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第八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爱德华·米德·厄尔·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只有在最原始的社会(假如有这样的社会的话)，才有可能把经济力和政治力分割开来。在现代，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工业革命、军事技术的稳步发展，我们已持续地面对两大类力量的互相关联，即一方面是商业、金融和工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和军事力量。这一互相关联是治国的最关键、最费神的难题之一。它涉及国家安全，并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可以在多大限度内享受生活、自由、财产和幸福。
当重商主义或极权主义是治国方略的指导原则时，国家权势本身成了目的，对国家经济和个人福利的全部考虑都从属于单单一个目的：发展国家的备战和战争潜力——即德国人所说的“国防经济” (Wehrwirtschaft)和“战时经济”(Kriegswirtschaft)。差不多300年前，科尔伯特曾如此概括了势力腾飞中的法国君主路易十四的政策：“贸易是财政的源泉，财政是战争的命脉。”在我们时代，戈林业已表示纳粹兵营国家的政治经济旨在生产“大炮而非黄油”。苏联为总体战做准备的一个得意办法，在于宣扬宁要没有牛奶的社会主义，也不要没有社会主义的牛奶。另一方面，民主国家人民厌恶那种基于战争和备战的经济所固有的约束：“国防经济”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超出了他们认为对自己的安全和繁荣必不可少的限度。他们喜欢基于个人福利、而非基于自高自大的国家权力的经济体制。而且，他们对军事与经济力量的协调怀有根深蒂固的疑虑，仿佛那对他们确立已久的自由构成一种内在威胁。
然而，不管激励一个国家的是哪种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忽视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就必然遭遇可怕的危险，因为它们是政府其他一切问题的根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下面的话时，是在阐述一项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免遭外部危险是“国家行为的最有力指针”；即便是自由，如果有必要，也必须让位于安全的规定，因为人们为了更加安全，宁愿“冒不那么自由的危险”。 [ 注：The Federalist (1787)，No．8 (New York，Modern Library edition，1937，连同我写的导言)，42。所有提到的页码皆指该版本页码。全文亦载于注30所引汉密尔顿全集第11和12卷。 ] 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物质上的繁荣有赖于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个人自由，但他愿意承认，当事关国家安全时，这个一般原则必须打折扣，因为“防务比富裕重要得多”。 [ 注：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初版。为方便起见，我使用的是现代文库版(Modern Library edition)(马克斯·勒纳撰写导言)，它是埃德温·康南(Edwin Connan)版(London，1904)的重印本。这里引用的话可以在该书第4篇第2章第431页找到。 ]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大多数论题上与斯密意见相左，但在有一点上却发觉自己与斯密完全一致，那就是“力量比财富更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虚弱无力——导致交出我们拥有的一切，不仅是已经取得的财富，还有我们的生产力、我们的文明、我们的自由，甚至还有我们的民族独立，统统交到那些在力量上超过我们的人手里……”。 [ 注：Friedrich List，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Stuttgart，1841)，载于 Schriften，Reden，Briefe，10 vols．(Berlin，1927～1935)，vol．6 (edited by Attur Sommer，Berlin，1930)，99－100。这是李斯特著作的最佳版本，与德意志科学院合作出版。本引文出自桑普森·S．劳埃德的英译本：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1885)，37－38，此后从英译本引作 National System。 ]
在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以前两个多世纪里，西欧由总称为重商主义的那类信念和实践支配。重商主义体系就是强权政权体系。在国内事务方面，它追求弘扬政府的权势，削弱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分散独立的诸实体。在对外事务方面，它追求增长相对于别国的本国权势。简言之，重商主义旨在民族国家的统一，连同其工业、商业、财政和陆海军资源的开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政府干预经济事务，使得它的公民或臣民的活动可以被有效地转入加强国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渠道。重商主义国家如同我们时代的极权主义国家，是保护主义、自给自足、扩张主义和黩武主义的。
用现代术语，我们可以说重商主义制度下压倒一切的目的，在于发展军事潜力，或曰战争潜力。为达到这一目的，政府严厉管制进出口，增加和保存贵重金属储备，在奖赏和津贴制度下生产或进口陆海军军需品，将航运和渔业当作海军力量的源泉予以扶持，将殖民地当作母国财富和自给自足的补充予以移民和保护(以及严加管制)，为增加军事人力而鼓励人口增长。 [ 注：鼓励人口增长的典型措施是禁止圈占放牧地，以利扩大粮食种植地。例如，英国在 1648年的一项公告宣布：“确保……本王国拥有人力和大量忠实臣民卫国御敌，而非徒有羊群畜群。”引自 Eli Heckscher，Mercantilism，translated by M．Shapiro，2 vols．(London，1935)，2：44。 ] 制订这些和其他一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如果不是惟一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的统一和实力。
战争是重商主义体制内在固有的，正如它是任何以权势本身为目的、经济生活动员主要出于政治目的的体制内在固有的一样。权势政策的代表人物们相信，他们的目的可以“同样好地(如果不是更好地)通过削弱别国的经济力量、而非增强本国自己的经济力量来实现。如果财富被认为是目的，那便是极其荒谬的，但从政治权势的观点看，它很合乎逻辑……一国通过自己在一国内部的努力来取得经济进步的任何尝试必定显得毫无意义，除非它包含抢夺别国部分财产的成分。重商主义哲学中极少有任何其他成分对经济政策、甚至整个对外政策的制定起更大的作用”。 [ 注：Ibid．，2：21，24． ] 这就是重商主义者的无情逻辑，它在很大程度说明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肆虐于欧洲的绵延不绝的战争，无论其为公开的或隐蔽的。拿破仑大陆封锁和英国报复性反封锁只是一长系列类似措施所达到的极致。
从重商主义战争中，只有英国人以胜利者脱颖而出。英国实现民族统一早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并且享有它的海岛地理位置提供的安全，因而比其他国家更能将“它的舰队和海军指挥的伟力，连同关税和航海法设施，迅速、大胆和目的明确地服务于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利益”，从而在争夺商业和政治霸权的斗争中独占鳌头。 [ 注：出自 Gustav Schmoller，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translated by W．J．Ashley (London and New York，1896)，72。此处为意译而非直接引语。德文本载于 Dos Merkantilsystem in seiner historischen Bedeutung，首次刊于1884年的Schmollers Johrbuch。 ] 到1763年，英国已粉碎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商业、殖民地和海军抱负。在滑铁卢，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复兴了的法国被再度击垮。1815年时，尽管失去了美洲殖民地，大不列颠看来仍登上了世界强国宝座，其方式和程度让人想起古代的那些大帝国。1841年，一位德国民族主义者以嫉妒和赞赏兼有的心态写道：“在所有时代，都有在工业、商业和航海方面出类拔萃的城邦或国家；然而，像我们这个时候存在的(英国)那样的优势先前从未见过。在所有时代，都有一些民族和国家力争主宰世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在如此宽广的基础上树立其权势。与英国的尝试相比，那些力争以军事权势为基础建立普遍统治的国家的努力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徒劳无益：英国力图把它的全部领土培育成一个巨大的制造业、商业和海洋城市，并且在地球上所有国家和王国中间，成为一个相当于周边地区环绕的伟大城邦，将所有工业、艺术和科学，所有大商业和大财富，所有远洋航运和海军力量，统统囊括在城内——成为一个世界大都市……。” [ 注：List，National System，293． ]
正是针对重商主义和胜利了的英国这一背景，英国人斯密、美国人汉密尔顿和德国人李斯特为他们各自的国家勾画了经济和政治政策。只有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各自国家的精神和特定国情框架内，才能理解他们就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所说的一切。
一
1776年《国富论》出版时，在英国对重商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评价的时机业已成熟。美洲殖民地造反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英国殖民政策包含的整个贸易规章体系上去。存在着对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的不满，连同对越来越重的战债负担的怨艾。不仅如此，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战胜法国后，无论是在商业还是在海军力量方面，英国不再有任何厉害的对手。因此，这么一种政治经济哲学越来越遭到怀疑：它“教导各国，说它们的利益在于搞穷所有其他国家”。人们越来越感到既然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似乎已确保无虞，或许就应当开始实行一种比较自由的政策，而且“邻国的财富尽管在战争中和在政治方面危险，但在贸易方面肯定有利”。 [ 注：Smith，Wealth of Nations，460－461．甚至在七年战争之前，大卫·休谟就在《贸易嫉妒》一文中对一切重商主义思想反其道而行之，说“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位英国臣民，我祈祷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本身在商业上繁荣昌盛”，因为如果所有国家互相间对于别国的政策都更为“大度和仁慈”，所有各国就都会繁荣昌盛。(David Hume，Essays 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edited by T．H．Green and T．H．Grose 〔London，1898〕．1： 348) ] 还有着一种愈益增长的信念，那就是现行体制中存在种种弊端，它使得盘根错节的特权集团能够从其国家利益联系(真实的或臆想出来的)获取实惠。正是针对这些弊端，斯密奋起抨击一般的商人阶级、特别是特许公司，指责它们的垄断做法、它们对政府权威的篡夺和它们的战争蛊惑。 [ 注：Smith，Wealth of Nations，595－606． ] 斯密写道：“在本世纪和前一个世纪里，国王和大臣们变幻莫测的野心还不如商人和制造业者们傲慢的嫉妒心那么有害于欧洲的安定。人类统治者的暴烈和不公是古已有之的邪恶……但商人和制造业者既不是、也不应当是人类统治者，他们的卑鄙贪婪和垄断心……可以很容易地予以阻止，不让其打扰除了他们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宁。” [ 注：Ibid．，460． ]
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最为尖锐的批评直指其货币理论，包括国家必须积聚大量金银锭作为战争钱库的观念。斯密承认英国必须准备从事战争。因为“一个勤勉和因此富裕的国家，是所有国家中间最可能受到攻击的”。他也不是不明白英国巨大的海外殖民和商业义务需要维持规模相当大的陆海军。然而，他否认战争钱库对于有效的国防不可或缺，甚至有用，因为“海陆军赖以维持的不是金银，而是可消费的物品。国内产业的年产物，出自本国土地、劳动和可消费的原料的年收入，就是在遥远的国家购买此等可消费物品的手段，而拥有这手段的国家能够维持在那里的对外战争”。这由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经验得到了证明，当时它能够从扩展了的制造业和大大增长了的对外贸易中获得利润，以此支付这场战争的“巨额开支”。 [ 注：有关战争钱库的讨论见于 Ibid．，book 4，chspter 1，特别是第398－415页。此处引文出自第399、409、679页。 ] 换句话说，斯密认为衡量国家从事战争的能力的最有效尺度是其生产能力，就像后来将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非常有力地论辩的那样。不仅如此，斯密还反对将战争钱库和战争贷款当作为战争提供资金的主要手段。他主张的是征课重税。现付现打的战争“通常会结束得较快，并且不那么会(由政府)轻浮放纵地随意发动”，何况“繁重和无法规避的战争负担将阻碍人民轻浮地要求开战，如果没有真实或确凿的利益值得为之一战的话”。 [ 注：Ibid．，878－879．历史事实很少支持这么一个论点：政府或人民在战争发生前仔细地估算了战争代价。 ]
