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第七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
彼得·帕雷特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战争的扩展·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其著作中，克劳塞维茨根本上力图解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分析战争？战争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核时代已达到比它们对于他那一代人所具有的更大的重要性。从1792年到1815年，暴力浪潮席卷欧洲，使千百万人丧命或深受苦难，改变了国家疆界，但同时也改变和打开了各国社会。然而，当浪潮消退后，并无急迫的渴望要来研究和解释这场大洪灾留下的东西。就像在每一次战争过后那样，人们就自己的经历著书撰文，从中引出他们认为可供未来借鉴的教训，但很少有兴趣钻研到战术和战略的表层下面，探索战争现象本身，研究其结构、内在动力及其与社会存在的其他要素的联系，这些要素可能是战争的原因，在战争影响下被改变或被摧毁。战争仍然被当作人类存在的一种永久性力量接受下来，它的种种技术方面随时间的推移可以有变，但总是能够被人把握和控制。克劳塞维茨也是按照自己那具有不同寻常的创新性质的路线探究下去，而不带某种文化危机或历史危机意识。今天，在核扩散的阴影之中，我们不可能规避这种意识；而且，对于我们在其中生活的那种危机的了解不仅影响我们关于未来战争的想法，也影响我们关于历史上的战争的思考。它加强了我们对于早先尝试的兴趣，这些尝试试图理解国家与国家间暴力的性质。克劳塞维茨最著名的理论著作《战争论》(On War)在当今得到的阅读，比它在19世纪30年代首次出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所以如此，原因大概不仅在于这部书逐渐获得了经典著作的光环，独特地将歌德时代的思想和美学属性与一种不折不扣的、可以称之为现代的现实主义(如果这种现实主义甚至在当前也并非罕见的话)结合起来；这部书所以被广泛阅读，也是因为我们希望发觉它的思想是有用的。
战争能否被理解、而且据其含意能否由智力来把握和控制？这只是我们或许可以提出的几个有关问题当中的一个。别的问题是：战争是不是对外政策的一个合乎道德的工具？战争能否被限制、甚至被消除？或者在另一方面，如何能够最有效地进行战争？在《战争论》一书中，克劳塞维茨很少谈到其中前两个问题。他明了伦理难题，但对待这难题的方法与我们不同。他将战争认作政策之极端的、但自然的表现，并且从不后悔亲身参加过七次战役。他认为，他经历的第一场战争，即对法兰西共和国之战，是一场捍卫普鲁士和德意志利益的正当的战争，即使它在政治和战略上是无能的。其他战争，即反拿破仑战争，他满怀激情地确信不仅正当，而且是道德上的绝对必需。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如何有效地打仗，他有许许多多议论，其中不少现在已不适切，至少并非直接如此。然而，在拿破仑的威胁消退后，他认为规定不如分析那么重要。对他来说，设计有效的战略方案和战术措施的意义，远比不上辨识战争的经久要素，并且达到理解其作用方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论》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仍然是适切的，虽然现在面对这些问题的读者与其作者之间，间隔着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军事大灾变。
然而，这一著作的适切性是一类特殊的适切性，是那些在与我们自己所处的情势大为不同的情势下制定出来的理论被期望具备的。克劳塞维茨喜欢将战争研究同绘画研究相比。它们涉及的都是要求有特别的专门技艺的活动，但其过程和结局事前不可预计，而且如果我们要力争重要结果的话，就不能机械地从事之。几乎没有什么当今的艺术家会阅读一项19世纪初的绘画论著，在其帮助下从事绘画，甚或取得对绘画的理论性理解。但尽管如此，一位对绘画史和绘画理论有兴趣的艺术家仍然可以阅读这论著，了解其看法和概念，其中某些或许经久地有效，它们能够被他用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甚至可能影响他自己思想的应用。
再举一个例子可以澄清这一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若干年，克劳塞维茨开始写一份关于战略的手稿。他后来评论说，“我的初衷是以简短、准确、紧凑的话语，写下我关于这一论题的主要因素的结论，而不关注体系或形式联系。我心里含糊地想着孟德斯鸠对待他的论题的那种方式……”。 [ 注：Carl von Clausewitz，“Author’s Comment”〔1818？〕，On War，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revised edison(Princeton，1984)，63． ] 当他认识到这个方法不适合他的系统、宽广分析的倾向时，他修改了这一手稿，用其中部分内容作为一部新的、篇幅更长的著作——《战争论》的基石。然而，他选择孟德斯鸠为楷模这一点，向我们透露了他的某些意图，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关于他的读者的意图和期望问题。难道我们今天阅读《论法的精神》不是怀抱一个希望，即见识一套全面的政治治理理论，以便我们能够搞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而是出于与此不同的、不那么直接的功利原因？一方面，我们希望熟悉一部两个多世纪来一直吸引读者兴趣的著作；另一方面，我们阅读它是为了推进我们对于政治基本问题的思考，为了受到孟德斯鸠的思想和论辩的刺激启示。在战争领域，《战争论》要求采取类似的方法。
与《论法的精神》相似，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是高度个性化的，在某些方面差不多是自传性文献，这一特征就更使之远离现代样式的理论。这两部书反映了它们的作者各自的先辈、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他们一生当中的转折点(孟德斯鸠逗留于英国，克劳塞维茨被拘于法国)、他们的历史观和他们的政治信念。他俩都是通过思索和回应他们具体的处境和经验——这些具体的东西清楚地显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来形成普遍的结论，达到那赋予他们的著作经久价值的高层次抽象。如果我们始终注意到克劳塞维茨的历史环境和个人命运，就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思想。
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年出生在柏林西南70英里的小镇布尔格，是一对资产者夫妇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这对夫妇按照家族传统声称是贵族。他的父亲、一位在当地税务机关任职的退役中尉，是一名神学教授的儿子，而这神学教授本人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路德会牧师；他的外祖父管理一处王家农场。只是在腓特烈大帝——他在晚年竭力使军官团不包含平民——去世以之后，军队才接受克劳塞维茨和他的两个兄长当士官。他们后来都成了将军，其贵族地位到1827年终于由国王敕令予以确认。同这一时期许多别的家族一起，克劳塞维茨家族是通过教会、通过在膨胀中的普鲁士国家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中供职进入贵族行列的。
克劳塞维茨12岁时首次目睹打仗，那是在1793年冬春将法国人逐出莱茵的战役期间。美因茨于7月被收复后，他的团队往南抵达孚日山脉，在那里打一种主要是分兵袭击和伏击的战争。这支部队于1795年解散后，克劳塞维茨带着对于小冲突和小单位战术的某种理解返回普鲁士，这与大多数步兵军官截然相反，后者在战斗中的主要、甚至近乎惟一的责任，在于维持手下士兵的集结队形和快速群射。起初看不出来，他的生涯开始采取一种非典型的路线。接下来几年，他驻扎在一个小要塞里，但它提供了某些罕见的好处。他的团长是普鲁士军事教育的一位先驱，他为基层官兵的子女和团内的见习军官组织了不同的学校，并且鼓励低级军官学习专业科目、文学和历史。在这一有利的、如果说是土里土气的环境中，克劳塞维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致能申请进入柏林军校。1801年夏天，在他21岁生日过后不久，他被录取攻读三年制课程。
