殖民地部队。一种是“非洲军”(armée d’Afrique)，由北非士兵和招募来在马格里布国家服役的白人团队组成，包括外籍军团(Foreign Legion)、非洲营 (bataillons d’Afrique)、轻骑兵(Zouaves)和非洲狙击兵(cbasseurs d’Afrique)。第二种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军”(armée coloniale)，脱胎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印度支那和其他殖民地征召的海军陆战兵(infanterie de marine)和土著步兵(tirailleurs)。直到1900年在陆军部内被赋予单列地位为止，殖民地军始终是法国海军的一个分支。不过，这些分类从来不是绝对的。外籍军团被用于苏丹、达荷美、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土兵(Algerian tirailleurs)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打仗；海军陆战兵和塞内加尔土兵(Senegalese tirailleurs)参加了对摩洛哥的征服。宗主国军队里的军人被调派到殖民地也相当普遍，加利埃尼和利奥泰两人就是例子。 ]
法国人所以选择依靠土著部队承担帝国扩张重任有许多原因。法国军官声称，在殖民地征召的这些人比白人更有适应能力，后者在非洲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容易大量死亡。主要为了说给国内人听，法国军官还辩称征召土著是“分而治之”政策的一部分，而这种政策有助于分化非洲人对法国扩张的抵抗：法国人不再征服非洲人；非洲人在为法国征服非洲人。如此，暴行或许可以被说成是非洲人、而不是法国人无法无天的结果。
喜欢使用土著团队的另一个原因在费用方面。对土著人几乎不付任何报酬，他们往往只是为了得到一支新步枪和劫掠战利品的前景就签约打仗。他们能够就地糊口，不需要与法国部队形影相随的供给运输。
法国殖民地军人喜欢上土著部队，还由于一个同普法战争过后法国立即开始实施普遍征兵制相关的原因。尽管殖民地军人声称法国的应征入伍人员不适应殖民地环境，但他们的真正担心，在于从平民征召而来的士兵会把政治影响带到海外。殖民地军官们最不乐意的一件事情，是议会调查委员会奔波于各个殖民地，回应满腹牢骚的应征入伍者的抱怨。比戈时期的军民关系很糟糕，这使殖民地军官们认识到一个对外封闭的职业军团有多好。1900年，他们在法国和法国本土军队之外孤身自处的渴望得到了充分实现，其时殖民地军队被赋予独立的组织存在和地位。
影响19世纪末期殖民军事行动的第三个因素，在于围绕殖民地争夺的那种紧张的国际竞争气氛。1884～1885年关于刚果问题的柏林会议确立了“有效占领”原则，将其当作殖民地要求权的先决条件。它还宣布德国已加入角逐非洲领土。由江洋大盗精神支配的法国殖民地军人跃跃欲试，准备立即投入到争夺非洲大陆的扩张大潮中去。
殖民征服由于国际竞争变得迫在眉睫，在怀抱民族主义狂热和勃勃野心的法国殖民地军人心目中更是十万火急，这就往往导致最起码的战术谨慎观念被不顾后果的领土攫取狂热所压倒。比戈讨厌供给线，喜欢派遣快速突击部队深入阿尔及利亚腹地。但他的经验证明，这些作战行动不能拖久，因为它们造成的人员和牲畜损失过大。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London and Boston，10s3)，83． ] 而且，比戈的快速突击部队在军事上有一定道理，但在苏丹西部地区往往并非如此。到 19世纪80年代，独立的分遣队已开始冒进到远超过甚至是比戈会认为的安全极限之外。通常，火力足以使法军摆脱困境。然而不只一次地在西非，分遣队深入到尚未勘探地区，结果只是补给消耗殆尽。它们于是被迫后撤，在此之前往往留下一个岌岌可危的前哨据点，它距离太远，在遭到攻击时无法有效地给予支援。 [ 注：A．S．Kanya－Forstner，The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Sudan (Cambridge，1963)，188－189． ] 1895年，一支8000人的法军分遣队从马达加斯加海岸的马任加出发，行军350英里前往塔那那利佛，途中在瘴气肆虐的沼泽地饱受可怕的磨难，到达荒凉的中部高原时近乎全军覆没。经过三个月跋涉后，它离目的地仍有125英里之遥。迪舍斯纳将军不得不挑选出3500名身体最棒的军人，命令他们前往塔那那利佛，否则在途中死去。
19世纪最后几年里，在殖民战争中漠视常识的情况变得尤其显著，其时“快速突击部队”到了离奇的地步。马尔尚史诗般地穿越非洲到达法绍达，还有富罗－拉米、武勒特－夏努瓦纳和埃米尔·冈蒂勒的援助使命，共同构成人们常说的三路“抢先奔向乍得湖”。它们表明，军事规划在多大程度上给殖民军人的野心及其在国际竞争中抢先的欲望牺牲掉了。马尔尚的3000英里远征是毅力的辉煌展示，鼓舞了法国的中小学男生。然而，他的远征的军事目的从来就模糊不明。只有两件事能落到他头上：或者被马赫迪的武装干掉，或者被基切纳的部队消灭。富罗和拉米的250人分遣队沿沙漠小径从阿尔及尔前往乍得湖，它所以能生存下来，靠的是枪毙人质和包围水井，迫使口干舌燥的当地居民献出食物和牲畜。臭名昭著的武勒特－夏努瓦纳部队很快就失去了所有军事凝聚力，因为无法自填饥肠；他们通过尼日尔河以东的乡村蜿蜒前行，一路攻袭抢劫，杀人夺命，直到两名首领在其手下非洲人辅助部队的一场哗变中丧生为止。冈蒂勒从南面沿沙里河向前推进，一路上碰到由苏丹冒险家拉比建造的一系列要塞。由于经常需要返回布拉柴维尔补充人员和供给品，他用去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才抵达乍得湖。
影响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殖民战术演变的最后一个因素，在于军队的政治演变。脱胎于拿破仑战争的军队包含有大量这样的军官：他们按照当时的标准，被认为是左派。复辟的波旁王朝从未信任过它的军队。军队在1830年履行其“光荣使命”(trois gorieuses)时缺少热情，这很大部分可以归因于军队与复辟王朝之间的鸿沟。19世纪初期的工科大学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因此，炮兵和工程师尤其被认为是“共和派”的武器。
然而随岁月的流逝，军队的政治重心向右摆。这一变化更多的是缘于军队的官僚化，它使得军队关心维持秩序，而非保守阶级人士被大量吸引去从军。像曾因极左观点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卡芬雅克那样的军官，在1848年并不认为身兼共和派与反革命派有什么矛盾。然而，军队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镇压巴黎工人，圣阿诺德之类军官协助路易·波拿巴发动1851年12月2日政变，最后还有军队在1871年猛烈镇压巴黎公社，这些都向左派表明他们不再能够指望得到军队支持。德雷福斯事件是军队罕有的一次大灾难，因为它在广大中产阶级中助长了对于军事正义和军事心理的玩世不恭的观点。它打破各政党中间的一种共识：军队不可侵犯。像教会一样，军队现在前所未有地被投入政治世界。从 1899年起控制政府的左派政客现在准备利用任何军事丑闻，以促进自己的目的。右派同样准备不择手段地来维护军队。