尽管《国富论》成了19世纪英国自由放任派经济理论家的圣经，亚当·斯密也成了这一派的思想先驱，然而事实上亚当·斯密并未真正否定重商主义信条的某些基本原则。他拒绝了它的某些手段，但他至少接受了它的目的之一，那就是在可能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至关紧要的限度内，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斯密的追随者比起斯密本人，是更为教条的自由贸易论者，而且他们肯定是更为热烈的和平主义者。“君主的首要责任”，斯密写道，“即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入侵，只能靠武力手段来履行。”然而，平时准备武力和战时使用武力的方法因社会形态不同而不同。随着社会在机械技巧方面的进步，战争变得更复杂，更昂贵，因而武装力量的特点和支持它的方法在一个工商业国家会不同于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 [ 注：Ibid．，book 5，chapter 1，part 1，653－669．引文出自第653页。Heckscher，Mercantilism 一书充分理解斯密接受重商主义的某些基本信条的程度。在其异常卓越的著作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 (2vols．〔Cambridge，1882〕)里，斯密的赞颂者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说斯密谈论“财富而不直接涉及权势”，这似乎忽略了整个真实情况。斯密肯定不会赞成坎宁安的一句话，即“国家间的敌对和国家权势毕竟微不足道”，也不会赞成他认为财富研究必须同这些“较低等的目的”分开的观点(1：xxix，593－594)。斯密的著作写于七年战争后不久、法美两国革命前夕，他敏锐地感知到强权政权的现实；相反，坎宁安的著作差不多写于一个和平世纪的中叶，其时战争似乎非常遥远，因而对形势的看法不同。斯密的激烈反对者李斯特恰如坎宁安，严重地误解真实情况。他将斯密追随者的观点误认为斯密本人的观点，正如后面马上要表明的那样。 ] 换句话说，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指出，经济组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工具将是怎样的，军事行动又将有什么特点。因此，军事力量必然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就英国而言，重商主义体系的核心——犹如圣经中说的约柜(the ark of the covenant)——是航海条例。重商主义的其他方面在英国发展的较早时期里可能必不可少，但到了18世纪末期，英国在工业上已遥遥领先，保护主义对它来说已远没有像对法国或德意志诸邦国那么重要了。如果有必要，英国能经得起免除大部分制造品的关税，因为它的制成品在国内和海外市场上都不遭遇严重竞争。事实上，英国后来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它较早时期的限制性政策，因为它像俾斯麦说的那样，已领悟到“自由贸易是最强者的武器”。然而，海权是另一回事，任何与之相关的东西都必须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判断。本土和帝国要有安全，英国就必须拥有对大洋航道实际上不受挑战的控制；任何怀抱相反想法的强国必定遭到英国的经久敌意。不仅如此，英国工业、财政和商业的整个上层建筑都立足于海外市场和海外供应来源基础上。因此，远洋商船队既是经济资产，又是军事安全绝对不可缺少的成分，在商船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私掠船和战舰的时代尤其如此。哈弗沙姆勋爵在上院断言：“你们的舰队和你们的贸易如此密切相连，又如此交互影响，以致无法分割开来；你们的贸易是你们海员的母亲和保姆，你们的海员又是你们舰队的生命，你们的舰队保护着你们贸易的安全；舰队和贸易合起来便是英国的财富、实力、安全和光荣。” [ 注：引自G．S．Graham，Sea Power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Cambridge，Mass．，1941)，15。应当参阅该书，因为它对航海条例在英国治国方略中的地位作了精彩的讨论。特别见7－15。 ]
由于这些原因，考验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和强权政权的看法的真正试金石，是他关于航海条例和渔业的立场。“英国的国防”，他写道，“极大地有赖于它的水手和船只的数量。因此，航海条例非常恰当地努力给予英国的水手和船只本国贸易的独占权。”斯密继续写道：
在航海条例制定的时候，尽管英国与荷兰并未实际处于战争，但两国彼此间的敌意已无以复加。它在制定航海条例的长期国会统治期间业已开始，不久就在护国公克伦威尔时期和查理二世治下的荷兰战争中爆发出来。因此并非不可能，这一著名的航海条例的某些条目出自民族敌意。然而，它们就像全都由最为深思熟虑的智慧规定的那么明智。那个特定时候的民族敌意旨在实现的目标，同最为深思熟虑的智慧本来就会提出的一模一样，那就是削弱荷兰的海上力量，而荷兰是惟一能危及英国安全的海洋强国。
航海条例不利于对外贸易，或者说不利于能够由此产生的那部分财富的增长……但是，由于国防远比富裕重要，因而航海条例或许是英国所有商业规章中间最为明智的。 [ 注：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4，chapter 2，430－431．着重标记系引者所加。 ]
关于渔业，斯密本质上持同一观点：“此等渔业的奖励金，虽无补于国家的富裕，但由于增加了船舶及水手数目，因而或许可以认为有助于国防。” [ 注：Ibid．，book 4，chapter 5，484－485． ] 斯密同样赞成法律授权奖励在美洲殖民地的海军军需生产，并且禁止它们被出口到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在斯密看来，这一典型的重商主义规定是有理的，因为它将使英国在军事必需品的供应方面不用依赖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因而有助于帝国的自给自足。 [ 注：Ibid．，545－546，609－610，484，note 39． ]
此外，在为军事安全原因需要时，斯密也不反对保护关税。“当某些特定的工业对国防必不可少时”，他说，“为鼓励国内工业而给外国产品加上某种负担一般是有利的。”航海条例就为航运业提供了此类保护。然而，为了其他工业的利益，也为了同样的公共目的，斯密赞成支付奖励金或课征关税：“重要的是，这个王国要尽可能少地依赖邻国来取得国防所必需的制造品；如果这些制造业在国内难以为继，那么对所有其他工业部门课税以支持它们便合情合理。”尽管有点不情愿，斯密仍然赞成报复性关税，因而赞成逐渐被称作“关税战”的那种东西。 [ 注：Ibid．，429，434，484－489．(especially note 39)． ]
亚当·斯密对自由贸易深信不疑。他彻底驳倒了重商主义的某些理论根基，并且厌恶存在于他那个时代的英帝国的重商主义实践。他对国家干预私人的主动性持怀疑态度，他不是一个为国家权力而崇拜国家权力的人。但是，决定他与重商主义学派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并非这一派的财政和贸易理论是否合理，而是在必要时应否培育国家的经济力量，并且将其用作治国方略的手段。亚当·斯密对此问题的回答显然会是肯定的——经济力量应当被如此使用。
这一点未曾被完全理解。斯密的追随者、特别是他在19世纪英国的追随者，要对将他描述成不折不扣的自由贸易论者负责。他的某些批评者，特别是德国人施莫勒和李斯特，让“自由贸易”的呼声淹没了斯密的其余教诲，而这些教诲对于他们本来会是很悦耳的。于是在某些地方，斯密被认为是一个伪善者——一个英国爱国者，目睹自己的祖国已经依靠重商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而兴起为无可匹敌的强国，它们对它已不再适用，于是准备建议不那么幸运的其他国家抛弃这样的战略和策略。无需否认亚当·斯密是一位英国的爱国者，但认为他是一个伪善者很不符合事实。斯密不应当受到李斯特的下述指责，后者更熟悉的是他所称的斯密信徒“学派”，而非斯密本人：
这是个非常普通的聪明办法：一个人爬到辉煌的顶峰时，踢摔他往上爬的梯子，以便剥夺别人在他后面爬上去的手段。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信条的秘密就在于此，他同代的大人物威廉·皮特及其在英国政府行政当局里所有后继者的世界主义倾向的秘密也在于此。
任何国家，只要以保护关税和限制航海为手段，使自己的制造能力和航运发展到任何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持续自由竞争的地步，那么她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扔掉她赖以壮大的这些梯子，向其他国家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以忏悔的语调宣称自己迄今为止还在错误的道路上徘徊，现在却终于第一次发现了真理。 [ 注：List，National System，295－296．见施莫勒的一项类似、但较少恨意的评论： Schmoller，Mercantile System，79－80。在这方面，晚近纳粹分子的一项批评也值得参阅：P．F．Schr?der，“Wehrwirtschaftliches in Adam Smiths Werk über den Wolkwohlstand，” Schmollers Jahrbuch．63．no．3 (1939)，1－16。 ]
二
300多年以前，弗朗西斯·培根指出，国家自卫的能力更多地依赖其人民的精神，而非其物质占有，更多地取决于国家政治实体的坚强决心，而非其黄金储备。 [ 注：Francis Bacon，“Of the True Greatness of Kingdoms and Estates，” no．19 of Essays Civil and Moral，载于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edited by James Spedding (Boston，1840)，7：176ff。 ] 作为一名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肯定熟悉培根的著作。无论如何，他相信“每个社会的安全必定总是或多或少地依赖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单靠尚武精神，没有训练有素的常备军的支持，也许不足以保卫和保障任何社会。但是，如果每位公民都具有军人精神，一支规模不大的常备军就足够了”。亚当·斯密进一步确信：“即使人民的尚武精神对社会的防务已没有用处，但政府仍然应当最密切地注意防止必然包含着怯懦的那种精神上的残废、畸形和可怜在人民中间蔓延传播，恰如它应当最密切地注意防止麻风病或任何其他可憎可厌的疾病在他们中间蔓延，虽然这些疾病并不致命，也不危险……。”只有通过政府支持的“军事操练实习”，尚武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持。 [ 注：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5，chapter 1，738－740． ] 在19世纪，斯密的许多追随者，特别是科布登和布赖特，既是热烈的自由贸易论者，也是由衷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会赞成任何这样的信条。
英美人有一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反“常备军”偏见。英伦诸岛被海洋环抱的地理位置使英国议会有可能在国防问题上“胡乱应付过去”，而且议会和王室(军队曾是斯图亚特王室的工具)之间的长时间争论培植了一种信念，即职业军队是公民自由的威胁。在欧洲大陆，英国的对手们已经诉诸大规模的常备军，将其当作国家实力的支柱，并且在职业军人体制下取得了军事组织和战争艺术方面的重大进步。 [ 注：见上面 Henry Gueriac 的文章。关于斯密笃信常备军的更多资料，见哈佛大学一位已故教授写的一篇特别有价值的论文：Charles J．Bullock，“Adam Smith’s Views upon National Defense，”Military Historian and Economist，1 (1917)，249－257。 ] 然而，英国议会照旧在和平时期将陆军兵力保持在微不足道的水平上，坚持部队在民众家里居住这一低效和令人沮丧的制度，并且照旧依赖民兵。对此，德赖登在《赛蒙和伊菲吉尼亚》一诗中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强烈嘲讽：
警钟震鸣，全国回响，
民兵队伍土头土脑蜂拥战场；
只说不干，养兵开支却极为高昂，
平时费钱费粮，战时羸弱异常。
每月走步一回，样子倒还雄壮，
除了在需要时候，总能派上用场。
17世纪末期，麦考利写道：“几乎没有哪个知名的公众人物，不经常公开宣称确信我们的政策和常备军不能共存。辉格党人老是惯于宣称常备军破坏了邻国的自由制度。托利党人同样不断地反复宣称在我们自己的岛国内部，(克伦威尔麾下的)一支常备军颠覆了教会，压制了士绅，杀害了国王。两党中没有哪个党的领导人能够建议常备军今后应当成为王国的永久机构之一、同时又不致使自己会被指责为朝三暮四。” [ 注：Thomas Macaulay，History of England，Riverside edison (Boston，无出版年份)，4：186－187。 ]
斯密在1752～1763年担任格拉斯格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时，形势依然如故。他就正义、警察、岁入和军备问题作了著名的讲授， [ 注：Adam Smith，Lectures on Justice，Police，and Arms，edited by Edwin Cannan(Oxford，1896；reprinted in New York，1956)．该书根据一位学生1763年的听课笔记编成。 ] 在其中与他的名声远扬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一刀两断。哈奇森反对常备军，理由是“军事艺术和军事美德是同所有值得尊敬的公民非常相称的素质”，“因此战争不应当是任何人的永久职业，所有人都应当轮流服役”。 [ 注：Francis Hutcheson，A Short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2 vols．(Glasgow，1764)，2：348－349． ] 在斯密看来这完全不切实际，他采取了坚决支持职业军队的立场。
斯密承认，常备军可能会对自由造成威胁——毕竟，克伦威尔曾“将长期国会扫地出门”。然而他相信，只要恰当地以预防，就能够使军队支持而不是破坏宪法的权威。无论如何，安全要求有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只有在那以后，国家才能把命运托付给战神。然而，任何民兵，无论经过怎样的训练，具有怎样的纪律，都不能取代职业军人，尤其是在火器的发展使得组织和命令变得比个人技能、勇敢和敏捷更重要的一个时代。因此，历史上对民兵的依赖，传统上对职业军队的怀疑，由于最基本的军事预防的需要而让位于时代的严格要求。不仅如此，劳动分工这一合理的经济原则需要战争成为一种职业，而非一种业余事务。斯密写道：