柏林军校晚近由一位军界新人进行了改组，那就是将在普鲁士历史和克劳塞维茨的一生中起重大作用的格尔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沙恩霍斯特是一名退役骑兵军士的儿子，16岁起当兵，最初是在一个德意志小邦，然后在汉诺威军中，在那里他作为一名炮术军官有了名气，并且就军事问题进行写作。汉诺威1793年加入反法战争后，沙恩霍斯特显示出自己还是一员格外有魄力的战斗军人。他的声誉导致普鲁士提出给予他上校身份和贵族证书，于是他在1801年转入普鲁士军队。在他担任的许多职务当中，有一项是柏林军校校长，他不久就把这军校转变成了据他希望将现代战争观念引入普鲁士军队的渠道之一。沙恩霍斯特是全欧最早认识到、并且客观地分析了这么一种互相依赖关系的人之一，那就是法国革命战争中军事创新与社会、政治变更之间的互相依赖。就像他明白的那样，比法国弱得多的中欧列国所面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及时获得现代化的基本成分，以防被法兰西共和国蹂躏，而他自信他能够在普鲁士改变命运。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没有人能比这位儒将是更好的导师了。他鼓励这位年轻人的理论兴趣，同时也加强了他对普鲁士军队的传统主义的不满。
1804年，克劳塞维茨以全班顶尖的成绩毕业，被指定担任普鲁士奥古斯都亲王的副官。他的社会见识和专业眼界扩展了。他经常在王宫里，认识了王太后的侍女、女伯爵玛丽·布吕赫尔，若干年后他娶她为妻。沙恩霍斯特推荐他担任德意志最重要的军事刊物的编辑，该刊于 1805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一则对海因利希·迪特里希·冯·比洛的战略理论的长篇驳斥，后者是那些年里对于拿破仑战法的在德意志得到最广泛阅读的解释者。
比洛的大功绩在于认识到近来战争的变更构成一场革命。然而他未能理解这场革命的性质，特别是他不能把握战役的新的重要性。他拒不像其他某些著作家那样，将新战法当作权宜之计或政治混乱予以摒弃，而是探寻数学法则，它们将会揭示那看来混乱的表层下面蕴藏的理性构造。这一努力的典型，是他断言一项作战行动是否恰当，多半由其地理上的目标与其基地之间的几何学关系决定。克劳塞维茨看待战争的方式大为不同。他的文章提出了三项主要批评。这些批评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表明，甚至像比洛那样一位才能不凡的启蒙运动末期理论家的著作同克劳塞维茨正试图形成的方法之间有多大区别，前者想将战争转变为一种应用数学，而后者是现实主义的，但又具备严格的方法论。
首先，克劳塞维茨驳斥说，比洛的方法是错误的。例如，比洛将战略定义为“敌方大炮射程或视线距离以外的所有军事移动”，而将战术定义为“在这距离以内的所有移动”。克劳塞维茨拒绝这一区分，认为它是浅薄的和时间上受限制的，因为它将受技术变迁的影响；它还是不适切的，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未予申明。与此相反，他提出了功能性的战略和战术定义，可应用于一切战争，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战术构成在战役中使用武装力量的理论；战略则构成为了战争的目的而使用战役的理论。” [ 注：Carl von Clausewitz，“Bemerkungen übe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Strategie des Herrn von Bülow，”Neue Bellona，v．9．no．3(1805)，271． ] 几乎完全不需补充，“使用”一语对克劳塞维茨来说，还意味着“威胁使用”。
其次，克劳塞维茨认为比洛的战争观不现实。由于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地理和数学基础上，比洛就忽视了敌方的行为，也忽视了战斗的物资和心理效应。“然而，战略若无战役就等于零，因为战役是它依以运作的原材料，是它运用的手段。” [ 注：Ibid． ]
最后，克劳塞维茨强调，任何有意义的理论都应当能够容纳与其主题有关的所有各种因素，而比洛的理论没有做到这一点。比洛急欲理解暴力的运用，要将它转变为一门科学，并且使之成为可以预计的，于是在此过程中将战争的本质部分排除在外。一种战争理论不仅必需谈论“能够予以数学分析的”因素，例如距离和逼近的角度，还必须考虑士兵的士气和指挥官的心理状态之类难以估计的因素。 [ 注：Ibid．，276 ]
虽然克劳塞维茨急于出名，对于揭露比洛的混淆和错误毫不犹豫，但他关心的主要是构建一种可靠的方法，用以检验比洛和其他人的理论，并且使他自己能够发展出一种在思想上可辩护的战争分析。甚至在此早期阶段，他的论辩所依据的根本就已经是下述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是可观察的现在，二是关于战争这一永久现象的假设，那是依靠历史研究、常识和逻辑来发现的。他同意比洛关于作战基地与其目标之间几何学关系的重要性的观念是有意思的，甚至可能有助于解释拿破仑的这个或那个战役。然而历史表明，依据比洛认为不恰当的基地可以获胜，拥有符合其要求的基地也可能败北；而且，如果逻辑和常识，连同历史和当代现实，都提示目标不必是固定的，而可以是敌方的军队，那么比洛的思想就站不住脚了。
克劳塞维茨欢迎1806年的战争，将其当作制止拿破仑统治欧洲之势的惟一手段；然而，他对胜利并无信心。普鲁士军队处于兵员劣势，其领导层内的分歧过于严重，使得现已担任主力部队参谋长的沙恩霍斯特无法施加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普军的组织方式、行政管理和供给，连同其战术信条，使之不可能速战。在奥尔施塔特战役中，指挥一营榴弹兵的奥古斯都亲王与克劳塞维茨试图用与之类似的战术来对付法国人的灵活机动，据此克劳塞维茨将全营三分之一转为散兵。战役失败后，该营构成掩护大军撤退的部分后卫，直至弹尽而投降。作为普王的侄子，奥古斯都亲王对拿破仑来说是有些价值的。亲王与其副官被令前往法国，在那里他们被给予相对的行动自由，但直至1807年秋才获准返回普鲁士。
除了1812年他在俄国的逗留，这十个月是克劳塞维茨在其一生中惟一在德意志以外度过的一段长时间。它给了他关于法国社会和文化的某种直接知识，也给了他从一种新的思想和情感角度来看待普鲁士状况的机会。他对于他认为必须为战败负责的那些态度和政策作了严厉的批评：政府没有将战争用作对外政策的工具，而是听任自己被孤立于预期的盟国之外，然后给军人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军队尽管陈旧低效，但如果其领导人能够积极求战、而非为时过久地依靠进进出出坚固阵地这一迂回战法，本可以取得更多成就；最重要的是，普鲁士社会惰性十足，全国将战争看作只是军队的事情；由于政府将社会保持在消极和绝对服从状态，它就无法在危机来临时开发民众的潜能和理想主义。现在，只有革命性的变化才能拯救国家。 [ 注：尤其见1806年12月至1807年10月克劳塞维茨致未婚妻函，载于Karl und Marie von Clausewitz：Ein Lebensbild in Briefen und Tagebuchblaattern，ed．Karl Linnebach (Berlin，1917)，67－149；又见他所撰写的这一时期的普鲁士史：Nachrichten über preussen seiner grossen Katastrophe，此为德国参谋本部系列丛书 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Berlin．1888)的第十卷。 ]
在战争的较后阶段，沙恩霍斯特再次表明了作为一员战将和战略规划者的价值，并且成了战事结束后带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军队改组计划的明显人选。他不久就将这委员会变成了一场新运动的中心，这运动是要使得国家军事机器现代化，从人力政策到枪支设计，再到形成最新的作战和战术信条。反对力量接踵而来，强劲有力。沙恩霍斯特所建议的那些深远的改革不仅会改变军队，而且将影响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打破贵族对军官职位的准垄断，将广大士兵从陈旧和往往非人道的操练和纪律制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关于改革的冲突确实是一场关于普鲁士国家性质的斗争，它在以后五年里激烈地进行。克劳塞维茨1808年春离开被占领的柏林，前往普鲁士政府临时所在地柯尼斯堡，其后很快就被吸收到改革者的内圈，在保守分子中间获得了可能是危险的激进主义者的名声，并保持这一名声直至去世。
起初，沙恩霍斯特雇用克劳塞维茨为其私人助理。他帮助组织了秘密的重整军备活动，撰写文章解释和辩护在社会意义上敏感的创新措施，例如通过考试择优选拔和晋升低级军官。当政府回到柏林时，克劳塞维茨成了沙恩霍斯特办公室长官，该职位将他置于改革运动的中心。通过沙恩霍斯特的影响，他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成员和新的陆军学院教官，在那里讲授战略和游击战。1810年10月，他成了王储的军事导师，几个月后又加入了起草步兵骑兵作战和战术新规章的委员会。在这些年里，所担任的多种职责给了克劳塞维茨难得的机会去了解多种问题，即几乎从零开始重建一支军队所包含的智力、技术、组织和政治问题。