法兰西帝国主义的显著军事特征使得殖民主义者易受左派的反军主义抨击。几乎没有什么政客对军事改革或停止在非洲的殖民竞赛认真地感兴趣。然而，殖民军事行动被扯进了国内政治。这在1885年首次变得明显起来，当时众议院以尼格里埃在印度支那谅山的败北为借口，推翻了热衷殖民的茹费里政府。到19世纪末，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联姻造成了更多政治后果。右派大声抱怨政府在法绍达的退让。1899年夏天，武勒特－夏努瓦纳部队所干的暴行传了出来。对军队和中右势力来说，这消息传出的时间糟糕透顶，因为当时正在雷恩对德雷福斯上尉进行充满政治意味的重新审判。1901～1902年图阿特远征期间，2.5万头骆驼死于缺乏经验的法国士兵之手，这加上征服一个年贸易量“还赶不上一个大城镇食品杂货店”的地区糜费巨大，在议会里激起了对于“阿尔及利亚将军们”的指责，并且导致提出一项将军事行动置于文职总督监管之下的法案。对摩洛哥的征服为人们对士兵和殖民主义者的政治指责提供了数不清的机会。社会主义者领袖让·饶勒斯总是能被指望来响亮地谴责在殖民地的任何军事暴行——例如，1913年社会主义者召集了10万以上送葬者参加大兵阿埃努尔的葬礼，此人在突尼斯训练营内死得不明不白。
到19世纪80年代，反军主义力量在法国愈益增长，殖民运动因而愈益脆弱，这就需要一套新的殖民征服方法。加利埃尼和利奥泰的战略理论就是对这种新环境的回应。
三
约瑟夫－西蒙·加利埃尼在初到非洲的几年里，与其他野心勃勃、鲁莽狂躁的年轻军官并无二致。然而，到1890年，他对法国人那些彻底蹂躏了苏丹西部大片地区的不计后果、缺乏准备的远征似乎已变得真正不安起来。他呼吁停止军事行动，让遭到破坏的地区能够休养生息。加利埃尼争辩说，用迎合非洲商人利益的办法，法国就能够在不进一步求助于残暴的武力的情况下扩展自己的势力。这些观点使加利埃尼引起了欧仁·埃蒂安纳的注意，后者是来自奥兰省的议员、殖民事务副国务部长，也是众议院内强大的“殖民派”的未来领袖。正是通过与埃蒂安纳的接触，连同作为1889年设立的一个部委员会内的军方代表(该委员会是为了就法国在上尼日尔河地区的未来政策路线提建议而设立的，它极其敌视法国殖民地军官)，加利埃尼充分得知了法国本土对在非洲的军事残暴的不满。然而，他的观点并未占上风，而当他的一个竞争者路易·阿尔希纳上校在1892年再度被任命为苏丹“最高司令”时，他调往东京任职。
在印度支那，加利埃尼被赋予的任务是平定其最北部，那里大受已被法国人从沿海据点赶出去的中国“海盗”——黑旗军的骚扰。加利埃尼摒弃大规模作战或“前线”观念，实施他称为“渐进占领”的方法。建立据点，在其周围将派兵来回巡逻，逐步扩展控制区，直到它们与一个邻近据点所在的控制区相接。与此同时，据点还会变成一个集市来吸引当地人，往往是依靠高于市场价购买他们的物品。当地人的到来使得法国人能够与之接触，收集情报，但首先是能够显示同法国人合作就会有繁荣。当地人感激通过法国人主持建造道路、市场和其他公共工程而来的经济重建，认识到殖民主义的好处，集结在占领当局周围。
加利埃尼的观点被他热诚的下属于贝·利奥泰汇编成籍，并且详加阐述。乍一看，这两个人似乎毫无共同之处。加利埃尼的社会出身相当低，利奥泰则溯源于诺曼底和法国东部边境的大贵族，并且公开鄙视法国资产阶级的“平庸”。加利埃尼是一位在殖民地军队度过其大部分生涯的粗犷刚强的悍将，而利奥泰到殖民地时年纪已上了40岁。在此以前，他一直在参谋本部的职位上和在时髦的骑兵团中服役。加利埃尼对第三共和国的忠诚远非利奥泰能够相比，后者对逝去的君主制心怀眷恋。加利埃尼为人冷峻，朴实无华，性情内向，利奥泰则待人热心，情感奔放，是个极有魅力的人，即使有点儿脆弱。
这两人在东京、随后又在马达加斯加的相遇和合作纯属偶然，但影响了未来多年的法国军事方针。不清楚利奥泰在多大程度上想被派往东京。他尽管(或许正因为)显然前途远大，但在军中人缘不好。由于非常雄心勃勃，他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选择了晋升缓慢、职责单调的军事生涯，而且瞧不起缺乏想象力和迟钝呆板的同事们。1891年，他将自己的挫折感以文字形式在一篇文章里发泄出来，刊于很有名望的《两个社会》(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该文题为“军官在普遍军役制下的社会责任”，用大量笔墨抱怨第三共和国法军未能适应普遍兵役制。利奥泰勾画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军官们“了解他们的坐骑甚于了解他们的士兵”，参谋本部沉醉于野心，听任关于战争研究的过于学究气的方法，其成员不惜一切代价规避担任部队指挥职务。利奥泰尤其谴责军官团没有领会阿尔贝·德门上校和路易·勒瓦尔将军之类改革者的精神，他们将军队看作是一个能够调和那些使法国人四分五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分歧的机构，一个能够赋予他们共同目的感和爱国主义的机构。“军官的社会责任”一文显示利奥泰是个沮丧的理想主义者，徒然追求一种会塑造国家团结和导致法国复兴的事业。
1894年，利奥泰被派往印度支那，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值得为之效劳的人和理想。尽管在背景和性情方面大相径庭，但加利埃尼和利奥泰绝妙地互补，从而相得益彰。加利埃尼是个典型的军人，认为平定局势本质上是军事问题，即使他准备使用政治和外交来达到军事目的。利奥泰吸收了加利埃尼的方法，但谋求将它们升华为一套能使殖民扩张同他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调和起来的普遍体系。这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因为利奥泰认识到，他的理想化版本的殖民主义至少包含两个与生俱来的矛盾。首先，殖民主义意味着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因而剥削另一个种族。其次，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殖民扩张代价高昂。利奥泰打算如何使他们相信殖民地军人正在为法国夺取的大片沙漠、灌木林和热带森林能最终使殖民地国家受益呢？
1900年1月，《两个社会》杂志发表了利奥泰的第二篇文章，题为“殖民地军队的责任”，其中对上面的问题做出了部分回答。该文褒扬加利埃尼在东京采取的办法。不仅如此，它还宣称，法国本土的军官们似乎不愿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已由殖民地的军官们承担了起来：“殖民地军官首先根据其社会责任来界定自己。”殖民地军人不只是一介武夫，他还是行政管理者、农夫、建筑师和工程人员——简言之，他从事为了发展他掌管的地区所需的任何技能。利奥泰声称，在殖民地，战争是一种建设性力量，是饱受无政府状态蹂躏和东方专制主义苛政折磨的国度实现经济复兴的前奏。殖民地军队成了“一种行进中的组织”，运用经济、政治和外交武器将征服的暴虐减至最低程度。这样，殖民主义就不再是一个种族剥削另一个种族，也不再是强加的外国统治。殖民主义导致进步，因而既有利于征服者，也有利于被征服者。和平、稳定以及商业和农业资源的开发最终将意味法国与其殖民地两相得益。不仅如此，这还可以“联合”土著精英一起来做，途径是实行一种柔性和灵活的保护国体制，谋求引导传统的等级制，而不是用那些迂腐守旧的法国官员们取而代之，他们试图像操作法国国内各省那样来掌管东京或马达加斯加。
