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米尼·第六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
约翰·夏伊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战争的扩展·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现代军事思想的定型时期，有三个突出的名字：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约米尼。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是连对历史无知的人都知道的名字，但约米尼却只有军事专家才熟悉，尽管他对军事理论和关于战争的通俗观念影响巨大。没有任何研究他的思想及其影响的长篇著作，也没有任何依据他的未刊文件写成的恰当传记，将他从那种他的声誉慢慢沉沦进去的冷僻卑微状况中援救出来。 [ 注：对约米尼的最有价值的论述，依然是40多年前在《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初版中发表的那篇论文，作者为克兰·布林顿、戈登·A．克雷格和费利克斯·吉尔伯特。更多一些晚近的论约米尼的文章在书目说明中列举。 ] 他的影响与我们对此的普遍无知大不相称，而这是理解他在法国大革命往后西方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一个关键。 [ 注：约米尼的基本传记仍旧是其门徒斐迪南·莱孔特写的那本：Ferdinand Lecomte，Le général Jomini，sa vie at ses écrits(Paris，1860；3rd ed．，Lausanne，1888)。他利用了同约米尼的长时间谈话和约米尼的大量文件。 ]
与其同代人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一样，昂图瓦纳－昂里·约米尼是那场从1789年开始震撼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大革命的产物。他是瑞士人，1779年出生。19岁时，他分明将要(即使是不乐意地)在银行业或商界谋前途。然而从10岁起，他就一直为法国大革命的消息所激动。17岁时，作为在靠法国边境的巴塞尔的一名钱商学徒，他就近见到了法国部队。接下来的两年期间他在巴黎，目睹了果月 (Fructidor)政变，琢磨了来自意大利的、关于波拿巴将军辉煌大捷的报道。然后在1798年，瑞士人在法国军事干涉的援助下，举行了他们自己的革命，年轻的约米尼放弃了本来可能在银行业飞黄腾达的前途，将自己一生的以后70年奉献给战争和战争研究。
在1789～1815年的天翻地覆期间，战争和革命紧密相连；法国大革命的性质有力地塑造了接下来的拿破仑时期。然而，约米尼终生的工作——从他十多岁时就已开始——将是把如此强有力地由拿破仑的经验塑造的西方战争理论，同这些理论在其中起作用的实际历史情势割裂开来。他以使战争“科学化”的名义，将战争研究简化为全心关注“战略”，即一套说明性的、一直支配关于该主题思考的军事分析和军事规划技术，并且通过有效地割裂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的显著联系来这么做。在约米尼的种种专门概念——例如“内线”作战概念——当中，有许多现在只具有历史上的意义，但他对待战争问题的总的方式，即将战争从其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强调决策规则和操作成效，将战争转变成一盘巨大的博弈游戏，却令人惊异地经久不衰，流传深远。比起克劳塞维茨，约米尼更加配得上现代战略的创建者这一引起怀疑的桂冠。
历史学家们总的来说公认，18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革命军队能够非凡地力克其余欧洲很大部分国家的反法同盟军队，靠的是同样非凡地动员法国社会。1789年以后，王室、大多数贵族和教士，还有法国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的许多老百姓越来越强烈地抵抗大革命，而这抵抗伴有为反革命获取外国支持的种种努力。到1792年，已爆发公开的战争。在革命领导人眼里，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殊死的、争取生存的意识形态搏斗，而他们进行这场搏斗的努力差不多无可避免地导致推翻君主制，处死国王一家，并且用恐怖统治来对付“内部敌人”。战争还招致了军事混乱。整团整团部队倒戈投敌，许多王家军官(他们因为是贵族而被怀疑叛国)逃亡国外。从巴黎接连不断地发出的要志愿者前来捍卫革命的命令得到了部分服从，但是反法同盟军继续推进，于是革命转而诉诸征兵。 [ 注：在Louis Harmlalm，Les officiers de l’armée royale et la Révolution(Paris，1910)一书中，大革命对军队的影响得到了叙述。R．R．Palmer，Twelve Who Ruled(Princeton，1941)一书，则有对于大革命之战争经历的画卷般的说明。 ] 1793年8月那著名的“国家总动员”不过是戏剧般地表现了一项已经颇有进展的步骤：
从此刻起，直至我们的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为止，所有法国人统统被经久征用于军事。
年轻人将奔赴前线作战；已婚男子将铸造武器并运输弹药；妇女将缝制帐篷和衣服；儿童将从旧亚麻布中制取绷带；老人将被带到公共广场鼓动军人们的勇气，同时宣讲共和国的统一和对国王们的仇恨。 [ 注：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1st series，LXXⅡ(Paris，1907)，688－690． ]
当然并非所有法国人都踊跃从军，但在一年之内，已超过100万人 (总人口约为2500万人)的法国军队——一支规模大得史无前例的武装力量——已制止了反革命同盟的推进，并且转守为攻。
在这一匆忙组建起来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内，还有一个坚实的军事专业主义核心，它由拉扎勒·卡诺、亚历山大·贝蒂埃和拿破仑·波拿巴之类人物代表，这类人是旧制度留下的军事遗产。历史学家们仍然就下面两个问题各执己见，莫衷一是：首先，这一专业遗产对法国的生存和最后胜利到底有多重要；其次，新的革命军队的绝对规模和激情究竟如何。从旧军队当中，大多数低级军官和军士参加了革命，如同很大部分普通士兵那样；来自“技术”兵种、即工兵和炮兵的支持尤其重要。然而，只有两个俱出于大革命的因素——兵员数量剧增和战斗热情高昂——才能充分解释令人惊异的军事结果。 [ 注：Samuel F．Scott，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1978)；Jean－Pal Bertaud，La Révolution armée(Paris，1979)． ] 没有争辩的是，法国人取得了战争方式的突破；法国将领们以大胆的、愈益成熟的技能来使用他们的新型兵力，一次又一次地使其敌手遭到痛击，士气瓦解。自1794年往后，在青少年约米尼寻求着一门前程的岁月里，法国军队粉碎了反法同盟，开始改换欧洲的政治结构，并且将他们自己的一名领导人——拿破仑·波拿巴安放到法国本国的最高权力宝座上。
他们如何做到这一切？令人信服和饶有影响地回答这个问题，将是约米尼的大成就。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产生了一个规模巨大、并且很容易使之听信的听众群，他们期望有一种清晰、简单、令人安心的解释，而这是他将会提供的。约米尼直截了当地利用“科学”的威望，然而又近乎笃信宗教般地坚持诉诸条条永恒不变的真理，犹如诉诸福音。他对这个烦人的问题的回答似乎驱散了困惑，减轻了由法国的军事胜利造成的很大部分恐惧。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被打败，大革命的军事权势落花流水，他的回答就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它得到了不说自明的历史结局的确认。而且，他的回答所依据的根本前提在几十年里几乎丝毫不变。他宣称自己18岁时就得到了这个答案，而他90岁去世时，仍坚持1803年时首次写下的相同的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是：
战略是战争的关键；
一切战略都由不变的科学法则支配；而且
这些法则规定：如果战略要导致胜利，就必须采取进攻行动，亦即聚集兵力，在某个决定性的点上打击较弱的敌军。 [ 注：Antoine－Henri Jomini，Traité des gran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contenant l’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Frédéric Ⅱ，comparès à celles del’empereur Napoléon；avec un recueil 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rt de la guerre，2nd．，4 vols．(Paris，1811)，2：312n．这是第一个完整的版本，本文将始终把它简称为Traité来援引。关于他首篇论原则的文章的写作时间，约米尼的说法并非总是相同，然而定为1803年似乎最符合其他证据。 ]
因而，约米尼的答案在于：在近乎20年时间里，拿破仑和法国人比他们的敌人更好地把握和应用了这些法则。约米尼战争理论的核心便在于此。为了理解这些骗人般貌似简单的观念的种种后果和影响，我们可以从审视它们的制定和宣示方式开始。
一
约米尼家族是个由来久远的瑞士家族，通过婚姻同其他悠久的家族紧密联系，在一个小地方——位于日内瓦和伯尔尼之间的沃州帕耶纳镇——实属重要人物。 [ 注：Jean－Pierre Chuard，“Les années d’enfance et de jeunesse，”in Le général 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Contributions à sa biographie，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Vaudoise，no．41(Lausanne，1969)，11－12；R．R．Palmer，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1760～1880，2 vols．(Princeton，1959，1964)，1：358－364，2：395－421． ] 沃州是个讲法语的地方，但1798年以前在宪法意义上从属于讲德语的伯尔尼州，后者曾领导了14世纪时沃州挣脱勃艮第统治的“解放运动”。18世纪90年代期间，沃州亲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那结束同伯尔尼之间“封建”关系的渴望，也使之倾向于赞同大革命。约米尼的父亲本杰明曾担任帕耶纳镇的镇长，就像约米尼的祖父那样。在1798年的瑞士革命中，本杰明·约米尼成了沃州议会议员，以后又任职于新的爱尔维修共和国国务会议(Grand Council of the Helvetian Republic)。然而约米尼的外祖父同伯尔尼有重要的金融联系，强烈反对瑞士的“爱国运动”。虽然家族内部的这一政治分裂预示了约米尼一生后来的某些方面，但1798年时他本人是个热切的革命者。在巴黎，他同流亡的瑞士激进分子、特别是拉·阿珀过往甚密，而当瑞士革命的消息传来时，他匆忙赶回家乡，到新政权中去寻个职位。在大约三年时间里，他任瑞士陆军部长的秘书，获得上尉军衔，以后获营长职级，经过几次政变都留存下来，然后于1802年回到巴黎，大概是为了替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寻求更广阔的天地。
关于这些早先年头的尚存资料提示了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连同一种年轻人在革命激情中的陶醉，类似于司汤达在其自传中所描述的，并且一样有着格勒诺布尔的昂里·“布吕拉尔”感到的那种少年忧惧，即害怕在能够逃脱自己生活的闭塞的小地方以前，“大世界的黄金时刻”就将消逝。 [ 注：比约米尼小四岁的司汤达回忆道，听说拿破仑1796年在洛迪和阿尔科拉得胜，还有他1799年从埃及返回，希望这位英俊的年轻将军会自立为法国国王(Vie de Henry Brulard，ed．，Henri Martineau，2 vols．〔Paris，1949〕)，1：388－389。 ] 晚年时候，约米尼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回顾这一故事。他声称，尽管自己当时年少，但仍然是最先在拉·阿珀1798年给法国督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之一，该请愿书呼吁法国保障沃州的权利，使之不受伯尔尼的压迫。实际上，他的签名不在这份请愿书上。此外，约米尼似乎忘记了，他从瑞士陆军部辞职和返回巴黎是在发生一桩丑闻之后，这丑闻起因于他向一名军需供应商索取一笔贿金，以便支付他在伯尔尼的赌债。然而，他无法隐瞒他在1804年给拿破仑的一则请愿，请求法国干脆兼并瑞士。瑞士政府大怒，要求驱逐这位被说成是“无赖”和“臭名昭著的雅各宾党人”的约米尼。法国外交大臣塔莱朗无所动作，或许是因为约米尼(他在25岁时已经有生性油滑、专横的名声)已被置于第六军团司令内伊将军的卵翼之下。 [ 注：Jean－Charles Biaudet，“Jomini et la Suisse，”in Le général Antoine－Henri Jomini (1779～1869)：Contributions à sa biographie，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Vaudoise，no．41(Lausanne，1969)，25－52． ]