这些新的职责并没有减小他较早时候对于战争之科学分析的兴趣。在这些年里所写的文章和笔记中，他澄清了自己关于理论——一种处理像战争这么复杂的活动的理论——的恰当目的和程序的想法。他区分了理论的三类潜能：认识、教育、实用。在认识方面，理论的功能在于智力上构建过去和当今的现实，表明“一个事物如何同另一个事物相联系，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东西”，直至揭示战争现象的不可简约的要素，并且发现将它们连结成结构完整的、逻辑的和能动的联系。一个在逻辑和历史两方面经得起辩驳、并且反映当今现实的理论有其教育功能，即帮助学生组织和形成他自己关于战争的思想，那是他取自经验、学习和历史的(对历史的探究延展了任何一个人都能体验的现实)。理论永不能导致彻底理解，那样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然而它能加强和优化判断力。理论的主要任务不是产生信条、规则或行动的法则。知和行是两回事；然而从正确的理论中可以得到实用的裨益。
理论必须是全面的，也就是说它必须能够容纳其主题的所有方面，不管是现今的还是别的时期的。它必须基于其主题的常量或绝对要素，而非基于可能是暂时的现象，即使眼下这些现象似乎支配了战争。拿破仑式战法是一种暂时现象。绝对要素的例子包括战争的社会和政治性质，还有指挥官的心理状况。绝对要素作为理论的组织原理起作用。所有其他现象都取决于它们，并且互相联系，往往间接地互相联系，而这联系是理论必须揭示的。克劳塞维茨在1808年写道：这么一种思想构造为每一项当前或以后的观测或洞察留下逻辑余地，与此相反的是比洛或约米尼之类著作家的做法，他们以随机产生的想法和认识为核心，构建确定的学说信条，亦即从仅仅有限或暂时正确的观念抽取普遍的结论。
理论必须不断经受现实的检验。它不能凭逻辑来坚持某种由现实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在任何时候，现实显得总是比理论狭窄。例如，18世纪的战争方式并没有穷尽战争的所有可能性，拿破仑的各次战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现实总是变化，并且以不可估计、不可预见之事为表征，因而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完全反映现实，更谈不上完全解释现实。理论必须足够灵活和开放，以容纳不可估计之事，并且必须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能。 [ 注：这一番概述取自克劳塞维茨在改革时期的一些著述，包括他在1808年和1809年为最初于1804年写的一篇战略论文所作的补充，该文由埃贝尔哈尔德·克塞尔以《战略》(Strategie，Hamburg，1937)为题发表，还有他的论文“über den Zustand der Theorie der Kriegskunst”，由瓦尔特·舍林在他编的克劳塞维茨文集(Geist und Tat，Stuttgart，1941)中发表。以后对这些思想的重申和发展可见于《战争论》全书，特别在第一、第二和第八篇内。另请注意这样一些文字：“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提供进行战争的新法则和新方法；宁可说，我们关心的是审视那种业已长久存在的东西的根本内涵，往回追踪到它的基本要素”(book 6，chapter 8，562．)；“我们无法制定法则、规则或方法……(然而，)历史虽然产生不了什么公式，但在此，如同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它的确提供了判断力的练习”(book 6，chapter 30，756)。 ]
这些观念中有许多借自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和当时的科学思想，但这不是说克劳塞维茨非常精通哲学。作为一名年轻军官，他上过康德哲学的一位普及者约翰·戈特弗里德·基塞韦特尔讲授的逻辑和伦理课程，此后读了关于数学、哲学和美学理论的书籍和论文(他开始相信美学理论对战争分析有些用处，例如在其论说才能和天才方面)。最重要的是他从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吸取第二或第三手的思想：例如，他使用极性概念——运用积极与消极、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来分析攻防关系，他还通过正题与反题来从事概念的辩证发展，而这些都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德意志人的共同特性。然而，如果说他在改革岁月里阐明的那个理论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是派生性的，那么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系统地将这些观念应用于一类现象，这些现象是不会被超然的哲学认作“真实的”，或者只会被认为仅仅在一种天真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克劳塞维茨希望理解的真实并非纯粹理性的抽象真实，而是政治和军事存在之实际的物质、智力和心理成分。 [ 注：在我的下述著作中，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与德意志哲学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讨论：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Oxford and New York，1976；reprinted in Princeton，1985)。尤其见第147至208页。 ]
1809年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爆发战争激起了克劳塞维茨的希望，即拿破仑的扩张终于走过头了。他申请奥地利给予委任，只是法国在瓦格拉姆战役大捷后的突然停战，才使他继续留在普鲁士。以后几年里，他从未完全否认在德意志爆发武装反抗的可能性。1811年底，拿破仑逼迫普鲁士将自己的领土供他用作入侵俄国的跳板，并且向法国大军提供两万兵员。克劳塞维茨是最直言不讳地反对屈从这要求的人之一，将其称作既不光彩，又在政治上愚蠢的投降，并且同其他约30名军官一起辞职。这一行动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名声，即他是个将个人好恶置于国王政策之上的人物。
1812年战争期间，他作为一名俄军上校担任各种不同的参谋职务，实际上几乎不过是个旁观者，因为他差不多完全不会讲俄语。然而临近战役结束时，他抓住机会给法军一击，办法是帮助说服普鲁士辅助军团司令官冯·约克将军脱离法国大军，使其部队中立化。约尔克同俄国伯爵维特根斯坦(克劳塞维茨在其参谋班子供职)缔结了所谓陶洛根协定，它不仅防止了法国人在俄国边境重新集结，而且包含着一项革命的训条，即在某些情况下一名普鲁士军官的良心或政治判断优先于他的服从誓言。
克劳塞维茨随同约尔克返回东普鲁士，在那里他起草了一份征集地方民兵的计划，这是又一项具有潜在革命意义的行动，因为两万人未经国王允准就被武装起来。当普鲁士最终于1813年3月加入反法战争时，腓特烈·威廉三世拒绝克劳塞维茨重新加入普军的请求，以此报复他的自行其是。他仍然穿着俄国军装，非正式地担任沙恩霍斯特的助理，直至后者在格罗斯格尔申战役中身受致命伤。1813年秋，他担任一支将法国人逐出波罗的海沿岸的小规模国际部队的参谋长。在终于被重新接纳入普军后，他于拿破仑百日复辟期间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参谋长，该军团在瓦弗战役中拖住了格鲁希军团，使之无法增援在滑铁卢的拿破仑。
宫廷和军队中的保守派对克劳塞维茨心怀猜疑，这肯定使他未能担任更重要的职位，而那是他的朋友们希望将他安插进去的。然而，随拿破仑战争结束，极少有年龄与他相仿的军官能够回忆像他那么丰富多彩的经验：从履行作战和参谋职责，到制订战略规划，再到参与最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他在其中作为积极成员(尽管并非领导人物)的改革运动在几年里成功地振兴了普鲁士军队，使之从旧制度的格外笨拙的军事组织之一，变成了一支眼下在许多方面比法国军队优越的力量。社会变迁与这些创新相联系，但没有进展得像改革者们希望的那么远。随普鲁士返回越来越僵硬的保守主义，克劳塞维茨放弃了他曾经对理想的、经过改革的国家寄予的期望，以此作为他对自己个人失意和政治失望的反应。他20来岁和30岁出头时期的那种热烈的、即使往往带有批评的爱国主义，让位于一种对自己祖国的较为均衡的看法。早在1814年，他就不同意一位朋友要求缔结报复性和平的意见，争辩说法国不应当被削弱到一定程度以上，因为它是为维持欧洲均势所必需的。在政治上，他同样变得更多地是一个理论家，而非派别人士。