但是，利奥泰的文章有个几乎没有讨论的第三方面。1900年，一份法案提交议会，规定使殖民地军队脱离海军管辖，赋予它一种在陆军部内的独立地位。利奥泰试图影响关于该法案的表决，办法是不仅赞扬殖民扩张的好处，而且声称建设帝国的伟大任务需要“一支殖民地军队，即一支真正的殖民地军，而非仅仅是在殖民地的军队，两者不是一回事”。殖民军需要“自治”，以免被宗主国军队“同化和官僚化”，或者被塞满这样的军官：他们到殖民地是“为了再打奥斯特里茨战役……没有准备好去履行殖民地军官日常的和惟一有利可图的任务，即那种需要耐心、吃力不讨好和默默无闻的工作”。 [ 注：Hubert Lyautey，‘Du róle colonial de l’Armée，’Revue des deux mondes 157(January 15，1900)，324－325． ]
“殖民地军队的责任”一文是重要的，即使仅仅出于一个原因，即宣告殖民地军人正在形成一种使他们不同于宗主国同事的心理，连同一种不仅包括殖民地开发、也包括法国精神重建的使命感。“一个人一跨出法国大门，就不可能不在每个地方都认识到我们方法的起伏不定和我们影响的衰减，”利奥泰写道，“……〔法国〕之外的这一生活使我们困惑，使我们痛苦”。然而，通过殖民行动来拯救民族的希望冲淡了他的悲观情绪。根据利奥泰的观点，殖民地证实了“法国人个人绵延不绝的 (即使并非愈益增长的)价值”，而这价值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精力和意志资源，决不能将其浪费掉”。对利奥泰来说，殖民地军队将提供所需的活力和骨干来恢复“法兰西种族”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 [ 注：Ibid．，238． ]
至少在表面上，“殖民地军队的责任”一文为解决殖民地征服与开发问题提供了一种明智和人道的办法。难道有谁能不赞扬严厉批评官僚作风之极端愚蠢的官员？又有谁能不喝彩强烈反对战争之破坏性、设想一个美妙的殖民世界的殖民地军人？在其中，土著人在开明的殖民地军人和行政官员指导下，其乐融融，繁荣富足。然而，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起了作用？”这篇文章究竟只是对于一个理想世界的想象，是旨在确保殖民地军队法案通过的宣传，还是对法国海外殖民方式的一项真实写照？答案或许将见于法国对摩洛哥的征服，那同利奥泰的名字有抹杀不了的联系。1903年，他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边境的南奥拉内军区司令。这个魔术师的学徒现在自己成了魔术师，可以自由地在摩洛哥应用“加尼埃尼方法”。这番经验将证明，利奥泰的理论既太狭隘，又太理想化。
狭隘性必不可免地出自他关于人在本质上是经济动物的观点。在摩洛哥，他告诉手下军官：“我们殖民军事行动的目的总是、并且首先是经济性的”。 [ 注：André Le Révérand，Lyautey(Paris，1983)，283． ] 因此，军事工程人员修建一个个将成为“吸引中心”的据点，在那里摩洛哥人能以远高于他们在塔菲拉勒和非斯会达到的价格出售山羊、绵羊、骆驼和马匹。他们也将乐意找军医看病，后者是利奥泰作为“赢得人心”式征服方法的一部分引进的。然而，集市从未确实成为利奥泰所希望的“分解持异见者的大力量”。摩洛哥人并不认为此刻同法国人做生意、接着又劫掠他们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利奥泰人为地抬高价格，将商业抽离塔菲拉勒和非斯，从而疏远了那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1906年，这些人下令抵制法国集市。到7月间，在法国据点进行的贸易已萎缩殆尽。 [ 注：Ross E．Dunn，Resistance in The Desert(London，1977)，116－119． ]
摩洛哥人也没有表现出要在法国据点定居的动机。法国人领导的部队在行为方式上可以非常傲慢，策马奔入一个“友好”的村镇索要一头绵羊或几只鸡，以备晚餐之用。法国人惯于为自己没完没了的护送运输征用骡子和骆驼，这种做法也不得人心。最糟糕的是，到法国据点附近定居可以证明是危险的，因为法国军事司法倾向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土著居民当作一个整体处理，随身惩罚那些离他们最近的人。 [ 注：Hubert Lyautey，Vers le Maroc(Paris，1937)，276． ] 因此不奇怪，利奥泰的“经济渗透”计划到1906年年中时已经瓦解。
利奥泰的军事改革不比他的经济改革更成功。他是法国军队中最有名的“本土化”提倡者，主张减轻手下部队的负荷，增加其机动性。他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在非洲，一个人靠移动来自卫。”在许多方面，这是有道理的。然而，他创建特种单位的企图在一个老问题上碰了壁，那就是如何将机动性与可靠性调和起来。他依靠土籍游击单位为其据点提供纵深安全。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他们有其弊端。如果得到正规部队的就近支持，他们便足以应付阿拉伯人的侵袭。然而在正式的战斗中，他们可以证明是个负资产：在五分钟内射完所有枪弹，如果遭到进攻就逃之夭夭。 [ 注：Charles Kuntz，Souvenirs de campagne au Maroc(Paris，1913)，20－21．又见L．Lehuraux，Le congnquérant des oasis，Colonel Theodore Pein(Paris，1935)，87－89． ] 让一个儿子参加土籍部队、而剩下来的人参加法国对手行列的家庭并非罕见。毫不奇怪，进攻往往并不猛烈，没有法国军官们会喜欢的那种激情。少数负责带领土籍部队的军官死于身后飞来的流弹，这可能是征召来的土兵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开火的结果，他们就是以此闻名。不过，没有人很信任土兵。当然，土兵在军事上的用处是有限的。法国军官反复发现自己游击队的机动性赶不上他们被派去抓捕的一帮帮袭击者。土兵的装备往往不那么好，只能满足于剩余的法国武器，与此同时他们的对手却能在公开的市场上买到最新式武器。小股行动的摩洛哥人继续袭击法国供给部队，抢劫已向法国人“屈服”了的部落的牲畜，而土兵们很少能够追捕到袭击者。 [ 注：Douglas．Porch，The Conquest of Morocco(New York，1983)，185－186． ]
利奥泰的“行进中的组织”需要一个可靠的情报网。如果法国人希望把抵抗减小到最低限度，就必须正确地了解土著人部落、它们的划分以及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利奥泰责成情报局研究土著人部落，派出谍报人员，贿赂那些可能为法国来发挥影响力的人。作为一个起草人种学研究报告的学术机构，它成绩卓著；但作为一个谍报机构，它大体上是失败的。情报官员花钱甚多，收益却很少。部落里面的人提供给这些官员的情报或者模棱两可，或者支离破碎，他们总是留一手，等到下次交易时再出卖。 [ 注：Said Guennoun，La montagne berbere(Paris，1929)，107，137． ] 不缺渴望掏利奥泰的钱包的摩洛哥人。然而，分发贿金的法国军官对摩洛哥社会只有浮光掠影似的了解，因此几乎不可避免地发错了对象：根据摩洛哥酋长雷苏尼的说法，贿金被送给了“没什么影响的小人物”。“他们夸下海口，却无力履行”。 [ 注：Rosita Forbes，El Raisuni(London，1924)，194． ]
