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施里芬与战略包围论·第十一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冈瑟·E．罗滕伯格 ·德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两大军人——赫尔穆特·冯·老毛奇和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支配了普鲁士／德国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军事思想。他们教导并亲身实践了一套进攻战模式，它将拿破仑的信条——依靠会战追求速胜和在会战中力求歼敌调整来适应工业化时代。面对新式武器和更漫长的战线造成的战争僵局，1857～1887年任参谋总长的毛奇形成了一种战略概念，那就是通过依次一连串将动员、集中、运动和战斗结合起来的战略－作战行动包围敌人。依靠从一开始就夺得主动权，毛奇力图将对手赶入一个局部或完全的包围圈，然后在一场决定性的大歼灭或大合围战役中摧毁其军队。为了驾驭这依次一连串行动的实施，毛奇以早先的进展为基础，创建了现代参谋本部体制，并且开始实行“任务策略”(Auftragstaktik)，即一种在总的战略规划范围内注重各作战单位自主能动性的指挥方法。
虽然毛奇在1866年和1870年两次战争中显示了他的新战法的潜力，但1891～1906年间他的最终继任者施里芬却从未在实战中指挥过军队。尽管如此，作为战略包围的一名教导者和鼓吹者，施里芬成了历史要人。他将战略包围描述和吹捧为“坎尼理念”，进而视之为惟一真正有效的战法。他为对法战争速决速胜制定的大计划在1914年接近成功，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而在东线战场，这理念却赢得了一批辉煌胜利。施里芬的思想影响了另一代德国战略家，他们使战略包围论当代化，并且将其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闪电战”阶段，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汉斯·冯·塞克特将军，1919～1926年间的军界首脑和对德军有塑造性影响的人物，相信施里芬的教导仍有实用价值，因为对于只拥有一支小规模职业军队的德国来说，成功的惟一机会在于战争伊始就取得迅速和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战略观念的战术框架由1933～1938年的参谋总长路德维格·贝克拟制出来，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等人赋予它机械化装甲战形态。在对波兰和法国的战争中，以战术空军支持下的机械化装甲部队为前锋，德军的战略包围赢得了速胜，而火力和机动的新结合，则使德国能够在1941年接连摧毁一批批俄国军队。然而此后，闪电战开始不灵了。针对战备差、往往指挥也差的对手，并且在一个范围比较有限的战区里，闪电战行之有效，但它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终将成为强弩之末，而且它也无法最后战胜能够以空间换时间和部署充裕的后备兵员的敌人。在从1943年起的战争后期，战略包围概念开始被用来打击德国，虽然因为固有的指挥、控制和后勤困难而再次功败垂成。战略包围仍然是一种战略理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诸多冲突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到20世纪后半叶，技术、政治和社会新发展共同作用，使之再也无法取得迅速和决定性的成功。
一
毛奇可被认为是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欧洲最有见识和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家。克劳塞维茨是一位更深刻的思想家，其他几位将领能够有同样的资格被称作伟大的战术家和战役指挥家，然而毛奇不仅在组织和战略规划无人可及，在作战指挥方面也卓越超群，不仅具有这些能力，而且它们同他对于在战争中何为可能、何为不可能的敏锐意识结合在一起。毛奇有广泛的文化兴趣，被描述为“本质上是后歌德时代的一位人文主义者”。 [ 注：Gerhard Ritter，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4 vols．(Coral Gables，Fla．，1969～1973)，1：189． ] 或许就此讲得过分了。尽管毛奇确实具有德国古典主义的许多智力特征，但他首先是一名军人，他真正关心的是有控制地应用武力来服务于普鲁士君主政体。
像许多普鲁士军人一样，毛奇将他本人的某些思想归功于克劳塞维茨，把自己说成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然而，克劳塞维茨对普鲁士军事信条及其实践的实际贡献难以估计。就毛奇来说，在国家与军队的关系上，他与克劳塞维茨可能有某些一致的看法，但在军事组织和作战问题上，共同观点却少得多。克劳塞维茨始终是哲学家，致力于探寻战争的普遍性质，主要是将具体战例用作说明这普遍性质的例解，毛奇本质上却是一位战争谋略家，很少进行抽象思辨。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军人一样，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是神定秩序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他探寻的首先是战争的制胜法门。所以，他总是关注实际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特殊详情，而非战争的普遍属性。
毛奇不是一位大理论家，从来不曾在自己的大量写作中构建出单独一套完整的战争理论或战略理论；要研究他的思想，就必须依靠他的书信、命令和备忘录。他对政治、战争和战略的最完整言论，可以在他 1869年《给部队高级指挥官的指示》和1871年撰写的《论战略》一文中见到。 [ 注：其节选见于Gerhard Papke，‘Helmuth von Moltke，’载于Klassiker der Kriegskunst，edited by Werner Hahlweg(Darmstadt，1960)，311－316。 ]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毛奇紧随克劳塞维茨，而且在某些重要言论中近乎照搬这位大师的话。《给部队高级指挥官的指示》宣告，“战争的目的是用武力贯彻政府的政策”。克劳塞维茨虽然始终强调即使在战争中战略也从属于国家政策，但他也强调政策需要切合实际：“战争艺术的首要责任和权利，就在于防止政策不提出有违战争本性的要求”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New York and London，1976；reprinted in Princeton，1985)，369． ] 。对于这种观点，毛奇也完全赞同。然而，在解释什么符合、什么不符合战争的本性时，他比克劳塞维茨走得远得多。在炮轰巴黎问题上与俾斯麦发生冲突后不久，他写完了《论战略》一文，在其中他争辩说，军队一旦被投入战争，军事努力的指挥方针就应当仅由军人确定。他写道：“只有在政治考虑不提出军事上不合适或不可能的要求时，它们才应被估量进来。” [ 注：Papke，‘Helmuth von Moltke，’316．参见Moltke：Ausgewaahlte Werke，ed．Ferdinand v．Schmerfeld(Berlin，1925)，Ⅰ：35。 ] 由于他否认政策在战争的实际操作中起任何富有意义的作用，他被指责为提倡一种危险的信条。然而，坚决主张只用军事手段来追求胜利(他将胜利定义为“以可资使用的手段可以实现的最高目的”)，并不像后来的许多作者示意的那样，仅其本身就那么理所当然地值得谴责。毛奇将军队视为君主的工具。国王的两位主要幕僚——军事方面的参谋总长和政治方面的宰相——在他们各自的管辖范围内不分高下，虽然都有义务使对方知情。 [ 注：一种不同的观点见Gordon A．Craig，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New York，1964)，214－216。 ] 如果说在以后的岁月里，军事和军事需要的纯技术方面被致命地过高估价，从而阻绝了负责任的政治和外交政策，那么这既是由于军方的自大，也同样程度地是由于文官的软弱。 [ 注：Ritter，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1：196；Eberhard Kessel，Moltke(Stuttgart，1957)，508－509． ]