作为一切技艺中肯定最显贵的战争技艺，在改良的进程中必然成为最复杂的技艺之一。机械技艺的状况，连同它必然与之相连的某些其他技艺的状况，决定它在任何特定时期里能够以怎样的程度得到发挥。但是，要使它发挥到完美地步，它就必须成为一类特殊公民的主要或惟一的职业，而且分工对于这一技艺的改善，就像对于其他每一种技艺一样必不可少。就其他技艺而言，分工自然而然地出于个人的精明，他们发觉通过将自己限于一种专门行当、而非从事多种行当，便更好地促进了自己的私利。然而，只有国家的智慧才能使得从军打仗成为一种独立于、有别于所有其他行当的一种专门行当。太平时节里，一个不待公家特别鼓励而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军事操练上的公民，无疑可以在军事素质上取得很大进步，此外还可以很好地自得其乐，但那肯定不会增进他自己的利益。只有国家的智慧，才能使他为自己的利益，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这一特殊职业上。不过，各国并非总是有此智慧，甚至是在他们所处的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要维持生存就需有此智慧的时候。 [ 注：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6，chapter 1，658－659．此外见 Lectures，part 4，“of Arms”，前面一章是对它的详细阐说。 ]
《国富论》的出版和《独立宣言》的发表均在1776年。这是一个巧合，但对英语民族来说是个饶有意义的巧合。斯密详细论述了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关系，他所说的对于美国或英国历史的任何研究者都至关重要。不过，为我们眼下的目的，必定只考虑斯密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他明确地认为，殖民政策并不在重商主义的意义上“生利”。而且，尽管他认为北美人事实上没有因为母国施加的限制而受苦受难，然而此类限制是“对人类最神圣权利的一种显著侵犯”，同时也是英国官僚和商人阶级强加于北美的“傲慢的奴役象征”。按照斯密的判断，殖民地在帝国体系中的价值，应该根据它们为帝国防务提供的军事力量和为支持帝国提供的岁入来衡量。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美洲殖民地对于英国是个累赘，而不是一项资产。它们不仅对帝国防务毫无贡献，而且还需要英国派遣部队到美洲；就在最近，它们还将母国卷入了一场耗资巨大的对法战争。 [ 注：斯密说七年战争的“全部开销”，加上先前几次战争的花费，都应当算在殖民地的账上。这显然是错的。斯密对殖民地的讨论见 Wealth of Nations，book 4，chapters 7，8。 ] 按照商业和财政收支对比方式来说，要是没有殖民地，英国的境况会更好。
这是一种狭隘的帝国观，会使人联想起内维尔·张伯伦。然而斯密并未建议英国同意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要求；提出这样的建议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不曾被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也永远不会被其采纳的措施。没有哪个国家曾自愿放弃过对于任何属地的统治，不管统治它可能多么麻烦，不管它提供的岁入与其所费相比是多么微小。这样的牺牲虽然往往符合一国的利益，但总是损害一国的自尊，而且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它们总是同一国国内行使统治的人的私利相背，因为这部分人将因此被剥夺对于许多得到信任、有利可图的位子的处置权，连同对于许多获取财富和名誉的机会的支配权，而若拥有最为动乱不安的属地(在大多数人民看来最为无利可图的属地)，就难得坐享这样的权力”。 [ 注：Ibid．，581－582．将斯密的殖民地观与其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杰里米·边沁的殖民地观进行比较，颇为有趣。边沁一样认为保卫殖民地的代价太大，但走得更远，倡议英国放弃自己的现存殖民地，也放弃任何获取新殖民地的企图。见其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载于 Works，edited by John Bowrring (Edinburgh，1843)，vol．2，essay 4，especially 548－550。 ]
斯密精明地预见到美国独立战争将旷日持久，耗资巨大。他甚至预见到严阵以待的殖民地人可能取得胜利，这些人“由店主、商人和律师一变而为国务家和立法者，致力于替一个广大的帝国制定一个新政体，那据他们自夸将成为、并且确实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有过的最大和最强的帝国之一”。 [ 注：Smith，Wealth of Nations，587－588． ] 斯密是正确的，而在那群成了国务家的律师当中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些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灿若群星的真正伟人中间的一位巨人。
三
除了在欧洲大陆旅行的两年时间以外(1764～1766年)，亚当·斯密的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学术事业。他曾是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在爱丁堡大学讲过学，接着先后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和道德哲学教授。从欧洲大陆返回后，他投身于撰写他的伟大著作，即他去世前14年出版的《国富论》。
相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青少年起就是个实干者。他的一生极不起眼地开始于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小岛尼维斯。他的父亲一贫如洗。1768年他的母亲去世时，他只有11岁，不得不独自闯世界。他在普通的小店铺里当过伙计，但不久去了纽约，在那里他于1773年进了英王学院(即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此后不到一年，他卷入了美国革命之前的小册子论战，并且在不足20岁时，就以他那一代人当中最为生气勃勃的著作家而声名卓著。1776年初，他投笔从戎，得到委任，同华盛顿一起在长岛、怀特平原、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斗。1777年3月，他被任命为总司令的军事秘书，军衔为陆军中校。在这个职位上，他不仅是华盛顿的密友和幕僚，而且是一名杰出的作者，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军队组织和管理的才华横溢的报告。 [ 注：汉密尔顿的军事文章可以在他的选集的第六和第七卷中找到。Works，edited by Henry Cabot Lodge，Federal Edition，12 vols．(New York and London，1904)。 ] 后来，他在拉法耶特的军团中指挥一个步兵团，在约克敦战役中英勇卓著，非同凡响。在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依然没有离开军队；1798年，为了准备大有可能的对法战争，他被委任为少将和军队总监，在指挥方面职位仅次于华盛顿。
汉密尔顿在促成安那波利斯和费城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保证宪法获得批准方面的杰出贡献已广为人知，无需展开评论。即便不算他撰写的其他伟大的立国文献，单就《联邦党人文集》有半数以上出自其笔下而言，就足以使他在政论家中间享有显赫地位。他是华盛顿的内阁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涉足范围远远超出了他作为财政部长的职责。1789～1797年间，在制定美国的早期国家政策方面，他所做的大概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多，其中有一些逐渐具有了作为传统的约束力。 [ 注：见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之中阿伦·内文斯(Allan Nevins)论述汉密尔顿的文章。 ] 他在 1804年悲剧性的去世——年仅47岁——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对于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来说，汉密尔顿是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之间的桥梁。汉密尔顿对《国富论》耳熟能详，当他在坦奇·考克斯的协助下撰写那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时，案头就放着一本《国富论》。 [ 注：卡伯特森(W．S，Culbertson)在其优秀论文 Alexander Hamilton (New Haven，1911)的第90、107－108、127－129页中证实了这一事实。又见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按语，Works，3：417；Edward G．Bourne，“Alexander Hamilton and Adam Smi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 (April 1894)，328－344。有关坦奇·考克斯起的作用，见下面注61。 ] 他同意斯密关于建立职业军队是明智的和必要的观点，也同意斯密对有关国防的某些经济政策问题的论说。汉密尔顿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影响显然可见于后者的很大部分著述。同时，鉴于李斯特与美国的保护主义集团，包括经济学家马修·凯里有联系，因而几乎无可怀疑他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看作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确，李斯特不时援引汉密尔顿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在他的著作里从头到尾有着坚实的内在证据，证明汉密尔顿的思想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占有一个突出地位。 [ 注：William Notz，“Friedrich List in Ame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6 (June 1926)，240－265．该文作者是李斯特著作的前述版本(见前面注3)的编者之一。他为其中第二卷写了一篇值得赞颂的导言，最好地说明了李斯特在美国的岁月以及它们对李斯特整个事业生涯的重大意义。关于汉密尔顿对李斯特的影响的估计，见：梅泽尔(C．Meitzel)论汉密尔顿的文章，载于 Handw?rterbuck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1923)，4：21；M．E．Hirst，Life of Friedrich List (London，1909)，112－118。 ]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是一位热烈的自由贸易论者，因此也是汉密尔顿的无情批评者。他说，汉密尔顿的国家政策观念乃“英国派重商主义的陈旧体系，只是经过了改造，使其适应美国的情势”。 [ 注：W．G．Sumner，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1890)，176． ] 这句话有些道理，但道理并不在于汉密尔顿是重商主义信条的盲目追随者和崇拜者。正如前面已显示的那样，欧洲的重商主义者关心两桩不同、但紧密联系的事情：一是与各州自主独立原则相反的国家统一，二是国家资源的开发，特别是国家军事潜力的开发。 [ 注：见本文的导论部分。 ] 汉密尔顿当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当然相信将经济政策用作实现国家统一和增强国家力量的工具。他所说和所信的差不多每件事情，都能够以某种方式同这一中心问题联系起来。他对一种包括制造业在内门类齐全、均衡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提倡，他就公债(特别是承担国债)提出的建议，他对国家银行的信奉，他的对外政策观念和安全观念，他关于联邦政府“隐形权力”的信条，他就军火生产应予鼓励，而且若有必要应由国家控制的信念，他有关军事政策的报告，他对海军的热烈支持，甚至他对民主政府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能首先同他的国家统一激情，其次同他对国家政治经济权势的耿耿关切联系起来得到最好的理解。
另一方面，即使亚当·斯密或许也写不出一套更公允、更雄辩的自由贸易理由，能超过那见于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 [ 注：Hamilton，“Report on Manufactures，”载于 Works，4：70－198，特别见71－73，100－101．这份报告亦被 Samuel McKee，Jr．，Papers on Public Credit，Commerce，and Finance by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1934)收入，那是一本编得很好的汉密尔顿文选。 ] 不仅如此，在这份于1791年12月5日提交国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还写道：如果工商业自由的体系“比先前更普遍地支配国家行为，那就有余地来假定它本来能够使各国更快达到繁荣富强，快于它们通过实行截然相反的准则所获得的速度”。此后将会有、也能够有一个利于所有各国的真正的国际劳动分工。但是，贸易和交换自由还没有普遍流行；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发达的制造业的国家，“为了达到只卖不买的愚蠢计划而牺牲互惠交换”。结果，“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排除出对外贸易的境地”，被搞得无力在平等条件下和欧洲做生意。对事实的这一陈述，汉密尔顿继续写道，“不是出于怨气。其贸易规则在此被不指名地提到的国家应当替自己判断一下，他们贪得无厌的结果是不是失大于得。美国各州要考虑的则在于，依靠什么办法，它们能够使自己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结合(无论其好坏)的依赖减至最低程度”。 [ 注：Hamilton，“Report on Manufactures，” 73，100－102． ]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的纲领表明，汉密尔顿是一位经济民族主义者。他说，他的目的在于促进这样的制造业：它们“有助于使美国不依赖外国来获得军事和其他方面必不可少的供给”。 [ 注：Ibid．，70．请比较华盛顿1790年首次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的一句话：“〔一自由人民〕的安全和利益需要他们促进这么一种制造业：它有助于使得他们不依赖其他国家人民来获得必不可少的供给，特别是军事供给。” ] 他相信：