1803年，内伊资助了约米尼第一本书的出版。内伊不久将成为所谓“勇者之最”的传奇式人物，不是什么儒将，但在1802年的反法起义期间——当时沃州坚决支持法国——他是驻瑞士的法国总督，而正是同瑞士的这一联系，使他注意到了这位聪明、勤勉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约米尼回忆说，使他成为一名军事理论家的，是1796～1797年期间在波拿巴将军指挥下意大利法军的战绩。在单单一年里，波拿巴迫使皮埃蒙特媾和，将奥地利人逐出波河流域，使意大利其余部分处于被威胁勒索的境地，击败了奥地利的四次大规模反攻，最后穿越山口进逼维也纳本身。在这件事上，没有理由怀疑约米尼的回忆，因为不知何故，在1803年以前的五六年里他抽时间就战争问题大量阅读，并且写作了许多。他不仅着迷地想象军事荣耀，想象他本人仿效仅仅年长十岁的拿破仑那种难以置信的崛起，而且据他回忆——他在此用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短语——甚至在那时就被“法则情结”支配。那是一种柏拉图主义的信念，相信真实以种种经久不变的法则(如同万有引力和或然性法则)的形式，蕴藏在历史瞬间的表面混乱之下。 [ 注：Antome－Henri Jomini，Tableau analytique des principales combinaisons de la guerre (Paris，1830)，ⅶ． ] 驱使他投身于战争研究的，就是把握这些法则的渴望，连同满足较原始的情感、即野心和年轻人急躁心理的需要。狼吞虎咽地阅读战史，从中提取出理论，就将揭示法国胜利的奥秘。
按照约米尼的说法，他在思想上最应当感激亨利·劳埃德将军。 [ 注：迈克尔·霍华德第一个强调劳埃德对约米尼的影响，见“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基于许多新资料来对劳埃德作的最充分的叙述，为Franco Venturi，“Le avventure del Generale Henry Lloyd”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91(1979)，369－433；对了解劳埃德的军事著作富有价值的还有Max Jàhns，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len，3 vols．(Munich，1889～1891)，3：2102－2114。 ] 劳埃德是威尔士人，在1745年的叛乱中被牵连，逃离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几国军队中效劳，而后在他1783年去世以前的某个时候，同英国政府重归于好。他的确可能是英国的特务或双重间谍。七年战争期间，他在奥地利军队中担任一个重要的战区指挥官，在其他著作以外写了一部那场战争的德意志战役史。他对于作为一名战略家的腓特烈二世的批评激起了很大兴趣，而他于1781年出版的所谓《军事回忆录》也是如此，在其中他提供了对于战争及其根本法则的一番讨论。 [ 注：经常被引作劳埃德《军事回忆录》的那本书，起初出版时题为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London，1781)，它原打算是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 的第二部分，但事实上是一篇大约200页的论“战争之一般原理”的论著(即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vi)。 ] 这些回忆录被译成法文，于1798年在巴塞尔重新出版。它们几乎肯定是以这一形式强烈地打动了年轻的约米尼。在这位年轻人要将18世纪末奇异的战争世界梳理出某种智识秩序的努力中，劳埃德既提供了楷模，也提出了挑战。
战争艺术基于“确定和固定的法则，它们依其本性是不变的……”。 [ 注：Lloyd，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vi． ] 这些话出自劳埃德，但类似的话被约米尼及其门徒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当我们翻开劳埃德的书，来找这些“不变的法则”的具体内容时，它们却少得惊人。一切都似乎归结为一点：只有一支不被分割的、沿一条保持得尽可能短和尽可能安全的作战路线行进的部队，才能够希望避免失败。当然，它要取得胜利，只有在敌军足够鲁莽、以致分割自己的兵力并将其伸展在一条漫长和易受损伤的作战线上时，才有可能。劳埃德寻求法则的结果，是将一种战略合理化，或简直是拙劣地模仿之，那就是标志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许多战争的那种小心谨慎、一心防守的迂回机动战略。约米尼在劳埃德那里，找到了他自己仍未形成的、科学化战争“理想”的明确表述，但他无法找到、或几乎无法找到任何东西来解释这么一点：在一条漫长和易受损伤的作战线末端的意大利法军，如何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倾覆了欧洲的军事格局。劳埃德对启蒙时代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战争科学如果得到所有人理解和遵循的话，会使战斗成为实际上不可能，甚至有希望消除战争。然而，要明白劳埃德怎么能够给一个革命的、戏剧性军事创新的时代提供任何东西，却比较难。拿破仑本人读过劳埃德的著作，并且有评语；他的边注值得援引：“无知……无知……荒唐……荒唐……不可能……错的……糟糕……非常糟糕……那么荒唐……如此谬论！” [ 注：Notes inédites de l’ Empereur Napoleon Ier sur les mémories militaires du Général Lloyd，ed．Ariste Ducaunnès－Dural(Bordeaux，i901)． ] 然而，正是在劳埃德制作的思想模子中，约米尼多少是确定地要重铸拿破仑的军事传奇。
有个明显的矛盾：约米尼将劳埃德当作一位军事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赞美其著作，并且将劳埃德用作他自己关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论著的楷模；但是，拿破仑分明将劳埃德的理论建设视为可怜的玩笑，而且确实在劳埃德对七年战争的批评性研究当中，完全没有什么东西来提示任何像法国在18世纪90年代的那种军事突破是可能的。只说约米尼使用旧制度的军事范畴来解释拿破仑，那就太简单了；许多有才智、有经验的军人，包括拿破仑本人，都赞扬约米尼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事实上反复强调欧洲的战争方式在1789年以前同这以后有深刻的差别。 [ 注：“说到底，对约米尼这样一个人而言，那些大战是18世纪的战争……”(Brinton et al．，“Jomini，”92)。此话相当典型地表达了一些人的历史判断，这些判断强调约米尼对旧制度的同情。本文的写作使我相信这种强调是片面的，忽视了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革命的产物，是拿破仑的热烈的颂扬者，也是拿破仑战争的一名富有经验的老兵。 ] 在此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之谜。通过解决这明显的矛盾，我们能够朝一种理解迈进重要的一步，即理解约米尼究竟在说什么，他所说的在当时和后来又为什么饶有影响。
劳埃德对战争法则的寻求与他的七年战争史，还有他对腓特烈二世作为一名统帅的批评，不可分解地联结在一起。他的批评据称基于将科学法则应用于历史事件。在劳埃德以前，启蒙时代几乎所有认真的战争论著都是用法文或德文写的，英文对这讨论实际上未曾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仅劳埃德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是新颖的，而且他对腓特烈二世的批评引起了来自德意志的一项广泛反驳，反驳者为普鲁士军队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特姆佩尔霍夫上校。 [ 注：Jàhns，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3：1873～1875． ] 他们的争执在法国引起了兴趣，那里七年战争的痛苦教训是个激烈辩论的话题，于是劳埃德的著作变得在欧洲广为人知。当年轻的约米尼开始其军事研究，以寻找大革命如何进行战争的奥秘时，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的著作来得现成。它们是两位老资格军官最为适切的军事经验之晚近、详细和争论性的说明。他还从劳埃德与其主要批评者那里，找到了对于那么强烈地吸引他的“普遍法则”的信仰。而且最后，在他们关于1756～1762年间战略可能性的辩论中，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都没有想象到任何有如1793～1801年间大可惊异的军事事态那样的事情。
一个例子能用来说明他的方法。约米尼在其第一部书——《论七年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Treatise on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 of the Seven Year’s War)(头两卷于1805年面世)里，对1756年战役作了长篇幅讨论。 [ 注：Traité，1：Ⅰ－v，24－43，85．头两卷初版的题目为Traité grande tactique… (Paris，1805)． ] 他概述了劳埃德对每次作战的说明和特姆佩尔霍夫的反应，以便提供一个基础，在上面展开他自己的七年战争图景，还有他自己对战争的永恒法则及其正确应用的看法。当然，1756～1762年的各场战役——与所有作战一样——展示了这些法则，但约米尼还将法国革命战争的诸场战役拿来，以矫正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在准确地辨识和应用法则方面的不完美的努力。就1756年战役而言，劳埃德赞成腓特烈二世入侵萨克森，将此作为对奥战争开始时一个保护自身侧翼的审慎的作战行动。然而，劳埃德也示意入侵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本来将直接威胁到维也纳，从而可能更好，只要腓特烈分兵一部保护其萨克森侧翼。特姆佩尔霍夫批评了这个想法，办法是计算其后勤需要，以此争辩说这需要将使之不可能。不仅如此，特姆佩尔霍夫还说，冒险的直接行进会违背一条基本法则：作战路线保持短和安全。
年轻的约米尼批评他的两位前辈都太胆怯。劳埃德直接进逼维也纳的想法是好的，但因为担心萨克森受威胁而弱化了这个想法。约米尼争辩说，与其像腓特烈二世实际做的那样入侵其国土而疏远了萨克森人，或像劳埃德设想的那样分兵保护萨克森而削弱了主力部队，不如一支统一的普鲁士军队以最快速度，直指通向维也纳的道路上的奥尔米茨。萨克森人释然于免遭普鲁士入侵之灾，会胆战心惊而不敢动弹。约米尼争辩说，显然1756年时换上了拿破仑就会这么干，就像四十年之后他在意大利反复干的那样。至于特姆佩尔霍夫基于后勤估算和战争法则的批评，约米尼予以痛斥。将所有军事规划和作战都同供应车辆和设防的军火库捆在一起的习惯，只是证明18世纪期间“战争艺术退步了”。恺撒说能够以战养战，他是对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800万至1000万人口能够很容易地供应一支9万人的普鲁士军队。在1811年版的《论主要军事行动》中，约米尼将“拿破仑皇帝在1809年的不朽的战役”引作正面根据，证明它本可以在1756年被做到，也证明拿破仑是个比腓特烈二世更好的战略家。对于特姆佩尔霍夫搬出作战路线保持短和安全的法则，约米尼的反应是要求更佳的判断和更为大胆。特姆佩尔霍夫在字面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此应用这一法则将意味着绝没有任何军队会跨越本国边境。约米尼写道：“在一切作战行动中，总是有某种不完善或某个弱点；然而在断定作战行动时，我们必须牢记目的来应用法则，问一个既定的行动是否提供了最佳的胜利机会。” [ 注：Traité，1：35．在这1811年出版的版本中，他比在1805年版本内更厉害地批评特姆佩尔霍夫，并且请求(见第40页注)读者宽容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说错话，当时他的战争经验还比较少。 ]
约米尼的第一部书很快就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在这部书里，没有任何东西提示他未认识到18世纪90年代的战争有其新面貌，或者表明他在用某种手法将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的战役并入一种无区别的战争艺术。相反，他看到了新的战争风格，看到了不顾忌人力消耗和供应困难，将所有精力集中于惟一的目的即打赢战争，而且他对这些极为赞颂。他用腓特烈在用兵方面的犹豫不决和局限性作为一个背景，衬托波拿巴的辉煌，有如他利用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那费劲的偏见，来显示他自己眼光敏锐的全面观点。
在《论主要军事行动》的第7、14、34和35章里(这最后两章于 1809年随第四卷面世)，约米尼从军事史的具体事态进至战争方式的一般真理。他的开场白同劳埃德的非常相似：“将战争体系简化到它的基本结合——其他一切所依靠、并将为一种简单和准确的理论奠定基础的基本结合——提供了许多好处：这将使训导变得更容易，使作战判断更健全，使错误更少见。我确信，指挥官们无论怎样吸取这个观念都不可能有止境，它应当指引他们的一切规划和行动。” [ 注：Traité，1：288． ] 当他从历史证据转向较为专门的结论时，约米尼看来仍是在追随劳埃德：单独一条统一的作战线是最好的。 [ 注：Ibid．，2：271． ] 然而超出了这一点，约米尼就显得是个法国大革命的人物，提出一种新的、激进的战争理论：一切战略“结合”如果不符合“在一场联合的努力中运作尽可能最大的兵力打击决定性的点”这一基本法则，就都谈不上完善。 [ 注：Ibid．，4：275． ] 决定如何进攻——是迎面打击还是进攻侧翼——将取决于具体形势，但进攻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主动权决不能让给敌人。一旦投入行动，指挥官决不应犹豫不决。他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必须以自己的大胆和勇气，来激励自己的部队作尽可能最大的努力。敌人一旦被击败，就必须无情地追击之。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胜利从指挥官面前溜掉了，那么他决不应当期望用任何别的办法把它抓住，而必须运用可靠的法则——集结、进攻、坚持——再试一遍。约米尼的战法图景与旧制度的那种小心谨慎的有限战争战略，近乎天壤之别。漠视这些法则导致奥地利人在1793～1800年的失败以及在1805年的再次败北，导致法国人1793年在比利时的厄运，还有他们在德意志(1796年)、意大利和斯瓦比亚(1799年)的挫败。相反，“拿破仑皇帝的战法体现了对恒定不变的法则的不懈应用”。 [ 注：Ibid．，4：286． ]