机动性不如敌人，再加上情报不足，法国人只能依靠摆在面前的惟一选择——劫掠。如果他们惩罚不了肇事者，他们就会惩罚他们能够抓到的人。“利奥泰方法”在实践中沦落成一系列为了所受伤害进行的报复性袭击。可怕的劫掠被制度化和永久化了。“经济渗透”、“吸引地带”、“土著政治”以及“行进中的组织”听起来愈益像那么多空洞的陈词滥调。诚然，利奥泰从未排除使用武力——他偶尔承认“在这个国家，只有武力才带来尊敬”。但是，如果将利奥泰“赢得人心”的征服方法看作是一种哲理信条，它就有了一种古怪的维多利亚中期的色彩。它假定所有人，即使是阿拉伯人，都能被教导来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而这利益是由欧洲人界定的；只有少数狂热者才需要更有说服力的方法。随1857～1858年印度土兵大叛乱，这一观点在英国已大致名声扫地。利奥泰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保守分子，深受历史和他自己那种牌号的部落文化的影响。这么一个人为什么竟会鼓吹这么一种信条？原因必须到政治领域而非军事理论领域中去寻找。
在东京，加利埃尼忙于平定边境地区。他无意将法国的占领扩展到中国，而只是要制服在北部活动的黑旗军。在我们能够了解他在东京取得了多大成功之前，需做更多研究。他和利奥泰声称，他们的和平方法已结出硕果。实际情况可能在于，越南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敌意是如此强烈，以致越南人宁愿接受法国人，而不愿接受他们的传统敌手。或者，越南人可能已被战争拖垮，筋疲力尽而后屈服。 [ 注：J．Kim Munholland，“‘Collaboration Strategy，and the French Pacification of Tonkin，1885～1807，”The Historical Journal，24，no．3(1981)，6m－650． ] 无论在东京的情况是怎样，在摩洛哥，利奥泰的方法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虽然互相间有部落对立，但摩洛哥人确实怀抱一种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共同意识，并且持有对苏丹的共同忠诚。利奥泰两度试图通过在摩洛哥更深处的贝尔沙和艾因角建立据点来向前推进，但都失败了，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在巴黎激起了抗议。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们激发了一场1908年在摩洛哥东部的部族起义。法国随后的入侵使得它在东部的占领能够扩展到阿特拉斯山麓。摩洛哥并非被利奥泰的“行进中的组织”所征服。恰恰相反，法国人每次试图通过无论外交的或军事的“和平渗透”方式行事，最终都激起一番反应，需要法军大部队入侵来对付。作为一项边境平定原则，利奥泰的“行进中的组织”收效寥寥，而作为一项殖民征服信条，它一败涂地。
那么，为什么一个神话——法国人征服摩洛哥依靠说服远甚于依靠武力——仍然流传不绝？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赢得人心”更多的是对法国人民搞的公关把戏，而非在摩洛哥可行的军事原则。就像在所有游击战争中那样，利奥泰面临的难题是使一群坚定的斗士得不到平民百姓的支持和同情。他的“经济渗透”政策旨在说服温和的中间派，使之相信他们的利益在于支持法国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办法，作为军事实践最终失败了。
利奥泰所以继续推进“赢得人心”方针，远为更多地是出于对法国国内而非摩洛哥政治形势的考虑。只有靠着声称他正在使摩洛哥“文明化”，声称摩洛哥人实际上宁愿要法国的势力存在而非他们自己通常的无政府状态，他才能向怀疑殖民扩张的价值的法国公众兜售殖民扩张。“赢得人心”方针(或如利奥泰所称“土著政治”)意在吸引这么一些法国人：他们对于法国军人坚持要纳入法国三色旗下的灌木地和沙漠抱着至多是模棱两可的态度。 [ 注：Porch，Conquest of Morocco，187－188． ] 通过经济渗透与和平关系进行帝国扩张在非洲行不通。突尼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说从地图上看，现代的阿尔及利亚像是要将其东邻挤出马格里布，那么原因就在于突尼斯的法国军人试图通过贸易和外交将自己的势力扩展进撒哈拉，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人却采用了一种更为强硬的方法。 [ 注：Kenneth J．Perkins，Quaids，Captains and Colons：Frenc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lonial Maghrib，1844～1934(New York，1981)，154． ] 军队是随其刺刀尖、而非伴着微笑和贸易条约向前推进的。
人们务必要小心，不要把利奥泰描绘得太阴暗。他基本上是个仁慈的人，其征服方式远不及例如在苏丹的海军军官们的做法那般残酷。而且，他是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往往能够只凭自己的人格力量来使摩洛哥人倾向于效忠而非造反。尽管如此，仍然很难——如果并非不可能——将他的个人才能转变成殖民政府的有效体制，尤其是碍于法国人严苛的官僚体系。同样，利奥泰虽然有看似无穷的个人魅力，但也无法阻止大批部落整个倒向阿卜杜·克里姆领导的1925年里夫起义。
利奥泰观点的狭隘性就是如此。那么，他的理想主义又是如何促成了他的失败？利奥泰设想的殖民主义是“两个民族之间旨在消除贫穷和苦难的友爱联合” [ 注：Le Révérand，Lyautey，95． ] 。然而在实践中，即使像利奥泰这么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使殖民体系达到理想状态。对摩洛哥的保护制剥夺了苏丹的权力，欧洲人取代摩洛哥人实施行政管理，与此同时移民占有了土著人的土地。尽管利奥泰训诫说摩洛哥人并非劣等人，而只是“有所不同”，但种族主义猖獗如故。在军队统治的部落地区，军官指导下的“间接统治”极为经常地意味着有法国势力撑腰的酋长进行无情剥削。对权力的最大，滥用或许发生在南部。在那里，利奥泰让“阿特拉斯的王爷们”能够不受拘束地作威作福，任意妄为。结果，马达尼埃尔·杰拉乌伊简直像一个黑手党头目那样统治着马拉喀什，往下一直控制到该城的4.3万名妓女。“你无法用纯洁的方法去统治殖民地”，这就是利奥泰为之辩护时所能说的一切。诚然，法国人给摩洛哥带来了稳定，从而使经济能在有限范围内得到发展。然而，从中受益的是行政管理者和移民，而非广大的摩洛哥民众。
四