不仅是财富，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繁荣有实质性联系。每个国家从这些伟大的目标着眼，都应当努力在其国内拥有一切必不可少的国家补给。它们包括维持根本生存、居住、衣着和防御的手段。
拥有这些对于国家实体的完善、对于社会的安全和福利是必需的。只要这两者缺一，就缺乏政治生活和运作的一个重要器官；在一个国家随时可能遭到的各种不同危机当中，它必然严重地感受到任何此类匮乏的影响。北美各州在前不久的战争期间，由于无法自给而处于极度的困境，其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大概可以预计，未来战争将重现在过大程度上依然存在的这种无力自给所包含的灾难和危险，除非它被及时和有力地改变。为了不失审慎地尽快实现这一变更，需要我们的公共机构倾注全部注意和全部热情，而这就是有待完成的下一项伟大任务。
只要对外商业继续下去，缺乏用来保护它的海军必定使必需品的供应特别不牢靠，而且必定大大加强赞成发展制造业的意见。 [ 注：Hamilton，“Report on Manufactures，” 135－136． ]
汉密尔顿相信，像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不能与英国这样的老牌制造业国家竞争。“要在一国新建立的制造业与另一国早已成熟的制造业之间维持平等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因此，新兴国家的工业应该享受“政府的特别资助和保护”。 [ 注：Ibid．，105－106． ] 应当以进口关税(在某些情况下达到禁止输入的程度)、限制原材料出口、给予金钱赞助和补贴、从进口关税中扣除某些必备原料的豁免税款等等方式来给予这种援助和保护。这就是“婴儿工业”论，但它也是要求自给自足的典型的重商主义论点。
在为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决定对何种商品征收关税以及征收多少关税方面，“国防这一重大因素”应当予以重要、或许主要考虑。因此
据设想，火器和其他军用武器可以毫无不便地被列入征收 15％税率的商品。这类物品的制造厂早已存在，只要有某种需求的刺激，就能使它们充分地供给美国。
如果为了(确保)兵工厂的建立，在某个确定的范围内就国产军用武器的年度购买做出规定，如果不时地更换要被提取出来使用的武器，从而总是有应被认为是充足供给的那么多数量的每种武器作为库存，那就也是对这种性质的制造业和公共安全手段的物质援助。
不过，值得立法机构考虑，是否出产所有必不可少的武器的制造厂都不应该依靠政府自身来建立。建立这类工厂合乎国家通常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似乎依据充足的理由。
让必不可少的国防手段任由个人冒险去随意投机，看来是目光短浅之举，因为其可靠性在这个场合不如在别的场合。眼下讨论的物品并非普通的、不可或缺的私人消费或使用对象。作为一项通则，应该避免直接依靠政府设立工厂，然而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这么做似乎是通则容许的很少数例外之一。 [ 注：Ibid．，167－168．这不是汉密尔顿头一次就军需品问题提出此等建议。作为国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他在1783年建议：“能向我们自己供给战时所有最为必需的物品，应当被规定为一项严肃的政策目标”，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当建立生产武器和军需品的公共制造工厂(ibid．，467，475)。 ]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还强调了一个将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详尽发挥的思想：一个拥有包括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在内多种多样经济的国家，与并非如此的国家相比内部更统一，对外更强大。然而，汉密尔顿对这一论点的最好表述，是在他于1796年夏天为华盛顿《告别辞》写的第一稿中。 [ 注：关于文本和其他细节，见 Victor H．Paltsits，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New York，1935)，特别是184－185。将前述的草稿同最终手稿(Ibid．，143－144)做比较，华盛顿在这方面采纳汉密尔顿观点的程度就会一目了然。为了清晰明了，我在文本中加了标点。 ] 他设想在一个国家里，各个部门的经济将交汇成共同的国民经济和国家利益。农业的南方不仅仅只是对国家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分享了北方工业实力的好处。西部，特别是在交通得到充分发展之后，为东部的制造业和对外商业提供市场，并且反过来将从“大西洋沿岸诸州的力量、影响和海上资源”的发展中获益。不仅如此，“我国的每个部分都会感到联邦与其各自的利益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我国的所有部分都会感到更大程度的独立，因为产品的极为丰富和多样将伴随土壤和气候的多样性而来”。由共同的经济利益如此统一起来的国家，其总体实力在每个基本方面都会增长。通过发展一个多样化的经济，美国将享有加强了的“免遭外来危害的安全，其安宁将不那么经常地受到外国扰乱，而且更有价值的是联邦各部分之间能够避免争斗和战火，那是它们在四分五裂情况下、它们自身的纷争对立……必然会造成的”。结果，国家将获益于“不必拥有在每个国家都对自由有如此严重威胁的、过分庞大的军事机器”。这样，汉密尔顿就将他的经济体系同国家安全联系了起来。
汉密尔顿关于发展美国海军和远洋商船队的论辩，同样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种结合。他深信，美国注定会成为一个海洋强国。美国人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航行——“举世无双的进取精神……其本身就是国富的不竭源泉”——已经在欧洲人中间“激起了不安”，他们“似乎担忧我们在转运业方面的太大干预，而转运业是他们的航海业支柱和海军力量基础”。某些欧洲国家决心以限制性立法“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不过，依靠牢固的联邦、欣欣向荣的远洋商船队、繁荣的渔业(作为培育海员的温床)、恰当的报复性航海法以及一支海军，“我们可以挫败小政客们企图控制或改变那不可抗拒和无法改变的自然进程的小伎俩”。美国的海军可能“竞争不过那些海上强国的海军”，但它至少将“有可敬的分量，如果它被投到敌对双方天平的这个或那个秤盘上去”，特别是在西印度群岛。因此，即便只有几艘战舰，我们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它将使我们能够“就商业特权很有利地讨价还价”。不仅如此，在外部强国互相间开战的情况下，“我们的中立和我们的友好都将有价钱”。因此，“通过坚定地凝聚在联邦内，我们可以指望不久就成为身处美洲的欧洲仲裁者，能够依据我们的利益来左右世界这个部分的均势”。 [ 注：前一段和本段的所有引文皆出自《联邦党人文集》第11篇。应当注意到，汉密尔顿并不希望我们实行一种在欧洲的均势政策。例如见 Works，9：327；10：397。 ] 这肯定是一流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表明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形成了世界政治中的一种美国战略。
汉密尔顿主张，美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一支海军将有助于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正如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将有助于美国海军的发展：
建立合众国海军这一目标，由于将利用所有各州的资源，因而远不像建立任何一州或部分的邦联的海军那么难以达到，因为后者只能利用单单一个部分的资源。的确，联邦美国的不同部分各自拥有建立这个必不可少的组织所需的某种特殊有利条件。更靠南的几个州出产较丰富的几种海军必需品，即焦油、沥青和松脂。它们出产的船用木材，质地也比较牢固耐久。船只——海军可以由它们组成——如果主要用南部木材来建造，其耐久性的差别无论从海军力量还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都很重要。南部和中部的某些州出产铁矿石较多，质量也较好。海员必须主要从人口密集的北部去招募。至于对外贸易或海上贸易必须有海军保护，同这类贸易有利于海军强盛一样，毋须特别阐述。 [ 注：请将此与西奥多·罗斯福(他是汉密尔顿的一位大崇拜者)1910年对一群中西部听众说的下面一番话相比较，当时，罗斯福说：“朋友们，海军不仅仅是沿海诸州的事。没有哪个住在草原州、畜牧州、或五大湖地区、或密苏里河沿岸的人不与海军有息息相关的利益联系，就像他住在新英格兰海岸、或墨西哥湾沿岸、或普吉特海峡旁边那样。”(在奥马哈的演说，1907年9月2日，重刊于 The New Nationalism 〔New York，1910〕，147) ]
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同样有其政治涵义。他希望通过偿付公债、承担各州债务和建立国家银行，将“国家利益与国内富人的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将“两者的财富和影响转入商业渠道，从而互惠互利”。所以，国家债务或许是“国家的福分”，因为它将是“附着于我们联邦的强有力的黏合剂”。 [ 注：汉密尔顿致罗伯特·莫里斯，1780年，载于 Works，3：338，387。 ] 汉密尔顿希望得到商人和有产阶级的支持，因为他知道他们已如何能在制订重商主义法律方面影响英国政府，他还认为政治的经济动机是差不多任何社会都固有的。 [ 注：关于这一点，又见 The Federalist，No．10 (麦迪逊撰写)。 ] 不仅如此，将国家信用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至关紧要，“只要各国总的来说继续将它用作战争资源。如果一国不能和别国同等地有这一重要资源可用，它就不可能在同等条件下与别国的进取心竞争，或在其威胁下确保自己。而且，一个非常年轻、财政资金和工业种类不多的国家，要比在这两方面都领先的国家更需要信用”。一个人“不能不做出这么一个结论：倘若没有信用，战争就将不止是一场大灾，它将是毁灭”。尽管汉密尔顿承认在战时没收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他仍然反对这么做，因为(除了其他正当的理由)这会吓退对于美国有价证券的外国投资。 [ 注：Alexander Hamilton，“Second Report on the Public Credit”(December 1794)，载于 Works，3：199－300。引文出自295－296。 ] 简言之，他主张我们“珍惜信用，把它当作增强实力和获得安全的手段。” [ 注：汉密尔顿为华盛顿起草的《告别辞》。Paltsits，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93。 ]
四
国家安全是个吸引汉密尔顿关注的问题，而且他对与之相关的各因素有着现实主义的认识。他明白，美国远离欧洲和幅员辽阔这两点是我们的巨大资产，因为它们使得外国征服难上加难，即使并非不可能。然而他也知道，美国是个年轻、不发达和政治上不成熟的国家，需要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反复强调国家团结，批评宗派主义和地区主义，责令不得对别国有“感情上的依恋”或“根深蒂固的偏见”，告诫不要承担国外政治义务。也正是因此，他相信“如果我们保持为一个在有效政府治理下的统一的民族，那么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造成的物质伤害的时代便为期不远” [ 注：Ibid．，193－196． ] 。但是，没有力量就不可能有安全，因为“一个因虚弱无力而可遭鄙薄的国家，连中立的权利都会丧失殆尽” [ 注：The Federalist，No．11，65． ] 。只有强大，“我们才能根据正义指引下我们的利益的规定来选择和平或战争” [ 注：这句名言出自汉密尔顿而非华盛顿之口(见Paltsits，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96)。华盛顿将“规定”(dictate)一词改成了“忠告”(counsel)。 ] 。然而，力量有赖于联邦，并且如杰伊所说，有赖于“政府、武器和国家的资源”。 [ 注：The Federalist，No．4，66． ]
汉密尔顿还清楚地看到，只要欧洲列强在美洲大陆上拥有庞大的领土，美国就绝不可能全然安全。他反对美洲的领土在不属于美洲的国家互相间转让。因此，他支持购买路易斯安那，尽管那是由他的对手杰斐逊实现的。他甚至似乎设想出了后来如门罗主义那样广为人知的那种政策。 [ 注：有关非转让原则，见Alexander Hamilton，“Answer to Questions Proposed by Presi 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15，1790，载于Works，4：338。有关欧洲在美洲的领土的威胁，见 The Federalist，No．24，150－161。消除美洲大陆上的欧洲势力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相当持久不断的因素。参见 E．M．Earle，“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Yale Review，29(1940)，444－460。《联邦党人文集》第11篇 (The Federalist，No．11，69)显示，假如还活着，汉密尔顿就会支持门罗主义。 ] 他是一位亲英人物，不仅因为他憎恶法国革命的激进原则，而且因为他相信美国还太虚弱，无法和英国进行决定性的武装较量，同时太依赖英国的容忍来发展自己的商业实力。