毛奇也赞同克劳塞维茨的下述论点：战争的目的在于取得满意的政治结果，这就需要灵活机动和有适应性的战略。僵硬刻板的体系最为毛奇所厌恶，他认为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是确定不变的。因此，他确信不可能定下任何铁律。“在战争中和在艺术领域一样，”他说，“都不存在普遍规则；在这两个领域，才能都不可能被法则取代。”鉴于战争的不确定性，他断定战略至多不过是“一套权宜之计”。 [ 注：Oberkommando des Heeres，Gedanken von Moltke(Berlin，1941)，13；Moltke’s Milit?rische Werke，载于Kriegslehren，edited by Grosser Generalstab，Abteilung für Kriegsgeschichte(Berlin，1892～1912)，3：1．(以下引作Kriegslehren)。 ] 他认为，战略的基本成分几乎不外乎一些常理，然而它们的正确实施需要人的个性的力量，加上在压力下迅速做出决定的能力。腓特烈大帝和格奈泽瑙是他的理想典范，尽管颇为有趣的是他也将乔治·华盛顿归入“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列，因为华盛顿虽然不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战地指挥官，但他在逆境中坚定不移，并且对战争的政治和心理层面有深刻的理解。 [ 注：Kessel，Moltke，507． ]
在比较狭义的作战领域，毛奇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认识到这么一点：火器、交通和通讯的巨大改进带来的诸多变化，连同国家征召和维持规模越来越大的军队的能力，要求战略、战术、指挥和军队组织方面有相应的改变。美国内战已经显示这些新因素可能造成战术－作战僵局，而总是面临在潜在的冲突中多线作战的普鲁士经不起打一场持久战。但是，要速决就必须以一场凶猛的攻势来摧毁敌军，然而线膛枪急剧增强的杀伤力使得正面进攻的代价高得无法承受，更加漫长的正面阵线则使得战术上的侧翼包抄变得不可能。毛奇的解决办法——“战略包围”——在于集中兵力与实施进攻同时并举，作战需要与战术要求合二为一。毛奇懂得，“没有任何作战计划能够留存到与敌军主力首次交锋后照旧有效”，但尽管如此，他仍决心夺取并保持主动权，通过将战略和作战合为一个序列来组织决战。 [ 注：Kriegslehren，3：3． ] 他认识到，技术进步不仅加强了防御能力，也有助于实施大规模进攻计划。他那灵活的“权宜战略”(在 1866年使用外线作战，在1870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则使用内线作战)尽一切努力比敌人更快地集中优势兵力。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他的各路军队又处于能彼此支援的距离之内，它们就具备了同时攻击敌人正面和侧翼并围而歼之的必要实力。 [ 注：Kessel，Moltke，514． ] 运动和作战的这一结合成了毛奇战争艺术的特征，它的最后高潮在于几大集团军会合起来进行决定性会战。
在这战略－作战序列中，最难的是军队起初的集结和部署(Aufmarsch)，连同调控为决战而沿不同路线会合的各支大军。其他问题，诸如在用马匹进行作战运输的时代差不多极难解决的后勤困难，在毛奇的作战方案里处于相对次要得多的位置。 [ 注：Martin von Creveld，Supplying War：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Cambridge，1977)，79－82，91－96，103－108． ] 有了事先的规划和准备，加上利用铁路网络和电报，战争动员能够得到加速，但关键是各野战大军的初始集结和部署。毛奇写道：“军队初始集结过程中犯的错误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都很难纠正过来。” [ 注：引自Papke，“Heimuth von Moltke，”316． ] 明显的两难在于，起初的集结要求高度集中控制，而互相隔开的各集团军在战场上的运动却要求分散指挥。部分地得益于他对1859年意大利北部战役的研究，毛奇指挥现代战争的方法是统帅部(在此即参谋本部)应限于向下属高级指挥官发布原则性指令，概要地规定总的目标和具体使命，让下属自行处理作战细节问题。他说：“战争不可能在会议桌上进行。” [ 注：Kriegslehren，3：42－43． ]
一些著作家指责毛奇的指挥体制。例如，富勒说拿破仑率领和控制军队，“毛奇却只将军队带到出发点，然后就放弃指挥，让它们自行其是”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3 vols．(New York，1954)，3：134． ] 。表面上，这种指责似乎有些道理。松散的指挥体制要求下级指挥官素质高，而在1866年和1870年，普鲁士的将军们两次都暴露出一种糟糕的倾向，那就是错乱之中打成了正面进攻战，而骑兵未能提供准确的情报更加剧了这种情况。然而，鉴于普鲁士的军事架构，即国王是总司令，亲王们担任各集团军司令，毛奇的指挥权力简直无法与拿破仑的相比。往往毛奇不得不临时应变，匆忙决断，因为已有干扰其全盘规划的命令下达。不仅如此，毛奇指挥的兵力在规模上远大于拿破仑的军队，分布得也更广，虽然有电报可供战略指挥之用，但它并非灵便到足以实行作战控制。
为了弥补在他看来指挥体制的明显局限性，毛奇将普鲁士参谋本部改造成一种独特的指挥工具，既保证下级单位层次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又保证对于共同的作战信条和统帅部战略意图的遵循。这一改革直到1873年才告完成，它开启了参谋工作和参谋组织的现时代。经过改革的普鲁士参谋本部在1871年后名为“大参谋本部”(the Great General Staff)以区别于继续存在的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的参谋本部，它兼有集权和分权的功能。就其集权作用而言，它是军队的大脑，制定战略规划和作战方法。它的分权功能则由其参谋官(Truppen Generalstab)发挥，他们被委派到师、军和集团军各级部队。尽管在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军队里，这些参谋军官仅仅是技术性幕僚，然而在德国，他们成了指挥副手。指挥官握有最后决定权，但被期望与其参谋长共同做出作战决策，后者有权利、确实也有义务抗议在他看来错误的作战决断。在其最佳状态上，普鲁士参谋本部制度将作战效能体制化了，靠的是保证在每一既定形势下，就可用兵力的最有效使用，由同一战斗理论教导出来的不同的参谋官将制订出近乎相同的办法。 [ 注：Theodore Ropp，War in the Western World(Durham，1959)，137－139． ]
参谋本部在1857年还是陆军部的下属机关，后来却转变为最重要的陆军指挥机构，这需要普遍承认毛奇的核心作用，也需要有新型的参谋教育和训练。考虑到它的职责范围，参谋队伍的规模仍相当有限。德国参谋本部从里到外，全部所属单位从未超过几百名军官，他们都构成了一群百里挑一、自觉自识的精英，以智力出众、工作勤奋和竭诚奉献而不同凡响。除人员优秀外，新的指挥和控制体系还依靠对同一套战斗信条和作战程序的共同遵循。通过在陆战学院接受教育(此乃被挑选进参谋队伍的先决条件)，并且通过同委派到指挥岗位相交替的再培训，这些信条和程序得以灌输。毛奇明白极少军人曾有机会亲身经历多种多样的作战形势，因而强调学习军事史，将此当作使参谋官们对许多可能的不测事态有所预习的一种办法。与在实际工作中打下非常厚实的基础一起，旨在实用性教益的历史学习成了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培养方式的特征之一。到1870～1871年间，由于它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和它令人印象深刻的专业主义，毛奇的参谋本部制度已受到广泛的赞誉。此后30年内，它得到了所有强国军队的采纳，虽然带有种种重要改动。
二
在许多方面，1866年战役代表毛奇战争方式的理想形态。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周之内便进行决战，结果摧毁了敌人继续作战的手段和意志。即使如此，毛奇也认为对奥战争虽说难以避免，却仍是一场令人遗憾的德意志人自相残杀。与此相反，毛奇渴望对法战争。他对法国极不信赖，将其认作“不仅是最危险、而且是备战最充分的敌人” [ 注：Kessel，Moltke．536． ] 。拿破仑三世的军队仍然被广泛地以为是欧洲最好的，它由职业化老兵构成，具备实战经验，还有现代武器和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出任普鲁士参谋总长后不久，毛奇就拟订了他的第一个对法战争计划，即沿美因河进行防御性部署，侧翼包抄法军对德意志北部或南部的进攻。他所以采取防御态势，是因为当时普军尚弱；然而伴随军队改革的进展，野战兵力的集结地被往前推至莱茵河地区，而且他开始设想在该地区围歼敌人的可能性。普奥战争改变了他的眼界。普鲁士的胜利加上新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联的实力，再加上1867年以后有望获得的南德意志诸邦的支持，为毛奇提供了一支强大的机动兵力，包括12个训练有素的北德军团，共74万战斗兵员，再辅之以20万人以上的二线“国土卫队”，连同约8万人的南德军队。面对这些兵力，职业化的法国军队至多只能集合起35万人来较量。 [ 注：Ibid．，534－538． ] 从1867年开始，毛奇准备对法国进行进攻性战争，甚至考虑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他的基本方案很简单。他打算通过国家人力动员、细致的规划工作和高度发达的铁路系统来确保拥有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然后以此寻歼敌军。他在1866年写道：“对法作战计划不过是始终锁定敌军主力，在哪里发现它，就在哪里进攻它。惟一的困难是如何以非常庞大的兵力来实施这个简单的计划。” [ 注：Kriegslehren，1：98－99，106－107． ]