如果非洲是靠法国的刺刀、而非“赢得人心”方针赢来的，那么法国人从自己的殖民经验中汲取了什么样的军事教益？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1914年以前欧洲的战术信条？在讨论一个关于战争方式的殖民流派时，要从如此多样的经验中提炼出一套基本的军事原则绝非易事。军事行动的形式可以由敌人的性质、地形的性质或国内政治压力决定。
对法国殖民方法产生首要并且最明显影响的是敌人的性质。在相当于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欧洲以外的战争中，法国人遇到的对手在组织水平上大为参差不齐。有些敌人组织得当，而且装备精良，例如达荷美国王的军队，它包括所谓“亚马逊”分遣队。这些部队能按照行列开火，提供掩护性火力，从纵深队列开始组成延展的阵线，并且展开侧翼包抄，虽然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并不一定使它们在军事上变得有效。 [ 注：R．A．Kea，“Firearms and Warfare in the Gold Coasts from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 turies，”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2(1971)，185－213． ] 其他部队是半组织化的，例如阿卜杜·卡戴尔领导下的阿拉伯人、萨摩里指挥下的“索法”(sofas)、拉比在乍得湖畔的军队、或者在越南的黑旗军。他们拥有还算现代化的武器和起码的军事组织，并且有所训练，以致虽然达不到欧式操练和纪律标准，但至少使他们对本地敌人占有显著优势。法国人的第三类对手仅拥有原始的武器，例如图阿里格人 (Tuareg)，其武器由长矛、宽剑和盾牌组成。其他许多非洲人至多也只有设计来打猎或使动物远离庄稼、而非用于战争的火枪。当然，这些类型当中有些可以并且确实互相重叠。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黑旗军和萨摩里都开展过事先精心策划的战斗，并且诉诸于游击战的伏击战术和破坏交通。法国人在国外遇到的敌人就战术和武器而言五花八门，无怪乎他们拒绝确立普遍通行的殖民战法，断定重要的是随机适应冒出来的每一样形势。
指挥官在战役开始时最重要的考虑，在于选择与敌人的性质和战役目的相匹配的目标。法国人可以从事直接的入侵和吞并，也可以从事边境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的矛头所向用英国将军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的话说，都必须是敌人“最珍视”的东西。首都或其他抵抗中心提供了最明显的目标：突尼斯、塔那那利佛、非斯、马拉喀什或阿波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动一支突袭部队夺取目标。如果幸运的话，抵抗会随之崩溃。要塞亦为攻击目标。在印度支那战事的早期阶段，大多靠海军两栖袭击夺取沿河堡垒。在西部苏丹，非洲人常常选择固守其土石堡垒“塔塔”。正如埃米尔·冈蒂勒在沙里发现的那样，要猛攻这些堡垒可能代价高昂。然而，用泥巴和石块筑成的防护墙极易被大炮攻破，它们甚至根本挡不住法国人在战斗中携带的80毫米轻型加农炮的轰击。一旦打开一个缺口，武器和训练都占上风的法国人通常便所向披靡。
最少让人头疼的，是那些凭着一股热血向法军方阵发动自杀性攻击的敌人。此类战斗有力地显示了法国火力的优势和抵抗的无效，它使随后的平定变得容易得多。比戈1836年取得锡卡珂河大捷，1844年又在伊斯利赢得对摩洛哥人的辉煌胜利，它们虽然未能一举结束抵抗，但确实证明了使敌人投入会战的价值。达荷美的军队尽管组织周密，但比较容易地被击败了(实际上这也正是因为它组织周密)。在西部苏丹、图阿特和摩洛哥，法军能大批击毙没有掩护的正面进攻者。这有助于在敌人的队伍里撒下不和的种子，拆散部落联盟，让征服能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逐步进行。使敌人在法国火力优势将证明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投入战斗，这就消除了实行约米尼传统的复杂的机动战略的必要。
一旦敌人在战斗中遭到重创，或其主要基地被夺取，他们就可能诉诸游击战。尽管像萨摩里那样的某些游击队领导人足智多谋，但法国人的火力优势通常都会使得精心策划的伏击代价高昂，与此同时法国人的损失却微不足道。
大多数“持异见者”认识到在战斗中抗击入侵者的困难，因而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属地范围内。法国人的任务是使他们确信除屈服外别无他途。由于集市很少证明像利奥泰希望的那样，是“分解持异见者的大力量”，因而法国人通常被迫乞灵于动用“大兵力”(force majeure)。劫掠是被青睐的征服一块领土的办法。它对士兵来说肯定最有利可图；劫掠所得撑着一支袭击部队，并且使之更具机动性。然而，劫掠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敌人感到恐怖，并且陷其于饥馑之中。在西部苏丹，法国常常缺少训练有素的部队，土著辅助部队便被用来将大片乡村地区破坏一空，以迫使幸存者因消耗殆尽而投降。利奥泰声称，殖民地军人仅仅使用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武力，他们绝不忘记今天的敌人就是明天的盟友。然而，上面那些做法是对利奥泰所言的嘲弄。利奥泰关于吓倒而不是消灭敌人的训诫通常成了耳边风。劫掠奏了效，因而包括利奥泰本人在内的殖民地军官都使用劫掠这个办法。
地形的性质是影响殖民地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要素。从真实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殖民战役都是在“对自然”作战，如同对敌人作战一样，甚至还有过之无不及。往往令法国人头痛的与其说是敌人的实际战斗力强，不如说是接近不了敌人。例如，根据埃洛上校的说法，马达加斯加的霍瓦人本有可能给筋疲力尽和战线过长的法国人造成重大损伤，“要是叛乱者的勇气及得上他们的机动性的话。然而，对直接遭遇法国部队的担心，连同对刺刀的恐惧，使得他们一见法军挺进过来便逃之夭夭”。 [ 注：Sonia Howe，The Drama of Madagascar(London，1938)，320． ] 当时，如同在东京、西部苏丹以及早年在阿尔及利亚那样，在马达加斯加，困难更多地出自地形和气候，特别是疾病，而非造反者的子弹。需要快速穿越疾病充斥的地区，没有可供补给车辆行走的道路，缺少食物，经常还缺水，在山地或沙漠条件下作战困难重重，而且行军距离非常遥远：所有这些迫使法国人按照地形走势安排作战行动。法国士兵不得不削减辎重，力求增大机动性，远离自己的基地，就地筹集给养，并且违背欧洲军事常规，准备在敌人所在之处分散兵力。比戈发展了集结小股部队的战术，那就是将一支兵力分成若干各自独立的分遣队，它们将从若干个方向上朝一个目标集结。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在于力求迅速地移动尽可能多的士兵，使之越过一片仅能提供有限补给的陆地。然而，分割兵力并非没有危险。由于在行军中分割兵力而遭惨败的最著名例子发生在美英两国而非法国身上。有如1876年卡斯特在小大霍恩(Little Big Horn)和1879年切姆斯福勋爵在伊珊德尔瓦那 (Isandhlwana)发现的那样，分割兵力使敌人能够集中打击其中最容易损伤的一支。法国人同样吃过分割兵力的苦头：在摩洛哥的1907～1908年切奥尼亚(Chaouia)战役中，达马德将军持续使用集结小股部队的战术，从而使得灵活机动的摩洛哥骑兵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打击其中最弱的。