汉密尔顿赞同美国宪法前言的观点，即一个比较完美的联邦、共同防御、普遍福利和永保自由不可分离地互相交织。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八篇里，他以敏锐的理解力，详细地阐说了将军事力量与基本政治自由调和起来这一棘手问题，显示了同亚当·斯密有关思想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还指出，政府有权在战时征召军队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在平时维持足够的军队。否则，“我们只好听任外国侵略者支配我们的财产和自由……因为我们害怕我们自己选出的、依赖我们的意愿的统治者可能滥用保卫自由的必要手段，从而危及自由” [ 注：The Federalist，No．26，166．关于这一点，参见 ibid．，No．4 (by Jay)，No．23(by Hamilton)和No．41(by Madison)。《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这几篇论文及其它论文是研究军事政策和国家安全学者的教科书。 ] 。此外，尽管美国人在传统上害怕中央集权，但在战时，行政当局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指挥公共力量”。 [ 注：The Federalist，No．74．48． ]
有如亚当·斯密，汉密尔顿认为职业军队应当是国防的基础。正如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写：“对一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的连续作战，只能由一支同样类型的兵力来进行才能获胜。节省的考虑，不亚于对安定与力量的考虑，肯定了这一点。美国民兵在最近的战争过程中，由于他们在许多场合下表现出的英勇，已经为他们的名誉树立了不朽的纪念碑。但是就连他们中间最勇敢的人也深知，祖国的自由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努力来确立，无论这种努力是如何伟大而有价值。战争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是一门要用努力、坚毅、时间和实践来学会并且完善的科学。” [ 注：The Federalist，No．25，167．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汉密尔顿就开始严肃地考虑美国的军事政策。参见致詹姆斯·杜安(James Duane)的一封信，以及汉密尔顿1783年代表国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所作的报告，in Works，1：215－216；6：463－483。(Ibid，7：47．) ]
在18世纪后期，人们普遍相信，与君主制政府相比，议会制政府，特别是那些由商业阶级主导的议会制政府，不大可能卷入战争。汉密尔顿则认为，任何此类观点都有悖于常识和广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他相信民众议会政府像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容易(或许更容易)“受到愤怒、怨恨、妒忌、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倾向驱使”。他也不同意重农主义者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商业的自然后果是促进和平”。相反，根据汉密尔顿的判断，商业更有可能是引发战争的原因。“到现在为止，商业除了改变战争的目的外，难道还做了什么别的？爱好财富难道不同爱好权力或荣誉一样是一种压倒一切和大力进取的激情？自从商业成为各国的普遍制度以来，起因于贸易动机的战争，难道不是和以前起因于贪求领土或统治权的战争同样频繁？难道商业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不是给予这两种贪欲以新的刺激？”汉密尔顿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管其形式如何改变，战争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以致没有理由相信和平与安全稳固无虞。 [ 注：The Federalist，No．6，详细地讨论了战争的原因。引文出自第30页。重农主义者和其他学者有关商业影响有利于促进国际和平的观点，参见 Edmond Silberner，La guerre dans la pensée èconomiqu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1939)。《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三、第四和第五篇中，约翰·杰伊也讨论了战争的原因，并对同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将把美国卷入到远东的国际冲突作了非同凡响的预测。 ]
令人惊讶的是，托马斯·杰斐逊同意汉密尔顿关于商业是战争的一个潜在原因的观点。1785年，杰斐逊从巴黎给约翰·杰伊写道：“我们的人民坚定地认为必须参与对大洋的占有，他们确立不移的习惯促使其要求海洋对其保持开放，所行政策必须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使他们利用这一因素。我认为那些受托为选民办事的人有义务遵从他们的既定抉择；因此，我们应当在每个场合(甚至不惜几乎肯定要为此打仗的代价)，维护他们在商品运输、捕鱼和海洋的其他用途方面的平等权利。” [ 注：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Edition)，edited by Andrew A．Lipscomb，20 vols．(Washington，D．C．，1903～1904)，5：94． ] 杰斐逊当上总统以后，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对巴伯里 [ 译者注：Barbary．指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地区 ] 的海盗发动战争，尽管这与他的和平主义信念背道而驰
的确，汉密尔顿的地位可以通过进一步观察他最激烈的反对者杰斐逊来衡量，看杰斐逊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他的经济和国防观点。杰斐逊是个自由贸易论者，公开承认自己敌视制造业。他讨厌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纲领。然而在他亲身经历过禁运、并且观察了1812年对英战争之后，他不情愿地得出一个结论：强权政权的现实可能要求改变他先前持有的看法。1815年3月，他写信给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由贸易论者让·巴蒂斯特·萨伊：
……我那时〔以前〕曾说服自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远离欧洲的纷争，避免冒犯其他强国，对其欺侮也不过分急于表示愤慨，对所有国家行事公正，忠实地履行中立义务，履行所有友好职责，通过商业给予它们利益：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国家应该可以安享和平生活，将自己视为只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可以致力生产自己最擅长的无论何种产品，确保用自己的剩余来和平地交换能够较有利地由别国提供的东西，就像一国同法国之间发生的那样。然而经验已经表明，持续的和平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秉持公正，处事谨慎，而且还依赖别国也这么做。经验还表明，在被迫卷入战争时，对必须横渡大洋才能进行的交易进行拦截，成了支配大洋的敌人手中的强大武器，而且所有那些我们听任自己依赖别国供应的必需品的匮乏，甚至武器和衣服的匮乏，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困苦。因此，这个事实归根结底解决了下面的问题：国家的首要利益是获取利润还是维持生存？我们从而变成了制造业者，变的程度是看不到这个事实的人难以置信的，也是只考虑我们暂时被英国的自杀政策驱使成为制造业者的人难以置信的。我们对所有外国的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关税，同时为审慎起见在国内建立制造业，怀抱每个好公民都有的爱国决心不用我们自己能制造的外国产品，不问价格有何高低，确保我们不重新陷入对外国的依赖。 [ 注：Ibid．，14：258－26．着重标记系引者所加。 ]
尽管杰斐逊从未变得支持汉密尔顿关于常备军的观点，但他确实改而相信必须多得多地考虑维持一支基于普遍兵役制的军队。1813年，杰斐逊写信给詹姆斯·门罗，对陆军部长的一份备忘录评论说：“比较值得庆幸的是，构成现代正规军的那些令人绝望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如此之少。然而，这更有力地证明了责成每个公民成为战士的必要。希腊人和罗马人就是如此，每个自由国家也都必须如此……我们必须对全部的男性公民加以训练，并且将其分类，使军事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固定部分。在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不能高枕无忧。” [ 注：Ibid．，13：261． ]
很难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算作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不过或许有一个方面除外，那就是他为保护制造业而陈述的“婴儿工业”论，在其中他以很强的说服力阐说了差不多所有可以被阐说的东西。他那著名的制造业报告的这个部分，在形成方面得到了坦奇·考克斯的积极协作，后者是他手下的财政部助理部长，也是费城保护主义学派的成员之一，对汉密尔顿有显著的影响。然而，他呼吁发展美国工业的历史意义大于其本身内在的价值，因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构架正是建立在他所写的基础之上。作为一名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人物，汉密尔顿跻身于现代伟大的国务家之列。事实上，他就是美国的柯尔培尔、皮特或俾斯麦。他的思想的力量和影响给随后一代代美国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以致在政府和工业界，他的影响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杰斐逊除外)更为显著。 [ 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员朱里安·鲍伊德先生曾有查阅坦奇·考克斯书信和手稿的特权，它们显示后者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之构思和起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要知道考克斯对该报告最后文本所作贡献的真实程度，只有等到考克斯家族公开和出版考克斯文件。有一项对于该报告的大为批评性的分析，指出其中的某些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之处，此即弗兰克·A．费特(Frank A．Fetter)的一番文字，载于L．S．Lyon and V．Abramson，Government and Economic Life，2 vols．(Washington D．C．，1940)，2：536－540。另一篇文章(E．C．Lunt，“Hamilton as a Political Economis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95〕，289－310)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同一主题，对汉密尔顿不那么不利。关于费城学派的影响，见 Frank A．Fetter，“The Earl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87(1948)，51－60。 ]
五
历史的讽刺之一，是在实施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观方面，他的政治对手杰斐逊和麦迪逊比他本人做得还多。杰斐逊 1807年12月发起的禁运、《停止通商法》和随后而来麦迪逊勉强着手进行的对英战争，造成了关闭差不多所有对外贸易渠道、使美国依靠自己的资源来生产制造品和军需的实际结果。在1808～1815年的紧张和必需之下诞生的工业就是婴儿工业，它们在1816年和其后的一连串关税法中得到了国家的保护。
当美国人依然在遭受拿破仑法国和英国强加到美国头上的屈辱的时候，对政府保护制造业似乎有着相当大的共识。麦迪逊和杰斐逊为一方，1812年的“战鹰”(war hawks)克莱和卡尔霍恩为另一方，发现自己处在同一个阵营内。1816年1月，杰斐逊写了一篇文字，极其严厉地抨击那些引用他先前的自由贸易观点的人，说他们“滥用托辞，力图掩盖他们的不忠倾向，那就是要我们永久对外依附于一个异己的和不友好的民族(英国人)”。他号召所有美国人“和我保持一致，在凡能得到同等的国产纺织品的地方决不买外国货，不管价格有何高低”，因为“经验已经教导我，制造业现在对于我们的独立就像对于我们的舒适一样必不可少”。为了确保国家独立不受别国侵害，“我们必须将制造商置于和农民同等的地位。” [ 注：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4：389－393．致本杰明·奥斯丁的信。 ] 汉密尔顿本人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多。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的分歧再度出现。一场关于保护主义的激烈斗争盛行美国，直到1846年的沃尔克关税法暂时解决了问题为止。作为这场争论的参与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美国崭露头角，形成一套不仅将在美国有影响、而且将在德国有更大影响的经济理论。李斯特 1789年出生于符腾堡，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后来在那里担任过为期不长的政治学教授)，此后作为关税同盟(Zollverein)的热烈鼓吹者参与公共生活。他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使他一直与他家乡所在那个州的反动政府势如水火，最终导致他于1825年流亡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雷丁的德裔人中间定居下来。他成了一份对宾夕法尼亚事务有影响力的德裔美国人周报——雷丁《鹰报》(Adler)的编辑。他对商业政策的兴趣很快使他与宾夕法尼亚制造业和工艺促进协会建立了联系，该协会处于马修·凯里、查尔斯·贾里德·英格索尔和皮埃尔杜·蓬索等人有力和能干的领导之下。 [ 注：这一协会似乎是受早期由汉密尔顿建立的费城国内工业促进协会的启发建立的。宾夕法尼亚协会曾出版和分发过几个版本的“有关制造业的报告”，还出版和分发过马修·凯里撰写的小册子。在建立所谓的美国体系方面，除汉密尔顿以外，马修·凯里做得最多。这一协会还发起过著名的1827年哈里斯堡大会，向国会递交请愿书支持采取更高的关税(1828年在“Tariff of Abominations”中得以实现)，该协会通过有效的宣传，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并使宾夕法尼亚州长时间地在美国政治中处于保护主义阵营之内。 ] 虽然马修·凯里在撰写小册子方面更为干练，但李斯特能够以更宽广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经验来写作，从而在他旅居美国期间成了文才和学问出众的一流保护主义宣传家。他被宾夕法尼亚的工业家们奉为名人，会见过他那个时候大多数显赫的美国国务家，被授予拉法夷特学院院长职位，并且在1832年是以一名归化了的美国公民和安德鲁·杰克逊任命的美国领事机构成员身份最后返回德意志。1834年以前他在巴登－巴登任领事，1834～1837年在莱比锡任领事，1837～1845年在斯图加特任领事。在疾病中止了他的公职生活后，他于1846年自杀身亡。