约米尼于1805年加入内伊的参谋班子，1813年离开法军加入俄国人一边。在这段从事现役的时期里，他继续写作和发表。到1811年，他已将自己的《论主要军事行动》出至六卷，内容从七年战争直至法国革命战争的头两年。他还完成了关于1794～1797年各场战役的以后两卷，并将在1816年予以出版。此外，他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和小册子，其中三种提炼了他关于战争法则的思想。 [ 注：John I．Alger，Antoine－Henri Jomini：A Bibliographical Survey(West Point，N．Y．，1975)是一本价值无比的小册子，澄清了经常含混不明的约米尼已刊著述的全目。 ] 作为一名在内伊的和拿破仑本人的参谋班子中的军官，他晋升至准将军衔，参与了乌尔姆、耶拿、埃洛、西班牙等战役和对俄战役。在1813年的鲍岑战斗中，他表现杰出。鲍岑战斗后不久他离开法军，当时34岁，已取得了作为卓越的历史学家和现代战争理论家的国际名声，尽管他最为得以闻名的那部著作仍有待于未来多年之后。说他的迅速崛起是拿破仑式的，仅仅略有夸张，它靠的是纯粹的精力和决心，再加上在多少狭窄的军事研究界的一点儿运气。
从1813年直到1869年去世，作为一名俄国将军，约米尼继续写作和发表。他辩护和阐发自己的军事理论，增进自己的显赫名声。 [ 注：出自他中晚年的三大捆文件藏于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Egerton MSS，3166－3168)。对他为俄国效劳的经历，有一项很有见识的说明：Daniel Reichel，“La position du général Jomini en tant qu’expert militaire à la cour de Russie，”Actes du Symposium 1982，Ser－vice historique，Travaux d’histoire militaire et de polémologie，vol．1(Lausanne，1982)，59－75． ] 他在维也纳会议、埃克斯勒查帕尔会议和维罗那会议上担任沙皇的顾问，在 1828～1829年俄土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也是如此。他参与了新的俄国军事学院的建立，并且担任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沙皇的导师。然而，在一生的后56年里，他思想上的发展少得惊人。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完成了他的法国革命战争史。这部历史独立于《论主要军事行动》，分成15卷出版。他又将另外四卷用于拿破仑的军事传记。1830年，按照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提议，他匆忙将自己论战争法则的各不同章节和文章集合为一部《战争艺术概要分析》。该书经过扩展，成为两卷集版本，于1837～1838年以《战争艺术概论》(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为题出版。这是他最著名的著作。《概论》一书显示，他读过作者去世后出版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并且(在中年后期)为之所动，重新考虑自己的某些观念。然而，出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的《概论》，其中被并入的新材料就其影响来说有如死胎。约米尼的听众很久以前就接受了他的基本信条，因而除非伴之以侧重点的急剧变更，或者也许甚至伴之以实际上放弃他对规定性法则的强调，就没有任何新论题或新章节能够改变他对军事专业和战争研究者们所施加的影响的大方向。
他的思想在《概论》中得到了最成熟、最富影响的表述，而这表述不变地阐发了在他最初刊发的著作中被塑造的基本观点。书名告诉读者，他的主题不是“战争”，而是“战争艺术”。这艺术有其永恒的法则，适用于恺撒如同适用于拿破仑。在探寻这些法则的奥秘时，约米尼未能在较早的作者们的理论“体系”中发现它们，而是在腓特烈二世的军事史中发现了它们。腓特烈所以打赢，是依靠将其军队主力砸向敌军的仅仅一部分兵力。这一技术，提高到战争操作的最高层次，本质上便是战略的奥秘，所有其他法则都得自其中。克劳塞维茨之类批评者怀疑任何战争理论的可靠性，未能将方法理论与法则理论区分开来。法则是行动的指南，而非颠扑不破的数学公式。法则的具体应用将随千百项变动着的物质和心理因素而改变，正是这些因素使战争成为“一场大活剧”。天才将打败兵法学究，恰如有才能、有经验者将胜过装模作样的新手。但是，法则本身的真理性由一切军事经验所表明，它们无法被漠视而不遭殃，在得到遵循的情况下它们则“几乎一概不变地”带来胜利。
机动地运行军队主力，以致威胁战区内“决定性的点”，然后将所有可用兵力猛然砸向防守这些点的敌军之一部：这个法则约米尼承认非常简单。然而，他的批评者问，什么是一个“决定性的点”？约米尼答道：它是这么一点，进攻或夺取之便将危及或严重削弱敌人。它可以是一个道路枢纽、一个渡口、一个山口、一个供应基地或敌军本身的一个暴露的侧翼。拿破仑作为战略家的伟大长处，不在于单纯为某种有限的好处来迂回机动，而在于辨识出这些点：它们一旦被丧失，就将使敌人“陷入混乱和毁灭”。充分了解情况，迅速运动手下部队，使之会合打击决定性的点，并且猛追穷寇到底——年轻的波拿巴由此确立自己的英名。在一个较大的战区，或者在一场目的不同的战争中，法则的应用可能会有所不同，或许应当应用得比较谨慎。但是，基本的法则永远不变。几乎毫无例外，敌人的侧翼和供应线将界定进攻所指的决定性的点；一支军队得不到供应就无法生存，威胁其基地，就将迫使其拼搏而不管环境是多么不利。约米尼虽然承认拿破仑战争的特殊性质，但他通过在《概论》一书的理论讨论中到处摆上的、形形色色例解性的历史个案，强调在现代战争混乱无序的变化之下，有着普遍的战略共性。 [ 注：Antoine－Henri Jomini，Précis de l’ art de la guerre，new edison，2 vols．(Paris，1855；reprinted，Osnabrück，1973，带有H．R．库尔茨写的一篇德文导言)。该书是约米尼的最终陈述。见其1：5－10，16，21－22，27，159，19l－205，以及全书各处。(以后引作Précis) ]
二
这位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如何将法国人在战争方式上的突破与其大革命根源割裂开来？我们已经看见，他完全明白新旧战争方式之间的天壤之别，他的观点又是在深入参与拿破仑的各次战役当中充分形成的。约米尼并非复辟时期坐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在自己的图书室里构造没有经过检验的理论，而是经历了许多战役的老资格军人，据有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来观察十年里纵横欧洲的激战。要理解他怎么在自己的工作、并且更多地是在自己的感应中间，达到从战争的发生环境抽象出自己的战争观念，就需要若干不同层次上的考虑。
约米尼本人的性格和生涯提供了最可接近的层次，由此来考虑其思想和著作所取的特殊倾向。他在孩提时期好惹麻烦，非常聪明但令人讨厌，以后从未改变。他无时不就某件事卷入同某个人的纠葛，而且总是太敏感，从不放过吵架的机会。他作为拿破仑大军里一名年轻军官的肖像显出一脸傲慢，他年老时从照片看则像一头愤怒的老鹰。他始终喜欢争吵、不善于待人接物这一点，得到了他的所有熟人、包括赞颂者的确认。 [ 注：这一评判在用词上可能显得尖刻，但很容易被莱孔特的那部褒扬性传记证实，他多年里同约米尼过往甚密。Général 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Payerne，1969)是一本约米尼逝世一百周年时举办的生平展览的目录，包括其肖像的复制图片。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1868年拜访过约米尼，他形容他的脸庞“很像一头憔悴的老鹰”(The Galaxy 7〔June，1869〕，887)。 ] 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话(装作是拿破仑的话)能更好地表述他的性格了。在他1827年匿名出版的《拿破仑的一生(据本人亲述)》(Life of Napoleon…as told by himself)一书中，约米尼有机会描述自己在 1813年战役中作为内伊的参谋长所起的作用。他借拿破仑之口说道，在鲍岑战斗中，一项好处大得“无法计算”的、“十全十美”的迂回行动功归于约米尼，而他此后离开法军为俄国效劳(事实上拿破仑当时将此称作“开小差”)是个严重损失，“因为他是对我的战争方法理解得最好的军官之一”。这些话所表现的约米尼的虚荣心令人咋舌，但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拿破仑被编排出来原谅他变节投敌的话：“约米尼是个很敏感的人，脾气暴躁，性急易怒，但非常诚实，不可能参与事先谋划好的阴谋。” [ 注：〔Antoine－Henri Jomini〕，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racontè par luimême，au tribunal de César，d’ Alexandre et de Frédéric，4 vols．(Paris，1827)，4：305．368－370． ] 因此，根据他在40多岁时自己所写、所发表的交代，约米尼生性暴躁、虚荣、过敏。
在过敏和暴躁后面，蕴含着性格的更深层原因：野心、挫折感、不安全感，可能还有沮丧。在少年时期，约米尼被拿破仑的崛起搞得头晕目眩，激动万分；19岁时，他就开始去寻觅光荣、名声和权势。通过攀附内伊，并且一度甚至得到拿破仑本人的青睐，他上升得很快，但还不算飞黄腾达。他从未被信任给予部队指挥权，而他在智力上的专横惹恼了他为之效劳的某几位不买账的将军。如果说内伊和拿破仑是他的福星的话，那么拿破仑的参谋长贝蒂埃便是他的克星，不止一次地阻塞他。当内伊在鲍岑战斗之后推荐他晋升时，贝蒂埃却下令要逮捕他，原因是他作为内伊的参谋长没有呈交定期报告。 [ 注：关于自己的行为(对此他从未停止试图辩护)，约米尼的说法见上引书第307页注。有许许多多不那么同情的说法，晚近的一种见Francois－Guy Hourtoulle，Ney，les braves des braves(Paris，1981)，140－143，其中还包括内伊参谋班子里另一名成员的意见，即约米尼自称在鲍岑表现杰出是没有根据的，而他随后的过度行为可能是服药的结果。关于此事的一则偏向约米尼的详细说明，出现在Revue historique vaudoise 1(1893)，65－80，系由1890年马尔博特将军回忆录的出版促成，这位将军指责约米尼将拿破仑的计划泄漏给反法盟国。 ] 就是这个事件，导致他在一个事后看来恰好的时机——恰好在拿破仑政权的垂死挣扎开始以前——投奔俄军。
在为俄国人效劳时，他先是作为军事顾问攀附于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一世1825年死后则攀附于尼古拉一世。然而俄国宫廷太复杂，太纷乱，约米尼从未能钻得很深、或者很保险。他总是照样地在追求一个赞护人：一度是亚历山大本人，然后是尼古拉，最后是改革家陆军大臣米柳京；然而，也总是有一个贝蒂埃、一个恶人在那里阻塞他的献策。 [ 注：在晚年时写给他那在俄国外交部升至高官的儿子亚历山大的信中，约米尼宣称在 1813～1814年间，后来又在俄土战争中，给沙皇出过关键性的主意，但是车尔尼雪夫领导的一个“阴谋”毁了他组建俄罗斯军事学院的计划，而在克里米亚他的角色不过是“戏班子里的一名提词人”。约米尼致亚历山大，1867年4月30日，Egerton MSS．3167，ff．78－79，British Library。早些时候于1864年写的信函讲述了军事学院的事情(Egerton MSS．3166，ff．91－93，112，115，122，126)。关于约米尼在俄国的处境，见Reichel，“La position du général Jomini”。 ]
种种迹象向我们提示出这么一个人：他尽管名声显赫，却始终在拼命抓住什么：抓住他在内伊参谋班子中的非常规职位，抓住他同皇帝或沙皇的个人关系，抓住他作为一名俄国将军的衔级和薪俸。他同自己的兄弟姐妹争吵家庭遗产继承问题，而他表达出来的对于缺钱花的恐惧似乎是真实的，尽管他写的书在不断地售卖。 [ 注：约米尼的私人文件大部分仍保密，但从已发表的少数摘录中，可见其盛怒和不悦之一斑。1823年他返回帕耶纳，将这个镇子写成“这个肮脏的畜棚”。他威胁要将他十几岁的儿子昂里送往海军，当一名普通水手，为的是后者“恶习不改，早晚会被毁了。”(Henri Perrochon，“Jomini écrivain，”in Le général Antoine一Henri Jomini 〔1779～1865〕：Contributions à sa biographie，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Vaudoise，no．41(Lausanne，1969)，73－87．) ] 种种迹象还向我们提示出这么一个人：他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一生失败了。他从未担任军事指挥，永远无法在写作关于战争的书籍中找到完全的满足。军人们可以赞扬他，甚至奉承他，但他自己太是个军人了，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职业圈子对那些只是纸上谈兵的人有什么想法。约米尼太虚荣，以致不会坦然承认之，同时又太聪明，以致不会对此浑然无知：他在自己的眼中是个失败者。他的自我专注，他对于在一个苛刻的世界上自己据有的地位不牢靠、而且最终说来不能令人满意的深切意识——一种源于他那激动人心但又充满烦恼的早年经历的意识、一种由他一生的其余岁月加剧了的意识——塑造了他关于战争本身的思考。
战争，至少战争的惟一真正令他感兴趣的部分，涉及的是腓特烈二世或拿破仑之类最高统帅。是他们从事这流血大竞技，凭着纯粹的智力和意志支配那些为之服役的人们，使用这些人去打败其敌手。这就是约米尼——大本营的参谋官经历的战争，也是他体验的生活。在大本营里，个人的作用往往似乎压倒一切，成败输赢看来取决于处在巨大压力之下的几个人、即统帅及其参谋的能力和癖性。在这些环境(约米尼正是在其下经历战争)当中，众所周知很容易失去观察更大的非个人力量的眼界。