地形的性质，连同水和食物的有无，还可以决定采取怎样的兵力行进路线，投入多少部队和是否带上大炮。在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头十年里，法国人使用的重型部队被迫沿山谷行进，使得抵抗力量可以相对安全地躲在山里。甚至如此，8000或1万人的部队里还有多达1500人被专门用来筑路，以便部队其余人能够通过。法军用了那么长时间才打败撒哈拉的图阿里格人，并非因为他们是特别难对付的勇士，而是因为他们很难被发现。像萨摩里那样聪明的造反指挥者精心摧毁法国人进军道路上的一切可用资源。以此，他们就能限制法国入侵的效果，并且往往迫使法军因补给匮乏而撤退。如果部队负荷太重，就如武勒特和夏努瓦纳那样让官兵在打仗时带上妻子，它就可能完全忘掉军事目标，只顾四处闯荡寻求生计。
敌人的性质和地形的性质肯定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殖民战略和战术。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法军有长期的海外经验，加上它自称面对新的和不同的殖民环境很有适应力，它竟然还那么经常地选择看来更多地归因于欧洲而不是非洲的军事解决办法。的确，法国殖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不是确定自己的殖民军事经验有多少可以应用于欧洲，而是如何不在殖民地使用欧洲的军事惯例。
持续使用重型部队是欧洲战法侵入殖民地的最明显证据。殖民地军人出于种种原因反对它。他们声称重型部队毫无效果：1881年对突尼斯的入侵证明了比戈的看法，即没有占领领土的部队“有如大海中的船只，驶过后留不下半点踪迹”。当地居民在法军经过时安然不动，法军过后就再度反叛，这就需要再度入侵和经久占领。其次，重型部队往往是在无法支撑大量兵员通过的地区展开行动。进入撒哈拉的1898～1899年富罗－拉米远征几乎彻底覆没，因为它将补给车队过远地抛在了后面。1901～1902年的图阿特远征需要征用3.5万头骆驼，简直相当于阿尔及利亚南部的骆驼总量。由于法国士兵没能正确地照管好这些骆驼，其中足足有2.5万头命丧黄泉，这剥夺了撒哈拉地区众多阿拉伯人赖以活命的手段。“我并不认为有哪一场大屠杀比得上1901年的那场”，撒哈拉问题专家E．F．戈蒂埃写道。“沿途的豺狼和秃鹰根本吞食不了那么巨量的食料。” [ 注：L．Lehuraux，Lex francais au desert(Algiers，n．d．)，102． ]
反对使用重型部队的第三个理由，在于它(按照利奥泰的估计)就像用“锤子打苍蝇”。 [ 注：Georges Catroux，Lyautey le marocain(Paris，1952)，125． ] 有如1908年入侵摩洛哥东部期间利奥泰提醒阿利克斯将军的那样，法国人可以依靠火力而非兵员数量来击败组织不善的敌人。第四，重型部队效率不高：太多宝贵的人力被花费在运输任务和保卫行军沿线的据点上面。用现代军事行话来说，“尾巴”对“牙齿”的比例过大。1911年莫尼埃将军率领7500人救援非斯的情况肯定是如此。“当你率领正规部队、拖着75毫米火炮和马匹前行时，你不得不照料所有这一大堆东西，”利奥泰向未来的将军热奥尔热·卡尔特鲁克斯抱怨道。“你需要炮弹，需要基地，还需要人来保卫它们。在这个国家没法打仗。” [ 注：Ibid． ] 像通常那样，利奥泰不够坦率。所以使用这样的部队，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和平渗透”方法产生的结果同他预料的截然相反。在反对使用重型部队方面，利奥泰的理由更充分些，因为使用这样的部队在欧洲引起有害的注意。经验丰富的殖民老手们笃信偷偷摸摸地向前推进，蚕食敌人领土，改掉城镇名称，以便让巴黎浑然不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关系微妙时期里尤其如此。因此，利奥泰反对使用重型部队主要基于政治而非军事因素。
尽管殖民地军人抱怨，重型部队还是在殖民地存活下去，存活时间远超过他们相信它应当有的正常寿命。所以如此，有几方面的原因。当一个大规模行动被规划出来以后，指挥权可能会被赋予一位临时派到殖民地去的宗主国军官，而不是被赋予一位殖民地军人——例如，达马德和莫尼埃曾被调出在摩洛哥作战的关键阶段。由于殖民战法不在陆战学院的教授范围内，因而没有任何途径将殖民经验传授给新生代军官。还有，大多数将领试图靠兵力数量求安全，他们感到将小股部队派入未经勘测的地区，去打击一个兵力未知的敌手，犹如在蒙特卡洛把家庭不动产当作赌注。
重型部队所以存活下来，还有最后一项原因：因为事实上它往往确实有效。当然，这方面有其局限——像萨摩里那样足智多谋的对手可以通过焦土战术或破坏交通来挫钝其锋芒。一支部队可能规模太大，远离基地就无法生存下来，有如向塔那那利佛进发的那支部队。它也可能失去防护，从而被迫撤退，就像尼格里埃的部队在谅山一般。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重型部队达到了目的：那些试图同入侵者正面角力的非洲人饱尝现代火器的威力。塞维埃勒将军的部队虽然耗费了大量骆驼，但结束了在图阿特的抵抗。达马德将军的部队虽然大受殖民军人的抨击，但在1908年压垮了在夏乌伊阿的摩洛哥人，而同一年里跨越阿特拉斯的阿利克斯将军的部队也是如此。甚至人们认为最出类拔萃的殖民军人夏尔·芒甘，也在1912年率领一支重型部队抵达马拉喀什。一场激战虽然可能结束不了抵抗，但它肯定使之支离破碎，迫使土著深切领会法国人强大，从而为各个击破地征服各部落、各派别铺平了道路。
法国国内政治以种种方式侵入法国海外战法。殖民地军人知道政府倾向于不赞成所提议的海外行动，这意味着往往匆忙发动作战，通常缺乏足够的支持和情报，以便使政府面对既成事实。法国在殖民地遭受的许多挫折，例如博尼埃在廷巴克图附近毙命，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了避免法国国内的觉察以及来自巴黎的相反的命令，匆忙凑合作战行动。
战争资金的匮乏、受过训练的部队的短缺、国内对殖民扩张的敌视、对殖民地军人的政治制约：这些可以迫使殖民地军人采取“非洲”战法，以此作为最后手段。如果说殖民军官们提倡小规模的轻装部队，那往往是因为别无他法。例如，拉佩里纳在1901年后建立撒哈拉人骆驼军团，以维持撒哈拉治安，其原因就在于政府除提供一小批驻守图阿特的土著步兵外，拒不给予更多兵力。拉佩里纳被迫适应当地环境，否则就只能在他盘踞的绿洲内遭到伏击。
对于那些试图不惜任何代价在非洲使自己出名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来说，资金匮乏或政府之拒绝提供部队常常不足以制约他们。需要的是明白无误的命令和老资格的军人，或许甚至是从法国本土军队中调派来的老资格军人，以保证这些命令能够得到实施。在两者皆缺的情况下，军官们就通过当地首领或酋长征召费用低廉的“辅助部队”。绑架搬运工，并且将他们的脖子锁在一起，以防逃跑。以这种方式组织军事行动，其结果不难想象。武勒特－夏努瓦纳使命只是提供了一个最极端的报复性例子，说明“本土化”的军事行动究竟如何。军官们转而使用非洲的辅助部队和土著士兵，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效，而是因为他们代价低廉，并且随手可得。