然而，法国确实拥有一项重要优势。至少在理论上，它的职业化军队将比普鲁士由新征兵员和后备役人员组成的部队更快地做好打仗准备，因而毛奇担心法军会对莱茵河彼岸发动一场旨在打乱其安排的破坏性进攻。但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毛奇仍有大量部队可供调配。他计算过，在战争的初始阶段，法军不可能集结25万人以上来对抗他的35万人，而且随着征召的进展，普鲁士的后备兵力到时候将达到现有数目的三倍。对法国铁路网的研究显示，为了迅速集结，敌军将不得不集中于被孚日山脉分隔开来的两个地区：一个集群在梅斯，另一个集群在斯特拉斯堡。为防法军的破坏性进攻，毛奇在北到特里尔、南至兰道的莱茵河沿岸集结了三个集团军，因而倘若法军确实发动进攻，这三个占据中央位置的集团军能够比分开在洛林和阿尔萨斯的法军更迅速地彼此增援。运动速度非常重要，当国王于1870年7月15日夜里命令军队处于临战状态时，普鲁士参谋本部证明它已驾驭了军队大规模组织和运动这一难题。运动完成后，普鲁士军队预计将超过100万人；与此同时，在 18天时间里，六条主干线和三条附加路线将南德意志诸邦10个军共 42.6万人运送到前线。7月19日宣战，但法国人无法及时集结兵力，仅8月4日在萨尔发起了一次小规模进攻，而此时德军的集结已近乎完成。 [ 注：这方面的经典叙述当推Michael 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New York，1961)。 ]
战斗显示，毛奇的得到部分实施的指挥体制仍有一些缺陷。将诱使法国人进入可被包围之地的指令置于脑后，他的部下们反应太快也太猛烈，结果将敌军赶回了洛林。随后德军展开进击，在这期间“极少有指挥官能再打他们不想打的、或者不想以战斗开始时的方式来打的那种仗” [ 注：Cyril Falls，The Art of War from the Age of Napoleon to the Preset(New York，1961)，78． ] 。侦察又一次搞得很差，而且将军们坚持莽撞地投入正面进攻。尽管如此，“任务策略”仍然证明有效。友邻部队听到炮声就向战斗现场集结，而不是坐等命令，为包抄法军阵地提供了所需兵力。到8月 18日，法军两大主力之一已被逼入梅斯，在长时间被围困后缴械投降，而第二大主力试图解梅斯之围，结果遭到阻截，被逼到比利时边界附近的色当，于9月1日被迫投降。包括伴随这支大军的拿破仑三世在内，10.4万人成了战俘。卓越的参谋工作，快速的军队动员，连同(虽有某些失误)积极利用兵力优势的高效和冲劲十足的作战领导：这一切摧毁了法兰西帝国军队。控制下属指挥官的困难迫使统帅部几度担当直接指挥，快速推进造成的后勤问题则靠临时应急得到了解决。在法国方面，过分自信以及缺乏规划促成了灾难。
这是一次惊人的胜利——法国宣战后不到七个星期就赢得的胜利，然而又用了五个月时间才粉碎法国的抵抗意志。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一个负责国防的临时政府随即建立起来，设法在各省组建了四个集团军，在首都组建了一个集团军，而且它们得到许多非正规兵力的协助。德军9月18日包围巴黎，法国人则试图解围，并且切断德国人的交通线。德军仅控制一条通往巴黎的狭长走廊。法国人依然拥有大量资源，而且他们对海洋的控制使之能够从海外得到供应。他们需要的是时间，而俾斯麦对德国士气的低落和外国干涉的可能深为惊恐，决心不让他们得到时间。他要求立即炮轰巴黎，结果在这一点上同毛奇爆发了一场大冲突。从开战以来，俾斯麦就怨恨毛奇不让他充分知晓作战的进展情况，只是在国王的坚持下，参谋总长才同意这么做。即便如此，他仍然拒绝让宰相参与制定未来的作战计划。这样，炮轰巴黎问题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它凸现了普鲁士大本营内文官和军人之间的紧张。 [ 注：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325－326． ]
军方将俾斯麦视为外来干预者，他参与作战规划的要求则被视为仅仅是个烟幕，用以掩饰他获取军事影响力的图谋。毛奇声称缺乏足够的大炮对巴黎进行有效的轰炸，软弱无力的尝试只会使法国人更顽强地抵抗。鉴于供给形势依然紧张，他认为用铁路超负荷运送重型攻城车辆有害无益。因此，俾斯麦是在要求“军事上不合适或不可能的”事情。到头来，国王再次站在宰相一边，尽管到此时冲突已自行解决。12月，供给形势得到缓解，重炮开始运达。1871年1月5日开始炮轰巴黎。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反复对德军阵线发动攻击，但由于临时拼凑起来的兵力训练差、缺装备、缺领导，无法与德军抗衡，这些进攻均告失败。1月23日法德开始停战谈判，五天后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宣告成立，巴黎于1871年1月28日投降。
毛奇总是将战争设想为两支常规军队之间的较量，法国出乎意料的民众抵抗对他来说是一次不安的经历。他惊骇于法国临时组织的军队、非正规作战成分和诉诸大众爱国热情的做法，将这些称作“回复野蛮状态”。巴黎公社的血腥景象使他更加不安，因而他竭力将法国的“全民皆兵”与普鲁士的征兵制度区别开来。通过不分青红皂白地武装民众，前者引发了社会革命的幽灵。他说：“枪支发放出去很容易，回收却很难。”普鲁士的制度与之相反，灌输“纪律和适当的军事美德”。 [ 注：Letters of Field－Marshal Helmuth von Moltk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lara Bell and Henry W．Fischer(New York，1892)，204，209． ] 民众战争和革命给毛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他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窘境。一方面，当其他国家1871年后效法普鲁士、实行征兵制时，他担心德国将丧失兵力优势，说“要取得持久胜利，惟有战争伊始就投入优势兵力”。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顽固的保守分子，他担心社会主义正在侵蚀产业工人对国家的忠诚。因此，他反对大幅度增加年度征兵数额，除非有足够的正规军训士官。 [ 注：Kriegslehren，3：25－26；Kessel，Moltke，741－747． ] 他的观点在军队和社会精英中间得到广泛的共鸣，结果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前两年为止，德国只将其合格人员的大约一半征召入伍。
三
普鲁士总是害怕一场多线作战的战争，这一可能性依然使毛奇忧心忡忡。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后不久，他便思虑“斯拉夫东方和拉丁西方联合打击欧洲中央”。这样一种思考是他寻求速决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1870年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他的主要忧虑之一。甚至在胜利高潮时，这一潜在危险仍然令他担忧，而巴黎陷落后不出三个月，他就将一个法俄同盟说成是“对新生的德意志帝国最严重的威胁”，并且制订了详细的对付计划。 [ 注：Gerhard Ritter，The Schlieffen Plan(London，1958)，18；Ferdinand v．Schmerfeld，Die deutschen Aufmarschplàne 1871～1890(Berlin，1928)． ] 他承认政治上的差异使得这么一个同盟不大可能结成，但又认为自己的职责在于为应付所有可能的不测事件做好准备。直到 1879年为止，参谋本部还备有对可能性更小的法俄奥三国同盟进行战争的计划。 [ 注：Schmerfeld，Aufmarschplaane，62－67；Kessel，Moltke，649－650． ]
普法战争还使毛奇的战略设想发生了变化。在他1871年4月制订的针对法俄两国的首项战争计划中，他就已经告诫速胜变得不大可能。“德国不能希望依靠在西线的速胜使自己摆脱一个敌人，以便此后转而打击另一个敌人。我们刚看到即使要赢得对法战争的最后胜利也是多么的困难。”毛奇懂得防御的威力，并且足够现实地认识到对彻底胜利的追求将激发起经久不息的抵抗，因而他现在主张一种基于防御－进攻双重作战的战略。他不再谋求以决定性会战来速决速胜，而是计划先以攻势突入东西两线敌方领土，打乱其战争动员，占领易于防守的地带，然后使敌人面对德军的防御火力，在徒劳的反攻中遭受巨大伤亡。为实现之，他打算在东西两线部署大体相等的兵力。 [ 注：Ritter，The Schlieffen Plan，18． ] 他既不期望赢得彻底胜利，也不赞成攫取更多领土，而是指望通过外交使冲突有个可接受的结局。