要了解约米尼的思想如何自然地反映了他的个人经历，没有必要夸大其著作中的心理因素。从早年起，他的生活就是拼命追求成功，办法是给某个关键人物(新任瑞士陆军部长，内伊，拿破仑，沙皇，或者——在他晚年——米柳京)造成一个突出印象，同时胜过某个竞争对手或敌人(贝蒂埃，车尔尼雪夫，克劳塞维茨，或者无论哪个可能挡他道的人)。 [ 注：1864年，他就军事教育改革问题，起草了一封致俄国陆军大臣米柳京的长篇私人信函，其中讲述了他早先组建俄罗斯军事学院的计划如何毁于车尔尼雪夫(见Egerton MSS．3168，R．43－57)。他还删去了称赞法国军事教育体制的段落，连同为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辩护、反驳指称其为谋反巢穴的段落。 ] 约米尼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作为一名年轻的暴发户来行事，但始终多少是个圈外人。他的世界更多地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们互相间不断碰撞的世界，而不那么是一股股大力量互相冲突的世界。
在这方面将约米尼同克劳塞维茨比较是有启发的。克劳塞维茨出生比他晚一年，部分地是凭借才能和抱负，部分地是依靠沙恩霍斯特的赞助，得以在普鲁士军内从中等出身升至高级官职。然而在这相似之处以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普鲁士与法国之间、同为赞助人的沙恩霍斯特与内伊之间、克劳塞维茨与约米尼他们本人之间的巨大差别，而正是这些差别标志了他们各自的现代战争观念。克劳塞维茨和普鲁士懂得何为逆境、失败和屈辱；只是在那跟随1806年耶拿战役惨祸而进行的重大改革之后，普鲁士军事体系才得到了对付拿破仑法国力量的手段。在耶拿战役中被俘时，克劳塞维茨是改革派集团内的一名低级成员。滑铁卢战役后，拿破仑被安然地放逐，克劳塞维茨和其他普鲁士改革者却在一种猜疑气氛中遭到贬黜。保守的君主政府和贵族决不忘怀、也不宽恕他们在1806年以后的自由化变革要求。而且到20年代，克劳塞维茨已几乎根本无法怀疑，他作为柏林军事学院管理人已被打入军界冷宫。克劳塞维茨懂得什么是失败，而约米尼虽然可能对失败有所察觉，但在格外漫长的一生中始终都在宣称自己思想的成功。克劳塞维茨是个意志更坚强、情感更稳定的人，他就战争进行写作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或许也为了告慰1813年死于战火的沙恩霍斯特的英灵，后者为其年轻的被保护人树立了人格正直和思想正直的最高标准。相反，内伊给了约米尼一个差事，连同金钱以及可贵但零星的支持，而当厌倦了这位年轻人的喧嚣任性之后便抛弃了他。约米尼写作是为了发表，而他发表是为了打动人，因为只有打动人，他才有希望爬上去，或者站稳现有的地位。从他们两人截然相反的心理状态来看，就不应当惊异克劳塞维茨将战争当作一个复杂的总体来对待，用可以说是悲剧般的方式来观察战争，认为它始终有摆脱人的控制的危险，而约米尼却大致以个人的、英雄的方式来看待战争，认为它由主宰一切的统帅支配。
1793～1794年的各次战役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一种关于统帅才干的科学法则的追求能够将约米尼带得多远。这是所谓恐怖年代，其时在北边和东边的法国部队终于转败为胜。法军一面重建，一面同时在几条战线上打一场竭尽全力的战争。经常有部队哗变，法军败将则人头落地。这是一段狂热地努力、拼命地创新的时期。从这一时期，约米尼选出1794年战役，在其《论主要军事行动》那著名的第14章里说明其“作战线”理论。他几乎完全不谈政治、经济和组织状况，而是详述 1757年战役与1794年战役的相似之处。在这两场战役中，都有两支彼此隔开的军队“同圆心地”向一个目标移动——腓特烈二世在1757年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入侵波希米亚，法国军队在1794年则是从佛兰德和马斯河谷向布鲁塞尔推进。约米尼很清楚，其他人是以不同的眼光看待1794年的作战的。“然而，存在着一种夸大，那就是将(1794年战役)展示为某种新的军事方式，某种在战争史册上没有先例的奇迹。法国军队不需要夸张，夸张只是模糊了他们胜利的真实性质。” [ 注：Traité，2：305． ] 按照约米尼，法国胜利的真实性质在于战略上的迂回机动，那在法国方面本可以改善到保证取得一种更具决定性的胜利，而在奥地利方面则是一个失败的经典实例，即未能利用“内线”，未能集中所有兵力先后各个击破法军(恰如奥地利人1757年时没有对腓特烈二世这么干一样)。奥地利如此未根据战争的法则来迂回机动，构成法国在1794年取胜的最直接原因。
然而，导致法国在1794年征服比利时的作战行动，事实上比一套棋子似的移动——奥地利人不过是在这竞技中输了一筹——要复杂得多。差不多所有当时或现代的叙述，都强调法军攻势之凶猛无情，都强调这攻势有不断的增援来支持，来替补其严重伤亡，并且有卡诺和圣茹斯特亲临前线督战。 [ 注：“Observations sur l’armée francaise de 1792 à 1808，”1808年匿名发表，重刊于Specta teur militaire，5th series，vol．47(1902)，25－34，93－109。该文作为一个例子，展示了当时人对这场战役的看法。关于这个题目的现代研究，一个很好的范例是Steven T．Ross，Quest for Victory：French Military Strategy，1792～1799(New York，1973)，68－87。 ] 历史证据清楚地表明，投身于这场战役的法国部队，其数量和质量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约米尼居然选择强调奥地利未能利用据称的“内线作战”好处，未以此来打击法国人的“同圆心作战线”，这至少是简单化。而且看来奇怪和难以置信，他居然还进一步明确否认这场战役中的体制、政治和心理因素的解释性价值。但是，不管他为说明自己总的观点而对具体事例的使用多么有问题，很难否认他的理论方法的影响，如同很难否认人们广泛地接受了他所描述的军事史图景那样。
使约米尼的著作具有重要性的，正是其读者压倒性的积极反应。没有这反应，他就会变得几乎不过是历史猎奇的一个对象，犹如他的同代人比洛。然而，在《论主要军事行动》、在他关于法国革命战争的史书以及他的拿破仑传记之中，并且最重要的是在他的《战争艺术概论》之中，拿破仑战争以及后来战争的研究者们找到了他们在寻求的东西。约米尼将他的听众显然想听的东西告诉了他们。
在叙事和理论两方面，他的几部书都符合军事史编纂的一个古老传统，那就是骁勇善战的君王传奇——约书亚、恺撒、亚历山大、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的传奇，他们具备超人的素质，统率他们的人民取得胜利。这样的传奇就如文学一样古老。约米尼得心应手地适合于这传统，在其中军队是没有个性特征的大堆群氓，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得到武装和供养，它们在战斗中的行为看来复现了其种族、民族及其统帅的被规定了的特性。到头来，传统上是根据大首领与其敌手的表现来做出判决。 [ 注：对军事史编纂诸项传统的一则很不错的讨论，见John Keegan，The Face of Battle (London，1976)，第一章。 ] 虽然约米尼分析性写作的最佳部分超出此类军事史编纂的水平，但他已发表的著作大多是战役叙述，集中于统帅的决策。甚至在今天，这些叙述仍然提供了对于1756～1815年欧洲各场军事行动的清晰明确、相当详细和(在其说教的局限性之内)可靠的说明。然而，它们也有力地加强了看待战争的传统方式，加强了它那判决式的、非历史的倾向。
其他更为能动的、具体的历史影响也有助于将约米尼与其听众连接在一起。约米尼在世期间，西方社会内兴起了现代军事行业，连同合理化了的征募、军事教育、晋升、退休和参谋制度，而所有这些都是这么一个技术僧侣集团的特性：它独立门户，专业化，既越来越有别于它被假定来为之服务的文职平民社会，也越来越有别于传统上与贵族绅士等同的旧军事角色。这新兴行业——它由1792～1815年漫长的战争大大刺激了成长并加强了自信——由约米尼给予了科学威望，加上专业自主权要求的理性依据。新的军事行业使其专业技能“科学化”的渴望，只是19世纪专业主义这大故事中的一章而已，在这故事里每个行业都在试图规定、并且护卫它自己的专门“科学”。然而军界还面对另一个难题：它同权利和权威的关系。只要军官们仍是贵族或绅士，这关系就因他们的社会出身含蓄地确定了，但是当民主制、官僚制和唯才是用、论功提拔的惯例开始改造军界时(这到1800年已可感觉到几乎各处都在发生)，军政关系就成了问题。 [ 注：在论18和19世纪军事行业的许多著作中间，以下三部出类拔萃：Samuel P．Hunting·ton，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Cambridge，Mass．，1957)；Gordon A．Craig，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uan Army，1640～1945(New York，1964)；Raoul Girardet，La Société militaire dans la France cecontemporaine，1815～1939(Paris，1953)。 ] 军界不再是君主政权和贵族阶级据以分享权威的那种契约的一部分了，那么它是否将仅仅是国家机器的一个从属部分？
1799年使拿破仑登上权力宝座的军事政变、1812年危机中普鲁士军官们出于政治动机的背叛、1825年俄国军官们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都是重大事件，使得这个政治问题不止只有理论意义。保守派和自由派一样害怕如此专业化的军界会与国家和社会格格不入，反过来军界则寻求规避外部控制的手段，那是出于此种畏惧而可能施加的。军人们在约米尼那里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反对严格从属于政治权威的好理由。他将自己的研究集中于腓特烈和拿破仑，他们集政治权威和军事权威于一身。这是很独特的例子，甚至不适用于最专制的国家，那里掌玺的君主再也不会作为战场上的统帅实际领兵打仗。然而约米尼没有明确地正视这个问题。他宁可选择大谈相反的例子——1756～1815年期间输掉了那么多重要战役的奥地利，并且由此就这个军政关系问题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讯息。约米尼写道：奥地利的军事指挥官们经常被来自宫廷枢密会议的“干预”搞得举步维艰，后者的战略幼稚和最高政治权力往往导致哈布斯堡家族横遭军事灾祸。 [ 注：Précis，1：135－136． ]
教训显而易见：一个政府应当挑选最能干的军事指挥官，然后放手任凭他按照科学法则打仗。政府不应当对自己的武装力量不闻不问，但它们决不能乱管闲事，干扰只有受过专门教育和有经验的军官们才懂得的事情。军界自然将此教训牢记在心，把它传授给新吸收来的成员，每当有政治“干预”危险时就拿出来，而且步其导师约米尼的后尘，从来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来探究一下这么一条过分简单化的公式所造出的困难。这些困难是《战争论》的一个中心议题，但军人们甚至设法以一种方式来阅读克劳塞维茨，那就是扭曲克劳塞维茨的意思，使之契合令人舒适的约米尼公式。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ed．Michael Howard(London and New Work，1965)，21－41． ]
更为广泛的舆论和情感潮流有助于使约米尼的著作获得欢迎。他是为一个被大革命和拿破仑剧烈震撼、但又对这一经历极为着迷的欧洲而写作。一代之久的天翻地覆和法兰西帝国对西方世界的显著影响不可能被漠视。与此同时，许许多多人渴望将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理出一个易懂的条理，渴望用什么办法把法兰西妖魔弄回瓶子里去，从而使之恢复正常。约米尼以他对战略、传记和科学的强调，响应了这种渴望。
约米尼说，拿破仑的伟大不在于为军事目的利用大革命的能量，而在于发现并应用了战争的科学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并非一股史无前例的革命性力量，而是一种反复发生的现象——天才领袖——的最伟大现代案例。法国大革命使其飙升成为可能，但不是其伟力的源泉；他的力量来自他那极强的智力和意志，它们在建设帝国之前，首先必须制止大革命的毁灭和离心效应。约米尼从未改变他年轻时对拿破仑的赞颂，而这赋予他的理论和历史著作一种含糊性，那成了它们在滑铁卢战役后的欧洲所具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成分。保守分子在约米尼那里见到的，是巧妙地将大革命的政治和社会动乱同拿破仑军事胜利的原因后果割裂开来；他们能够思考战争，同时不为战争与革命的可能的关系烦恼不安。约米尼本人搞的政治策略支持了对其著作的这种阅读方式：在他 1827年出版的四卷本传记里，他对拿破仑作了赞许式的叙述，而这引起的指责令他局促不安，于是他便利用为这部传记关于1815年战役的简短叙述写“补遗与更正”(有一本书那么长的篇幅)，乘机鼓吹君权神授君主制的美德。 [ 注：Précis poliitique et milita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par le général J***”(Paris，1839)，3，16－41，88ff．约米尼声称，在写拿破仑传记的初稿时，关于1815年的手稿被弄丢了。(同上，1－4) ] 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他年轻时信奉的雅各宾主义，但他研究战争的方法并未发生任何可以察觉的变化。
并不奇怪，在约米尼身上有一种重要的品性，那就是纯粹的推销本领。他知道什么是他的读者所希望的，然后他就把这给予他们。在他的某些发表的著作中，有一处处离题的、就说服读者接受其论辩这一技术问题而作的枝节性论述。如果说在他的最早一本书里，他是站在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的肩膀上，那么从这个位置上，他就已经向本书前面一篇论文讨论其著作的、倒霉的海因里希·迪特里希·冯·比洛开火了。他确信，比洛把自己搞得除了数学家之外谁也看不懂，这是个错误，不管他的理论可能有什么长处。起初，约米尼试图对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所做的研究进行一连串批评，以此来阐明战争法则，但当他认识到这一方法将产生一部冗长枯燥的著作时，他就放弃了。单调乏味、晦涩不明、悲观主义：这也是约米尼眼里克劳塞维茨的大缺陷，虽然他承认在《战争论》里有某些被掩埋的好想法。 [ 注：Traité，1：iii一vi；Précis，1：17－18，21－22． ] 这样，问题更多地在于找到能够吸引人和说服人的形式，而不那么在于要正确。