军官们还可以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以绕过对军事行动的限制。探险、地形研究、动植物群落调查或者对部落的人类学研究统统是幌子。的确，其中某些任务目标读起来更像大学的研究建议，而非军事行动规划。他们甚至还可以更彻底地将自己的目的伪装起来，办法是为科学家提供“军事护卫队”。老资格探险家费迪南·富罗是1898年拉米的乍得湖远征在名义上的指挥官。1899年特奥多勒·潘恩入侵图阿特，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耗资靡费的征服战争，而此次入侵就是伪装成阿尔及尔高级科学研究院的教授们领导的地质学探险。这样，殖民地的军官们就能用巴黎地理学会、教育部或公共工程部的资金或者殖民主义团体的捐助来补充陆军部的不足资源。弗拉泰、拉米、潘恩、武勒特和夏努瓦纳都为他们各自的使命找到了非军方的资助。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经历了长期和平，这意味着在其军方同僚中间，只有殖民军人才有战斗经验。然而事实证明，要将殖民战争的教益转化到法国的军事思想中去绝非易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教益互相矛盾。若不经过严格分析，殖民地经验可以使那些寻求发展军事信条的人晕头转向，而非豁然开朗。殖民战争强调正面作战的价值甚于迂回机动。然而在1914年时，法国参谋本部的思维侧重于侧翼运动和包围的重要性。在海外，对于一个装备低劣和缺少训练的敌人发动的步兵攻击通常获胜。与此同时，殖民地作战行动显示了火力相对于兵员数量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优势。方阵所以能存在下去，正是因为它使得法国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其防御性火力。
在殖民地，骑兵的冲击力并不特别明显。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战争主要是步兵战斗。在北非，法军中的阿尔及利亚骑兵很少被当作一个部队单位来用，而是被用于侧翼防守、护送供给和侦察，或者被用于阻截撤退线。撒哈拉人和土籍士兵被用作坐骑步兵，那同19世纪40年代时启发组建非洲轻骑兵的想法是一样的。1908年的夏乌伊阿战役期间，轻骑兵确实向在法哈(R’Fakha)的摩洛哥人发动了一场经典的冲锋，但摩洛哥人避其锋芒，使之落空。 [ 注：Porch，Conquest of Morocco，175－176． ] 同一年，骑兵在摩洛哥东部的布宰尼卜发动冲锋，但随即就在一片棕榈树林中失去了冲击力，结果被迫后撤。 [ 注：Ibid．，194． ]
轻型火炮的发展使得火炮这类武器在殖民地战场上显得更为突出。如果说火炮在海外从未取得1914年以后它将在欧洲占有的那种主导地位，那么其原因部分地在于殖民地敌人、特别是那些飘忽不定的骑手，往往是很难瞄准的目标。在殖民地的战斗多半是袭击和反游击战，它们不很需要火炮的支持。但是，一旦大量敌人聚集在一起，火炮就确实能增强法军方阵的防御力。在摩洛哥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攻击防御要塞的过程中，火炮同样为部队提供了至关紧要的支持。
至少有三大因素阻碍殖民地战术在1914年以前输入法国。第一，在法国本土的军队里，存在着对殖民地军人的强烈的偏见。它很大部分源于1870年，当时在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和其他遥远战场获得显赫声名的人在面对一个欧洲敌人时表现得笨拙无能。法国本土军队一直认为，对从事欧洲战争来说，在殖民地的小冲突提供不了什么准备，而那些选择游荡海外的军人已根本无缘于对德备战的真功夫。嫉妒也是一个因素：殖民地军人亲历实战，立功受勋，并且往往破格晋升。最后，势利眼也起了作用，因为殖民地军队倾向于吸引这样的军官：缺乏社会门路或军内关系，从而在法国难有令人满意的职业前途；在圣西尔军校或巴黎高等工科学校成绩平平，无人知晓；职业前景暗淡或者遭到社会排斥，因而不得不到海外去冒险。法国本土的军官们将其殖民地同行斥之为“一堆小流氓”，“土耳其杂牌兵”，从事的是军事生活的一种拙劣模仿，而非正经的军人行当。考虑到横亘在这两支军队之间的偏见鸿沟，考虑到两种人——选择海外生活之风险和无常的人与选择和平时期军队里军官生活之循规蹈矩、安逸太平的人——在性情气质方面的根本差异，那些仅因为某些战法在殖民地有效便提议在法国予以采纳的军人是不大可能得到认真看待的。
与此同时，极少有殖民地军人胸怀勃勃雄心，要来改写战略和战术规则。要从五花八门的殖民地军事经验中挑选出一套原则简直比登天还难。然而，困难还远不止于此。比戈、加利埃尼和利奥泰的整个思想和著作倾向，都强调殖民征服与在欧洲的战法之间的差异，而非这两者之间的类似。他们从未在任何场合争辩将殖民方式引入法国，因为根据他们的算法，殖民地军旅生活本质上是政治性、而非单纯军事性的。殖民地军人的任务需要想象力、判断力和专门技艺，而非僵硬呆板的服从或普鲁士式的循规蹈矩。使人在殖民地获得成功的，是有能力去适应每一个新环境，而不是套用陆战学校里某些现成的公式。利奥泰争辩说每项殖民形势都各不相同，他梦想有朝一日每个法国殖民地都像英属印度那样，会有它自己的殖民军队，由精通当地方言和习俗的法国军官和军士指挥，因而能发挥一种有效的政治作用。在精妙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上，殖民军人要来教诲法国本土的军队很难说是恰当的。毕竟，对付黑旗军时成功的方法，在被应用来对付摩洛哥人时可能会彻底失败。在对萨摩里的一场战役中起作用的战法，在下一场战役中未必一定成功。有什么理由期待普鲁士人会像非洲人那样去打仗呢？殖民战争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慢慢灌输了适应能力以及在压力之下做出反应的能力。当加利埃尼和利奥泰之类殖民地军人重返在法国的指挥高位时，他们心目中的当务之急是跟上欧洲大陆最新的理论发展。