李斯特的思想历程颇易追溯。在他青年时代，“看到德意志的康乐如此衰微”，他决定研习政治经济学，并且向他的德意志公民同胞传授以国家政策为形式的、“可以用来促进德国福利、文化和权势”的办法。李斯特得出一个结论：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关键是民族国家原则。“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高度文明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共同得利，只有在它们两国处于近乎相等的工业发展水平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由于种种不幸，在工业、商业和航海方面落后于别国……就必须首先加强自己的力量，以便使自己具备条件同比较先进的国家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认识到世界主义经济学 [ 注：“世界主义”经济学是李斯特用来描述亚当·斯密、J．B．萨伊和他们“学派”其他人的著作的术语。《国富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任何读者必定很清楚李斯特频繁地曲解斯密的观点。李斯特不可救药地把斯密主义(Smithianismus)——即任何人所说的斯密观点——同斯密本人的观点混为一谈。就此请见 J．S．尼柯尔森(J．S．Nicholson)教授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劳埃德译本(见前面注3所引)1904年版撰写的精彩的导言。 ] 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我觉得德国必须废除内部关税，并且采取一种共同和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由此争取达到其他国家依凭它们的商业政策已经取得的工商业发展程度。”
上面这些观点同重商主义中心主题的类似一目了然，那就是通过经济政策实现国家统一和促进国力发展。
“当以后我访问美国时”，李斯特继续写道，“我撇开了一切书本——这些书本只会倾向于将我引入迷途。一个人在那块新大陆能读的最好的政治经济学书本，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能够看到荒野发展成富强的各州。在欧洲需要几个世纪的进步，在那里就展开于你的眼前……我认真、勤恳地研读这现实生活之书，并且同我以前的研究、经验和思考作比较。结果(如我希望)提出了一个学说体系，它……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 [ 注：That National System，作者前言，xl，xlii。李斯特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重商主义者，尽管他承认吸收了“这套被人论述得很多的体系中有价值的成分”(ibid．，xliii)。 ]
有理由相信，李斯特形成其政治学和经济学观点，并非如他所说是年轻时在德意志，而是在他到了美国以后。他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年夏天写给查尔斯·贾里德·英格索尔的一系列信件，后来刊印成小册子形式，由宾夕法尼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广为散发。)包含了 14年后问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经过精心阐发的所有基本观念。《大纲》如此清晰地显示了汉密尔顿和马修·凯里的影响，以致毫无疑问在李斯特经济理论的形成方面，美国的环境和思想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主导性的。 [ 注：对这一问题一直有激烈的争论。认为汉密尔顿对李斯特仅有极小、甚或全无影响的观点，见埃厄贝格(K．T．Eheberg)教授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7版(Stuttgart，1853)写的历史性和批判性导言。相反的观点见Hirst，Life，111－118，特别见Ugo Rabbeno，American Commercial Policy (London，1953)，该书是Protzionismo americano：Saggi storizi di politico commerciale (Milan，1983)的一个英译本。该书第二章第3篇(论汉密尔顿)和第2篇(论李斯特)或许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公正的概述。 ]
然而，李斯特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他在美国流亡期间总是闷闷不乐，取得美国国籍部分地是为了避免他先前在故土受到的那种小迫害。他赞美和羡慕美国尚未开发的巨大资源、这个国家朝气蓬勃的活力、它在政治统一方面的成就、汉密尔顿的现实政治、杰克逊强健的民族主义、美国人对于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的热情、美国未来作为世界强国的似乎无限的潜能。 [ 注：李斯特坚定地相信，美国将在一个世纪之内，在工业、财富、商业和海军力量方面超过英国(National System，40，77－86，339)。 ] 然而，他将所有这些事情同他对自己祖国的期望和抱负联系起来，后者那时处于可悲的分裂状态。即便有柯尔培尔那般的决心，在那时候的德意志他也很可能被搞得失望沮丧。北德意志的主要国家普鲁士在本身领土内有67种不同的关税，近3000种商品须缴纳关税，由大批海关官员征收。它有差不多1000英里边界，蜿蜒通过其余德意志，与28个不同国家接壤。尽管有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李斯特依然存有梦想，预见到一个崭新的和更大的德国，由内部自由贸易、对外关税保护以及全国性邮政和铁路系统统一起来，最终崛起为欧洲大强国。他生前只看到他的部分计划得以实现。关税同盟(它摧毁的内部商业和政治统一障碍比“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政治旋风扫除的”还要多)部分地就是他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不停地宣传修建铁路，而这在耗尽了他的精力和加速了他的去世以前，已产生了某些实质性结果。他未能活着看到1848年革命、俾斯麦的成功和德意志帝国的最终创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李斯特是现代德国的缔造者之一。而且不幸，他也是建立大德意志的早期鼓吹者之一，而大德意志后来成了文明世界的噩梦。 [ 注：李斯特被扩张主义者、泛日耳曼主义者、甚至纳粹分子奉作守护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方面一本典型的小册子见Karl Kumpmann，Friedrich List als Prophet des，neuen Deutschland (Tübingen，1915)。关于当今的情况，见畅销小说Walter von Molo，Ein Deutscher ohne Deutschland：Ein Friedrich List Roman (Berlin，Vienna，Leipzig，1931，还有其后各版)。这本小说不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作为表现泛日耳曼分子和纳粹分子心态的一个范例有价值。它强烈地仇视英国和法国，居高临下地对待美国(美国的独立被归功于斯托伊本的军事天才)，并且鄙视奥地利。关于李斯特对安德鲁·杰克逊、冯·毛奇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该小说作者作了许多缺乏根据的断言，其中有些根本就不可能。 ]
六
李斯特的政治经济政策关心的主要是权势，虽然他将权势和福利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不管他如何否认，他是在返回重商主义。他写道：“一个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单独的社会，这些人拥有共同的政府、共同的法律、共同的权利、共同的制度、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以及对他们的权利、财富和生命的共同的防御和保障，他们组成了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实体，在同其他独立实体的交往中只遵照本实体的利益行事，并且有权调控构成该实体的个人的利益，以便在它自己的疆土内创造出最多的共同福利，同时造就对于其他国家的最大的安全。”
“这种实体的经济目标，”他继续写道，“不像在个人和世界主义的经济那里只是财富，而是权力加财富，因为国富是由国力来增长和保障的，如同国力由国富来增长和保障那样。因此，它的主要原理不仅是经济性的，而且也是政治性的。个人可能会非常富有，但若国家没有力量来保护他们，它和他们就总有一天会丧失世代积聚起来的财富，连同其权利、自由和独立”。
不仅如此，“正如国力保障国富、国富又增进国力一样，国力和国富同等地得益于国境以内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和谐状态。如果缺少这种和谐，一个国家决不会富强。”因此，生产力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先生，政府不仅有权力、也有责任促进每一件可以增进国富和国力的事情，如果这一目标无法由个人来实现的话。所以用海军保护贸易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商人们无法保护自己；以航海法保护航运业也是政府的责任，因为航运业有助于海军力量，正如海军力量保护航运业那样；因而，政府必须修筑防波堤以保护航运业和商业，修筑公路、桥梁、运河和铁路以促进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实行专利法以鼓励新发明；因而，政府必须以保护性关税扶持本国的各种制造业，如果外国的资本和技术阻碍个人从事这些行当。” [ 注：Friedrich List，Outlin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载于 schriften，Reden，Briefe (Berlin，1927～1935)，2：105－106(此后引作 Works)。李斯特的利益和谐观点与汉密尔顿在同一问题上的看法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又见ibid．，p．374，note，在其中，编者诺兹博士不仅将李斯特的信条与汉密尔顿，而且还与丹尼尔·雷蒙德、马修·凯里和约翰·C．卡尔霍恩联系起来。 ]
没有“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财富就没有作用。既然现代德意志既未能实现政治统一，又没有“强有力和统一的商业政策”，它在许多代人时间里就无力维持它的文明使之有资格在各国中间占有的地位，并且“(像一个殖民地那样)被任意利用”。德意志几度“由于同外国人的自由竞争而被推到破产边缘，因此受到了事实的教训，那就是在世界的现存条件下，任何大国要获得持续繁荣和独立的保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本身力量和资源的独立、统一的发展”。
为发展这力量和资源而设立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举措“不那么出自纯粹的玄思，而是利益歧义的自然结果，各国争取独立或追逐压倒性优势的自然结果——换言之，战争体系的自然结果。“对于任何一流强国来说，战争或者甚至于战争的可能性本身使得确立制造力成为必不可少的需要。”正如一国“解散军队、销毁军舰、撤除要塞”是极度愚蠢的行为一样，一国将其经济政策建立在永久和平和世界联邦的假设之上无异于自招毁灭，这种假设没有根据，只存在于自由贸易学派的头脑中。 [ 注：Friedrich List，Le systéme naturel d’économie Politique (1837)，chapter 2，载于 Works，4：186．The National System，87，91－92，102－107。读者无需被提醒，亚当·斯密并未将自己的体系建立在普遍和平和世界联邦的假设之上。李斯特本人在某些场合确实说过一切社会的终极目标都是世界国家，尽管他是个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不可能成为这一思想的热衷传道者。 ] 一个国家从事战争的能力根据其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衡量，国家统一和实行保护主义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保护主义政策可能暂时——不过仅仅只是暂时——降低生活水平，因为关税必然抬升价格。那些声称消费品价格的低廉是衡量对外贸易好处的一大考虑的人“几乎不操心国家的权力、尊严或光荣”。他们必须认识到，得到保护的工业是德意志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谁因为知道买衬衫可以由此便宜四成而对自己失去一只臂膀感到安慰呢？”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119，140．请比较李斯特的生产力观念与亚当·斯密的下面一句话：从事战争的能力由“〔一国〕得自其土地、劳动和可消费物品之年收入的工业年产出”来衡量。前面第一部分。又见前面第四部分里杰斐逊谈价格，连同前面第三部分里汉密尔顿谈战时自给自足。 ]
生产力越强，一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力量也就越大，它在战时的独立程度也就越高。因此，经济原则不能与其政治涵义分离：“在当今时代，技术和机械科学对战争方式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所有战争行动都如此依赖国家收入状况，成功的国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大众是富还是贫，是智还是愚，是精力充沛还是消沉无力，是完全忠于祖国还是部分地忠于外国，是能征召大量还是少量卫国兵士——处在这样的时代，必须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从政治观点来衡量制造业的价值”。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168－169；又见118－119。 ]