约米尼确信，发现真理是个比包装和推销真理更容易的任务，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太现代了。他坚信自己牢牢掌握了对军人和战略家来说惟一作数的真理，对此从不动摇，因而将最大的精力放在使他那个版本的军事史和他所陈述的军事理论具有尽可能大的吸引力上面。他使自己的论说的信条保持明晰、简单，并且不时予以重复。他留心遵从军事史编纂的成规，远谈不上超出其范围。虽然他对军人和保守分子说他们想听的话，但靠着自己为愈益神奇的拿破仑传奇所作的贡献，他规避了任何说他心存偏见的指责。为了行文变化和科学点缀，他引入了示意性图表和一点儿数学，但不太多，以免犯比洛的错误。 [ 注：见Précis，1：180，183。在后一处，他用了一个ABCD矩形，以解释他关于“作战基地”的观念。或者见2：26(图版)，那里图示了他的12种进攻和防守阵列。 ]
在本质上，约米尼将19世纪初的两大文化涌流混合在一起：一是无边无际的浪漫感，二是对简化为公式般陈述和规定性指令的科学力的执迷。约米尼笔下的拿破仑(由腓特烈二世预示)，是个军事天才，其超凡脱俗的头脑和意志就像在宗教启示中那般，把握了科学的美妙和威力——科学的浪漫。约米尼的影响必须在如下背景中来理解：他的同时代人以很大程度上一样的方式来看待现实，不管他们的具体结论或纲领可能有怎样的不同。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边沁、孔德、马克思，还有现在已经被遗忘了的普及著作家维克多·库森。有如库森，而不像边沁和马克思，约米尼并未那么深深地被解决他自己选择的智力问题所吸引；那是他在很年轻时就已经满意地解决了的。 [ 注：D．G．Charlton，Secular Religion in France，1815～1870(London，1963)，第五章“对科学的膜拜”。 ] 相反，他希望被人聆听，使人信服，希望确立人们思考战争问题的方式，并且为这个任务投入了他漫长的一生和躁动不息的精力。不管他可能怀有什么隐秘的失败感和徒劳感，他在履行这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独特的成功。
三
他的实际思想，特别是透过20世纪战争那妖怪般的棱镜来看，很容易被人滑稽地模仿和取笑。一群反战小说家，还有某些历史学家，让他们笔下的军事指挥官来讲约米尼的陈词滥调，而这些指挥官被用不同方式写成愚蠢不堪或残酷成性的，或者既愚蠢又残酷。他坚持主张即使军事技术发生最剧烈的变化，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法则：这一点似乎说明了一种居然能命令骑兵去进攻重机枪阵地的心理，或者居然将原子弹说成“不过是另一种武器”的心态。同样倒霉的是他助成了军界同政治权威之间那可叹的鸿沟，那看来是现代世界的一种难愈的慢性病。由于将战略与其政治和社会环境孤立开来，约米尼帮助培育了一种仍然继续困扰着我们的战争思维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将自己后来的军事麻烦归咎于约米尼，那就错了。如同任何一套有强大影响的思想一样，他的思想清楚地表达了业已流行的、就他而言便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和那以后流行的想法态度和情绪。如果我们鼓起所有可能的同情，认真对待这些思想，我们就能理解得更多。
当今，约米尼主要是通过其《战争艺术概论》为人所知，该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而且经常被简写为节本，被搞成文摘，被人剽窃抄袭。他自称为军事理论方面的哥白尼或哥伦布，喜欢说自己写的所有书籍，包括大约30卷军事史，不如他1804年写作、1807年发表的单单一篇论战争法则的短文章那么可贵。 [ 注：Tableau analytique，vii；Lecomte，La général Jomini，3rd ed．，xxxi． ] 这篇文章，经过扩充和详细阐说，构成《概论》的核心。从他同时代的克劳塞维茨，到我们时代的伯纳德·布罗迪，约米尼的批评者们都抱怨他试图将战争简化为寥寥几条规则。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New York，1976；reprinted in Princeton，1985)，152－153，以及全书各处；Bernard Brodie，“Strategy as a Science，”World Politics，V．1(1949)，467－488，以及较为简短地在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68)，15：281－288。 ] 在这一点上，他无法宣称被人误解了。然而，他那说教般的、其目的如此激怒了他的批评者们的反复申说和强调，可能掩盖了他的著作的其他重要方面。
他的军事史编纂值得予以比走马观花更多的注意。他最早的、关于七年战争的著作，是一项认真的尝试，力图超越一直影响这类著述的明显的偏见。军事史作为君权的附属品或民族自豪的表达，那么经常地被用来赞美一位领袖或一个民族，以致约米尼寻求不那么带偏见和较具批评性地来说明战争的尝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甚至他的思想导师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也是明显的吹鼓手：劳埃德曾在奥地利一边任将军，特姆佩尔霍夫则受腓特烈二世鼓励来驳斥劳埃德的批评。约米尼的偏见当然在于相信战争法则是客观实在，相信它们的运作能够在战争的实际进行中辨认出来。但是，他至少作为范例显示了一种新的标准，据此臧否褒贬比不上在某种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确定历史可能性的范围那么重要。他后来论说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著作肯定被评价过低。约米尼有某种渠道去查阅法国、俄国和奥地利的档案资料，他亲身参与了许多战役，而且在1815年以后询问了一些高级将领，例如在维罗那会议上询问了威灵顿公爵。任何关心那个时期的军事史的历史学家，都会发觉这套书籍仍然以其详细、清晰和大体上准确而饶有价值。他力图通过努力探索每个交战国的行为，来避免那至今仍然祸害军事史写作的、偏向一方的研究。 [ 注：一些很不错的现代历史学家，受到或许可称为军事史编纂之约米尼观念的强烈影响，例如戴维·G．钱德勒和休·斯特罗恩。见David G．Chandler，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New York，1966)；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London and Boston，1983)。 ] 说过所有这些之后，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他本人所强调的他著作的更重要部分，即战略理论。
约米尼争辩说，存在永恒不变的、适用于恺撒和亚历山大如同适用于腓特烈和拿破仑的战争“法则”，而这一论断的核心，是他对于“作战线”的强调。 [ 注：《论主要军事行动》(Traitè)第14章(2：269－328)的标题为：“作战线概说：关于战争艺术的这一重要分支的格言”。在给这标题所附的一项题注中，约米尼说曾对这关键的一章放在哪里犹豫不决，最后决定不把作为自己所有历史判断的基础的观念留到著作末尾去讲。 ] 在约米尼的现代批判者们(他们讨厌他对西方军事思想的长期影响)看来，这些“作战线”只是反映了他的理论化工作的伪科学性质，或者最好也不过是狭隘地技术性的，而且肯定是过时了的规则，在现代以前的战争中或许有些意思，但除了运用于战争的某个特定历史形态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重要性。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作战线”，就会忽视约米尼试图表达的一部分至关紧要的观念。
约米尼是从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那里继承了“作战线”这一术语的，他将自己开始认真思考战争问题归功于他们两人。然而，他也认识到这个术语被他的前人以一种混淆不清的方式来使用，需要阐发和澄清。或许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没有在某个早期阶段完全抛弃这个术语，因为它导致他本人、他的读者以及他的批评者陷入新层次的混淆和徒劳无益的争论，并且最终甚至在他去世以前就变得令人可笑。他未另起炉灶，却作为法国军队中一名年轻性急的参谋官，对于匡正劳埃德、特姆佩尔霍夫和比洛在理解这一关键概念方面的错误显然很开心。一旦到1805年用白纸黑字发表出来，他就给定住了，在他一生的其余岁月里由于自己好斗的脾性而被缚于一个自设的思想圈套当中。
这个圈套一旦由这位野心勃勃的青年构设起来，并且将他自己套住，就一直没有改变。如果说“作战线”被理解为意指一支军队在何处战斗，为了什么目的，并且运用相对于一国全部可用武力而言何等的兵力，那么约米尼坚持主张必须作个基本的区分。他争辩说有两类“作战线”。第一类是“自然的”——河流、山脉、海岸、大洋、沙漠以及军事行动的进行必须经由、跨越和绕过的绝对距离。然而不止于此，制约作战的、相当经久的人造环境也是“自然的”或可用的“作战线”——要塞、政治疆界、海军基地以及道路网络。他这一点可能看来是个陈腐的俗套，但只要军事史家和理论家混淆了下列两者的区别，即在战争中什么是环境许可的，什么是实际成就的，那么这一点还是值得提出的。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一经被确认并且被放在一边，第二类“作战线”便只涉及战略选择：在战前环境所容许的选择范围内，在何处战斗？为了什么目的？运用何等的兵力？这些在今天，如同在拿破仑战争中一样，不是微不足道或轻而易举的问题。
不幸的是，约米尼一开始就使用不同的词汇作这一区分：对于战略选择的自然或环境性质的制约被归类为“领土性”作战线，实际的战略选择则成了“机动性”作战线。当较具体的、历史的论说必不可免地就作战的“基地”与“地域”或“战区”而将这些范畴合在一起时，混乱非但未被消除，反而被加剧了。他似乎捉摸不定和抽象地使用这些生造的术语，使得一代又一代不耐烦的军人和不同情的批评者莫名其妙，并且大为恼怒，而与一位宣称最重视实在、直截、简明的作者本来可能拿出的东西相比，它们根本的(也是重要的)含义远不那么易于理解。
约米尼将“机动性”作战线进一步分为不少于十个次级范畴，直至难以相信的“意外性”范畴，这就加剧了误解的可能。然而，甚至是“意外性作战线”这一术语，也包含着至关重要的一点：在战争中，必须预料发生意外之事，迅速变化中的情势可能要求有一条新的作战线。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谈这些次级范畴中的某一些，在此只要了解如下情况就够了：非常年轻、野心勃勃、敏感性急的约米尼，适逢奈伊的第六军团驻扎于西里西亚的短暂空闲期间，在格罗高这个小地方将他“战争普遍法则”的首次完整陈述匆匆付印，然后将500册当中的大部分发给柏林和布拉格的书商，剩下的则呈送拿破仑和他希望打动的其他人。如此而来的主要后果，是过早地以容易误解和含混难懂的语言，把他关于一切战争的一个重大方面的可贵思想冻结了起来。 [ 注：Alger，Antoine－Henri Jomini一书第22页注2显示，1807年的原版小册子已全然无踪。但是，这篇论文重刊于季刊Pallas，vol．1(1808)，31－40。它作为第35章见于《论主要军事行动》(Traité，4：276－286)。 ]
以时空方式来看待的战略选择，即使在一个微电子、原子能和为了军事目的利用“空间”本身的时代里，仍然是个基本问题。约米尼在拿破仑的成功、腓特烈二世不那么壮观的胜利以及过去和未来一切战争胜负的核心之处，看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试图分辨出“领土性”作战线，或者说可以在地图上规划的战争，为的是将其撇在一边，使自己能够更清晰地集中于战略本身。与此相似，在阐发自己思想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在价值观念和情感、武器和技术开始起作用的场合，军事行动的最高和最低层次、即他分别称之为“政治和道德”与“战术”的层次，是参与决定军事结果的重要因素。然而他争辩说，这些“政治”和“战术”层次同战略有质的区别；政治体制和情感氛围是多样和多变的，而战术严格地取决于现有的、并且是变化着的武器状况。这两者都不受潜在和不变的法则支配，因而战争的惟一能够予以科学分析的方面是战略。 [ 注：他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对于政治和战术的谈论(Précis，1：42－147；2：195－197)隐含了这一点，然而就如下面指出的那样，他往往无视他自己作的范畴区分。 ] 于是他的著作的长期影响，在于将战争问题缩小到战时指挥官的职业关注范围，尽管他反复否认有如此的意图。
他的战争“法则”是(而且在其形形色色的现代形态上仍然是)旨在做出战略选择的种种规定。他所说的“战略”，用于对某些敌人发动战争这一政治决定以下的所有各层次的军事行动，直至——但不包括——战斗本身。在每个层次上，指挥官都必须决定向何处、在何时以及如何移动其兵力，以便贯彻其使命，以便在最好的条件下战斗。约米尼自称早在十多岁时，就通过思考波拿巴1796～1797年的意大利战役，断定大多数指挥官所以作错误的选择是因为他们不懂战争法则。这些法则能够用最少的话来概括，那就是运动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较弱的、并且容易受到重大伤害以致丧失能力的一点。
如果我们未明白约米尼为何强调这一点，那么他会再次像是落于俗套：大多数指挥官作了糟糕的战略选择，是因为他们被“寻常意识”误导(约米尼没有用“寻常意识”一词，但他对历史实例的无休止的讨论强烈地提示了这个意思)。他们力图保卫领土或一支较弱的军队，结果让敌人来决定在何处、何时以及如何进攻。他们断定不了怎样保护或利用若干“自然的”作战线，于是分散兵力，几面下注。约米尼说，拿破仑、通常情况下的腓特烈以及所有胜利的指挥官都靠异常意识，而这异常意识总是在于用集结起来的大军，攻击敌方的某个被判断为“决定性的”点。这种战略看似莽撞冒失，置某些地区遭到削弱或者易受伤害而不顾，但予以适当的理解，它实际上是审慎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的行动剥夺了敌人思考和行事的时间，与此同时在作战时间和作战地点的优势兵力提供了最后胜利的最佳保障。任何别的战略方法——用约米尼喜欢的一个词说——都是“不良的(vicieuse)”。虽然这些规则也许看来如此简单，他却在自己的著述里始终反复予以重申，因为在实际作战中它们那么经常地被漠视，从而招致灾难性后果。