毛奇后来的所有战争计划基本上都出自这防御－进攻双重作战设想，虽然事态发展不久便否定了他将大致同等的兵力部署于东西两线的初衷。诚然，1873年以后，俾斯麦搞的三皇同盟重申了三大君主国团结一致，同共和制的法国相对，从而至少暂时减小两线作战危险。但是，即使是这位宰相极其了不起的外交技巧，也无法消除德国的地理位置固有的危险。快得惊人的法国军事复兴加剧了毛奇的担忧。1872年，法国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使得所有适于服役者中间的差不多五分之四得到了军事训练，同时形成了高效的参谋制度和动员体制。到 1873年，毛奇已宣称“绝对必须加速我们的动员进程”，并且决定以减少东线兵力部署为代价增强西线兵力。 [ 注：Schmerfeld，Aufmarschplaan，19；Ritter，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1：227． ] 他现在设想一种可能性：德军或许会被动员得更快的法军赶回去。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打算在莱茵河畔重新集结兵力，然后——由于法国人再次被预想分为两大集群——经其中间反攻，将北部集群逐往巴黎，将南部集群赶至卢尔瓦河。如果该计划获得成功，德国便可以向法国提出宽宏大度的和谈条件，而且即使它们遭到拒绝，法国也已被削弱到如此地步，以致德军主力能被调往东线。 [ 注：Schmerfeld，Aufmarschplaan，21，29，38，52－55． ] 到此为止所拟议的兵力分布仍然不是很偏重于西线；迟至1877年，毛奇仍期望在两线作战情况下，动员后第三周将在洛林打一场决战。然而，他还是不企求彻底胜利，强调“我们不能一直追击到巴黎。必须让外交来确定能否在西线实现和平解决” [ 注：Ibid．，64－66；Ritter．The Schlieffen Plan，19． ] 。
毛奇就对法战争怀抱的期望所以有限，还有另一个原因：俄国在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显示其军事能力业已增强，与此同时德法边境一条牢固的防御工事带接近完成，这两者加起来，使西线防御、东线进攻变得更加可行和必要。“如果我们必须打一场两线战争，”毛奇说，“……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莱茵河和我们牢固的工事的防御优势，使用所有(在西线)并非绝对必需的兵力猛攻东线。” [ 注：Schmerfeld，Aufmarschplaan，77；Craig，Politics of the Prussia Army，274－276． ] 他这么说，意思并非德国在西线应当消极应战。这里他并非意指德军在西线就消极被动。所规划的兵力分配大体均衡，即36万人对俄国，30万人对法国，而且毛奇还确定德军应努力击败法军从洛林和萨尔的前沿阵地发动的进攻。如果不经过重大的战斗就撤至莱茵，就将危及士气，造成一种困难的战略形势。他总结道：“我的意见是，即使敌众我寡，我们也必须在撤到莱茵河后面以前，冒险在莱茵河前面一战。” [ 注：Kessel，Moltke，661－662，672－675；Schmerfeld，Moltke，1：250． ] 在对俄战线上，他打算进行一场有限的内线进攻，突入分别集结于科弗诺与华沙的西部俄军之间，毁坏其动员。与系统地努力策动俄国境内被征服民族造反相结合，该计划旨在打乱俄国阵脚，从而诱使沙皇政府根据合理的条件与德国谈判。此外，自1871年往后，毛奇时而设想奥匈支持打击俄国的可能性，而1879年10月签署的德奥同盟条约造就了从奥属加里西亚向北发动辅助性进攻、攻入波兰中部的前景。然而从军事角度看，1879年条约有一大弱点，即缺乏具体的军事承诺。俾斯麦设计该条约主要是为了满足奥匈对俄再保险的需要，因而赋予它一种纯防御性质。条约许诺在缔约任一方遭到俄国进攻时，另一方给予援助，但它没有规定任何机制来规划联盟战争。无论如何，毛奇对事先做出承诺始终持怀疑态度。他写道：“事先制定共同作战计划毫无用处，因为实际上它们不会得到贯彻。” [ 注：Schmerfeld，Moltke，1：44．参见下面一项极好的概览：Dennis E．Showalter，“The Eastern Front and German Military Planning，1871～1914——Some Observations，”East European Quarterly，15(1981)，163－180。 ] 他基本上怀疑相对羸弱并且动员速度缓慢的奥匈帝国军队是否真正有从事大规模进攻战的准备。
尽管如此，两国毕竟于1882年开始了参谋会谈，并且在毛奇的新被任命的第一副手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的坚持下，断断续续地谈了约十年。毛奇在1881年请求退休，但威廉一世皇帝劝他留任，配一名较年轻的人来分担其工作负担。作为一名野心勃勃、很不安分的军官，瓦德西于1888年成为毛奇的继任者，但他从未形成一种首尾连贯的战略方针，却将自己的很大部分精力用于搞诡计，它们同俾斯麦宣告的与奥匈和俄国同时保持友好的政策相背。1882年，经奥匈帝国新任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男爵反复建议，两人举行了会谈，瓦德西许诺一旦爆发两线战争，德国准备以大约20个现役师和6个后备师援助奥匈，办法是用这些部队两面合围在波兰突出部的俄国军队。贝克对瓦德西提议的兵力感到失望，特别是因为他的军队要比德国人晚两个星期才做好临战准备，因而他指望他的盟友承担初战的主要责任。此后毛奇和贝克举行了一些会谈，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变化。瓦德西和毛奇打算将德军主要兵力转用于对法战争，当贝克于1886年底要求澄清时，毛奇告诉他一旦爆发战争(当时显然有此可能)，届时非常有可能的是，德国仅能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用于东线。毛奇的最后计划于1888年4月1日生效，它期望在击退法国的最初进攻后，将以德军的三分之二兵力发动强劲的反攻。只有18个师将留在东线。 [ 注：Ritter，Sword and Scepter，1：232－234；Schmerfeld，Aufmarschplaane，144－145； Kessel，Moltke，708－709． ] 对西线攻势的偏重虽然尚未达到后来施里芬设想的那种全力以赴，但在1887～1888年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侧重点的转移也反映了俾斯麦的观点。这位宰相一向认为法国而非俄国具有更大危险。1887年初回应来自维也纳的询问时，他表示尽管德国将忠于同盟，但奥匈应当避不挑衅俄国，而一旦投入两线战争，德国将首先解决法国。俾斯麦与俄国秘密谈判并缔结《再保险条约》，促使德奥这两个盟友之间更加疏远，而毛奇只是在其签署后才被告知有这项条约。即便如此，当瓦德西1888年接替毛奇任参谋总长时，德奥参谋人员之间的谈判仍继续进行，而新任参谋总长虽然在1887年赞成对俄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现在却主张主要努力应放在西线。考虑到俄国愈益增长的实力，被指定用于东线的德国部队显然不足，甚至不够发动有限的攻势，而施里芬(他在1891年取代瓦德西)更是于1895年很坦率地告诉贝克：德国已经放弃了与奥匈联合攻入波兰的计划。施里芬建议奥匈独自向华沙方向进攻，这显然超出了奥匈的能力，证实了仍在维也纳久留不去的对德国意图的猜疑。施里芬做此表示后，参谋人员会谈于1896年中止，直到1908年才恢复。即使在那时，他们仍未就至关紧要的初始兵力部署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 [ 注：Gunther E．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Lafayette，1976)，112－117，155；Gordon A．Craig，“The Military Cohesion of the Austro－German Alliance，1914～1918，”载于其War，Politics，and Diplomacy(New York，1966)，47－51。 ]
德奥这两个盟国的参谋本部之间关系不稳定，甚至混乱，这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一种愈益加剧的作战困境。80多岁的毛奇在任职的最后几年里，不再能为德国基本的战略－作战两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曾足够与时俱进，认识到打进攻战越来越难，并且在1871年以后形成了自己的防御－进攻双重态势概念，谋求取得有限胜利和一种战略上的平局。然而，随法俄两国军队变得更强，迅速战胜其中一个敌人的必要再次变得明显起来。虽然如此，毛奇却不再看到有实现这一目标、避免一场旷日持久和毁灭性的消耗战的可能途径。1890年，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毛奇告诫帝国议会：随大众激情被煽起，未来的战争可能持续“七年，或许30年”，它将粉碎现存的社会秩序。 [ 注：Kessel，Moltke，747－748；Kriegslehren，1：7． ]