李斯特对军事潜力的构成要素有犀利的见识。他写道：“各国现在的状况是生活在我们以前所有各代人的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积累的结果。……每个国家的生产力大小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懂得如何运用前人的这些成果，同时以自己的成就来丰富之；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据它的自然蕴藏、疆土范围、地理位置、人口和政治权势，尽可能完全和系统地开发它领土范围内一切财富源泉，并且将它的精神、智力、商业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扩展到涵盖比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涵盖世界事务。”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113－114． ]
从任何这样的信念出发，只要一小步就可走向欧洲大陆领土扩张和海外殖民扩张的政策，而李斯特毫不犹豫地迈出了这一步。他希望一个统一的德国控制从莱茵河到维斯杜拉河、从巴尔干到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他相信，“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是正常的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构、物质发展和政治权势的根本。……一个土地狭小、人口有限的国家(特别是如果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只能有一种残缺无力的文学、一种残缺无力的艺术和科学促进体制。一个小国永不能使自己不同的生产资源获得最充分的开发。”因此，小国要维持独立困难无比，只能依靠大国的容忍和涉及基本牺牲国家主权的结盟来苟延残喘。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142．在此处，劳埃德的翻译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因而我在某些重要方面改换了表述方式。德文原版见 Works，6：210－211。 ]
上述思想与现今德国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定义并无很大不同，就像从李斯特提出的大德意志计划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他鼓吹将丹麦、荷兰、瑞士和比利时纳入一个统一的德国——将前三个国家纳入既基于种族和语言，也基于经济和战略。所以需要丹麦、比利时和荷兰，是因为德国必须控制德意志境内河流的出海口，加上从莱茵河口到东普鲁士的全部沿海地区，以确保德意志国家“取得现在需要的东西，即渔业和海军力量，海上商业和殖民地”。不仅如此，取得这三国，再加上瑞士，将保证德国能以海洋和山脉为自然边界，这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必不可少的。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142－143，216，327，332，34－47．李斯特对以河流为自然边界不感兴趣，原因不详。 ] 德国同样应该开始向多瑙河地区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进行和平渗透。这些地区是德国的自然边疆，或者说是德国的心脏地带 (Hinterland)，它有“大得不可估量的利益要在那里牢固地确立安全和秩序”。 [ 注：Ibid．，347．李斯特称，德国人移居到多瑙河要比移居到厄尔湖(Lake Erie)沿岸要好。前面引文参阅Works，5：499－500。 ]
一个国家应当“拥有有益地影响落后国家的文明的权势，并且以它自己的过剩人口以及精神与物质资本为手段建立殖民地，产生新国家”。当一个国家不能建立殖民地时，“从这样一个国家流向未开化国度的所有过剩人口，连同精神和物质资本，就不再属于它自己的文学、文明和工业，而转向有利于别的民族”。德意志人移居美国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在北美的移民发了大财，这对德意志有什么好处？就他们个人来说，他们永远不再属于德意志民族，而从他们的物质生产中，德意志也只能希望得到一点并不重要的成果。如果有人认为在美国内地生活的德意志人会维持讲德语，或者认为过了一段时间也许可以在那里建立德意志国家，那完全是梦想。”因此，这么一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必须在东南欧、中美洲和南美洲拥有自己的殖民地。而且，这些殖民地应当由德国的所有资源来支持，包括国家主持的殖民公司和一套“有力的德国领事与外交系统”。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142，216－217，345－347． ]
李斯特非常清楚地知道，没有战争，他的大陆扩张和海外殖民计划就绝无可能实现。他在一篇激烈地驳斥伦敦《泰晤士报》的文章中写道，德意志民族国家体系的拥护者们明白，未来可能会带来民族国家间的战争，然而他们因此也更有决心动员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来支持一个民族国家经济。 [ 注：Friedrich List，“Die Times und das deutsche Schutzsystem，” Zollvereinsblatt，4(1846)，693－694． ]
当然，阻碍德国实现其抱负的是英国。它是动员“弱国钳制强国侵蚀”的均势政策的首要提倡者。英国作为帝国的地位几乎不受任何挑战，那是通过发展制造业取得的。因此，“如果其他欧洲国家也希望加入那有利可图的事业，即开发荒芜地区，教化未开化民族，或者使得以前曾经开化但又退回野蛮的民族文明化，它们就必须从发展自己的国内制造力、自己的远洋商船队和自己的海军着手。如果它们在这些努力中遭到英国工业、商业和海军霸权的阻碍，那么要使这不合理的权利主张降为合理的，惟一的办法就在于它们力量的联合”。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216－217，330． ]
像巨人那样巍然控扼海上航道的也是英国，它使任何其他国家很难取得为实现其国运所必需的制海权。在一番或可误认为出自马汉少将笔下的、关于英国制海权的陈述中，李斯特写道：
“英国掌握了每个海洋的钥匙，对每个国家都安置了一个岗哨：对德国的是黑尔戈兰，对法国的是根西岛和泽西岛，对北美居民的是新斯科舍和百慕大群岛，对中美洲的是牙买加岛，对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伊奥尼亚群岛。它拥有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线上的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苏伊士地峡除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红海，以布什尔和卡拉奇控制波斯湾。它只需将达达尼尔海峡和松得海峡、苏伊士地峡和巴拿马地峡拿到手，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关闭每个海洋和每条海上通道。” [ 注：Ibid．，38．关于巴拿马，当时英国正在和美国争夺，李斯特提出一条德国企业家控制之下的国际化的海上通道。“Der Kanal durch die Landenge von Panama，ein Unternhmen für die Hansest?dte，”in Works，7：234－236． ]
鉴于英国在海军、商业和殖民实力上占有压倒性优势，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没有其他国家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成功地挑战英国。“海上力量较弱的各国只有将各自的海军力量联合起来，才能在海上与英国匹敌。”因此，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利在所有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的维持和兴旺”；而且它们应当合起来，“使自己构成一个联合的海军力量”，以便在达到其他目的外，阻止英国不受竞争地控制世界海上航道(特别是地中海航道)。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332，337． ] 欧洲大陆国家的明智之道，在于组成一个抑制英国权势的欧洲同盟：“我们只要考虑到针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大陆国家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就会确信对这些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像联合起来那么必要，没有什么像大陆战争那么饱含毁坏性。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还教导我们，大陆各国互相间每有一次战争，其结果无不是增进(英国的)工业、财富、航海、殖民地占有和岛国优越权势。” [ 注：List，The National System，338． ]
然而，李斯特的战略思维从来不是地方性的，甚至不局限于欧洲。他高瞻远瞩，预见到星条旗、而不是米字旗在大海上高高飘扬的一天，也预见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来制衡美国权势的一天。
使得大不列颠上升到现在的显赫地位的同一些原因，将使得美利坚合众国(很可能在下一个世纪里)在工业、财富和权势方面上升到如此地步，以致远超过英国目前的地位，就像英国现在远超过小小的荷兰一样。按照自然进程，美国人口在那一时期里将增至上亿；它会将自己的人口、制度、文明和精神散布到整个中美和南美，正如它现在已经将这些散布到邻近的墨西哥地区。美利坚联邦终将囊括所有这些辽阔的地区，几亿人民将开发一个大陆的资源，它在幅员和自然财富方面远远超过欧洲大陆。西方世界的海军力量将超过英国，其程度恰如它的海岸和河流在范围和规模上超过英国的一样。
因此，现在迫使法国和德国不得不建立一个大陆联盟来对抗英国优势的自然必需，在并非十分遥远的未来，也将迫使英国不得不建立一个欧洲联盟来对抗美国的优势。到那时，针对美国的霸权，英国将被迫谋求领导联合起来的欧洲列强，并且从中获得保护、安全和补偿，连同一种等同于它昔日优势的东西。
因此对英国来说有好处的是，它应当预知利害，早做准备，通过及时放弃自己的非分之物来获得欧洲大陆国家的友情，使自己及早习惯于作为同辈中间的老大这一想法。 [ 注：Ibid．，339－340．李斯特在1846年逝世前不久，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献(“über den Wert und die Bedingungen einer Allianz zwischen Grossbritannien und Deutshchland，”载于 Works，7：267－298)，在其中较详细地论说了这个主题。又见“Die vorige und die gegenw?rtige Regierung von Nordamerida，”Staatslexikon (1841)，219ff。 ]
李斯特对英国的看法是心理研究、或许特别是关于德意志人心理的研究的有趣对象。他对英国和英国的自由制度极为赞扬和羡慕，很少有任何国家的人更为雄辩动听地称赞英国。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甚至憎恨英国。起因于德意志官方以各种琐碎的方式对他的骚扰，李斯特本人患有迫害情结症，因而不奇怪，他会相信英国积极活动，力图挫败北德关税同盟和促使德国统一的其他措施。他总是爱吵架，终于卷入了同英国人的尤为刻薄的争论，当然特别是同早已辞世的亚当·斯密及其活着的追随者。然而另一方面，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前往英国，徒然希望为英德结盟铺路。他就此主题准备了一份精细的备忘录，呈交阿尔伯特亲王、罗伯特·皮尔爵士(首相)、克拉伦顿勋爵(外交大臣)和普鲁士国王。他得到了普鲁士驻英大使德邦森和某些英国人士的鼓励。然而皮尔不能同意这个计划，结果李斯特在秋天身心俱伤地返回德意志，短时间后便于1846年11月30日自杀。 [ 注：关于这次赴英使命，见 Hirst，Life，97－106。关于这份在下一段里将讨论的建议结盟的备忘录，见上页注3。 ]
在李斯特的备忘录里，对英德结盟的价值和条件有所幻想，但它仍然显示出对于19世纪中叶两国面临的战略现实的一种洞察。首先，李斯特预见到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将在半个世纪以后阐明的一个道理：英国的海上优势不可能万世不替。李斯特认为，蒸汽铁路和蒸汽航运的发展可以使欧洲大陆强国获得相对于英伦诸岛的一些优势，那是它们当时不具备的。其他国家国力兴起，特别是美国国力兴起，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就有可能受到威胁，而若控制不了海洋，英国由于其海岛位置而享有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将变成严重的不利条件。李斯特还预见到拉丁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将通过法俄同盟联合起来，认为英德两国应当带领日耳曼各民族制衡任何这样的联盟。他相信，法俄权势不仅将威胁英国在欧洲和东方的利益，而且几乎肯定会压垮德国。英国可以利用一个欧陆陆上强国的帮助，德国则会欢迎一个岛状海洋强国的增援。德国对英国的所有要求，就是以同情的态度理解并支持统一的德国实行适度的关税保护，这在李斯特看来是英国为了得到德国的友谊而付出的一笔小小代价。他也预见到，任何此类让步都会遭到英国工业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然而英国必须针对这些集团展示一个事实：它的世界强国地位将由此得到增强甚至扩展。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李斯特未能找到一个将导致英德团结的方案，因为无论是好是坏，两国就什么构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从未有过任何一致看法，因为众多精神和心理因素阻碍了两国相互理解。而且他所以失败，还由于他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消除他多年来已经造成的损害——他那尖刻的反英宣传造成的损害。
七