历史对约米尼来说，既是他自己由以把握这些法则的源泉，又是这些法则在现实的军事行动中的确认和展开。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约米尼的历史叙述在多大程度上仅被塑造来反映他在理论上的先人之见？例如，克劳塞维茨就大不同意约米尼的一些具体的历史评判，指责他有两大毛病——理论的偏颇和知识的不充分。 [ 注：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148－149． ] 但是，显然不容有丝毫怀疑，在反对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各次军事同盟内部，就像在七年战争期间对普鲁士作战的军事同盟内部一样，要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困难极大。
例如，近来通过大量查阅英国档案对第二次反法同盟(1799～1802年)末期的英国战略研究，显示一个拥有巨大的海军和财政力量，以及一支可观的陆军任凭调遣的战时内阁，竟完全无法决定在哪里进攻或者是否要进攻：在地中海？在美洲？在佛兰德和比斯开湾之间的某处进击法国本土？倘若陷入这一重大战略失败的是某些不如威廉·皮特、亨利·邓达斯和格伦维尔勋爵能干的人，我们就可能认为这些人是傻瓜——约米尼在对军事失败的较为绝对的叙述中示意失败者通常是那种傻瓜。 [ 注：Piers G．Mackesy，War Without Victory：The Downfall of Pitt，1799～1802(Oxford，1984)． ] 无论战略选择在事后看来如何简单、有限，但做出这选择并加以贯彻之难，被一场又一场战争所证实，直至当今仍然如此。从根本上说，难就难在如约米尼所界定，要准确地掂量风险、裨益和或然性，并且得出一个足够坚定的结论以便实行。我们至少必须将战略决策问题得到关注——其历史和后果使之值得被给予的关注——归功于约米尼，而大兵力进攻行动是否始终正确或者通常灵验，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在他的分析中，得到最多注意的战略概念是“内”作战线或“内部”作战线。这指的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一方可能位于各自隔开的敌方兵力之间，即在这些兵力“里面”。依凭这样一种“内线”位置，就有可能首先打击敌军的一部分，然后打击其另一部分，依次各个击破，虽然敌人如果合起来可能占有优势。约米尼不厌其烦地反复显示，一支由某个腓特烈或某个拿破仑统率的较小的军队，如何能战胜较大、推测起来也较强的军队，办法是在敌人依“多重”或“同圆心”战线作战的时候，按照一条“单一的”或统一的战线来行动。像波拿巴在1796年那样的一位精明的指挥官，通过迅速的迂回机动能够利用敌军之分散，取得一条与其对手的作战“外线”相对的作战“内线”，然后赢得决定性胜利。
约米尼宣称，他最初突然产生这个想法，是在研究腓特烈二世 1757年在洛伊滕获胜的时候。在该地，腓特烈设法运动其主力打击奥军的一个孤立的侧翼。约米尼发觉，波拿巴在意大利以大得多的战略规模干了同样的事情，而且还在他以后的一些战役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反复这么干。在滑铁卢，只是因为普鲁士拒不上当，拿破仑才无法再使一遍这常胜的招数。普鲁士人同威灵顿统帅下的英军隔绝开来，在利尼被击败，然而他们已历经痛苦地学会了一点：决不给拿破仑所需的时间和空间来打败他们的盟友。在滑铁卢战役的关键时刻，普鲁士人没有沿自己的作战线撤退，而是返回战斗区域，粉碎了法军右翼，将一场结局不定的拉锯战转变成反法同盟的决定性胜利。
“内线”作战概念是约米尼赋予其一般法则的最具体、最实用的形式，而这一般法则就是集结兵力，打击敌军的某个易受损伤部分。如此，它在寻求有用的战略观念的军人中间引起了很大兴趣。当然，它的应用就像在滑铁卢那样，取决于对时间、空间以及敌人行为的准确估算。如果敌人保持兵力统一，或者就进攻和击败其分隔开来的兵力而言留下的时间太少、空间太窄，那么胜利或许便无可能。约米尼没有谈论这个问题，只是说一个伟大统帅会通过欺骗敌人、将其搞糊涂来分散其兵力，就像1805年对奥地利人和1806年对普鲁士人做的那样。在这方面，约米尼承认战争科学将始终是一门艺术。
在他论战略的成熟的著作中，约米尼为集结主力进攻单一个点的基本法则留下了一大例外。这例外他不同时候有不同称法：内战、宗教战争、民族战争或政见战争。它们不是双方俱以正规军来进行的战争，而是全体人民在其中奋起和积极参与的武装搏斗。法国革命战争最紧张的阶段，即国家总动员和恐怖统治时期的战争，就具有这种性质。约米尼本人参加了另外两场这样的战争：法国入侵西班牙和入侵俄国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集结大兵力真正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决定性的点可以进攻；敌人到处都是，通常隐蔽在使入侵者成了睁眼瞎的大众敌意之后。约米尼曾回忆在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可怕的夜晚，当时60英里范围内据报全无西班牙部队，内伊军团的一个炮兵连却被全部消灭。惟一的生还者说，袭击来自教士带领下的农民。墨西哥的所有黄金，约米尼写道，都无法买来在西班牙的法国军队所需的作战情报。 [ 注：Précis，1：77－78． ] 与此相似，约米尼(他1812年在拼死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丢失了自己的所有文件)还回忆过俄国游击队如何骚扰折磨撤退中的法军纵队。在他看来，诸如此类的战争是“危险和可憎的”：“它们总是激起暴烈的情感，使之变得充满仇恨，残酷无情，令人发指。”任何一个军人都宁愿打“诚信的和有武士风度的”战争，而不愿投身于内战、民族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这“有组织的谋杀”。 [ 注：Ibid．，1：83． ]
在教人采取正确战略来进行此种“危险和可憎的”战争的法则方面——如果有这样的法则的话——他几乎完全无话可说。要征服武装起来的人民，就必然要分散兵力；为会战而集结部队总是会冒风险，那就是将被削弱的地区丧失给像西班牙农民和俄国游击队那样的叛乱力量。惟一的办法，似乎在于既拥有机动的野战军，又拥有分立的、驻守和控制每个被征服地区的地方“师”。这些师级部队的指挥官需要有才智和经验，因为对保证胜利来说，他们的政治作用像武装力量一样重要。 [ 注：这一点具体的建议很早就见于他的著作。见Traité，4：284－285 note。 ] 这一并未号称科学权威性的注重实际的主张，意味着不顾他关于集中兵力进攻一点的根本规定，然而这个矛盾看来没有使他本人和他的听众心烦，甚至也没有引起他的批评者注意。相反，他使人强烈地感到整个这一主题令他讨厌，他分明示意任何军事权力以避免卷入民族战争或内战为好。
不管是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还是作为一种防御手段来看，人民战争都太具破坏性，代价太高，太难以控制，以致无法成为任何科学的战略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未来战争将是、或者应当是1793～1794年那类“民族战争”的意见，约米尼的回答是战略如同政治，必须在下列两类战争之间找到某种“中庸之道”：一类是由职业军队打的过去的战争，另一类是大革命释放出来的那种似新却旧的野蛮战争。他论辩说，中庸之道就在于将大众的激情导入经过训练和组织的后备役，它在战时能够迅速加入正规军。 [ 注：Précis，1：81－82． ] 就此而言，他开出的处方有预见性。然而到头来，他动摇了，用了一个假设的情况。假如法国入侵比利时，而德意志部队出于报复占领莱茵地区，以阻止法国兼并佛兰德，那么法国政府是否应当为捍卫其东部边界而放手实行国家总动员？不，当然不：双方的目的都是有限的，不值得为此经受大众战争的可怕灾祸。然而，如果德意志的军队在法国东界获胜，什么能阻止它在兴高采烈之中决定兼并所占领的法国领土？这样的升级危险如何能改变法国起初的盘算？他承认这是个令人为难的问题，然而他的讨论仅此而已。 [ 注：Ibid．，1：80－81． ]
随着年事渐高，约米尼似乎较多地关注到战争的政治和心理方面，那是先前被他的理论化打入冷宫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对于政治因素的讨论零散少见。匆忙编纂的《概要分析》(1830年)有50页谈论战争外交和战略的政治方面。七年后出版的《概论》有了关于战争之政治方面的长得多，考虑也更细致的章节。看来很可能，阅读克劳塞维茨未完成的杰作《战争论》是导致他1837年对这个论题予以更多阐述的一个重要因素，克氏批评他狭隘、简单化和浅薄，其本人强调必须将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正是在《概论》中，约米尼添了长长的一章论“政见战争”，还添了新的几节论最高统帅部和士气。然而，在予以这些论题较充分的讨论的过程中，他无法跳出他业已确立的论说模式。他在每一处都描绘结局祸福，忠告读者趋福避祸，并且提出做到这一点要采取的各种不同办法。例如，如果一位最高统帅，像腓特烈或拿破仑，集政治和军事权力于一身，那是理想的。然而，如果君主不得不任命一名最高统帅，那么此后的问题就是避免摩擦和玩弄诡计，在最高统帅实施其战略计划时给予一切可能的政治支持。 [ 注：Ibid．，1：121－136．在这一节里．他还痛惜宫廷枢密会议的有害影响。 ] 这里对政治权威与军事指挥之间为什么产生摩擦的问题，几乎完全未予注意，只是将它当作人类弱点的一个征兆。与此相似，民族尚武精神被算作是一桩好事，但对这个现象没有做任何分析，仅仅要求颂扬和尊崇军事。
虽然约米尼并未宣称自己关于政治的讨论基于什么科学法则，但他在这一讨论中同样令人愚笨地强调规定而非分析。他对理想的最高统帅的描述，为他在《概论》中关于非战略问题的全部论说提供了一个缩影：最高统帅应当有伟大的道德勇气和实际胆略，但不一定要有大学问；“他必须非常通晓几样事情，特别是管理和调节的法则。” [ 注：Ibid．，1：128． ] 即使在试图拓宽他对战争的考察方法的时候，约米尼仍然未能摆脱对战略和战略法则的执迷。
对约米尼的基本批评显而易见，那就是他执意于简化和规定。然而，他对这一批评回答道：“正是如此！”将战争的千头万绪简化为寥寥几项关键要素，并且规定最有可能获胜的行动方针，是他始终一贯坚持的意图。 [ 注：在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抨击中，他就这一目的最为直言不讳。见Précis，1：21ff。 ] 他会质问他的批评者们是不是认为战争无法依靠分析来简化，或者是不是认为这分析无法辨识出各种不同选择的大概结果。对约米尼的批评决不能只是坚持他应当以另一种方式来处理其主题；必须根据他自己的主张来评判他，然后看他的论说在哪里没有达到本身的目的。
有四项这样的弱点引人注意。一是他未能像一名优良的科学家应该做的那样，检验“无效假设”，即用这样的历史事例来检验，在其中实际军事经验不符合根据他的法则作的预测。他确实讨论了这样的事例，1794年战役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法国人尽管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并且给了奥地利人潜在的“内线”之利，但仍然取得了胜利。然而，约米尼太明显地着意要将此类事例通过解释消除掉，对于它们如何可能会拓宽或丰富他的理论太少兴趣。简言之，这些事例被当作对他的立场的一种威胁来对待，他只是为了预先杜绝怀疑和批评才讨论它们。
第二项弱点与他的简化论方法密切相关。为了减少分析中有关的因素，他设定同等规模的军事单位本质上是一样的：有同样的装备，受过同样的训练，具备同样的纪律状态，得到同样的供应和同样的激励。 [ 注：他的对称和同等设定分明见于他的论文“Sur la Formation des troupes pour le combat”，作为《概论》第二卷附录二发表(Précis，2：375－401)，在其中他试图评估膛线步兵武器对战术的影响。 ] 重要的只是顶层的差异，即指挥官能力的大小与其战略决策的好坏。就如下棋者与沙盘演练者那样，指挥官摆布“价值”多少是已知的兵力单位，它们不是克劳塞维茨会提示的变量，而是战争方程式中的常量。在其本身有效性的限度以内，这一设定便利了分析，但超出这些限度，它就成了进一步分析的致命障碍。约米尼假定有一类重要的战争是在都拥有现代军队、而且这些军队的实力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进行，这并非不合情理。如果实力太不均等，太弱的一方就不会冒险打仗。1815年后的欧洲战争完全符合这一模式，就像1789年以前的战争那样，因而在 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之内，约米尼的设定似乎是现实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类战争，在其中，冲突双方武装力量的不对称性质对于任何适当的分析来说都是关键性的，而约米尼本人在世期间，此类战争的重要性愈益增长。正是这关于兵力对称的设定，导致约米尼在对待诸如在西班牙和俄国的大众战争方面谬误丛生，并且使他实际上漠视了联盟战争战略所固有的难题，像一次次对拿破仑的会战中存在的那样，其时即使面对一个统一和危险的敌手，盟国各自互相冲突的目的仍然完全无法调和。也正是这同一个设定，使得约米尼的理论对那种种技术和组织变更教条般地麻木，这些变更导致了普鲁士在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导致了欧洲在1914～1918年以及1939～1945年的灾难，还导致了在欧洲以外现代解放战争和革命战争的某些惊人的结果。所有这些战争都以参战武装力量的质的不对称或变更为转移，但约米尼的理论特别不适于从事质的分析，惟战略决策方面除外。
第三项弱点同第二项有关。约米尼自己说，无论是对于战争因其发生的政治领域，还是对于战争依之进行的军事技艺，都不大能够进行他给战略和战略决策带来的那种科学分析。政治太多地取决于多种多样的情势，连同政治领导人与政治力量之间变化不息的关系。与此相似，军事战术的细节取决于变化着的武器状况和其他因素，它们很容易溢出既定法则的作用范围。然而在他本人成熟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概论》的主要部分，约米尼对于这一区别——易于作科学分析的与很难作科学分析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究竟在何处以及有多重要，非常疏忽大意。他往往被承认是“战略”(与“政治”和“战术”有别)这一现代概念的发明者，却随意地上下漫游于三者之间，援引法则，规定方略，就像自己忘记了所有这三个领域是由不同的规则控制的。最糟糕的过错是在战术领域，而他的大多数专业读者自然本会在那里寻觅有用的教诲。他最早的理论化思考是以洛伊滕之战为基础，战场(“永恒不变的法则”并非应用于此)总是吸引他的兴趣。 [ 注：Précis，1：16． ] 他为战斗设计出一套套示意性的选择方略，只要哪里有可能，就必定拿出集中兵力打击单一个点这一法则，指出“内线”之利，告诫在进攻敌方后背之际暴露己方后背的危险。他这么做，就模糊了军事行动不同层次之间的根本区别，绝对混淆了这么一种情况：一个下属单位在作为一个更大的、有理有据的战略计划组成部分来行动的同时，可以颇为合理地消极防御，分散兵力，或者暴露自己的后背。