毛奇当然有先见之明，但他无法指出如何防止战争陷入漫长和血腥的僵持状态。就此而言，1871年以后没有任何德国军事思想家能够解决下述两者间的冲突：一方面是进攻战的必要，另一方面是在战壕里使用现代武器的步兵的杀伤能力——给进攻部队造成无法承受的惨重伤亡的能力。1870年的经验由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和南非战争的经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布卢姆将军、克拉夫特亲王和戈尔茨将军之类著作家都认为，只有增强炮兵火力，包括为野战军配备机动重炮，以压倒增强了的步兵火力，进攻才能成功。与此同时，这些比较年轻的人并不完全接受毛奇对于未来战争的悲观预测。他们全都声称进攻仍是最优越的战法，虽然这未成为他们作战信条中的僵硬刻板的教条，而且他们也承认或许不得不将进攻同一种旨在削弱敌人的预备性防御结合起来。他们感到即使在现代条件下，战略包围，特别是在西欧这一有限空间内，仍然提供了赢得重大胜利的最佳前景，尽管也许不再可能像色当大捷那么辉煌。最后，他们都确信兵力数量最为重要，鼓吹充分利用德国的人力后备。 [ 注：Heinz－Ludger Borgert，“Grundzüge der landkriegdführung von Schlieffen bis Guderian，”载于Militaa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Handbuch zur deutschen militaargeschichte(Munich，1979)．9：436－437，462－466(以下引作Handbuch)。参见：Jay Luvaas，“European Militaty Thought and Doctrine，”载于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edited by Michael Howard(London and New York，1965)，73－76；Hermann Teske，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G?ttingen，1958)，32－56 passim。 ] 所有这些观念，连同对于谋求速决的格外强调，都是1891年2月 7日出任参谋总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同样持有的。
四
作为普鲁士的一个古老家族的后代，施里芬1823年2月28日出生于柏林。在新教虔敬主义精神熏陶下，他从该城的约阿希姆斯特勒大学预科学校毕业，于1853年到第二枪骑兵近卫团报到，当一年志愿兵。一年之内他转为现役，并且于1854年12月被授予军职。他很早就被选送到陆战学院学习，而后于1865年进入参谋本部，受领各类参谋工作和部队工作，包括从1876～1884年指挥第一枪骑兵近卫团。1884年他回到参谋本部，在担任过几个局的负责人后，于1889年成为瓦德西的第一助手。当瓦德西因为企图干预政治而被迫下台时，施里芬接替他任参谋总长，直至1906年1月1日他将这一职位移交给赫尔穆特·冯·小毛奇为止。退休后，施里芬仍然致力于完善他那在西线进行包围性决战的大计划，但对政策不再有影响。他死于1913年1月4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19个月。 [ 注：Friedrich v．Boetticher，Schlieffen(G?ttingen，1957)． ]
施里芬成了他那个时期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战略家。他代表新一代专业化军方领导人，既有一流的管理才能，又受过厚实的正规教育，虽然他缺乏毛奇那样较广博的文化兴趣。他是一位偏爱具体谋算而非抽象思辨的专家，一位严谨简朴、不喜交际的人，在妻子死后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军事职业。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称他为“所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军人之一”，他的许多信徒则确信他找到了解决德国战略困境的办法，那本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带来速胜。 [ 注：Erich Ludendorff，My War Memories，1914～1918(London，1920)，24；Wilhelm Groener，Lebenserinnerungen(Osnabrück，1972)，86－91． ] 他的批评者却指责他一脑子“狭隘的军事经院哲学”，轻率地漠视更广泛的政治含义。他们宣称施里芬“看来采取了一种技术人员的观点，那就是认为当他以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做了最大努力、业已按照军人职业的惯例和规矩‘在不利情况下竭尽所能’时，他便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 注：Ritter，Schlieffen Plan，v，vii． ] 。他对纯军事计划、而且是大有缺陷的纯军事计划的依赖“无异于开启了德国和欧洲的灾难”。 [ 注：Ibid．，88；Jehuda L．Wallach，Das Dogma der Vernichtungsschlcht(Frankfurt a．M．，1967)，65－56． ] 批评者和颂扬者都一致同意，施里芬的战略做法——如果不是他的基本概念——是对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传统的背离。一位颂扬者威廉·格罗埃内尔将军赞赏地说，施里芬的著作与克劳塞维茨的不同，没有“冗长的理论思辨……反映了活生生的现实”，而施里芬试图将“摩擦”因素从作战中排除出去的努力被称为“对克劳塞维茨的反论”。 [ 注：Wilhelm Groener，Das Testament des Grafen Schlieffen(Berlin，1927)，11；Werner Hahlweg，Clausewitz(G?ttingen，1957)，95． ] 施里芬在下述两个方面也不同于任职最后阶段里的毛奇：决心在战争中指挥而不是指导军队；坚决谋求形成一种战略，它能在两线战争中迅速和决定性地战胜其中一个敌手。 [ 注：Ritter，Sword and Scepter，2：198． ]
重新谋求速胜的主要原因，在于变化了的政治军事形势。施里芬出任参谋总长后的几个月里，假设的两线战争有了大得多的可能性。1891～1894年间，法俄两国间的一系列参谋人员会谈、协定和条约改变了欧洲的兵力数量平衡。人们普遍相信德国是一个大兵营，但法国每年的受训人数更多，与此同时俄国原本就很庞大的军队还在继续扩充。无论是实有的还是计划中的，两大协约国的兵力显著超过两大同盟国。兵力数量被认为头等重要。施里芬在1891年写道：“我们过去的胜利都靠兵力数量优势。”他接着说：“战略艺术的根本要素……在于将优势兵力投入战斗。这在一方一开始就较强的情况下较容易做到，在它较弱时较难，在兵力数量严重失衡时大概不可能。” [ 注：Alfred v．Schlieffen，Briefe，edited by Eberhard Kessel(G?ttingen，1958)，296－297． ] 所以，他拒绝防御－进攻战计划中蕴含的消耗战略。如果采用这种战略，“德军将不得不穿梭往返于两条战线之间，四处拒敌……(与此同时)战争久拖不决，我军随之愈益不利和被削弱” [ 注：Generalstab des Heeres，Dienstschrift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r Armee General Feldmarschall Grafen von Schlieffen，2 vols．(Berlin，1937～1938)，1：86－87． ] 。在两线战争中，时间不在德国一边，因而必须在战争伊始就歼灭其中一个敌人。这无法依靠正面进攻来做到，正面进攻至多只能取得“一般的”胜利，随后就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的是一场歼灭战。“一场索尔费里诺式的战役帮不了我们；必须是一场类似于色当、或至少是柯尼格累茨战役那样的大会战。” [ 注：Ibid．，2：222－223． ]
参谋总长本可能指望通过外交来减小德国在军事上的不利，然而施里芬墨守到那时已成传统的职权范围分隔。对他来说，瓦德西可能是前车之鉴：冒昧地涉足政治问题，告诫德皇说德国海军大扩充不对头，徒然激怒英国，结果被撵下台。无论如何，施里芬将自己限于本职范围，不越雷池一步。1904～1905年间，“当德国……以先发制人的进攻来粉碎法俄同盟的诱惑发展到极致时”，施里芬刻意避免大力推销自己的观点。 [ 注：Ritter，Sword and Scepter，2：194；L．F．C．Turner，“The Schlieffen Plan，”载于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1880～1914，edited by Paul M．Kennedy(London，1979)，207－210。然而对照Craig，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283－285。 ] 甚至在提高年度征兵额、以增大陆军规模之类问题上，他也拒不加入政治斗争。当自己的意见遭到法定责任机关——陆军部的反对时，他总是退让。在施里芬看来，参谋总长在和平时期的适当职能限于拟订作战规划，改进作战信条和战斗力，加上在被垂询时提供建议。
五