战后初年期间，克劳塞维茨担任普鲁士莱茵驻军参谋长。1818年，他38岁时，被提议担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他不那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行政管理职位，并且被晋升为少将。他一度试图谋求驻英大使任命，但他自行其是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名声又一次毁了他的机会。1816年，他重新投身于对军事史和军事理论的紧张研究，那是反拿破仑斗争这一大气候给中断的。在他一生所剩的以后15年里，他写了许多战争和战役史，也写了一部后来由兰克发表的关于沙恩霍斯特的传记性研究，还写了一些格外有创见的政论文章，外加一部1806年战败以前和战败期间的普鲁士历史，它至今仍是关于那些年的值得注意的阐释之一。1819年，他开始《战争论》的撰写工作，在以后8年里完成了计划撰写的八篇中的前六篇，还有第七和第八篇的初稿。然而到1827年他已认识到，这些手稿没有足够清晰地揭示他在20岁过后不几年首次辨识的两个常量，也是他的理论的关键要素，那就是战争的政治性质和战争所呈现的两大基本形式。在一则说明有必要进行广泛修改的笔记中，他写道：
我认为已经誊写清楚的前六篇只是一大堆相当散乱的东西，必须再次彻底重做。修改稿必须在每一点上都更清晰地显示战争的两种类型。
战争可以有两种，这是指战争的目的要么是打倒敌人，亦即使之在政治上无助，或在军事上无能，从而迫使他在我们喜欢的无论哪种和约上签字，要么是仅仅占领他的某些边境地区，使得我们能够兼并它们，或者利用它们在和谈中讨价还价。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当然将在我的论说中反复出现；然而，两种类型的目的大不相同这一事实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清清楚楚，它们的不可调和之处必须被显示出来。
两类战争之间的区别是个实在的事实。然而，另一点的重要性也同样实在，它必须被展示得绝对清楚，那就是战争仅仅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如果这一点始终被牢记在心，那就将大大便利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整个事情就将比较容易分析。 [ 注：Clausewitz，“Note of 10 July 1827，”On War，69．着重标志为原文所有。 ]
开始修改以前，克劳塞维茨写了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史和滑铁卢战役史，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自己关于战争的双重形态和战争的政治性质的思想在现实中如何作用。因此，在他1830年接到炮兵总监的新委任以前，只能修改几章，随后不得不把《战争论》的手稿撇在一边。这一年晚些时候，当法国革命和波兰反俄起义引起一场欧洲战争的可能性时，普鲁士动员其部分军队，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这部分军队的参谋长。1831年霍乱大流行，从俄国传到波兰，然后传到中欧和西欧，这导致他在1831年11月与世长辞，时年51岁。
二
《战争论》分为128个章节，组合成八篇。 [ 注：下面的分析部分地依靠我在Clausewitz and the State一书中对《战争论》的讨论，特别是第356－381页。 ] 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界定了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战争的一般性质，辨识出在战争的进行中总是存在的诸要素：危险，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心理因素，还有克劳塞维茨集合在“摩擦”这一概念之下的、阻滞一个人的意图得到贯彻的许多障碍。第二篇“论战争理论”概说了理论的潜能与局限。第三篇“战略总论”不仅包含论兵力、时间和空间的各章，而且包含对于心理要素的一番更详细的论说，它们在克劳塞维茨看来，都是“战争中实际运作的要素”。 [ 注：Clausewitz，On War，book 4，chapter 1，p．225． ] 第四篇“交战”讨论“根本的军事活动——战斗，它通过它的物质和心理效应，以简单或复合的形态构成战争的全部目标”。 [ 注：Ibid． ] 第五篇“军事力量”、第六篇“防御”和第七篇“进攻”——全书的三个最常规形式的兵法部分——例解和阐发先前的论辩。最后是第八篇“战争规划”，再次拿起第一篇内的最重要论题，探究理论上的“绝对”战争和真实的战争之间的关系，并且以一串非常连贯、高度创新的理论和历史文章，分析了战争的政治性质，分析了政治和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
或许除了第五篇“军事力量”在上下文找不到完全令人满意的位置外，全书编排合乎逻辑，即从第一章概览总体着手，进至战争的性质，再进至理论的目的和困难。从第三篇直至第七篇讨论战略和军事行动的操作。全书结束于分析战争中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最重要功能，并且更充分地将战争整合到社会和政治交往中去。
即使这么一番简短的概述，也能显示克劳塞维茨为自己确定了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以逻辑分析为手段，深入绝对战争(用当时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观念上的”战争)的本质，二是理解以它实际上采取的种种不同形式存在的、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战争，并且理解战争的战略、作战和战术方面。然而，哲学和学问的目的对他来说，含意远甚于一种智力演练，一种几乎毫无现实意义的玩弄抽象。克劳塞维茨确信，理论分析本身能够提供一种手段，形式多得难以置信的实际上的战争可以据此得到理解。反过来，对真实的战争的分析不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按照克劳塞维茨的比喻，“正如某些植物只有在并非疯长过高的情况下才会结果那样……理论植物的叶片和花朵必须予以修剪，它必须始终靠近自己的合适土壤，即经验。” [ 注：Clausewitz，“Author’s Preface，” On War，61． ]
然而，全书组织为八个主要部分这一点，并不构成可靠的导读。各部分之间的区别不如将它们联系起来的那种论题和论点的网络重要。一个概念先予以极端清澈的单面界定，接着使之发生变化，有时是在几章之后，并且随之与其他命题和观察混合起来而被赋予一个新的方面。正题由反题跟随，一个现象的特性最终由分析其对立面得到确定。关于抽象战争的性质的讨论与诸如此类的分析办法之应用于真实战争穿插交替，例如目的和手段的理论、摩擦和天才这对重要概念、关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之类重要性较小的命题，并且也与详细的作战和战术观察穿插交替，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包含在历史证据之中。 [ 注：克劳塞维茨界定了历史实例的四种理论功能：“一个历史实例可以仅仅被用作一个观念的解释……第二，它能有助于表明一个观念的应用……第三，可以诉诸历史事实来支持一则陈述……证明某种现象或效应的可能性。”最后，可以从详细地、依照情况具体地处理一个历史事件中抽取出一个信条或命题。(On War，book 2，chapter 6，171．) ] 全书论说如行云流水，交叉征引，反复引喻，不仅引喻该书的其他部分，也引喻作者和他那一代人的经验。整个著作贯穿着两大辩证关系，它们都在第一章被引入，创造了一种超过其外在设计连贯的内在统一，那就是(1)理论上的战争与真实的战争之间的关系；(2)共同构成战争的三类因素——暴力、偶然性和或然性的作用、理性——互相间的关系。
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是使战争有别于一切其他人类活动的惟一特性。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对这暴力的应用不存在任何逻辑限制”。它不是“一股活生生的力量对于一大堆无生命的材料的行动(完全不抵抗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战争)，而总是两大活生生的力量的彼此冲撞”。没有哪一方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每一方都要对方俯首听命；因而，随它们力图胜过对方，它们的努力不断升级。“武力冲突无拘无束，除了武力本身的规律外不服从任何法则”，最后达到极端——绝对战争，亦即以一方彻底摧毁另一方而告终的绝对暴力。 [ 注：Ibid．，book 1．chapter 1，77－78．又见book 1，chapter 2。 ]
作为观念上的战争的绝对暴力是个正题，随后就来了反题：战争，即使在理论上，总是受战争以外力量的影响。战争由从事冲突的国家的特殊性质影响，也由时代的一般性质、即其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要素影响。这些影响可以抑制战争升级到彻底的暴力。不仅如此，倘若一场具体的战争并不追求彻底打败敌人，而是追求较次级的目的，那么甚至理论也不要求向极端状态升级。暴力仍然是本质，是支配性的概念，即使为了有限目的而打的有限战争也罢；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本质并不要求其自身的最充分表达。绝对战争概念和有限战争概念合起来，就构成了战争的双重性质。