他对于战争法则在哪里和不在哪里应用的问题含糊不清：这是个例子，表明了他的著作根据他自己的主张来评判的最后一项弱点。这项弱点就在于充满模棱两可之处，以致读者们、包括搞学问的评论家们以大为不同、甚至有时互相矛盾的方式来理解他的著作。 [ 注：例如，在约翰·古奇的一篇论文中，有下面一句话：“约米尼无意让人以标准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著作。”(John Gooch，“Clio and Mars：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3，no．3(1980)，26．)肯定，要么是古奇错了，要么是我错了。然而更重要的是，约米尼容易被误读。 ] 克劳塞维茨也充满模棱两可之处，但其《战争论》是有意识地来激发疑问，反映了作者本身对战争的看法——战争错综复杂，能动多变，往往含糊不清。约米尼追求简单明了，但当我们仔细地、而非草率或有选择性地来阅读其著作的时候，约米尼的训条就变得含糊不清了。在一处，胜利依靠不折不扣地墨守战略法则，在另一处，指挥官应用这些法则的天才(或者懂得什么时候他能够安然地无视这些法则的天才)是关键因素。着重点的变换往往似乎是尾随约米尼变动着的笔战矛头：看他究竟是在驳斥比洛和所有那些会将战争变成机械式操作的人的极端科学至上主义，还是在驳斥那怀疑规定性作战法则有何价值的克劳塞维茨等人。就此而言，他的模棱两可既不令人惊奇，也不特别麻烦。但在战略决策这一关键领域，模棱两可严重钝化了他的论辩锋芒。攻击敌军是战略的根本，但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尽管他强调要猛追穷寇，然而在他那里有许多迹象表明，领土控制被当作武力冲突的真正目的。与克劳塞维茨不同，约米尼大致是以空间方式设想战争，而这一偏向在他后来影响更大的著作中发展得更显著。与他在战略行动的目的究竟应当是控制领土，还是粉碎敌方力量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密切相关，他在凶猛进取和安全保险这两个彼此抵触的要求方面也是模棱两可的。他毫不怀疑只有进攻性行动才能赢得胜利，但又坚持必须在不使友军遭到反攻的情况下才采取进攻性行动。在真实的战争中，如他很懂得的那样，很少有可能发动进攻而不冒遭到反攻的风险，但他又一次不直接正视这一问题。“进攻”与“安全”这两个法则的彼此抵触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而且它们之间关系的含糊不清还由于第三个法则——“目标”法则的作战含义不确定而加剧了。
对约米尼自己的战争理解方式来说，这些批评是内在的，因而不是对此方式本身的抨击。在回顾这些批评时，我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约米尼的思想浅薄或不严密，或者他在心理上不能控制自己基本思想立场的延伸范围，而反过来他似乎又不能扩展或修改这立场。所有这些看来是足够正确的，如果不被推得过远的话。虽然他那暴躁和自恋的性格使他个人及其著作容易被漫画化，但每一种叙述和他自己的著述都表明，他思考快捷，头脑敏锐。掩埋在他著作那重复不已的争辩之下的，是种种可贵的观察，富有刺激性的思想，还有一通关于战略的专一的论辩，它至少在自身可应用性的模糊的限界之内，肯定是正确的。
在他最后发表的论文之一——一篇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的论文中，他就铁路运输这一新技术作了思考。 [ 注：“Questions stratégiques relatives aux événements de la guerre de Boheme，”Revue militaire suisse 11(1866)，577－586，署名为“Uninvalide quai nonagénaire”。 ] 他怀疑战前铁路网络对战略选择的限制性影响(用他自己的那套术语来说，就是新的“领土性”作战线对于机动性作战线的限制性影响)是否可能会实际加大偶然性在决定未来战争胜负上的作用。然而，这个有意思的猜测马上就让位于一种可预料到的陈见，亦即坚持不管是蒸汽动力还是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改变“依旧是永恒不变的”战略法则。 [ 注：Ibid．，580．他在回应米柳京为收到该论文复件表示的感谢时，对儿子亚历山大重复了这一点。(见1866年10月4日函，Egerton MSS．3167，ff．54－55)。 ] 他纯粹是不愿、大概也无法放弃他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思维模式。然而，这个模式远不止是一种个人的怪癖，它对于一代又一代军人有深刻的吸引力。他们属于一个天性保守的职业，这个职业对于忠诚、服从和秩序三大价值的承诺和执著，强烈地符合约米尼之坚持一种不变的真理——本质上简单、而且一经把握便非常有用的真理。他对于军事现实的看法，使得他们和其他战争研究者能够窒息1866年战争之类经验所激起的怀疑，能够挡开对于军事政策的讨厌的批评。对于约米尼思想的这一经久不息的吸引力，需要作某种进一步的讨论。
四
表明约米尼在19世纪期间及其后有巨大影响的证据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早在1808年，他对劳埃德和特姆佩尔霍夫的评论就被译成英文，他关于战争法则的论文则在德意志发表，并且受到好评。 [ 注：著名军事著作家贝伦霍尔斯特虽然批评约米尼发表的对于耶拿战役的评述，但仍对他1808年在季刊Pallas面世的战争法则论文给予好评(见Aus dem Nachlasse von 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edited by Eduard von Bulow，part 2〔Dessau，1847〕，286)。英国陆军上尉查尔斯·汉密尔顿·史密斯翻译出版了The History of the Seven Years War in Germany by General Lloyd and Tempelhof，with Observations and Maxims Extracted from the Treatise of Grsat Military Operations of General Jomini，vol．1(London，n．d．〔c．1808〕)。该书第81页的一个注释说，约米尼《论主要军事行动》的其余部分也值得翻译。 ] 他的名声在滑铁卢战役后上扬，并且由于其论述大革命各次战役的一卷卷新书定期问世而节节增长；此外，他的声誉还得益于人们广泛相信，在1813年盟国对拿破仑的战役中他的出谋划策至关重要。拿破仑1821年去世后，他对约米尼1796～1797年意大利战役史述所作的评价被发表出来：被流放的皇帝称赞这著述，原谅了约米尼在1813年的叛变(他毕竟是瑞士人，而不是法国人)，并且就此战役提供了有关仅仅几项事实的新信息，“以便新版本”使用。在其流放期间的另一个场合，拿破仑想象东山再起后，他会指定约米尼掌管军事教育。 [ 注：Comte de Montholon，Mémoir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6 vols．(Paris，1832)，1：1． ]
虽然约米尼在一生中始终表露出一定的厌英情绪，但英国的著作家们一样赞美他。半岛战役的头号史家威廉·内皮尔公开宣告自己是约米尼信奉者。 [ 注：Jay Lluvaas，The Education of an Army：British Military Thoughy，1815～1940(London，1964)，26－28． ] 1825年，皇家炮兵的J．A．吉尔伯特中尉出版了《重大军事运筹剖析：约米尼文摘汇编》。甚至在大西洋彼岸，约米尼也被当作拿破仑战法的头号解释者和军事理论泰斗。在小小的美国西点军校，侧重点放在训练技术人才，即炮术家和军事工程技师，士官们使用盖·德·韦农所著《作战和工事科学论》的一个英译本。然而该书被添上了一个论战争法则的附录，内容主要取自约米尼。美国编者对其著作的赞语是：“杰作、最高权威。确实，没有人应当声称能指挥任何规模可观的部队，除非他已经学习和思考过约米尼确定的法则。” [ 注：Simon Francois Gay de Vernon，A Treatise on the Science of War and Fortification…，translated by John Michael O’ Connor，2 vols．(New York，1817)，1：v．该书第二卷第386页还赞颂约米尼“超出了所有战争著作家”。 ] 对约米尼的这些典型的评价在他出版《战争艺术概要分析》(1830年)和《战争艺术概论》(1837～1838年)以前就出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较年轻的一代军官如同较老的一代，被战争方式简化为寥寥几条战略格言的好处所打动。因而，这后来的著作的主要效果，是使得约米尼信条更加确立不移，好比将其蚀刻在花岗岩上。
如果说军事史上可以出笑话，那么一个小笑话肯定在于这么一项信念：随克劳塞维茨的遗作在19世纪30年代出版，《战争论》成了普鲁士军队的圣经，成了它1866年和1870年的伟大胜利的源泉，并且此后很快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军事理论。真实的情况是：不亚于多半通过拙劣的译本来阅读克氏的非德国人，德国的大多数战争研习者发觉克劳塞维茨的书艰涩难懂，含糊不清，实用价值可疑。德国一流军事著作家之一、1840年发表《大规模战争的理论》一书的维利森说自己是约米尼的“热忱门徒”。一位较年轻的普鲁士军官和军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夫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可用来检验约米尼的影响普遍深入这一般结论。吕斯托夫是个政治激进分子，在1848年革命后逃离普鲁士，担任加里波第的参谋长，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熟知，大概可以预料会抨击约米尼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然而他并未如此。他像维利森那样，被称为约米尼“真正的坚定信奉者”，而他本人于1857年和1872年发表的战略研究著作复述了那个教条：新武器绝不可能改变战略法则。一批名气较小的德国著作家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 注：Rudolph von Caemmerer，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al Science during the 19th Century(London，1905)，135，142－143，221． ]
普法战争后，法国和英国的战法研究者逐渐“发现”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武库中的秘密武器之一，然而与此同时，富有影响的德国著作家们却保持着约米尼信念。1880年，普鲁士陆军的阿尔布雷希·冯·博古斯拉夫斯基仔细重编，并且翻译了约米尼的《概论》。在说明约米尼与克劳塞维茨的关系时，博古斯拉夫斯基声称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要将这两位“博学的思想家”的战争理论和观念彼此对立起来。这是个会令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两人都感到吃惊的判断。 [ 注：Antoine－Henri Jomini，Abriss der Kriegskunst，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brecht von Boguslawski(Berlin，1881)，iv． ] 世纪之末，另一位普鲁士军官约克·冯·瓦尔滕堡发表了传记——《作为将领的拿破仑》，其训导完全是约米尼式的，其译本20世纪50年代仍在西点军校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尽管在普鲁士和德国的军界内部，有着对于军事理论的活跃的辩论，但种种证据证实了彼得·帕雷特关于维多利亚英国、威廉德国和19世纪末期法国的战争研习者们之“发现”克劳塞维茨所作的下述论断：“从根本上说，支配军事思维的是约米尼式而非克劳塞维茨式的看法，而且在当时强烈的经验主义气氛中，《战争论》极难不被视为一种作战指南手册。” [ 注：Paret，“Clausewitz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31． ]
当作一本作战指南手册来看，《战争论》不过是强化了约米尼对于兵力之大规模和积极进攻性使用的强调。但是，这两人的理论有巨大的差别，即克劳塞维茨坚持主张：现实的战争极端复杂(不管理想的战争多么简单)；理论只能阐明这复杂性，辨识和澄清种种关系(而不能指定行动方式)；战争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必须据此来对待之(而不是一种在多少固定的政治界限内自主自治的行为)。当克劳塞维茨的名字在 1870年后成了德国军事威力的举世共知的象征时，约米尼已经赢得了他俩之间的决斗，因为他实际上已使他们的听众对克劳塞维茨训导中的根本成分麻木无知。