施里芬将大量努力用于提高现有兵力的效能。火力的增强，机关枪、速射野战炮和无烟火药，通讯、无线电和电话的新发展：世纪末的这一切正在改变陆战的性质，尽管所有各国的军队尚未充分理解这些创新。骑兵仍偏爱骑马格斗，步兵战术仍过于强调冲锋，野战炮兵则缺乏打击力。机动重炮是行将到来的战争的首要、或许决定性武器，对它的需要已被意识到，然而施里芬仍然不得不破除守旧的炮手们的反对，强行引进重型装备。作为瓦德西的副手，他就已强烈支持采纳1888年新的步兵条令，其中正式认可了“任务策略”，而在新职位上，他则力图改进骑兵的侦察能力。此外，他增加了技术部队的数目，支持使用机关枪、现代信号装备和机动车辆。在参谋本部内，他特别注意培养低级军官的独立指挥能力。总的来说，他的努力为德军在未来岁月中的表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 注：Boetticher，Schlieffen，67－60；Handbuck，9：427－434． ]
所有这一切是为了有可能进行决战。施里芬相信，战争的某些基本原则，首先是进攻、迂回、集中兵力和节约兵力，同样适用于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作战行动。他像他以前的拿破仑和毛奇那样坚持认为，要避免大得无法承受的伤亡，就必须对敌实施侧翼包抄，而作战的目标在于歼灭敌军。对军事史的研究使他相信，这即使是一支较弱的军队也能做到，办法是集中进攻敌军一翼或两翼。汉尼拔、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和毛奇已经在战役乃至整个战争中证实了这一点，色当战役便是最近的例子。然而施里芬担心，在高度紧张之中，部队司令官们可能忘记中心目标。他宣称这些将领毕竟未曾充分贯彻“毛奇旨在彻底围歼敌人的简洁宏伟的计划”，怀疑自1870年往后他们的理解力和自制力是否已经提高。问题部分地在于“权宜战略”。他指责毛奇关于参谋总长“能做的是指导而非指挥”的想法。 [ 注：Alfred v．Schlieffen，Gesammelte Schlieffen，2 vol．(Berlin，1913)，1：163－184； Schlieffen，Briefe，312． ] 克劳塞维茨和毛奇认识到“摩擦”有不可预料的影响，敌人有自己的“独立的意志”，施里芬却与他们相反，坚持认为能够迫使对手大体上按照一方自己的作战预案行事。他计划依靠进攻来夺取主动权，并且打算集中兵力攻敌侧翼，以此不仅打乱敌人阵脚，而且使之在战略上走投无路。作战方案要求从动员直到最后决战这一整个行动序列环环相扣，包括不折不扣地遵循时间表和既定的作战目标。他为某些意外的变化留有余地，然而他的被控战略体系——“演绎性谋略”(manoeuvre a priori)——力图通过预先规划和集中指挥来尽可能排除这些意外。 [ 注：Wallach，Dogma，90；Handbuch，9：444． ] 施里芬认识到现代军队变得过于庞大，无法由一个人控制，但是他指望靠技术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一位“现代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在1909年写道，应当最充分地使用新的通讯和交通手段，诸如“电报、电话、无线电……汽车和摩托车”，以便从遥远的大本营指挥军队。 [ 注：Schlieffen，Schriften，1：15－16． ]
无论是在参谋本部内，还是在高级指挥官中间，都有施里芬方针的批评者。担任近卫军参谋长直至1896年为止的冯·施利赫廷将军几番发表文字，抨击按图索骥式的作战和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观念，坚决捍卫普鲁士军官自主行动、自负责任的权利和义务。 [ 注：概要见Rudolph v．Caemmerer，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Science during the 19th Century(London，1905)，248－267；Herbert Rosinski，The German Army(New York，1966)，135－156。 ] 另一位有影响的著作家、当时的参谋本部军事史局局长冯·贝尔恩哈迪将军也反对“演绎性谋略”。他抱怨说，这么一种取消个性的、机械刻板的方针差不多使战争艺术完全变成了一行手艺，战略家成了单纯的技术人员。他质疑侧重大规模集结兵力的做法，坚持认为指挥才能和部队素质也同样重要。而且，并非仅仅依靠包围战，他还断言突破战——即使不是战术层次、也是作战层次上的突破——依然可行和有效。施里芬的副手之一冯·比洛将军和当时在东普鲁士指挥军队的冯·德尔·戈尔茨将军，也反对施里芬的思想。 [ 注：Handbuch，9：465－466；Ritter，Schlieffen Plan，51－52． ] 然而，施里芬对他的批评者们不屑一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相信德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赢得初战胜利，并且将可能干扰实施计划(那个在他看来惟一能导致胜利的计划)的所有考虑统统置于脑后。
六
他的大计划就是迅速、彻底打垮法军，如同在通常被称为“施里芬计划”的备忘录中勾勒的，该备忘录由适才退休的参谋总长于1906年2月递交给他的继任者。这只是施里芬拟订的一系列战略计划中的最后一个。德国“大参谋本部”每年都制定不同的暂时计划，它们如果经过参谋野外作业和战争模拟演练的测试后得到采纳，就在下一年的4月1日正式生效。在其任内，施里芬总共制订了16个对法作战计划、12个对俄作战计划和19个两线作战计划，而两线作战现在已近乎是肯定的了。 [ 注：Boetticher，Schlieffen，61． ] 最紧迫的问题是决定主要兵力用于攻击哪个敌人和多少兵力才够防守另一面边境。内线作战便利了部队调动，然而也认识到初始的集结和部署一旦启动，要予以改变就很难，甚至大概不可能。所以，军事决定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后果，并且严重限制外交选择余地。然而，有个经久不绝的印象并不正确，那就是1914年以前军方将其战争方案强加给文职当局。施里芬与很有影响的外交部高级官员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比洛和贝特曼·霍尔韦格这两位宰相都被告知战争计划的大致内容。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清楚一些具体的和关键性的细节，例如从1912年起就有的突袭列日计划。与俾斯麦不同，这些人没有做任何努力来争取知情，而且因为没有任何将战略规划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的正式机制，职权范围的分隔便导致严重地、甚至可能是致命地过分依赖单纯的军事计划。
一经担任参谋总长，施里芬就继承了毛奇拟订、瓦德西仅稍作修改的计划。然而，他不满意毛奇以防御－进攻双重方式来打两线战争这一方案的基本前提。首先，他害怕德国在反攻前经受不住法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他还怀疑拟议中突入俄国西部省份的、有限的“破坏性进攻”能否成功。1894年，他对计划作了一次根本改动。为保持主动和预防法军进攻，他决定将德军的初始集结进一步西移，甚至不惜冒遭遇战风险。他打算，如果法国人决定保持防御态势，他就进攻扼南锡高原咽喉的弗鲁阿尔－南锡－圣文森特一线前沿阵地，以拔除法国边界防御工事。 [ 注：Handbuch，9：447－448；Ritter，Schlieffen Plan，38． ] 很快，他就认识到该计划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即使它获得成功，在这里的突破仍然既不能消灭法军，也无法使德军主力能够调往东线。该计划需要长时间的后续作战，让俄国得到完成动员所需的时间。它也未展示出奇制胜的希望，因为法国参谋本部预料到德国会在这里进攻。 [ 注：Ritter，Schlieffen Plan，38． ]
然而，施里芬依然相信法国是主要威胁，必须以一场粉碎性的进攻铲除之，因而他不再继续规划德奥对俄联合作战。到1897年，他已仔细思考、而后放弃了在凡尔登正北突破的计划。他断定，必须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展开战略包围。“一场以凡尔登为轴心的迂回进攻”，他断言，“决不能回避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 [ 注：Ibid．，41． ] 在1899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这个新的进攻方向得到了明确说明，它直到1904～1905年间为止，始终是两线战争情况下西线攻势的根本。计划在亚琛和巴塞尔之间总共部署七个集团军，其中三个在洛林，各有两个在洛林两翼。假设法军首先进攻，无论是经过比利时还是针对洛林，施里芬都打算以攻击其左翼来反击。“这如果成功，”他说，“就会使我们能够将全部法军逐出防御工事，将其赶往莱茵河上游地区。”要是法国人采取防御态势，他就准备通过在贝尔福－凡尔登地段发动正面进攻来压住他们，并且依靠一场穿过比利时的包抄进攻击败之。他预料这不会有什么大困难。他说：“卢森堡没有军队，力量相对弱小的比利时军队则会希望撤进工事。” [ 注：Handbuch，9：449－451． ] 尽管此后几年里，施里芬反复检验过种种替代方案，但他总是回到穿过比利时来实施迂回进攻这一战略。 [ 注：Boetticher，Schlieffen，63－65。 ] 快速进军和集中兵力的必要要求限制迂回的幅度，因而最初他设想德国大军的席卷范围局限于默兹河以南地区。然而，他怀疑这么一种有限的迂回是否足以将法国人逐出其防御工事。不仅如此，1904年的参谋野外作业暴露出右翼过弱，而计划部署于中央的德军过强。