确实，关于殖民军事经验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在于它对宗主国军事思想的影响竟如此微不足道。考虑到1914年以前仅有很少数军人或政客将目光转向非洲，到那里去寻求解决法国兵力数量劣势的办法，情况就更是如此。芒甘在他1910年出版的一本书《黑人军队》中争辩说，非洲提供了一个抵消德国优势的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储存。然而，他关于大量征召非洲人的呼吁应者寥寥，即使在殖民地军人中间也是如此。加利埃尼和利奥泰闭口不谈殖民地可以给法国兵力做出的贡献。英国人同法国人相比远不那么担心兵员数量劣势问题，然而他们在1914年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大量殖民地部队。要是考虑到这一点，加利埃尼和利奥泰的沉默就更令人吃惊。利奥泰在1914年关心的是一个相当狭隘的问题——拯救摩洛哥，而不是派摩洛哥人到法国去服役打仗。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芒甘的观点没有得到广泛接受，因为法国军人(甚至包括在殖民地的法国军人)并不认为殖民战争给欧洲提供了任何有用的教益，同时也因为他们相信土著部队尤其缺少适合欧洲战争的素质。 [ 注：在这一点上，殖民军官们相当直截了当。殖民战争中不说自明的是，土著部队、特别是非正规兵倾向于逃避和逃跑，除非有法国官兵的支持。殖民军官对手下土著士兵持有一种父亲般的爱心，但极少有人认为他们不亚于欧洲士兵。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地部队被送往法国时，过去几十年里形成的老套印象也大体上决定了将要如何使用他们：印度支那的部队被认为比较聪明，几乎全被派到武器和飞机制造厂；马达加斯加的部队被置于救护队内，但也有在炮兵部队；北非人和塞内加尔人被认为是非白人士兵中的精英，因而被投入几乎所有重大攻势。然而，甚至芒甘也将他的黑人部队区分成“尚武种族”——来自萨凡纳的黑人——和其余部分，后者被用作工人或替补兵员。北非人被成团地派往前线，但最高统帅部偏爱使用黑人和白人混杂的连队，因为直到1918年的最后攻势为止，它一直怀疑塞内加尔人的可靠性。见 Marc Michel，L’appel à l’Afrique，contributions et réactions a l’effort de guèrre en AOF，1914～1919(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1982)。 ]
最后，他们认识到法国的政治气候不利，不利于为了弥补法国征兵数量的短缺而扩大殖民地军队。殖民主义在法国不受欢迎，特别是不受左派欢迎；在左派那里，殖民地军人被认为不比雇佣兵好多少。殖民地军队尚能得到容忍，是因为它规模相对较小，并且远在天边。然而，要提倡整个地扩大殖民地军队，将大量在非洲和印度支那征召的、只对其长官负责的士兵送到法国，就会激怒很广泛的一部分政治舆论，使军队大有可能被指责为图谋军人专制。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殖民战争没有显示出某些有用的、透露出未来战争轮廓的迹象。殖民作战往往模糊了政治考虑与军事考虑之间的界线。决定这些作战行动的往往是欧洲的外交关系状态和来自巴黎或殖民地内部的政治压力，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考虑。这一点，是许多未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指挥官可以有益地予以思考的。还有，殖民战争的那种毁坏性预示了总体战，尽管殖民军人予以否认，声称其目的在于用最小程度的武力制服敌人。
对殖民军人的最激烈的批评，是将他们对部落民众轻易取得的胜利同大战早期法军徒劳无益的进攻联系起来。这种指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我们必须回想起，对利奥泰来说殖民扩张有三大好处。关于头两个好处——“两个民族的友爱联合”和法国与其殖民地之间有利可图的经济关系——业已作过讨论。殖民扩张的第三大好处或目的同样是政治上的：满怀干劲和民族目的意识，构建和发展一个由殖民军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会起来反对共和制法国的惰性、形式主义和体制性病恙。在这里，利奥泰表达的不仅仅是某些遥不可及的希望。相反，他反映了一个愈益增强的殖民军官精英集团的观点，即他们的使命是政治性的，那就是拯救法兰西。这同20世纪50年代一批殖民军官的态度不无相似之处，这些军官自认肩负伟大任务：保护法国、欧洲和西方文明免受以“革命战争”为形式的共产主义世界性阴谋危害。在1914年以前的殖民军人看来，法国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国度，被政治和社会冲突弄得四分五裂，大不足以对抗一个强大和自信的德国。法国的混乱、分裂和体制功能障碍看来在军队内部最为严重。德雷福斯事件和随后左派对军队的诋毁已经破坏了士气。殖民军人大体上没有卷入1899年后左派和军队之间的这场大较量——距离和强有力的殖民主义政客的保护使然。但是，他们回到国内，发现军队士气低落，缺乏领导，官僚盛行，似乎没有能力对付越来越严重的德国威胁。他们寻求复兴军队精神，提高军队信心，振奋士气。殖民军人不大关心进攻机制，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领域他们的那套货色是贬值了的，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在法国本土的同行。相反，他们强烈主张进攻心理非常重要。比戈、加利埃尼和利奥泰作为指挥官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他们鼓动人心的能力。士气、进取心、主动性——支撑海外军人的根本素质——在他们看来是1914年以前法国本土军队缺乏的东西。
因此，比较准确地说，殖民军人贡献的是进攻精神，而不是进攻技术。对海外军人来说，法国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不行，由于自作自受、损害国防的分裂而丧失了团结。殖民军人试图将在殖民地感受到的目的一致带回祖国，使法国人团结在同胞情谊和民族目的的共同纽带之中。在利奥泰的带领下，殖民军人齐声疾呼。这些人认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是将法国从腐败和堕落中拯救出来。不是依靠改变宪法——改变宪法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昙花一现的办法，而是依靠对习惯、惰性和担忧做出剧烈的反应……(我们必须)对法国本土的惰性做出反应，在海外法国与本土法国之间确立一股绵延不断和自我更新的生命流，这将是法国的复兴”。 [ 注：Hubert Lyauter，Letters de Tonkin et de Madagascar，1894～1899(Paris，1942)，489． ]
1911～1914年间民族主义的复兴为殖民先知们提供了机会。在东京服役期间形成其态度的格朗梅松是有争议的1913年步兵章程的主要起草者，该章程宣告进攻是战争胜利的关键。然而，格朗梅松关心的并非证明进攻在东京奏效，因而也一定会在欧洲奏效。对他来说，进攻更多的是一种在殖民地迸发出来的“精神力量”的表达，而不是一项战略和战术信条。他希望这种“精神力量”将使法国及其军队获得新生。他的观点在明了法国军队弱点的军官中间引起了共鸣。格朗梅松断定：“形成征服的心理状态远比就战术吹毛求疵来得重要。” [ 注：Louis de Grandmaison，Deux coqférences faites aux officiers de l’état major de l’armée (Paris，1911)，34． ]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所宣告的这种心理状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战术和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