约米尼的信徒和赞颂者不胜枚举，而且即使是他在19世纪的寥寥几位批评者，也接受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研究方式。然而1890年左右，通过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著作，约米尼的影响急剧飙升。 [ 注：Russell F．Weigley，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New York and London，1973)，173－191． ] 与克劳塞维茨不同，约米尼对战争的具体的海事方面予以一定注意，虽然主要是作为殖民作战和两栖作战的一个媒介。他俩主要关注经典的欧洲问题，它们由几大军事强国共存于一个较狭窄的空间所引起。马汉是美国海军军官。他的父亲丹尼斯·哈特·马汉在西点教授“军事艺术(或科学)”多年，可争辩说是约米尼观念在美国的首要解释者和传达者。 [ 注：Stephen E．Ambrose，Duty，Honor，Country：A History of West Point(Baltimore，1966)，99－102． ] 当小马汉在19世纪80年代厌烦了和平时期海军服役的老套常规，因而转向做学问时，他立意要为“海权”成就约米尼为陆战所成就的东西。由此而来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深刻地影响了海军政策和海上战略，也一样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世界和现代帝国主义信条。本书对马汉另有论述，这里注意到下面一点就足够了：马汉用六条“法则”作为自己分析的框架，反复强调通过进攻性的、集中战力的海军行动控制海洋，这使他成了约米尼的海上对应物，而马汉本人会很高兴地接受这一称法。
简化，归纳，规定：这些已成为世纪之交西方军事思想的必不可免占据支配地位的特性。而且，这些特性几乎总是结合起来，赞美拿破仑战争模式：集结兵力，发动进攻，迅速决胜。任何达不到这些或者有别于这些的，一概被算作失败。防守性、消耗性、持久性和有限性的战法，属于非拿破仑、非约米尼式的军事行动形式，它们在理论上受到谴责，在实践中注定遭殃。在此同时，还有着一种由克劳塞维茨代表的替代方法，他更明白复杂性和多变性，坚持暴力的能动性质，关注分析甚于关注规定，但这种方法大体上得不到理睬。与此相似，对约米尼本人著作的阅读也是高度选择性的，极少有人注意到“政见战争”立于他的基本战略法则之外。着重点可能会转移，就像在福煦和其他法国军事著作家的著作中那样，从战争的物质和机械方面转到心理方面，但这转移发生在约米尼式正统的框架以内。 [ 注：Ferdinand Foch，Des principes de la guerre(paris，1903)，3－4．约米尼将战争形容为一场大“戏剧”，福煦则将这形容当作他论“战争法则”著作的出发点。 ]
在追踪约米尼延续到1914年那血的分界线以外的影响之前，我们能够概述一下他那经久的吸引力背后的原因。在对此后西方战争思维——其性质、潜能和方法——的创痛性影响方面，没有什么比得上拿破仑战争。约米尼几乎一下子就自我确立为拿破仑战争方式的权威阐释者。他那个版本的拿破仑经验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在其局限性以内)富有见识，健全可靠，不会被那些发现其毛病的人们撇到一旁。在这个方面，他与比洛大为不同。约米尼说，拿破仑凶猛地运用集中起来的军力，打击羸弱的要害点，从而赢得迅速和决定性的胜利。对约米尼的最严重批评不在于他说错了，而在于因为忽略和夸大，他对1796～1815年发生的事态作了一种简单得荒唐的说明，并且由此提出了一种很不恰当的理论，其后果是潜在地灾难性的。然而这一批评在1914年以前，是基于对未来战争的猜测。在一个漫长的世纪里，西方军事经验颇为有限，他的理论的潜在弱点便得不到认识。1859年、1866年和1870年的速胜，连同旷日持久的美国内战以及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溃败，都能容易地按照这么一些来解释：作战线，集中兵力并且以此进攻的必要，分散兵力和消极防御的危险。如果说俄军在1905年对日本人的消耗性堑壕战中陷入绝境，那么解释就在于俄国人的无知和低效。“殖民”军事行动，在那么多方面那么不同于经典的欧洲军事问题，可以安然地予以忽略。滑铁卢战役以后，直到1914年为止，没有或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态来动摇约米尼理论范式。
大战毁坏了许多事物，被毁之甚莫过于军事理论。在经历了堑壕战的恐怖和惨败之后，“军事科学”这一观念本身似乎滑稽可笑。在所有各方，将领们都异口同声地用约米尼那里引来的简单的战略格言，辩护他们自己显而易见的无能。约米尼的声誉开始急剧跌落，此后从未恢复过来。现代武器，经济和社会彻底动员，还有消耗战连同其革命性后果，似乎使他对作战线和战略机动小图表的全神贯注成了决然荒谬的。
然而，从大战中也发展出了新的军事事态，其中至少两项事态有重塑约米尼战争观、因而使之经久化的功效。战时战略的军事批评家中间，没有哪个比英国人B．H．利德尔－哈特上尉说得更明晰，也更有影响。他的讲话对象是所有那些被西部战线没有意义的大杀戮吓坏了的人，那些认定欧洲人永不应当再以这种方式来打仗的人。利德尔－哈特并非和平主义者，对永久和平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他将现代战争的根本弊病界定为自杀般地痴迷于打“大仗”，即主力陆军或主力舰队之间直接冲撞，以夺取被定义为生死攸关的胜利。他不是将这痴迷归咎于约米尼，而是归咎于克劳塞维茨。欧洲的战争理论和实践可怕地退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870年以后盲目地赞扬和模仿德国军队，特别是深受其普鲁士预言家利德尔－哈特所称的“大兵力救世主”克劳塞维茨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战争方式观念被说成是主力部队进行大碰撞，胜负仅由兵力多寡和意志强弱来决定，但生命代价却超过任何可想象的“胜利”。与此截然相反，利德尔－哈特呼吁重新着重机动、大胆和技能。他在一系列历史和理论书籍论文中，详细阐述了他的“间接路线”战略，那就是提倡打心理和地理双重意义上的迂回战，以尽可能最小的风险和代价，出敌不意，翼侧包围。这种战略更多要求的是一支相当小的、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高度专业化军队，而非全民总动员。虽然利德尔－哈特几乎从不宣称自己是约米尼派，但他通过曲解和丑化约米尼的最尖锐的批评者，并且通过将战略当作一套技巧来强调，实际上复兴了作为约米尼著作特征的说教式、规定式和简化论的方法。 [ 注：Brian Bond，Liddell Hart：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London and New Brunswick，N．J．，1977)，80． ] 不夸大利德尔－哈特本人的影响，我们发觉在两战之间的几十年时期里，像他那样的思想共鸣于一些重要的同代人的军事思维之中，这些人有J．F．C．富勒，夏尔·戴高乐，年轻的乔治·巴顿，而且最重要的是有海因茨·古德里安之类德国年轻军官，他们形成了迅速取得有限胜利的办法，即“闪电战”。 [ 注：见本书中关于20世纪的诸篇论文。 ]
比间接路线战略和闪电战有更大长期意义的是战略轰炸概念。这里同样存在着与约米尼传统的明显联系。20年代里，圭利奥·杜黑 [ 注：原译“杜海” ] 和其他早期“空权”理论家为飞机成就的事情，就是马汉在19世纪90年代为战舰所成就的；他们为飞机的最佳战略性使用发展出了一套信条，那与约米尼所述的拿破仑战法很相似。 [ 注：Brodie，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71－106． ] 飞机同战舰和陆上部队一样，应当被集结起来打击决定性的点。这个点不是位于敌人的军队当中，而是位于其经济和行政中心，它们那么容易遭受空中袭击伤害。
由于如此定义“决定性的点”，战略轰炸论似乎脱离了约米尼和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老正统，他们强调军对军、舰对舰之争。然而更仔细的考察表明，差异没有表面可能显现的那么大。约米尼和马汉都强调过那种可以称为打击目标之军事经济的东西。这对陆军来说，即作战前线后面的“生命区”，供应和通讯集中在那里，而对海军来说，便是使得制海权有意义的港口和贸易。打击甚或仅仅威胁这些中心，就会迫使敌人防守之，并且往往是在不利条件下这么做。战略轰炸是使用新的技术，来攻击那些比约米尼和马汉所描述的更为重要、同时又更易损伤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空权可望成为战略的终极形式。不过，这三套军事观念在概念上是很相像的。
所有这三套观念都共同强调用武力打击敌方实力的神经和循环系统。由于假定这些系统由并非主要是战斗者的人们组成，他们在暴力面前相当无助，因而这三种理论都反映了关于军人与平民的西方经典区分。军人构成的坚硬外壳保护平民构成的柔软内核，同时得到这柔软内核的支持；于是，打碎这外壳就带来胜利，因为非军人被假定为几乎或完全没有军事抵抗能力。然而，甚至军队也既有作战前线，又有由文职军人组成的虚弱和易受损伤的后方。作为对现实的一种直截了当、不说自明的形容来展示，这种二分法最好是被看作一种比拟，在性质上是未经检验的和行为主义式的。大量历史经验，连同从克劳塞维茨经马克思到当代革命理论在内的另一类思想传统，都支持相反的观念：普通民众、“平民”，甚至在复杂的社会中，能够在暴力面前展现出巨大的适应力和坚韧性。约米尼式方法再一次预先排除了这个问题，而1940～1945年战略轰炸的结果显示了它的某些可能后果。 [ 注：Ibid．，107－144．又见Kent Roberts Greenfield，American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A Reconsideration(Baltimore，1963)，85－121。 ]
要追踪1945年以后的约米尼传统就变得比较困难和可以争论了，然而值得这么做。事实上在每支现代军队、包括苏联集团的军队中，“战争法则”都依旧是官方表述的军事信条的一部分。 [ 注：John I．Alger，The Quest for Victory：The History of the Principles of War(Westport，Conn．，1982)一书包含着一套引人注目的纲要。 ] 虽然这种形式主义地申明信条的做法，其实际影响和作用自然有疑问，它可能实际上并不比教导士兵列队走步来得深刻，但毫无疑问这些法则直接得自约米尼，尽管不同的军队在这方面稍有差别。
更为重要、也简单得多的，是1945年以后军事思想的性质。 [ 注：下面两部书提供了有益的说明：Laurence Martin，ed．，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Nuclear Age(Baltimore，1979)；John Baylis et al．，Contemporary Strategy(London．1975)。 ] 要声称有直接的联系是愚蠢的；当代战略不是某种军事理论系谱传承的产物。支配现代战略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不读约米尼的著作，或许除非出于历史好奇心来读，而且没有任何人会承认受到那么明显地陈旧了的著作的影响。然而，在对当代战略思想的批评中，最可见约米尼方式在 1945年以后的延续。那些不将战争当作政策工具来摒弃的批评者反复就现行战略思维提出指责，它非常类似于对约米尼的标准批判。这指责是：核时代的战略家们使用模型构建和系统分析之类抽象方法，将战争简化为作战演练，从而使之转变为一种不现实、但非常危险的游戏。批评者争辩说，危险不仅在于已由现代武器增至荒谬程度的死亡和毁灭，还在于将“战略”抽离其现实世界环境的方法，它显著增加了重大误算的风险。增长了的风险是这方法所固有的：时间、空间、兵力水平和能力，再加上对于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某种笼统的描述，被拿来当作战略分析的关键变量，而所有其他因素和可能性都被贬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固然可以供进一步考虑，但本质上被认为是在使用和控制暴力方面可以忽略的。分析这为数甚少、被挑选出来的变量将产生一小套可供选择的战略，然后便是按照代价、裨益和概率来评价之。虽然当代战略家们得出的结论有时同约米尼本人倾向的相比，并非那么僵硬地一味规定，但甚至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法也同约米尼基本相似。在针对这种批评来为自己辩护时，当代战略家模仿约米尼(模仿他反驳克劳塞维茨)，坚持说批评者未能符合战略本身对清晰、严密和实用的紧迫要求。这里的问题不是究竟谁在这争辩中更为有理，而是一种伴着约米尼对拿破仑战法的说明而出现的、关于战争的思维方式如何并且为何不随铁路、机关枪和空中轰炸的问世而消失？它没有消失，因为它依然符合一种紧迫和无法规避的需要。
改变现代世界的最强劲的力量之一，就在于这么一种观念：在现实表面的混乱无序下面，蕴藏着管制宇宙万物的规律，蕴藏着能够被发现和理解的法则。在事实上每个人类活动领域，对那行使管制的法则的探求无穷无尽，而这些法则一旦被发现，就提供了控制和塑造现实的新手段。从事这种探求的愈益增长的激情，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特征(肯定也是其最具吸引力的特色)，当时支配自然世界运动的规律之毫无疑问的发现，使许多人确信类似的规律必定主宰一切人类活动。战争处于最后一批被支配性规律这一观念所触及的人类活动中间。军人们长久以来就知道各种各样的军事“格言”——基于个人经验的有用的忠告，然而直到18世纪后期，对战争规律或法则的认真探求才开始。当面对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武功时，对于暴力(看来同关于一个理性世界的观念如此截然相反的暴力)竟能受规律支配的怀疑不免退让，而当法国军队在世纪末横扫欧洲时，这怀疑更被彻底折服。正是在他于1800年成年之际，约米尼接受了对战争法则的信仰，加入成千上万以同样新的、令人激动的方式来看待战争的其他人的行列，并且不久将成为他们的领头羊。每一次拿破仑式的胜利，都使这信仰的教条变得更为坚固，而到19世纪30和40年代，只有一个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偶尔出现的异端，能够想象看待战争的另一种方式——较少规定性和工具性的方式。这教条的最为响亮的批评者不是持有异见的军事理论家，而是和平主义者和其他基于道德立场反对战争的人。这一点表明，约米尼及其追随者多么牢固地确立了他们那种科学的不破信条。
一种战争思维模式尽管其弊端多多，也尽管战争的性质发生了种种重大变化，却证明如此经久长存：对于这么一种思维模式，似乎不可能下什么结语。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它已变得如此深入地埋藏于西方的意识之中，以致它的许多信徒根本拒绝承认它是一种思维“模式”，而是坚持认为——如果予以正确理解的话——约米尼和后来的约米尼式理论家仅仅提供了关于战争、或者至少是关于战略的惟一真理。约米尼本人及其已发表的著作可能已退入冷僻暗淡的学术角落，但他的基本思想依然活着。或许结束一项约米尼研究的最恰当办法，便是承认这约米尼式的信仰依然存在，而且非常坚韧。