在现实的世界上，绝对战争总是被修改，尽管有时会被接近，就像在拿破仑的某些战役当中，或者像一个原始部落试图消灭另一个原始部落。战争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其他力量的结果，这些力量影响战争，可以修改其暴力。而且，战争也不是由单单一个决定性行为、或者一套同时进行的行为构成。如果战争是一阵短促的、不间断的打击，对这战争的准备却会趋向于彻底暴力，因为“没有任何疏忽能够被匡正”。然而在现实中，战争总是一串或长或短的暴力行为的前后接续，被互相作用的交战双方或数方旨在制定规划、集中努力、恢复元气的间歇暂时中断。在互相敌对的社会内有着种种因素，领导人也有其可能符合或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自由意志”，战争则有其政治动机：这些将决定军事目的以及将付出的努力大小。“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 注：Ibid．，87． ]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双重性质的论题创造了一个基础，据此可以分析一切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行为，从歼灭性战争一直到显示武力，即那种仅由直接威胁使用暴力来同其他外交谋略相区别的行为。这个论题使人不可能将任何单一类型的战争视作应当决定政策的规范，视作以此来衡量一切战争的标准。
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政治性质的认识，加强了在战争的双重性质当中表达的一点，那就是战争并非一种自治的或孤立的行为。打败敌人的武装力量、挫钝敌人使用这力量的意志，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暴力应当表现政治目的，而且以一种理性的、功利的方式来表现；它既不应当取代政治目的，也不应当取消之。
因此，政治领导应当在终极意义上控制和指导战争的进行。这不是说，它应当在规划和指挥作战方面取代军人。它应当留心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在形成总的政策时同高级指挥官协作。然而，武装部队不是为自己的缘故而存在的。它是要被使用的一种工具。在要求军界从属于政治领导时，克劳塞维茨远不是在表达一种意识形态偏好，他只是从他关于战争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目的的分析中，导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因为战争是政策的继续，所以“不能有对于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的纯军事评价，也不能有解决它的纯军事方案”。 [ 注：Carl von Clausewitz，Two Letters on Strateg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eter Paret and Daniel Moran(Carlisle，Penn．1984)，9．着重标志为原文所有。又比较 On War，book 8，chapter 6B，607。 ] 军队就必须满足于部分地动员资源，满足于有限的成就，如果这是政治目的所要求的；或者，在另一方面，军队必须准备做自我牺牲，而且社会和政府都不应将这牺牲视为超出其使命，如果它表现了合理的政策。
这些就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双重性和战争之政治性质的理论当中某些比较重要的含意。贯穿于《战争论》所有八篇的第二大辩证关系，则包含在一项断言中，那就是真实的战争由三类要素组成。克劳塞维茨宣告：真实的战争的主导趋势“总是使战争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三位一体”，即(1)暴力和激情；(2)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或然性；(3)政治目的和政治效应。 [ 注：Clausewitz，On War，book 1，chapter 1，89． ]
为了分析一般的战争或理解一场特定的战争，然而也为了规划或进行一场战争，就需要研究或利用所有这三类要素。理论或政策如果忽视了其中任何一类，或只注意到它们的某些组成部分(例如只注意到第二类要素的军事方面：在击败敌军的不确定的过程中，规划、领导和努力怎样可能成功)，就会是有毛病的。如果主要注意战争的政治方面，或者主要注意在战争中表达出来的、或由战争激起的激情，那也一样不恰当。
用克劳塞维茨的比喻来说，理论和领导必须始终悬吊在暴力、偶然性和政治这三块磁铁之间，这三块磁铁在每一场战争中都是互相作用的。
在辨识合起来构成战争的这三个领域后，克劳塞维茨将每一个主要行为范围归属于社会的一个不同部分。他认为，总的来说，第一类要素即暴力和激情主要涉及人民。第二类要素即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主要给军事统帅及其部队提供了施展勇气、决心和才能的余地。第三类要素即政治“仅仅是政府的事情”。 [ 注：Ibid． ]
当然，这些大概为了理论上的整洁而做出的假定是很主观的。它们揭示了《战争论》的作者的历史态势，那就是一名军人，将自己当作普鲁士国家的仆人，当作其自然情感必须予以利用、但也必须予以控制的一个社会的保护者。在他看来，抽取社会的能量而不屈从于社会的非理性力，是政治领导的任务。也就是说，政府将精神能量转变为合理的政策，军队则帮助贯彻这一政策。
即使在克劳塞维茨多少是试验性的陈述方式上，这些姻亲关系，即仇恨和暴力主要与人民、偶然性和或然性主要与军队、理性政策主要与政府合二为一，其正确性是大有疑问的。援引克劳塞维茨所钟爱的实例来源，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国皇帝的激情和暴力肯定比法国人民可能对欧洲其余国家怀抱的无论何种仇恨起了更大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帝国的最后几年里，特别感人的理性形式——常识——更多地是在对战争厌倦了的人民那里，而不是在拿破仑那里。然而，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姻亲关系(它们分明是作用于他的心理、他的思想和政治见解的个人经验的产物)并没有减小三位一体定义的正确性和分析力，这定义就是：战争由暴力、偶然性和政治三大领域合成，并且存在于这三大领域之中。
三
暴力、偶然性和政治这三位一体，环绕着国家间暴力的整个进展过程，从准备打仗、开始打仗，一直到媾和以及其后。合起来构成战争的行为和事态发生在这三大参数中每一个参数的范围内，而且往往是在它们全体的范围内。然而，为了使它们可以被分析，辨认出它们的联系，并且防止它们淹没分析框架，大量实际细节必须被聚合起来予以抽象。出于这个目的，克劳塞维茨形成了一系列以其大小来排列的概念，从普遍的意义到具体的行动特征。在其中，最为全面的是摩擦概念和天才概念。
摩擦指的是不确定性、错误、事故、技术困难、出乎预料之事和所有这些对于决策、士气和行为的影响：
摩擦是多少与这样一类因素相应的惟一概念：这类因素使得真实的战争有别于纸上谈兵。军事机器……基本上非常简单，因而容易操纵。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它的零部件当中没有哪个是一整件的：每部分都由一个个的人组成，其中每人又都保持自己引发摩擦的可能……一营部队由一个个的人组成，其中最次要的人都可能偶尔使事情耽搁下来，或者这样那样地误事。同战争不可分的危险和战争所要求的物质努力……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这一巨大的、像在力学中那样不可能被简化到寥寥几点的摩擦，到处都同偶然性相关联，都招致无法估量的后果……一个例子是天气。大雾能够使人无法及时看到敌人，使大炮无法及时开火，使一则报告无法传到指挥官那里。大雨能够阻止一营部队到达目的地，延误另一营部队的到达，因为它使行军并非只用三小时，而是用了八小时，还能够毁了一起骑兵冲锋，因为它使战马陷在泥泞中，等等。
战争中的行动犹如阻抗环境中的运动。正如步行这一最简单、最自然的运动无法容易地在水中进行那样，在战争中正常的努力难以达到哪怕是还过得去的结果。
我们所选择称呼的摩擦，是使得看来轻而易举之事变得如此困难的力量。 [ 注：Ibid．，book 1，chapter 7，119－121． ]