此外，这年夏末俄国在满洲(中国东北)战败，一时间东线已无重大威胁。据此，施里芬进一步降低了东线的重要性，决定在届时可得的全部已动员野战兵力中，75％投入从凡尔登到列日的、予以扩展了的包围行动。 [ 注：Ritter，Schlieffen Plan，44－45． ]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这使得施里芬更加决心将大部分德军用于梅斯北部为轴心的侧翼大进军。在1905年10月对手下参谋人员的一次讲话中，他回顾了拿破仑的“大方阵”(battalion square)，宣称他规划的包围战将按照同样的模式进行，“只是兵力更集中，规模和威力也更大”。 [ 注：Hans Meier－Weicker，“Graf Alfred von Schlieffen，”载于Klassiker，edited by Hahlweg，335－356。 ] 在就1905年战争演练所做的最后一次评论中，他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争辩说，只要有一场大范围、大规模的包围战，辅之以正面进攻，然后穷追猛打，就可以避免在满洲(中国东北)那样的僵持。然而，他并未完全忽视东线，告诫说：“在决战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能用火车将军队运往东线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色当战役就是这样的一场决战，但谁敢声称9月2日德军大部队就可以被运往东线？” [ 注：Ibid．；Handlmch，9：451－453． ] 他最后一份正式的战争计划在1906年4月1日生效，其中规定三个军用于东线，而且希望虽无任何正式协定，奥匈帝国仍将从西里西亚向北进攻，以进一步缓解东线压力。由于规定巨量兵力部署在西线右翼，该计划仍然保留了著名的1905年12月31日备忘录的本质内容(但直到翌年2月才被交给他的继任者)。
从1903年末就自觉快要退休，施里芬写了一份题为《对法战争》的备忘录，作为他的战略“遗嘱”。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战争计划，而是一项详细说明和给他的继任者的指南。它略去了一切政治考虑和俄国因素，集中论述作战的方方面面。它们体现了施里芬的一种决心，即证明面对愈益增长的防御威力，一场决定性的进攻战仍然可行。这一谋求进攻的决心，而非人们反复辩论的、预定计划如果照原样贯彻能否成功的问题，才是关键所在，也才是施里芬给战略思想发展留下的最重要遗产。 [ 注：Ritter，Schlieffen Plan，134－160． ]
备忘录将法国描述成一个巨大的堡垒，沿150英里长的法德边界筑有几乎固若金汤的防线。为了绕过这些阵地，施里芬希望德军右翼(五个集团军，共含35个军)在一条经比利时和荷兰南部、远至敦刻尔克的广阔的战线横扫猛攻。在留下一些部队防护安特卫普的同时，实施大范围包抄的德军将经过亚眠，在阿布维尔横渡索姆河，在巴黎以西横渡塞纳河，然后转向西南，将法军赶往孚日山和瑞士边境。施里芬设想一场巨大规模的坎尼式战役，中立国边界和山脉被当作是实施包围的另一侧翼大军。遵循坎尼模式，较弱的左翼仅有五个军，被设想来诱使法军向东朝莱茵河推进。一位军事著作家曾将该计划比喻成一扇旋转门：一个人越是用力推门的一面，门就会越厉害地转过来从背后撞击。 [ 注：Basil H．Liddell Hart，A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1914～1918(London，1934)，68－69． ]
最重要的是右翼保持不断的冲击势头，而施里芬并未预料能轻易取胜。一切都有赖于德国军事态势的改进。梅斯要塞有如大锚，必须予以加强；为摧毁进军途中遇到的敌人据点，需要有更多的机动重炮；而且，头号要务是军队必须有更多的兵员。他在围攻“巨塞巴黎”所需的部队问题上感到不安，并且想到了历史教训，那就是进攻性战争“需要大量兵力，而且损失大量兵力”。进攻者的力量，他写道，“将随防御者力量的增长而持续衰减”。至少需要增加八个军，否则德军“过于弱小，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另一方面，他确信无需考虑英国远征军的干涉，而且多少令人惊奇的是，他对部队的疲劳和补给问题居然乐观。他承认，最右边的集团军将“不得不做出很大努力”，但他显然预计比利时和法国的铁路能大致完好地落入德国人手中。尽管部队能离开铁路卸载点作战的距离自1870年以来差不多减少了一半，但他仍然设想届时能够即兴解决作战补给问题。一位分析家说：“他的计划的后勤方面看来建立在非常不可靠的基础上。” [ 注：Iarry H．Addington，The Blitzkrieg Era and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1805～1914 (New Brunswick，N．J．，1971)，19－20；Van Creveld，Supplying War，113，118． ]
离职后，施里芬忙于修改他的备忘录，结果使之更加僵硬刻板。很少甚或完全没有给“摩擦”留下余地，整个作战简直成了一个巨大的“演绎性谋略”。由于确信只有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大会战才重要，施里芬无视俄国军力的恢复，宣称东部领土的命运将在塞纳河畔、而非维斯杜拉河畔决定。在1912年的最后一次修改稿中，他建议将作战范围扩大到包括占领整个荷兰，同时将在巴黎外围地区的进军从危险丛生的必须转变为时间固定的程序。他在加剧风险，而且更糟糕的是在低估他的对手。战略包围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德国，也几乎同样程度地取决于敌人。镇定自如且可动用后备兵力的能干的对手将使整个计划陷于严重危险。施里芬战略构想效法的样板是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然而这些胜利大有赖于对手组织不当，指挥体制糟糕，兵力寡不敌众。现在敌人的组织水平与德国人持平，指挥体制大为改善，而且帝国的军队在西线已不占有决定性的数量优势，即使1912年陆军法通过后增加了八个军可用。利德尔－哈特将施里芬计划称作“拿破仑式的大胆方案”，同时却指出虽然它在这位皇帝的时候本当可行，但到1914年，德国步兵的进军速度已不敌更快的法军铁路运输。他推断：“这个计划到下一代人的时候会重新变得可行。到那时，空军能够挫败防御一方的兵力调动企图，与此同时机械化部队的发展大大加快包围行动的速度，并且扩大它们的范围。然而，在施里芬计划被构想出来的时候，它的成功可能很小。” [ 注：Ritter，Schlieffen Plan，vi－vii． ]
当然，所有作战行动都包含风险。但尽管如此，断言施里芬计划是“天才的创造和制胜的法宝，只可惜落到了不适当的继任者手里”是不正确的。 [ 注：Ibid．，48． ] 这类断言本质上都基于德国拥有军事优势的假设，即“训练和指挥上的巨大优势”以及“1914年时第二帝国军队的无比优秀”。 [ 注：Rosinski，German Army，138；Walter Goerlitz，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1657～1945(New York，1966)，135． ] 然而，即使这些优势实际上的确存在，而且德军确实接近赢得胜利，它们也不足以克服后勤和兵力数量方面的弱点，不足以战胜一个虽遭重创但未被打垮的敌人的抵抗。不仅如此，即使起初的进攻获得成功，法国、英国和俄国看来也未必会放弃战斗。德国的军人们继续困扰于两线作战这一根本战略难题，为此需要迅速打倒其中一个敌人，这诱使其主要将领们声称施里芬计划本可赢得战争。甚至到了20世纪40年代，像陆军元帅冯·伦德斯特这么一位冷静的战略家还坚持认为，对法大会战所以没打赢，是因为原先的方案“被打了折扣”。路德维格·贝克将军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在西线寻求速胜的决策是正确的。不过，他谴责施里芬只从军事角度想问题，未做全面的政治和经济考虑。 [ 注：Günther v．Blumentritt，Von Rundstedt：The Soldier and the Man(London，1952)，22； Ludwig Beck，Studien，edited by H．Speidel(Berlin，1955)，63，106－107． ]
七
伟大的陆军元帅的侄子、赫尔穆特·冯·小毛奇将军往往被贬称为一名无能和胆怯的指挥官，未能适当地贯彻施里芬的宏伟计划。然而，小毛奇实际上是一位能干和尽责的军人。他在1870年有杰出的作战表现，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陆战学院，并且曾在多个参谋和指挥岗位任职。尽管与柏林宫廷里的权贵过往甚密，但他还是准备维护自己作为参谋总长的特权；然而他缺乏性格魅力和自信心，也缺乏为经受住指挥全军作战的那种紧张所需要的强健体魄。
在和平时期，小毛奇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者，对提高德军战斗力贡献颇大。首先，他破了施里芬确立的先例，积极促成1912年5月兵役法，它将现役陆军从62.4万人增加到65万人。作为参谋总长，他面临着一种逐渐恶化的军事形势：英国加入协约国集团，俄国军力在快速恢复。因此，修改前人留下的战争计划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无疑，他没有义务去墨守施里芬1905年12月备忘录的构想。