李斯特对现代战略做出的最大一项贡献，在于他精细地讨论了铁路对军事力量对比更动的影响。他在美国定居期间开始对铁路感兴趣，当时他是苏伊凯尔航运、铁路和煤炭公司(当今“里丁集团”的前身)的一名促成者。此后，铁路就是他最钟情的事业之一。他论述铁路的著作合起来整整两大卷，并且在他的全集的索引卷内占了近两页。1835年和1836年间，他出版了《铁道杂志》(Das Eisenbahn Journal)——一份致力于加速德国铁路建设的刊物。对于任何其他单个的事业，他都没有像对于铁路那样付出过如此多的心血或精力，因为他正确地看到，最终将合并成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系统的铁路网络，将是促成和巩固德国统一的力量之一。
虽然与大多数同时代人相比有远见得多，但李斯特对铁路的经济意义的兴趣乃意料中事。然而，他对德意志蒸汽动力运输的战略涵义的理解令人惊异，并且不管以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都非同凡响。铁路出现之前，德意志的战略位置在欧洲是最弱的，导致它成了整个欧洲大陆的传统战场。李斯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预见到，铁路将使德意志的地理位置成为其力量的一个源泉，而非其军事羸弱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全国性铁路网加强了政治上的统一，德国能够被塑造为欧洲心脏地区的一个防御堡垒。动员之加速，部队可以从国土中央被投送到国土边缘之迅捷，再加上铁路运输其他明显的“内线”之利，对德国将比对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有好处。总之，李斯特写道，完善的铁路系统将使整个国家领土变成一个庞大的堡垒，它能很容易地依靠国内全部战斗人力来获得保卫，而且付出的代价最低，对国家经济生活的破坏也最小。战争结束后，部队也能同样便捷地返回家园。出于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原因，李斯特预见到他在1833年为德国设想的国家铁路网——大体上就是现今的“帝国铁道”(Reichsbahnen)——将使得一个统一了的德国在外敌入侵情况下，把它的军队从国内任何地点运到边境，所用方式能多倍地增强其防御潜力，从而阻止过去200多年里持续发生的频繁入侵。德国在防御方面强大了十倍，也将在进攻方面强大十倍，如果它发动进攻性战争的话，而那是李斯特认为不大可能的。 [ 注：关于1888年的这套设想，见Friedrich List，“über ein S?chsisches Eisenbahnsystem als Grundlage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Eisenbahnsystems，”载于 Works，vol．3，part 1，155－195。关于总的铁路战略理论，见“Deutsehlands Eisenbahnsystem in milit?rischer Beziehung，”载于ibid．，26－270。后者写于1834～1836年。 ]
李斯特要求在德意志修建铁路的呼吁有一种紧迫感。他写道：“邻国每比我们快建成一英里铁路，它们就比我们多拥有一英里铁路，也就比我们多一分优势。”因此，“正如我们的祖先是否应当肩扛步枪而非弓箭几乎完全不由他们决定那样，我们是否应当使用进步赋予我们的新型防御武器简直根本不容我们自己做主。” [ 注：List，“Deutsehlands Eisenbahnsystem，” 266－268． ] 考虑到所有上述内容都是李斯特在美国内战首次确实证明铁路的军事价值以前写的，它们确实显示了他非同凡响的预见能力。
李斯特以为铁路将使欧洲国家能够缩小军队规模，这个想法错了。相反，正如普法战争后来表明的，铁路简化了后勤问题，使规模大得超出先前任何人想象的巨量军队、连同它们的巨量军火和补给物资得以运送。李斯特还认为铁路的建造可以使进攻对于进攻者来说变得代价如此高昂，以致会缓解战争危险，那同样错了。然而，他断言铁路轨道和通行权同许多其他固定设施相比不那么易受军事破坏，却是正确的。最近由德国对英国的轰炸和英美对欧洲大陆的空中袭击表明了这一事实。 [ 注：除前面的文献外，又见 Friedrich List，“über ein allgemeines Eisenbahnsystem in Frankreich，”载于 Works，vol．3，part 2，564－573。 ]
甚至在德意志本身拥有铁路系统之前，李斯特就梦想把铁路远远深入到欧洲其余地区和亚洲。事实上，他看来是巴格达铁路设想的创始者。在他提出的英德结盟计划中，他建议英国与印度和远东之间的交通应当用铁路线加以改善，它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阿拉伯海。尼罗河和红海，他写道，应该像拿破仑时代的莱茵河和易北河那样，被搞得靠近不列颠群岛；孟买和加尔各答应该像里斯本和加的斯一样容易抵达。这可以依靠扩展拟议中的比利时－德意志铁路系统来办到，也就是将其伸展到威尼斯，然后经过巴尔干和安那托利亚，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和波斯湾，再最终到达孟买。一条叙利亚支线将连上连接开罗和苏丹的主干线。建一条与铁路平行的电报线，这样唐宁街与远东的联系就如它与泽西岛和根西岛的联系一样容易。李斯特还设想了一条从莫斯科到中国的横跨大陆铁路 [ 注：见地图，引自Friedrich Lenz．，Friedrich List：Der Mann and das Werk (Munich and Berlin，1936)。 ] 。对李斯特来说，所有这些项目当中，没有哪项比当时正在美国被讨论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铁路线更有雄心和更大胆。
为了确保所拟铁路将通过的地区的政治安全，德国和英国应该缔结有效的同盟，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德国的控制须扩展到囊括土耳其的整个欧洲部分，这将防止对英帝国怀抱敌意的任何强国进行干预——他就像经常做的那样用夸张的口气说道，“7000万或8000万”德国人构成形势所需要的保障。另一方面，英国应控制全部小亚细亚、埃及、中亚和印度——一大片将绰绰有余地抵消形成中的美国世界权势威胁的辽阔领土。 [ 注：关于通往印度的铁路的讨论，见List，“über… einer Allianz zwischen Grossbrittannien und Deutschland”。有关从君士坦丁堡经巴格达和巴士拉到孟买的铁道线路详情，见Works，vol．3，part 2，679。德国的人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接近7000万。 ]
李斯特关于德国控制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建议，当然与他渴望看到向多瑙河地区和巴尔干大规模移民息息相关。实际上，他的一切铁路修建计划都以某种方式同他对德国统一和建立大德意志的激情联系在一起。“德国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他写道，“是一对连体婴儿。他们同时降生，骨肉相连，具有同一个精神和同一个灵魂。他们相互支持，为同一个伟大目的而奋斗，那就是将各个德意志部族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裕、强大和不可侵犯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要是没有关税同盟，就不会有任何德国铁路系统甚至得到过讨论，更不用予以建造了。只有在德国铁路系统的协助下，德意志人的社会经济才有可能提升到民族国家的伟大辉煌，而且只有通过此等民族国家的伟大辉煌，一套铁路系统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潜能。” [ 注：Fricntrich List，“Das deutsche Eisenbahnsystem，”载于Works，vol．3，part 1，347。关于铁路在多瑙河地区的扩展，见“Die Transportverbesserung in Ungarn，”载于ibid．，434－460。 ]
八
1846年李斯特去世时，他为之献身的那些事业几乎全都没有过得去的成功希望。1846年，英国取消了《谷物法》，美国则通过了《沃尔克关税法》，它们严重地损害了自给自足和保护主义的原则，确实是在自由贸易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德国开始工业化，但进展缓慢，德国的铁路系统则仅仅存在于纸面上。保守主义和分离主义继续在莱茵河以东肆虐，导致德意志民族统一遥遥无期。诚然，李斯特带着关税同盟这一慰藉到九泉之下，那是他能够理直气壮地称作颇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一项实质性成就。然而，关税同盟在后来德意志帝国的创建方面到底有多重要，仍有待历史学家们去充分评估。
然而，李斯特的灵魂一往无前。他悲剧性地去世两年之后，革命运动席卷德国，激起了德意志民族将成为自由派主导下的一个民族国家的希望，而成为这么一个国家是李斯特如果活着就会全心全意地欢迎的，因为他热烈地信奉中产阶级自由宪政的、充分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政府。然而，1848年的自由革命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铁血政策。“德国思想保守、墨守成规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并且确实接受了李斯特的经济教诲，同时拒绝了他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的〕政治忠告。数量日益增多的德国工业家，不管有无民族主义的或政治的偏见，都在李斯特的民族纲领中展望到了苦于英国竞争的安慰。甚至受民族主义熏陶多于自由主义熏陶的下一代自由派民族主义分子，也逐渐赞同了李斯特的论辩。到1880年，在俾斯麦威名引导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实际上正沿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照亮的经济道路前进。” [ 注：C．J．H．Hayes，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1931)，272－273。 ]
事实上，在经济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方向上，俾斯麦及其继任者走得比李斯特本来会走的还要远。李斯特一直反对征收食品关税。但是，帝国时期发展出来的德国关税系统无所不包，既保护容克地主，也保护工业家，因而他们同心协力地支持经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海军主义和殖民主义。无论李斯特对谷物关税可能有什么想法，他都不会反对宰相卡普里维1891年12月10日对帝国议会说的下面一席话的精神和目的：“当德国不能依靠自己供给的资源时，国家的生存变得岌岌可危。我坚信，我们经不起放弃在紧急时刻足以养活我们日益增加的人口的谷物生产……在战争情况下……我认为较好的政策是德国依靠自己的农业，而非指靠由第三方提供帮助的没有把握的谋算。我不可动摇的信念是，在未来的战争中养活军队和国家可以起到绝对关键的作用” [ 注：引自W．H．Daws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Germany (New York，1908)，248。着重标记系引者所加。 ] 。
第二帝国的很大部分政策基于这么一项假设：德国迟早将卷入一场战争，以保卫本土，并且赢得阳光下被承认的地盘。为准备迎接这样一个最终事态，德国的国务家们相信他们应当依靠德国内在的力量，而不是依赖邻邦的善意或者不确定的海外交通。德皇御前的国务家们可能犯了某种曲解李斯特思想的错误。但是，李斯特要是还活着，他会充分理解他们所说的。他也会明白纳粹“国防经济”(Wehrwirtschaft)的自给自足动机，不管他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观念和希姆莱之无视个人权利会如何地不赞成。
不幸的是，李斯特还为泛日耳曼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其他某些基本观念奠定了基础，例如生存空间(Lebensraum)、狂飙东进(Drang nach Osten)、海军和殖民扩张、边界暂时性、德裔外国人(Auslanddeutsche)永远效忠祖国、反对英美权势的大陆同盟值得想望等等。
李斯特犹如汉密尔顿，是在现代世界复兴重商主义的一位领头人。无论重商主义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什么优点，它的现代对应物在一个一触即发和爆炸性的世界里却始终是一股导火索般的力量。新重商主义更为危险，因为它运行于当今组织严密、整合紧凑的社会。它同战争体制形影相随。在一种会使得旧式重商主义者感到羞耻的程度上，它将国家权势调动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势。所有老式的、人所熟知的办法由一大批新手段得到了加强，其形式为数量限额、进口抵制、汇率管制、定量配给、物资储备和补贴等等。从始于1870年的50年经济民族主义中，产生了极权主义经济、极权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战争，它们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已无法分辨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政治权威假国家安全之名，已经扩展到差不多每个人类活动领域。 [ 注：对这些思想的进一步研究，见E．M．Earle，“The New Mereantilis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40(1925)，594－600。又见(尤其论及极权主义经济)A．T．Lauterbach，Economics in Uniform：Military Economy and Social Structure (Princeton，1943)，特别见其中第1至第4章。 ]
作为所有这些的几乎不可躲避的后果，1914年和1939年的大爆发来临。一个人只有参照19世纪欧洲的权势观念，才能理解这两次大爆发。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思维以这么一个事实为条件：他们分别是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然而，在治国方略的某些根本原则上，他们的观点却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明白军事力量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他们每个人都提倡一种最适合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由新重商主义导致的世界悲剧并不必然是他们的过错。只要国家继续执迷于不加约束的民族主义和没有限制的主权，它们就会继续仰赖任何按照它们的判断将最好地保障独立和安全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