这番来回穿行于抽象和具体之间的文字，典型地表现了克劳塞维茨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它概述了摩擦的某些心理的和非个人的可能性，而它们只是许多此类可能性当中的一部分。摩擦以这一或那一方式总是存在。如果不以智力和情感力的创造性运用来克服之，摩擦就会主宰战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智能和决心能够克服摩擦，再进一步还能利用偶然性，将不可预见之事转变为有用的东西。反过来，这些力量应当受到分析。正如理论决不应忽视不可估计的因素和事件的异常性，它们“使得真实的战争有别于纸上谈兵”，理论也必须探讨那些同摩擦作斗争的、往往不可量化的力量，即指挥官及其下属的智力和心理力，军队的士气、精神和自信心，社会的、被反映在其军人身上的某些暂时和经久的特性——战争热情、政治忠诚和勃勃生气。
《战争论》将这些素质当作“道德和心理要素”予以直接考察，并且通过作为中介的“天才”予以间接探究。天才概念在这语境中的使用不会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认识到对克劳塞维茨来说，这个术语不仅应用于出类拔萃的个人，也应用于普通人的行为所依据的能力和感觉。他说：“我们不可将讨论局限于本来意义上的天才，即最高水平的才能……我们必须做的是概览头脑和性情方面的所有天赋才能，它们以其结合来影响军事活动。这些合起来，构成军事天才的本质。” [ 注：Ibid．，book 1，chapter 3，100． ] 于是，升华到最高能力的原创性和创造力——后期启蒙运动和唯心主义哲学正是如此来定义天才——就被克劳塞维茨用来辨识和解释一般的智力和心理素质，正如它们代表并帮助说明了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潜存着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探究伟人即“天才”的心理构造，意味着阐明所有人的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绝对战争概念帮助说明了一切战争。
这种将心理素质概念化并予以讨论的方式，可能显得不必要地复杂。由于在他那个时代，心理学尚处于原始状态，克劳塞维茨才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他在《战争论》一书的“论军事天才”一章里提到心理学，说那是个“朦胧不清的领域”，并且在后面一章对心理要素不会服从学术智慧表示遗憾。它们无法被分类、计量。它们只能被心领神会和被感觉。 [ 注：Ibid．，106；ibid．，book 3，chapter 3，184． ] 然而，他的方法尽管大有理由，但在某些方面必定不能令人满意。他对心理特性的列举流于俗套；他就这些特性对于战争的适切性所作的思辨虽然充满常理，并且显然可见一处处辉煌的思想火花，但也如他所承认，同样有他指责的、在其他理论家的著作中的印象主义弊端。 [ 注：Ibid．，186． ] 伟大领袖的心理特征是个棱镜，克劳塞维茨透过它来解释普通人的情感和能力；然而，由于迷恋于拿破仑或腓特烈二世之类人物(只有他们才能取得最伟大的成就)，他的分析通常局限于探究这些人的出类拔萃的才能。
尽管如此，这一片面性并未减小下述事实的意义，那就是克劳塞维茨将心理学当作一大成分纳入他的理论。自古以来，著作家们一直强调在战争中激情的重要性，但除了列举种种值得要的和要不得的特性外，他们就此问题几乎毫无更多的作为。晚近时候，在法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某些作者强调非理性因素的重要，将其与偶然性的力量联系起来，并且做结论说军人的心理过于朦胧不清，或者说战争太混乱，以致就此无法进行科学分析。克劳塞维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将对心理力的分析置于战争研究的中心。与康德哲学一致，他承认某些事物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应当被置之不理。《战争论》使得士兵和他的指挥官的心理，连同他们为之服务的社会的心理，成了战争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随着关于人的行为的更全面、更能动的理论在 20世纪开始时被发展出来，克劳塞维茨理论构造中的心理内容能够得到加强，而不损害其关于战争的三位一体定义，或者不损害他在“天才”——主动性和其他各种军事创造力的心理根源——与“摩擦”之间设置的辩证关系。
它们之间的互动，界定了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交战者之间的每一场冲突和每一桩或大或小的战斗事件。克劳塞维茨在一系列命题中，将这些构成部分分类并予以概念化，它们尽管重要，但其适切性比摩擦和天才概念有限。已经谈到过的两个论题，即交战者之间的互激关系和它们的努力升级的趋势，引起了战略和战术中进攻与防御的互相依赖这一论题。另一个命题则认为，由于时间、空间和能力的缘故，攻势逐渐减弱，直至达到一个“极点”，即达到一个阶段，进攻者超出这个阶段就不再能容易保卫自己抵挡反攻。第三个命题则论辩说，防御即包括抵抗，也包括反攻，恰如攻势由进攻、中止和抵抗构成。
从分析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克劳塞维茨进至研究冲突依以发动的各种不同形式。这第二大类命题依然可应用于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例如进攻的极点可呈现于两个部落之间的战斗，正如它呈现于1914年9月德国人对马恩河的推进，或呈现于1950年6月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但同他关于战争的基本性质的思想相比，克劳塞维茨对这些原理的讨论直接得多地反映了他那一代人的特殊经验。因为它涉及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他的分析大体上是按照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大规模战争的最近重大事件——来表述的，而为了说明袭击和其他小单位作战的特性，他经常提到他从军头几年的情况，那是在18世纪90年代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的战役当中。
这些命题和从中产生的、对于细目的讨论，构成了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提供很大部分原料的直接现实。它们还具有另一种功能，这功能涉及他整个理论努力的核心。它们表明虽然战争的较高层次——在这些层次上理性、激情和种种不可估计的因素共同作用，决定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对理论提出了巨大的困难，但战争的一些即使相对从属性的大领域仍然能成为分析的对象，因而证明形成一个战争理论事实上是可能的。正如他在去世前不久所写的那样：
为战争艺术构建一个科学的理论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那么多的尝试都失败了，以致许多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没有任何经久的法则能够规定的问题。要不是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一整系列命题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证明，一个人就会同意这种说法，放弃尝试。这些命题是：若出于否定性目的，防御便是较有力的作战方式，而若出于肯定性目的，进攻便是较弱的作战方式；大成功有助于带来小成功，因而战略结局可以追溯到某些转折点；同真实的攻击相比，显示武力是武力的一种较弱的使用方式，因而其理由必须予以明确的展示；胜利不仅在于占领战场，还在于摧毁敌人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最大的成功总是在取得胜利之际……转向行进的正当理由只能是拥有总的优势，或者拥有优于敌人的联络线或撤退线；侧翼位置由同样的考虑支配；每一场进攻都随其递进而势头递减。 [ 注：Ibid．，“Unfinished Note，Presumably Written in 1830，” 71． ]
事实上，这些命题中有许多并不像克劳塞维茨希望他的读者会发觉的那般不说自明。例如，他所说的防御是较有力的作战方式的话，被几代德国军人误解和拒绝，他们的分析能力由于他们国家的地缘政治处境而大打折扣。然而对克劳塞维茨来说，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逻辑(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阻止他将这一逻辑推演到它的必然结论)提供了一种他那明确地注重实效的眼界所渴求的保证：战术和作战层次上的暴力，因而所有层次上的暴力，都能予以分析，都能由智力来把握。
为了结束对《战争论》的主要观点的这番概述，我们必须回到克劳塞维茨关于目的、目标和手段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它们贯穿于《战争论》全书。为之而战的政治目的应当决定所运用的手段，决定所需努力的种类和程度。政治目的还应当决定军事目标。有时这两者是同一的，就此克劳塞维茨举了个例子：打一场战争是为了征服一块特定的领土。在别的场合，“政治目标不会给出一个合适的军事目标。在那样的情况下，必须选择将适合于政治目的的另一个军事目标……”。 [ 注：Ibid．，book 1，chapter 1，81． ] 要摧毁敌人的政治体系，事情可能变得必须摧毁其武装力量，或者必须占领其政治和经济中心，或做到这两者。要在敌人进攻面前保护自己，挡住进攻的敌军可能就足够了。或者，有可能敌人的基地不能不予以摧毁，或有可能变得必须以其他方式将进一步打仗的代价增至如此之大，以致对手将终止战争。