小毛奇很好地把握了主要的战略难题，比施里芬更明白德国的地理位置衍生的广泛后果。他或许是拿破仑说的那类“考虑太周全”的将领，不想孤注一掷，试图保有选择余地。他确信德国在东面的安全有赖于奥匈帝国积极作战，因而欢迎弗朗茨男爵康拉德·冯·赫岑多尔夫重开两国参谋会谈的建议，并且在些许犹豫之后，许诺驻东普鲁士的第八集团军(有大约10到12个师的兵力)将积极支持奥军从加里西亚发动的进攻。此外，他示意在法国被消灭后的“适当时间”内，强大的德国兵力将被调往东线，这个说法被康拉德有意解释为意指四到六个星期。尽管如此，重开的德奥军事协商并未真正澄清双方各自承担什么军事义务，也未在最高层协调作战计划。 [ 注：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57－158；Norman Stone，“Moltke and Conar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1909～1914，”载于War Plans，edited by Kennedy，225－228．然而请比较Showalter，“Eastern Front，”173－174。 ]
小毛奇明白，德国发动闪击战来结束法国战争努力的计划面对很大困难。为了在险恶的形势下争取尽可能好的结局，他对作战方案作了某些修改。以其叔父为榜样，小毛奇赞成一种松散的战略体制，准备施加指导而非直接指挥。1903～1905年间作为施里芬的副手，他反对其顶头上司坚持要求不折不扣地遵循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而且也不同意后者对法国和比利时能多有效地炸毁它们自己的铁路所作的估计。 [ 注：Handbuch，9：467－468． ] 事实上，小毛奇相信西线战役的后勤基础不牢靠。在出任参谋总长后，他下令进行了多次后勤补给和交通通讯演习，它们证实了他的看法。从此，他与施里芬相反，予以后勤安排颇大注意。在1914年，他所做的准备促成了德军有可能推进到马恩河。 [ 注：Van Creveld，Supplying War，119－121；Helmut Haeussler，General William Groener and the Imperial Army(Madison，1962)，34－36． ]
小毛奇跟随其叔父和施里芬的信念，相信德国的最佳战略是在战争初期阶段就寻求决战。歼灭战仍然是他的主要目标，但在用怎样的方式来实现歼灭战的问题上，他愿意比较灵活。他宣布：“通过比利时进军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强调，法国人保有或选择防守、或选择进攻的余地。因此，在他的战略方案中，突入比利时仅仅构成军事行动的开端，目的在于使德军处于这么一种位置：或者继续进行大规模包围，或者转而打击进攻洛林的法军的侧翼和后背。他解释说：“当法军主力在洛林时，继续通过比利时进军便没有意义。那时惟一可以考虑的是：以所有可得的兵力去攻打法军，在发现它的任何地方打击它。”在1912年的参谋野外作业中，他详细说明了这一方案。他说，一经明确法军主力在梅斯与孚日之间发起进攻，德军在比利时境内推进就不会有助于任何进一步的战略目的。相反，“在德军左翼保持防御的同时……所有并非为阻挡比利时人和英国人所需的兵力都应当向西南挺进，以攻打梅斯以西一线”。 [ 注：Woffgang Foerster，Aus der Gedankenwerkstatt des deutchen Generalstabes(Berlin，1931)，38，66；Handbuch，9：470－473． ]
为了支援这一缩短了的迂回进军，小毛奇和参谋本部作战局长埃里希·鲁登道夫上校计划增强中央部位的兵力，使之既足以压住敌军，又足以实施反攻，造就双重包围的可能。与此同时，增强中央部位的兵力还消除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威胁，那就是法军纵深进击莱茵工业区和从后面攻打在比利时的德军右翼。这一兵力分布调整被说成是“冲淡”施里芬计划，但它并未实际调走已经配置在右翼的任何部队，右翼仍然有 54个师的兵力。然而随一些新的部队成为可用，它加强了中央和左翼。 [ 注：Wallach，Dogma，113，136－137． ] 此外，为了节约兵力，并且出于战略考虑，小毛奇放弃了通过荷兰南部进军，从而在愈益扩大的德国对手名单上减去了荷兰军队，其战斗力有时被认为超过比利时人。这样一来，他使德军右翼的任务便容易了些。
缩小向列日地段进军的前方造成了新的后勤难题，但只要对列日筑防区的突袭成功地确保铁路线完好无损，后勤困难并非不可克服。总的来说，小毛奇和鲁登道夫所作的调整，首先是缩短北面的包抄运动和在德国边界附近以双重钳形动作包围法军，是可取的。结果是一个新的战争计划，它固然包含了施里芬早先的作战方案的主要成分，但毕竟是小毛奇的计划，而非仅仅是前者的翻版。 [ 注：Handbuch，9：474． ]
当战争于1914年8月来临时，小毛奇的计划失败了，尽管它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功败垂成的样子。所以失败，是因为计划本身在军队行进军速度、忍耐力和后勤供给上固有的问题，加上小毛奇未能在指挥与控制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在最初阶段，法国人在运动兵力方面处于完全的劣势，英国远征军则虽然未被歼灭，但是被击退。然而，到9月第一周，德国进军的最右翼——冯·克卢克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发现自己有反过来被法国人包围的危险。法国很好地利用了巴黎向外四面延伸的铁路，调动了一支匆忙集结起来的大军打击其侧翼，后者到那时仅同左侧由冯·比洛指挥的集团军保持松散的联系。此刻，远在其位于卢森堡的大本营里的小毛奇已失去同右翼的有效联系，再也无法协调作战了。冯·克卢克与统帅部失去了联系，而且手下的部队精疲力竭，补给短缺，因而下令停止推进，并依照德军的作战指挥信条自行决定后撤，以摆脱被法军包围的危险。尽管克卢克没有遭受严重的战术失败，但这一变更葬送了小毛奇的计划。在几个月力图包围对方的不成功的努力后，双方军队将战线稳定下来，开始了从英吉利海峡到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经久僵持。 [ 注：－项优良的概述见Addington，Blitzkrieg Era，17－22。 ]
诚然，小毛奇计划的失败部分地是个作战和技术细节问题，并不一定表明包围战略本身有根本的缺陷。事实上，东线战况显示包围战略是正确的。在东普鲁士的第八集团军行动隐秘而且快速，能够于8月底在坦能堡围歼俄国的一支大军。然而从更大的视角看，德国的经典战略存在根本弊端，它们来自一种信念：仅依靠军事手段就能消除愈益增长的政治－军事威胁。尽管老毛奇、小毛奇和施里芬有诸多差异，但他们都假定德国的地缘战略位置要求进行一场速决战，他们也都指望以一场歼灭性会战为最高潮的作战行动来解决问题。甚至老毛奇在1870年后采取的防御－进攻双重态势也没有放弃这一前提，而只是对它作了些修改。然而，到20世纪初，战争结局已不再能够按照基于人力、铁路和作战方案的估算来予以预计。相反，技术上的原因决定已无可能速战速胜，从而导致战争越来越由国民士气、社会稳定程度和经济资源之类因素支配。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虽然这一点尚未被广泛认识到，特别是没有被军方认识到。即使一支野战大军由于敌方某种杰出的作战规划而被歼灭，就像在色当和坦能堡发生的那样，然而一个不屈不挠、并且掌握了尚未动用的潜在资源的政府通常仍能征召新的部队，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任何仅仅基于军事考虑的战争计划都变得不适当了，最高程度的政治－军事协作现在已必不可少。
过去，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那样的伟大统帅，依靠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使政策与战略得到协调，然而到19世纪中叶这已变得不可能。一位像俾斯麦那么享有统治者充分信任和支持的格外杰出的国务家，同一位有老毛奇那般才干的将领，仍能——虽然勉强——就什么是战争中必须、可取和可能的事情达成共识。但是，一旦他们走下舞台，在德国，并且就此而言也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战略规划就仅仅由军事考虑支配，不再受制于任何认真的政治评估和审视。有人提出：克劳塞维茨告诫政府不应当要求军方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这反过来就要求军方将军事行动的局限性告知政府；因此，假如德国参谋本部在1894年以后承认愈益加剧的战略两难局面已不再能靠军事手段解决，而是必须通过外交来寻求一种至少是部分的补救办法，那么它本来会为国家干得较好。这一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对当时流行的情势注意得太少太少。那样的承认不仅会同德国参谋本部的主要成员们关于军队作用所持的基本观念相冲突，而且还会要求德国内外政策做重大转变。因此，德国参谋本部虽然对最后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悲观，却仍旧力图使其战略包围方案精益求精，并且最终在1914年发动了它那孤注一掷的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