军事目标取决于政治目的，然而它也取决于敌人的政治、军事政策，连同敌对双方的状况和资源，并且应当与这些因素相称。 [ 注：Ibid．，book 8，chapter 3B，585－586． ] 战争的手段在于应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武力本身也应当适合于军事目标和政治目的，并且与它们相称。
目的、目标和手段互相间的关系同样存在于战术和作战，不亚于它存在于战略和总的战争操作之中：
如果一个营受命将敌人逐出一个山丘、一座桥梁等等，那么真正的目的通常是占领那个点。摧毁敌人的兵力只是个服务于某一目的的手段，只是个次要问题。如果单纯显示武力就足以使敌人放弃自己的位置，那么目标就达到了；然而作为一个通则，占领这山丘或桥梁只是为了能够给敌人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战场上的情况如此，战区的情况就更会是如此，那里面对面的不仅是两支军队，而且是两个国家、两国人民、两个民族……在各个不同指挥层次上的目标等级序列将把初始手段同终极目标进一步分隔开来。 [ 注：Ibid．，book 1，chapter 2，96． ]
在战术和作战层次上，政治因素通常是遥远的，但它总会潜伏地存在。不仅如此，任何具体的军事行动都可以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牵连。从几个士兵的搏斗，到大军之间的冲突，再到大战略和终极政治目的那智力和情感的战场，目的、目标和手段构成的网络决定事态，并且应当指引敌对双方的思维和行为。
四
仔细读来，《战争论》的颇大部分显得不过是常识。甚至高度抽象的段落，如果予以解析，一般也是指向不说自明的事实，或者仅是揭示了差不多必然从中衍生出来的涵义。当然，就近集中于人所熟悉之事，符合克劳塞维茨写作该书的目的。他研究的问题并不新，他也没有兴趣来提议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办法。他想成就的是澄清广为人知的现象，并且以这么一种方式来重述之：理论凭此能够处理这些现象；反过来，被概念化了的现象有助于总的理论结构。“摩擦”概念的发明便是一个例子。每个人都知道，天气的意外变化、被误解的命令以及事故可以影响事件。由于将发生的此类事态集合在摩擦概念之下，克劳塞维茨就使它们从偶然的熟知事态，转变为一种追求解释其对象的分析性描述的坚实成分。
应当注意到，他的描述是不完整的，而且这不仅是因为手稿未完成。《战争论》包含着对拿破仑战争的战略、作战和战术及其18世纪背景的全面分析，大多数技术、管理和组织因素则未加考虑。很有特征的是，甚至产生军事能量的新机器当中的重大杠杆——征兵制都未得到彻底研究，尽管它经常被提到，也尽管它在使战争变得更为能动、更具破坏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得到了强调。《战争论》谈论的差不多完全是克劳塞维茨看来的根本问题：政治和战略规划，连同战事的操作。
来自这一局部眼界并且与之相伴的战争理论可以显得同样不完整。《战争论》不仅没有直接谈论战争中的行政管理或机构因素、技术变迁或经济的根本重要性，而且除了一两处提到两栖作战外，完全忽视海战。克劳塞维茨因为不能超越自己作为一名内陆君主国军人的经验而常常受到批评，被指责为看不到他那个时代的战争的另外一半。然而，这批评混淆了他的理论与这一理论从中产生出来的经验。有可能形成和分析一个概念，同时又不详尽无遗地举例说明之。摩擦、升级、进攻与防御之间的互相作用：这些在海面和水下的战争中(以及在空中战争中)就像在陆上战争中一样存在。《战争论》的例解仅仅取自克劳塞维茨最熟悉、也最感兴趣的那些冲突类型，然而以此为由将其理论结构认作不完整，则是错误的。
关于《战争论》一书缺乏对技术和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谈论，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作此评价。克劳塞维茨将这一点视为当然，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导致的技术发展不断影响战术和战略。《战争论》多次提到这个基本事实。他也没有忽视军事体制和战争本身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政策的依赖，尽管他那么有见识，不会将单纯的财富与军力等同起来。普鲁士的历史足以显示多种其他因素如何也可以起作用。 [ 注：克劳塞维茨明白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一个好例子是他对18世纪战争方式的讨论，其开头一句是：“这种军事组织基于金钱和征召”(ibid．，book 8，chapter 38，588－589)。 ] 按照克劳塞维茨，一国的经济资源，连同其地理和社会、政治条件，决定或应当决定其军事政策。只要理论与这一真理相容，并且在它对战争的能动论述中为之留有适当余地，就没有必要全面地谈论经济。如果接下来经济同战争的关系得到充分探究，分析就能够被妥帖地纳入业已存在的理论安排。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之动机和行为的种种理论不必、而且确实也绝无可能谈论其主题范围内的每一个变量；理论只要有能力吸纳新发现和对业已开发的新领域的探究，而其基本假设又不被证明不适或错误，也就足够了。
有些读者批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忽视伦理，批评他没有彻底讨论战争的原因，没有对导致战争的政策的正确性提出疑问。这些责难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然而，它们似乎同样是由于未能接受克劳塞维茨的意图，未能认识他的著作的逻辑限度。
克劳塞维茨认为，投身战争的道德与否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战争理论的问题。战争是一种社会行为，诉诸战争这一决策是在战争本身的范围之外。即使这决策受到军事领导的影响，或者完全由军事领导决定，事情也依然是如此，因为在此场合军人分享或承担政治权威。他们越出了战争领域。
战争的伦理理由肯定能影响到作战的进行。在它们影响交战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限度内，这些理由同样是在战争理论范围之外。它们对实际从事战争的军人的影响——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被包容在克劳塞维茨对于战斗者的士气、忠诚和心理状态的讨论中。
关于战争中行为的伦理也是如此。伦理规章，对它们的遵守和违背，可以影响军人。它们是社会价值观念的组成部分，而社会的价值观念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看法，总是影响战争。然而他认为，它们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某些自我施加的、难以觉察的限制附着于武力，它们以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为人所知，在此几乎不值得一提……除了在国家和法律中表达的以外，道德力量别无所存。” [ 注：Clausewitz，On War，book 1，chapter 1，75． ] 简言之，只是在这些价值观念实际影响行为的限度内，理论才关注理想。《战争论》试图理解战争的现实，揭示战争中所涉及的武力的逻辑要求；它并不试图调节这种现实，使之符合一个特定的伦理体系。如他自己所承认，克劳塞维茨远为接近马基雅维利的立场，而非教会神父和道德哲学家的立场，后者希望界定正义战争和战争中的正当行为。
在《战争论》中，政策(德语词汇politik可以指政策，也可以指政治)意味着这么一些政治行为：它们导致战争，决定其目的，影响其进行方式，并且招致其终止。在自己的历史著述和政论文章里，克劳塞维茨经常分析政策的失败，不管是普鲁士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在《战争论》中，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不同的任务。在那里，政策的实质内容不是讨论对象，要紧的是政府为达到政治目的而调遣其军事资源的效率。克劳塞维茨假定，这政治目的一般来说是现实主义的和负责的。他在第三篇中写道：“政策本身什么也不是；它只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所有……利益(包括其“精神”价值)的受托者，受托对付外部世界。它可以是错误的，它可以促进野心、私人利益和当权者的虚荣心，但这些都不是这里或那里要讨论的。战争艺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认为是政策的导师，而我们在此只能将政策当作共同体所有利益的代表。” [ 注：Ibid．，book 8，chapter 6B，606－607． ] 战争理论涉及的是对外部敌人使用武力，因而克劳塞维茨的做法在逻辑上正确，那就是对非理性的或错误的政策所引起的问题不予探究，把这些问题留给政治理论去处理。当然，在其著作的例解性段落里，他本可以扩展他提及拿破仑和查理十二之类人物的错误政策的简短话语，同时又不损伤理论结构。无法推测假如他活下来完成手稿的修改，他是否会这么做。 [ 注：詹姆斯·E．金在同我的一次个人交流中认为，克劳塞维茨“将政治价值(即目的)为何以及如何控制武装力量及其在战争中的使用(即手段)这一分析性问题，留给一种像他的战争理论那么精细的政治理论来回答。这一任务至今仍未完成”。 ]
五
如下的情形在思想史上并不罕见：一位作者的著作得到广泛讨论，影响就其论题——例如个人道德或政府形式——所做的思考，但与此同时，这一论题本身却几乎完全不受这一著作的影响。克劳塞维茨就是这样的一位作者。然而，或许由于他是在有关的理论文献几乎纯粹是功利性、而非哲学或科学意义上思辨性的一个领域写作，因而不乏这样的一种努力，即力图发现他的思想对于真实的战争的影响，对于战争的实际进行方式的影响。可以认为，对一位强调自己著作的非功利性质的作者来说，这是一种古怪的命运。
一位主要著作并非意在规定的理论家，其影响或许特别难以确定。因此并不奇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的查究一直混淆不清，缺乏定论。虽然《战争论》中的一两句话成为流行话语，或者它的某些论辩被曲解来支持当时的军事时髦，但这很难证明它的思想有真正的影响。相反，如果我们检验克劳塞维茨写作此书以来的战争操作，那么我们几乎找不到证据来证明军人和政府运用了他的理论。战争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适切性，但没有什么已证明比发现应用从《战争论》学到的“教训”更令人困惑的了。
将问题的两个彼此关联的方面暂时分隔开来，有利于讨论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就是：他如何影响了人们思考战争的方式；他如何、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军人和国务家的行为。例如，阅读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似乎帮助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澄清他们关于战争的政治性质的思想；不过，远不能肯定同克劳塞维茨著作的邂逅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不清楚，是否其他政治人物从《战争论》当中得到了他们不大能从别处得到的见识。观点可以一致，而毋须一个人影响了另一个人。举个仅仅是最明显的例子，战争和政治的紧密互动毕竟不是一种纲领，而是一项现实，一个在某些社会比在另一些社会更容易得到理解、也被处理得更好的过程。亚伯拉罕·林肯或乔治·克列孟梭不需阅读克劳塞维茨，便能发现军事目标与他们所打的战争的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某些人没有读过《战争论》，却也得出了与克劳塞维茨相似的结论；另一方面，他的许多读者要么不理解他，要么不同意他。
在克劳塞维茨本人所处的社会中，恰恰是其理论的政治方面被给予了一种至多是含糊不清的接纳。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他的大多数重要的德国读者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够接受他的政治与战争紧密结合的论点，连同他关于即使在打仗期间政治考虑也占首位的见解。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普鲁士／德国军队的参谋总长们和司令官们始终认为，战争一旦爆发，就是一种本质上自主自治的活动，并且始终尽其权力所能，千方百计地保护军队及其战略和作战不受政治干预。甚至俾斯麦和毛奇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也不时由于军人维护其自主的努力而被动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得了一种很大程度的独立，直至1918年春夏攻势失败导致他们将责任丢给一个已变得无助无能的政府。克劳塞维茨对于政治和战争经久互动的本能意识在他年轻时便已形成，此后始终指导他的思维；但是，随着德国变为工业化社会并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意识对于德国人不再是可以理解的了。在一种越来越由专家和技术治国论者塑造的文化当中，加上张扬自信却又满怀焦虑的军方不受政治领导约束，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表达的普遍观点暗淡无光，遭人漠视。
或许，德国军人从克劳塞维茨那里接受下来的两项最重要的遗产、德军信条当中延续到20世纪里很长时间的两项传统，首先在于他对拿破仑的一种看法的赞同，即一场大胜利很可能比许多小成功重要，其次在于他的不可估计之事这一概念。若要不被变幻莫测的情势压倒，就必须在战争的所有方面——从大战略到战术——都具备灵活性(虽然就大战略而言，1914年墨守施里芬计划的决定不能被认为符合灵活性)。其结果之一，是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政策，即颁发指令说明最高统帅部的总体意图，同时将颇高程度的主动权和具体命令的发布留给下属指挥部。1914年来临前不久，杰出的法国军官和历史学家让·科弗仍然发觉克劳塞维茨著作的这个方面有显著的实用好处：克劳塞维茨有“将形式主义逐出军事教育的无比功绩”。 [ 注：Jean Colin，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London，1912)，298－299．在追寻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方面有典型意味的是，甚至这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也不假思索地将克劳塞维茨对普鲁士在1866年和1870年的战略的影响视作当然(ibid．，303－304)。这个假设当时令普鲁士参谋本部和参加这些冲突的普军指挥官们迷惑不解。 ] 在科弗看来，克劳塞维茨在批评比洛时首次表达的一个信念——关于行动的理论不应当立下规则，其本身是一项意义最为伟大的有实用价值的教训。
然而除了此等例外，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准备和进行方式的影响难以辨认，甚至更难验证。要观察他对关于战争的较为理论性和历史性思考的影响，则容易些，尽管甚至在学者中间他也不能被说成是创立了一个学派。 [ 注：一位思维方式受克劳塞维茨强烈影响、力图在解释战争史方面应用和发展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历史学家，是汉斯·德尔布吕克。戈登·克雷格在本书的另一篇论文中对他作了讨论。 ] 在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伦理学和政治理论可以再次拿来作为例子)散漫的、思辨性质的一般分析并不罕见；然而，战争这一主题仍然趋于激发起谴责或试图消除战争的著作，或者追求改善冲突手段和战略之效率的著作。能够以一种不同的精神来研究战争：这也许是要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抽取的最重要的教训。不过，对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进行客观、超然的解释，依然给现代世界提出了种种最大困难。
克劳塞维茨开创了对于战争作为一个总体现象的非规定性、非评判性研究，《战争论》则仍然是这一传统当中的最重要著作。甚至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在对政治和战争实际运作的热烈兴趣方面，与之最为相似)也更多地是个鼓吹者。《君主论》和《用兵之道》得益于对意大利政治状况的一种观察，得益于马基雅维利对这些状况的不满，而《战争论》的写作却不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制。克劳塞维茨远远越出了战略思想在其中运行的成败界限，进至对战争的终极性质和动能进行探究。将令人感到舒服的是相信这种智力理解不仅构成有效战略的基础，而且有助于负责任的军事政策和治国方略。克劳塞维茨从未做这一假设，他写作以前和写作以来的历史则已表明这一假设不会一贯正确。尽管如此，战争作为一个支配我们时代的问题，也作为一种我们过去仍理解得并不完美的力量，要求作深入得多的探究。以相似于克劳塞维茨的客观探索精神来从事战争研究、并且具备他那种现实和理论结合能力的学者和军人是如此之少：这足以表明他的成就非同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